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守报告:黔南阅读-2015年,羊年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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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6000多万留守在大山农村的孩子父母集中在沿海城市打工,他们从最远的山里到最远的海里,他们把孩子留给年老的父母,背井离乡。因路途遥远,甚至过年他们都无法回家,跟孩子团聚。贵州都匀平浪镇的罗莎的父母就是这庞大群体里的一员。

    2015年羊年的大年三十,我从深圳到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下浒镇大湾码头见到他们,并和他们在渔排上度过了中国人的羊年春节。

    1

    2015年的羊年年三十,中午12点半,苗家汉字罗绍友喂完最后一笼海参,并把海参笼放到渔排下面的海水里时,他把瘦弱的身体缓缓地从渔排的间隙一点点地向上拉升站直。每天450多笼喂海参的弓腰动作,在持续4个小时后已经让他的身体筋疲力尽。他好不容易站直腰后,前面妻子陈业敏也完成了同样450多笼的任务。罗绍友想跟妻子说些什么时,话还没有到嘴边,妻子已经站在眼前,并劈头盖脑地开始数落他。罗绍友想好的词突然被突如其来的骂声打晕,他只好闭嘴,然后转个方位向渔排上的小木房走去。妻子跟在后面向同样的方向走,这是他们完成工作后收工的默契动作,也是唯一一同回小木房的方向。

    这样的骂声突起,和闭嘴消气的情景每天在他们的生活中上演。罗绍友已经习惯了回避,也习惯了被骂。妻子可以在任何时侯,不分青红皂白,不分场合开骂。妻子的怨气积累了10多年,压抑了10多年。自从生下女儿开始,自从把2岁的女孩罗莎留在平浪的外婆家开始,自从他们把离家的脚步踏在别人的故乡开始,妻子陈业敏的骂战便逐渐上演。

    自22岁,妻子选择嫁给他,他没有给妻子和孩子一天稳定的生活。妻子为了爱情,贫穷的家里仅仅用一头猪就把年轻美丽的陈业敏从平浪镇娶回家。他甚至连欣赏的时间都没有,他罗绍友和妻子陈业敏便开始了打工的生活。

    罗绍友先进了小木房旁的厕所,陈业敏洗手做饭。小木房里还有一起从贵州来的老乡,一同组成了一个鱼排上的组合家庭。

    只要陈业敏想骂罗绍友后,她会几天不跟丈夫说话。中午的饭吃的不声不响。

    陈业敏吃完午饭后,找船把她运到大湾码头,然后她要打摩的去下浒镇上接人。

    (年三十陈业敏跟丈夫罗绍友的吵架是渔排上的东北人张老板私下告诉我的。)

    2

    陈业敏准备接的人是我和老兵杭枭。

    年三十早晨5点我和老兵杭枭就起床,赶第一趟从罗湖火车站首发的地铁去深圳北站坐和谐号到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下浒镇大湾码头,跟贵州都匀市平浪镇的留守孩子罗莎父母过羊年的春节。

    想见面的理由是我要面对面地跟这些把孩子放在农村的爷爷奶奶身边而常年不回家的父母交流。我希望我能在有数的几个个体中读懂中国1亿农民大军背井离乡的真实生活。6000多万留守在中国大山里的农村孩子和3000多万流动在城市的孩子是一个够庞大的数字,数字背后的故事,让我们有良知的中国人悲悯。我们能做的仅仅是走进他们,了解他们,理解关怀他们。

    2014年的7月我在贵州都匀平浪见到了罗绍友和陈业敏的女儿罗莎,还有她留守在家的堂哥堂弟堂姐。

    本来想2015年的羊年再去平浪看看孩子们的父母回家过年,再三联系后,才知道罗莎的父母无法回家。于是赶快预订深圳到福建的和谐号。

    在霞浦火车站,去下浒镇的公共车已经没有班次。

    年三十的天阴阴沉沉,在霞浦车站就开始淅淅沥沥下雨,我们没有带伞,在雨中,我们跟出租车谈价格。从每人100元,谈到80元。

    在出租车上,陈业敏就开始打电话,问我到哪里?她要我在下浒镇下车,她在那里接我。她在电话里说,出租车太贵了。

    太贵了,也得坐。年三十没有任何的车可以代步,霞浦到下浒,开车近2小时。

    车在山路上绕弯颠簸,陈业敏打来的电话总是在:喂,一声后中断。

    出租车司机说:不用接电话了,没有信号,到下浒镇再联系吧。

    我从没有见过罗莎的妈妈陈业敏和她的父亲罗绍友,在平浪罗莎的外婆家,我甚至没有看到她的父母和罗莎的照片。罗莎妈妈的形象在我跟她之前通话的感觉里,一个快人快语的女子,一个会关心人的女子。就在我从深圳出发前,她还发信息给我,要我多带厚衣服,海上天气变化大,阴冷。

