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血中的因子所赐，我还是一个自然之子，更愿意自己旅行的目的地，是宽广而充满生机的自然景观：土地、群山、大海、高原、岛妈，一片树、一丛草、一簇花。更愿意像一个初民面对自然最原初的启示，领受自然的美感。
王啊，今天我要把你的故事还给你，我要走出你的故事了。这是一个小说家的宿命，从一个故事向另一个故事漂泊。
总摄大地的雪山
我在小说《格萨尔王》中，如此描写了康巴这片大荒之野：
康巴，每一片草原都犹如一只大鼓，四周平坦如砥，腹部微微隆起，那中央的里面，仿佛涌动着鼓点的节奏，也仿佛有一颗巨大的心脏在咚咚跳动。而草原四周，被说唱人形容为栅栏的参差雪山，像猛兽列队奔驰在天边。
躺在一片草原中央，周围流云飘拂，心跳与大地的起伏契合了，因此，由于共同节律而产生出某种让人自感伟大的幻觉。站起身来，准备继续深入时，刚才还自感伟岸的人立时就四顾茫然。往前是宽广的草原，往后是来路，往左，是某一条河和河岸边宽阔的沼泽带，往右，草原的边缘出现了一个峡口，大地俯冲而下。来到峡口边缘，看见河流曲折穿行于森林与草甸之间。河流迅速壮大，峡谷越发幽深开阔，从游牧的草原上，看到了峡谷中的人烟，看到农耕的田野与村庄渐次出现。
这是我在青藏高原无休止的旅行中常常出现的情形，身后是那顶过了一夜还未及收拾的帐篷。风在吹，筑巢于浅草丛中的云雀乘风把小小的身子和尖厉的叫声直射向天空。其实，要重新拾回方向感很简单，只需回到山下，回到停在某一公路边的汽车旁，取出一本地图，公路就是地图上纵横曲折的红色线条。
但除了这种抽象的方位感，我需要来自大地的切实的指引。
因此，要去寻找一座巍然挺立的雪山。
康巴大地，唯有一座雪山能将周围的大地汇集起来，成为一个具有召唤性的高地。作为这片大地宿命的跋涉者，向着雪山靠近的本能是无从拒绝的。于是，从海拔3000多米的草原逆一条溪流而上。4000米左右是各色杜鹃盛开的夏天。再往上，山势越发陡峭，流石滩闪耀着刺眼的金属光泽，风毛菊属和景天属的植物在最短暂的东南季风中绽放。巨大的砾石滩下面，看不见的水在大声喧哗。由此知道，更高处的峭壁上，冰川与积雪在融化。从来没想要做登山家，也不想跟身体为难，只想上到5000多米的高度，去极目四望。在好些地区，这就是总摄四方的最高处。但在康巴，那些有名的雪山都是大家伙，海拔往往在6000米以上，仅在我追踪格萨尔踪迹的路上，从东南向西北，就一路耸立着木雅贡嗄、亚拉、措拉（雀儿山），再往西北而去，视野尽头，是黄河萦绕的阿尼玛卿。那我就上到相当于这些高峰的肩头那个位置。地图上标注的海拔总是这些山的最高处，而从古到今，不要说是人，就是高飞的鹰，也并不总是从最高处翻越。后来，总要发明什么的人发明了登山，才使很多人有了登顶的欲望。古往今来，路人只是从两峰之间的山，或者从山峰的肩头越过某一座山。
在我，靠近一座雪山，不仅是路过，更是为了切实感受康巴大地的地理。特别是当我进行重述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写作时，更需要熟悉其中一些雪山。因为这神话传奇产生的时候，大地上还没有地图所标示的那些道路，甚至也没有地图。在藏族人传统的表述中，康巴地区是“四水六岗”。“六岗”就是高原上六座雪山所总领的更高地，是奔涌大地的汇集，人们瞩望的中心，更是上古时代就已经出现在人心灵之中的山神的居所。英雄格萨尔的故事产生的时候，古代的人们就这样感知大地。
因此，我必须要靠近这些雪山。
追寻格萨尔故事的踪迹，真正要靠近的就是措拉（雀儿山）。但到真的进入这个故事，真实的地理就显得虚幻迷离了。
光影变幻的高原湖：玉隆拉措
从成都西行，走国道318线，过康定，越折多山口，川藏线分为南北两路。
我上北路——国道317线，一路上可以遥望两座有出世之美的晶莹雪峰。一座是号称蜀山之王的木雅贡嗄，一座是四周环绕着如今丹巴、康定和道学三县上万平方公里峡谷与草原的亚拉雪山。要在过去的旅行中，我早已停留下来了。但现在，我紧踩油门，只是从车窗里向外了望几眼。近三年来的目的地还在几百公里之外，是格萨尔的故事流传最盛，也是史诗中主人公诞生的地方：德格。被措拉雪山总摄的德格。
—天半后，终于到达了德格的门户，海拔3880米的小镇玛尼干戈。在加油站旁边的小饭馆吃完午餐，就可以遥望那座雪山了。这里，道路再次分岔，往西北，是格萨尔的出生地阿须草原。我并不急着就去故事的起始之地，我要在外围地带徘栖一番，多感受些气氛。一个寻找故事的人想体验一番被故事所撩拨的感觉。
而心绪真的就被撩拨了。
如果说神山是雄性的，那么总是出现在雪山下方，由冰川融水所滋养的湖泊就是阴性的。出玛尼干戈镇几公里，刚刚望见雪山晶莹的峰顶和飞悬在峭壁上的冰川，那面名叫玉隆拉措的湖就出现了。“措”在藏语里是阴性的，是湖泊的意思，也是女人名字里常用的一个词。这个湖还有一个汉语的名字：新路海（新道路边的海子？）。春夏时节，湖水并不十分清澈，融雪水带来的矿物质使湖水显出淡淡的天青色。湖岸上站立着柏树与云杉，云影停在湖中如在沉思。如果起一阵微风，花香荡漾起来，波光立时让一切明晰的影像失去轮廓。安静的湖顷刻间就纷乱起来，显出魅惑的一面。
故事里，这个湖是和格萨尔的爱妻珠牡联系在一起的。珠牡，据说是整个岭国最美丽的女子。故事里的男主人公刚刚出生，她就是令岭国众英雄垂涎的姑娘了。后来，格萨尔经历诸多磨难登上岭国王位，珠牡姑娘依然保持着青春，这才和另外十二个美女同时嫁给了年轻的国王。故事里，美丽的女人往往也是善良的。自古到今，传说故事的人们会无视现实中外在的美貌与内在的心灵之美常常相互分离的事实，总给漂亮的女人以美丽的心灵，或者说，给善良的女人以美丽的外貌。这或者是出于对美丽女人的崇拜，我更以为可能出于对心灵美好却容貌平凡的女子们的慈悲。
仅仅是这样的话，故事里的女主角还不够生动。
为了让故事生动，从古到今，讲故事的人已经发展出很多套路。在措拉雪山的冰川还很低很低，冰舌可能直接就伸入湖中的时候，那些讲故事的人们就知道这些伎俩了。于是，故事里那个常在这个漂亮湖泊里沐浴的珠牡，就常常面临着种种诱惑而抗拒着，也动摇着，身不由己。她曾亲自动身前去迎接格萨尔回来参加赛马大会和叔父争夺岭国王位。就在这样严肃的时刻，在去完成重要使命的路上，她就被路遇的印度王子弄得芳心激荡，因为“王子的眼窝仿佛幽深的水潭”。
这种软弱让故事中的女人复杂起来。
珠牡也常常被嫉妒所折磨。如果不是这样，她的姐妹王妃梅萨不会被魔王掳去。珠牡自己也不会被出卖给北方霍尔国的白帐王。在有些格萨尔故事的版本里，珠牡被掳后被白帐王强做夫妻的一幕真是活色生香。珠牡不从，但不是誓死不从，只是千方百计逃避被白帐王强占身体。这个有些神通的女人千变万化，化成种种动物与物件。但万物生生相克，那白帐王神通更胜一筹，自然就能变幻成能降服珠牡所变动物或物件。不觉间，带着悲愤之气的故事变成了男女征逐的游戏，而且这游戏还颇具情色意味。珠牡最后变幻成一枚针，便于藏匿，锋利扎人又不伤性命。好个白帐王，摇身一变，成了一根线，一根逶迤婉转的线。线要穿过针，针要躲避线。缠绕，跳跃，躲闪，5盍碰……终于那根坚硬的针却被柔软的线所穿过了。
岭国王后珠牡成了霍尔国王的妻子。九年之后，格萨尔才杀掉白帐王，把她夺回身边。
好多人问我，说一个国王怎么还会把这样的女人留在身边，而且继续给她万千宠爱。我想，他们的意思是说，一个国王怎么可以容忍别的男人占有自己女人的身体。这是我无从回答的问题。珠牡也没有让这样的问题困扰过自己，回到岭国很多年后，故事里的她似乎仍然没有老去，其美貌依然沉鱼落雁。珠牡唯——次为国出征，是和梅萨一起去木雅国盗取通过雪山的法宝。就在这样的重要时刻，她经不住另一面湖水的诱惑，一定要下去裸泳一番。弄不清楚讲故事的人是要写她爱个人卫生，还是想展示一下美丽的胴体。故事总是要包含些教训的，因此珠牡王后的这番身体展示让王妃梅萨被拘，使格萨尔这个妻子二度成了别国国王的爱宠。
在为了重述《格萨尔王传》这部史诗而奔波于康巴高原的将近三年时间里，每一次，当我经过如今被更多人叫做新路海的玉隆拉措时，我都会在湖边凝视一番，想一想这个湖，更是想一想故事里那个因为有过错，有缺点，反而因此生动起来的叫做珠牡的女人，这个被今天的藏族人所深爱的女人。
湖边，长得仿佛某种杜鹃的瑞香正在开花，浓烈到浑浊的香味使眼前的一切都有一种迷幻般色彩。英雄故事的阳刚部分还未显现，其阴柔的部分就已在眼前。
每次都是这样，都是先遭逢这个柔美的女性的湖，然后，才攀登上男性的有晓勇山神居住的措拉雪山。
德格：土司传奇
措拉（雀儿山）其实不是一座，而是一群雪山，5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17座，主峰绒麦峨扎海拔6168米，耸立于尚未汇流东南向的金沙江与雅砻江两大峡谷之间。
国道317线从5000米出头一点的山穿过。
东面的冰川造就了那个光影变幻的玉隆拉措，越过山口向西，大地带着一股凌厉之气急剧地俯冲而下，冰川与融雪哺育了一条河：濯曲。“曲”是藏语里又一个基本的地理名词，即汉语中的河。濯曲迅即下降，壮大，十几公里的距离内，汇集了高山草甸区伏地柏、红柳和鲜卑花灌丛纠结地带的众多溪流，很快就变成了一条白浪喧腾的河。有了力量的水，更迅疾地造出下降的地势，在坚硬的岩石中切出幽深的峡谷。桦树与杉树的峡谷，花楸树和栎树遮天蔽曰的峡谷。快到德格县城更庆镇时，就20公里左右，已经陡然下降了两千来米，河遣和沿河公路两边壁立着万仞悬崖，按住头上的帽子仰面才能看到青天一线。冲出谷，地势骤然平缓开敞，耕地、村落和寺庙依次出现。
藏学家任乃强先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到此游历考察，著有《德格土司世谱》，其中记载了这段峡谷的人文史。说在格萨尔王建立岭国几百年后，有—个岭国勇士，名叫洛珠刀登，“有女美而才，岭王求以为妃，许给一日犁地的聘礼。乃率其仆，沿濯曲南犁，暮达龚垭之年达，得长70里之河谷。岭王因赐之。遂，得为有土地之独立小部落”。
“唯此段河谷，有30余里为石灰岩之绝峡，仅半段为可耕地，亦甚促狭……当时民户，不超过三十家。”
到清朝中叶，奉格萨尔为祖先的岭部落日益衰落，洛珠刀登于濯曲弹丸之地起始的德格家族的势力却日益壮大，雍正年间，被清廷招抚，授安抚司衔。其辖地最盛时曾经领有金沙江两岸今四川与西藏德格、白玉、江达、石渠等县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人民。
“洛珠刀登既受七十里之河谷封邑，卜宅于今德格县治所在。卜宅之初，曾筑渺小之花教寺庙……其后此寺发展为德格更庆寺，为康区一大花教（萨迦派）中心。”后更依托此寺，创建了德格印经院。
登巴泽仁土司执政时期，于筹建印经院建筑的同时，筹划印版的刻制工作。从雍正七年（1729）至清乾隆三年（1738）的近10年间，较大规模的刻版工作全面铺开，完成了《甘珠尔经》的编校、刻版和《丹珠尔经》的印版刻制。同时还完成了一些其他典籍的印版刻制工作，印版总数近10万块。此后，历代土司家族又主持编辑和刻制的重要文献数十部，共计340多函，使德格印经院印版数超过20万块。
到今天，德格印经院已有270多年的历史，院藏各类典籍830余部，木刻印版29万余块。院中浩瀚的印版、典籍对研究藏族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医学、科技、文学、艺术等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引起海内外学界瞩目，成为一个保存并传布藏族传统文化的中心。
因了印经院的文化传播之需，德格地区的雕版术、手工制纸和印刷术得以保存发扬，成为当地引以为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颇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德格土司家族崛起的历史，也是将格萨尔王奉为祖先，并将格萨尔王所开创的岭国视为基业的林葱土司家族逐渐衰亡的历史。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应该包含着强烈的敌对因素。但在德格土司统辖的土地上，却依然将岭部落的祖先格，尔视为一个伟大的英雄，像自己的祖宗一样引以为傲。
在德格印经院中，就珍藏有格萨尔画像的精美雕版，常有崇拜英雄的百姓去那里印刷，请回供奉，或作为珍贵礼物馈赠亲友。一位20世纪30年代进藏区学佛求法的汉族人也到过德格，他写道：“西康有一种风俗，印经的人要自备纸墨，另外还要付给印刷工人工资，这样就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经版进行印刷。”
《龚垭：千年城堡的废墟》
离开德格县城沿濯曲（德格河）向西南方而下，在国道317线962公里处，一个地名叫做龚垭的地方，在河谷旁边山坡上一座规模不大的寺庙四周，和寺庙的基础上，有遥远时代遗留的许多土夯残墙。民间都相信，这里曾经是格萨尔同父异母的兄长，嘉察协噶当年镇守岭国南部的城堡残留。在寺院对面的山冈上，一道城墙的残迹宛然在目，顺山坡蜿蜒而上，连接着冈顶上一座四方形的破败城堡。看起来，这座还颇具形态的小城堡应该是主城堡的拱卫。嘉察协噶是格萨尔的父亲和其汉人妻子所生。在故事里，他也是一个善妒的角色，但这个汉藏混血的儿子，在岭国三十大将中最是正直勇猛，内心洁净而气度宽广。当年轻的国王沉迷于女色的魅惑，王妃珠牡被掳，身为重臣的叔父晁通背叛国王。在这样的危局下，嘉察协噶率军与霍尔大军抗衡，以少抗多，殒命沙场，留得忠烈之名世世传扬。庙里的扇嘛骄傲地向我展示两样东西。一只可以并列五只利箭的箭匣（称匣而不称袋，因为盛箭之物确是一个木雕的长方形盒子），说是嘉察的遗物。这种遗存，凡是格萨尔故事流传地区，到处皆有，我更相信其中纪念英雄的强烈情感。
另一个遗存，却使我吃惊。喇嘛指给我看护法神殿围墙上几块赭红色的石头，说那是嘉察协噶筑此城堡时的墙基。拿下一块来，沉甸甸的，却见赭红的带气泡的物质中包裹着大小不一的碎石。陪我寻访的当地专家泽尔多吉老师说，嘉察协噶城堡的墙基用熔化的铁矿石浇铸而成，发掘出来就是眼前这赭红而坚硬的东西，如石如铁。看来那个时代，熔铁的温度并不太高，所以这些含铁的矿石只是处于半熔解的状态，将其倾入挖好的地基，也足以牢牢地黏合在一起，在冷兵器时代牢不可破。
在外人的概念中，一到康定便算是进入了西藏，但本地人自古便不自称西藏，而称这片雪山耸峙、农耕的峡谷与游牧的草原相间的地方叫康巴。离开龚垭，沿濯曲往西南，就到了金沙江边。隔江望见一孤立的临江巨石上，两个用红漆描过的大字：西藏。金沙江在行政区划上，正是四川与西藏之间的界江。过去的牛皮船渡，如今有一座岗托大桥相连。
濯曲（德格河）从此地汇入金沙江。
