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觉得天大的欺骗，如今只付诸一笑。

    风暖云轻韶光远

    烫发药水的味儿和发油的淡香混在一起，剃刀发出嗡嗡的噪音，墙壁上一面面长镜映出人影。春风理发店的顾客排成长龙，林珊坐在靠近玻璃门的长凳上等了好一会儿才轮到。

    女理发师把林珊的脑袋按在一个水池里。温热的水流从接在水龙头上的一条橡皮软管里涌出来，林珊赶紧把头埋低，一缕热水滑进脖子里，濡湿了棉质连衣裙的小圆领。

    “不，我不剪了。”林珊忽然就恼了。

    前面刘海一排齐，后面的头发在脖颈处也一排齐，春风理发店的师傅们，只会给少女剪这种名为“学生头”的可怕发型。笔友江欢在信里不止一次告诉林珊：现在流行去发廊打理头发了，价钱贵一点，发型时髦又漂亮！

    户外空气清新。林珊站在一株香樟树下，发梢滴着水珠，面色绯红，尚未从理发师骂她有毛病的羞愤中恢复过来。有人却在马路对面望着她尖叫：哥！让她做你的模特！她就是那个笔友，一定肯帮这个忙！

    林珊多次光顾春风理发店，却忽略了笔友江欢家住在这附近的事实。在这个盛夏的午后，她与江欢就这样不期而遇。

    半年多了，林珊每个礼拜都会收到一封来自本市本区的信，常有人起哄：你的情书？林珊笑而不答，貌似神秘，实为羞于启齿。

    写信人是她的笔友。通常来说，笔友的联系方式来自于杂志或广播的交友栏目，距离越远越好。鸿雁传书，要的就是穿越千山万水的感觉，谁会交一位近在咫尺的笔友？

    这笔友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元旦那天，学校门房外的小黑板上写着一条通知：高三五班林珊，请速来领取包裹单。包裹是几个月前调到上海宝钢的父母寄来的，和包裹同领的还有一张贺卡。信封上写着林珊的名字，卡片上落款是江欢。林珊怎么也想不起她何时认识这样一个人，出于礼貌，她给江欢写了一封表达谢意的回信。一来二往，两人交上了朋友。

    江欢在信里谈服装，谈电影，谈广东早茶，谈得最多的是发型和化妆品。看信如同看杂志，林珊喜欢江欢所谈的一切话题。

    相比而言，她的信就有些乏味了。最近的模拟考不理想，政治尤其糟。学校不许化妆，但有女生偷偷给自己涂眼蓝。宿舍朝北，晒不到太阳，床单潮乎乎的，感觉真糟糕。建七副食品店辟出冷饮柜，卖酸奶和刨冰，酸奶味儿很怪，我喜欢菠萝味刨冰……

    每次只有大半页信纸，看似漫不经心琐碎牢骚，其实也算得上闺蜜间的体己话。不久前她们交换过各自的五寸彩照一张，关系亲密，只是没见过面。

    现在，林珊穿过窄窄的马路，来到笔友面前。

    江欢咯咯笑着，脸颊上涌起两团红晕。哥哥江磊站在她边上，紧张得手足无措，眼里却闪烁着喜悦。三个人都有些窘，过了好一会儿，江欢才有些害羞地邀请林珊去她家玩，江磊自我介绍了他的职业，希望他能有幸为林珊修剪头发。

    江家就在十米开外，一间挂着“威娜美发屋”招牌的店面和江家的住宅连在一起。门店后面的房间躺着患有肺病的江妈妈。客厅是暗厅，白天也要开灯照明。看得出来，江家家境不太好，也许跟江妈妈的病有关，也许跟江磊跑到广东去了一年，分文未赚反而把微薄的家底败得更光有关。

    林珊一边听江磊用自嘲的语气介绍自己，一边让他在自己头发上取了一小缕，试验卷发需要的时间。江欢忙进忙出，在门外的大脚盆里用洗衣粉洗一家人的衣裳。洁白的肥皂泡在阳光下跳舞，江欢不时抬起头冲她笑一笑。这个十六岁就辍学顶职去工厂上班的女孩，从头到尾，把接待笔友的任务交给了哥哥。

    林珊一时半会儿难以适应这种反差。信上的江欢，谈锋甚健，有种自由不羁的味道；信下的江欢，木讷少言，身上带有明显的工厂气息。林珊很难将她和笔友江欢联系起来。

    不过，人和相片相符，地址也对，江欢如假包换。林珊甚至在这里看到了她寄给江欢的那张照片。也许江欢为自己的家境难为情，也许她为第一次见面就要求林珊帮忙做她哥哥的发模而惭愧。

    这一年，城市的大街小巷上，隔几天就会冒出一间像“威娜美发屋”这样的小店。江磊敢把“威娜”开在春风理发店对面，似乎对自己的手艺信心十足。一台半旧的落地式双卡录音机搁在窄小的发廊里，音量扭到最大，重复放着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可惜，生意并不火。有人进来有人出去，没人在那张理发椅上坐下。五块钱理个发，毕竟太贵了。

    眼下，最让江磊头疼的还不是生意不佳，而是缺个发模。他报名参加了一家杂志社主办的创新美发大奖赛，妹妹的头发又硬又多，实在不适合他一心想推出的新款烫发。远远瞟一眼马路对面的林珊，斑驳的树影打在女孩果绿色的连衣裙上，震荡着他的心湖。这次比赛，全靠这位笔友了。

    半个月后，附有林珊照片的报道出现在杂志上。江磊拿到了银奖。林珊回想起比赛那天的情形，仍能感到在她头顶翻飞的手指的灵巧。江磊把她的头发分成一绺一绺，上了卷发棒，又上了药水。只隔一会儿，他就开始下一步操作。烫好的头发略微卷曲，修剪、吹风、定型，镜子里映出了另一个林珊。短发，微微卷曲，蓬松自然，如暖风轻掠过一朵云，清新流畅。

    林珊对江磊的手艺非常满意。她在阵阵掌声中，冲台下举着“江磊必胜林珊必胜”字牌的江欢做鬼脸。那几个字写得可真糟！

    江磊的手艺太好了。可是，林珊明天就要去上海念大学，等她的头发长了乱了，再找谁来修剪呢？江磊把奖杯放在台子上，找出一张彩色硬卡纸。

    林珊，你是我的福星。无论什么时候，你都是我最重要的顾客。

    他郑重其事地把卡纸递给她。上面写着“威娜发型设计，终身贵宾，林珊”。

    林珊笑着接过这张自制的贵宾卡。待看清上面的内容，笑容就僵了。林，两个木的横，一笔写成。这个习惯和笔迹，与那些信上的一模一样。

    江磊看着林珊把卡纸撕碎，一个字也没有说。

    林珊在大学里收到一封辗转传来的信，江欢费尽笔墨解释着前因后果：

    头一年岁末，因为江欢一直要加班，便委托哥哥替她买些贺年卡寄给老同学。江磊路过一所中学时，在门房黑板上看到林珊的名字和班级，顺手把剩下一张贺卡寄给了她，当然，落款写的仍是妹妹的名字。

    后来的事，林珊都知道了。江欢文笔不佳，也无暇写信，而江磊，他喜欢跟林珊通信，喜欢这一有趣却毫无恶意的游戏。

    有趣？毫无恶意？

    林珊只觉得她掉进一个陷阱里，被欺骗，被戏弄，被利用。

    她把江欢的信扔在一边，甩甩已没有型的头发，既伤感，又无奈。把这件事抛在脑后吧，就当她从不认识那两个人，她可不想再当一次大傻瓜。

    时光荏苒，林珊已忘了她曾有过一个笔友。但有那么几次，当她去理发店修剪头发时，淡淡的伤感不期而至，她想起多年前的那个盛夏午后，风暖云轻，她的新发型令她光彩照人……

    这一年，冬天来得特别早。11月，北京已下了好几场雪，再后来，大雪席卷了整个华中地区。来老家参加一场技术研讨会的林珊被困住了，得晚一天才能飞回上海。

    左右无事，林珊干脆跑到宾馆附近的一家形象设计公司，打算做做美容修剪一下头发，消磨掉半天时光。据说这家形象设计公司开了很多年，天天门庭若市，尤其出名的是老板的手艺，只是他派头太大，极少亲自动手为普通客人剪头发。

    林珊先做了个脸部护理。从里间的美容室到外面的美发厅，要经过一间办公室。林珊随意朝里面瞟了一眼，大班椅上坐着的男人，也朝她望了望。

    躺在宽大的洗头椅上冲好头发，睁开眼睛坐起来，有人朝她微笑。

    “我来给你做头发。”

