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不是宗教胜似宗教
儒教站在人生之内，逆觉体证宇宙万物的本源，追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审视人的命运、生存的意义，以及人对天地万物的伦理义务和道德责任。儒教圣人学说，千言万语，无不是为了将人教化成具有爱的情感，明人伦、守秩序，达到道德自觉的君子。
■ 千年儒教的命运流变 ■
秦汉之前，儒家非教，只是一个影响较大的思想流派。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才一跃登顶，由“家”入“教”。作为封建“宗教”，其“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教义一直钳制着人们的思想，以致近代有识之士要“打倒孔家店”。作为思想学说，儒学这两千多年来经历了六种历史形态，即子学、经学、理学、心学、气学、新学等。
⊙儒教——是不是宗教
儒，最早是举行仪式或祭祀时的司仪，后泛化为知识分子的通称。《说文解字》中说：儒者，柔也，术士之称。《汉书》中说：有道术者皆为儒。《法言》中说：通天地人曰儒。《论衡》中则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
“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为己任，是“师者”。孔子首倡私学，其学生子夏、子游、曾参等皆为名师。因此，“儒”便逐渐成了孔门弟子的专称。
另外，关于“儒”，孔子还曾告诫弟子，要为君子儒，不为小人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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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儒”与“小人儒”
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三国演义》 第四十三回 诸葛亮舌战群儒
儒教到底是不是宗教？世人对此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儒教没有受到崇拜的人格神，没有“天国”或“极乐净土”，也没有超脱凡俗的出世思想，因而不是宗教。其实，出于下列原因，也可将其视为宗教。
第一，有专门的祭祀场所。孔子死后，其故宅率先成为祭祀场所。在孔子逐渐被神化后，供奉他的“文庙”也日渐增多，20世纪初达到两千余座。而且，古代学童入私塾就读，每天上下学都要向孔子牌位磕头敬礼。
第二，有自己的教义。儒教把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当成宗教来信仰，封建宗法制度与神秘的宗教观念融为一体，信奉“天地君亲师”，而“四书”“五经”就是儒教的“经书”。
第三，有自己的宗教仪礼。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一套祭祀的礼规仪式。两千年来，人们逐渐在祭孔大典中加入佛教、道教的宗教仪式，仪式日臻完善，宗教色彩更加浓厚。
不过，儒教不同于一般的宗教。
一者，它神秘成分少，无天堂、地狱、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说。
二者，道教有三清、四御、天仙、地仙、散仙等；佛教有佛、菩萨、罗汉、天神等；孔庙中虽有“四配”“十二哲”等，但更像纪念堂，没有神仙派系。
三者，佛寺、道观、教堂、清真寺等都有专门神职人员，且世人入教有定规、定仪，佛教、道教更有“出家”“在家”之分，而儒教则无专门的神职人员，信徒入教也无固定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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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俗人”变成“僧侣”
儒教以中国封建伦理“三纲”“五常”为中心，吸取佛、道的宗教思想和修养方法，提倡“存天理，去人欲”，使宗教社会化；把俗人变成僧侣，使宗教生活、僧侣主义、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偶像崇拜渗透到每一个家庭。——《宗教辞典》
儒教到底是具有宗教色彩的思想学派，还是世俗意义上的特殊宗教，难下定论。但不管怎样，儒学的观念主张，早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土壤中，世代炎黄子孙无不深受熏陶和影响。以此说来，儒家究竟是“学”还是“教”，似乎已不重要了。
⊙周礼——儒学的先声
提起儒教，人们便会想到孔子，但实际上，“周公制礼”才是儒学的先声。周公姬旦，儒教之“元圣”，孔子之偶像。孔子晚年曾叹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对孔子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当摄政王。后来，他平定了“三监”叛乱，使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之后，他便在夏礼和商礼的基础上，以“亲亲”和“尊尊”为指导思想，综合本族的风俗习惯，制礼作乐，建立了一整套典章制度，史称“周公制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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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吐哺
周公曾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沐浴未毕，用餐未完，便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士，可谓求贤若渴。所以，曹操才叹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公制礼，内容广泛，大到国家政治制度，如宗法制、分封制和国家重大活动的礼仪制度；小到个人日常行为规范，如婚礼、丧礼、成人礼、祭祀等，无所不包。
根据周礼，周王为天下共主，称天子，为大宗，其叔伯、兄弟则为小宗，此为“宗法制”。天子之下为诸侯，诸侯又分爵、分等，此为分封制。宗法制和分封制结合，组成一套系统、严格的礼仪制度。
另外，商周两代非常重视祭祀与征伐，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祭祀有隆重的仪式，出征、会盟、饮宴、婚嫁、丧葬等，都有不同的仪式或乐舞。
总之，周朝执政者试图使周朝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人们生活及思想，都符合礼的要求，做事以礼为准则。
此后两千多年，虽朝代屡更，但西周时所确定的各种礼制多得以传承。如办丧事时禁止谈笑，邻居有丧事时不许在街巷唱歌，听音乐的时候不要唉声叹气等。其婚姻制度中的“六礼”和“七出三不去”，更是中国聘娶婚的源头，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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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礼”和“七出三不去”
六礼，西周礼制所规定的婚姻成立的条件。即合礼合法的婚姻，必须通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六大程序来完成。
七出是解除婚姻的具体条件。一是无子，二是淫，三是不顺父母，四是口多言，五是盗窃，六是妒忌，七是恶疾。
三不去是对七出的限制。一是有所取无所归，即妻子家族散亡的不可休。二是与更三年丧，即曾为公婆服丧三年的不能休。三是前贫贱后富贵，即娶妻时贫贱，后来富贵的不可休。
古时决定婚姻的缔结与解除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才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木头抱着走”，才会有《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陆游的妻子唐婉的离婚悲剧。
周公不仅以自身的品格和能力为儒家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典范，而且他所制的“周礼”也为儒教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可以说，儒教的源头就在周公。西周初年的礼乐制度和典籍文物资料，多保存在《周礼》和《尚书》中。
⊙子学——儒学的创始
子学，这里指“诸子之学”中的儒学。春秋战国时，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高潮，孔子是最早鸣起的巨子。通过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广泛传布，儒家成为显学。
春秋时期，孔子施教，讲授德行、政事、言语和文学。其中，德行居首，其核心为“仁”。将德行排于政事之前，表明孔子已有内圣重于外王、德行重于政事之意。
德行主要表现为对礼的遵从和践履，仁德修养是践礼和政事的基础，是诗、书、礼、乐的灵魂和根本。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自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他看来，仁虽为一种内心修养，却必须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于人事上磨炼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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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门三戒
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就是孔子给出的人生修养要诀：少年戒色，壮年戒斗，老年戒贪。
战国时代，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斥天下。儒者孟轲愤然而起，祖述尧舜，宗师仲尼，滔滔雄辩，摧折百家，迎来了儒学的再次高潮，人称孟子。
孟子继承、发扬孔子“为仁由己”“与命与仁”的思想，大肆宣扬“修己以俟命”。修己，即力求使自己的言行合乎仁义，至于效果如何、结果怎样，一盖听凭天命。也就是说，只管我能主动管的这一头，我管不了的那一头，不妨洒脱对待。
孟子还完善了孔子“知天命”的思想，提出通过命运发展的内在规律──天数循环，来认知命运的新学说。另外，他对自己的才识十分自信，曾言道：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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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之气
孟子善养“浩然之气”。他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可见，浩然之气充塞天地之间，极为浩大、刚强。它是正义和道德积累的结果，是不能靠伪善、伪义、伪德来获取的。
战国末年，养士风起，稷下尤盛。荀况应时而出，三为祭酒，后为老师，洋洋洒洒，气盖群伦，使儒家学说又现辉煌，人称荀子。
荀子是先秦儒家中的一位理性主义大师，他对命运问题，对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思考。对于命运，他提出“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即强调“命运”与事物发展的时间、阶段的相关性。他还从唯物主义天道观出发，提倡以人力制服自然，做命运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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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性起伪
荀子曾说，圣人化性而起伪，无伪则性不能自美。在他看来，人性本恶，生而好利、纵欲，亟须后天文明的熏陶、感化。借助礼仪、法度和艺术等的“化性”，对人进行塑造，使人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即是“化性起伪”。“伪”，指后天的人为教化。
孔子讲仁爱，是要求把人当人看，而不是当做“会说话的工具”。孟子讲仁政，是要求用人学的观点治理国家，反对统治者的兽性膨胀。荀子讲礼法，是从人性的弱点出发隐恶扬善，谋求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总之，子学是奴隶解放时代人性觉醒的反映。
⊙经学——儒学的突起
春秋末年，孔子编撰了《书》，删定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创作了《春秋》，形成了六经。此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被人们公认为宝典。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存世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奉为最高经典。五经内容艰深、不易理解，却包含着宇宙秩序、国家管理、道德规范、日常生活的准则，所以研究经书便成为士子的必修课，经学由此诞生。
经学研究以注疏为主。“注”就是解释经文，“疏”则是对一些过于简要或年代久远的注加以解释。此外，如“考证”“集解”“正义”等，都是对于经书一字一句的详加研究，以期通过剖析、消融、说明经书，来解放思想、释放智慧。
注经之法有二：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注我固注我，我注亦注我；我不注六经，六经何注我！一人解释六经，有一人之儒学，一朝人解释六经，有一朝人之儒学；历代人解释六经，乃有历代之儒学。一部儒学史，就是历代儒者不断地解释六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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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壁遗经
秦始皇焚书坑儒，先秦儒典几近绝迹。好在“竹简不随秦火冷”，汉武帝时，鲁恭王为扩建王府，拆孔子旧宅，从其夹壁中发现多种蝌蚪文古经书，有《尚书》《论语》《孝经》等。孔壁遗经延续了中国文化的道统，正是“天全鲁壁藏，不堕秦火虐”。
汉朝是经学的黄金时代，朝野内外诵经成风，《汉书》中说“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汉朝“以经义决狱”，是其治国为政的一大特色，也是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及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将经学思想植根于普通民众中。
汉初一些年长儒者，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出已遭焚毁的经书，或把秦时冒险藏匿的典籍重新拿出，这些经书均以秦、汉通行的隶书写就，称为今文经。后来发现的孔壁遗经，以及众多得自民间的古典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的，称为古文经。
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对于公羊学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引发谶纬之学泛滥。古文经学较少受“师法”“家法”的制约，较为自由，较为简明，也较为理性，与谶纬瓜葛较少。于是，今、古两派就开始互相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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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经
秘经，即纬书，是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依据，附会儒家经义而衍生出的书种。它多以隐语形式，预言吉凶祸福、治乱兴衰，昭示上天旨意，推动了经学的神学化。南北朝以后，纬书受到查禁，仅有少量残篇存于《古微书》《七纬》等书中。
汉末，今、古文经学合流。唐初，南北经学统一。宋代理学兴起，“经学变古”。到了清代，大儒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近代学者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经学走向衰亡。
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1773部20427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理学——儒学的完善
韩愈话道统，周子说太极，张载道气化，程子明天理。南宋有朱熹，平生注四书；综罗百千代，理学始大成。万物皆有理，理物皆有道。理学以道理物，又称道学。
汉武帝独尊儒术，儒教初具雏形，但其某些宗教特征尚待完善。后世儒者以封建伦理为中心，逐渐吸取佛教、道教的修行方法，创立了宋明理学，完善了其宗教特征。儒教信奉“天地君亲师”，把封建宗法制与神秘的宗教世界观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其思想已初具理学雏形。《宋史》说他：“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
其弟子程颢、程颐，则最终将理学理论化。二程视“理”为最高的哲学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程颢的“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酷似佛教禅修法，程颐则大肆宣扬宗教禁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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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心诚意
理学要义在于“存天理，灭人欲”，在于“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不仅对小民，也对达官贵人，甚至要求皇帝也要“正心诚意”。据说，程颐凡赴宴只要得知宴会上有歌伎，他便会看也不看一眼就拂袖而去。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理学体系，标志着理学的成熟。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世尊称他为“朱子”。
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为历代统治者尊崇，并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存天理，灭人欲”是理学家们全力以赴的修养目标。其所谓“天理”，无非是“三纲”“五常”等伦理教条。他们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更偏重于封建道德、宗法制度、伦理纲常，带有鲜明的宗教性质。儒教虽无入教仪式，但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大量的信徒，不仅读书人，连渔人、樵夫、农民都逃不脱儒教的无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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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无如人欲险