故事里的格萨尔远比实在的岭国国王勇武百倍，其疆域西接大食，南到印度，北接霍尔蒙古，东邻汉地，至少是整个青藏高原，甚至比之于青藏高原还要广大。而历史上作为故事底本的那个岭国实际疆域却要小很多。那时候，因为交通不便，空间封闭，人们居住在一个小小的国中也会以为疆域广大。从原岭国疆域中崛起的德格土司占有如今几个县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后，也自诩为“天德格，地德格”，意思就是天地之间都是德格。
无论格萨尔还是后起的德格土司的伟业，同样都变成了日益遥远的故事，带着神秘与缥缈的美感。实实在在的是，河岸边的台地上，即将收割的麦子一片金黄。
《金沙江边的兵器部落》
没有过江的计划，便沿江岸而下，目的地是金沙江东岸的河坡乡。
那里，家户生产的“白玉藏刀”享誉藏区。传说这个峡谷中原本没有人烟，只有鸟迹兽踪，森林蔽日，瘴气弥漫。因为岭国有了冶铁之术，并在峡谷中发现了铁矿和铜矿，格萨尔便从西北部的黄河边草原上迁来整个部落，让他们在这里冶炼矿石，打造金属兵器。之后，岭国军队兵锋到处，所向披靡。
第一次到达这里，已是黄昏。
那些堡垒般的民居中，传来叮叮当当敲打铜铁的声音。在拜访的第一户人家天台上，摆放的不是兵器，而是寺院定制的金顶构件：铜瓦脊，铜经幢。
第三户人家在打造各型刀具。
我把拜访兵器部落的经过写在了小说《格萨尔王》里。只是我已经成了小说里的说唱人晋美：
那天，长者带他来到山谷里一个村庄。长者的家也在这个村庄。金沙江就在窗外的山崖下奔流，房子四周的庄稼地里，土互与蚕豆正在开花。这是个被江声与花香包围的村庄。长者一家正在休息。三个小孩面孔脏污而眼睛明亮，一个沉稳的中年男子，一个略显憔悴的中年妇女。他们脸上都露出了平静的笑容。晋美想，这是和睦的一家三代。长者看看他，猜出了他的心思，说：“我的弟弟，我们共同的妻子，我们共同的孩子，大儿子出家当了喇嘛。”长者又说：“哦，你又不是外族人，为什么对此感到这般惊奇？”
说唱人不好意思了，在自己出生的村庄，也有这种兄弟共妻的家庭，但他还是露出了惊奇的神情。好在长者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他打开一扇门，一个铁器作坊展现在眼前：炼铁炉、羊皮鼓风袋、厚重的木头案子、夹具、锤子、锉刀。屋子里充溢着成形的铁器淬火时水汽蒸腾的味道，还有用砂轮打磨刀剑的刃口时四处飞溅的火星的味道。未成形的铁，半成品的铁散落在整个房间，而在面向窗口的木架上，成形的刀剑从大到小，依次排列，闪烁着寒光。长者没等他说话就看出了他的心思，说：“是的，我们一代一代人都还干着这个营生，从格萨尔时代就开始了，不是我们一家，是整个村子所有的人家，不是我们一个村子，是沿着江岸所有的村庄。”长者眼中有了某种失落的神情，“但是，现在我们不造箭了，刀也不用在战场了。伟大的兵器部落变成了农民和牧民的铁匠。我们也是给旅游局打造定制产品的铁匠。”长者送了他一把短刀，略为弯曲的刀把，比一个人中指略长的刀身，说这保留了格萨尔水晶刀的模样。
我是在去往河坡的路上遇到这个老者的。我也将路遇这个老者的情形搬演到了小说里：
在路上，说唱人遇到了一个和颜悦色的长者，他的水晶眼镜片模糊了，就坐在那里细细研磨。长者问他：“看来你正苦恼不堪。”“我不行了。”他的意思是，听到的好多故事把自己搞糊涂了。
长者从泉眼边起身说：“不行了，不行了。”他把说唱人带到大路旁的一堵石崖边，“我没戴眼镜看不清楚，你的眼睛好使，看看这像什么。”那是一个手臂粗的圆柱体在坚硬的山崖上开出的一个沟槽。像一个男性生殖器的形状。但他没有直接说出来，他只说：“这话说出来太粗鲁了。”长者大笑，说：“粗鲁？神天天听文雅的话，就想听点粗鲁的，看，这是一个大鸡巴留下来！一根非凡的大鸡巴！”
长者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当年格萨尔在魔国滞留多年，在回到岭国的路上，他想自己那么多年日日弦歌，夜夜酒色，可能那话儿已经失去威猛了。当下掏出东西试试，就在岩石上留下了这鲜明的印痕。长者拉过他的手，把那惟妙惟肖的痕迹细细抚摸。那地方，被人抚摸了千遍万遍，圆润而又光滑。然后，长者说：“现在回家去，你会像头种马一样威猛无比。”
后来，我向老者表达过我的疑问——格萨尔征服了霍尔回来不可能经过这个地方。因为霍尔在北方，岭国的王城也在北方。这里却差不多是南方边界，是嘉察协噶镇守过的边疆。
老者不说话，看着我，直到我和他分手，离开他的民间知识视野所覆盖的地盘，他才开口问我：“为什么非要故事就发生在真正发生的地方？”
我当然无从回答，但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从河坡继续沿金沙江而下可到白玉。从白玉沿金沙江继续南下可到川藏南路的巴塘。从白玉转向东北，可以到甘孜。在白玉和甘孜界山南坡，有一大自然奇观，古代冰川退缩后，留下的巨大的冰川漂砾滩。浅草长在成阵的巨石之间，质地坚硬的褐色苔藓覆盖了石头的表面。高原的风劲吹，天空低垂，一派地老天荒之感。
《格萨尔故乡：阿须草原》
但我不走这两条道路，我退回德格。由西向东翻越措拉（雀儿山）山口，回玛尼干戈镇，离开国道，上省道217线，再次从措拉（雀儿山）左肩翻越去西北方向。
我喜欢感觉到雪山总摄了大地。德格在措拉的西南，而我现在要去的地方是在雪山的西北，龙胆科和飞燕草花期的草甸，雪山，冰川。就在冰川舌尖下面，是远近闻名的宁玛派名刹竹庆寺。
旅游指南上说：“寺院所在的雪山上下布满成就者的修行山洞与道场，是极具加持力的修行圣地。”还看到一则材料，说这个寺院僧人并不多，但因为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这个寺院不热心参与政治，所以喇嘛们潜心修持，有成就者不在少数，他们利乐众生，其影响远在藏区之外。我就曾在某年八月，躬逢法会，数万信众聚集而来，聆听佛音，信众中有许多是远道而来的港台信徒。在格鲁派寺院中禁止僧人念诵格萨尔这个本土神人故事的时候，这个寺院却创作了一出格萨尔戏剧，不时排演。我没有遇到过大戏上演，但看见过寺院演剧用的格萨尔与其手下三十大将的面具，各见性情，做工精良。
说德格是格萨尔故乡，一来是指格萨尔似乎真的出生于此，更重要的，此领域内对这个神化了的英雄人物百般崇奉。一次，我们停下车来远眺雪山，路边一个康巴汉子猛然就向汽车扑来。同车人大惊，以为有人劫道，结果那条康巴大汉扑到车上只是为了用额头碰触贴在车窗上的格萨尔画像。
现在，我们到了措拉（雀儿山）的西北方。道路在下降，这下降是缓缓地盘旋而下。从山口下降1000米左右，然后，草原与河谷两边的浑圆山丘幅面宽阔地铺展开去，仿佛一声浩叹，深沉又辽远。
这就是阿须草原，史诗中主人公的生身之地。
丛生的红柳和沙棘林，掩映着东南向的浩荡雅砻江水。每次来到这里，都是这个月份，草原上正是蓝色花的季节：翠雀、乌头、勿忘草。但纯粹是“拈花惹草”，并不需要如此深入康巴的腹地。高原边缘那些正迎着东南季风的地带，多种多样的植物往往带来更多的变化与惊喜。我三到阿须，都是为了追寻英雄故事的遗迹。
第一次到阿须是一个下午，岔岔寺的巴伽活佛在格萨尔庙前搭了迎客的帐房，僧人们脱去袈裟，换上色彩强烈的戏服，为我们搬演格萨尔降魔的戏剧。那次我没有主动去与活佛认识，而急于央人带我去寻找格萨尔降生时在这片草原上留下的种种神迹。
牧区的妇女都不在家中分娩，看来是古风遗传。在柯须，格萨尔作为神子下界投胎时，其落地处就在阿须草原一块青蛙状的岩石下面。这个地方，在千年之后还在享受百姓的香火。
还有一个遗迹当地百姓也深信不疑，草原上一块岩石上有一个光滑的坑洼，正好能容下一个小孩的身躯。人们说，那是格萨尔刚刚出生不久，其叔父晁通要置将来的国王于死地，把那孩子在岩石上死命摔打，结果，格萨尔有神灵护佑，毫发无伤，倒是柔软的身躯在岩石上留下了等身的印痕。直到今天，这还是格萨尔具有神力的一个明证。
如此长存于岩石上的还有一个格萨尔屁股的印痕。他刚刚出生三天，有巨大的魔鸟来此作恶，神变小子背倚岩石弯弓搭箭，射死了魔鸟，也许是用力过度，将此印痕长留人间。
英雄故事的悠长余韵留给后人不断回味，功业却不能持久保留。所谓霸业江山比之于地理要经历更多的沧海桑田。
学者们差不多一致推断，格萨尔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到了清道光年间，将格萨尔奉为祖先的林葱家族只是清朝册封的一介小土司了。作为英雄之后，回味一下祖先的荣光也是一种合理的精神需求。土司家族便在有上述遗迹的河滩草地上建起了一座家庙，供奉祖先和手下诸多英雄的塑像。据说庙中曾珍藏有格萨尔的象牙印章，以及格萨尔与手下英雄使过的宝剑和铠甲等一应兵器。老庙毁于“文化大革命”，林葱家族也更加衰败。直到1999年，由附近的岔岔寺巴伽活佛主其事，得政府和社会资助，这座土司家族的家庙以格萨尔纪念堂的名义恢复重建。加上纪念堂前格萨尔身跨战马的高大塑像，成为当地政府力推的一个重要景点。前不久，我还在成都见了巴伽活佛，在一家名叫祖母厨房的西餐馆里就着牛排感慨一番那个后继乏人的英雄家族。
还曾在那座塑像前听说唱艺人演唱格萨尔故事的片段。
第三次去阿须，小说《格萨尔王》即将出版。我第一次走进了那座安静的小庙。在院中柳树荫下，安卧着一只藏铃羊，它面对快门咔嚓作响的相机不惊不诧。护院人说，这野物受了伤被人送到庙里，现在伤好得差不多了，该放其归山了，但看样子，它倒不大想离开了。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座小庙，在格萨尔塑像前献了一条哈达，我没有祈祷，我只是默念：王啊，今天我要把你的故事还给你，我要走出你的故事了。这是一个小说家的宿命，从一个故事向另一个故事漂泊。完成一个故事，就意味着你要离开了。借用艺人们比兴丰沛的唱词吧：
雪山老狮要远走，是小狮的爪牙巳锋利了。十五的月亮将西沉，是东方的太阳升起来了。
在小说的结尾，我也让回到天上继续为神的格萨尔把说唱人的故事收走了。因为那个说唱人已经很累了。
说唱人把故事还给神，也让我设计在了这个地方。
失去故事的说唱人从此留在了这个地方。他经常去摸索着打扫那个陈列着岭国君臣塑像的大殿，就这样一天天老去，有人参观时，庙里会播放他那最后的唱段。这时，他会仰起脸来凝神倾听，脸上浮现出茫然的笑颜。没人的时候，他会抚摸那支箭，那真是一支铁箭，有着铁的冰凉，有着铁粗重的质感。
《青藏线，不是新经验，也不是新话题》
如果说，这条铁路的建成，对建设者是一个胜利，而对这条铁路经过的高原，对这条铁路所冲击的古老文化，对当地政府与老百姓，这到底是一个天降的福音，还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全赖于面临这样一个新机遇的人们有没有准备好去迎接挑战。
未曾提笔写下这些文字，心里就存有疑问：一条新修的铁路足以构成一个复杂的话题？更未曾想到的是，自己会参与到这个话题中来。
这么些年来的写作生涯中，对这样的公共话题，我不是努力接近，而是尽量远离。在我的经验中，当一个话题裹挟了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媒体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话题的体积会迅速增大，增大到我们可以在这个体积中开掘出众多的迷宫，使制造话题的人和参与话题的人一起迷失其中。而引起话题的那个事件，或者说，话题企图干预或影响的那个事件，依然按照早先的设定发展，延伸，直到定局。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当同类事件再次搬演，依然坚定地自行其是，而未有结果的话题被所有人遗忘，悬置于空中，早已风干。
青藏铁路这个话题也是一样，当它尚是纸上蓝图的时候，一些讨论就已经开始。而铁路本身并不太理会这些讨论，而是按照预定的规划，走下了图纸，在高旷的青藏荒原上延伸。它自己在坚定推进的同时，也把围绕它的话题推向了高潮。但它只需要坚定地完成自己，直到亮闪闪的铁轨终于铺到了拉萨，这个在各种语境中都非常符号化的城市。一百多年了，外部世界有那么多人都把进入拉萨当成一个巨大而光荣的梦想，人们从四面八方，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实现这个梦想，这个过程因为艰难与漫长本身也成为了奇迹。到了今天，人类也就只剩下了一种方式，把铁路修到拉萨，坐着火车到达拉萨。好了，现在最后的一击已然完成，只待一个早已选定的吉日，一声长长的汽笛，旧拉萨曾经代表的旧的时代对整个世界关闭着的最后一扇门就訇然一声倒下了。
那扇门早已腐朽，却存在了比预想更长的时间。
我想，正因为早就腐朽而失去了重量与质感，所以，这门倒下去甚至都发不出什么像样的声音了。但议论声却轰然而起：欢呼、怅惘、哀惋、愤怒，而且，像我们已经经历过的所有新旧交替时的讨论一样，话题中所涉及的所有方面，所有新生与停滞的力量，都像第一次被发现，第一次被提出，第一次被讨论，真好像，这是整个人类初潮一样的新鲜经验。
其实，只要去掉背景上西藏这样一个无论在政治还是在文化上都显得敏感的字眼，去掉讨论这个话题时一旦关涉西藏时就容易脱离现实语境的奇怪冲动，就会发现，讨论这个话题的所有方面：政治、科技、文化、生态……所有方方面面的现实考量与发展伦理，都已经被不厌其烦地讨论过了。而其中有些问题本身已经不再成为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把青藏线当成一个崭新的事物来对待的时候，甚至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现在已基本完工，并将在一个预定的日子正式通车的这一段，其实只是青藏的一个部分一一格尔木至拉萨段；这条铁路的另一部分——西宁至格尔木段，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今天，铁路既然已经出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它在青藏高原的出现也是一种必然。更何况，当人们从任何一个方向进入拉萨，都会发现这座城市已经是如此的现代化。这一次，当我们一行从西宁出发，一路穿越了宽阔的柴达木盆地，穿过了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之间那片更加空阔的高地，便发现这座城市夜晚的灯火是如此光怪陆离，你就是驾乘着一只银色的飞碟降落在布达拉官前的广场上，好像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这座城市本身的繁华相对于辐辏于四周的荒凉原野，已经显得有些突兀了，还有什么能为这份突兀增加一些戏剧性的因素呢？真正要发现这条铁路的意义，还得着眼于铁路蜿蜒而过的荒原。
而且，正像前面已经说到的，青藏铁路的西宁至格尔木段早就现身于荒原，并在荒原中运行好多好多年了。一切曾经预期的变化和一切未曾预期的结果早已经在铁路的起点与终点，在铁路漫长的沿线清晰地呈现。要想讨论青藏铁路新的一段那些预期中的变化与未曾预期的可能，只要略微考察一下早已通车的这一部分，这个巨大的话题所包含的部分就已经了然。