    美发厅的人声，如大海退潮，只有此起彼伏的电吹风声嗡嗡作响。发型师们的眼睛朝她这边张望，他们在看，是谁惊动了他们老板，态度如此恭敬，要亲自替她做头发。

    是江磊。林珊认出了他。

    二十多年过去了。江磊眉目依旧，只身材略微发福。镜子里的林珊，云鬓依然，容颜未改。

    窗外大雪纷飞，室内暖意融融。往事不必提起，他只夸她风采依旧显年轻，她只赞他手艺高超，最了解她适合怎样的发型。

    多少年韶光已远，年轻时觉得天塌地陷的“欺骗”，已成为温馨的回忆。

    烫发药水的味儿和发油的淡香混在一起，剃刀发出嗡嗡的噪音，墙壁上是一面面长镜，映出人影。国营武汉建桥理发店的顾客太多，吕薇坐在靠近玻璃门的长凳上等了好一会儿才轮到。

    女理发师把吕薇的脑袋按在一个水池里。温热的水流从接在水龙头上的一条橡皮软管里涌出来，吕薇赶紧把头埋低，一缕热水滑进脖子里，濡湿了棉质连衣裙的小圆领。她紧闭双眼，避免水流进眼睛。吕薇想象着十分钟后她的发型：原来耷在眼帘上的刘海被修至眉上半寸高，一崭齐，活像口锅盖倒吊在额头上；长至肩膀的头发剪短了，与耳垂同高。

    没错。建桥的理发师只会给她剪这种发式，美其名曰“学生头”。

    吕薇不悦地撇撇嘴，忽然站起来。笔友林红在上一封信里说，现在流行去发廊打理头发了，价钱贵一点，但时髦又漂亮。

    “建桥”外的空气很清新。吕薇面色绯红，尚未从理发师骂她有毛病的羞愤中恢复过来。发梢滴着水珠，脖子上湿漉漉的，站在店外的一株香樟树荫下。头发剪一半又变卦不肯剪的吕薇，看上去有点傻。

    马路对面就有一家发廊。吕薇在犹豫。

    此时，有个女孩却在马路对面望着她尖叫：“哥！让她做你的模特！大眼睛尖下巴，发量不多不少，刚刚好！你仔细看啊哥哥！跟照片上一模一样！她就是那个笔友，一定肯帮这个忙！”

    吕薇确实是那女孩的笔友。

    笔友是1980年代流行的交友方式。笔友的联系方式从杂志或广播的交友栏目里获得，距离越远越好。远方的笔友传来的信息新鲜有趣，比看报纸听广播更亲切。鸿雁传书，要的就是一种天涯咫尺的感觉。高三五班的吕薇，每个礼拜都会收到一封来自本市本区的信，但她羞于告诉同学，她交了一位同城同区的笔友。

    那还是1987年的元旦，学校门房外的小黑板上还写着一个多礼拜前的通知：高三五班吕薇，请速来领取包裹单。包裹是几个月前调到上海支援宝钢建设的父母寄来的，和包裹同领的还有一张贺卡。雪白的信封上整齐的写着吕薇的名字。吕薇怎么也想不起她何时认识这样一个人。出于礼貌，她给林红写了一封表达谢意的回信。一来二往，便熟悉了。

    吕薇很快就喜欢上阅读林红的来信。林红在信里谈服装，谈电影，谈广东早茶，谈得最多的是发型和化妆品。看信如同看杂志，吕薇喜欢林红所谈的一切话题。

    相比而言，她的信就有点儿乏味了。最近的模拟考不理想，政治尤其糟。学校不许化妆，但有女生偷偷给自己涂眼蓝。宿舍朝北，晒不到太阳，床单都是潮乎乎的，感觉真不好。建七副食品店辟出冷饮柜，卖酸奶和刨冰，酸奶味儿很怪，我喜欢菠萝味刨冰……

    每次只有大半页信纸，看似漫不经心琐碎牢骚，其实也算得上闺蜜间的体己话。她们甚至交换过各自的五寸彩照一张，关系亲密，只是没正式见过面而已。

    吕薇就这样狼狈地与笔友见了面。

    她曾多次光顾“建桥”理发店，却忽略了这里离林红家很近的事实。也许她从未考虑过跟笔友见面，也许她在等待林红主动向她发出见面的邀请。

    现在，邀请不期而至。吕薇不仅与笔友林红见了面，还认识了林红的哥哥——未来的发型大师林军。

    “发廊是你开的？”吕薇问。她有许多想法，但此刻她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头发。

    1987年，武汉街头隔几天就会冒出这样一间小发廊。林军敢把发廊开在国营理发店对面，似乎对自己的手艺信心十足。一台半旧的落地式双卡录音机搁在窄小的发廊里，音量扭到最大，重复放着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生意清淡，有人进来有人出去，没人在那张理发椅上坐下。五块钱剪个头，太贵了。

    美发店和林家的住宅在一起，门店后面的房间躺着患有肺病的林妈妈。客厅是暗厅，白天也要开灯照明。看得出来林家家境不太好，也许跟林妈妈的病有关，也许跟林军跑到广东去了一年，分文未赚反而把微薄的家底败得更光有关。

    吕薇一边听林军用自嘲的语气介绍自己，一边让他替自己吹干头发。林红忙进忙出，在门外的大脚盆里用洗衣粉洗一家人的衣裳。洁白的肥皂泡在阳光下跳舞，林红不时抬起头冲她笑一笑。这个十六岁就辍学顶职去工厂上班的女孩，从头到尾，都把接待笔友的事情交给了哥哥。

    吕薇一时半会儿难以适应这种反差。信上的林红，谈锋甚健，有种自由不羁的味道；信下的林红，木讷少言，身上带有明显的工厂气息。吕薇很难将她和笔友林红联系起来。

    可是，人和相片相符，地址也对，林红如假包换。吕薇甚至看到了她寄给林红的那张照片。也许林红为自己的家境难为情，也许她为第一次见面就要求吕薇帮忙做她哥哥的发模而惭愧。

    林军报名参加了一家杂志社主办的创新美发大奖赛，参赛的日子临近，还缺一个让他满意的发模。他的“嘉宝美发屋”开业一周，客人不多，并没有遇到合适的女生。妹妹的头发又硬又多，实在不适合他一心想推出的新款烫发。远远瞟一眼“建桥”门外的吕薇，斑驳的树影打在女孩果绿色的连衣裙上，他就知道，这次比赛，全靠这位笔友了。

    一个月后，附有吕薇照片的报道出现在杂志上。林军拿到了银奖。吕薇想起比赛那天自己能感到在她头顶翻飞的手指的灵巧。林军把她的头发分成一绺一绺，上了卷发棒，又上了药水。只隔了一会儿，他就开始下一步操作。烫好的头发略微卷曲，修剪、吹风、定型，镜子里映出了另一个吕薇。短发，微微卷曲，蓬松自然，如暖风轻掠过一朵云，清新流畅。

    吕薇对林军的手艺非常满意。她在阵阵掌声中，冲台下举着“林军必胜吕薇必胜”字牌的林红做鬼脸。那几个字写得可真糟！

    林军的手艺太好了。可是，吕薇明天就要离开武汉去上海上大学，等她的头发长了乱了，再找谁来修剪呢？林军把奖杯放在“嘉宝”发廊的一张台子上，找出一张彩色硬卡纸。吕薇，你是我的福星。无论什么时候，你都是我最重要的顾客。

    他郑重其事地把卡纸递给她。上面写着“嘉宝发型设计，终身贵宾，吕薇”。

    吕薇笑着接过这张自制的贵宾卡。待看清上面的内容，笑容忽然僵住。吕，用上下两个圈代替，这个习惯和笔迹，与那些信上的一模一样。

    林军看着吕薇愤怒地把卡纸撕碎，一个字也没有说。

    吕薇在大学里收到一封辗转传来的信，林红费尽笔墨解释前因后果，说一切都是意外。

    林军在1986年岁末路过一所中学时，在门房黑板上看到吕薇的名字和班级，顺手把一张多余的贺卡寄给了她。冒用妹妹的名字无需解释，因为那几天林红一直加班，只好托他去买些贺年卡寄给初中同学们。他已在十几张卡片上签上了林红的大名留下了地址，给吕薇的这一张，自然也不例外。