胡铨因弹劾秦桧被贬海外十余年，北归之日，饮酒题诗：“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以此来形容侍妾黎倩的一笑之美。朱熹就此认为其修养不够，并特地作诗曰：“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可以说，儒教发展到宋明理学，已经成为一个影响整个社会的宗教。它虽然缺少其他宗教的外在特征，却具有宗教的本质属性。例如，禁欲主义、“原罪”观念、蒙昧主义、偶像崇拜，注重自我反省的宗教修养方法等宗教属性，儒教全都具备了。
明朝以后，理学成为八股取士的主要内容。后来，王阳明的“心学”一度昌明海内，理学逐渐失去人心。清廷入关后，为巩固统治，禁锢人心，重新推崇理学。直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砸烂“孔家店”，新学渐盛，理学遂江河日下。
⊙心学——儒学的变异
心学，全称“陆王心学”，是由陆九渊、王阳明等发展出来的儒学一脉。心学最早可推溯至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大启其门径，并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明代王阳明则首创“心学”概念，提出心学的宗旨是“致良知”，至此心学有了清晰而独立的脉络。
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虽有时同属宋明理学之下，但多有分歧，陆王心学常常被认为是儒家中的“格心派”（主观唯心主义），而程朱理学为“格物派”（客观唯心主义）。
宋代大儒陆九渊认为：“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他主张“吾心即是宇宙”，倡导“心即理”说，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他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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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注我
《陆九渊集》中记载：“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对此，陆九渊的弟子杨简解释说：“《书》者，先生之政事；《诗》者，先生之咏歌；《礼》者，先生之节文；《春秋》，先生之是非；《易》者，先生之变易。”六经，天下人的六经，每个人的六经！
明代大儒王阳明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开创“阳明心学”，又称“王学”。王阳明强调，“心即是理”，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从自己内心即可求得。他的思想被弟子们继承，并以“讲会”的形式在民间广为传播。其中，泰州学派更是将其学说推向极致，认为由于“理”存在于心中，因此“人人皆可为尧舜”，即使不读书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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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无物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枝问曰：“天下无心外物。如此花枝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传习录》
阳明心学“心即理”的观念，也影响了世人对“人欲”的主张和看法。由于“心即理”，“人欲”便不再如朱熹所认为的那样，与“天理”是对立的，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受的。这对明朝晚期的“人性复归”和“个性解放”等进步思想的出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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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四诀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人心本无善恶，是“意”，让人有了善恶之分。心存善恶之念，一点一点地去做，就能为善去恶。后两句说白了就是知和行的关系，不但要知也要去行。
⊙气学——儒学的转折
气学，宋明儒学的主要学派，以“气”为核心概念，以张载、罗钦顺、王夫之等为代表。
张载是北宋大儒，他提出了以“气”为核心的宇宙结构说。张载认为，世界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看得见的万物，一部分是看不见的，而这两部分都是由“气”组成的。“气”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凝聚，一种是消散。消散也不是消失得没有此物，只不过是人们的肉眼看不到而已。他用“太虚”表示“气”的消散状态，这是本来的原始状态，“气”是“太虚”与万物的合称。张载说：“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
罗钦顺是明代大儒，他建立了唯物主义理气学说，主张“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他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理”是“气”运动变化的条理秩序；“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反对朱熹“理与气是二物”的见解。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他批评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倾向，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他又用“氤氲生化”说明“气”变化日新的性质。
“气学”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文本，首推张载的《西铭》。这篇铭文虽仅有200多字，却为人们构筑了一个共有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并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宏阔的境界。《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且传诵不绝，并且其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在今天仍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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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铭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新学——儒学的走向
清朝中期，汉学极盛，儒生们纷纷埋首故纸堆中，在理论上毫无创见。后经戴震、庄存与、刘逢禄等人的努力，提倡“微言大义”的今文学的诞生。至魏源和龚自珍时，今文学开始转向批评腐朽封建统治的新儒学。
后来，西学东渐，国门大开，传统儒学日渐衰落。儒家学者为求自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思想。之后，康有为、谭嗣同等为了托古改制，对传统儒学加以改革与创新，树起近代新儒学的大旗，代表作有《新学伪经考》《仁学》等。
康有为把近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电气、星云，与传统儒学中的元气、仁心杂糅在一起，用以解释宇宙自然的生化和人类社会的演进，建立了资产阶级新儒学。谭嗣同则建立了以“仁”与“以太”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以图为维新变法清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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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籍古创制
孙中山结合西方民主制度和儒家思想，创立了政权、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还仿“周礼”制订了详细的“结会”“动议”等规程，并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以儒家的大同作为民主的同义语。
现代新儒学则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是对“五四运动”激烈反传统的一种保守的回应。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的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堪称现代新儒学之开山之作。熊十力、冯友兰等亦先后成为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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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儒学
一种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学派认为，“内圣外王”涵盖了“塑造人”的理论和“塑造人群（含人群、社会和国家、世界）”两个方面，涵盖了整个社会学的全部领域，一切有关社会学的学说都可以用“内圣外王”予以贯通。
他们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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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圣外王
这是对儒学思想的总概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内圣范畴，即通过修养成为圣贤；齐家、治国、平天下，属外王范畴，即在内心修养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活动推行王道，创造和谐社会、大同社会。内圣与外王都以仁、义、礼、智为根本指针。
新中国成立后，新儒学沉寂了几十年，成绩甚少。改革开放后，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些学人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 教义、思想与终极追求 ■
儒教以孔孟之道为教义，以此规范、引导信仰者的思想和行为，同时也作为了一种传教的载体。孔孟之道不仅被儒士作为立身行事的规范，而且也成了中国人思维模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主体部分。其中的条条框框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影响着其言谈举止。
⊙成仁取义——儒者的人生路
在人生路上，总要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和冲突，如生死、穷达、理欲、毁誉、力命、出仕、公私、群己等，应持何种态度？应怎样选择？儒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儒家看来，选择人生路的原则就是“以仁义为重”，当道德价值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应毅然决然地成仁取义，选择道德，放弃其他；当非道德的各种价值发生冲突时，人应达观待之，悠然洒脱；而当道德与非道德价值发生冲突时，可灵活权变，相机应对。
生死问题是人生的最大问题。孔子曾说：“不知生，焉知死。”他不愿谈论死亡，认为人应当着力于生存，尽量把生的义务做到最好。儒家并不畏死，他们认为死亡是自然的，并不可怕，关键是人要在死亡中表现出生命的意义和人格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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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仁取义
儒家对人的死法是很有讲究的，强调人要死得其所。比如，孔子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关于义利问题，儒家主张重义轻利或崇义非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荀子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孟子则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
公与私，也是人生中一对大矛盾。对此，孔子说：“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矣，敏则有功，公则悦。”即应该以宽仁争取民心，以挚诚争取信任，以公道让群众悦服。孟子说：“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也是强调先公后私、以公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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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己及人
在群己关系上，儒家提倡推己及人。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则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具有明确的关心群体、尊重群体的价值取向。
对于理欲问题，儒家最初反对纵欲，倡导以理制欲。如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后世儒家则将理与欲对立起来，认为是一善一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如朱熹说：“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
对于人力和天命的关系，儒家讲求“尽人事，听天命”。他们既刚健有为、奋发进取，又不盲目自信，夸大主观力量；在挫折面前能够安之若命、泰然处之；跌倒之后会继续努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体现的就是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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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仕与入仕
对于出仕与否，儒家是很达观的。在他们看来，有机会出仕并把道德播扬到天下固然很好，若没机会出仕而能全德以退也很不错。他们主张，国家有道就出仕，国家无道就隐退。可称得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了。
儒家惯看穷达，相当洒脱，基本上是“区区小事不足挂怀”。对儒者来说，最大的财富是道德，外在的地位、财富并不重要。所以，孔子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孟子说：“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对儒者而言，能正其谊、明其道，人生就有意义，外在的称赞与诋毁无足轻重。如《论语》中所说：“叔孙、季孙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
⊙天地君亲师——儒教五偶像
儒教将神秘的宗教世界观与封建专制宗法制融为一体，形成了一套政治神学伦理观，归纳起来就是“天地君亲师”。它对中国人影响极大，比如过去中国堂屋中央的神龛里，就总是摆着一块写着“天地君亲师”的长方形木牌。
“天地君亲师”构成了儒教文化的根本，被称为“礼之三本”。其中，“天地”是“生之本”，是所有生物和人类生命的本源。
“天”是世间万物的主宰，对其旨意只能顺从，不能违背，简言之“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西汉的董仲舒在倡导“独尊儒术”的同时，还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认为皇帝是天子，理所当然应该主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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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感应
一种神秘主义学说，认为天和人精神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该学说将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其实质，是对皇权的神化。
正所谓“上有天，下有地”，“地”的地位虽然不如“天”，但仍然排在“人”之前，所以有“天地人”之说。天为阳、为刚，地为阴、为柔。天地交合而生万物，地是世间万物的承载者，其作用也是不可小视的，一般将“天地”并称。
天地之间就是“人”了。人分尊卑，其中君、亲为尊。“君”指君主、皇帝、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亲”指先祖，是“类之本”，没有先祖，就没有人类的生存繁衍，先祖是族群生命的源头。
“君亲”是封建宗法制的核心，人生在世，要以“忠君孝亲”为本。其实这才是儒教提出“天地君亲师”的目的所在，前面的“天地”仅是为了烘托、渲染后面的“君亲”而已。而且，儒教主张先“君”后“亲”，即先“忠君”而后“尽孝”，这也是封建士子的行事法则。
那么，“师”又有什么作用呢？其实，“师”是“天地君亲”的代言人，其地位也是非常崇高的，因此自古就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师”有时具体指孔子，有时又指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师”担负着向人们，尤其是下一代讲解、灌输“天地君亲”的神圣使命。因此，儒教一贯强调“师道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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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圣先师
“君”仅限于一代，“亲”只限于一脉；只有“师”，既具体又超越。比起“天地”来，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比起“君”和“亲”来，他又超越了一个个具体的王朝和宗族。从这意义上说，被儒教奉为人格神的“至圣先师”孔子，可谓“礼之三本”的真正中心。
“君师”是“治之本”，“君”指皇帝、君王，也就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秩序；而“师”，则专指“万世师表”的孔子，以及他代表的儒教礼教文化。只有皇权代表的政治力量与礼教代表的世俗的约束力相结合，国家、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总之，“天地君亲师”是宗法制度与神秘宗教观念的有机结合，其中“君”和“亲”是中国宗法制的核心，“天”是君权神授的神学依据；“地”是作为天的陪衬，而“师”是代天地君亲立言的神职人员，拥有最高的解释权。
⊙三纲五常——儒家处世标尺
“三纲五常”是儒家的处世标尺，也是儒教的伦理观，它正式确立于宋代。
