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全新的事物实在太少了。即使是伟大的演讲者，也要借助于阅读的灵感和得自书本的资料。作为领导人物，想要增加及扩大词汇储存量，必须经常让自己的头脑接受文学的洗礼。
其实，我们——你和我——和这个世界只以四种方式接触。别人会根据四件事情评估我们，并将我们分类：我们做什么，我们看起来什么样子，我们说些什么，我们怎么说。然而，有很多人糊里糊涂地度过一生，在离开学校后，不晓得努力增加自己的词汇、掌握各种字义、
正确而肯定地说话。他变得习惯于使用那些已在街头和办公室使用过度和意义虚幻的词句。
艾略特博士在担任哈佛大学校长1／3世纪之久后宣称：“我认为，在一位淑女或绅士的教育中，只有一项必修的心理技能，那就是明确而优雅地使用他（她）的本国语言。”这是一句意义深远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怎样才能和语言建立亲密的关系，并且以流畅而且正确的方式把它们说出来？林肯的演讲获得了惊人的成就。除他之外，还没其他任何一位美国人曾经把语言编织得如此美丽，或是说出具有如此难以超越的像音乐般的短句：“怨恨无人，博爱众生。”谁是他的语言老师？父母？启蒙老师？不，显然都不是。
林肯在伊里诺伊州第八司法区所结识的那些农夫、商人、律师及诉讼当事人，都没有特殊或神奇的语言才能。但林肯并未把他的时间全部浪费在这些才能与他相等或比他低的同伴身上。他和一些头脑最好的人物——各个时代最著名的歌手、诗人——结成好朋友。他可以把柏恩斯、拜伦、布朗宁的诗集整本背诵出来。他曾写过一篇评论柏恩斯的演讲稿。他在办公室放了一本拜伦的诗集，另外，又准备了一本放在家里。办公室的那一本，由于经常翻阅，只要一拿起来，就会自动翻到《唐璜》那一页。
当他进入白宫之后，内战消磨了他的精力，在他的脸上刻下深深皱纹。但他仍然经常抽空拿本英国诗人胡德的诗集躺在床上翻阅。有时候他在深夜醒来，随手翻开这本诗集，会凑巧看到对他有特别启示或令他感到高兴的一些诗。 他会立刻起床，仅穿着睡衣和拖鞋，悄悄到白宫各个房间一一寻找：找到他的秘书，然后把一首又一首的诗念给他的秘书听。他在白宫时，还会抽空复习他早已背熟了的莎士比亚名著，也会批评一些演员对莎剧的念法，并提出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林肯热爱诗句。罗宾森在他的著作《林肯的文学修养》一书中写道：“这位自学成功的人物，用真正的文化素材把他的思想包装起来，可以称之为天才或才子。他成功的过程，和艾默顿教授描述文艺复兴运动领导者之一的伊拉斯莫的教育情形一样：他已离开学校，但他以唯一的一种教育方法来教育他自己，并获得成功。这个方法就是永不停止地研究与练习。”
林肯这位举止笨拙的拓荒者，年轻时候经常在印第安纳州的农场里剥玉米叶子和杀猪，赚取一天3角1分钱的微薄工资；但后来，却在盖茨堡发表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一篇演 讲。曾有17万大军在盖茨堡进行大战，7 000人在当地阵亡。著名演讲家索姆奈在林肯死后不久曾说过：当这次战斗的记忆从人们脑中消失之后，林肯的演讲仍然活生生地刻在人们脑中；而且，如果这次战斗再度被人们记起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们想到了林肯的这次演讲。有谁能够否认这个预言的正确性呢？
林肯的盖茨堡演讲全文被刻印在一块不会腐朽的铜板上，陈列于牛津大学的图书馆，作为英语文字的典范。
“87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大陆上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孕育了自由，并且献身给一种理论：就是人人生而平等。现在，我们正从事一次伟大的内战。我们在试验，究竟这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有这种主张和这种信仰的国家，是否能长久存在。我们在那场战争的一个伟大的战场上集会。我们来这里奉献那个战场上的一部分土地，作为那些为在这里的那个国家的生存而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人的长眠之所。我们这样做，十分合适和正当。可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我们不能奉献这片土地——我们不能使之神圣——我们不能使之尊严。那些在这里奋斗的勇敢的人们，活着的和死去的，已经使得这块土地神圣，远非我们的能力所能增减。世界上的人们不大会注意，更不会长久记得我们在此地所说的话。然而，他们将永远不能忘记这些人在这里所做的事。相反的，我们活着的人应该献身于在此作战的人们曾如此勇敢地推进而尚未完成的工作——由于他们的光荣牺牲，我们更坚定地致力于完成他们曾为之奉献全部的事业——我们在此下定决心，不能让他们白白死去——一定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庇佑之下，得到自由的新生——使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在地球上永存。”
但是，这篇演讲稿结尾的那个不朽的句子是林肯想出来的吗？林肯的律师伙伴贺恩登在盖茨堡演讲的几年前，曾送给林肯一本巴克尔的演讲全集给林肯。林肯读完了全书，并且记下书中的这句话：“民主就是直接自治，由全民治理，属于全体人民，由全体人民分享。”而 巴克尔的这句话可能借自韦伯斯特，韦伯斯特则可能借自门罗总统，门罗总统在早韦氏的1 ／3世纪前发表过相同的看法。而门罗总统又该感谢谁呢？在门罗出生的500年前，英国宗教改革家威克利夫在圣经的英译本前文中说：“这本圣经是为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所翻译的。”远在威克利夫之前，在耶稣基督诞生的400多年前，克莱翁在向古雅典市民发表演讲时，也曾谈及一位统治者是“民有、民治及民享”。而克莱翁究竟是从哪位祖先那儿获得这个观念，那已是不可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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