《南方周末》对我们此行的设计，我想正是包含了这样一种认识吧。我很高兴我们是从西宁而不是从格尔木踏上了这次青藏线的考察之旅。
我在出发的头一天下午才到达西宁。第一件事是和组织者接上头，正式加入这支临时的队伍，并对他们的意图有所了解。第二件事情，就是寻找书店，搜罗一些与青藏线相关的资料，但是，很遗憾，没有找到。书店里热卖的书籍如果与本地相关，也大多是这些年来在读书界都很流行的外国人所写的有关外界如何“发现西藏”的图书，而且这些书里的都是一百年前的“发现”。而我所期待的，是本乡本土的“自我描述”，我特别期待的，是本土的族群如何感受这条铁路。但很遗憾，没有什么使人感兴趣的发现。于是，想起在当地出版机构工作的朋友，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些资料。此行本没有打算叨扰。从酒店查到他所工作机构的号码，打过去，铃音兀自一遍遍震响，就想起一幢楼人去后空空荡荡的样子。明天就是五一长假，这个时候还期望有人坐在办公室里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照理说，一方乡土，一种文化，在这个除旧布新运动进行得如此剧烈的时候，总会在来自外部世界的一系列“发现”之后，无论是出于跟上时代前进步伐的迫切愿望，还是仅仅出于留恋旧时岁月的怅惘情怀；无论是因为发展的需求，还是出于更深刻的文化的自觉，都该出现出于本乡本土的“自我描述”。每到一地，我都渴望和这样的“自我描述”者在书本上倾心交谈。在关于青藏铁路的谈论中，“人流”、“物流”和“信息流”这样一些字眼很顺溜地出现在—些偏僻地区的官员的口中，仿佛铁路一通，这些“流”就来了，这些“流”一来，一切就水到渠成，就改地换天了（我在网上一个新华社记者的采访稿中看到新铁路经过的某县官员大谈铁路通车后将如何把这三流引到此地，然后此地将因此获得怎样的机遇，云云。但几天后，我们长途驱车到达这个县城，遇到的一件困难事情是找不到一个可以下脚的公共厕所，而且公共厕所周围100平方米就根本无从下脚）。事情是不是如此呢？只要大致考察一下铁路已经运转了许多年头的那些地方就清楚了。官员美好想象中的那一切的“流”并未在铁路已经经过的那些城市自然呈现，最后化为一切“流”都要转化而成的“现金流”都要流向国库和老百姓的腰包。在我的经验中，即便就藏区而言，今天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较好，社会也较为安定繁荣的地区反而恰好都不在铁路线上，而且将来很长时间里可能也不会有铁路经过。
而那些知识阶层更为关心的环境保护的问题，文化多样性如何保持的问题，青藏线已经通车这么多年的这些地区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观察对象。就说说我在这次旅行中努力想在当地寻找一点“自我描述”文字的经过吧。离开西宁后，我们在青海湖畔的旅游酒店里住了一个晚上。酒店在小镇上5我没有期望有什么发现，但还是在小镇上溜了一圈，果然未有任何发现。想到明天到格尔木什么都会出现，心里就有些释然了。
在格尔木的两天时间里，我没有具体的采访任务，给自己定下的任务就是寻找书店。这一天是5月2日，我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上午逛书店，一间在购物中心里，一间是席殊连锁。没有看到一本有关本地文化与历史的书，甚至是一本地图或旅游指南。这在中国土地上和外国土地上的购书经历中，是唯—的经验。也是可怕的经验。”那间席殊书屋是出租车拉着我找新华书店时发现的，就开在新华书店旁边，但新华书店在这个假日里没有开门。于是，就进了旁边那间也就三四平方米的席殊书屋，书屋摆的都是内地的流行书。下午再去新华书店，还是没开。第二天上午又去，还是没开。最后还是陈一鸣从当地一个记者那里弄到了一本本市新编的志书。看了一天和三个晚上，看到些什么呢？知道的，过去就大略知道，比如柴达木盆地中，过去一千多年来，藏人、蒙古人和哈萨克人以及更遥远的土著居民此消彼长，相互纠结的漫长历史。但一转入关于这个市的当代描述，他们的身影如果不是消失，也是相当模糊不清了。好像历史已经作出了判决，他们的存在就是过去时代的传奇，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这人群将像传说一样曰渐远去。甚至在志书通常要包含的文化卷中，这些民族再次显身时，也是以民间文学的方式存在，而在当地的文学原创中，只有屯垦者高昂悲壮的声音。我看完这本书，想了很多，摘录下来的只有一首不完全的蒙古族的《打酥油歌》。
我想说的是，很多我们当成假设在讨论的问题，其实早已发生过了。那些期许未必达到，有些结果可能出乎我们的预料。一切，在青藏线的前一段已经有过预演，这些预演本身就是深切的启示。而在我看来，这些情况的出现，并不是一条铁路或者一种更现代化更强有力的事物运行的必然结果，真正的问题当然也不是需要那么多人空泛的讨论，而是这样一条能量巨大的铁路运行起来以后，所有已经置身其中的人——从决策者到实施者和所有将因为这条铁路运行起来以后必然关涉与冲击到的人群如何行动的问题。
如果说，这条铁路的建成，对建设者是一个胜利，而对这条铁路经过的高原，对这条铁路所冲击的古老文化，对当地政府与老百姓，这到底是一个天降的福音，还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全赖于面临这样一个新机遇的人们有没有准备好去迎接挑战。新的机遇当然会提供发展的机会，新的机遇也带着强大的达尔文式进化力量中无情的优胜劣汰的机制，关涉到普通民众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关涉到政府的管理能力。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更对当地文化的自我发展与更新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所以，我在欣喜于这片土地上的巨变的同时也怀着深重的忧虑。
《火车穿越的身与心》
变化，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是多么热爱这个字眼，而又深受着它的驱迫啊！半个多世纪以来，变化这个词，对青藏高原上的世代居民来讲，最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一个又一个新事物的出现。
离开格尔木，从海拔4100多米的玉珠峰车站开始，我们一路都在用汽车追赶试运行的火车。摄影师是为了留下可以见诸媒体的精彩照片，就我自己而言，则是借此反复感受青藏髙原上从未有过的机械与钢铁巨大力量的冲击。这样的冲击中有一种超现实的美感。
车到沱沱河，年轻的司机有了高原反应。我非常高兴顶替上去，驾驶着丰田吉普在高旷的青藏路上奔驰。一次次，载着自己和同行的记者们冲到火车前方，等待火车婉蜒着驶近，感受火车从面前不远处轰隆着经过时，脚下的地面传导到心中的轻轻震颤，再目送它从某个山口处消失。
然后，一踩油门，开始新一轮的追赶。这样直到海拔高度达到5000米以上的唐古拉山。
当我看到铁路在高原灿烂的阳光下强劲地延伸，火车在亮闪闪的两股铁轨上呼啸而至时，内心的感觉远非兴奋这样的字眼可以形容。20世纪80年代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时，去一个地方，在今天也就百来公里一段公路，最多两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但在那个时候，公路正在修筑，一行人只能牵着马，驮着行李与一些书籍，翻越两座雪山，徒步行走一共三天时间。一年以后，我坐着汽车离开了那个地方。再后来，我坐着火车、轮船、飞机去过了很多地方。记得在科罗拉多州的某个地方，在美国的高原上，有一天开着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驱驰，公路两边的金黄秋草中不断有马匹出现，草原尽头是裸露着岩石筋骨的落基山脉，这景色自然就触发了一个旅人的思乡病，让我想起了景色相仿的青藏高原。在那片高原上，编了号的公路不断与别的编了号的公路相遇。有一次，在公路与铁路交叉处，我们停下车来，看长长的铁路线上，长长的一列火车在草原和积雪的山脉之间蜿蜒而过。那时，我就想，要是也有这样一条铁路穿过青藏高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当即，我就要求朋友帮忙退掉机票，要坐这条线上的火车，穿过落基山脉，直到美国的西部海岸。
这是一种情感的代入法，这样，几乎就有了在青藏高原上乘坐火车的感觉。没有想到的是，才过了几年，就在青藏高原真切地看到火车奔跑了。
就在上路开始此次青藏之行前，我在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中，正好写到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马车在一个藏族村庄的出现：
此前村子里有马，也有马上英雄的传奇，但是没有车，没有马车。
其实，那里只是个村子，方圆好几百里，上下两三千年，这个广大的地区都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有一天，突然就有马车出现了。
我怀着欣喜的心情，用天真的笔调在小说中描述这些新事物的出现。而且，也正是在文字展开的时候，的确真切地体味到这个东西和别的东西——比如一座小水电站一出现，生活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一双从来没有写下过个字母的手合上了电闸，并把整个村庄的黑夜点亮时，大家都有一种如在梦境的感觉。可这真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光亮。”…
这种光亮出现了，世界的面貌与人的内心都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的，变化，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是多么热爱这个字眼，而又深受着它的驱迫啊！半个多世纪以来，变化这个词，对青藏高原上的世代居民来讲，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一个又一个新事物的出现。
在我的小说中，那个古老村庄每出现一个新事物，都带来了一些心灵上的冲击。当新事物带来变化的时候，却带来不同的结果。好的结果或坏的结果。结果的好坏，并不是事先的预设，而视乎人们作了怎样的准备。
不同的交通工具带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速度带来完全不同的时间感与空间感。从唐古拉山下来，离开藏北重镇那曲，我们暂时离开了铁路线，去到纳木措。坐在湖边，听水波拍击湖岸，非常有重量的火车所带来的速度感与因此而起的兴奋感就消失了。望着湛蓝的湖水，湖对岸念青唐古拉山那些亘古如此的雪峰就度到心中来了。晚上宿在帐篷中，听风声呼呼地从半空中掠过，恍然看见传说中的巨灵披着宽大的黑色大氅在星空下飞翔。于是，身心又重新沉浸在古老的西藏了。
醒来之后，似梦非梦的感觉消失了。穿上衣服来到曙色一点点降临的湖边，白天那些喧哗的游人消失了，湖岸深处，那些深浅不一的岩洞有修行者的灯火在闪烁，身体处于这亘古的寂静之中，脑子里却轰轰然有火车隆隆地奔驰。几天来高度的兴奋过后，这时，身体的内部突然有一种撕裂感。这在我，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从理性上讲，我们应该为每一件新事物的出现而欢呼，而深受鼓舞。与此同时，在身体的深处，血液中有种古老的东西会起作用，会拉响警报，提醒我们出现了某种危机。这种感觉的出现是因为一些具体事情吗？是的，就在短短的半天时间里，就在纳木措，看到的种种情形，有理由让我们感到处理不好，好的变化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关于这一切，大家都说得够多了。我真正想说的是，对本人这样的青藏高原的土著来说，选择的理性与本能的感性不需要理由也会在身体中冲突起来，让人体会到一种清晰的撕裂的隐痛。因为血液深处，会对即将消失的东西有一种深深的眷恋。整个青藏高原已经不可逆转地与现代文明遭逢到一起，而在身体内部，那些遗世独立的古老文化的基因总要顽强地显示自己的存在。
天一亮，当我们重新来到了路上，心中那些模糊不清的情绪就消失了。直到某一天面对某一种情形，置身于某一种特别的情境中间，这种情绪或者又会重新涌上心头。果然，当我们离开纳木措，回到青藏线上，一路往南，看到铁路在渐深渐低的峡谷中穿过一个个正在播种的村庄，直到拉萨在望，心情又像汽车得到越来越多氧气的引擎，欢快而高亢了。
《政经之外的文化》
文化当然是政治，文化当然也是经济，但文化在最终的意义上还是文化自己。
这些日子，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一句话老是在脑子里萦绕。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文化演进和集体进化是连带的。”
为什么老想起这句话？直接的原因就是短短两月间，先走了一趟青藏线，接着又游历了云南红河流域与哀牢山中好几个县，然后，又回川西北老家，从大渡河谷地到黄河边上的若尔盖草原。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各种媒体上关于文化的讨论铺天盖地，地方政府官员在畅谈当地拥有多么独特的文化资源，而且，名牌大学里的教授与博士们也出动了，他们出现在那些宁静僻远的地方。干什么去了？田野调查吗？不，知识经济的时代了，有偿帮助当地政府制订开发文化资源，投资文化产业的各种商业规划。
文化，地域的文化，民族的文化，茶的文化，酒的文化，产业的文化。吃不一样的东西，是食文化。靠四只橡胶轮胎走路还是四只马蹄走路，那也是一种在不同地理显示移动方式差异的文化。在所有的语境里，文化就是固化了的差异的同义词。
在这个有强迫征候的语境里，文化成为了显学，成为官场政治学和旅游经济学。
我并不反对人们这样做，在我看来，这就是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命运的一个部分。但我当然可以问：这就是文化的全部？好像没有人思考这样的问题。