    林军喜欢跟吕薇通信，但林军并无恶意。

    可是谁相信呢。吕薇只觉得自己掉到了一个滔天陷阱里，被欺骗，被利用了。

    林红的字写得很差，越发显出这些辩解的可笑。吕薇选择不相信她的话，也不想再当一次大傻瓜。

    2009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11月，北京已下了好几场雪，再后来大雪席卷了整个华中地区。参加一场技术研讨会的吕薇被困在武汉，她得晚一天才能飞回上海。吕薇索性回了家，左右无事，干脆跑到老房子附近的一家形象设计公司，打算做做美容修剪一下头发，消磨掉半天时光。听老邻居说，这家形象设计公司开了很多年，天天门庭若市，尤其是老板手艺很不错，只是后来慢慢很少亲自动手为客人剪头发了。

    从里间的美容室到外面的美发厅，要经过一间办公室。吕薇随意朝里面瞟了一眼，大班椅上坐着一位男人，也许是这间公司的老板。

    躺在宽大的洗头椅上冲好头发，睁开眼睛坐起来，有人朝她微笑。“我来给你做头发。”美发厅的人声顿时如大海退潮，只有此起彼伏的电吹风嗡嗡作响。发型师们的眼睛，在朝她这边张望。他们在看，是谁能出动他们老板亲手替她修剪头发。

    是林军。吕薇惊讶地从跟前的镜子里认出了那个阔别二十二年的少年。

    二十二年过去了。林军的身材略微发了福，可是眉目依旧。镜子里的吕薇，云鬓依然，容颜未改。

    窗外大雪纷飞，室内暖意融融。那些年少时以为天大的欺骗和承诺，他们都没有提起。他夸她风采依旧显年轻，她赞他手艺高超，最了解她适合怎样的发型。

    那么多年过去了，年少时觉得天大的欺骗，如今只付诸一笑。

    人生没有后悔药。悲伤已惩罚了我们的选择，哭过之后，得做点别的。

    做点让自己感觉富足的事情，像这个季节丰沛的阳光和酣畅淋漓的雨水。

    后悔时我们做些什么

    1990年。

    清晨如薄暮的3月。

    起床时我有点想哭，也许是因为昨夜的梦，连续剧一样的梦。

    第一集：物理课。杨老师宣布这次物理考试我全班第一！可惜，倒数的。

    教室里爆出炸米泡那样响的掌声。

    第二集：数学课。叶老师点我回答问题，什么是不完全归纳法。我站起来，摇头晃脑嘟嘟哝哝。老叶一个粉笔头扔过来，“你！你气死我了！形而上学！”

    我在梦里的课桌上哭了一整堂课。

    第三集：化学实验室。总也做不成功的化学实验，终于成了，只是，大概、也许、可能，试管爆了。实验室里散发出浓烈的臭鸡蛋气味，鼻头被熏黑的刘老师，包菜头变成火焰山，露出大龅牙冲我说日本话：“你的，八格牙路，死啦死啦滴！”

    这时你走到我面前，很不应景地咧嘴一笑，你说，几何几何，挤破脑壳。

    岳美，上个月辍学的你，跟我同窗一年半的你，出现在我连续剧一般的噩梦里。

    而这些噩梦，不过是对偏执的我，给予一点小小的惩罚。

    我从门洞过道里推出自行车，去找你。

    你还好吗？岳美。这学期开学没几天，你辍学，在父亲生前所在的工厂做了一名工人。上次见面，还是在教室外的走廊上。你办好退学手续，最后一次站在教室门外。我们陆续走出来，和你道别。

    你大声说，不要忘记我啊，记得我们曾经是同学。

    走廊上回响着你的声音。

    我们都说，怎会忘记呢，岳美！友谊地久天长。

    绝对真心实意啊！

    你拼命点头，脸上的神色却透着些担忧。

    现在，我想到那天的你，那样用力，请我们记住你。而我们呢，起初偶尔会谈到你，后来就不再提起。若非昨晚连绵不绝的梦，恐怕我已忘了你。

    我在你家砖垒的花槽旁叫你的名字。太阳拨开厚厚的云层露一个脸，又迅速躲了回去。花槽里种着鸡冠花、指甲花，门前水泥地上，两只鸡在踱步，“吱呀”，门开了，你，还有一只大黄猫，你们出来迎接我。

    岳美，你看到我忧戚严肃的脸。面对几个月来遭遇丧父、辍学之痛的你，这样的表情，再合适不过。

    走吧，这阴沉沉的天气，得骑车远行，出一身汗才行。你嗔怪着拍了拍我的肩。

    我们从红钢城出发，沿和平大道朝长江大桥骑去。3月的风吹在脸上是冷的，动一动又会浑身冒汗。骑到武昌车辆厂附近时，我累了，央求你停下来歇一会儿。

    你带着些得意劲儿，笑我耐力不够好。我说我昨晚噩梦连连，你说是吗，却在这一对一答之间，笑容从你脸上消失。

    这一路我们经过武汉钢铁学院，经过水运工程学院，现在，你望着马路斜对面的湖北大学，半晌没出声。

    岳美，你有你的忧愁，我有我的。但那一会儿，我们望着一所普通高校的大门，陷入同样的悲伤中。直到，呼吸变得均匀，体力重新恢复，我们跨上各自的自行车，一路沉默着，朝长江大桥的桥头堡骑去。

    汗滴如雨。

    江水浑黄，拍打着堤岸。灰蓝的雨云占领着城市上空，仿佛随时会落下一场真正的雨，淋湿你我17岁的春季。

    岳美，不辍学，继续读下去，也不是完全不行吧？这个问题，我从没问过你。正如你从没问过我，非要犟着性子选不擅长的理科，后悔不？

    答案就在那里，我们都知道。

    17岁那年，我们有一次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却在决定了之后悔意沉沉。日子一天天过下去，不快乐的我，以及把悲伤藏在心底的你，在那个天气多变的春天里，骑车去长江大桥，看龟蛇锁大江；搭轮渡去汉口，看那一幢幢写满历史感的租界老房子；又在牡丹花展时，骑车去磨山植物园，欣赏著名的姚黄魏紫。

    我注意的不是花，是一块块公用卫生间指示牌。你很无奈地问我怎么了，我说不知道啊岳美，真见鬼！

    但我是知道的。明天又要化学测验，只要想到这个，我就要去那里。

    等我又一次从卫生间里出来，你在不远处的花径上，望着花坡对面的一个男孩。

    那是我们都认识的隔壁班男孩。高一下学期，我俩曾与他和另一男生打乒乓球，混双。你和他这一组临时搭档，狂胜了我那一组。

    男孩朝你的方向走来，与你擦肩而过。

    “他没认出我。”后来，你把这句话重复了三遍。第一遍，我说也许他没看到你。你说不，他看了我一眼。第二遍，我说他对你没印象，你说不，从前你们在走廊上看到，总会互相打招呼。第三遍，我说岳美，你喜欢他？你，沉默不语。

    我们绕着花坡走了半圈，你说饿了，我们应该去吃点东西。

    蒜薹炒肉片，番茄鸡蛋汤。春天碧绿的蒜薹，褐色多汁的肉片。番茄艳美，鸡蛋金黄。此后多年，吃到这两道菜时，我总会想到你，想到这年春天，磨山植物园。我的紧张忐忑，你的沮丧失落，在这顿简朴美味的午餐后，神奇地转化为快乐因子。

    你说化学嘛，就是这种魔法般的转化。

    我说爱情这件事，关于爱情的魔法，你我有的是时间去了解。

    我到你上班的地方去玩。

    炼钢厂没什么好看的，又是烈日炎炎的7月。呆在有空调的班组休息室里，你用茶缸斟了一缸盐汽水给我，然后，透过玻璃窗，我看到穿肥大工作服的你，爬上简易的铁制楼梯，去车间里干活。

    工作中的你，不同于休息日时的你，更不同于半年前同窗时的你。

    岳美，我看到你眼里的孤单、害怕，看到你还不是很适应的青涩表情。这是进入新环境必经的一种过程，我知道。可是，当我看到你微笑着，跟年长你一大截的同事们说话，还是有泪花在我眼里打滚，落入你的搪瓷茶缸里。

    落在桌上一份企业内部发行的报纸上。

    一块豆腐干大小的文章旁，印着你的名字。

    《哭过之后怎么办》。你写父亲去世后你的痛苦，写你初进厂时种种忧愁的缘起，写你对从前的怀念，写你种种惆怅的情绪。

    “命运跟我开了个玩笑，我陷入悲伤中。哭过之后怎么办？还是痛，还是不快乐。我想，得做点别的什么事，我才能从这单调的情绪中丰富起来。”