    在出租车的时间,罗莎妈妈在我的心里一点点地变化着,从一个影子,到一段声音的记忆,再到声音后面能感知的笑容。

    司机问:大过年的,你们要去旅游?

    我说:不。

    司机再问:到亲戚家。

    我说:不。

    他说,不旅游,不见亲戚,你们到下浒干什么?

    见罗莎的妈妈爸爸。

    罗莎是谁?

    贵州的留守孩子。

    司机哦了一声,算是回应,也算明白?

    下浒有贵州打工的人吗?该我问司机了。

    下浒下面的码头有许多贵州来打工养殖的人。

    有了司机的话,我找罗莎妈妈的心有了着落。之前有点空空的心踏实了,也安定了。

    出租车外面的风景在眼前飘忽而过,鱼排、竹排、滩涂、停驶的渔船,即使天气仍然阴沉着脸,海湾边的景色足以让一个出生在新疆草原上的我发出赞美的惊叹。

    太美了!真的太美了!

    我的赞美话音在司机绕弯的持续中,中断又恢复。我想象着罗莎父母在如此美丽的海上工作,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以至于在过年都不能回家跟孩子团聚?

    出租车突然开到一些人多的地方停下来,司机说:到了下浒镇了。司机在说话的时候已经跨出车坐和方向盘,他在跟一个女子说话。

    我和老兵杭枭还没有钻出出租车门,司机带着说话的女子来到车前。女子没有自报家门,直接去后车坐帮忙取行李。

    我加快了动作,下车。

    罗莎妈妈?

    女子笑着,阿姨,你们辛苦了。

    阿姨?罗莎的妈妈叫我阿姨?我突然明白。南方孩子的父母为了尊重对方,都用孩子的称呼叫人。

    这样的见面方式是第一次遇到,像很久的老熟人,也像很亲近的亲戚。浓缩了语言,减少了程序。我被一种力量牵引着,被一种光牵引着,被海水牵引着。

    罗莎妈妈没有问我们怎么住?在下浒镇的宾馆?她带着我们往她牵引的方向走。

    原来到了下浒镇还不算到目的地,还需要乘车到下浒的大湾码头。跟司机说了好多好话,再付50元车费,出租车又开始了行程。

    半个小时后,罗莎妈妈说,到了。

    她抢着跟我付钱,我抢在了她前面交给司机50元。

    到了,其实还没有到。仅仅出租车到了该到的位置。我们在罗莎妈妈的牵引下,下了一个大坡,再转弯往前走。

    走的是小路,泥土跟沙子混合的路,下过雨后坑坑洼洼。

    我穿的高跟靴子,在坑坑洼洼的泥沙路上艰难前行。

    20分钟后的前面是一片海,左面是滩涂,停靠着坏损的船只。坡上的芦苇在坡下回望时,我才看到绿色摇曳的枝干。右边有一些少的鱼排一直往海面上延伸。

    在一块很大的水泥平台上,罗莎妈妈打电话叫船来接我们。

    叫的船需要半小时后才能到来。罗莎妈妈很着急,在平台上寻找着搭乘的船只。

    100多平米的水泥平台是大湾码头从海里上岸的留守平台,它孤独地蹲守在码头的寂寞之地,没有缆绳,也没有停靠的运行船只。从岸上到海里,从海里到岸上,拾级而下,拾级而上。

    站在这个平台上,海风吹着我的头发、眼睛、皮肤、衣服。海风在阴沉的天气里,慢慢地将海味送到我的嘴里,头发上、眼睛里、皮肤上、衣服上。海风里的海上,星星点点的渔排像银河系。

    罗莎妈忙碌地寻找着到渔排上的船,她飞快地跑下台阶,跟一个远处的船招手,船开过来了。她在下面喊:船来了。

    老兵杭枭拎着行李飞着下了台阶,我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数着下,腿有点风湿,下每一个台阶的样子像一个老人。