在我个人的理解中，文化更多的时候是处于一种隐约的状态，文化的感觉是在若有若无之间。文化是一种内在的力量，那些外化的部分只是那些内部力量的一种自然的外溢。但现在这些文化的焦点，好像都过于集中于那些外化的部分上。那些孤独的牧人在寂寥的草原上歌唱的时候，那些村寨里的农人在火塘中火苗与酒的鼓动下，开始舞蹈的时候，都是跟生活与情感相关的。那些吟唱与舞蹈，不过是深藏的情感像潜伏地底的矿脉在某个断层稍稍露一下头，又回到沉静幽暗的深处去了。多年来，我一直小心翼翼，不去碰触那些东西。虽然如此，我在诗句中这样描绘过它们：“更多的时候，矿脉是盐/在岩石中坚硬/在水中柔软/是欢乐者的光芒，是忧伤者的梦幻。”
但现在，人们只是集中在那些矿脉露头的地方，采集与开发。
在那些物质性的矿藏采掘者那里，早已频频传来一个个不幸的消息。虽然矿藏的种类不同，但消息都有同一个名字：资源枯竭。
文化呢？文化的资源呢？本来，这无形的东西是可以源源不绝的。可以发现，可以研究，当然也可以整理与观赏。但必须满足两个先决的条件：不破坏产生这种文化的自然与人文生态；在整理与观赏，特别是为了观赏而作的整理（提炼？）之前，要对这个文化的原生状态有充分的研究与尊重，并且不因整理之故而使原生状态受到损害。但情况往往不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市场经济体制激励的往往是不计后果的实施者，而且总是有能力让清醒的人们边缘化，让理性的看法沦为空谈。
现在，我也在这里空谈文化。其实，我早已失去了谈论文化的信心。所以写下这些文字，也是因为走了一趟青藏线，不能免费旅游，才来写下这些文字。
那么，就从这里导入正题吧。让这个话题与青藏铁路相关，也就是已经谈论很多的青藏铁路开通以后，对西藏文化（藏族文化）的影响问题。我想，讨论西藏问题并不需要另外一套逻辑与语法。即使没有这条铁路，西藏文化也早就面临了机遇与风险。
机遇是什么呢？机遇是发展。
风险则有两点。
一个是被固化。固化的形象就是色彩强烈的宗教建筑，是艳丽繁复的节曰盛装，是蓝天白云下的歌唱，是草地上豪放欢畅的圈舞、苦修者隐居的岩洞四处经幡飞扬。西藏自身在好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顽固地想以这种固化的形态存在于雪域高原，在旧时代的高僧们的吟咏中，参差高耸的雪峰常常被形容为栅栏。雪山在阻止了外界进入的同时，也阻断了自己的眼界。在阅读19世纪的西藏史时，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多拒绝进入的故事，我想，这仅仅是对外国人，没有想到，甚至在西藏地方政府有效控制地区之外的藏族人进入拉萨，也会面临相当的困难。那个出生于青海的奇僧更敦群培步行沿着与今天的青藏线大致相同的路线进入拉萨，去著名的寺院研修佛学，就遇到了这样的状况。他写道：“这里（那曲）是西藏的边境，我们在此待了将近一个月，等待西藏政府批准我们继续赶路。”但这种固守早已成为历史了。现在固化的呼声反而来自外部，这是个一旦展开就无法收拢的复杂话题，打住吧。
风险之二，来自发展。这篇短文冗长的开场白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文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形态，发展是一种必然，开发也是一种必然。如果这个问题在西藏有一点特殊性，就是这个文化对发展与变化的内在驱动不如其他地区来得主动与强烈。当一种文化的变化主因不是产生于内在的愿望，而更多依赖于（受制于）大势的驱迫，这个文化本身就面临了非常大的风险。
文章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把列维—斯特劳斯关于文化的话引用了半句，现在应该是将其补充完整的时候了。他说：“文化演进和集体进化是连带的。”他还说：“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
在绝大多数的讨论中，在正在施行的各种“文化工程”中，文化是固化的，而非“演进”的，同时，文化也被从母体中抽离出来，失去了与“集体进化”的“连带”性。所以，我们四处保护文化的时候，民族文化的神经与血脉却日渐麻木与萎缩。那么，在“后发”也成为一种优势的今天，很多文化保护与开发中已经发生过的窘况，西藏因为其后发，那些遗憾或者可以幸免！
文化当然是政治，文化当然也是经济，但文化在最终的意义上还是文化自己。
《远望玉树》
我以为，小说家也是一种艺人。大多数时候，他们需要世界宽广，他们需要独自流浪，去寻找自己的调子与歌唱，而不是急于去向很多的人传授或宣扬。
不止一次差一点就到达了玉树。
在为了写小说《格萨尔王》作准备的那两三年里，在康巴大地上四处行走的时候，好几次，从四川境内的德格县、石渠县，登上那些区隔开一片片草原的列列山脉的高处时，陪同的朋友指着西北方或西方，说那边就是青海，是玉树。在长达两三年的漫长寻找中，好多次，其实已经进入了玉树州的地界。为了寻访一个传说中曾经的古战场，一个古老史诗中关涉到的某处地理，某个英雄人物曾经驻留之地，或者，为了拜访一个在当地有名气的史诗说唱艺人。
前面所说，差一点就到了玉树，其实是说好多次差一点就到了玉树州府，如今被地震变成了一片废墟的结古镇。记得某个夜晚，有好大的月亮，可能在几十公里开外吧，我们乘夜赶路，从一个山口，在青藏，这通常就意味着公路所到的最高处，遥遥看见远处的谷地中，一个巨大的发光体，穹窿形的光往天空弥散，依我的经验，知道那是一座城，有很多的灯光。我被告知，那就是玉树州府结古镇了。但我终究没有到达那个地方。在青藏高原上，一座城镇，就意味着一张软和干净的床，热水澡，可口的热饭莱，但对一个写作者，好多时候，这样的城镇恰恰是要时常规避的。因为这样的地方常常会有与正在进行的工作无关的应酬，要进入另外与正在进行的工作相抵牾的话语系统。对我来讲，这样的旅行，是深入民间，领受民间的教益，接受传文学丰富的滋养。但那时就想，终有一天，结束了手里的工作，我会到达她，进入她。
记得是前年的夏天，随格萨尔研究专家降边嘉措老师和诺布旺丹博士在甘孜州色达县做田野调查，出县城百来公里，到四川和青海边界去访问一个说唱格萨尔史诗的僧人。在寺院下方的河边，巧遇色达当地的格萨尔专家益邛老师。他刚好去结古镇参加一个格萨尔学术讨论会回来。正是从他那里，我知道结古镇上有一个以格萨尔命名的广场，于是，这个我没有到过的地方却给了我某些想象。
写作的时候，我让自己小说中的说唱艺人流浪到了那个地方。小说的主人公就在那个广场上与要向他学习民间史诗演唱的流行歌手分手。我以为，小说家也是一种艺人。大多数时候，他们需要世界宽广，他们需要独自流浪，去寻找自己的调子与歌唱，而不是急于去向很多的人传授或宣扬。我就这样未曾到达而把笔触伸到了一个地方，我至少已经用这种方式去过玉树，去过结古镇了。
如今，玉树地震了。
我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了那个受到破坏的广场，格萨尔塑像作为背景时时出现，与我在康巴大地上的别的地方看到的一模一样。前景是架设着大口的行军锅，为灾民提供免费的餐食。在那里，当然看到了凡有灾难时必会出现的共和国军人的身影，更看到了同样蒙受了灾难和我同族的僧人，和我同族的妇女作为志愿者，和军人们在一起，尽着自己的心力，让人心生温暖。这个画面告诉我们很多，人类共同的基本情感，不同的族群同心协力的可能。尤其是在今天，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总是被放大，被高度地意识形态化，而不同的人群之间，可以交流与相通的那些部分总是被忽略，不被言说与呈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这样的画面尤其具有启示性的意义。这样的画面有理由让我们热泪盈眶，而不只是死亡与灾难。
还曾有过其他机会去玉树，也都错失了。
也曾经在青藏线上走动。从格尔木出发，一路南向，在可可西里，大路去往拉萨。面前也出现了岔路，转而东向，可以去往玉树，但都往拉萨，往西藏而去了。
后来，《格萨尔王》出版了。蒙社科院专业机构“全国格办”帮助，从青海请了四位格萨尔艺人到北京，让人们真实感受一下格萨尔艺人原版的演唱。得知地震发生的那天晚上，马上想到了其中一位艺人来自玉树，达哇扎巴。一个地方，那么众多的人的不幸遭遇固然使人忧心与痛惜，但如果那个地方有一个人，是曾经帮助过你的人，曾经给过你某种助益的人，那就真是一份具体的牵挂了。我打电话给全国格办的诺布旺丹博士，询问达哇扎巴的情况，旺丹告诉我，已经跟他联系上了，平安，而且，已经救人去了。我笑了，达哇扎巴敦实健康的样子真切地浮现在眼前。这个敦厚健壮的康巴汉子，愿佛祖保佑他，让他的双手握住另外的双手，使他们脱离绝境，让他们的生命在这也艰难也幸福的人世作更长久的驻留！
今天正准备去西安，成都军区总医院的顾建文副院长来了电话，告诉我，他们医院接收了四十多位来自震区的重伤员，大多是藏族。他亲自为一个小孩施行了开颅手术（他是有名的脑外科专家），他说，有好多感人的事情，我肯定会想去看看。这时，正在从机场往西安的路上。在候机厅，就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了他们医院抢救重伤员的画面，而且似乎就是他参加的那台手术，但因为全副的外科手术时的穿着，医生们看上去都一样，我没有认出这位朋友来。这样的事情与这样的朋友同样让人感到自豪与温暖。
地震刚刚发生时，有一位显然是藏族同胞的网友在我的博文后留言，“都是藏族，希望一起关注一下玉树地震。”非常感谢这个提醒。是的，“都是藏族”，但又不止于这个理由。关注，理所当然，捐款捐物，理所当然，想必各单位各组织都已相继展开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理所当然。如果没有汶川地震的经验，可能马上就开车去那里了。但我知道，我们这些不够专业的人在那样一个物资供给和交通资源势必会很紧张的地方很可能贡献小于造成的负担。甚至也想自己出头搞个什么项目，可汶川地震时想参与灾区乡村学校重建活动而不成，辜负了信任我的许多朋友的爱心与希望，一直心怀歉疚，再也不敢凭热情自作主张了。
我更想说的是，已经错过震前的玉树了，什么时候一定要到玉树看看了。去看看未曾到达而在书里写到过的那个格萨尔广场，去看看那个敦厚的说唱艺人达哇扎巴，想必他的家也已被大自然的巨大力量无情毁坏，看看在自己有限的能力范围内，怎么样可以帮帮他。现在，我只能从遥远的地方祝福他。我想，这个时间不会太久，等灾劫造成的繁忙与纷乱稍有平复，我一定要去看看结古，更要去看望达哇扎巴。
玉树，这个我曾多次抵达她边缘而未及深入的地方，我会以更急切的心情期待着，在未来的日子里，以一个弄文为生的人自己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去接近她。
写完这些文字，已经是新的一天的凌晨了，睡不着，在网上百度一下，真还搜到神授艺人达哇扎巴的一则材料。
来自青海玉树地区的达哇扎巴是青海享受国家津贴的两位优秀艺人之一，被称为“说不完的艺人”。他可以说是新一代“神授艺人”中的佼佼者。据说扎巴13岁时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位老僧人问他，在三样东西中他要什么，一是学会飞禽的语言，一种是走兽的语言，第三种是会说唱《格萨尔》的故事。他选择了会说《格萨尔》，从此便成为了一个说唱艺人。他说自己可以说唱115部，目前完成录音27部，记录整理了17部，出版了3部。
《成功，在高旷荒原上突然闯入的词》
今天，社会对成功者的所谓关注，过于注重于对成功本身，而不太关注走向成功的途径，这其实才是一个全社会应该给予更多关注的问题，因为成功的方法与途径包含了更多的道德与伦理因素。
知道四川省青联正在编辑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我正在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上。
5月，内地已是春暖花开，而那里劲吹的暴风中却裹挟着纷飞的雪片。我作为南方某著名媒体的采访嘉宾正同几个年轻的记者在青藏铁路沿线采访，正在铁路线遒劲穿越的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之间那片高旷的荒原。年轻的司机因为缺氧倒下了，我临时兼任了我们这辆车的司机，载着我们年轻的摄影师，不断地追逐行驶的火车，为了让他拍到一些火车在雪山下、在旷野中奔驰的美丽镜头。我们不断狂奔，超过火车，跑到前面某个预计可以拍到精彩画面的地方，静静地等待火车在旷野上，在深远明净的高原天空上蜿蜒而来，我坐在驾驶座上，感到发动中的汽车引擎轻轻的震颤，听车外的快门声和同行记者们兴奋的叫声响成一片。等到火车在视线尽头顺着山势转出一个优美的弧线，消失在蓝天下面，大家又跳上车来，我一轰油门，开始下一轮有些疯狂的追逐。这一天，手机间或在冲锋衣袋中轻轻颤动，提示它的主人来了电话或短信，我都没有去理会。直到下午，太阳西沉，我们的追逐之旅也到了最后一站，长江源沱沱河上那数公里长的铁路桥上。所有人手中的“长枪短炮”（指摄影工具）都准备好了。桥上的天空，淡淡的云彩正在幻化成绯红的霞光，桥下那漫长曲折的河流闪烁着金属般的光芒，仿佛那不是水流，而是一种超现实的意念，映射着非物质的辉光。
大家都坐在高高河岸上等待这一天的最后一组镜头。我也从车上走下来，备好了相机，坐在河岸边稀疏的草地上。天地间一片安详，好像火车这样的事物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会存在一样。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检索一个个未接电话和未曾阅读的短信。而省青联秘书处的一条短信就在其间，意思是说，他们正在编辑一本书，把曾经当选过省“十杰”青年的人以这样一种形式重新聚集在一起，需要每个入选者谈谈感想，来“感悟成功”。
我必须说，在这样一个高度上，在这样一个四顾皆一片空茫之处，“成功”这样一个词从手机屏幕上跳进脑海里，真的容易引起一种虚无之感。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身处在西部中国这样荒僻而遥远的地方，就觉得曾经的那些事情一下子离自己非常遥远了。是的，领奖台上摇曳变幻的聚光灯，那些掌声，那些短暂的激情迸发，在这一刻都非常非常的遥远了。于我而言，不知此时的空旷与彼时的喧哗哪一个对自己的生命来讲更为真实。这段时间，每天掏出卫星定位仪来，都看到所处的海拔在节节升高。从格尔木出发踏上青藏线的前一天下午，特意去看了昆仑山下的第一个车站玉珠峰车站，那里的标高是4100米，现在，我们节节上升，已经在，4700米的高度上了。明天，我们还将上到海拔5200米以上的高度。那么，当年的奖杯、鲜花和掌声，也就是一个人一生中，曾经经过的一个海拔高度吧。一个人的年轻时代，正是生命急速上升的时期。如果说，我个人有什么幸运之处，就是恰好自己生命的青年时代也是我们这个重新焕发了活力的国家经历巨大变革与快速发展的20世纪的80年代与90年代。是的，不是每一个人的青春歌唱都能融入一个伟大时代的合唱；不是每一个人的青春激情，都能在一个时代的脉搏中起舞跳荡！青联的短信通知里说，那是一种成功，要我今天来感悟这成功。但这时，我的耳边却响起一位欧洲古代哲人的诗句：
