失去双眼,重组世界-没有撞成碎片的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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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美国的东海岸飘扬着雪白的絮花,忽然间,遍地的枫树又呈现出如火的斑斓。那天,我来到可莱尔乡下的家园,在树下我嗅到一些腐朽树叶的气味。而现在,在第一大道我居住的这间脏乱套房里,每天早晨,我非得清扫夜晚里跌落在脸上的一层薄薄的硝石粉。浴盆设在厨房里,白天时,我们把一个锌质大盖子当成桌子来用。这里让人觉得忧伤,让你察觉出本世纪初的移民气息。室内是由一个同性恋的理发师装饰布置的,在看见这面镜子和那些模仿、粉饰为大理石的小天使时,出生在摩洛哥丹瑞(Tanger)的女朋友雅朗说道:“摩洛哥式的乱七八糟。”

    欲望累死累活地清洗着,可是终究没有多大的效果。我的手指无论触及到哪里,总会有很油腻的感觉,似乎这座城市所有的污垢都渗透并镶嵌进房屋里了,一切都令人生疑。正像人们称呼它的那样,这是一间火车车厢式套房。房间布局呈一长串型,客厅的两个窗户面向大道,路经的卡车震得客厅发抖摇晃。卧室里没有窗户,酒吧里没有窗户,吃饭间也没有窗户。厨房加浴室总算有一顶窗户。这简直就是柯氏(Koch)竹节虫杆菌试管。

    其实,这些细节并不紧要,我一定要赢得时间。为能逃离这处糟糕透顶的栖身之地,我和雅朗尽量地能出去就多出去。一天下午,我们到中央公园去散步,返回时,我们较长时间地等着公共汽车。我意识到打开车门时发出的叹息般的摩擦声,就立即扔掉手里的烟头,快速登上公共汽车。当我正要坐下的时候,我听见雅朗止不住地吃吃笑着。

    “有什么那么滑稽的?”

    “几乎没什么……你刚才把你的烟头扔进那个下车的夫人手提包里了。哎,现在她向前走着,在她的身后还冒起一股白烟。”

    “她没有感觉到什么吗?”

    “没有,她顶着风走呢。”

    我参与操练再教育训练已两月有余,进展非常缓慢。尽管我具有良好的“面部视象”,就像他们所云,这样能够帮助我探测出障碍物。然而,我仍然还在第五层的走廊中做练习。女训导教员瑟瑞尔,不停给我指令,教我规范地、弧线形地使用手杖。比方说,我若是迈出右脚,手杖就要触及左侧的前方。反之,当我迈出左脚时,手杖自然划道弧线并触及右侧。使弧线法达到规范化,同样取决于直线行走的进步状况。这种单调的训练,压根没有一点幽默感来减轻其精神压力。有一次,在一节训练课完毕以后,我把我的录音机忘在瑟瑞尔的办公桌上了。我急忙顺着原路快速转了回去,为确认办公桌桌边的位置,我将一只手伸在前方,就在这当中,另一位女教员正好走过来,倾斜压在办公桌上,她贴在瑟瑞尔耳边说着她的悄悄话。我猛然进入到办公室,伸在前面的手直接了当地触摸到她的屁股上面。照理说,我应当尽快地抽回我的手,向她表示道歉才是。然而,我仍在继续地摸索、辨认着,我总算悟出来:“这不是我的录音机。”想不到,我在空寂无人般的肃静中离开了这间办公室。

    就这样,每天整整两个小时,我在这条通向音乐部的走廊里反复做着练习。我听到有弹钢琴、吹长笛,特别是那些实在不堪入耳的歌剧练唱的噪音。听人说过,“盲人们都很有乐感”,那可不是针对所有的人,不是所有的盲人都具有乐感。

    同时,我学会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独自上下楼梯,我想要尽可能地减少乘坐电梯。那天,我与一个盲人重重相撞在电梯门口前,当时他由里向外走出,而我由外向里迈进,其结果,他把我抓紧之后又扔了出去。

    奇异的笑声,无耻的犬儒行为,加上难闻的气味,这些都足以使我离开这座大楼了。一天天地过去了,日子总是一样的单调乏味。我尽可能避免去楼上的小咖啡室,我喜欢到音乐部那个隔音小间去吃午餐。我做完音节练习,又任意地试弹钢琴。我在音乐方面的记忆力不太好,只有一段曲调至今仍然保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五年前的一天夜晚,在巴厘岛的乡村里听到的那段加麦兰民间敲打乐。我只会弹这么一点,我无终止地弹着,一直弹到头昏恶心为止。钢琴教师一星期给我上一次课,她教给我的都是些十分简单的小段落,比如:“啊,我和您说,妈妈……”这些乏味的音节没法让我产生兴趣。