其中，“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要求臣、子、妻绝对服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堪为臣、子、妻的表率。“三纲”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关系，其中“君为臣纲”为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辅。
与“三纲”并称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三纲”的辅助和补充，是封建社会处理君、臣、父、子、夫、妻、师、友等各种社会关系的主要标准和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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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纲五常的先声
“三纲五常”的源头可远溯先秦。如孔子曾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观念。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韩非子也曾指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之常道”。
三纲、五常这两个词，最早出现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中。书中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乃《春秋》之大义也。”
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这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其中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即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他还认为，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道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统治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人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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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而贱阴
古人贵阳而贱阴，“三纲”即来源于阴阳之道。君、父、夫体现了“阳”面，臣、子、妻则体现了“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据此，君、父、夫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封建等级制和政治秩序得以与宇宙的根本法则连通。
宋代的朱熹最早将“三纲”“五常”连用，正式确立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观。他在继承和改造程、张“天理”和“气学”理论的基础上，融进了佛、道的思辨观念，提出“理本气末”“理先气后”的哲学思想。
朱熹说：“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他又说：“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但他又强调，不仅要讲“形而上之道”，而更重要的是将这些“道”应用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三纲五常”产生后逐步地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为稳定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后来却成了扼杀进步思想的桎梏，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修身法——存天理，灭人欲
存天理，灭人欲。即保存心中的天理，消灭人的欲望。这是宋代大儒程颢、程颐、朱熹等将“三纲五常”神秘化（理生天地，成万物之性，展现为“三纲五常”）后，提出的儒教的道德修养目标，同时也是修炼的方法。
天理和人欲的对立，最先见于儒教经典《礼记》，但是给天理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并且把天理和人欲的对立作为道德修养中的基本对立，则是由宋代“二程”，即程颢、程颐首先提出来的。
那么，何谓天理，何谓人欲呢？“二程”认为，天理即人的先天善性、本然之心、纲常人伦，是人必须努力追求并用以自律的普遍道德原则。气聚合为人，人的气质之性——人欲，也随之形成。人欲又会阻碍天理的发挥，导致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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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生化”与“人的生化”
程颢、程颐认为，“天理”生化的“气”创造了世间万物，人也是“生于气”。朱熹则说，“理一分殊”，万物由“太极”生化而来，是为“理一”；“太极”生阴阳二气，继而又生化出万物常理，即所谓“分殊”，并认为“人生于二气五行运行之际”。
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标志，就在于人保有天理。本性、本心为善的人之所以会走向恶，就在于其先天之善被后天的物欲所污染，人的本心昏聩不明，天理也就难以彰显，只有泯灭物欲、私欲，才能复明先天的善性。
人们喜欢游玩，喜欢音乐，喜欢财富，喜欢美女等，虽然也是欲望，但那是天理固有的内容，也是人情所无法避免的。遵循规则，使天下人都能享有这些，那就是天理；把这些据为己有，以满足一己私欲，就是人欲。吃饭是为了维持生命和健康，这也可视为天理；但如果要求美味、佳肴，超出了维持生命和健康的目的，那就是人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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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
天理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都体现在人心，无心则无以见性。而且，人只一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道心即天理，人心即人欲。为了树道心、复天理，必须去人心、革人欲。
天理、人欲的界限，归根到底，乃是当时的制度是否允许。比如说，皇帝、官吏和富人也可以有数个妻子，这都不算是人欲。如果女子不安守本分，企图嫁给心爱者，这就是人欲。臣子享受锦衣美食，也不算人欲；但是如果想做皇帝，这就是人欲。这中间的区别非常微妙，需要认真体会。
“存天理、灭人欲”首先是统治阶层的道德原则。统治阶层之中，又首先是要求皇帝能够存天理而灭人欲。这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而制定的道德规范，以便约束自己内部的个别成员，使他们把行为限制在当时的道德规范所允许的范围之内。
⊙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
《大学》中说：“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人生修养之路的四个阶段，四级递进、互相蕴涵，最终可实现内圣外王。
正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人生路上关键一环，是道德之本、政治之本，每个人都要由此出发。而且，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内在的统一性，只要身修，出将入相、修齐治平皆在其中。儒家修身，可分为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两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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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格物是修身的起点，一般可以理解为广泛地探求事物的道理，包括读书、论学、应接事物、反省内心等多种活动；致知是格物的继续，可以看作是对格物所得的综合思考、整理加工等活动，是体会天道人伦的思想过程。
正心是致知的发展。愤怒、怨惧、好乐、忧患等情绪，会干扰人的正常思考，导致人有物不见、有声不闻。因此，就需锻炼专心，以排除情绪干扰、聚精会神，此为正心。诚意就是锻炼慎独，做到既不欺人也不自欺，独处时也像被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仍然克诚克谨。
修身之后，人生进入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阶段，这是从内圣到外王的必然转化。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实践，是对修身内圣的客观运用，也是对修身所得的巩固和提高，它们依赖修身，也发展着修身，可以说是修身的继续和特殊形式。
所谓齐家，就是孝顺父母、敬重兄长、慈爱子女等，也就是按儒家伦常来治理家庭，使全家和睦、长幼有序。所谓治国，是出将入相、辅弼君主、为民立命、抚慰孤独，即用王道政治来管理郡国，使君臣有义、人民有信。所谓平天下，是昌明道德、尊贤亲亲、敬臣子民、怀柔诸侯，即行仁义道德于海内，使天下太平、夷狄臣服。
真正的人生应当是修齐治平的，内圣和外王不应分裂。孔孟不得其位是历史的遗憾，而诸葛亮、范仲淹等名相名臣则备受推崇。不管怎样，一个人能从修身齐家的道路上踏入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仕途，在儒家看来都是最理想的，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所渴望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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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取人
实际上，多数人没有机会治国平天下，所以儒家也意识到不能以“外王”来取人，如董仲舒提出：“正其谊而不得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因而儒家将评价人的境界、价值的标准归结到了人生动机上。
在儒家看来，人生道路也是“道中庸”的过程。君子无论在何时、何地、何事上都要持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既无过之也无不及。儒家将中庸抬高到了宇宙本体的地位，视之为天人之道，即“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其实，中庸也是一种处世艺术，它存在于人们的日用伦常之中，人人能知，人人能行，但做到极致却相当不易。无论情境多复杂、多困难，人们固然可以向中正不倚努力，但“中庸”不是明摆在那里的，凡事各有其中庸，若不去努力和探索，错误依旧难免。
修齐治平与中庸是儒家提倡的人生道路，也可说是其人生道路的理想范式。它们贯穿于人的生命过程和各种活动中——求学、成家、立业、事亲、为官等，规划着人的生命轨迹，规范着人的生活方式，为中国封建社会成为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横渠四句——做个堂堂之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有名的“横渠四句”，是宋代大儒张横渠先生的名言。近代新儒学大师马一浮评价说：“依此立志，方能堂堂地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切莫自己诿卸，自己菲薄。”
什么叫“为天地立心”呢？
天地之心见于人心一念之善，所以《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程氏遗书》说：“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人心的善端，就是天地的正理。以此说来，“仁民爱物”，便是“为天地立心”。天地以生物为心，人心以恻隐为本。若无恻隐，便是麻木不仁。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全德曰仁。若能识仁求仁，好仁而恶不仁，就是“为天地立心”。
什么叫“为生民立命”呢？
儒者立志，令天下万物各得其所，方为圆成。横渠先生在《西铭》中说：“凡天下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即是说，万物是一体的。圣人与民同甘苦，没有众人皆忧而自己能独乐，众人皆危而自己能独安的。所以，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就是“为生民立命”。
什么叫“为往圣继绝学”呢？
自两汉至隋唐，千百年间，先秦儒家所开创的生命之光、哲学之慧，一直未能完全开显。唐末五代时，华夏的文化生命更萎缩堕落至极，可谓“学绝道丧”。但是，宋明义理之学却直接孔孟，远迈汉唐，复活了先秦儒家的形上智慧，使心性义理之学、内圣成德之教，重光于世。这就是“为往圣继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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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圣之绝学人人可继
理义之性，存于人心，在圣不增，在凡不减。所以，人人皆可为尧舜，往圣之绝学人人可继。但若囿于成见，不知“宇宙内事，即吾性分内事”，即便终身读书，也只限于知识的求取，终究埋没自性，空过一生。反之，善用自性，必能求仁得仁。
什么叫“为万世开太平”呢？
儒家以内圣为本质，以外王表功能。功能之大者，便是开出千年万世的太平。儒家抱着开万世太平的宏愿，讲论天下为公的仁政王道，在体制上则成就了“治道”。
太平不是幻想的乌托邦，尧的“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文王的“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都是事实。干羽格有苗之顽，不劳兵革；礼让息虞芮之讼，安用制裁。王者以道治天下，贵德而不贵力，所以才能不赏而劝，不怒而威，不言而信，无为而成。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然而孔孟有德无位，其道不行于当时，但其言却可垂法于万世。所以，横渠不说“致”而说“开”，以表期待之意。
这四句话最能表现出儒者的襟怀，也最能开显儒者的器识与宏愿，因而也可说是人类教育最高的向往。
■ 仪礼、技艺与朝圣之地 ■
儒教是非常重视仪礼的，无论婚丧嫁娶，都有着严格的礼仪规矩。礼仪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对教主孔子的祭拜仪式——祭孔大典。另外，古代中国规格最高的仪式——泰山封禅，也较多地融入了儒教的元素。儒教信徒要学习的六艺，立、坐、行等也要合乎一定的规矩。儒教的朝圣地首推孔子故里曲阜，那里的孔府、孔庙、孔林已经成了儒教的象征。
⊙祭孔大典——最热闹的仪式
儒教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就是祭孔大典。它是华夏民族为了纪念至圣先师孔子，而主要在孔庙举行的隆重祀典，两千多年来几乎从未间断，堪称世界祭祀史上一大奇迹。
祭孔活动可追溯至公元前478年，孔子卒后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的故宅辟为寿堂祭祀孔子。后来，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祭祀孔子，开历代帝王祭孔之先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各地纷纷建孔庙，祭孔之风日盛。
此后历代，祭孔仪式日臻隆重恢弘，礼器、乐器、乐章、舞谱等也多由皇帝钦定颁行。至清朝，仅孔府的祭孔官员、礼生、乐舞生就达300多人。其中分献、监察、典仪等祭孔官员100多人，鸣赞、相礼等礼生80人，敲鼓、打旗、跳舞的乐舞生120人。
在古代，祭孔仪式也有等级区分。祭祀人分为“主祭”和“余祭”，主祭上身穿绛紫色、绣团花的古代祭服，袖口特别宽大，呈喇叭状；而下身穿的是类似于裙子的“裳”。在主祭跪拜祭祀孔子的同时，余祭在四配、十二哲、先贤、先儒的神位前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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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礼
三献礼是祭孔的重要环节。三献，即初献、亚献和终献。初献帛爵，帛即黄色的丝绸，爵指仿古的酒杯，正献官将帛爵供奉到香案后，主祭人宣读并供奉祭文，而后全体参祭人员对孔子像五鞠躬。亚献和终献，分别由亚献官和终献官献香、献酒。
另外，从明代开始，孔子后裔“衍圣公”由三品官提升为一品官，相应地，大成殿的主祭也必须由一品官担任；而供奉孔子妻子亓官氏的祭寝殿主祭须为三品官；陪祭的为四品官；五至七品官只能祭十二哲和先贤、先儒们。
最初祭孔每年只有秋季一次，后增为春、秋两次。后来，人们又在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举行隆重的大祭。参加祭孔的人员，最初只限于孔氏直系子孙。祭孔成为国家大典后，“家祭”仍照常进行。国祭则多由大臣、地方官或皇帝自己亲至孔庙致祭。
祭孔时要点燃檀香，奏《大成乐》，使用的乐器有编钟、编磬、排箫等，共几十件，乐舞生则在古乐中跳起八佾舞。除乐舞外，祭典上还要摆设各种祭品，如黄米、菱角、牛、羊、猪、黄酒、盐等。据说仅大成殿中就要用掉40斤黄酒、36头猪、31只羊、2头牛。
辛亥革命后，祭孔的程序和礼仪有了较大的变动，献爵改为献花圈，古典祭服改为长袍马褂，跪拜改为鞠躬礼。后来，祭孔大典一度被废止。1986年，祭孔大典经孔子故里曲阜市挖掘整理，在当年的“孔子故里游”开幕式上得以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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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大典祭文（节选）
忠孝首善，礼法持恒，中道不倚，和恕宽容，以和为贵，华夏一统，万邦和谐，世界和平。盛世再现，小康初成。（2008年 金庸）
日月虽迈，诵说优新，百川竞乎孔子之门庭，孔学之克守，于今愈盛。孔子学院，遍列全球，蔚为人类文化之奇观。（2009年 范曾）
如今的曲阜祭孔大典，分为明故城开城仪式、孔庙开庙仪式、现代公祭和传统祭祀四个部分，并且在音乐、舞蹈和服饰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音乐上，引入了交响乐、合唱乐团的表现形式，更为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舞蹈则参照古文献图谱，进行了重新编排，更具感染力。而且，经过重新设计的古服饰，也更加古朴、庄严、凝重，展现出了“千古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的盛况。
⊙泰山封禅——祭天的最高典礼
除祭孔大典外，祭祀天地和祭拜祖先等，也是儒教重要的宗教典仪。敬天法祖，正体现了儒教对伦理纲常的重视。古之天子祭祀天地山川、宗庙社稷，往往祭品丰厚，仪式盛大，而封禅就是其中级别最高、最为隆重的。
封禅，是中国古代帝王在泰山举行的一种祭祀天地的活动。那么，为什么要封禅呢？《五经通义》说：“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即表示帝王受命于天，治理百姓，感谢上天赐予“符瑞”，并将自己的功德祭告天神和地神，同时也昭告世人。
秦朝统一中国后不久，始皇帝便巡行东方，先到邹峄山行祭礼，刻石颂秦功业。同时召集齐、鲁的儒生稽考封禅礼仪，但众儒生说法不一。始皇帝遂自定礼制，整修山道，自泰山之阳登山。在岱顶行登封礼，并立石颂德。自泰山之阴下山，行降禅礼于梁父山。
