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雏鹰”，自幼好学。

    性格独特，立志从戎。

    在离巴黎250公里，与比利时为邻的法国北部省（诺尔省）里尔市，有一条中产阶级居住的繁华大街，叫做公主街。在这条大街上，有一幢看来极普通的白色二层楼房，门牌是公主街9号。这就是戴高乐外祖父的家。在这幢楼房的正面，正门上方的左侧，有一个供奉神的壁龛。壁龛里有一尊圣母德拉福伊的塑像，透过外面的铁栅，清晰可见。楼房正门的外围，不同于其他的豪华建筑，没有任何装饰，因为外祖父家是个不太富裕的小康之家。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当地政府给这幢小楼前大门的右上方挂上了一块闪光铜牌，上书：

    祖国的解放者

    1940年法国抵抗运动的倡导者

    戴高乐将军

    1890年11月22日诞生于此。

    在1962年秘密军队组织活动猖獗时，曾在此门前爆炸一颗塑性炸弹，把这块铜牌上的“解放者”（LIBERATEUR）这个字炸掉了一半。但是，戴高乐出生的那个房间仍是安然无恙，只是当年的陈设已荡然无存，仅有一张小书桌陈列在那里。

    戴高乐的妈妈让娜为什么要到娘家生戴高乐呢？这是因为在19世纪里尔有这样一种传统习俗，女儿要回娘家生孩子。遵循这个习俗，让娜的头两个孩子——戴高乐的哥哥格札维埃和姐姐阿娜丝都是在里尔娘家生的，第三个孩子戴高乐自然也就不能例外。

    戴高乐降生后第二天上午，由父亲抱着来到教区一座华丽的巴罗克式教堂——圣安德烈教堂接受洗礼，被命名为夏尔·安德烈·玛丽·约瑟夫·戴高乐。夏尔是名，戴高乐是姓。教母是他的姨妈露西·玛约，教父是他的舅舅居斯塔夫·戴科尔比——里尔天主教研究院的一位教授。

    几个星期后，戴高乐就由爸爸和妈妈带着回到了在巴黎的家。从此，这个里尔出生的小里尔人就成了“近世纪”的巴黎人，成了从杜盖式纳大街到圣弗朗索瓦·格札维埃广场这一高贵居住区里的巴黎人，在巴黎度过了他一生的大部时光。

    亨利·戴高乐夫人亨利·戴高乐教授1895年10月，戴高乐还不满5岁就进圣托马斯——达广学校开始上学。据有的书记载，这个学校也叫圣玛利亚学校。学校创始人为让·德拉萨尔，名气不大。但学校遵循教会传统，纪律和教学都要求很严。学校设有哲学、数学和文学课。

    在戴高乐入学的第二年，即他6岁的那年，他做出了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举动。

    原来，在1894年9月刚过圣诞节不久，法国发生了一起引起法国分裂为对立两大派的特大丑闻。丑闻发生的原因是，当时法国一个情报军官在清理德国驻巴黎大使馆武官施瓦茨·考奔的纸篓时，发现有人向这位武官出卖法国新式火炮和法军在德法边界部署情况的秘密文件。事发后，军方上层深恐自身受到连累，竟在毫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假借所查笔迹，诬告1871年加入法国国籍的犹太人、法国陆军总参谋部见习军官德雷福斯上尉，诡称此文系由德雷福斯所写。后经查证，此文的作者是法军总参谋部的一位花花公子军官埃斯特阿齐少校。不过，这一内幕长期被当局隐瞒。结果，在总参谋部压力下，秘密军事法庭不顾德雷福斯和律师的反驳和辩护，以莫须有的罪名公然判处德雷福斯终身监禁。定罪宣判后，德雷福斯被当场撕掉肩章和军裤红色条纹，折断佩剑，在“处理犹太人”的狂呼声中，被押上船驶往南美的魔鬼岛。