    杭枭飞身上了靠在岸边的船,罗莎妈拉着我的手踩上了船。

    船是柴油发动机,突突地冒着黑烟,并灌进我的嗓子眼里,咽到肺里。

    罗莎妈连嘴都没有张开,用眼睛寻着远处。

    船冒着黑烟往渔排密集的地方开。

    船上还有几个人,他们友善地打量着我和老兵。我微微地向他们笑一笑,并轻轻地吐出灌进肺里的柴油味。

    船的前面全是渔排,同样的渔排,大的小的,在同一个海域铺陈开来。像海上的陆地,也像海里的银河系。

    海那么宽,那么长,那么大,人在海面上就是一叶浮萍,这是我在这个小船上第一次感受到的。

    船停下来,一个年轻的小伙从渔排上接过罗莎妈妈递过去的我们的行李。小伙抗在肩上从渔排上飞一样脱离了我的视线。

    我的长筒靴子踩在晃悠的渔排上,晃悠的不仅是渔排,还有我的心脏。

    罗莎妈说,我拉着你。

    老兵在前面回望我,我有罗莎妈照管。

    还好,眼睛看渔排上的海水是黑色的、不清楚的。跟在罗莎妈的后面忐忑地终于走进她领进的渔排上的木头屋里,里面是满屋子的人。

    到终点站了,仅仅从霞蒲车站到终点站用了近5个小时。这比我在深圳时想象的时间长了更长,走了更久。

    满屋子的人站起身,我再次微笑,我仍然没有看清楚给我们拎行李的小伙。罗莎妈没有介绍,大家似乎曾经就已经熟悉到没有必要介绍一样。

    罗莎妈把我们放在屋里后就开始去跟另一个女人做晚餐,这是中国的羊年,2015年的2月18日。

    女人们做饭的间隙,我坐下来,面对陌生的房间的男人们开始仔细地打量起这个木屋。

    小木屋总面积16平米,中间是6米休息吃饭行走的过道,过道两边分别有两排3个木板拼起来的更小的房间,每个房间2米,里面放一个1米2的高低木床。每个小房间就是一个家庭,是渔排上的人间世界。

    除了住人的房子,渔排上其他都是用竹子、木板、漂浮物搭起来养海参的,六间小房子,每个人睡一间。门口有一间厨房和一间厕所,吃饭的桌子放在房子的中间,高压电,有线电视线都是从岸上走水底拉上来的。过年期间可以看春晚,信号差,电视总是随时中断,雪花摇摇摆摆在每个搜索的频道里停留。从岸上到渔排距离虽然不长,但是有海隔着,就必须坐船才能到渔排。没有船,只能在岸上等,等待,等着,没有时间。渔排上用的淡水也是从岸上用船拉过来装在几个大的蓝色塑料桶里的。

    渔排上的房间都是用木板做的,一点都不隔音,仅仅起到遮挡的作用。

    渔排和木屋都是在岸上搭建好后,再通过船运往指定的海域。这里的海域曾经是下浒当地人生活的根据地,因为他们现在都有了钱,在岸上盖了楼房,全部搬进楼房,跟渔排上的辛苦生活彻底告别了。

    他们的海域都承包给外地人从事海上养殖,每个承包老板再招外地的打工者来这里喂海参,种海带。

    这个木屋里的人包括罗莎的爸妈就是被朋友们一个个介绍来到这里,在海上的同一个渔排给同一个老板打工。

    一桌有螃蟹、腊肉、腊肠、卤鸡、卤猪皮、皮冻搭配的贵州特色的年夜饭摆在很旧的圆木桌上。中间是大的煤气灶台顶着一个铁锅,里面是贵州的青菜汤锅。

    本来汤锅是放在电磁炉上的,在这个简陋的渔排上,没有电磁炉,聪明的女人们就把炉灶代替了电磁炉。什么样的工具能代替家乡的味道,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饭桌上开始认识这个组合的同是来自贵州都匀的大家庭。

    也是在年三十的晚上开始认识罗莎的爸爸妈妈。

    3

    这是福建霞浦下浒,贵州都匀平浪的留守孩子罗莎的爸妈在这些渔排上打工养殖海参。过年回不了家,年三十,罗莎妈从大湾码头打摩的到下浒镇迎接我,身后的孩子在大山那边。从大山最里边的山里到大海最东边的海里,年轻的父母撇下不能陪伴的孩子,只为了淘生活。在海上的渔排房里,我和他们在这里过2015年的羊年春节。