后来，汉武帝率群臣东巡，至泰山，派人在岱顶立石。之后，东巡海上。四月，返至泰山，自定封禅礼仪：至梁父山礼祠“地主”神；其后举行封祀礼，在山下东方建封坛，高九尺，其下埋藏玉牒书；行封祀礼之后，武帝独与侍中奉车子候登泰山，行登封礼；第二天自岱阴下，按祭后土的礼仪，禅泰山东北麓的肃然山。封禅结束后，汉武帝在明堂接受群臣的朝贺，并改年号元鼎为元封，割泰山前嬴、博二县奉祀泰山，名为奉高县。此后，他又五次来泰山举行封禅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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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禅与祥瑞之兆
据说，在封禅仪式上，汉武帝穿着黄色的礼服，旁边有乐队奏乐，祭祀时使用江淮出产的三脊茅草，并使用了五色土。山上还放生了许多奇禽异兽，以营造盛世祥瑞的景象。传说，当年封禅的地方白天会有白色的雾气升起，夜里会闪闪发光。
到东汉时，平定天下、重建汉室的光武帝刘秀也来到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在他所立石碑的铭文中，明显加入了谶纬之说的成分，利用谶纬宣扬自己受命于天，体现了儒教敬事天地的教义。
唐宋时，封禅更盛，唐高宗、唐玄宗和宋真宗接二连三地大举封禅，在泰山上共立石碑16块。封禅大典极其隆重。宋真宗以后，封禅大典没有再正式举行过，不过历代帝王依然经常亲自或者派官员到泰山进行祭祀，泰山始终是儒教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之一。
“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封禅仪式简单明了，却暗藏玄机。它实际上深受儒家“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观念的影响，其祭祀已被纳入儒家宗教仪式的范畴，暗含沟通天人之际，协调天、地、神、人之间的关系的意思。封禅除了代表国民的精神信仰外，它更现实的功能是整合社会关系，稳定国家秩序。
⊙三孔——孔庙、孔府、孔林
“东方圣城”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统称“三孔”，是中国历代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表征。曲阜文化积淀丰厚、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文物珍藏丰富，且在中国历史和东方文化中地位显著，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列世界三大圣城之一。
孔府
孔府是孔子嫡裔子孙居住的地方，是我国仅次于明、清皇宫的最大府第。现在，孔府占地200多亩，有厅、堂、楼、轩等各式建筑400多间。其东路为家庙，西路为学院，中路为主体建筑。中路以内宅为界，前为官衙，设三堂六厅；后为内宅，设前上房、前堂楼、后堂楼、后五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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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堂六厅
三堂六厅指大堂、二堂、三堂，管勾厅、百户厅、知印厅、掌书厅、典籍厅、司乐厅。其中，大堂是衍圣公的公堂，内有八宝暖阁、虎皮大圈椅、红漆公案，公案上有公府大印、令旗令箭、惊堂木、文房四宝等。两侧是仪仗，气象森严可畏。
府内所藏的历史文物十分丰富。其中最著名者为“商周十器”，亦称“十供”，原为宫廷所藏青铜礼器，后来乾隆赏赐给了孔府。
孔府花园又名铁山园，始建于明朝，是历代衍圣公及其家属游赏之所。铁山园现占地十余亩，中有山水曲桥、花坞喷泉、乘凉花厅、赏月凉台、焚香读书的坛屋等。园内还有一株百年“君子柏”，一树五枝，中生一槐，又名“五柏抱槐”。
孔庙
孔庙在全世界都有，但规模最大的还是曲阜的孔庙。它位于曲阜城的中央，最初是在孔子故居的基础上改造、建设起来的，后来发展为一座庞大的古代建筑群，气势雄伟、格调清新、色彩斑斓，尽显东方建筑的魅力。
孔庙的主体建筑处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院落分前后九重，长1300多米，宽近150米。庙内有金、元、明、清各代殿阁、门坊、亭堂100多座，鲁壁碑和其他碑刻1000多块，还有孔子当年亲手栽种的桧树、开凿的水井及杏坛、诗礼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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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的孔庙
在韩国首尔的文庙中，供奉着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儒教先圣，而且每年春秋两季都举行盛大的“释奠大祭”，以祀孔子，弘扬儒教。另外，在朝鲜、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美国等国，还有近2000座孔庙每年接受成千上万的人朝拜。
曲阜孔庙的历史极其悠久，孔子逝世后的第二年，故居就被改造为庙宇。它作为推崇孔子、光大儒学的宗庙，主祭孔子的同时，还以孔子弟子、孟子弟子——“四配”“十二哲”以及历代的名儒为从祀。汉高祖、北魏孝文帝、唐玄宗、宋真宗、清圣祖等帝王，为表示对孔子和儒学的尊崇，还曾亲赴曲阜祭奠孔子。
孔林
孔林位于曲阜城北，是孔子及其后代的墓地，也是目前世界上延时最久、面积最大的家族墓地。现在孔林周围垣墙长达7.25公里，总面积达2平方公里。
林前有神道、万古长春坊。林内碑碣林立，石仪成群，有至圣林坊、大林门、洙水桥、墓道、思堂、后土祠、享殿等古建筑。林中墓冢累累，除孔子、孔鲤、孔伋祖孙三代的墓葬建筑外，还有孔毓垢、孔闻韶、孔尚任等孔氏名流的坟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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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植物园
孔子死后，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植，故多异树。时至今日，孔林内的一些树，人们仍不知其名。墓古千年在，林深五月寒。孔林内现已有树10万多株，其中柏、桧、柞、楷、朴、枫、女贞、五味、樱花等，枝繁叶茂；半夏、柴胡、太子参、灵芝、何首乌等，也依时争荣。
孔子墓位于孔林中央，四周围以红墙，墓前立有“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碑，附近有宋真宗、清圣祖和清高宗拜谒时休息的“驻跸亭”各一座。墓南不远处，有子贡亲手栽植的楷树和“子贡庐墓处”遗迹。
郭沫若曾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博物馆，也是孔氏家族的一部编年史。”孔林作为一处氏族墓地，两千多年来葬埋从未间断。在这里既可考春秋之葬、证秦汉之墓，又可研究我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丧葬风俗的演变。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中国古代的儒士，要“通五经，贯六艺”。其中，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儒士们必须掌握的六种技艺。《周礼》中说：“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什么是“礼”？
不学礼则无以立，民间婚嫁、丧娶、入学、拜师、祭祀等，自古都有司礼。孔子从小就学习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古代有太常寺、祠祭署等礼仪部门，并有读祝官、赞礼郎等礼仪官。现代则有外交部礼宾司，主管国家对外礼仪事务。
什么是“乐”？
有“礼”则必有庆贺燕飨之“乐”，有庆贺燕飨之乐则必有五音宫商角徵羽伴奏。古代政府设立掌管音乐的官吏，并负责宫中庆贺燕飨之乐。相传孔子曾向鲁国著名的乐官师襄学习弹琴。唐代的梨园则设立乐官，由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梨园供奉官等组成。到了现代，音乐早已发展为一种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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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即六经
这是六艺的另一说法，指《书》《诗》《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之名，最早开始出现在《礼·经解》，后又出现于庄子所写的书中。后来，秦朝焚书坑儒，《乐经》散佚，仅存《乐记》一篇，被并入《礼记》之中，六经也就改称五经了。
什么是“射”？
在古代，“射”不但是一种体育活动，更是一种修身养性、培养君子风度的方法。孔子曾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由于射箭在军事和狩猎活动中举足轻重，所以历来很受重视。如女皇武则天设定的九项选拔武举的标准中，就有五项是射箭。如今的“射”艺，则是手枪、步枪、射箭、弹弓并举。
什么是“御”？
御，“御”的范围就是驾驶，但是无论在现代和古代，都包含交通工具的“驾驶学”和政治、领导、管理学领域的“驾驭学”。中国古代著名的案例包括“赵襄王学御于王子朝”和“田忌赛马”，这说明，驾驭之术不仅仅是一种斗勇，更是一种斗智的方式，包含对某一问题在运筹学、驾驭学、领导学方面的综合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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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心统
六艺心统，将六艺德性化，六德归之于一心。这是新儒学大师马一浮提出的更具中国文化回归性的学说，可以用来重新梳理儒学的哲学意涵，促进六经的现代转化。
什么是“书”？
书顾名思义，即书画艺术。不过，若把书画单单看作一种技艺就错了，中国的书画不仅是一种高雅技艺，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工具和法宝，很多官僚寄情于书画，不仅仅是锻炼技艺，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留给读者三思吧。
什么是“数”？
数，即数学。中国古代数学发达，汉代《九章算术》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传说，中国古代的数学起源于《周易》及河图、洛书，如宋朝大数学家秦九韶曾说：“周教六艺，数实成之……爰自河图、洛书闿发秘奥，八卦、九畴错综精微，极而至于大衍、皇极之用，而人事之变无不该，鬼神之情莫能隐矣。”
⊙礼仪——立、坐、行、迎宾、宴请
汉代名儒贾谊在其著作《新书·容经》中，对儒家的立容、坐容有着详细的描述，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窥见汉代儒士生活礼仪的一斑。
关于立容，贾谊说：“固颐正视，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闲二寸，端面摄缨。端股整足，体不摇肘，曰经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肃立；因以垂佩曰卑立。”
经立时正身、平视，两手相合，掩在袖子里。手从胸口到下腹，放在任何位置都行，甚至拿着、拄着东西也行。中国人注重自然，而不是笔挺，所以手臂要柔软，切忌僵直，力求展示出柔和的曲线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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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手礼
我们常见夫子行叉手礼的像，但这个动作应当是配合弯腰来表达敬意的。也就是说，腰应当同时弯曲大概30度。鉴于现在人不行大礼，我们可以根据情况增减躬身的程度，但至少低头示敬是必须的。
关于坐容，贾谊说：“坐以经立之容，胻不差而足不跌，视平衡曰经坐，微俯视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视不出寻常之内曰肃坐，废首低肘曰卑坐。”
汉代的经坐，是膝盖并紧，臀部坐在脚跟上，脚背贴地，双手放在膝盖上，目视前方。胡坐，要端正，两腿不得叉开，双手放在膝盖上；双手可以握拳，冲前方；也可收拢抱在腹部。一般在正规场合，只能通过稍稍移动上下膝盖的方式稍微解除疲劳。对于友人聚会等场合，则箕距（臀部着地，两腿叉开）或者趺坐（盘腿）都可以。
下面是儒家有关行礼、迎宾、宴请的一些礼仪，有着一定的现代意义和实用性。
儒家行礼的方式主要有正规揖礼、一般揖礼、正规拜礼、一般拜礼、女子行礼等。
正规揖礼：左手压右手（女子右手压左手），手藏在袖子里，举手加额，鞠躬90度，然后起身，同时手随着再次齐眉，然后手放下。
一般揖礼：直立，两臂合拢向前伸直，右手微曲，左手附其上，两臂自额头下移至胸，同时上身鞠躬45度。正规场合，对朋友。
正规拜礼：鞠躬（直立，举手加额如揖礼，鞠躬90度，然后直身），同时手随着再次齐眉，然后拜（双膝同时着地，缓缓下拜，手掌着地，额头贴手掌上）。拜后直起上身，同时手随着齐眉（这叫兴），接着根据礼节，平身或再拜（平身时，两手齐眉，起身，直立后手放下）。
一般拜礼：抬起臀部，直起上身，膝盖支撑身体，然后拜手（手至地，头贴手），或叩头（头叩地），或稽首（时间长），或顿首（时间短）。
女子行礼：两手合拢放在胸前，微屈膝，微低头即可；若拜礼，上身直，膝着地，拢手下垂，头微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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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严整
古人迎宾讲究衣冠严整，所以如果主客在门口不期而遇，那么主人会装作不认识，不理不睬地把门关上，等换上衣服再开门迎宾。这样未免过于迂腐，但仪容整洁地迎接宾客，放到今日社会，仍然是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礼貌。
此外，还有拱手、颔首致意等礼仪。上述礼仪中，正规拜礼常用于祭祀天地、祖先等严肃场合。一般拜礼、拱手、颔首致意等，常用于日常生活中。应根据对方受尊敬的程度、具体场合的不同，使用不同的礼节。现在人缺少礼仪观念，不必过分要求，但起码要做到拱手。若在与人交谈时又有人来，要根据身边人的情况决定行礼的程度。
关于迎宾。迎宾时，主人立在门右，客人走门左（即主人在东，客人在西）。迎客进门以后，为客人指路，每到拐角，要说“请”，要为客人开门、掀帘子……请客人上座（坐到右边的椅子上），客人请辞，最终看情况决定座次。由于现在建筑布局多样，所以不可能将主位客位分清楚，但主人引路，却是应当把握的精神。
关于宴请。东道先说“请”，客人辞让，东道再说一次“请”，同时拿筷子就可以了，不必过分谦让。喝茶、饮酒时，用左手的大袖挡住杯子，以求雅观。总之，心安则行之，可以行则行之，其他的不必强求。
■ 开山祖师及历代圣贤 ■
世人皆知，孔子是儒学祖师、儒教教主，他曾培养出72位贤人。亚圣孟子，继承并弘扬了儒学，稳坐儒教第二把交椅。荀子则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儒教有相当的地位。西汉大儒董仲舒则将儒家的地位推向巅峰，堪称儒教的真正创立者。后世的二程、朱熹、张载、陆九渊、王阳明等，均是对弘扬圣贤道统有突出贡献者。
⊙圣人孔丘——儒教之教主
自汉代始，几乎历代帝王都将孔子作为神来膜拜。孔庙中的孔子塑像头戴十二旒之冕，身穿十二章之服，手持镇圭，教主派头十足。不过，在现实中，孔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曾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四处碰壁，死后却受到统治者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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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降生的传说
传说，孔子生就异相，身高十尺，腰粗九围，头顶凹陷，辅喉骈齿，龟脊虎掌，远远望去有如昴星和北斗一般。最重要的是，他内心不同凡俗，具有救世主的特征。他降临人间，肩负着伟大的使命，要救民于水火，拯民于困苦。
孔子生长在西周礼乐文化保存最完整的鲁国，自幼喜欢摆弄祭器，模仿祭祀礼仪。他曾做过主持婚丧仪式的相礼，从事过看管仓库、牛羊的差事。不过，他勤奋好学，曾向老子问过礼，向苌弘学过舞蹈，向师襄学过琴，年轻时就很有名。
大约30岁的时候，他开始授徒讲学，子路、冉有、子贡、颜渊等人是他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国大夫孟僖子的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都来向他学礼。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促进了文化的下移。他一生中有大半时间都在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树立了良好的师德典范。
孔子一直都希望用自己的所学去治理国家，教化百姓。但是，他虽然做过中都宰和大司空，其政治主张却未能被鲁君采纳。于是他在55岁时离开鲁国，带领弟子周游卫、曹、宋、郑、陈等国。68岁时，他才被迎回鲁国，但仍未得重用。
此后，孔子便把精力投入到文化教育事业中，直至终老。孔子在晚年时期一直从事专门的教育活动，并根据鲁国的编年史整理修订成《春秋》一书。
孔子死后，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泅水岸边，弟子们以对父亲之礼对待他，为他服丧三年。子贡还在他的坟前盖了一间小屋，为他守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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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孔子》
本片叙述了孔子从51岁出任中都宰直到73岁病逝的这段经历，再现了极富戏剧性的堕三都、周游列国、遇见南子、陈蔡被围等事件，展示了他的入世与出世、有为与无为，及其师生之情、知音之情、家园之情。影片看似在描摹了一个知音寥寥的理想主义者的落魄与无奈，实际上却道出了另一番豁然开朗与淡定从容。
孔子将礼看成区别华、夷的标志，谴责破坏礼的行为，主张“正名”。他要求人们“克己复礼”，以匡正世道。另外，孔子倡导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要求执政者任贤才、行德政。他还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修养方法。
中庸之道是孔子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他主张处理事务时，既不能过，又不能不及，即“过犹不及”。孔子主张恪守“中庸之道”，如《论语》提出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主张“德刑并用”“宽猛相济”。
后来，儒家学派日渐繁盛，孔子的地位日隆。汉初，孔子被尊为“素王”，即有王道而无王爵的人。汉高祖路经鲁地时，用牛、羊、猪三牲全备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启了历代帝王祭孔的先例。后来，汉明帝将当时仅限于孔氏家祠的祭孔活动，扩大到所有的官学中，从此，孔子成了想入仕的读书人心中的守护神。
儒家的正统地位确立后，历代帝王不断给孔子加封各种各样的谥号，如褒成宣尼公、文圣尼父、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等。一些皇帝还亲自到孔子故里曲阜主持祭孔大典。就这样，孔子的封号每增加一个，皇帝每去曲阜一趟，孔子头上的神秘光环就更大一些。就这样，他由人变成了神。
⊙七十二贤——孔门之高足