    你提到和老同学去运动、骑车远足，你提到夜校高中班，提到狂背英语单词和写日记。当然，结尾时，你没忘记感谢工厂同事的友爱和领导的关怀，你终于从悲伤中解脱了出来。

    这是一篇适合登在企业内刊上的文章。我撇去那些官样套话，读懂了你的后悔。

    人生没有后悔药。悲伤已惩罚了我们的选择，哭过之后，得做点别的。

    做点让自己感觉富足的事情，像这个季节丰沛的阳光和酣畅淋漓的雨水。

    9月我升入高三。第一次调考，我的理科成绩依然很烂。值得告诉你的是，岳美，八个理科班，两个文科班，400多个人，语文和英语，我得了两个单科第一。

    你冲我眨眨眼。初秋金色的阳光中，你的睫毛像蝴蝶的翅膀。

    这一天，我们约定了很多事。你要在夜校读完高中再参加成人高考，继续念大学。无论将来我们离得多么远，都要保持联系。

    这些事我们将一一去完成，但在这之前，我们要趁着高三生的国庆两天假，去邻省的岳阳玩一趟。登岳阳楼，观洞庭湖，游君山。

    除了你我，还有别的同学，男男女女，一共六个人。

    岳美，你知道的，人多虽然热闹，却不利于保密。放假前两天，我们轮流被老师苦劝，不要去，不要去，抓紧时间休息和复习。放假前一天，班主任在讲台前警告某些同学：

    “你们不怕后悔吗？不抓紧今年的每分每秒，你们的命运，很可能就因为今天贪图游山逛水而转变！”

    岳美，我们在岳阳楼上背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也把老师的这段咆哮背给你听。

    我们在薄雾中碧螺般的君山上游荡时，你说，若论后悔，你在辍学上班第一天，已悔青了肠子。

    那么，现在呢？

    “依然后悔。但我觉得，终有一天，我会原谅自己。”

    那个夜晚，月亮又圆又清朗，照在六个十七岁少年的身上。我们走在异乡的临江马路上，又唱又笑。然而有那么一会儿，我们同时不说话，也没笑。晚风吹来，像突如其来的轻愁，我们都担心起来。

    高考，友谊，前程，后悔，原谅。

    岳美，有人后来告诉我，那一刻，他在思考你说的话。若是后悔，该做点什么，才能被原谅。

    姐姐去了东北后，每个季度都汇款给妹妹和养父。金凤只能把姐姐的这种做法，看做是她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

    老实说，金凤有时会生气。养育之恩、亲情，难道可以用钱来替换吗？

    喀秋莎不会道别

    文工团到各个基层单位的慰问演出，其实不过是来几个人，唱两首歌，跳个独舞。但在1980年的职工医院第一门诊部，已足够轰动。

    金凤从食堂赶到门诊部会议室时，只能在门外踮着脚尖朝里张望。悠扬的手风琴声，熟悉的、甜润的女中音，她知道那是谁，心里得意，又有些烦躁。

    一曲终了，掌声雷动。“喀秋莎！”有人喊出女演员刚唱过的歌曲名儿，接着是一叠声附和，如排练过的和声，一声高过一声。喀秋莎，喀秋莎！

    喀秋莎，代替了姐姐金燕的名字。

    金燕把那首俄罗斯民歌唱得那么好。还有，她长得那么美，肤白，高鼻凹眼，活像外国美人。金凤印象里，姐姐过了十六岁后，越来越漂亮，总有人说她长得像外国人，只是姐姐也好，爸妈也好，包括金凤，大概是看惯了，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

    “这是李淑珍的女儿吧？”

    在欢腾的人群里，金凤竟能准确接收到这样的窃窃私语，原因只有一个：她们提到母亲的名字。

    “是的。这女人的命啊！还好跟了个好人，听说结婚六个月就生了这孩子。后来她就从三医院调到我们职工医院。不调不行，那边呆不下去了。”

    金凤脑子里轰然一响，昏沉沉地退出人群。

    路师傅刚刚包好酥皮月饼，让徒弟金凤帮着送进烤箱。姐姐的身世、母亲这一生，金凤不愿多想，还不如跟着师傅学做月饼。

    “路师傅，新带徒弟了？”

    食堂厨房里忽然冒出好几批访客，或是跟路师傅随便说上两句不着边的话，或是不说话，只是“顺便”路过，进来看看。

    那些好奇的、意味深长的目光，让金凤心里发毛。空气中逸出第一丝焦味时，路师傅惊叫起来。真险！一炉月饼，险些被金凤烤糊。

    父亲边听收音机，边准备中秋节的晚餐。咕噜肉、红烧鱼、醋溜土豆丝儿。金凤把三只亲手做的酥皮冰糖月饼放在盘子里，“爸！月饼是甜的，菜也甜的，腻死啦！”

    还想接着抱怨的，姐姐回来了。金凤这才想起来，父亲做的菜，全是姐姐的最爱。

    姐姐从红格子人造革包包里取出一样东西，红红绿绿的果实，还没熟透，却是一般水果摊上看不到的新鲜葡萄。

    “爸，招待所那几架葡萄，今年成熟得晚。保卫科的小肖还挺仗义，帮我摘了挂最大最熟的。”

    金凤撇撇嘴。她知道小肖，姐姐刚进招待所上班那会儿，小肖就穷追猛赶的，想跟姐姐处对象呢。

    父亲解了围裙，笑眯眯地欣赏这挂葡萄，又拣了颗最生的品尝，“嗯，别看它绿，味儿挺正，挺甜。”

    金凤不信，掰了颗半青半红的往嘴里送。昨天起弥散在胸间的酸涩味儿，顿时在唇舌间漾开。

    三年前，还不到五十岁的父亲办了退休，让姐姐去招待所顶职。仗着年轻貌美会唱几首歌，没过半年，姐姐被厂矿文工团选中，服务员变成了演员。金凤呢，毕业后待业一年，年初母亲车祸去世，她才被照顾进了医院，算是顶职，但她没学过护理，当不了护士，被发配到食堂做了名柴火妞。

    这很正常。姐姐一贯比她受优待。母亲倒还公平，父亲对大女儿，从没一句重话，对她呢，吹胡子瞪眼，揪耳朵敲毛栗子。大女儿是公主，小女儿是丫环。

    当然，金凤打心眼里也知道，要论亲，父亲还是对自己亲一些。对姐姐，父亲总是客客气气的，怎么说呢，像对客人，对邻居。

    葡萄太酸了，金凤的鼻子皱成一团。

    “爸，这味儿能算甜？尽瞎说！我问件事，爸可不要撒谎。”

    对面那父女俩都笑了。几秒钟后，笑容僵在他们的脸上。再过几秒钟，父亲一巴掌打过来。

    “死丫头！人家造谣生事，你竟把这些脏话搬回来学给你姐听。你对得起你妈？”

    父亲已语无伦次，眼神却在躲闪。金凤眼里汪着泪，半边脸肿了起来。

    菜一口没动，月饼也没被切开。父亲打了小女儿，拦不住执意要搬到宿舍去住的大女儿。明月照进厨房，那串只吃过两粒的葡萄，像水晶雕的一般，煞是好看。

    日子一如既往地过着。再也没人对金凤说，你家的精华全集中在你姐身上了。再也听不到金燕说这个男孩、那个男人如何如何对她好。再也不用费劲解释这样的问题：文工团的喀秋莎，人很漂亮，像外国人，听说是你姐，是吗？

    金凤可以淡淡一笑，姓金的多着呢，你看我跟她像吗？

    她跟金燕是同母异父的姐妹。从小到大，尤其是这几年，金凤耳朵里没少听人说闲话，只是她总不肯信，总把那些话当玩笑话来听。金凤一直知道，从未实实在在当回事，然而中秋节那晚，她被妒意冲昏了头脑，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提及此事，父亲和姐姐的反应，让她再也无法欺骗自己。那些关于姐姐身世的流言，全是真的，并非谣言。

    过年、母亲的忌日、父亲或金凤的生日，姐姐都没回来。她也不是就此跟妹妹、养父断了关系，水果、点心，她总往医院门房一搁，让人交给金凤带回家。每年年底，她还会在点心袋子里藏个纸包，里面夹着些钱，算是她的一点心意。

    金凤把这些东西全部交给父亲。父亲去银行开了个户头。“给燕子存起来。你姐的钱，一分也不能动。将来她会用上的。”

    父亲不大愿意跟金凤说些往事。这些年里，每次提到姐姐，父亲总是一句话：这孩子，心里总想着远方。

    还真是的。一年、三年、五年。金燕，像一只离巢的燕子，往北，往北。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有心为之，1987年秋天，金燕正式调到东北一家工厂，临行前，她回来跟父亲和妹妹告别。