    坐在一起的五个家庭,来自贵州都匀的五个农村,在这里,乡情乡音乡味让他们在同一条渔排上求生存。生活的困难成了她们舍弃孩子,在外谋生的最低需求。当我们埋怨她们远离孩子的陪伴时,我已经将语言落到最低,低到无言以对。

    这是一条遥远的从大山到大海的思念,在缺少的陪伴里,生存比思念更沉重。

    组合家庭的男人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坐下来唠家常,而且是在喝了点米酒后,缄默的语言都自然地打开了。

    罗莎妈妈的手机是来宁德后联通充话费送的,旧款的联想手机。视频时,对方看不到她,她能看到对方。每当晚上有时间跟贵州都匀平浪的女儿,儿子,父母视频时,她需要弄一面小镜子放在手机的背面,这样,视频时对方才能看到她。年三十的晚上,男人们还在酒里说着越来越想家的话题,罗莎妈妈拿着自己的联通手机跟远在贵州大山里的父母还有女儿、儿子视频。视频里,她看见女儿抱着弟弟在父母的床上翻滚,不说话。孩子们却看不到妈妈做什么。

    我把自己的手机视频打开给罗莎妈妈,孩子们终于能看到妈妈的面孔了。

    视频里,儿子在地下跑来跑去,女儿追着弟弟跑,父母亲、弟弟、弟媳,一家人热热闹闹过年三十,外面响着鞭炮声。

    她抱着手机,头低着,管不住眼泪。

    我把寒冷的手放在她的肩上,找不到安慰的词。

    组合家庭的王先贰从桌子旁走过来,眼睛红了。她低声告诉我,她(罗莎妈)每天都打电话,每天都哭。今天都哭了好几回了。

    罗莎妈关了手机视频,在外面抱着胳膊站了很久。

    她的眼前是一望无际、淹没在海水里的渔排。

    她的后面是年夜的丰盛的酒桌,和酒桌上男人们的喝酒声。

    她的心里一定是儿子的声音,女儿的声音,父母的声音,弟弟们过年的声音。她站在夜晚的渔排上,沉默凝视,不时有鞭炮声传来,而她站着,像一个海上的黑暗雕塑。

    酒红挂在东北张老板的脸上、眼睛里。

    他看着门外的罗莎妈却向我走过来。

    他说:老师,她又哭了!太想孩子了。她(罗莎妈)真不容易,是个有心的好女人。你们要来的前三天,她就把被子洗了,晒了,把房间打扫干净给你们准备了。女人有心,并且用心做事就是好女人。

    在昏暗的灯光下,张老板看不到我的惊鄂。

    张老板问:你们是亲戚?还是朋友?

    我说,都不是。仅仅在贵州见到过她们留守在大山里的孩子和父母。

    你们住几天?张老板再关切地问。

    我说,不知道时间。

    你们要住在渔排上。

    这个信息是眼前面庞上镶嵌着酒红的东北人张老板告诉我的。如果他不说,我还在心里担心晚上住宿的问题。从岸上到渔排的周折,我知道出海再回到岸边是太困难的事,即使找船能上岸,也没有车在晚上去下浒镇。来到渔排上,这里就是一座孤岛,你进不来,也出不去。如果没有同伴,一个人呆在夜晚的渔排上,你就呆在了黑暗的世界里。

    张老板再说,晚上的螃蟹都是她提前两天用网在海里网的,一直养着,等你们来。原来你们不认识,我还以为亲戚呢?

    如果不是东北的张老板告诉我们,罗莎妈妈为我们准备一切的心情,我们一点都不知情。

    张老板换了一种口气,有点神秘:她今天中午又跟老公吵架了,在你们来之前。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文章开头的吵架情景就是这个张老板告诉我的。

    罗莎妈从昏暗的渔排上折回到木屋里。她又恢复到之前的忙碌,脸上的泪痕已经消失。

    一个晚上我没有跟罗莎的爸爸说更多的话,只礼貌性地微笑,打招呼。这个瘦瘦的苗家汉子在酒精的作用下,脸膛红红,笑容红红。从我见到他开始,他的妻子罗莎妈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

    冷战看来还在继续。

    4

    等男人们都放下酒杯,木屋里的女人们收拾洗碗。

    罗莎妈把老兵安排在他们平时的房间,让我跟她去张老板的渔排上去睡。

    我问,罗莎爸睡哪里?