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有贤人七十二。在德行方面表现突出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语言方面表现突出的有宰我、子贡；办理政事能力较强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等。在孔子的弟子中，不少人都做出了一番成就，对于孔子思想的传播，以及儒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颜回
颜渊，名回，字子渊，春秋末期鲁国人。在孔子的弟子中以德行见称。他勤奋好学，笃信孔子的学说，并且“闻一知十”，领会深刻。颜渊为人平易谦逊，沉默寡言，才智较少外露，在行动上努力实践孔子的理想，成为孔子最忠实，也是最得意的学生。孔子曾经多次称赞他品格高尚，说他“三月不违仁”“不迁怒，不贰过”“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由于生活贫寒，又用功不辍，颜回29岁时就头发尽白，33岁就英年早逝了，这对孔子打击很大。他哀恸地哭道：“天丧予！天丧予！”
曾参
曾参，字子舆，春秋末鲁国人，被人尊称为曾子。曾子曾经担任过小吏，在当时以孝著称。他认为“忠恕”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赞成“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并主张“慎终”（慎重地办理父母后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犯而不校（计较）”，矢志不渝地实践着孔子的学说。相传曾子著有《孝经》和《大学》，在孔门中被视为道统的继承者，被后代统治者尊为“宗圣”。孔子去世后，曾参聚徒讲学，有不少弟子，相传他就是儒家思孟一派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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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的名言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子路
子路，姓仲，字子路（又作季路），春秋末鲁国人。子路小孔子九岁，是孔子弟子中年龄较长的一个。他出身贫贱，为人豪爽，曾经自述其志道：“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子路性格耿直、好勇、果敢，而又有些鲁莽，有轻视学问的倾向，认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因此孔子曾经提醒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子路很敬重孔子，经常紧随孔子之后，时时保护孔子，但他也敢于向孔子公开提出不同的意见。孔子对子路的直率也比较了解，所以虽然经常批评他，但又承认“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甚至说：“如果我的主张不能得到施行，我就乘船出海，到时候能够跟随我的，除了仲由还能有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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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圣
中国历代皆有一些隐居不仕的儒士，他们或著书，或授徒，或为王者师，这一传统始于子夏。司马迁说，孔子死后，“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凡为王者师，必属隐者之流，否则只为臣下，而不可谓师友，子夏可谓儒家的隐圣。
子贡
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春秋时卫国人。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是最富有的弟子，在拜孔子为师之前，他曾在曹鲁两国之间做买卖，发了大财。子贡长于辩论，才思敏捷，而且善于外交，心怀大志，有强烈的从政志向，他关心治国方略，经常问政于孔子。孔子让弟子谈各自的志向时，子贡说他愿游说两国之间，不动干戈使两国相亲如兄弟。孔子听了大为称奇，称子贡为“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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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舌如簧
田常欲兴兵伐鲁。为解救国家危难，子路、子张、子石皆欲请行，孔子不同意。子贡请行，孔子立马同意了。子贡一出，巧舌如簧，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纵横捭阖，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后人视其为纵横家之祖。
孔子去世后，鲁哀公前来致哀，子贡批评他说：“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孔子的其他弟子为孔子守墓三年，然后离去，各奔前程，唯独子贡守墓六年。
⊙亚圣孟轲——儒家之继者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人，他的家乡离孔子故里曲阜不远。孟子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也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有记载说孟子师从孔子的孙子子思，《史记》上说他受业于子思的门人，无论如何，孟子的学说都受到子思的影响，所以后世把子思和孟子列为思孟学派。
孟子三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为了让他有个好的成长环境，母亲不辞劳苦屡次搬家。把家搬到邹城的学宫附近后，孟子开始变得守秩序、懂礼貌、喜读书。看到儿子受到良好的学风潜移默化的影响，孟母高兴地说道：“这才是适合我儿子住的地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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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母断机
孟子天生聪慧，却也难免年幼贪玩，有次还竟然逃了学。他一回到家，母亲就用剪刀将刚织了一半的布剪成了两段，并对他说：“这布是一丝一线织起来的，剪断了就无法再续。上学和织布是一个道理，经常逃学如何成才？”从此，孟子便勤学不怠。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在政治上，提出了“法先王”“省刑罚”的仁政主张；在经济上，提出了“井田制”“薄税敛”。面对当时世风日下的情形，他主张重视社会道德教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国家，使民风归于淳朴。
最初，孟子主要为本国邹国，以及任国、曹国等一些周边小国出谋划策。但不久后，他便意识到，这样不可能影响天下大势，也不可能推行自己所主张的“仁政”，于是他便带领着学生开始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以推行自己的学说。
孟子认为，人生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这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这些得自天的本性，深深植根在心中，生发出来会使人神色温润清和，表现在颜面，显露在肩背，直到四肢，四肢一动作，不用语言说明，人们一看便知道。
人们都有先天向善的能力，即“良知”“良能”。良知是指不用思考就知道，良能是指不用学就会做。比如，两三岁的孩童，没有不知道爱父母的，他们长大后没有不知道尊敬兄长的。亲爱父母便是仁，尊敬兄长便是义。要想成为泽被万民的圣人并没有什么诀窍，不过是把人生来具有的这种仁善之心推广到天下罢了。
为了进一步阐述“人性本善”的理论，孟子还提出了人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心向，它们是仁、义、礼、智发生的根源，而仁、义、礼、智是属于善的品德，由此可知，人生来就具有向善之心，人性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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恻隐之心
孟子说，假如有个小孩即将落水，看到的人都会感到惊骇、恐怖、怜悯，人人都会大声呼救，或者奋不顾身地上前相救。人们之所以会这样，并不是为了和这个小孩的父母攀亲结友，也不是为了要在乡党朋友中博取赞誉，而是受了恻隐之心的驱使。
据此，孟子得出结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义之端也。人之有此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在战争频繁的战国时代，想说服诸侯们施行仁政，几乎是不可能的。孟子在诸侯国间奔走了18年，始终未能得到重用。大约在公元前311年，62岁的孟子回到邹国，此后便不再远游，而是像孔子晚年一样，专心著书立说，留下《孟子》一书。
⊙学者荀况——集儒之大成
荀子，又名荀况、荀卿，战国时赵国人，著有《荀子》一书。据说，他可能生于公元前314年，卒于公元前217年，活了93岁。如果属实，荀子可算是长寿了。
荀子15岁就游学齐国。当时，齐国在战国七雄中比较强盛。齐宣王广招天下贤士，各国饱学之士都纷纷聚集到临淄的稷下学宫，大学者孟子、邹衍等都曾在此讲学。他们尽情发表自己的治国主张，领取大夫的俸禄，号称“列大夫”。一时诸子百家荟萃齐国，临淄成为令人神往的学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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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祭酒，最为老师
30岁左右时，荀子就做了齐国的祭酒。他曾进谏齐相，齐相不听，加上齐国国势日衰，列大夫纷纷散去，荀子也离开齐南游楚。齐襄王时，稷下学风再起，荀子重游齐国。这时，他的学术成就日益突显，在列大夫中“最为老师”，曾三次担任稷下学宫主讲。
除在齐国讲学外，荀子也曾在赵孝成王面前谈兵；还曾到秦国谒见秦昭王和秦相范雎，对秦国政治颇为赞赏。可惜秦国不重儒学，他只好重返齐国。荀子怀抱治国的宏愿，渴望得到君王的赏识，以施展抱负，然而事与愿违，其政治理想始终都没能实现。
“性恶论”是荀子学说的基础。这一理论认为，人生来就好利、好色、好嫉妒，如果不加以克制，就会产生争斗、淫乱，危及社会秩序。为了导恶从善，就需要对人施以教化，以礼仪制度和道德规范来引导人。
他主张通过不断地学习和磨炼，来避免恶行。“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多，就懂得礼仪制度，成为善人；不受教育，恶的本性就不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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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与小人
荀子彻底打破了天赋的道德观；否定了先天良知的存在，提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从而为礼义、道德、君师、修炼对于人的重要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说，尧、舜与夏桀、盗跖的天性一样，可前者是圣人，后者是小人，关键在于后天努力的不同。
荀子虽然主张人性本恶，但他认为人人都有从善向善的愿望。然而，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学，一个人想要成为圣贤，除了持之以恒地学习、不断积累知识和修养品德之外，别无他途。“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江海是一条条小溪汇集而成的，人的德行和学识也是一点点积累成的。
荀子在楚国时，楚相春申君黄歇正在招揽人才，荀子被他任命为兰陵令，得以在政治上有所施展。不料后来春申君被刺身亡，荀子也丢了官，只好回家著书立说。他一生还收过不少学生，最著名的是杰出的思想家韩非和政治家李斯。
⊙大儒董仲舒——始创儒教
儒教奉孔子为教主，但孔子并不是儒教的创立者。他只是一个学识渊博、关注于现实人生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儒教的真正创立者是董仲舒。
儒生自古就有方士之称，孔子之后，仍然有部分儒生沿着方士化的道路前行。他们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神化孔子，并假托孔子制造谶语，董仲舒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董仲舒，西汉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为博士官，以通晓《公羊春秋》闻名于世。汉武帝时，他提出“天人感应”理论，使儒家向带有神学色彩的儒教转变。
在他的学说中，“天”是最高的概念，主要指神灵之天，是有意志、知觉，能主宰人世命运的人格神。他还给天体也加上了道德属性，于是日月星辰的运行成了神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雨露风霜也成了天的情感和意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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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天的复制品
董仲舒认为，“天”按照自己的构造创造了人类。人有小骨节366个，天有366日；人有大骨节12节，天有12月；人有五脏，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天有四时；人有视瞑，天有昼夜；人有计虑，天有度数……
董仲舒把天作为“万物之祖”“百神之君”，把人看成了天的复制品。天用祥瑞现象表示对人的赞许，用灾异现象表示对人的谴责。因此，他宣称每个人的行动都要按照天的意志去进行，违背天意就要受到惩罚。这给儒家学说披上了宗教神学的外衣。
他还以儒学为中心，借用阴阳家邹衍的五行学说，将五行重新排列，并赋予道德的属性，提出“木为仁，火为智，土为信，金为义，水为礼”。他甚至从五行相生的理论推论出“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的结论。
此外，董仲舒还把五行与季节、情感都搭配起来。“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于是，天下万事万物都与五行附会在一起，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
在董仲舒的影响下，儒生与方士在西汉末年逐渐合流，使得谶纬之学盛行于世。当时社会的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编造谶语，蛊惑人心，或神化自己的统治，或打击敌方，以达到争夺权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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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语
“谶”指神的预言，以此预言人间祸福吉凶的书，称为谶书。谶书往往附有图说，又称图谶。古代的谶语大都是预言政治事件的隐语，如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前，民间流传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诀，其实就是一种谶语。
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理论，宣扬“君权神授”学说，适应了统治者利用神权维护统治的需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使神化了的儒学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而两汉谶纬之学的兴盛，则使儒学进一步宗教化。
⊙后世大儒——弘圣贤道统
自孔子开创儒家学说以来，儒家思想贯穿着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并且一直居于统治地位。期间，儒家出了一大批代表人物，不断地整理、编纂儒家经典，不断地将儒家学说推向前进。
贾谊，西汉初年能够影响皇帝决策的儒生。20岁时，他就“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并参议朝政。贾谊曾批评法家不懂因势变化而变更对策；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藩，巩固中央集权；提出“夫民者，万世之本也”，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
二程，即程颢、程颐，北宋儒学宗师。他们把“理”作为宇宙的本体，认为人性是理、气的结合物；认为“天命之性”都具有善质，而“气质之性”则有善与不善之别；还认为亲身经历的“真知”和间接获得的“常知”有一定差异。
朱熹，南宋著名哲学家，发展了北宋二程关于“理气”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堪称光耀千古的儒学大师。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熟读经史。他在南康军主持政务时，修复了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并亲自讲学，吸引了大批读书人。白鹿洞书院一时间声名远扬，与石鼓、应天、岳麓齐名，并称宋代“四大书院”。
陆九渊，南宋著名心学家。他倡导“心即理”说，主张“吾心即是宇宙”，认为天理、人理、物理都在人心之中。
王守仁，明朝大儒。他做事智敏，用兵神速，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后功高遭忌，辞官回乡，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他提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心外无物”，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原，没有人的意念活动，就没有客观事物。他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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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士掌兵
王守仁考取进士后，授兵部主事。王守仁以文士领兵，提督军务的太监张忠对他很是轻视。一次，张忠竟强令王守仁当众射箭，想令其出丑。不料王守仁三发三中，全军欢呼。王守仁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谋略于一身。
王夫之，明末清初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明朝灭亡后，他在衡阳起兵抗清，失败后投奔南明政权。后来，南明大势渐去，王夫之便隐居船山，专心著书40年，人称船山先生。他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博通经史，反对“理在气先”，认为“理在气中”。他认为世界是物质的，“静即含动，动不含静”，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是相对的。
黄宗羲，明清之际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曾积极参加抗清运动，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抗清失败后，他对国家兴亡、历史变革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反思，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批判传统的重农轻商政策，提出“工商皆本”的先进思想。