    这一冤案直至1906年7月12日始得平反。此日，法国高等上诉法院正式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原判是“错误的”、“冤枉的”，德雷福斯无罪。后来真相大白，这个大冤案是在法国反犹太主义的军官团操纵下，由军方上下勾结、狼狈为奸，阴谋策划的。这一阴谋败露后，法国军队威信扫地。但是，阴谋者并不甘心。他们甚至企图对主持正义，支持给德雷福斯平反的人进行迫害报复。

    与此同时，法国当局有些人把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归罪于教会，对教会人士也极尽迫害之能事。

    而戴高乐的父亲亨利也曾对德雷福斯的所谓罪行表示愤慨。但是，当此案真相大白后，他转而积极为德雷福斯进行辩护。因而他似乎顺理成章地被一些阴谋分子诬陷为“德雷福斯分子”。加上，他又是天主教师，自然有双倍理由遭到迫害。他自己也不知道何日会大难临头。

    一天，沃吉拉尔区的一位警官趾高气扬地来到戴高乐的家门口，声称要找“戴高乐神父”有“公干”。

    戴高乐的父亲亨利闻声走上前去，慢条斯理地对警官说：“尊敬的警官先生，我不是戴高乐神父，我是亨利·戴高乐。我想，这里没有你的什么公干！”

    警官感到突然，不禁尴尬地说：“先生，你怎能说我来这里没有我的什么公干呢？难道你穿的平民服装能证明你不是耶稣教徒吗？还有，你总不能说你同德雷福斯上尉一点瓜葛都没有吧！”

    亨利立即毫不含糊地、从容不迫地答道：“尊敬的警官先生，如果信上帝、爱祖国有违法兰西的神圣，那我可以跟你到警察局里去。”

    这一席话弄得警官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正在这时，站在亨利身边的戴高乐瞪大眼睛，气冲冲地对警官说：“一切卖国和亵渎上帝的人都将下地狱。你想让你的灵魂上天堂吗？警官先生。”

    戴高乐的这番稚气的话语使得警官啼笑皆非，不得不灰溜溜地走开。因为戴高乐毕竟才是个6岁的小孩。如果要同他辩解，那无异于自找没趣。

    当时，戴高乐的妈妈也对他口出此言感到惊奇，深恐触怒警官把爸爸带走，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在这里，戴高乐机智冒险的胆量也初露端倪。

    戴高乐勇于冒险的胆量还表现在其他一些儿时的游戏中。凡是见过1900年间戴高乐的人，都能记起，他是个眼睛里显露出勇敢精神的瘦弱儿童——有的人说，他是个非同寻常的孩子。他的老同学说，他总是垂下眼帘，然而他对自己十分自信。10岁时，他像同龄的孩子们一样喜欢顺着楼梯的栏杆向下滑。有一次，他一不小心，没保持好平衡，摔了下来，摔得很痛。别人把他扶起来，关切地问他：“你心里不害怕吗？”他骄傲地回答说：“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不是生来就吉星高照吗？”

    这个小孩很早就显示出绝不屈服的性格。谁也不认为他天真、顺从。当他向前看的时候，眉头紧皱，一只眼显示勇敢，另一只眼显示傲慢。有时，他陷于长时的忧郁沉思。但是，在多数场合下，他非常好动，很有挑衅性，既热心又厉害。他特别酷爱同农村的小孩一起玩打仗游戏。在孩子的房间里，就是他最爱闹，他常喊叫得令人难忍，常把书本、练习本和玩具搞得乱七八糟。家里人都说：“哪里出现夏尔，哪儿就不会有安静。”

    于是，妈妈把对他的教育寄托给学校。1900年暑假后，让娜把戴高乐和他大哥格札维埃一块送进由他爸爸担任学监的沃吉拉尔耶稣教会学校上学，指望他能得到更好的教育。这时，戴高乐还不满10岁。