名声看起来是多么美好，但这动听迷人的声音，不过是一曲回声。
这样的诗句里有一点悲观，有一点虚无。但我想，当我们谈论成功的时候，这样一种态度可能比一味的沉缅更有意义。这样的看法与态度，可能会使我们面对所谓成功的时候，更加冷静与理智。在我个人的经验里，对所谓成功的过度追求与沉湎，往往可能使我们过于高估个人的能力，并进而陷入自恋的迷狂。对一个理性的人来说，成功也是一个时代赐予的机遇，机遇总是暂时性的，所以，所谓成功，不过是重新出发的时候的一个新的起点，一个在同一行业领域中稍稍早于别人或略略高于别人的一个起点。成功不是登山，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这个世界便不再有更高的山峰。更何况，也永远不会有一个登顶者，长待在那个最高处不下到世界的低处。他必须下来，这个必须是自然规律，是天遣对人的一种制约。这种制约让人自省，让人感到自身的力量的同时，也感到自身的局限。自然和历史的规律不会让一个幸运的登顶者在世界的绝顶处永远沉醉于成功的眩晕！
几天后，我到了云南。我们正沿着一条叫做红河的大河的流向一路向南。这是另一片高原，但海拔高度降低了，也就是1000多米。同行的人换了一批，其中一些人也有轻微的高原反应，因为氧气减少了。我也在反应，氧气对我来说太多了，叫人总在车上昏昏欲睡。就在这个时候，青联再次打来电话，催问稿子的事情，而写这样的稿子，就必然要去回味当年的鲜花与掌声，而相对于青藏高原已经太多的氧气却让我提不起精神。我想，这正好是一种命运之神赐予的特别的隐喻。这个隐喻的本义，正是法国哲人蒙田一篇文章的题目：命运的安排往往与理性不谋而合。
成功者可能走向新的成功，成功者也可能在辉煌一刻后，走入永远的平凡。这里，就有了两种危险。一种，成功者头上套着一个光环，开始远离自己的事业，在我们社会这个过于注重成功者的机制中，谋取更多的功名；一种，把短暂的成功当成永远的幻觉，犹如一个在过多的氧气中昏昏沉睡的人。其实，不同高度上氧气的含量早由自然规律进行了规定，因为缺氧而眩晕，因为氧气过多而昏睡，都是人自身的不适应。自然界就用这样的方法警醒人类，通过适应程度进行优胜劣汰，而在人生的道路上，社会的机制也是一个永恒的法则，它制造成功，也制造失败。在用成功制造成功的同时，也用成功制造出更多的失败。所以，我想，感悟成功，就是感悟成功之后命运各种可能的走向。而曾经的成功者之后的种种走向，也正是给后来者一个全面的启示。
今天，社会对成功者的所谓关注，过于注重于对成功本身，而不太关注走向成功的途径，这其实才是一个全社会应该给予更多关注的问题，因为成功的方法与途径包含了更多的道德与伦理因素。相对于短暂的成功，持久的道德与伦理无论对一个个体的人，还是对一个民族与国家，都是更为关键而持久的精神与文化的核心。又想起一个也是旅途中的小故事。今年4月，因为一本新书译本的出版，在瑞士与德国待了一些时候。在苏黎世，我想去积雪尚未消融的阿尔卑斯山里看看。我的小说的德文翻译阿丽丝坚持要让我带一些巧克力进山，理由有两个，一个当然是巧克力的高热量，另一个，因为“我们瑞士的巧克力是欧洲最好的巧克力，一定要品尝品尝”一个东西既然是一个地区的标志性产品，免不了四处都开着专对外国游客的专门商店。但阿丽丝只是一个劲地往前走，我想，我们是在经过了十多家巧克力店以后，才进了一家大的百货公司，在自动电梯上连上数层才来到几架巧克力面前。还是路边店里那些牌子，价格也未见得便宜。但很显然的是，她感到非常满意了。在楼下喝咖啡的时候，我问她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买同样的东西。她脸上现出了一本正经的表情，说：“因为这是一家有道德的商店。”不是因为这家的巧克力更好，而的确因为这是一家有道德的商店，所以，当地人对这家店表示支持就是尽量到这里来消费。我没有问有道德的表现是哪些，但我知道，他们选择消费的地方包含了道德的衡量。这个问题，比后来置身阿尔卑斯那些纯净的雪峰中间时引起了我更多的感触与思量。
《大地的语言》
人类操着不同的语言，而全世界的土地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一种只要愿意倾听，就能懂得的语言——质朴、诚恳，比所有人类曾经创造的，将来还要创造的都要持久绵远。
朋友来电话，招呼去河南。从来没有去过河南，从机场出来，上高速，遥遥地看见体量庞大的郑州市出现在眼前。
说城市体量庞大，不只是说出现在视线中那些耸立的高大建筑，而是说一种感觉：那隐没在天际线下的城市更宽大的部分，会弥散一种特别的光芒，让你感觉到它在那里。声音、尘土、灯光，混同、上升、弥散，成为另一种光，笼罩于城市上方。这种光，睁开眼睛能看见，闭上眼睛也能看见。这种光吸引人眺望，靠近，进入，迷失。但我们还是一次次刚刚离开一座城市就进入另一座城市。重复的其实都是同一种体验：在不断兴奋的过程中渐渐感到怅然若失。我们说去过一个省，往往就是说去省会城市。所以，此行的目的地我也以为就是眼前已经若隐若现的这座城市。汽车拐上了另一条高速路，这时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是下面的周口市，以及再下面的淮阳县。
还在车上，热情的主人已经开始提供信息，我知道了将要去的是一个古迹众多的地方。这些古迹可不是一般的古迹，都关乎中华文明在黄河在这片平原萌发的最初起源。这让我有些心情复杂。当“河图”、“洛书”这种解析世界构成与演化的学问出现在中原大地时，我的祖先尚未在人类文明史上闪现隐约的身影。所以，当我行走在这片文明堆积层层叠叠的大地之上时，一面深感自己精神来源短暂而单一，一面也深感太厚的文明堆积有时不免过于沉重。而且，所见如果不符于想象时，容易发出“礼崩乐坏”的感叹。
我愿意学习，但不论中国还是外国，都不大愿意去那种古迹众多的地方。那种地方本是适于思想的，但我反而被一种莫名的能量罩住了，脑袋木然，不能思想。这也是我在自由行走不成问题的年代久久未曾涉足古中州大地的原因吧。
拜血中的因子所赐，我还是一个自然之子，更愿意自己旅行的目的地，是宽广而充满生机的自然景观：土地、群山、大海、高原、岛屿，一群树、一棵草、一簇花。更愿意像一个初民面对自然最原初的启示，领受自然的美感。
在那些古迹众多之地，自然往往已经破碎，总是害怕面对那种一切精华都已耗竭的衰败之感。更害怕大地的精华耗竭的同时，族群的心智也可怕地耗竭了。所以，此行刚刚开始，我已经没有抱什么特别的希望。
行车不到十分钟，就在我靠着车窗将要昏昏然睡去时，超乎我对河南想象的景观出现了。
这景观不是热情的主人打算推销给我们这群人的。他们精心准备的是一个古老悠久的文化菜单，而令我兴奋的仅仅是在眼前出现了宽广得似乎漫无边际的田野。
收获了一季小麦的大地上，玉米，无边无际的玉米在大地的宽广中拔节生长。绿油油的叶片在阳光下闪烁，在细雨中吮吸。这些大地在中国肯定是最早被耕种的土地，世界上肯定也少有这种先后被石头工具、青铜工具、铁制工具和今天燃烧着石油的机具都耕作过的土地。人类文明史上，好多闪现过文明耀眼光辉，同时又被人类自身推向一次次浩劫的土地，即便没有变成一片黄沙，也早在过重的负载下苟延残喘。
翻开一部中国史，中原大地兵连祸接，旱涝交替。但我的眼前确实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大地，这片土地还有那么深厚的肥力滋养这么茁壮的庄稼，生长人类的食粮。无边无际的绿色仍然充满生机，庄稼地之间，一排排的树木，标示出了道路、水渠，同时也遮掩了那些素朴的北方村庄。我喜欢这样的景象。这是令人感到安心的景象。
如今是全球化、城市化时代，在我们的国家，数亿农民耕作的田野，吃力地供养着越来越庞大的城市。农业，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是效益最低，在国内生产总值统计中越来越被轻视的一个产业。在那些高端论坛上，在专家们演示的电子图表中，是那根最短的数据柱，是那根爬升最乏力的曲线。问题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又不能直接消费那些爬升最快的曲线。不能早餐吃风险投资，中餐吃对冲基金，晚间配上红酒的大餐不能直接是房地产，尽管厨师也可以把窝头变成蛋糕，并把巧克力蛋糕做成高级住宅区的缩微景观，一叉，一座别墅；一刀，半个水景庭院。那些能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赚取海量金钱的聪明人，能把人本不需要的东西制造为巨大需求的人，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依然来自土地，是小麦、玉米、土豆，他们几十年生命循环的基础和一个农民一样，依然是那些来自大地的最基本的元素。他们并没有进化得可以直接进食指数、期货、汇率。但他们好像一心要让人们忘记大地。这个世界一直有一种强大的声音在告诉人们，重要的不是大地，不是大地哺育人类那些根本的东西。
一个叫利奥波德的美国人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质疑过这种现象，并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只发展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观念，一种人与财富关系的伦理观念。并认为这种观念大致构成两种社会模式，—种用“金科玉律使个人与社会取得一致”，一种则“试图使社会组织与个人协调起来”。“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关系的伦理观”。
伦理观是关乎全人类的，不幸的是，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一切社会规则以全体人类利益为考量的世界上。现在的价值体系中，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只是资源。人是资源，土地也是资源。当土地成为资源，那么，在其上种植庄稼，显然不如在其上加盖工厂和商贸中心。这个体系运行的前提就是，弱小的族群、古老的生活方式需要为之付出巨大的牺牲。
农业需要作出牺牲，土地产出的一切，农民胼手胝足的劳动所生产出的一切，都是廉价的，因为有人说这没有“技术含量”。几千年才培育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农作物没有技术含量，积累了几千年的耕作技术没有技术含量，因为古人没有为了一个公司的利益去注册专利。玉米、土豆在几百年前从美洲的印第安人那里传入了欧洲与亚洲，但墨西哥的农民还挣扎在贫困线上，他们离井背乡，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建立起全世界最大的贫民窟，只为了从不得温饱的土地上挣脱出来，到城市里去从事最低贱的工作。我曾经在墨西哥那些被干旱折磨的原野上，在一株仙人掌巨大的阴凉下黯然神伤。我想运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本描述拉丁美洲如何被作为一种资源被跨国资本无情掠夺的书。如果书名可以视为一种现实的描述，那么，我眼前这片原野的确已经流尽了鲜血。眼前的地形地貌，让我想起胡安·鲁尔福描写乡村破败的小说《教母坡》中的描述：“我每年都在我那块地上种玉米，收点玉米棒子，还种点儿菜豆。”但是，风正在刮走那些地里的泥土，雨水也正冲刷那些土地里最后一点肥力。
今天，在远离它们故乡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看见一望无际的玉米亭亭玉立，茎并着茎，根须在地下交错，叶与叶互相摩挲着絮絮私语，它们还化做一道道的绿浪，把风和自己的芬芳推到更远的地方。在一条飞速延展的高速公路两边，我的视野里始终都是这让人心安的景象。
转上另外一条高速路，醒目的路牌标示着一些城市的名字。这些道路经过乡野，但目的是连接那些巨大的城市，或者干脆就是城市插到乡村身上的吸管。资本与技术的循环系统其实片刻不能缺少从古至今那些最基本的物质的支撑。但在这样的原野上，至少在我的感觉中，那些城市显得遥远了。视野掠到身后，以及扑面而来的，依然是农耕的连绵田野。
我呵气成雾，在车窗上描画一个个汉字。
这些象形的汉字在几千年前，就从这块土地上像庄稼一样生长出来。在我脑海中，它们不是今天在电脑字库里的模样，而是它们刚刚诞生出来的时候的模样，刚刚被刻在甲骨之上的模样，刚刚被镌刻到青铜上的模样。
这是一个个生动而又亲切的形象。
土。最初的样子就是一棵苗破土而出，或者一棵树站立在地平线上。
田。不仅仅是生长植物的土壤，还有纵横的阡陌、灌渠、道路。
禾。一棵直立的植株上端以可爱的姿态斜倚着一个结了实的穗子。
车窗模糊了，我继续在心里描摹从这片大地上生长出来的那些字：麦、委、瓜、麻、菽。
我看见了那些使这些字具有了生动形象的人。从井中汲水的人，操耒犁地的人，以臼春谷的人。
“爰采麦矣？沬之北矣。”
眼下的大地，麦收季节已经过去了，几百年前来到中国大地上的玉米正在茁壮生长。那些健壮的植株上，顶端的雄蕊披拂着红缨，已然开放，轻风吹来，就摇落了花粉，纷纷扬扬地落入下方那些腋生的雌性花上。那些子房颤动着受孕，暗含着安安静静的喜悦，一天天膨胀，一天天饱满。待秋风起时，就会从田野走进农家小小的仓房。
就因为在让人心生安好的景色中描摹过这些形状美丽的字眼，我得感谢让我得以参加此次旅行的朋友。
就在这样的心情中，我们到达了周口市淮阳县。我是说到达了淮阳县城，因为此前已经穿过了大片属于淮阳的田野。让人心安的田野，庄稼茁壮生长的田野，古老的、经历了七灾八难仍然在默默奉献的田野，还未被加工区、开发区、新城镇分割得七零八落的田野。
没想到此地有这么大个还活着的湖。
我说活着的意思，不只是说湖盆里有水，而是说水还没有被污染，还在流动循环。晚上，住在湖边的宾馆里，浏览东道主精心准备的文化旅游菜单，就可以闻到从窗外飘来水和水生植物滋润清新的气息。
有了这份菜单上的一切，淮阳人可以非常自豪，对我而言，不要菜单上这一切的一切，我也可以说我爱淮阳，爱窗外广大的龙湖，爱曾经穿越的广阔田野，爱那些茁壮生长的玉米。想着这些的时候，电视里在播放新闻，是世界性粮食危机的消息。其实，不要这样的消息佐证，我也深爱仍有人在勤勉种植，仍然有肥力滋养出茂盛庄稼的田野。但这样的消息能让人对这样的土地加倍地珍爱。