    有时候,我在这间空气稀薄的练琴房滞留长达三小时。走出去以后,身体有点摇摇晃晃,但是我的心情还很平静。钢琴,成了我的镇静剂;也是我的病号饭。也许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从此,我感觉不出我那不自在的已经变厚了的身体。我在钢琴声中自我沉陷,不再想向前冲刺。

    我的布莱叶盲文视唱练耳老师,她与她丈夫均为盲人,她的口头禅总是“我们”或“他们”,这么讲话已经让我有些不耐烦了,她试图训练我习惯这个瞎子世界。同样地,她完全不具有幽默感,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名副其实的盲目之人。

    她的嗓子十分高位,显得很尖刻。她的高位的嗓子不仅能够为我作解释,而且也具有雷达一样的功能,通过高声波功能,她的声音碰到墙上后立即又反射回来。她的狗在辔架束缚下一动不动,当我给它摘取了牵引具以后,它变得完全正常了,它马上过来舔着我的手。当它又被戴上它的牵引具之时,我听见在钢琴下,从它的梦魇中发出了一阵阵的呻吟声。

    我必须用一只手释读盲文音谱,用另一只手在钢琴上弹出相关的音节。我向她指出我的看法:

    “这些方法非常好。但是,当我需要用双手弹一段音乐的话,这就不是很实际了。您想没想过运用某些方法来处理,比方说,我们可以坐在盲文乐谱上,在用两只手弹奏的时候,同样也能释读乐谱呢?”

    她极其愤怒,立即到音乐部主任那里告我一状,并且拒绝为我继续上课!

    在这几个月的训练过程中,我利用好几百个小时的时间练习钢琴。我是在一种类似自我隐退的形式中,或者是在逃离黯淡生活的情形下弹奏的。

    我喜爱钢琴的气味,我喜欢触摸它整体部分的亲身感觉。尽管我在音乐文化方面毫无学识,可是没有任何一件乐器能够如此这般地吸引我。因此,我购买大量的音乐磁盘,我反复比较着尚松·弗朗索瓦(Samson Fran?ois),和大卫·多夫(Davi doff)夫人对萧邦的二十四种研究钢琴曲。从此,我耳朵开始有了乐感,对乐曲语言的处理也增长了新的理解。

    我去观赏音乐会,去听塞西尔·泰罗(Cecil Taylor)歇斯底里钢琴家的演奏。我还去嘎特(Gate)村庄,特别是去博多克西部(West Boondock)酒吧。在这间酒吧里,那些喝得醉醺醺的人往往要比专业钢琴家演奏得还出色。在这里,只有一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女服务员,其他都是男性黑人。

    酒吧的伙计亨利,我与他三年前早已相识。当他猛地看到我失明之时,他紧紧握住我的手,用一声果断的、命令式的语气说道:“It does not matter。(不要紧)”

    我请客!他先给我端来一杯055朗姆酒,接着,又端来一杯不知为什么叫“瓦特尔教授”的烈性朗姆酒。两杯酒先后下肚以后,我们连自己家的地址都记不起来了。

    我重新找到了如鱼得水的气氛。今晚,低音的中提琴拉得棒极了,可是钢琴师却弹得糟糕透顶。酒吧里到处挤满了人,雅朗陪着我,在这里她感到很不自在。我把我的手塞进她的胳膊下,插进她的口袋里,继而压住她的手。为了安慰她,我开始轻轻地抚摸她的手。就在这时,我听到她的声音,她来自我的对面:“别再挽着先生的胳膊!”

    我们该回去了,17号街位于都克·得·律松(docks de lHudson)地带,街道上空旷无人。时间很晚了,我们必须要找到一辆出租车。天气如此寒冷,就连凶手们都呆在他们家里了。我们走到14号街,终于有辆出租车停在很滑的雪路上,我感觉到雅朗由衷地舒了口气。

    “你简直是疯子!在他们给你做了这些以后,为什么你还来这个地方?”

    “谁,他们是谁?”

    “黑人们。”

    “不是这些黑人。”

    无论我怎样解释,哈尔兰玛,伏都教,罪迹,黑人,在他们的脑袋里,所有这些都像绕圈似的被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我决心踢开这些笼统的说法,而且要坚持不懈地踢。

    大约是那个时期,在一个周末的机会,我与庞迪谷重逢了。庞迪谷是一匹深红棕色的马,早在十年前,我曾经在设勒特尔岛(Shelter Islands)的森林里骑过它。很偶然地,它被卖到纽约这个地区。

    我记得非常清楚,它有很爱冲动的特点。但是,它能听从主人的指令,我决定再次骑它出去走走。一个男人帮我登上了马背,他守护在旁并对我说道:“它的性格很暴烈,两个月以前,它曾经把我甩到了树干上,导致我腿部骨折。”