    1900年11月22日，在卢森堡公园里，有个身材高大、微微驼背、头发斑白、满身黑装的男子，沿着一条林阴道，从几个没有表情的塑像和几颗完全落叶的秃树旁走过。这就是耶稣教会学校的哲学教师亨利·戴高乐。他在沃吉拉尔大街，时而以严肃的目光，又时而以温和的目光，看着与自己并肩行走的、这时已年满10岁的儿子戴高乐。他们是从萨尔·贝尔纳剧院回来的。这个孩子终于得到了渴望已久的生日礼物，他手上拿着一份罗斯丹-埃德蒙的《雏鹰》的戏剧单。近几个月来，关于罗斯丹，戴高乐不知听到了多少传闻。据说，罗斯丹只要自己愿意，明天就会成为法兰西国王；他的声望，就是如此之高。

    早在3年前，当英雄喜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上演后，罗斯丹的声望即开始闪出金光。罗斯丹再现了浪漫主义诗剧的古老艺术。他塑造的主要英雄西哈诺既令人悲，又令人喜。一个勇敢、高尚和聪明过人的形象，长着一个滑稽可笑的大鼻子，似乎体现了典型法国人的最优秀的品质。而新剧《雏鹰》则差得多。在皇帝被推翻后实际上沦为奥地利宫廷俘虏的所谓罗马国王拿破仑，其儿子的不幸命运在剧中可以说显示得极少。罗斯丹不由自主地确认拿破仑所说的真理：从伟大到谬误之间，仅有一步之远。在《雏鹰》里，尽管有壮丽的亚历山大诗、精彩的表演和华丽的装饰，但是毕竟悲剧与庸俗的滑稽剧混淆了，以致显得有些逊色。然而，它仍压倒了卓越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那个剧的成功，博得了人们的喝彩。不过，剧和书一样，随着读者和观众的思维，各有自己的命运。

    而在新世纪开始的日子里，法国人异常容易接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如果有人侮辱了民族圣物，侮辱了拿破仑的名字，那么复仇的爱国主义思想就会达到令人着迷的地步。关于这一点，罗斯丹在《雏鹰》中已有提及。法国人痛苦地忍受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的耻辱已经30年了。法国尝尽了战败国的难忍的苦头：法国被夺去了阿尔萨斯地区和洛林地区的一部分领土，并被迫交付高达50亿法郎赔款。正如德国首相俾斯麦宣称，法国只能流着眼泪去为自己的不幸痛哭了。

    但是，三十几年的历程不但没有使法国人的屈辱感减弱，反而使这种屈辱感转化为复仇的渴望。法国重又强盛起来。在1900年的国际巴黎博览会上，法国展示了自己的财富、成就和天才。此时，昔日创伤之苦，已令人不能再忍。法国人绝未忘记，在协和广场上遭敌人掠夺的斯特拉斯堡的偶像仍然佩戴着用以悼念的黑纱，台座淹没在鲜花丛中。复仇精神剧增，并以非凡的形式表现出来。孩子们竟戴印有“复仇者”、“无畏者”、“不屈者”等字样的圆形水兵帽，且已成为时髦。这些闪着金光的题字也美化了年方10岁的戴高乐的头脑；这时，他在归途中仍梦想着《雏鹰》：这个剧是如此使他受到震撼。他目光投向四方，耳朵里不停地萦绕着罗斯丹的那壮丽而高亢的诗句。老拿破仑士兵拉姆堡的一段段愤怒的讲话，在舞台上玩着儿童兵器玩具的不幸的“淡黄发的波拿巴”的厄运，都使戴高乐为之激动。拿破仑之子的话语在小孩的意识里发生了洪亮的回响：“皇帝的荣誉啊！帝国的王位、皇袍和鹰徽！”他回忆起早逝的罗马国王临终时高喊：“快马加鞭，我要马上奔向父亲！”这时，他的双眼充满了泪水。