席上，主人向我们介绍淮阳、太昊、伏羲、神农、八卦、陈、宛丘。虽然在肉体上不是华夏血脉，但在精神上却受此文明深厚的滋养，但我更愿意这种滋养是来自典籍浩然的熏染，而不是在一个具体的地点去凭吊或膜拜。饭后漫步县城，规模气氛都是那种认为农耕已经落后、急切地要追上全球化步伐的模样——被远处的大城市传来的种种信息所强制、所驱迫的模样。这是一个以农耕供养着这个国家，却又被忽视的那些地方的一个缩影。
晚上，在宾馆房间里上网捜寻更多本地资讯。单独的词条都是主人热心推荐过的，就是在本地政府网站上，关于土地与农业的介绍也很简略，篇幅不长可以抄在下面：
淮阳县地处黄河冲积扇南缘，属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海拔50米，东南海拔40米……全县总土地面积220.18万亩，其中耕地面积177.32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80.53%，土壤主要有两合土、沙土、淤土三大类。土质大都养分丰富，肥力较高，疏松易耕，适于多种农作物和林木生长。县境内地势基本平坦，但由于受黄河南泛多次沉积的影响，地面呈“大平小不平”状态，造成了许多面积大小不等深度不一的洼坡地，其面积约48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7%。这些洼坡地昔日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雨后一片明，到处是蛙声”，十年九不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带领全县人民对洼坡地连年进行治理，现已是沟渠纵横交错，排水系统健全，历史上的涝灾得到了根治，昔日“十年九不收”的洼坡地巳变成“粮山”、“棉海”。
正是这样的存在让人感到安全。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土地不可能满布工厂。中国人自己不再农耕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会施舍给十几亿人足够的粮食。中国还有这样的农业大县，我们应该感到心安。国家有理由让这样的地方，这些地方的人民，这些地方的政府官员，为仍然维持和发展了土地的生产力而感到骄傲，为此而自豪，而不因另外一些指标的相对滞后而气短。让这些土地沐浴到更多的政策的阳光，而不是让胼手胝足生产的农民都急于进入城市，不是急于让这些土地被拍卖、被置换、被开发、被污染，并在其耗尽了所有能量时被遗弃。
我相信利奥波德所说的：“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其实，就是引用这句话也足以让人气短。我们人口太多，没有什么人拥有宽广的农场，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森林供应木柴燃起熊熊的火炉。更令人惭愧的是，这声音是一个美国人在半个多世纪前发出来的，而如今我们这个资源贫乏的国家，那么多精英却只热衷传递那个国度华尔街上的声音。
我曾经由一个翻译陪同穿越美国宽广的农耕地带，为的就是看一看那里的农村。从华盛顿特区南下弗吉尼亚，常常看见骑着髙头大马的乡下人，伫立在高速公路的护坡顶端，浩荡急促的车流在他们视线里奔忙。他们不会急于想去城里找一份最低贱的工作，他们身后的领地那么深广：森林、牧场、麦田，相互间隔，交相辉映。也许他们会想，这些人匆匆忙忙是要奔向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他们的安闲是意识到自己拥有这个星球上最宝贵的东西时那种自信的安闲。就在不远处，某一座小丘前就是他们独立的高大房子，旁边是马厩与谷仓。在中西部的密西西比河两岸，那些农场一半的土地在生长小麦与大豆，一半在休息，到长满青草的时候，拖拉机开来翻耕，把这些青草埋入地下，变成有机肥让这片土地保持长久的活力。
就是在那样的地方，突然起意要写一部破碎乡村的编年史《空山》。我就在印第安纳大学旅馆里写下最初那些想法。看到大片休耕的田野，我写道：“这是在中国很难看到的情形，中国的大地因为那过重的负载从来不得休息。”
在那里，我把这样的话写给小说里那个故乡村庄：“我们租了一辆车，从67号公路再到37号。一路掠过很多绿树环绕的农场。一些土地正在播种，而一些土地轮到休息。休息的土地开出了这年最早的野花。”
从那里，我获得了反观中国乡村的一个视点。
我并不拒绝新的生活提供新的可能。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城市制造出来的产品，或者关于明天，关于如何使当下生活更为成功更为富足的那些新的语汇，总是使我们失去内心的安宁。城市制造出来了一种蔑视农耕与农人的文化。从城市中，我们总会不断听到乡村衰败的消息，但这些消息不会比股指暂时的涨落更让人不安。我们现今的生活已经不再那么简单了，以至于很多的东西不能用一个字来指称，而要组成复杂的词组，词组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化”，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商品化、全球化。这个世界的商业精英们发明了一套方法，把将要推销的东西复杂化，发明出一套语汇，不是为了充分说明它，而是将其神秘化，以此十倍百倍地抬高身价。
粮食危机出现了，但农业还是被忽视。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饿死人了，首先饿死的多半是耕作的农民。比如，我们谈论印度，不外乎说旱灾使多少农民饿死，多少农民离乡背井，大水又淹没了多少田野。对这个疯狂的世界，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大概率事件。媒体与精英们最热衷的话题是这个国家又为欧美市场开发了多少软件，这些软件卖到了怎样的价钱。我不反对谈论软件，但是不是也该想想那些年年都被洪水淹没的农田与村落，谈谈那些天天都在种植粮食却饿死在逃荒路上的人们。或者当洪水漫灌，国家机器开动起来救助一下这些劫难中的供养人时，城里人是不是总要以拯救者的面目像上帝一样在乡村出现。
平粮台。
这是淮阳一个了不起的古迹。名副其实，这是一个在平原上用黄土堆积起来的高台，面积一百亩，被认定为中国最古老的城池——宛丘。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
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从那么久远的古代，原始的农耕就奉献出所有精华来营造城市，营造由自己供养、反过来又慑服自己的威权了。这个龙山文化时期就出现的城市雏形如果真的被确认，无疑会在世界城市史上创造很多第一，从而修正世界城市史。几千年过去了，时常溢出河道的黄河水用巨量的泥沙把这片平原层层掩埋。每揭开一层，就是一个朝代。新生与毁灭的故事，陈陈相因，从来不改头换面。但这个高丘还微微隆起在大平原上，它为什么不仍然叫宛丘，不叫神农之都，却叫平粮台？是不是某次黄水袭来的时候，人们曾经在这个高地储存过救命粮食，放置过大水退后使大地重生的宝贵种子？在这个已然荒芜的土台上漫步时，我很高兴这片土地仍然具有生长出茂盛草木的活力。那些草与树仍然能够应时应季开放出花朵。草树之间，还有勤勉的村民开辟出不规则的地块，花生向下，向土里扎下能结出众多子实的枝蔓，芝麻环着节节向上的茎，一圈圈开着洁白的小花。人类不同的历史在大地上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但大地的奉献却是一样。我记起在俄罗斯的图拉，由森林环绕的托尔斯泰的庄园中，当大家去文豪故居中参观时，我没有走进那座房子，看干涸的墨水瓶、泛黄变脆的手稿，我走进了旁边的一个果园。树上的苹果已经收获过了，林下的草地还开着一些花。淡蓝的菊苣，粉红的老鹳草，再有就是与中国这个叫平粮台的荒芜小丘上轮生着白色小花一模一样的芝麻。人类操着不同的语言，而全世界的土地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一种只要愿意倾听，就能懂得的语言一质朴、诚恳，比所有人类曾经创造的，将来还要创造的都要持久绵远。
《非主流的青铜》
中国文化太老了，太老的文化往往会失去对自身存在有力而直接的表达能力，所以，居于主流文化中的人走向边地，并被深深打动而流连忘返，自身都未必清楚的原因，一定是在这块土地上，在这些边地的非主流文化中感受到了这种表达的力量。
置身在抚仙湖岸上，无论是细雨霏霏光线暖昧的黎明，还是夕阳衔山时湖面显得一派辉煌的黄昏，看到湖水拍岸时，总听到一个声音在天与地这个巨大的空间中鼓荡。
是的，无论晨昏，无论天光晦暗喑哑还是辉煌明亮，在抚仙湖这个特定的空间里，我总在这特别的光色中感到青铜的质地，进而听到青铜的声音。一波波的水浪拍击湖岸，那是有力的手指在叩击青铜，水波互相激荡，仿佛一只巨掌在摩娑青铜。那是谁的手？谁的指与掌？我不想说那是造物主之手，我想说，那手的主人就是时间。在进化论者看来，造物主就是无形时间的一种拟人化的直观显现。
没来由地就想起了戴望舒的诗句：“我用残损手掌/摸索……”
时间与天地共始终，所有时间之手即便都用青铜铸就，穿越了那么漫长的岁月，它的指与掌一定都磨损得相当厉害了。从现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时间岂止是与这片天地共始终，即便这片天地消失了，它还要在我们所能理会的世界之外独自穿越，于是，伫立于雨雾迷蒙的湖岸，我想起了自己的诗句：“手，疲惫而难于下垂的手……”同时，恍然看到一尊有些抽象的青铜塑像站在面前，发出一声轻轻的喟叹。
我很奇怪，产生这种感觉的地方，不是历史在泥土中沉淀为一个又一个文化层的古老的中原，而是在这里，在抚仙湖，在云岭之南。
必须说，过去我驻足于抚仙湖畔时，山即是山，水便是水，并没有这样多的联想。
那时，我也像许多来去匆匆的游客一样，站在这样一片通神般的湖光山色之间，却不知道近在咫尺，有一座小小的红土山丘叫做李家山。更不知道，李家山出土的那些奇迹一般的青铜器。
直到我稍稍离开湖岸一点，来到李家山，与那些青铜遭逢，一切才得以改变。
其实，又何止是我呢？
对多数一直受着一元论教育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来说，青少年时代读过的教科书中，青铜所铸的物件都是“国之重器”，属于黄土与黄河，那是中华文化的正源。云南这样的边疆地带，可以书写的历史，在有着众多盲点的正统史观中，如大观楼的长联所写，无非是“唐标铁柱”、“宋习楼船”而已。当然我们也在正统的历史之外听闻过云南的青铜，那就是一些流传于边地的铜鼓。这些铜鼓的存在与使用，不过使民族风情更为浓郁和神秘而已。当一个人想起月夜下的隐约迢递的鼓声，就已经神游在原始与蛮荒的风情之中了。所以，人类学家说：“鼓发出各种信息，或具有仪式的性质。”鼓声传达的信息，对别人总是难解，而鼓声在不同仪式上所具有的神秘性质，更是助长了我们关于一些古老风情的想象。
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看到了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再站在抚仙湖边，感受就复杂起来了。其实，我所以多次来到抚仙湖边，并不仅仅因为这湖光山色的胜景，而是因为这些青铜给我的震撼与启示。
比如，在这里，我发现了一只铜鼓。
这只铜鼓在一些庄重神秘的场合肯定被无数次地使用过，而且因为这频密的使用而老旧了。于是，人们让它重新回到曾经浇铸它的工场，开口以传出声音的那一面被一片青铜封闭起来，再加上一个小小的开，一只具有礼器庄严的铜鼓，立即变成了很世俗的东西：贮贝器。顾名思义，就是储存贝壳的容器。贝是古代的货帀。一面通灵的鼓使用经年后，再次来到匠人手中，变成了一只存钱的罐子！
对匠人来说，这个举动也许是不经意的，但这个行为却无意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颠覆！今天，一句用滥了的话叫：走下神坛。很多时候，使用这个短句的人其实是在替这个过于庸常的时代开脱，也是每一个身陷于世俗泥淖者的自我开脱。但在意识中满世界都飘荡着各种神灵的古代，让一面可以通灵的鼓走下神坛，将其变成一只日常的器具，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举动——至少比今天我们不为自己的庸常开脱还要伟大。
就这样，李家山的青铜在中国的青铜中成了一个异数。如果那些试图上通于天的青铜代表了主流，那么，李家山这些努力下接于地的青铜就因为接近民生而成为非主流，我就会肯定地说，我所热爱的就是这种非主流的青铜。
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止一次来到抚仙湖边，不止一次走向那座博物馆，走向那些青铜中的异数，异数一般的青铜。
不是铸为祭器与礼器的青铜，不是为了铭刻古奥文字记录丰功伟绩的青铜，也不是铸为刀枪剑戟的青铜。所以这些青铜，在中国历史书写中不是主流。
这并不是说李家山的青铜器中没有这样的东西，比如铜鼓，比如此地视为标志性的牛虎铜案，比如众多的兵器——而且在刀枪剑戟之外，还有“叉”与“啄”，有狼牙棒这样别处青铜陈列中未见的兵器。同时，我还第一次看见“啄”与“狼牙棒”这样的兵器顶部还连铸有造型生动的动物雕饰，兵器的威力未减，但在观感上，却有了一点日常用具的亲切。但我更想说的是另一些非常生活化的物件与雕饰，复活了古代滇人的生产与生活场景。如果不是这些青铜器的出土，也许古代滇人的存在就永远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传说，也许在对他们的猜想中，我们眼前出现的就是一群苑毛饮血者的形象——这是中心对边缘的想象，也是所谓文明对蛮荒的想象。但是，这些青铜从沉睡千年的李家山的红土中现身了。使我们看到了一种曾经辉煌的文明。从此，站在抚仙湖边，或者在云南的边地民族中行走，就能时感觉到今天云南各族文化与生活中还有那些青铜的余响，在思考中原之外非主流的历史的时候，就有了一条可以追踪的线索。
所以，我不止一次静静地站立在这些青铜的面前。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让岩石告诉我们》。理由就是，如果“一段历史未能通过某种记录方式进入人类的集体意识时，这个历史就是不存在的”。在一元史论和某些文化中心论的遮蔽下，边地的历史总是在有意无意间被忽略，被遗忘。所以，很多族群的历史就此湮灭，留下一点隐约的传说，也像是天空深处那些闪烁不定的星光一般。但是，游牧民族会在石壁上留下岩画，隔着空旷的草原和遥远的时间，给我们留下一些当年生活的信息。行走在那些已经成为荒漠的昔日草原上，心中一片空茫，恍然间会看到一个骑士的剪影，正挥鞭驱赶着刻画在石头上那些牛与羊——那些因为风化而轮廓日渐模糊的牛与羊。一个远古人群的身影就复活了。