    “人往高处走，你怎么反过来，从部属单位去了省级的？”好像她昨天还回来过，父亲只字不提过去。

    “那边有出访苏联的机会。”

    “哦。”隔了会儿，父亲才应一声。

    “戈尔巴乔夫都访华了，以后去那边的机会多。”姐姐对苏联领导人的名字叫得很顺溜，对中苏关系进展也很了解。姐姐还自学了俄语，会唱俄罗斯民歌。

    父亲站起来，目无表情，走进房间把门关上，在里面呆了很久，很久。

    屋子里的空气凝滞了。金凤忍住气，低声问姐姐：“干嘛呢？姐！爸对你不好吗？你非不死心，要找那没影儿的人。看你把爸给气的。”

    房门“哗啦”一声，开了。父亲左手拿本存折，右手拿个黑皮本子，拍在饭桌上。“钱去取出来吧，你带在身上，总用得着。这本子，是你妈留下的，你拿去吧。”

    黑色牛皮封面的日记本，打开，扉页上是几行用黑墨水写的字，是外文。再往下翻，纸页泛黄，却空空的，像一首无言的歌。

    送姐姐去车站的路上，金凤问那些外文都是些什么意思。

    “那是一首俄罗斯诗歌，意思是，我们俩不会道别，肩并肩走个没完，已经到了黄昏时分，你沉思，我默默不言。”

    “是我父亲写给我妈的。”

    很多年来，金凤都记得姐姐说这句话时的表情。骄傲、蔑视、痛苦。

    金燕生于1960年春天，是母亲跟一名在华苏联专家的孩子。当年母亲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中苏交恶，专家撤走，母亲匆匆嫁给父亲，不久后生下金燕。再过一年，又有了金凤。

    金凤不明白的是，父亲对姐姐那么好，她却死活要找自己的生父。现在倒好，她不仅忘了养父的好，还抬高生父与母亲的感情，瞧她那口气，好像在说：我母亲从未爱过你父亲。

    让她不明白的还有，不知什么时候，那本存折，被姐姐塞进了她的挎包里。

    不仅如此，姐姐去了东北后，每个季度都汇款给妹妹和养父。金凤只能把姐姐的这种做法，看做是她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老实说，金凤有时会生气。养育之恩、亲情，难道可以用钱来替换吗？

    “燕子飞远了。”

    1991年12月25日，前苏联解体。正在看电视的父亲，对陪在他身边的小女儿说了句与电视新闻无关的话。这一年金凤三十岁，刚在单位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打算跟丈夫一起承包饭店。

    承包饭店需要一大笔运营资金。金凤和丈夫跟亲友借了些，还是不够。无奈之下，想到了姐姐这些年寄来的钱款，她跟父亲商量着借了一笔出来。饭店经营顺利，半年后，金凤就把欠姐姐的钱最先还上了。

    “你看，你总说你姐无情，从不回来看看。可她赚的钱寄回来，自己没用上，倒帮了你的大忙啊。”父亲把存折重新收好，话虽这么说，眼里却落下两滴老泪。

    金凤鼻子酸酸的。她知道，父亲想姐姐。不是亲生父女，但在感情上，跟亲生的并无区别啊！姐姐寄点钱回来，偶尔打个电话，都抵不上见面和团聚。

    姐姐的电话总是匆匆忙忙，总是在路上，总是在变化。她去了一趟莫斯科，时间太短了，毫无收获；她结了婚，又离了；她们单位不景气了，文工团撤销，她要去做倒爷，专跑俄罗斯。

    从北京，经满洲里到莫斯科，全长9000多公里的国际列车，每周对开一次，运行六天六夜。金凤心疼姐姐，更担心她的安全。

    “没事儿，我喜欢跑这条线，有亲切感。他们都知道，喀秋莎俄语说得好，喀秋莎一边做生意，一边在找爸爸。”

    世界太大，线索太少。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又怎样？

    金凤冲着电话喊：“咱爸就在家里，下个月十号过六十大寿。姐，回来吧！他才是你爸爸。”

    1994年，父亲的六十大寿，在金凤的饭店里举办。老街坊邻居、老同事，全到了，金燕没来。她早就说过，那一天，她要去莫斯科拜访一位当年援华的老专家，也许他那儿有生父的线索。

    散席后，忙了一整天的金凤，在饭店后厨房里吃碗父亲的寿面。大厨老林的徒弟屁颠颠地拍马屁，切了黄瓜取了圣女果，给老板娘做一碗爽口沙拉。

    他举起一枚宛如袖珍梨子的圣女果。

    “哎呀！这肯定不是圣女果，怎么混进来的？”

    “管他的！也许是杂交品种，也许是别家筐子里的果子掉进咱们进的货堆里，也可能就是圣女果，只是形状怪点儿。”

    “可怜！一枚不知自己身世的果子，估计不会好吃，汁水肯定是苦的！”小徒弟说笑逗乐，图的是老板娘的笑脸。

    金凤没笑，陷入了沉思。金燕没来参加父亲的生日宴，她已对这个姐姐失望透顶。此刻，她取消了不再跟姐姐联系的决定。

    金燕的寻亲之旅，在2006年秋天划上了句号。

    她回来了，一个人。往昔的美貌只剩模糊的影子。四十六岁的中俄混血儿，在这些年动荡奔波的生活中，成了一名身材雄厚的中年妇女。

    她用做中俄贸易赚来的钱，买了两套新房，自己一套，养父一套，就在同一小区，跟妹妹的住所离得很近。至于这些年她寄来的钱，已积累了一笔不小的数目，金燕去银行，把这笔钱转到了父亲账户里。

    时光飞逝，转眼又是一年。

    “唉，姐，你从前多么瘦啊！想不到骨架子这么大。”中秋节吃了月饼，坐在阳台上赏月时，金凤捏捏姐姐的肩胛骨。

    “喏，像他啊！”姐姐朝屋内沙发上的父亲努努嘴。姐妹俩相视一笑。

    父亲七十三岁了，除了耳朵有点背，身体壮实得很。老实说，金燕的身架子，还真像他。

    父亲正在看电视新闻，冲着阳台上的姐妹俩大声说：

    “俄罗斯开始打压华商，好多人的生意都做不下去了。燕子啊，得亏你回来得早。”

    是啊！世事难料，亲情却是靠得住的。月儿黄灿灿，像硕大的月饼，挂在半空中。月光溶溶泄泄，洒在金家两姐妹的身上。

    有人酷爱唱歌，可惜天资稍欠；有人天生属于舞台，却自甘埋没。做一名歌手，还是做普通人，人生都难免跌宕起伏。

    昨夜星光

    谢丹唱首歌吧！唱那首《血疑》主题曲！

    2011年，康城一中60周年校庆，聚餐结束后一大群老校友去唱卡拉OK，一位酒意微醺的男同学这样提议。借着酒劲儿，他冲谢丹嚷嚷：“我记得你唱过！唱得非常棒！”

    谢丹笑着在点歌器上输入歌名。只有梅艳芳粤语版的《赤的疑惑》，不过没关系，歌词在她心里，滚瓜烂熟。她看一眼那男同学，心里有些感触。多少年过去，居然还有人记得那个夜晚，记得她那片刻的光芒。

    那是1985年中秋夜，康城一中在新落成的体育馆里举办了一场联欢晚会。大家玩击鼓传花的游戏，花落谁家，谁就得表演一个节目。在一阵起哄声中，谢丹被推到体育馆中央。录放机旁仅有一盘歌曲伴奏磁带，里面有她喜欢的《血疑》主题曲，好，就唱这首歌吧！

    在体育馆这样的空间里，有伴奏、有音响、有麦克风，谢丹发现，她的声音与平时不同，仿佛插上了一对翅膀，飞到那首歌所写的时空里。

    歌声停歇，掌声雷动。谢丹既高兴又害羞，低头回到了座位上。她的左手心湿了，手里攒着一张小纸条，不知是谁在路上塞给她的。

    她脸红耳热，下意识地朝体育馆的大门望去。门外真有熟人，跟她住一个街坊的晓慧姐姐，正招手示意她出来。

    “唱得不错，就是缺点儿感情。”

    晓慧家里有台双卡收录机，拥有六十几盘歌曲磁带，听得多又爱唱，完全有资格批评谢丹这样的“业余选手”。

    “得了！我妹不像你，早熟，感情丰富。”燕君哥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笑嘻嘻地调侃了一句。燕君以前就住在谢丹家隔壁，后来搬到了双洞街。双洞街盛产小混混。打群架的、进班房的、因为违纪被工厂处分过的、开发廊卖衣服的，集中在双洞街这块宝地。