    罗斯丹的话完全征服了夏尔的心。显然，妈妈没有白白地仿效罗马国王给他头上梳了一绺卷发，又仿照演西哈诺角色的大演员科克林，给他的细脖子上套上一条笔挺的小活领。

    的确，那时候，民族主义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在这种气氛下成长的孩子，很容易对紧凑的战鼓声、轰鸣的炮声、闪光的武器和飘扬的战旗等，感到着迷。少年戴高乐对这一切爱国主义的象征特别容易接受。在抚育他的家庭里，充满了对爱国主义、古老传统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的炽热崇拜。他们经常忧伤地谈起法国在法普战争中的失败。戴高乐一生也不会忘记，妈妈曾对他讲述过，她在小时候有一次看到双亲得知巴赞元帅在1870年率部投降后痛哭不已时，她感到如何悲观绝望。曾参加过那次倒霉战争的夏尔的父亲常常讲到那次失败的悲惨情景。作为机动近卫军中尉的亨利·戴高乐那时在与围攻巴黎之敌作战时，在一个小市镇斯坦附近的战斗中受了伤。他不止一次地带着孩子们去凭吊那个古战场，观看刻有烈士及断剑雕像的纪念碑和墓志铭，并领着孩子们激动地朗读墓志铭：“在英勇的烈士手中被截断的法国的宝剑，将由后辈们重新锻造。”

    亨利·戴高乐常带孩子去巴黎及其近郊，游览历史古迹，并沿路给他们讲述法国最光荣的历史事件。少年戴高乐极其兴奋地受着爱国主义自豪感的教育。多少年以后，谈到对童年最强烈的印象时，他写道：“作为一个生长在里尔而居住在巴黎的青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光荣的标志更使我感动了；这儿有圣母院的夜景，有凡尔赛宫壮丽的黄昏景色，也有阳光照耀下的凯旋门；巴黎残老军人院穹顶下面还有夺来的敌军军旗在瑟缩地战抖着。”［法］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上），第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

    亨利·戴高乐常激动地让孩子们摸摸他在1870年荣获的战功奖章。同样，他也常激动地让孩子们摸摸他向他们展示的其他历史纪念品。要知道，这些纪念品都是有传代价值，令人骄傲的物品。早在童年时代，夏尔·戴高乐即已了解其先辈们在几个世纪以来前仆后继帮助国王“建设”法兰西的光荣历史。

    但是，戴高乐这时毕竟还年少，直到12~13岁时还常玩打仗游戏，而且玩得非常认真，非常投入，每次都要自己当法国司令官或者法国国王。

    一天，小弟弟皮埃尔哭哭啼啼地从外面跑回家来。妈妈问他怎么啦，他说哥哥戴高乐打他了。妈妈追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才边哭着向妈妈诉说原委：“我们玩打仗游戏，我装特务去送情报。不料在路上我被敌人捉住，没来得及把情报吞掉，情报被敌人搜走了。回来后，戴高乐就狠狠地打了我一顿。”

    还有一天，在开始玩打仗游戏前，哥哥格札维埃因觉得平时每次都叫他当德国皇帝挨打，提出想换个角色，当当法国之王，过把法国国王瘾。戴高乐一听就气冲冲地说：“不行！不行！法国是我的！”

    从这两个小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戴高乐的一些非同一般的少年性格。

    很多人都认为，戴高乐的性格很像母亲一样灵敏、沉着、稳健，但有时有些过敏；甚至还同母亲一样，有时会突然急躁起来。至于在世界观、文学和思维方法方面，他显然像父亲。当然，这些先天遗传的表现都只是听其双亲说的。儿子继承了父母的眼神、鼻子和步态。

    还有，戴高乐自幼所受到的教育使他深信，他自己不属于资产阶级，而属于贵族。戴高乐的这个“戴”字本身在姓氏中就是贵族的标志。戴高乐很早就认为：贵族是一个最杰出、最高尚的集团；这个集团不仅仅是曾为国王而战，而且本身拥有知识，有权审判、管理、教育和教训别人。他的许多祖先都是继承高官和“长炮贵族”的代表，都具有这种特殊的绅士思想。因此，他也自然形成了这种非同一般的贵族意识。由于意识到自己出身高尚，因而在心理上就会想到成名和掌权。他的思想与众不同，虽不公开炫耀自己的贵族身分，但总本能地表现出语言古板，举止异样。