    她说,他有的睡,不用管他。

    我准备在宾馆住宿时穿的棉睡衣在拉杆箱里,全部的换洗衣服也在里面整齐地放着,我没有把它们取出来。

    在海上的渔排上的木屋里,城里的衣服和睡衣都不适合在这样的环境里拿出来,并且穿在自己身上。晚上必须冲凉才能入睡躺在床上的习惯在这个晚上也改变了。

    罗莎妈把洗脚盆放了热水,硬逼我把寒冷的脚放在热水里泡了一下。然后让老兵也泡了脚。

    厕所两边的大蓝桶装着从岸上运来的淡水,我害怕使用每一滴水。

    身后的女人和男人们都没有洗脸、洗脚,他们各自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跟着罗莎妈去了张老板的渔排,有恐高症的我走在上面浑身发抖。如果不小心滑下去,下面是深深的海底。

    罗莎妈打着手电筒在我后面保驾护航,我在前面颤颤巍巍地迈动着婴儿学走路的姿势,一步步往前磕磕碰碰地挪步。

    我的高跟鞋已经换成防滑拖鞋,这是我唯一从拉杆箱里掏出的随身物品。

    黑夜里走晃悠的渔排,它考验着我的心理承受能力。

    相距50米的渔排,终于惊险通过。我背后是滚热的汗。

    张老板的木屋里,人们都已经睡去。6个小房间,两个是空的。我跟罗莎妈住一间。

    从早晨5点到晚上的12点,我终于可以躺下来休息了。双眼累,腿累,胳臂累,脚累,全身都累。

    木板屋里,简陋的两张床,床上的被子是干净的、干爽的。

    干净的被子证实了张老板的话。罗莎妈是个有心的女人。

    我脱了外面的羽绒服,留下里面打底的毛衣和纯棉的打底裤,钻进被子里。

    罗莎妈又给我盖了一床被子,说海上的气温白天和夜里是两种温差,夜里很冷。

    她也脱得只剩下打底的秋裤和秋衣。钻进被子里。

    这个比我小10多岁的女人,应该是我照顾她。而在渔排上,我成了弱小的女人,被她处处照顾着。

    她精瘦的身体没有多余的脂肪。她的头发染成金黄色的颜色,让她的脸显得白了,嘴唇显得红了。她没有擦润肤霜,没有擦口红。她的面容是清水洗过的本色肤质,脸颊上面有海上紫外线长期照射的暗红。

    我不叫她陈业敏,只叫她罗莎妈。

    太累了,也太困了。我没有问躺在旁边床上的这个女人为什么不回家跟孩子过年,也没有问她在这个渔排上打工几年。大年初一和初二老板给她们破例放了两天假,这两天她们不需要干活。

    今晚,2015年大年三十的夜里,我跟罗莎妈在张老板的渔排上睡了。

    外面的渔排上的灯,星星点点地把昏暗的灯光洒在渔排上的空隙里,空隙下面是海水。海水在灯光的作用下泛着黑色的波纹,海水现在不是蓝的、也不是绿色的,它是黑色的。像油漆,一点点在渔排下面一圈又一圈晃动着。

    鞭炮声在我们即刻入睡的睡眠里慢慢淡去。

    5

    大年初一早晨醒来已经是九点多了。

    这样的早晨对这些木屋里的男人和女人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睡到自然醒。

    张老板不知什么时候醒来,已经在渔排上抓到了一条大的金枪鱼。

    他把鱼给了罗莎妈,说你们有客人。

    我们带着一条大的金枪鱼开始了一个新的早晨,开始了2015年的大年初一。

    在晴朗的天气里,坐在木板房的门口,放眼远方的渔排,壮阔的海域是海星生物的世界。

    渔排上挂着风干的腊肠腊肉,在海风的摇摆中,这些风干的肉食是一段段家乡的片段,是她们对家的最浓重的味道记忆。

    年三十的腊肉腊肠,就是罗莎妈在渔排上做的。也只有做成腊肉腊肠,猪肉的味道才能长时间地保持着新鲜的原味。

    每个月木屋里的女人们要四次上岸去下浒镇采购一周的肉,青菜,油,米,面粉,挂面。木屋里的六个人平均每人每月500元生活费。

    煤气和用的电,包括住的房间、电视、被子、淡水、厨具都是老板负责。

    渔排上的生活,是从人类的声音世界开始的。每个渔排都是乡音累积起来的群体,贵州的,东北的,云南的。每一种乡音就是一个家乡,是一个渔排,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和亲情关系的组合家庭。