    此刻，燕君虽然是在帮谢丹说话，眼睛却望着晓慧，坏坏地笑着。半年没见，谢丹嗅到了他身上那股双洞街的气息。不知为何，谢丹的脸又热了，悄悄地，她把手里那张纸条插进了牛仔裤后袋里。

    大概是一个多月后，谢丹在牛仔裤袋里翻到那张忘记掏出来、被洗晒得近乎稀烂的纸条，展开看，字迹糊了，却也不难辨认。

    “今夜月朗星稀，准确地说，只有一颗星，最亮最夺目，但不在天上，在康城一中的体育馆。”

    给她递纸条的人是谁？那股子因歌声而产生的爱意，羞涩、短暂，不知不觉中，已不见踪迹了吧？谢丹带点儿惆怅，看了一遍又一遍，那些话记在了心里，她才舍得把纸条扔掉。

    纸条扔掉了，谢丹在中秋联欢会上出过的风头也不再有人提起。转眼高中毕业，按部就班的学生生活戛然而止，待业青年谢丹茫然四顾看不到前路，忽然发现，住在后排二楼的晓慧姐早已不再替人看服装摊了。她穿闪闪发光的裙子，头发吹得高高的，喷了亮粉，每晚坐在燕君的自行车后座上，宛如一道星光划过谢丹家的窗口。

    双洞街的人就是野路子多，燕君在他看场子的旋梦舞厅里很得老板器重，经他引见，晓慧在那儿做了一名驻唱歌手。

    谢丹没想到，她也有像歌星一样唱歌的机会。

    发型不对，太学生气。脸上得扑粉、胭脂，还有眼皮上，必须涂点眼蓝。至于衣服，当然得换条裙子，纱的，蓬蓬的。

    晓慧的脸色很差，喉咙也嘶哑了，但并不影响她批评谢丹的发型、化妆和服装。

    “反正你在家呆着也是呆着！要不是喉咙哑成这样，我还不肯叫你帮我救场呢。”

    “一直有人想顶上晓慧的位置。与其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不如你去试试。”燕君看出谢丹的羞怯，靠在门框上朝她笑。

    1987年夏天，燕君每次接晓慧去旋梦唱歌时，都会看到谢丹。她在窗前或门外，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看到他，笑也笑得勉强。谢丹的出路有两条：要么等父亲提前退休让她去工厂顶职，要么等母亲工作的学校有解决职工子弟就业的机会。

    去旋梦的路上，燕君悄悄对她说，笨丹，其实你还有第三条路可走。

    他把笨蛋和她的名字混在一起说，谢丹气得想跺脚想打人，眼皮一抬，看见走在他们前面的晓慧，自觉不妥，收敛了心神。

    旋梦舞厅在电影院后面。绕过场边一张张圆桌，穿过波浪形的舞台，光线忽然亮了，两个男人停止谈话，同时扭过头望着他们仨。

    准确地说，他们的目光落在谢丹身上，上下打量着，用那种令人尴尬难堪的眼神。

    终于他们收回了视线，个子较小头发自然卷的男人开口说，你们以为这是在家唱着好玩？不过，既然来了，就试试看。

    他拍拍燕君的肩，以示这么做是看燕君的面子。又有人来了，抱吉他的，穿曳地长裙的，谢丹终于明白，她哪里是替晓慧救场，简直像参加一次歌唱比赛。

    1987年的康城，爱唱歌的人多，登台的机会却很少，旋梦舞厅的驻唱歌手，除了晓慧，另几位都是大企业文工团的人，他们擅长的是莫斯科郊外的夜晚或红梅赞，专业人士的气势摆在那儿，镇得住场子。

    其他人，穿得再像电视里的歌星，打扮得再时髦，一旦上台，先就怯了。所以，轮到谢丹时，台上的电子琴手、贝斯手、鼓手，懒洋洋拨弄着手上的乐器，脸上挂着戏谑的笑，无疑已把这事当成了一个玩笑。

    然而乐声很快流畅起来，乐手们摇晃着身躯，时而朝舞台中央的谢丹瞄上一眼。

    “过来，有人要跟你说几句话。”谢丹一下台，自然卷就抓住了她。

    他把谢丹介绍给另一个男人，何先生。“你唱得很好，是不是愿意去广州？我们公司可以培训你，包装你，给你灌录唱片！”

    谢丹惊惶不安，骗子！她遇到骗子？她回头，看到晓慧和燕君，前者面容惨淡，后者则是一副果然如此的得意表情。

    何先生递给她一张名片，“你需要想一想？好的，这上面有我的地址和电话，不过这两天我都在旋梦，随时欢迎你过来，我希望在康城就能听到你的回音。”

    “你还没听我唱过——”一个哑哑的声音响起，晓慧冲到谢丹前面。

    趁她在跟何先生交涉，谢丹退到燕君身边，“他是星探，真的假的？”燕君咧嘴一笑，拍拍她的肩，“真的！丹丹，我敢担保，你将是我们康城最亮的明星。”

    如一道闪电劈来，晓慧撞开他们，头也不回冲了出去。

    叫谢丹来试唱是燕君的主意。有人酷爱唱歌，可惜天资稍欠，比如晓慧；有人天生属于舞台，却自甘埋没，比如谢丹。

    一个在舞厅看场子混饭吃的双洞街混混，一张不知来历的名片。相信他们，还是不信？谢丹有点懵。她会唱歌，她知道。她爱唱歌，可她并不比别人更爱，跟晓慧比起来，她简直可以说不怎么爱。

    1987年9月，燕君陪着晓慧乘上南下的火车。反正，双洞街的好几个哥们早就去了那边；反正，他也看出来了，谢丹，这羞怯的女孩，跟他不是一路人。

    二十多年了，还有人记得她曾唱过的那首老歌。谢丹握着麦克风，感慨万千。

    乐声响起，谢丹站在了包厢正中央。这KTV也选得巧，从前，这儿就是旋梦舞厅。

    时光荏苒，如今，谢丹已成了一名中年人。她唱着二十多年前唱过的歌，洗净青涩，历尽劫波，歌声插不上想飞的翅膀，却多了一份沧桑。

    曲终人独立。掌声，喝彩声，台下老校友们的夸奖声。谢丹啊谢丹，你被埋没了！如果当年有超女有选秀，你一定能一举成名，从康城红到全国，成为一颗最耀眼的明星！

    他们不知道，即便没有选秀，当年康城也出了一位歌星。也许他们知道，只是忘了，那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红过的过气歌星里，有一个名字就是晓慧的艺名。

    做一名歌手，还是做普通人，都难免跌宕起伏。这些年来，谢丹下过岗跳过槽离过婚又再婚，不顺利时，她难免会想到一些往事，尤其是那年燕君跟晓慧离婚后给她写的信：那晚月朗星稀，准确地说，只有一颗星，最亮最夺目，但不在天上，在康城一中的体育馆。丹丹，我不愿做明星的老公。不过，假如你是那颗星，我将用生命去守候。

    而这世上，没有假如。

    有的人生而不同，注定不能成为朋友。

    彼此讨厌的人，只能用讨厌来成就他们的友情。

    蚂蚁也有眼睛和耳朵

    上午的生意特别好。

    十几个先生（店员），两个学徒工。每当几个先生同时揿响电铃，正毅总要愣一下，不知应该先去哪个柜台。

    笨。没人说出这个字。反正大家都知道，正毅反应慢，混沌沌的，十七八岁了，好像还没开窍。

    “嗤！”有人在他背后，从鼻腔里发出轻蔑的低笑。正毅不用猜，更不愿回头看。那张脸神色促狭，那双眼睛忽闪忽闪，每根眼睫毛都在显示主人的顽皮和聪明。

    那是和顺商店老板的儿子杨鸿博杨小开。每次他到店里来，正毅都觉得自己活像个蠢得不可救药的废物。

    整个上午，正毅的神经都绷得很紧。午后，太阳有了点倦意，空气里就掺杂了一丝慵懒。和顺的生意总是这样，上午忙，下午闲，到黄昏时分，客流才会像浪花一样，再起一阵蓬头。

    阳光真好，外头的空气真好。正毅真想出去走走。

    “买了五件衬衫一箱毛巾的客人住国际饭店，说好下午给他送过去，您看——”这阵子杨鸿博心血来潮，常到店里来，大事小事，先生们都让他给个意见。

    “喏，正毅，你去跑一趟。”