    我请求他们把我独自一人留在马厩里,我非常轻柔地和它慢慢地说着,并朝它的鼻孔内吹吹口气,好让它呼吸到我的气味,以能够唤起对我的记忆。我用我的眼眶看着它,希望能够产生微小的可能,使它能够领会我的视线已经不存在了。

    来到户外,我翻身跨越于马鞍上,这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模一样。可是,一旦庞迪谷开始移动,我顿时领略到四面危机,寒风刺骨的感觉。我陷入了晕眩状态,我完全丧失了和大地的联系,我仿佛是一个在天体上浮动着的星辰。

    在我的臀部下,骏马向我讲述着自由,奔驰,被吞噬的空间,以及今后所有一切对我的禁令。

    监狱的围墙没有迸裂成碎块,没有被宇宙的空间所吞并。

    满怀着解脱感,我离开了这间布满灰尘的火车车厢套房。于是又搬进位于公园大道的一所公寓,这仍是别人向我转租的套房。房间里配有必备物,还包括爱纳丝丁娜和一只猫在内。

    爱纳丝丁娜七十五岁,是个身材矮小的法国布列塔尼人。她一边做着家务,一边喋喋不休地说着一个叫什么马赛尔的人。

    “哎呀,呀,马赛尔先生!只要他一看见我,他就吹口哨。”

    有一天,她十分难过地和我说:“当一个人生下来就很笨的话,那将是一辈子的事!今天早晨,我从报纸上读到,马赛尔先生的那些图画卖了好几千美元呢。你想想看,他曾经送给我好几幅,天哪!我不知道我把它们放到哪儿了。没准儿,我把它们用来包裹鞋子了。当一个人生下来就很笨的话……”

    我向她问问具体情节。

    “马赛尔先生的全名叫什么?”

    她回答我的时候,好像本来就应该知道似的:“唉,马赛尔·迪桑(Marcel Duchamp)先生!他是司瓦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先生的朋友。在那里,我在他们家呆了好些年,是我把他们的女儿司瓦特耶小姐带大的。哦,迪尚先生吗,我跟他可太熟悉了!他可不像海明威先生(Emainoué Hemingway),这家伙是个真正的粗暴分子!但是,在他们中间最和蔼可亲的要算是多斯·帕索斯先生(Dos Passos)了。”

    这只猫它什么也不说,它安静得极其傲慢。它已经习惯在办公室的扶手椅上睡觉,这里恰好是我要工作的地方。第一天,当我坐在扶手椅上时,立即遭到一个复仇女神的狠毒抓挠,冲着我裤衩深处,它吐出的一连串恶声恶气,我吓得快要灵魂出窍了。对于一个看不见的人来说,猫可能是唯一的,在居室里能够变成完全不真实的幻觉动物。它走来跑去毫无声音,停滞的地方又不合适。刚才,猫从地板上蹿到椅子上的一堆材料上卧着,转眼,它又爬到我床边上的木板架子当中,蹲在那里盯着我。就在这时,我正好用手去拿一盒音乐磁带,或者一本录音小说,谁能料到,我的手指却潜入一个热乎乎、毛茸茸的东西当中。这只猫肯定是有问题的。一天天地,逐渐地,我意识到我听到了它的移动声音。我耳朵的听力变得比以前敏锐了,这是我用心倾听和钻研这只猫得到的意外结果。

    和以往一样,由于失眠我醒得很早。在这所套房里,我听见从地下发出的火车启动轰鸣声,我知道这会儿大约是早晨五点半钟左右。从此时一直到八点,他们加快了火车车次密度。八点以后,火车的次数开始减少。地铁是大都市人口稠密区的吃人肉的庞大怪物……我听到这只怪物的吞咽、消化和排泄的声音。在这个中心车站里,络绎不绝的奴隶们在公园大道地底下不断涌过。然而,我们所有人都心甘情愿被编入这支机体里,参与也许被称之为的奴隶大军之中。此时,我的床犹如一条威严不动的陡峭河岸,它只能看着、听着大河里的水在流淌。

    有人和我谈起秘鲁作家瓦加斯(Vargas)的屈服之说。我说,他丝毫没有顺从之意。其理由是,一个人写了五百页有关屈服的事情,这已经是一例反抗的证据了。另外,书中艺术家的角色同是与顺从作斗争的。在纽约大郊区里,存在很多的扭曲之事,我们可以停留在质疑上,但是绝不能认输。

    在瓦加斯的作品里,我切实感受到他本人的怒火,他的义愤,以及他的失望。他是非常有活力的,字里行间都流通着他的创新思想和与顺从、屈服背道而驰的意念。

    他对人民大众和生命投注着崇高热情,他在书中的最后一句话写道:“我们所有人都会死的。”这里面甚至没有包含悲观的因素,因为,这是对死亡有所认识后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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