    从童年起，家里人还使夏尔相信，他是个幸运儿，是历史上极为光荣的戴高乐族系的继承人，尽管这个族系后来有些衰落。自然，每次所谈都是有关百年战争和与之类似的情况。他们还告诉孩子们，如此出身的人永远不应当改变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应维护民族的崇高的精神面目，成为爱国主义和天主教信仰的支柱。这就是一位未来将军的家庭教育！

    当然，戴高乐这时还是因为年少，上述种种观念、品格等等都还有待于深化和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有赖于学校的教育了。

    1900年暑假后，戴高乐开始到沃吉拉尔街耶稣教会学校上学。这所学校最闻名的是他们的教育艺术：培养孩子们对政权神圣原则的尊敬和绝对服从。他们认为，消极服从是基督教徒的最高品德，是对上帝的最大忠诚。耶稣教徒们都应把自己的主要力量贡献给发扬这种品德的事业上。他们以圣·贝尔纳德的学说为指针，要求对来自上级的命令，即使是有害的和令人可怕的命令，都必须绝对服从。凡议论命令是否适宜或正确者，都被视为是严重的违反教规。按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制定的会规和道德准则，每个耶稣教徒都应成为“领导者手中的一具尸体”。

    然而，孟德斯鸠在其著名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彻底揭露了消极服从的学说。他是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写道：“绝对服从，是既以服从者的无知为前提，又以统治者的无知为前提。”

    可是，耶稣教徒们特别激烈地咒骂法国大革命及其活动家。在孩子们的课本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东西：法国大革命的活动家丹东是非常丑陋的，他似一头狂犬，很残酷，很可耻；“马拉是个很可怕的人，像个癞蛤蟆……罗伯斯比尔患有狂妄自大症，总以正确自居，凡与他想法不同的人，他都要将其处决。”这充分说明，为什么恰恰当夏尔-戴高乐在耶稣教会学校上学的年代，法国的共和派、民主派和社会党人都坚持不懈地争取通过法案，以期禁止宗教协会，特别是禁止耶稣教徒执教，以免把孩子们教育成共和、民主和进步的敌人。

    这时，少年戴高乐因受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影响，而与那个世界牢牢地隔绝了。他觉得在家庭和学校外面有很多事情，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与己无关的、无法解释的。而作为耶稣教徒的父亲，在培养戴高乐的性格方面收效不大。原指望学校的教育能使其循规蹈矩，遵纪守法，结果未能如愿。在学校的教育下，戴高乐对按教规做弥撒、祷告、颂读经文等接受笃信宗教的“科学”和“仪式”，没有引起任何异议，而且渐成习惯。他对耶稣教坚信不移，就像每天早晨洗脸一样，接受约定的信教活动。

    可是，对一些毫不合逻辑的清规戒律，和必须绝对服从的要求，他却又觉得难以忍受，而是常常我行我素。

    戴高乐不愿成为“领导者手中的一具尸体”。他的天性就是，拒绝在任何情况下消极绝对服从。他保持了这种性格，在重要关键时刻不绝对服从。这也是他后来能成为卓越人物的一个原因。

    戴高乐痛恨学校的强制制度。常有人指责他纪律性差，作业粗心大意。许多年后，他当了将军、共和国总统时，曾突然坦白地对孙辈们说：“我上小学时，从未背诵过课文。但是，谁都不应像我学习时这样做。”

    他决不懒惰，而是非常勤奋。为了使自己生来具有的良好记忆力日臻完美，他常同他的兄弟们一道练习把单词的字母倒过来拼写，如把de Gaulle（戴高乐），倒拼为elluag ed……

    1905年，他开始听父亲的劝告，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集中用到学习上。结果，到第二年，他就成了全班的学习尖子，获得了作文、数学、历史和地理等六门课的第一。从此，老师和同学都不能不承认，他真是一个非凡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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