黄宗羲反对空疏无用的“迂儒之学”，主张“经世应务”。他发扬了先秦以来儒家倡导的民本思想，对封建君主专制和“君为臣纲”的传统观念进行了猛烈抨击。他在《明夷待访录》中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闪耀着民主主义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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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刺阉党
黄宗羲生于书香门第，其父黄尊素为明朝万历年间的进士，后因弹劾阉党魏忠贤被害。时年仅19岁的黄宗羲袖藏铁锥，孤身赴京为父申冤。崇祯即位后，阉党失势，黄宗羲在刑部大堂当场锥刺魏忠贤同党许显纯等人，轰动朝野。
顾炎武，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他苦习“经世致用”之学，14岁起就与众名士议论国事。他辑录有关各地山川、农田、水利、兵防、物产、赋税、交通的众多资料，撰写了著名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清兵占据南京后，他积极投身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他用随行的骡马驮着书籍，逃亡于各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在此期间，他还联络各地的抗清志士，以图发动新的抗清运动。而且，他在广泛接触社会现实后，写出了传世之作《日知录》。
顾炎武学识渊博，在经、史、音韵、考古、舆地、诗文等方面，都有精深造诣。他做学问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朴实学风的一代先河。
在儒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除了以上谈到的几位代表人物之外，宋代的周敦颐、张载等也对儒学的发展有着较大的贡献。这些不同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发挥，促使儒学不断发展、成熟、完善。
■ 流传千年的儒教经典 ■
儒教经典主要指十三经：《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是训诂之作。南宋大儒朱熹编定的《四书五经》，则成为后世儒生的必读之书。
⊙《周易》——儒教至高无上经典
《周易》，儒家群经之首，约成书于商末周初。孔子对它推崇备至：“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它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想，堪称中国古代哲学圣典。据《史记》载，伏羲制八卦，周文王作卦辞演六十四卦，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大传。
《周易》含六十四卦，每卦配以卦辞；每卦又分六爻，每爻配以爻辞。卦辞与爻辞是经文，称为《易经》。后人对卦辞和爻辞的说明、解释、发挥，则为《易传》。《周易》以阴、阳两种符号为基本元素，以自然中的八种事物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作为产生世界万物的根本，分别对应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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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易
变易、简易、不易，是为三易。对儒家来说，宇宙的千变万化都受一个简单法则支配，有定规可循，就是“简易”；社会上的一切制度、仪礼、文物，都会因时而变，就是“变易”；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尊卑之序、长幼之伦却永不会变，则是“不易”。
阴阳是宇宙存在、发展的基础。《周易》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人是自然的产物，人必分阴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就是说，男女交合而生人，阴阳交合而生宇宙。
宇宙变化不息，洋溢着勃勃生机。正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凡是运动变化的事物都是“吉无不利”的。从自然界的天地、日月、四时、昼夜、寒暑，到人类社会男女、吉凶、祸福、存亡、生死及事物存在形式的大小、内外、进退、泰否等，无不表现为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对立的双方不断相互作用，引起事物的变化发展，其规律为物极必反、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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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制
当古希腊的芝诺提出那个关于连续性问题的千古悖论的时候，中国古人已经跨过了连续性事件，用二进制表达了量子化的自然和社会规律。阴、阳两种符号的组合，就是二进制，代表“＋”和“－”，或“＋1”和“－1”。据说，冯·诺依曼当年就是从《易经》中得到启发，以二进制代替十进制，从而大大改进了计算机的性能。马克思盛赞《周易》可同“宇宙的统计学家毕达哥拉斯并列”。
两千多年以来，《周易》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影响超越了时空。老子在《道德经》中，对《周易》没有展开阐述的“道”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使《道德经》和《周易》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古代辩证法的经典之作。
后来，刘安、邵雍、张载等文化大家，都是研究《周易》的专家。研究《周易》逐渐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易学。现在，中、日、韩、美等国都有易学研究机构，《周易》研究进入了历史新时期。20世纪末，全世界曾一度掀起过“易学热”。
专家们把《周易》所阐述的思想，同现代哲学、预测学、医学、管理学等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产生出各种新的见解和思想。正如《周易》所说：“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可以说，《周易》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古老又最现代的文化之源。
⊙《尚书》——古代官府公文总集
《尚书》，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代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
《尚书》向来被视为我国最早的散文总集，但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其中绝大部分应是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是一部体例较为完备的公文总集。
《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相传它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但不管怎样，它都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保存了商周时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子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
书中还有以人名为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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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庚动员臣民迁殷
《尚书》中的《盘庚》诸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目光的远大。其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
书中虞、夏、商的部分文献是据传闻写成的，不甚可靠。如《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
据古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都没能传世。所以，说起先秦散文，还得从《尚书》开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等文章，都明显受其影响。
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而《尧典》《皋陶谟》等篇，则带有一些神话色彩，或篇末缀以诗歌。
总之，《尚书》在语言方面虽大都古奥难读，但实际上也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朗畅，历代散文家颇多借鉴。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等。
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 《诗经》——中国首部诗歌总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这些诗当初都是配乐而歌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但在长期的流传中，乐谱和舞蹈失传，就只剩下诗歌了。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是土风、风谣，包括了15个地方的民歌，叫“十五国风”。“风”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其中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江、汉、汝水一带外，其他均产生于黄河流域。雅是“王畿”之乐，是正声雅乐，分“大雅”、“小雅”，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
这些诗篇，本是歌曲的歌词。《墨子》中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中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可见，《诗》三百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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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作者
一说为孔子删诗。司马迁认为，古代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一说为王者采诗。刘歆《与扬雄书》说：“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还有一说，认为周王朝的乐工和太师们是编撰《诗经》的功臣。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只是作为各种典礼礼仪的一部分，或是娱乐，或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
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赋《诗》言志”，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此外，《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孔子曾表示，经过“诗教”，可以使人“温柔敦厚”，学《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孔子还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是说，《诗经》中的作品，总体上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道德原则的。《诗经》是中国从“春秋”到“清代”的主要教课书之一。
⊙ 《礼记》——先秦礼乐制度大全
《礼记》是秦汉以前儒家学者关于礼乐制度论著的选本，是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典章制度的重要著作。其中《大学》《中庸》等篇具有较丰富的哲学思想，被列入四书，成为读书人求取功名的必读篇目。
《礼记》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不仅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还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并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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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的思想成就
教育三目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学习五步骤：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修养八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教学五原则：教学相长、长善救失、启发诱导、藏息相辅、因材施教
教学三方法：讲解、问答、练习
学者有四失：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
《礼记》全书用记叙文的形式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它们有的用短小生动的故事阐明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画；还有大量富有哲理、精辟深刻的格言、警句。
《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他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多采用归类法来进行研究。
东汉郑玄将其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将其分为五类，包括：通论礼仪和学术，如《礼运》《乐记》《儒行》等；解释《仪礼》，如《冠义》《射义》《聘义》等；记载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的杂事，如《孔子闲居》《檀弓》《曾子问》等；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如《王制》《曲礼》《月令》等；阅读《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
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131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85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49篇，称为《小戴礼记》。
东汉后期，《大戴礼记》不流行，以《小戴礼记》专称《礼记》。《礼记》又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为其作注后，它的地位上升为经。《礼记》中还有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内容，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 《春秋》——五千年来谁著史
《春秋》，儒家五经之一，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史书修订而成的，借由记载各诸侯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宣扬王道思想。由此，春秋一词又指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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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笔法
中国传统学问中“经”、“史”不分家，史书记事的目的也是为了说明道理，规范人的行为，所以王阳明说：“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寓褒贬于记事之中，“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就是“春秋笔法”。
《春秋》为中国较早的编年体史书。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文虽简约如大事记，而242年间诸侯攻伐、盟会、篡弑及祭祀、灾异、礼俗等，都有记载。
该书略有残缺，尚保留16000多字。书中的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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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霸西戎
秦穆公在晋文公死后，谋求向东方发展，但被晋所阻。崤之战、彭衙之战，秦军都是大败。秦穆公果断地调整国策，转而向西，吞并了一些戎狄部族，称霸西戎。
《春秋》经文极为简略，但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具有信史价值，显示了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然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
现存的《春秋》分别载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中，三传经文大同小异。其中，《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战国时期的荀卿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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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鼎中原
楚庄王改革内政，平息暴乱，兴修水利，国力更加强盛，势力南到今云南，北达黄河。他竟向周定王的使者询问祭天地的鼎的大小轻重，意在灭周自立，这就是“问鼎”一词的来历。后来，楚国大胜晋国，中原各小国纷纷归附，楚人称霸中原。
《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前二者讲“微言大义”，试图阐述清楚作者的本意，部分内容有牵强附会之嫌。《左传》以大量翔实丰富的史实弥补了《春秋》的不足，其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谷梁传》。汉以后，《春秋》被尊为孔子编撰的经典，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处于很高的地位。