那些昔日在广大地域上游牧的人群在石头上留下这些刻画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在铸造青铜。从黄河岸边那些古代都城，到三星堆，再到李家山。
从长安到三星堆，那么多让人感到神秘与庄重的“重器”，至今还能让人喘不过气来。那些东西的产生与存在，仿佛就是为了别人在精神上匍匐在地。然后，抬头向它仰视，或者连仰视都不敢。那些器物的精神核心是“天赋王权”，而不是“天赋人权”。从浇铸那些青铜的时候开始，经过数千年主子与奴才的共同努力，关于一个个逐次升高的等级与等级之塔顶端无可置疑与动摇的王权制度的建设已经日臻完善。谁说中国人没有宗教？等级塔尖上的王位就是最高的神坛。有时，君临天下者也需要“走下神坛”，那也是“微服私访”的性质，有点像今天的作家“深入生活”。完了，还是要回去的。那些下什么坛的，也只是偶尔下来一回，最终还是安坐在各种各样的坛上，安享供奉。
所以，不要说看见，我们就是想到青铜，以至后来产生的铜的雕塑，内心里产生的就是一种沉重的情绪。
但这是在一向被视为边疆的云南，在云南高原的抚仙湖，在抚仙湖的李家山。一旦看到这些青铜器出现在眼前，你就轻松地走进了一种可以复原出细节与场景的过往的生活中间，从而真切地接触到一段鲜活的历史。
就来看看古代滇人是如何装饰了那些体形丰满的贮贝器，也就是他们存钱的罐子吧。
至少是那些展示出来的贮贝器顶盖上，无一例外都铸造上了神态生动的各色人等和不同的动物。而且，不是某个单一的存在，而是一组人，一组兽，或一组人与兽，相互之间因为呈现当时人类社会某一种活动或某一个生活场景而构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或者紧张，或者松弛；这些场景或者和谐庄重，或者亲切幽默，都让我们这些总在思考一些文化与历史命题的脑子，产生一些新的感触与想法。前面说过，当我们在考察一些有别于我们当下存在的过往或异族的生活与历史时，往往会发现一一不，不是发现而是总结出一种相当单一的特征，以至这种特征最后又抽象为隐晦的象征。这种情形，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早就批评过了：“他们个体生活的个性的侧面，总是泯灭于对群体的文化生活的系统描述之中。这种描述是标准化的……像是制定确定的艺术风格的规则，而不是艺术家能够纵情地表达他的美学观念的方法。”
但现在，在这些贮贝器的顶盖上一组组精美的群雕中，你看到的不是这种象征性的符号，而是一种有温度的场景，你感受到的是仍然在呼吸的生活。可惜那些陈列的青铜器没有系统地分类，命名或编号，所以，说到这些器物也就无法准确地指称。但的确有这样一件贮贝器，在直径不到30厘米的盖子上，中央铸造了一根铜柱，以铜柱为中心，一共铸造了35个人物。而且，这些人物都处于行动当中，或头顶束薪，或手持陶罐，或肩扛农具，或提篮挟筐，甚至一个人好像正在展开一块织物，这些行动中的人物站、蹲、坐、行，清晰地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装束与神态。就在这小小的一方天地中间，居然还出现了由四人抬行的一具肩舆，舆内一位妇人端坐在一柄宝伞下面。看到一篇考据文章说，这组群雕描画的是春耕前祭祀的场景。但我看这组群雕，却意不在此。当真切地看到一些人身着那时的衣裳，做着那时的事情，一个时代的一角就以原本的面貌呈现了来，至于他们是去往市集之上进行物物交换，还是正在进行祭祀，倒显得不那么紧要了。
我是凭着记忆写这篇文章的。现在，我又想起了另一只贮贝器上的驯马群雕。一共七个佩剑男子正在驯马，一人一马绕圈而行，正好吻合了圆形顶盖的形状。圆圈的中央，是一个踞坐于高座上的男子，怒目而视，双手舞动，显然是这场驯马的指挥。这其实已经用非常直接的描述告诉我们，当时使用这些青铜器的人们，其畜牧业发展已经达到了怎样的一种水平。还有一组雕塑也相当直接地说明当时畜牧业的状况：一个头戴长檐帽，身着紧袖长衫，胸前挂着显然是用做容器的葫芦，一手揽着栓牛的绳子，一手正把什么东西送进牛的口中。研究者的解释是，这人是一个兽医（或者一个懂些医学常识的人），正在给牛喂药。
这组雕塑来自李家山青铜器中和贮贝器一样最为特别的一类：扣饰。
某年，我在美国弗吉尼亚的乡间旅行。某日，在一个镇子上进了一个特别的商店，这个商店出售各种马具，比如相当于一部汽车价格的一副马鞍。但真正使我感到兴趣的，是店里出售的各式各样银质的精美扣饰。所有扣饰质地与式样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表现对象——马，我花80美元也买了一枚作为此行的纪念。所以，在李家山看到那些青铜扣饰时，不用看文字说明，我立即就明白了这是些什么东西。
隔着玻璃展柜，我久久端详着它们。
想象那些无名的工匠如何在完成了这些皮扣的实用功能后，没有草草结束他们的工作，而又沉溺于美的创造，最终使一件件实用的器物变成了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扣饰之一，一个骑士驱驰着骏马猎捕野鹿，那只奔跑中的鹿昂起头来向前飞奔，一对犄角所有向后流动的线条为整个扣饰增加了流畅的动感，我仿佛看到它驱驰在遥远时空中，耳边掠过风的呼喊。
扣饰之二，四只猛虎刚刚把一头身量巨大的牛扑倒在地上……猎食者的凶猛与被猎食者的挣扎都表现得活灵活现。
还有之三，之四……但我毕竟不是为这些青铜撰写解说词，就此打住吧。所以愿意在具体器物描绘上多花一些笔墨，无非也是想让这些非主流的青铜得到更多的关注。
更值得一说的，还有那些青铜的农具。
从中国这块古老的，层层文化互相掩盖的地下，已经发掘出了那么多的青铜器，但哪里会有这么多的农具？
目前，李家山出土的器物并没有完备的陈列与展示，据发掘资料介绍，光是生产工具就多达十余种。除了至今还以铁器的面目在乡间被广泛使用的那些工具之外，我特别注意到有一类有较大面积的工具，上面都有整齐的镂孔，这显然是为了适应湿地作业而产生的发明创造。这其中，还有一件研究者们至今也没有弄清楚其用途的带把的镂空的勺形器具，器具前端还有一个造型生动的蛇头。如此直接的一个用具，却给今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
看到这些精雕细琢的农具，使人敢于相信古代的农耕生活肯定具有比今天更多的诗意，而在今天中国广大的乡野之间，焦灼的田垄与村庄中间，那些温润如玉的东西却日渐枯萎了。
遂想起《诗经·郑风》中的诗句：“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看到李家山各种青铜器物上对生活场景，对牲畜与野兽的精细刻画，恍然间，我真的感到《诗经》用富于歌唱性的文字所描述过的生活与劳动场景，以及那些场景中的人的情怀，在某一个瞬间真的复活了。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我看到了《白驹》中那匹白马在扬蹄奔跑。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这是《无羊》中一个牧人关于丰年的梦想。
再看一段（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这里，仅从美丽的声音就烘托出劳动者怡然的心情，而更在场面的描写中升华出关于人际关系的温情的思考。
怀着《诗经》的情致读这些非主流的青铜，就能感到在辛勤劳动中生发美好与欣怡的流风余韵。今天，中国大部分乡村生活中那种怡然自得的情景已经荡然无存。曾经肥沃的土地日渐瘠薄，心灵中那些欢快的泉水也早已干涸。好在，在云南的乡村，无论是来自中原的汉族，还是世居的或同样是迁徙而来的少数族群，在他们的劳动生活中还多少保留着一些属于古代的乡村的诗意。一句话，生存的努力中还有让人感到温馨的“终和且平”的美感。过去，我对这种感觉无以名之，就叫做“云南的古意”。现在，有了李家山，我就感到这种“古意”其来有自，而又布于广远了。如果仍拿青铜说事，李家山出土的那种形制独特的小型编钟，在数百里外的红河岸边也曾出土。编钟出土的热带河谷里，生活其间的花腰俸，那些穿行于槟榔林间或稻田之间的女人，身上叮咚作响的金属饰品，在我看来，正是那编钟的悠扬余韵。
我喜欢云南，无非是两个原因。
一是云南的多样性——自然生态的多样性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再者，就是前述所谓“云南的古意”。这种古意其来有自，这个“自”，部分当然源于中原文化。但这个“自”却也自有其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人类文化中最为质朴最为直接的那个部分，始终存活在民间生活中间，而在中原文明的发祥地，文化进入庙堂后成为一种玄秘的象征，而在民间生活中，流风余韵已经相当渺远。
现在我发现，自己对李家山青铜的喜欢，居然跟喜欢云南的原因如此一致地重叠在一起。中国文化太老了，太老的文化往往会失去对自身存在有力而直接的表达能力，所以，居于主流文化中的人走向边地，并被深深打动而流连忘返，自身都未必清楚的原因，一定是在这块土地上，在这些边地的非主流文化中感受到了这种表达的力量。太多的形而上的思辩，在诉诸形而下的生存时，往往缺少一种有力的表达。
正因为这个原因，“礼失而求诸野”，人们来到云南，发现了美丽风景之外的云南，就会更加爱上这个像李家山青铜一样深藏不露的云南。
《草，草根，及其他》
真的，草，或者说如草之民，真有可能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就推动了世界。而且，不管是从寂静中醒来，或者未曾醒来。
因为主持一家发行量不低，特别为大中学生喜爱的科幻杂志，辛辛苦苦挣了多年微薄的发行利润，眼看着广告在别的期刊上红红火火，在商言商，也想向广告界推介一下向来被冷落的青少年杂志，便去参加了一次媒体与广告客户的联谊会。一到会上，就知道此行不会有令人乐观的成效。世上的事大抵如此，一旦在其开始时形成了定见，以后想要再加改变，就很难很难了。广告也是这样，客户要在期刊上做广告，非得做在与时尚、高端、专业等词汇相关的亮闪闪的铜版纸上，大众型的媒体，影响力再大，都会视而不见。这会要是换在别的地方，我也许就打道回府了，但因为去的是闻名了二三十年，如今因为这么一种机缘方才得以亲见的呼伦贝尔草原，于是就安下心来，随队伍细看草原。
我自己就出生在青藏高原，就在草原黄黄绿绿的更迭中寂寞长大，即便后来离开了故土，那空阔与浩大的景观犹在眼前，但那是藏人的草原。蒙古人的草原，也分时分片去过一些，不知为什么却独留下了传闻中最美的这一片，直到有今天这么一个机缘才涉足其间。
草原景观，无非就是草的铺展与连绵，这一片与那一片，除去上面稀疏的人文附着，相差并不太远。所以，一不带相机四处取景，二不作无故惊叹。每到车辆停下，只是信步走入草地，或坐着或躺下，听任瀑布似的阳光寂静地倾泻而下，把在城市里，在名利场中因各种场合而放大很多倍的自己立即缩小成天地间小小的一点。
这时，阳光真的是蜂拥而至，一时间真的会意念皆无，只有阔大的寂静中弥漫着新鲜牧草的芬芳，有心无意的风懒懒地翻卷在某一匹马漂亮的鬃毛之上。这时的人，会有不叫思想的智慧，会有一些情绪，难以分辨是该叫做欣喜还是忧伤。想必，这是原初的古人们常常感觉到的吧。想必，我们先人们最初的智慧也就是这样生长出来。然后，就像水里的盐，地脉中的宝石就这样慢慢结晶。
可惜，我们已经不是古人了。
今人区别于古人一个最大的标志就是，什么都算计，到了草原上，一个较为切进初民生活环境的地方，什么值得算计的都远离了，我们就来算计时间。于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羊，被时间的鞭子驱赶着，被看到了好风景却又担心错过了别处好风景的焦虑驱赶着，四处奔波。总算到了一个可以安憩的地方，总是因了与生倶来的紧迫感，不给自己留下足够的时间欣赏美景，进而与自然静静交融，物我两忘。日复一日，我们就这样慢慢习惯，以至领队催促的声音还没有响起来，自己心里内在的那只时钟已经焦處地发出越来越大的嚓嚓声响。我们已经不可能安安定定坐在一个地方听任亘古的寂静把内心充满，在这寂静中听听内心的声音。听这悲喜交集的声音结晶为宝石，结晶为盐。
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从这片草场到那一片草场，从这一个湖到那一个湖，从这一地方到那一地方的路上。而在这片草原上，也和整个中国一样，一条展开的路，总是有这里那里在整修，使行程不能顺畅，使在路上的人永远不能预估出到达下一个目的地的时间。事情总是这样的，并不是每一个需要整修的地方都需要把路全部堵死，但修路的人偏偏就喜欢把路全部堵死，而且，修路人看到堵在路上的人们焦急万分时总会露出快意的神情。修路与堵路，修路人看到行人被堵而流露出莫名的快意，也许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生态的某种奇妙的隐喻。在这样一件事情中，谁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不论是堵路的人，还是被堵的人。但在这些素不相识的同胞之间，一种彼此敌视的情绪便暗暗生长起来。
就是这种莫名滋长的情绪，就足以使人不能真正体悟草原。中国，每天有多少人奔向不同自然或人文的景点，但仅仅在行，在吃，在住，在路上，已然失去了平和愉悦的心情，又何谈人文的教益与山水的熏陶？
长此以往，我们将再也无法走进自然，更遑论走近与我们不同的人群与文化了。我们未曾学会互相体察，但似乎是在先天，就学会了敌视与拒绝。
所以，当我走上这片草原的时候，最多就能用两个字：细看。
因为对草原风景的熟稔，我的细看不是宏观的观赏。宏观不只是一种视角，而是一种能力，宏观也需要整个文化心态处于一种相对自由而开放的状态。于是，真的就只是去细看一棵棵、一丛丛的草。就这样关注着草的个体，就这样样微观，而不是个体的集合，以及无数个体集合起来的宏观。
所以如此细看，还因为在这片陌生的蒙古人的草原上，看到很多熟悉的藏人草原上的草，那些生长在纬度更低海拔却更高的地方的草。这些草大都是生长健旺的禾草科的草，营养丰富的豆科的草。还有那么些招摇在草中的花，紫的龙胆、雪青的凤毛菊、一簇簇的狼毒、一穗穗的紫宛。有了这些熟悉的花草，这片草原就成了熟悉的，可以随时放倒倦怠身躯的草原。就是这些普通的草，这些众多的花，叶与茎、根与须相互交缠，在树那么英雄气地孤独地一动不动的时候，低矮而顽贱的草们却一点点铺满了旷野荒原。总是喜欢这样富于象征意味的景象！总是喜欢看到弱小无声者因众多而显得声势浩大！
