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于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其现实景观往往让任何一个观察者应接不暇。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起步者”，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向者”。中国在同时经历美国历史上的好几个发展阶段——19世纪末期靠巧取豪夺及残酷剥削致富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20世纪20年代的投机金融风潮、30年代的农村向城市移民时代、50年代的“第一辆车、第一套房子、第一套时髦服装、第一次大学教育、第一次全家度假”的中产阶级消费时代，甚至还有类似60年代的社会动荡时期的某些方面。
当人们充分领略社会转型展示其“硬币”光鲜面时，我们也就不能回避其“硬币”的问题面。20多年来平均9％的经济增长率改变了中国，变化是有目共睹的，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里，人们明显感受得到社会经济分化的现实。
大大小小的城市富裕起来，但许多农村地区和老工业区依然贫穷；虽然自己的日子好过了些，但比起那些真正的“富有者”，自己不啻于一个刚刚脱贫者。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加入WTO的头两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收入分配极度不公平，其中最富有的10％人群收入增加了16％以上，而同期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这表明一些社会群体的收入甚至出现绝对下降。一些突出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大家有一定共识。老百姓生活中感受最深的是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生产安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社会治安、社会保障等问题，这客观地反映出改革多年积累了一些矛盾、经济发展后出现了新问题，如改革中的巧取豪夺与官员腐败、增长中的收入分配不公、发展中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且不均，以及普遍的社会信誉丧失、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等。
鉴于此，应对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已成为整个社会的当务之急。也许有人会说，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的重要领域，观照社会问题、洞察社会问题抑或解读社会问题是社会学者的任务，那么，社会问题跟舆论学有何干系呢？
事实上，无论对“什么是社会问题？”的定义有多少歧义，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有一个基本共识的，即社会问题离不开从社会性和问题性两个层面进行探讨，或者说，社会问题的构成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客观上有“问题”状态出现，即对公众有负面性的困扰状态存在；二是离不开公众主观评价及其行为反应。比如交通拥堵，本身对公众形成了一个“问题”性的困扰状态，但很多大城市人们已习以为常，就不是“问题”。再比如，吸烟在某些地方是再正常不过的生活习惯，但在有些地方就是制定严格措施，加以制止的扰民“问题”。也就是说，对“社会问题”本身的确认，离不开社会成员的认知、评判。
因此，无论对“社会问题”本身的认识，还是对社会问题的“察觉”都离不开公众的认知、判断及评价，或者说，离不开舆论的评判。一定程度上，不仅社会问题的确立是一个社会成员的建构过程，社会问题的治理也同样是一个社会成员的建构过程。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传媒因其强大的信息传递功能，不仅具有社会议题的设置功能，同样也具有社会问题的议题设置功能，通过它的这种议题设置，发挥着舆论调控功能，不仅影响着社会成员对社会问题的认知、确认，还影响着社会问题的治理和解决。
既然舆论的一个作用就是不断探索社会新问题，如何通过它的这种议题设置来适时建构社会问题，既能使我国社会转型期既有的制度文明成果与时俱进，不断地更新以提高自己的生命力，同时也能通过凸显我国社会转型期某些社会问题，提高社会问题治理和解决的效率，这不仅是舆论调控功能的现实使命，同时也是本研究立足于我国社会转型期探析舆论调控状况的初衷。
第一章：社会学视野下：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本章对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的概念及相关理论进行了必要的阐释与现实图景呈现。
第二章：舆论学视野下的社会问题。本章对“社会问题”进行了舆论学解读，进而提出了社会问题舆论调控的理论框架。
在此基础上，第三至第十章，分别就当转型期诸多典型社会问题，如“三农”问题、通货膨胀问题，药品供应保障问题、房地产问题、能源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慈善问题、乳品安全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即对各社会问题的现实议程、政策议程和公众议程分别予以梳理，进而选取有代表性的媒体，进行了社会问题的媒介议程的呈现，进而把握社会问题在传媒建构方面的得失，以期为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的应对提供舆论学的解读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喻国明
2011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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