    正毅不喜欢杨小开，又有点佩服他。这家伙真是人精，仿佛看透了正毅想出门的心思。学徒不能私自离开店堂，赶上这样的好天气，赶上这样的短途送货差使，货物沉重，额上沁出细密的汗珠，正毅也欢喜。

    穿过望平街，走到南京路上，再朝西走一段，就是气派的国际饭店。

    门卫像铁塔般挡在正毅面前时，他才想起来，到这样的地方送货，他得换件长衫。

    “人家送趟货只要半个钟头，你倒好，硬是比别人翻个跟头。”杨小开蹲在店门外，多大的人了，居然喜欢看蚂蚁搬米粒，看就看吧，还不忘记摆少老板的谱儿。

    “我又不晓得，没人关照我。”

    “哦？”小开直起身，手指间多了一样东西，白黑相间，白米粒上簇拥着黑蚂蚁。

    “你看看，蚂蚁也有眼睛、耳朵，也会看事儿。没人特意关照你，难道你没见过人家去饭店送货要换衣衫，没听说过国际饭店的门卫最难通融？”

    店堂里响起低低的哄笑声。两团火从正毅的脸颊烧起来，一直烧到耳根。

    为什么他得离开太湖边的小村到上海学生意？因为他要讨生活。为什么母亲临别时再三嘱咐他，学生意不仅要肯吃苦，更要紧的是，一定要能受气？

    因为他没有资格撒野斗气。

    没有月亮的夜空，像家乡无垠的太湖。

    店门外，有脚步声踢踢踏踏。正毅想起来，今天是“防空日”，日本兵会四处巡逻，晚上不准有灯火，行人走路用手电筒，灯头也必须用红布蒙上。

    正毅睡不着。学徒两年多，除了杂事，他没学到一星半点儿的生意经。他知道自己笨，然而，被年龄相仿的少老板在十几个人面前挖苦，他还是觉得羞耻。人同命不同。他不怨命，他只是担心自己的前途。

    三年学徒期满，以他的本事，老板会不会让他满师，留他做正式店员。

    他能为各种不同的客人介绍商品，打算盘，能说洋泾浜英语，跟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打交道吗？

    脚步声远去，夜更深沉。

    蚂蚁也有眼睛、耳朵。正毅的眼睛会看先生们怎样做生意。看事做事，机灵点儿，麻利点儿。正毅的耳朵会听先生们跟顾客对谈。学着点儿，至少懂得依葫芦画瓢。

    昼夜交替，日复一日。

    人人都说正毅老练多了，但这是理所应当的事儿。快满师的人了，若还像从前那样懵懂莽撞，就该卷铺盖回家了。

    冬夜漫长。悄悄练习了一会儿打算盘，正毅搓搓冰冷的手掌，钻进被窝就进入梦乡。梦里是暖融融的老家的炉火，是插好门闩的大门被邻居叩响，“砰砰砰”，一声响过一声。

    不，那不是梦。敲门声和吼叫声就在商店门外，是小开从歌舞厅归来。

    “小赤佬，为啥不开门？”

    拔掉门闩，是劈头盖脸的辱骂和一记耳光。正毅被酒气熏得发懵，回手就还了杨小开一巴掌。

    月光惨淡的冬夜，黑黢黢的店堂门口，空气凝结成了冰块。

    正毅做好卷铺盖走人的最坏打算。意料之外的，一天，一个礼拜，看上去，老板好像从未听说过儿子跟正毅的这桩“公案”。

    小开自知理亏吗？他来得没过去那样勤了。

    即便他只来店里晃晃，正毅也如芒在背。他知道，杨小开讨厌他，正如他讨厌杨小开。

    他不能被抓到把柄。过了这个冬天，过完正月和二月，正毅就满师了。

    1945年的初春，时间仿佛过得特别缓慢。日本兵一定是害怕了，这阵子时不时就要交通封锁，查“良民证”。因为，在上一轮抵制日货的高潮中，有人向马路对面日本人开的药房里扔过手榴弹。

    时局不好，商店还是要开门营业。又是“防空日”，和顺店堂里要陈列样品，老板交代大伙儿把门板上好，千万不要让日本兵看到里面还有灯火。做事要轻手轻脚，尽量不要开口说话。

    “砰砰乓乓”，砸门声混杂着日本话。糟糕！一定是灯光从门板缝漏了出去。

    正毅离门最近，账台先生示意他把门闩拔开。

    “八格牙路！”一个日本兵进来就扇了正毅两耳光，另一个冲到店堂中间，勒令店员关灯。

    “你的，听候发落！”扇了正毅耳光的日本兵搜出了他的“良民证”，跟同伙扬长而去。

    店堂里静静的，几分钟后，账台先生低声叫起来：“听候发落就是要审你！没事也会遭场罪，日本人那里是去不得的啊！”

    谁都知道这句话里的意思。正毅的脸颊火辣辣的，一股气出不来，垂着脑袋发狠，“去就去！跟他们拼了！”

    没人接话，正毅抬头看，不知何时，老板父子俩从店堂后门进来了。

    “一屋子人，为啥就要搜你的良民证？”实在听不出少老板这话是什么意思，没等正毅辩解，杨小开摇摇头，“呆头呆脑的，脾气还臭！”

    脾气再臭，正毅也知道好歹。不用去日本人那儿“听候发落”，全靠小开有办法，通过他同学的表哥的关系，从日本人那里要回正毅的“良民证”。正毅头一回觉得，杨鸿博这家伙，嘴上不饶人，心眼儿倒不坏。

    但不知是巧合还是存心故意，那晚之后，杨小开几乎不来和顺露面。一个月，再一个月，直到正毅满了师，被老板派到和顺的一家分店去站柜台，他也没找到机会向小开当面道谢。

    1948年，正毅调回总店做事，还是没见到小开。老板的脾气一日坏过一日。听账台先生说，杨小开上大学后就宣称不会继承老板的生意。生意也实在难做，物价飞涨，金圆券像草纸一样不值钱，店堂一天要关门几次更换商品牌价。这年秋天，老板把和顺商店盘给他的宁波同乡，带着家人去投奔在香港的大女儿和女婿。

    杨小开，自然也一起去了。

    正毅还欠他一句谢谢。对，正是这个原因，很多年来，正毅会时常想念这个人，想起他骄纵的样子，想起他轻蔑的眼神。

    1966年，担任和顺针棉商店工会主席的正毅，去黄河路慰问同事生病的岳父。在弄堂口，他看到一个久违的身影。

    “是你！你没去香港？”

    “想去时已经去不了啰。”

    那句谢谢还是没有说出口。一个照面，几句寒暄，已把杨小开的窘况袒露在正毅眼前。

    杨小开留在上海，工作、娶妻、生子。不肯继承父业的杨小开，妻子家里也是开店的业主。1953年公私合营后，老丈人作为私人股东拿定息生活，小开在一所中学教英语，日子过得也不错。1966年，公私合营已十多年，文革开始，妻子家里再没拿到定息，而杨小开本人，因为家庭关系，也被学校取消了工资。一家老小九口人，日子过得苦苦巴巴。

    “你？就你这水平，又不机灵，业务搞得好吗？”苦笑归苦笑，杨小开让人厌恶的德行是改不掉的，语气鄙夷，自命不凡。四十岁的中年人了，谈笑间，正毅仿佛看到一个十八岁的少年。

    1987年，刚刚退休的正毅收到一张来自香港的汇款单。款项巨大，让人咂舌。

    “66年7月到12月，每月20元的暗中接济，助我全家熬过最难的那半年。君之心意，博感念多年，不能承受。我已于86年定居香港，还上此债与利息，死可瞑目。”

    博，不就是杨小开杨鸿博么？

    正毅眼前浮现出杨小开的模样。1966年暗中资助杨小开，正毅没半点让他感恩的心思，到头来，还是刺激了小开那颗骄傲的心。

    那天遇见杨小开，正毅才想明白一件事：为什么他会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精明的店小伙？仿佛一夜之间忽然开窍？

    因为杨小开的存在。

    有的人生而不同，注定不能成为朋友。命运却有双巨大的手，让他们常有交集。也许，彼此讨厌的人，只能用讨厌来成就他们的友情。

    人生阴差阳错。她以为是敌人的，最终成了她的恩人。

    月圆花好浮云散

    出了承兴里，就是著名的黄河路美食街。2007年初夏，蒋老太太的九十岁寿宴在一家以本帮菜出名的大酒店里席开五桌，而老寿星本人，受了宾客的恭贺后，由大孙子和邻居钱奶奶陪着，提前回承兴里十号的家。