⊙ 《四书》——科举考试的教科书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总称，分别体现了早期儒家四圣贤孔子、孟子、子思、曾参的思想。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优秀的《四书》读本。
1190年，南宋大儒朱熹编辑并刊刻《四书》，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汉唐是《五经》的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后来，明代科举考试将《四书》作为科目，更使得《四书》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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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读法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论语》是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内容以社会伦理问题为主，涉及哲学、政治、教育等有关问题，是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书籍。汉代以后，儒家学说在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论语》也随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孟子》是孟子的言论汇编。书中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提出了仁政主张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记载了孟子游说诸侯以推行仁政的事迹。文章感情激越、气势磅礴，且浅近如话、明白晓畅，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影响深远。
《大学》着重阐述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修养目标，遵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步骤。其中修身是根本，前四个是方法和途径，后三个则是将会达到的必然结果。
《中庸》提出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是“中庸”，其核心观念则是“诚”。“诚”是“天”的本性，是天地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本。“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认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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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精义
《四书》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并通过各种途径影响世道人心。
《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的。其中很多内容告诉人们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论语》在汉代即是妇孺必读的书，《四书》自宋代以来是中国人必读的书，是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即便乡间不识字的劳动者，也会通过口耳相传、说书唱戏等形式，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的做人道理。
《四书》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它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一部分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早已在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中国文化，是塑造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重要精神资源。
■ 儒教信徒的人格修养 ■
人格问题是儒学的核心，是所有儒家人物和典籍讨论的焦点。孔子言必及圣贤，孟子语必涉王霸，程朱等理学家则满口仁义道德……整部儒学史就是不断地建构和阐释人格的历史。所以，了解了儒家倡导的人格，即几近了解了儒家。
⊙圣人与王者——儒家的最高追求
儒学即圣贤之学。圣人在儒学中居于突出地位，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是人间的道德、文化、政治、社会生活的导师，也是历代儒生克诚克谨追求的终极目标。
儒家的圣人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远古时代的帝王，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二是指博大完美、至能至善的理想人物。两种圣人实质相同，一为具体，一为抽象。
圣人身上，凝聚着光辉灿烂的道德品质，散发着震撼人心的人格魅力。圣人要高度智慧，“上知天，能用其时；下知地，能用其材；中知人，能安乐之”，不仅具有对天地人整体意义的全面觉解；还要有权威，能博施济众，修己而安百姓。
中国人对圣人的最大期待就是施行仁政、泽被天下、恩加四海，使人民安居乐业。为了实现这一功用，圣人必然被政治化，闪烁出王者气象，因为一介布衣实在无法担当此任。周公、孔子被称为圣人，就是因其功劳、德望不输于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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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光被四表
圣人品德高尚、躬行仁义、造福百姓。如尧帝文采内秀，温良外达，待人慈厚，亲切和蔼；舜帝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克尽孝道；大禹治水十载，三过家门而不入，公而忘私，勤勤恳恳；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替天行道，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开一世太平；周公亲事农桑，善良恭谨，制礼作乐，敬德保民。
圣人是古代人民对帝王的期待与约束，就像一面光洁的镜子，时刻以其睿智和道德之光鉴照着帝王的言行。圣人德性充盈无漏，完满无瑕疵，道德修养极高，能仁能义能善能孝……孟子认为圣人是修养之果，朱熹则说圣人有天赋之性。
圣人应当有人类知识的总括，怀抱创造的玄机，文章恢弘巨制，道言垂范后世。孔子裁订《六经》，朱熹注《四书》，学识渊博，文章载道，都是圣人，而庄周、苏轼固然文采斐然，但文章中没有道的贯穿，怎能称得上是圣人？
王者威加海内，保有国家，统御百姓，也是儒家人格设计的重点。在君主政体下，王者的言论即国家法律，王者的行为即万众楷模。“桀纣以不仁失天下，汤武以积德有海土。”王者品德的好坏、人格的高下，决定着国家兴亡、百姓祸福。
在儒家传统中，人们对帝王人格总的期待就是“圣贤”，就是这一政治权威能具有道德的最高境界，像古代先王尧舜禹汤那样，即孟子所说的做“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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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王躬行仁政
圣王应施仁政、省刑罚、薄税敛，修身贵德，谨言行，正威仪，孝感天下，信昭四方；应勤勉政务、推恩施惠，也要敬下纳谏、闻过防骄、任人唯贤。他们居高位而不自傲，能体恤臣下、尊重臣下；不觉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能开放言路从谏如流；居安思危，得意恐骄，广纳群言，闻过则喜；选贤任能、知人用士。
圣王还要格物致知，明道术、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明达人伦天理、王道霸术、忠贤奸佞、德刑义利、人心向背等，要通晓圣学和人间奥秘。
儒家虽提出了圣王的人格要义，但历史上的圣王并不多。刘备、李世民向来较受儒家推崇，但他们也只是具备了礼贤下士、从谏如流等部分圣德，还算不上圣王。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儒家始终是在寻寻觅觅之中。
⊙仁者和君子——民众的理想人格
圣人与圣王，其品格固然高贵，但又太高太峻，令人难以企及。况且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居于九五之尊的帝王只有一个，想修圣王之德本身就是大逆不道。所以，对普通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儒家倡导的人格是做仁者、为君子。
仁者和君子，一体两用，密切联系。仁者侧重个体在社会交往中的品格，君子侧重个体在自我修养中的品格。君子是仁者的前提，人的自我修养达到君子层面才能成为仁者，否则道德规范未被内化，在与他人相处时就表现不出仁德。
仁者人格的核心是“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对人充满慈爱、同情、怜悯，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救助别人。所以，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者由有所不忍达于有所忍，由有所不为达于有所为。所以，仁者见孺子将入井而悚惕，不忍杀掉一头哆嗦发抖的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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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义，小人与利。君子尚德，小人尚力。君子好誉，小人好毁。君子思兴，小人思坏。君子好生，小人好杀。君子多让，小人多争。君子敦厚，小人浮薄。君子诚实，小人奸诈。君子节俭，小人汰侈。君子之言惟以达意，小人之言务求可人。君子临义，慷慨当前，惟虑国家；小人临义，观望顾忌，先虑妻子。
中国历史上的仁者很多，如东汉南阳太守刘宽，为人宽厚，吏民犯错他只用蒲草做的鞭子象征性地责罚一番；晋朝名将祖逖，爱兵如子，常亲自安葬那些死于战火的士兵。仁者作为儒家倡导的一种人格理想，给社会带来许多温情。
君子的人格是圣人的翻版，只是他比圣人更具体些、现实些。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追求道德的精神的价值，有着超物质功利性的崇高品质。孟子认为，君子是有气节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同乎流俗、不合乎污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有很强的个性和原则性。
要做君子，首先要正心、修身、致良知，要弘扬本心善性，培养忠孝节义，使言行合于人伦，处事同乎法度；其次，要通经史，解民情，晓六艺，辨是非，气度儒雅，文章风流；再次，要严于律己，时时自省自讼思过改过，永远见贤思齐上进不止；最后，要力行用世、成就功名，未仕则吟经诵典作道德文章，出仕则辅弼帝王救治百姓，努力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大展身手，做社会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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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五德
君子五德，温良恭俭让。具备这五德的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为人谦虚，文质彬彬而端庄礼貌，己所不欲亦不施于人，有很强的个人尊严和他人尊严感。
总之，君子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内圣外王，是感召世人奋发向上的旗帜。在这面大旗下，涌现出了大批忧国忧民、积极有为的仁人志士，如岳飞、范仲淹、文天祥等，他们精诚报国、心忧天下、舍生取义，其德可昭日月。
儒家的君子，除了作为整体的人格理想外，更侧重于道德人格理想，这个意义上的君子是同小人对立的。可以说，成为正人君子，是儒家的主要修身目标。
⊙忠臣与孝子——当好人臣和人子
历史上，家庭和朝廷是两种最主要的社会组织，人臣和人子是人的最普通的两种社会角色。针对如何当好人臣和人子，儒家设计出了忠臣和孝子的理想人格。
忠臣是在与帝王、国家、社稷的关系中实现的，一个忠臣应具备如下品格。
第一，精明干练，魄力非凡；能察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能见成败、转祸福、匡救过失；能处理好国家经济、军事、外交等各项事务，为君王解忧，让生民受惠。这类忠臣最受崇敬，但也最难做到，史上只有伊尹、周公、诸葛亮等少数人做到了。
第二，敢于不避重罪，言主之过，为民请命。敢于直言强谏的大臣，向来为儒家所推崇，如商朝因进谏而死的比干，唐太宗的“人镜”魏徵等，都流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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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颜直谏
有一次，汉光武帝要出去玩，可刚上车大臣申屠刚就来拦驾。申屠刚说，天下还没太平，您怎么有闲心去玩？光武帝不听，下令起行，申屠刚立刻趴到地上把脑袋塞到车轮里。无疑是在说，您要是不听劝告，干脆把我轧死好了！
第三，忠臣要忠贞，不事二主，奉君忘身，殉国忘家，临难死节。这也是儒家宣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忠。历史上此类忠臣不少，如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不仕清廷的黄宗羲，以身报国的文天祥等。要忠于国家和人民，而不应一味愚忠。
第四，热爱人民，忧国忧民，并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为众人师。臣子是帝王和人民的中介，帝王的慈惠要通过他们来实现，因此他们更要格外地爱护百姓。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民本精神的典型体现。
传统的儒家文化对忠臣充满了敬重的渴望，对贪污腐败、内藏奸恶、专权擅势、结党营私的奸臣表现出强烈的憎恶与批判。忠奸对比，更能显发忠臣的人格。
孝子，指辈分较低的人所应具备的道德人格。儒家认为孝是“德之本”，是最起码的品德及修养。做孝子，应当竭尽全力敬养父母，不仅应为年迈的父母提供衣食住行，还要为他们创造愉悦的心理环境，使他们有所依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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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衣娱亲
楚人老莱子是有名的孝子，常以甘美的食物奉养父母。他70多岁时还从不说自老，只因父母还健在。此外，他还常穿着五彩斑斓的衣服，像婴儿一样在父母身边戏舞或逗弄小鸟。他还端着水进屋，并假装跌倒，像婴儿一样哭，以博双亲开口笑。
此外，还要关心父母的健康，要葬父母以礼、祭父母以诚，即要厚葬守丧、按时祭祀等。葬父母后穿麻斩衰、粗茶淡饭、不宜言欢。
孝子要不违父命，继承父志，显宗扬名，为父代过，为父隐过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要倍加爱护。所以，孝子不登高、不涉水、不好勇斗狠，以免父母担心。曾子临死前战战兢兢地把全身检查一遍，发现没缺少什么才放心死去。
儒家的忠孝思想，显然蕴涵着许多值得弘扬的传统美德，但对以封建宗法制为核心的愚忠、愚孝要坚决予以抛弃，以免被引入蒙昧主义、偶像崇拜的死胡同。
⊙清官与父母官——教化一方百姓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治人者的质量决定整个社会生活的质量。那些各级官吏们，既掌握着社会的生杀予夺大权，又负责教化一方百姓，作用很大。为使他们发挥积极作用，儒家运用其道德伦理，制定了一套改造官吏人格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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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峰先生
海瑞光明正大、廉洁奉公、刚正不阿，一生办大案数起，惩治官绅恶少多人，民心大快，深为群众爱戴。他不畏权贵，敢同特权阶层作斗争，人称“刚峰先生”。
清官和父母官，是官吏在与百姓的关系中所实现的人格理想。
清官，要清正，不徇私枉法。清不虐民，是对官吏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容易做到的。大多时候，百姓不奢望官吏有什么政举，只要清明就叩头谢恩了。历史上清官虽少，好在还有刚直不阿的董宣、包拯和海瑞等人。
清官，要清廉，不贪图钱财。官场上流行的观念是“升官发财”，要想清廉不贪不容易！汉代的萧何，不但辅佐刘邦取天下立有大功，而且为人清廉，官声卓著。他在天下未定时为刘邦管后勤，每天经手的钱粮成千累万，但他分文不取。
同时要指出的是，清廉是清正的前提，只有不贪之人才不会徇私枉法。既清且廉的官吏，是上述两种品质的有机结合，可谓国之重宝，百姓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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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无炭
宋代司马光官高位显，生活却异常俭朴。有一次，屋外风雪交加，而他正潜心著述，一位来客竟见其因室内无炭火而正瑟瑟发抖。这种天气，连一般人家都要升火，而身居高位的司马光却无炭取暖，只得冒着严寒工作，其清廉可见一斑。
父母官，是儒家对地方官提出的更高人格要求。其中，仁爱是父母官对老百姓的态度，要求其爱民如子，以民为本；施恩是仁爱的外延，要求使民以时，济民以利。因此，父母官不但要心端性善，更要有所作为，为群众谋福利。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父母官，像唐宋大文豪中的柳宗元、范仲淹、苏轼等，都是政声卓著。他们不但内圣修养好，且致力于外王，是封建时代少有的“君子”。关于他们的政绩，现存的“范公堤”和“苏堤”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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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堤
杭州原本水利不修，以致冬春水涝，继而大旱，饥民遍野。苏轼上任后，亲执锹镐，疏浚运河，筑堤西湖，吃住野外，和百姓同甘苦，终至功成，造福一方。
当然，父母官不一定都要干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为政清廉、勤奋，维护好一方百姓的生产生活就很了不起了。清代的徐九思、郑板桥就是典型的例子。
徐九思任句容县令时，自奉清廉，力行节俭，勤于公务，严于吏治，百姓无扰，风气淳正，人民衣丰食足，鼓腹而游。为表感激之情，当地百姓为他建生祠祭奉。
郑板桥任潍县县令时，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以安黎元、济苍生为己任。他在任期间，遭遇严重蝗灾，生民涂炭，哀鸿遍野。他多方设法赈济灾民，甚至擅开官仓赈济灾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离开潍县返故里时，潍县老百姓倾城相送，与之依依惜别。
⊙儒家将、相、医、商的人格蓝图