    难得好天气,也难得大家有时间。

    我把木屋里的男人,女人们都叫出来,给他们拍拍照片。

    男人们都不愿意,又不想打击我的热情,磨磨蹭蹭出来。

    女人们有点娇羞、又有点兴奋。照相对她们来说除了结婚时的结婚照,再没有跟自己的男人一起照过照片。

    先拍了一个集体照。集体照里有三对夫妻,罗莎和罗莎爸,刘明海和妻子王先贰,罗光燕和丈夫孟秀明。还有32岁的赵树宽和20岁的曾以庭,一个把妻子孩子留在贵州老家让一岁多的儿子成为留守孩子的男人,一个是从8岁开始被父母留守到现在的年轻人。

    太阳刚好从东海出来,这是距离太阳海平面最低的地方,阳光射线平行着海平面。

    照片里的集体,随意地站在射线上,阳光打在他们的脸上,温暖,祥和,又有气氛。

    这样的情景在这个集体组成的新家庭里,是头一次这么默契地站成一排、站成一个集体;也是头一次这么悠闲地站在他们每天无数次捞起80斤的海参笼子而蹲下来支撑的射线上。

    集体照后,是每个家庭的合照。

    第一组是这个组合家庭里年龄最大的夫妻刘明海和妻子王先贰。刘明海52岁,王先贰47岁。已经是爷爷奶奶的他们,20多年没有在一起单独拍过照片。他俩在射线上,身体僵硬地分割出一个大的空隙,眼睛向前方,很庄重很严肃却不放松。

    第二组罗光燕和丈夫孟秀明,两个不到30岁的年轻夫妻,除了拍结婚照,竟然也再没有在一起拍过照片。照片里,是罗光燕年轻的脸,不施粉黛的脸。黑色的长发扎成一个马尾巴,粉红色的棉衣让整个射线有了暖暖的色彩。丈夫孟秀明脸上的海上紫外线铺满了整张年轻的脸,短短的黑发里已经参和着丝丝白发。他们站在一起时,笑容刚刚打开,便紧张地滑落。

    第三组罗莎爸罗莎妈,还在打冷战的夫妻,没有语言交流的站成各自的姿势,向天仰望。结婚十多年后的第一次合照,如此别扭又如此尴尬。

    赵树海和曾以庭在我拍家庭组合照时已经悄悄走开,回到木屋里。他们不想面对双双对对的镜头。

    木屋太小,在大年初一的气氛里太沉重。它撑不开一段情感的展开,也撑不开从遥远的山里到海里的离家距离。

    在大年初一的渔排上,我通过拍照的轻松方式,正式和这个组合的大家庭认识,并一一记住了他们的名字。

    也是在这一天,在拍照的过程中,我无意中发现这些年老的还是年轻的男人和女人的手关节都变得如此肿大,红肿着伸不展。

    我问为什么会成为这样?

    孟秀明说:这是长时间在海水里浸泡,海水腐蚀的。

    为了证明孟秀明的话,我先让孟秀明的妻子罗光燕把她的手伸过来,她是这个组合家庭里最年轻的女人,不到30岁。小巧姣好的手,是罗光燕的手,而这双手在我面前展示时,红色的手关节特别的突出,比下地干农活的女人的手更粗大。是这双纤细的手从海水里提起150斤的海参笼子,提起、放下、摇摆,连续数次进行海参笼子里泥沙的清洗冲刷。一天450笼,需要用完浑身全部的力气。我再展开我的手,柔软的没有干活的痕迹,光滑而细腻。然后,我再一一翻动着罗莎妈妈的手,王先贰的手,罗莎爸爸的手,刘明海的手,赵树海和曾以庭的手。我翻动的每双手都是惊心动魄的画展,手纹里的血管暴露,手关节肿大变形,手皮肤粗糙,甚至他们想伸展双手的时候,手指都是弯曲的。长时间的海上作业,已经让骨关节弯曲成抓举的动作。

    这是2015年中国人羊年的大年初一,仅仅这一天,这些从大山里到大海里远离孩子的父母,他们可以不用干活。

    我在东海的太阳升起的早晨的阳光里,拍下了这一双双在海水里从事作业被海水腐蚀后红肿的手,并记录下他们不能回家的沉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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