    “阿月你看到没，今晚月亮真好，花真香。”到门口时，老太太忽然跟钱奶奶说。孙子呵呵笑着，今夜多云，月亮时隐时现的，但他知道她想表达的意思，儿孙满堂，老人觉得很幸福。大孙子不知道的是，住三十二号的钱奶奶，原来还有个美丽的名字，阿月。

    六十年前的那个夜晚，月亮也躲在云层后面，跟人玩捉迷藏。

    荐头店打烊了。店门口摆一条长凳，是专为来得早的寻工者准备的。然而阿月也来得太早了。

    假如一切跟往常一样，这时候她应在蒋家那张木板搭的小床上睡得正香。给人帮佣两年了，烧菜带孩子都在行，这还是她头一回被东家辞掉。一分钟不肯多留她，蒋太太的心肠也太硬了。

    云层薄了，月亮露出头来。阿月一边怨愤难平，一边哼起歌替自己壮胆。“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最——”她停住了。

    多少个夜晚，她已快睡着，听到里间东家卧室里传来留声机细细的乐声。十号蒋家妻贤子孝，家庭美满，承兴里的人都这么说，阿月十七岁，年纪虽轻，却也懂得蒋太太跟她先生的确很恩爱。

    也许就因为太要好了，太太的醋劲才大得厉害吧。

    1947年初夏的那个夜晚，阿月在荐头店门口的长凳上坐了半晚上，胡思乱想，迷糊打个盹又猛然惊醒过来。

    来荐头店挑娘姨或小大姐的主顾进了又出，看中阿月的偏偏又是承兴里的人，十五号的李家师母。她这是第五胎了，说生就生，得提前找个能干的人帮忙。

    请阿月请得真是时候，次日夜晚，李师母提前十天生下第五个孩子。阿月不仅伺候李师母做月子，还一手包揽其他家务活。活儿是做得漂亮，独独有个缺点，她不爱说话，很少笑，孩子们看着她都有点怕，至于对李先生，阿月简直称得上冷若冰霜。私下里，李先生跟太太说过笑话：这哪是请佣人，成天得看一副晚娘脸。

    关门闭户一个月，阿月服侍李师母出了月子，她也终于有空出来透透气，在弄堂里转一转。十号门口聚着几个邻居，蒋家传来老太太的悲声，这一家的顶梁柱蒋先生，已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

    1947年夏季，上海爆发流行性脑膜炎。蒋先生起初只是头部有点不适，硬撑着上了几天班，昨天发了烧，去药房配了点感冒药就回家休息了，谁知当晚病情加重，等到蒋太太央人用担架送医院，已是迟了。

    夜是那样静，承兴里只听到蒋家老太太和孩子的哭声。出了这样的大事，蒋太太悄无声息，被魇住一般，连哭都不会了。

    阿月摇着摇篮，脑子里是蒋先生温煦的笑和那几句蹩脚合肥话。他对她总是轻言细语，却绝无狎昵之意。他是个好东家。

    然而，他有个善妒的太太。先生用她的家乡话跟她拉了几句家常，蒋太太的醋坛子就打翻了。唉，这女人，娇滴滴的，那庇护着她的人，却早早去了。

    李太太起身给婴儿喂奶，突然叹口气，“蒋太太上有老下有小，这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

    像是心有灵犀，主仆二人对视一眼，心里想的却是同一句话：她熬得过这一关吗？

    暑意退了，南风中有了丝丝凉意。蒋太太那张清丽的脸庞瘦得变了形，请登门看她的李师母坐下，除了叹气，只会说一句话：我该怎么办？

    无论怎样，日子总要过下去。李师母只能劝慰，却也知道，难。也许她们婆媳祖孙可以回无锡乡下，但回去又怎样？

    蒋太太摇头，李师母也沉默了。秋风刮起窗帘，阿月的心被这样的无奈给揉碎了。

    她呆站在李师母身后，目光从窗帘上收回，落在窗旁小茶几上。

    茶几上罩着乳白色有着美丽花边的台布，是蒋太太亲手钩织的。阿月心头一动，不管蒋太太待她多么冷淡，好像她不存在，她还是要说。

    “太太到底是在徐秋萍编织社学过的，活儿做得真好！”她讪讪的，好像自言自语。

    李师母眼睛一亮，“是呀！你家老老小小穿的绒线衣，又合身又漂亮，总翻新花样。再难饿不死手艺人！何况你在有名的徐秋萍那儿学过！你这就在弄堂口挂块牌子，代客编织各式绒线衣。”

    那哀愁百结的女人，凹陷的眼窝里滚出泪，俯在茶几上哭起来。再抬头时，眼睛里有了微弱的光彩。

    代客编织的牌子挂出来了，十号的房门不再紧闭着，第一场秋雨后，有人提着毛线请蒋太太织件套头毛衣。生意就这样做起来，日子也能过下去了。

    李师母最小的儿子快满百日时，蒋太太送来一套枣红色的绒线衣裤当贺礼。

    十五号总是闹腾腾的，老太太的咳嗽声，男人大着嗓门训孩子的声音，还有李师母交代阿月买菜炖汤的絮絮叨叨。

    屋子里只有两个人话最少。蒋太太是同这热闹的气氛格格不入，阿月呢，从前她是活泼爱说话，经一事长一智，现在她连跟男人多说两句话都发慌，唯恐被人误会了。

    “你总算是在十号做过的，这蒋太太却老像不认得你似的。”李师母虽然同情蒋太太的遭际，有时也看不惯她的做派。

    夜晚，很晚了。阿月刚要睡觉，李师母叫她去弄堂口的烟杂店替李先生买包香烟。经过十号门口，阿月的脚步慢了下来。倘若不是很熟悉那样的曲调，也许她根本不会留意到，细细的歌声从门缝里漏出来。

    “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最，清浅池塘，鸳鸯戏水，红裳翠盖并蒂莲开。”

    不是留声机在播放，是蒋太太在唱。团圆美满成了泡影，蒋太太的歌声里，只有哀戚。

    人要撞上了噩运，真会衰到家。这几天听李师母跟她婆婆说，蒋太太命苦，起早贪黑赶活，儿子蒋元才上五年级，莫名其妙的，竟然得了富贵病。

    医院里去过，X光的片子也照过，蒋元得的是肺结核。这个病，只有刚上市的特效药“雷米峰”才治得好。别说是蒋太太，就算是小康之家，治疗费用也是笔巨大的开销。

    阿月提着一兜旧毛线，第一次去十号请蒋太太代她织条毛裤。这女人面色黄暗，全然没了阿月当初在这里帮佣时见过的娇嫩光彩。

    见她来了，蒋太太也不打招呼，倒是元元，从里面屋子里走出来，细声细气喊了她一声，又退了回去。

    那孩子脸色白得骇人，就是瘦，看上去精神也不大好。

    阿月忽然想起安徽乡下的堂叔，从前也曾白得骇人，瘦得厉害，到了下午还发低烧，奶奶每天给他吃两头蒜，吃了一年，还不是好了，后来结了婚养了好几个孩子，堂弟堂妹们个个都很健壮。

    冬天的雪落过，春天的花开过，夏天的绿树叶子变黄，蝉鸣换了秋虫呢喃。死马当做活马医，元元吃了一年的蒜头，吉人天相，病竟真的好了。

    蒋太太对阿月心存感激，两个人从前的嫌隙，在生命存亡面前，显得那样微不足道。

    她那过世的丈夫，曾跟一名安徽籍女同学有段感情，终于还是断了，娶了在老家定过亲的她。她知道这些事，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想着自己一腔柔情蜜意，他总会忘掉过去。他也几乎忘了，没料到来了个阿月，这活泼爱笑的小大姐，竟跟锁在他书箱底一张照片中的人有七八分相像。

    她也是一时转不过弯来，一分钟也容不下阿月了。

    她再也想不到，走投无路时，是阿月提醒她还有个编织绒线衫的手艺。她的儿子，歪打正撞，一条命也亏这人的一句话给救了回来。

    人生阴差阳错。她以为是敌人的，最终成了她的恩人。

    1955年夏天，蒋元考取医学院，蒋太太特意单独请了阿月来喝酒，把这番话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她讲。

    “你年纪也大了，三十二号钱阿婆家虽然穷，她儿子品貌都不错的，对你蛮看重，你总是不理人，怕他。我知道，是我害你变成这副腔调。”

    阿月哭出了声，蒋太太的眼泪也一颗颗落下。一壶女儿红喝光，她们又笑了。留声机一遍遍放着歌，是那首她们都喜欢的《月圆花好》。浮云散，明月照人来。

    明月从过去照到现在。

    故人不再来，人生苦多乐少。可是，好好活下去，就有月圆花好的时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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