儒家人格既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又有相当的灵活性与个别性。对于“相、将、商、医”这样重要的社会角色，也给他们勾画出了一幅人格蓝图。
宰相是群臣之首，帝王股肱。一般而言，儒相是忠臣的表率，其德行、谋略、功绩均应卓著。我国历来推崇的宰相，如齐国的晏婴、汉初的萧何、三国时蜀国的诸葛亮、唐代的姚崇和宋璟、南宋的文天祥等，其道德、智慧、功绩都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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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相姚崇
姚崇，自身廉正，为人刚直，治国有方，历任三朝宰相，在劝农桑、禁佛事、肃吏治、靖边疆等方面功劳显著。正是在姚崇的努力下，唐代才有蔚为可观的开元之治。儒相以其光明磊落、大智大勇，构建了定国安邦的伟业。
将领乃国之干城，身负安邦定国的重任。其品质的好坏、人格的高下，直接关系着国家兴亡、人民祸福，儒家因而提出了儒将的人格标准。
儒将要热爱人民，忠于国家。如诸葛亮带兵从不扰民，史可法困守孤城死战不降。儒将还要勇于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如冯子材与法军肉搏，关天培冒炮火指挥作战。儒将应胸怀韬略，出奇制胜。如诸葛亮七擒孟获，戚继光荡平倭寇。
总之，儒将既要以仁、忠来统率智、勇，还应于武略之外兼具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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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将岳飞
岳飞望故国高唱“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爱民之情令人感佩，爱国之心跃然纸上。他还敢于以少敌多，守宜兴8000人击敌10万。
儒商是尊奉儒家仁义道德的生意人。儒家以德为本，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因此，儒商诚信不欺，济乏市有，不谋暴利；用于国则有节，取于民则有制；虽委身商贾之间，仍留意于仁德与信义。
儒商的人格是知仁讲义，取财有道。他们热心公益、救助众生，在利国利民中求财。他们不巧取豪夺，兢兢业业，勤劳致富。在具体的经营中，他们极重诚信，不缺斤少两、以次充好；待人热情，不嫌贫爱富；慷慨让利，不锱铢必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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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陈嘉庚
陈嘉庚是知名的儒商。他下南洋独创大业，成为新加坡最有实力的华商。但是，他挣了钱从不用于个人享受，更没想着留给子孙后代；而是仗义疏财，将钱用于社会的公益事业。他一生捐建了无数学校，其中就有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
儒家志在经世济民，但并非每个儒生都能位居将相。正所谓“不为良臣，则为良医”，一些不能入仕途的儒生便转攻医学。而且，即使那些专门学医的人，也自幼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其思想品格与儒生同源，故两者合流而构成儒医。
儒医精通医术，救死扶伤，除天下人之病痛，同样是在立德、立功、立言。名医叶天士曾说：“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阐发蕴奥，笔着方书，此其立言也。一艺而三善咸备……”
此外，廉洁不贪、平等待人也为医家所必备。李榳说：“治病既愈，亦医家分内事，不可过取重索，但听其所酬。如病家赤贫，一毫不取。”江瓘说：“人身疾苦，与我无异。凡来请召，急去无迟……勿问贵贱，勿择贫富，专以救人为心。”
⊙贤妻良母——女子无才便是德
儒家认同男尊女卑，主张“男主外，女主内”，认为操持家务、生儿育女是女性的根本任务。其对妇女人格的基本观念，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做“贤妻良母”。
无才是德，即要求妇女做个无智无识、本本分分的良家妇女。儒家认为，智识能唤醒女性的欲望和个性，会使女性离经叛道。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是因她能听懂《凤求凰》的琴音；赵孟頫忍住没纳妾，说到底是管夫人会写《我依词》。因此，为使女子安于本分、服从男性，一心一意从事家务，为长辈、丈夫、子女尽义务，让她们无智、无识、无个性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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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词
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樽。
不过，儒家倡导的女子无才并不是要她们什么也不懂，只是要限制她们的个性与要求，一般性的知书达理还是提倡的。女子无才，相应地就会柔顺处下、服从丈夫，就会专注于相夫教子，就可以不抛头露面惹麻烦，成为贤妻良母。
贤妻是女性作为家庭角色的应有品格。儒家认为，女性的活动圈子就是家庭，应该智不离乎酒食，足不逾于门槛。正所谓“夫为妻纲”，贤妻要唯夫命是从，尤其要从一而终，保持贞洁。贤妻还要助夫成良才、成功名。儒家很推崇的马皇后、梁红玉等，或能劝谏丈夫，或能出谋划策，均是典型的贤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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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红玉助夫抗金
梁红玉战功卓著，她击鼓战金兵，使韩世忠8000人胜10万敌，还只身闯敌阵，救出丈夫和儿子。红玉文韬武略，堪称世忠左膀右臂，辛勤操劳，乃大宋之干城。
不过，贤妻与无才之间似乎又是矛盾的，没有才智胆识如何助夫成才？所以，儒家在这方面是讲了权变的。对于在危难之时，发挥重大作用、对国对家功不可没的杰出女性，如花木兰、穆桂英等，儒家也十分赞赏。
生儿育女，做良母也是儒家对女性的人格要求。儒家把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看得很重，认为女人若不生儿，按贤妻的要求就应同意丈夫再娶。
良母，既要慈，又要严。慈母就是对子女慈爱，照顾得无微不至，饥则食，寒则暖，困难时想尽办法宁苦自己也不苦孩子。林则徐小时候家境贫寒，他母亲日夜操劳供他读书，自己挨饿也要让孩子吃饱饭去上学，真是慈母！严母则教子有方，爱而不溺，注意克服、纠正孩子的坏习惯，努力培养其优秀的品质。岳母刺字，从小教育岳飞热爱祖国；孟母三迁，为孟子的成长费尽心机。总之，慈而能严、严而能慈的良母，是维系我国文明传承的重要力量。
⊙三从四德——贞妇、节妇、烈女
儒家讲“三从四德”，要求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做到“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而女性要做到的最大的妇德，就是“保持贞洁”“终不更二，精专谨慎”。为宣传这一思想，西汉经学家刘向还专门编了《贞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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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宣夫人
战国时的卫宣夫人嫁卫，刚行至城门卫君便死了，但夫人仍然入卫，持丧三年，还不愿改嫁，且作诗说：“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此后，宣传妇女贞洁的书更多了，如班昭的《女诫》、张华的《女史箴》、长孙皇后的《女则》、郑氏的《女孝经》、宋若莘宋若昭姐妹的《女论语》等，而大儒程颐的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则使“贞洁”作为妇女大德的地位更加巩固。
女性贞洁就是指女性只献身一个男子，从一而终。在儒家看来，“夫有再娶之义，女无二适之文”，男子可以三妻六妾吃喝嫖赌，妇女却必须从一而终心无旁骛。享乐是男人的权利，守贞则是女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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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线守节
古代有一节妇，孑然独宿，辗转难眠。因思“劳则善，逸则淫”一语，每夜人静后即熄灯火，抛线百余于地上，然后摸索拣拾，一线不得则不就枕，及线拣齐时，人也神倦力疲别无玄思了。
女性守贞，要求的就是身体上清白，无他人染指。一旦不幸遭强暴，心虽洁如冰雪，但整个的人已是“肮脏的”，丈夫有权将她抛弃或“恩准她”吊死。
基于这样一种贞操观，儒家要求妇女做贞妇、节妇、烈妇。
所谓贞妇，是指从一而终的妇女，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绝不二心，绝不私通，不管丈夫怎么样，反正是跟定了，献身定了。
所谓节妇，是指30多岁以下死去丈夫但守寡不嫁，并坚持到50岁以上的贞洁妇女。她们清心寡欲，洁身自好，含辛茹苦为夫守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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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牵断臂
五代时，王凝病故于虢州任上，其妻李氏携子扶柩回乡，中途投宿，被店主牵着臂推出门，李氏当即拿刀砍断手臂，以示贞节。
所谓烈妇，是指被侵辱后或怕被侵辱而其殉身的女子。她们性情刚烈，爱贞洁甚于生命，用柔弱的身躯捍卫儒家的妇德。
从贞妇到节妇，从节妇到烈妇，一个比一个激烈，一个比一个苟刻。她们虽然做法不同，但她们不改嫁、不淫邪、杀身成仁，始终把贞操当做最高追求。
随着儒家妇德论的传播，我国封建社会出现了队伍庞大的贞妇烈女。据统计，被正史记载且有名姓的烈女，就有几万人之多。其中，有些节妇烈女的行为极为触目惊心，如为表贞洁而挖眼、断臂等，竟然也被儒家传为美谈。
丈夫死后，为了续香火，多数妇女要含辛茹苦地抚育孩子，但是在一个生产很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中，靠一个寡妇维护家庭，其辛酸苦辣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儒家赞美贞节烈妇的人格，虽然有利于维护封建的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但给妇女造成的灾难太大了。已婚妇女为此蒙受痛苦，未婚妇女也要付出巨大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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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腹自清
清朝女子贾荃，在婚前被污偷情不贞，且已有身孕。无奈，她只好去求县令老爷做主，县令让收生婆来做检查，收生婆却也说她已怀了孕。为自证清白，走投无路的贾荃最后从袖中取出刀，狠命地朝自己肚子上划去……
更有甚者，妇女出于守贞偏见，有病都不敢治，像元代马寡妇那样乳疡不医，忍受病痛的折磨和摧残。
贞妇、节妇、烈妇，虽然名目不一，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品质：自我献身，摆脱物利，追求道义。这“道义”不在世外，而在现实当中，是一种现实化的宗教品格，正是它造就了儒教的虔诚信徒。
⊙行为取向——儒士、隐士、名士
士，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以读书人为主。他们或为官吏，或为教师，或显达朝廷，或归隐江湖，虽然个人性情、职业、生存状况有所差别，但相似的教养、价值观、抱负等，却使他们的人生态度、行为取向、人格特征具有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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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名士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孔子，“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李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等，都是典型的士，是千百年来士的代表。
秦汉以降，儒学成为中国的官方学问，所以传统的士基本上都是儒士。他们读孔孟之书，奉孔孟之道，唯孔孟之是非为是非，唯圣人之人格为人格。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儒士的根本人格就是“以道自任”，他们以儒学为皈依，内修其圣，外成其功。朱熹说：“古之学者，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汉初儒士叔孙通奏请立朝仪，并亲率弟子演练，使汉高祖第一次感到做皇帝的尊贵。三国的诸葛亮、唐代的韩愈、明代的王阳明等，以道自任，欲挽狂澜；晋朝的祖逖，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等，也都实实在在地干出了一番事业。
儒士以道自任从三个角度体现出来：自我自身的角度；家族人伦的角度；天下国家的角度。儒士要自修其身，正心诚意，以德配尧舜；要理家治族，内修仁义，使兄弟相善、妯娌相亲、婆媳相容；还要出将为相，肝脑涂地，尽忠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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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儒士
孔子认为，标准的儒士，做事有羞耻之心，出使外邦不辱使命；稍次的，宗族赞他孝顺父母，乡亲们赞他礼敬兄长；再次的，说话算数，做事果决。很明显，孔子对儒士的看法，是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对应的。
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最高理想，但出仕与否，也要视当时的社会情况而定。儒士应遵循孔子的教诲，天下有道则出仕，天下无道则“乘桴浮于海”。
隐士，有改朝换代之际不事新朝的，如伯夷、叔齐、黄宗羲等，广受赞誉；有和平时期超脱尘世、特立独行的，如陶潜、邵雍、李贽等，则颇多争议。
不过，无论怎样，隐士都不是儒家的叛逆，而是困苦条件下坚守的志士；也不是沽名钓誉的狂徒，而是通晓进退玄机的智者。不过，儒家始终认为，士不能满足于“独善其身”，而应努力追求“兼济天下”，永远不失救世之旨趣。
名士，魏晋时期一群轻礼教而任自然的文人。他们蔑视世俗，不事王侯，清高自傲，不追求修养，不重视事功，也不与帝王将相合作，甚至极尽轻蔑和嘲讽，表现出和儒士的内圣外王很不一致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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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阮籍二三事
名重一时的钟会去拜访嵇康，他竟然蹲在地上打铁，根本不搭理钟会。
山涛举荐嵇康为官，嵇康竟写下绝交信，连山涛带汤武都给嘲弄了一番。
司马昭想与阮籍联姻，阮籍却连醉两个月，司马昭没机会和他谈，只得作罢。
大家谈论某某杀母，阮籍出语雷人：“唉，杀父亲还可以，怎么杀母亲呢！”
名士崇尚空谈，消极避世，忘情山水，醉心老庄，很多人斥其为反儒的罪人。他们批评名士：“宇宙内皆儒者事，奈之何洁身娱己，弃天下理乱于不闻。”
不过，实际上，名士并不真正反儒，虽抛弃了礼教的外壳，但仍以内圣外王为价值取向。例如，他们反对司马氏的巧取豪夺，痛恨门阀士族的腐朽堕落，都是以仁义道德为评判标准的。可以想见，若真有“圣王”出现，名士们定会出仕。
所以，名士也是儒士，是隐逸而不拘于小节，但又很有个性的儒士。真正的儒士、隐士、名士在人格上都是一样的，他们只是因环境不同而表现不同罢了。
■ 逢乱世衰，当治世兴 ■
纵观历史，每逢乱世统治者便弃儒家学说不用，每逢治世统治者则对其推崇备至。为什么会这样呢？只因从孔子开创儒学到清末康、梁改造儒学，儒学便时常触及统治者敏感的神经。统治者的态度，深刻地影响着儒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发展方向。
春秋时期，圣人孔子开创了儒家学说，并率弟子周游列国，希望能得到侯王的重用，但他的“仁”的学说，并不适合那个乱世，结果四处碰壁。战国时期，亚圣孟子的遭遇与孔子差不多。他游说各国君王，同样无功而返，最后以著书讲学了却余生。
终于，秦王嬴政依靠法家思想一统天下，成为了始皇帝。秦始皇虽然兼并六国，但短命的秦朝却难以称得上是治世。秦始皇为防范六国遗民的反抗，对民众横征暴敛，严刑峻法加身，并毫不客气地“焚书坑儒”，其倒行逆施将其拖入了迅速衰亡的深渊。
由秦入汉后，高祖刘邦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兼用黄老之学和儒家“仁政”学说。儒士叔孙通、陆贾等人先后被汉朝统治者重用，儒学自此开始登堂入室。到了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汉朝更是堂而皇之地设立了儒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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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从权变
刘邦本瞧不起儒学，但善于权变的儒士叔孙通，却投其所好，采用礼仪而非礼德的方式，改变了他对儒学的认识。叔孙通先带领一班儒生制定了朝仪，以维护君臣的等级秩序。朝仪一经演示，就获得了刘邦的肯定。儒学的礼仪、礼规充分地满足了他家天下的贪欲，使他享受到了身为皇帝的尊严。
维护封建宗法制的儒家学说，恰好适合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体。因此，到了汉武帝时，一代鸿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得到了采纳，儒家学说一跃成为了正统的意识形态。从此，儒家学说便成了封建统治者的护身符。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一统的汉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这个时期，封建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儒家学说也由此失去了官方正统思想的地位，成为与道家玄学和佛教思想并驾齐驱的一门学说。
隋唐重新统一中国后，儒学再次回到了正统的地位，重新受到重视。吸取了唐末五代藩镇势力过大的教训，宋朝为进一步强化封建中央集权，在思想上尊崇儒学，在政治上重用儒生。由此，儒学日渐兴盛起来，二程、朱熹集儒家大成，发展出理学。
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发展到了极致，最高统治者完全把儒家学说纳入了政治的轨道，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如明朝的八股取土，使儒学成了应付科举的摘句之学；清朝则大兴文字狱，使士人三缄其口。学者们的思想被钳制，儒学渐渐走向没落。
到了清末，君主专制眼看要走向衰亡，这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妄图将儒学加以改造，以延长腐朽的君主制的寿命，但最终化为泡影。
可见，儒家的兴衰成败与统治者的态度是息息相关的，而统治者对儒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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