不禁想起20世纪80年代稍晚时自己写于藏区草原的一首诗来。
那首诗题目就叫《草》：
如此汹涌的光的海啊把风推动得如此迅猛这就是草，从寂静中醒来毫无意识就推动了世界。
阳光普照众多的草，连绵的草，真的就像是无边的大海。本来是风推动了草浪与光波的涌动，但看上去，倒是草推动着行走其上的风。真的，草，或者说如草之民，真有可能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就推动了世界。而且，不管是从寂静中醒来，或者未曾醒来。
草，摇动；草，歌唱把夏季变成了一个浩大的盛典来自最沉静的生命中心的草啊什么样的锋刃也不能将其杀伤以如此绵密而敏锐的触角绵延不绝行走在蓝天下面不论在高处涌起还是在低处汇集都是如此强横，都是毫不容情从大地劫掠了荒凉。
这里，当然有精确的写景状物，但中国诗学从来不以写景状物本身为满足。于是，我写草写到一定时候，也终于露出象征的马脚，民粹的马脚。歌颂草，就是歌颂草根的力量。具有十足草根特性的人民不但适合做一切政治的遮羞布，也适合做文人高蹈意兴的垫脚石。更何况，我们本身就来自民众，也许某种境况下被人赐一个精英的封号，或者某一瞬间自己也会有一星半点这种虚妄的感觉，但是，在说到草与民这样的词，这样可以配合出更多词的词根时，浑身还是会有一种闪电接地般的感觉。
但今天毕竟不复是年轻浪漫的当年。
又是十多年的时间，从人生的风风雨雨中走来，同时也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十几年艰难书写的历史中穿行而来。单纯的民本思想早已动摇。须知草民的力量看起来声势浩大，但稍稍引错一点方向，从这大地上，从我们生活中，劫掠而去的常常不止是荒凉。而更多的时候，在政治生活中，常常痛心感到的是这种力量大面积的委靡。过去，我们认为这种力量提供的动能是源源不绝的，现在才知道，这种力量的健康成长也需要一种良好的生态，它的名字叫做民主。
这样的生态学道理，就是自然界本身也在不断告诉我们。
在草原上每一个地方，你问每一个当地人，都会听到一声叹息，说，如今的草原已经日渐衰退，不复的是当年风吹草低才看见洁白群羊的景象了。不是众草蔓延劫掠荒凉，而是没有水汽的风，是更为众多的沙来威逼千年的牧场了。而且，每一个人都知道这种现象的命名就叫生态恶化。而我们穿过传说中美丽丰茂的呼伦贝尔草原时，才看到了那么多委颓的草，那么多蠢蠢欲动的沙。今天，如果让我再来写关于草的诗，可能就不会写得那么年轻而天真了。当然，我早就不写诗，而改写小说了。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诗歌这种形式就决定了它更适合作那种热情天真的表达，而小说也许跟我们这个曰益夹缠、曰益复杂的社会更能建立起一种对应关系。
用小说的方式，可能更容易写出草原生态中的另一种灾难。那就是那些多汁的、细嫩的、营养丰富的好草，都被牛羊吃掉了，被打草的镰刀割掉了。那些有药用价值的，更被连根挖掉了。而在那些越来越多的沙子中丛丛相聚的，却是坚硬的，多剌的，甚至是有毒的恶草。
生态不好的时候，恶草总是驱逐良草。
《香矛的矛，局台的台》
这酒，喝的时候不会让人一下子燃烧，酣饮过后，也不会因为身心倶疲而让人起戒酒之想。不急不躁，是酒的酿造，也是这酒的品性。于是，进入不温不火的中年，自然就慢慢爱上了茅台。
如果是白天，应该是一只水晶玻璃的杯子，在明亮的光线下，有点滑腻的酒浆倾倒进去，浅浅的带点颜色，在杯中微微溱动。从透明的杯壁里面，透露出那特别的质感：是圆润的，冥想一般，比所有的白都多含蓄和折射了一点世界的颜色，又比白色之外的所有颜色都空灵，都若有若无。
这就是中国的好酒，叫做茅台。
当然，最好是黄昏，或者渐深的夜，那就换一只薄胎的象牙白瓷杯，开瓶，续壶，且让暗香盈座，再将酒浆从容倾入杯中，有些朦胧的光线下，酒的颜色与杯子的颜色浑然一体了，像一块温润的玉。要生烟了，要在人的身体里面发生些奇妙的转化了。是相关肉体的转化，也是相关精神的转化——是灵肉共舞的转化。
举杯吧，茅台。
茅台的名字本身可能不是这个意思。但举杯之时，就会想，香茅的茅，高台的台。香茅的香是浮动的，高台的高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往上的。两个字，暗含了酒应有的品质与境界——或者说是应该给人的启发。
不是所有酒都能有这样的品质与境界。
所以，三个满杯之后，除非真有酒量，就不要再劝干杯，不要再说劝酒的套话，应该开始浅斟低饮。记得一次去外地，几个朋友聚集起来为我接风。知道我喜好这种酒的都带了这酒来，以至于最后桌上的茅台竟有十来瓶。幸好作家莫怀戚教授也在座，对这种现象他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老总们，成功人士们，茅台不可以这么喝，爱喝也不能这么喝，有钱也不能这么暴殄天物。于是，大家听他的，一桌人，两瓶，而且一律换最小的杯子。终席之时，大部分人都恰到好处，于是都真心夸奖莫教授是真正的风雅之人。
几年以前，我请一个叫兰迪斯的美国人喝中国酒，不是茅台，但也是名酒，另一种名酒。一杯下肚后，他感到了燃烧。此人是一个幻想小说作家，同时也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专家，某年上火星的叫做“漫游者”的小探测车的某一部分就出自他的设计。兰迪斯在感到“液体在胃中和血管中翻卷着燃烧”，以为“这么强烈的东西可以用于发射火箭”，于是他要火柴，关灯，把一杯酒点燃。酒当然就轰一声着了，升腾起一团幽蓝的火苗。这位实证主义的科学家得到了预想的实验结果，却不肯再喝了，怕一肚子酒时被点着了的火箭一样被发射到天上。从纯技术的角度讲，人成为火箭当然能体会到腾云驾雾的效果，如何降落却是一个麻烦的问题。明代的时候，一个叫万户的中国人曾经把自己发射到天上去，在空中他体验到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降落时把自己摔成了一个肉饼却是不争的事实。兰迪斯作为一个航天科学家知道这个故事，所以捂着杯子不肯再喝了。
这个故事的意思大致是说，大部分人喝酒，最后都是被酒精燃烧。这个故事也是说，大部分的酒，就是把人交给酒精去燃烧。燃烧中的那种状态某些时候自然也是人生中的一种需要——让人短暂地超越一下现实与自我。但燃烧多了，人们也发现一个事实，就是短暂超越后，一觉醒来，忍着脑袋和胃的难受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真正的现实与自我之中了。沮丧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宿醉后的难受总是双重的，从肉体到精神。或者说，受创的不仅是身体，精神有时反而会承受比肉体更甚的重创。
我这样的人，在席间，大多数情况下很难只喝一些果汁与矿泉水。如果中餐，也很难接受啤酒和红酒，所以才要寻找一种不是一味只在胃和脑子里燃烧的酒。以后能否找到更好的不好说，但到今天为止，只要胃里贪的还是这杯中国白酒，那首选自然就是茅台了。迄今为止，所以没到每喝必茅的程度，经济原因当在其次，端的还是因为好多场合的茅台都不能让人放心。前些时候去茅台酒厂参观，看红砂岩的岸边青碧的赤水河流过，酿酒的味道将山中的镇子淹没。酒厂的人带着我在厂区了解工艺流程，不说那一二三四五六七道酒的互相勾兑，又如何大罐封藏，单只是端午制曲重阳窖酿，那古典的程序也已经令人回味悠长。
于是明白那酒入口过舌，在喉咙里珠圆玉润地滑下，不曾像小火球一样张开许多小毛刺扎人是什么道理了。于是也明白那酒到了胃里不轻易翻江倒海，小醉醒来，脑袋也不那么沉重是什么道理了。总之，这酒，喝的时候不会让人一下子燃烧，酣饮过后，也不会因为身心俱疲而让人起戒酒之想。不急不躁，是酒的酿造，也是这酒的品性。于是，进入不温不火的中年，自然就慢慢爱上了茅台。
那酒的能量通过肠胃与血管走遍身体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赤水河如何在曲折深致的峡谷中穿越。高处是风在推动，风中轻舞的是高粱的精灵，是麦子的精灵，是的，风中轻舞的正是谷物的精灵。在那些错落的台地上，所有谷物往土中深深扎下根子了，饱吸了高原红土的精华。就这样，上升的上升，沉淀的沉淀。好酒就能这样，让人轻盈，饱满而又沉静，有充足的能量等待转化，如此这般站在顺河谷流动的风中，站在赤水河岸的晚霞下，感觉到自己正在变成一株高粱，一株等待着能量转化奇迹的高粱。
我想，真正的醉酒就应该是这样，能够敞开紧锁的身体与感官，像麦地一样在风中随意起伏，像水一样恣意流淌，随物赋形，像自由这个词还没有发明出来以前，就感觉到了这种状态一样。
我想，醉去就应该是这样的吧，仿佛在五谷杂粮丰盛成长的土地中奔跑，比风还高还灵敏。或者，双脚被水与红土所黏滞，呆立在那里，成为一棵庄稼，一棵将来可以入窖发酵的庄稼，从土中把水，把养分，把地精抽起来，往上输送。上面，正在灌浆的穗子，日益沉重，众多的子房正在把地精与日华混合，把最沉重与最轻盈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最轻的是光，最重的是矿物质，奇妙的化学反应把这一切混合起来，把一个个子房鼓涨得像初孕女子的胸腹。
喜欢喝酒，又常常期望一种不被肉腻死，不被酒烧死，不被废话淹死的喝法，这个想法要得以实现，除了喝法与喝酒的人，真还得有一种够格有品的酒，我想有了茅台，这想法就庶几近之了。
小醉之后，还可以念念叨叨：香茅的——茅，高台的——台。
《哈尔滨访雪记》
在中国这个老的国家里，每一座城市都很古老。这些古老的城市，现在都变得千人一面般的年轻。哈尔滨是个年轻的城市，却舒服地保留了一些老城市的味道。
夏天，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除非荒漠，总是绿色覆盖了原野。夏天的绿色像一个帝王，把整个国家至少从地理上统一起来。到处都是雨水，到处都是浩大的水流。而冬天就不一样了，从北到南，气温分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梯次，从低到高，改变了大地的色调。与此同时，水在枯萎，同时也变化出了丰富的形态：冰，雪，霜，雨，雾。仅仅凭借于此，整个国度就分出了南方与北方。2005年元旦，我从成都出发的时候，就担心弥漫在四川盆地里灰蒙蒙的雾气使飞机不能正常起飞。温润的空气里绿色植物继续生长，但雾气长期阻断视线却使人心情黯淡。
飞机在耐心的极限到来之前起飞了，降落在作为这次旅途中转站的北京。地理书告诉我们，北京是在冰雪的北方。但是，这里没有冰雪，没有水的另一种形态与气息。只有大堆的房子，干冷的风。好在今天，这里只是一个中转，只是从飞机场转到火车站时经过的一个地方。天很蓝，枯萎的树却是灰蒙蒙的一片。
夜晚的火车向着哈尔滨进发。火车穿越寒冷而又干燥的大地，除了偶尔一声汽笛，没有原野的辉光与声音。铁轨与车轮合奏的单调音节与同一节奏的摇晃，把人扔到床上，沦陷于睡眠。
夜半之后，我醒来，不是因为吵闹，而是因为安静。火车行进中那单调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到犹如梦境一般了。然后，我听到了一种巨大的差不多是无边的安静，那安静就是原野的声音。有这么巨大安静声音的必出自更为宽广的原野。这样的原野上，必有河流浩大，犹如一株枝叶舒展的巨树一般。一些山冈蹲守在远处，犹如神灵。我没有睁眼，那寂静就已经让我看见。睁开眼，就看见透过窗户的稀薄的光亮。披衣走出包厢，走到更宽大的车窗前，光亮像水一样弥漫而来。我看见了南方雾气中久违不见的月亮！那月亮不发光，像只银盘滑行在天上。光是从地上弥散开来的，准确地说，是从地面的雪，地面的冰上弥散开来，把天空、树木、村庄、山冈照得微微发光，好像天地万物在这个夜晚，从自己的内部发出了光芒，而新鲜的寒冷的空气运行在这些光芒中间。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北方！想象中的冬天的北方或者北方的冬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在想象一些事物的面貌，也总在发现这些事物与想象的差距。但是，在2005年开始的这个夜晚，我看到了与我想象契合的景像。
我呆立在窗前，列车的声音低下去，低下去，梦境一般穿越着冰封雪覆的原野。静逾的月光，穿过云层，穿过树林，越过村庄，梦境一般跟随着列车穿越。直到天渐渐放亮，月亮才隐去。此行是应哈尔滨市有关方面之邀前去观光，所以，我不能说哈尔滨之旅的高潮已经提前到来，但我可以说，哈尔滨之旅的调子已经定下了。
我的目的不是喧闹驳杂的城市，而是静谧广大的原野。南方冬天晦暗的雨雾中，田野已经很疲惫了，但仍然要生长粮食，生长蔬菜，生长鲜花，而不得休息。但在东北大地上，田野盖上洁净的雪被静静地休息了。我喜欢这种安静的休息，我们所有人的内心都渴望这样安静而且洁净的休息。
在中国这个老的国家里，每一座城市都很古老。这些古老的城市，现在都变得千人一面般的年轻。哈尔滨是个年轻的城市，却舒服地保留了一些老城市的味道，而这些老城市的味道，并没有作为什么遗产，被圈禁起来。仅仅因为这个，哈尔滨就应该让我们喜欢，更何况还有大江穿过，更何况还有冰灯闪烁。更何况，还有程式夸张，内在质朴，语涉低俗、幽默机智却浑然天成的二人转在人们心头唱着，但我还是固执地喜欢着汇集在这个城市四周的旷野。
所以，友人带我逛街时，我特别想到冰封的松花江上。
好客的主人同我去访萧红故居，车经过一条河，我便被疏朗宽展的河床，河道中冰封的蜿蜒水流，河岸两边虬劲沉默的大树，以及背后夕阳的光芒感动了。主人指引说：“呼兰河。”我甚至说，可以兴尽而返，不去看什么故居了。相信哺育了萧红的不是那个故居的地主院落，而是这条呼兰河。当然，后来还是去了故居，果然是一个生气已失的院落。有意思的细节是，看到壁上的名人字画中，有特别不像书法的一幅，四个没有布局也没有力度的大字怀念萧红。落款是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的手迹。葛也是我小说的英译者，回成都后我发了封邮件给他说这件事情，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回了一信：“二十多年以前，呼兰县的人员先把我灌醉，之后让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用毛笔写字。怀念萧红。够丢脸吧。”
所以，一行人到哈尔滨郊区滑雪时，我想到的是，回到南方便无雪可滑，所以不必费力去学。然后，就被滑雪场四周疏朗的松林，松林中厚厚的积雪所吸引，一路踩着雪向着这个山冈的顶部走去。这山看上去很低，攀爬起来，却显得越来越高。太阳的光斑稀稀落落，积雪在脚下吱吱作响，呼吸越来越深，越来越多前所未有的凛冽，但也前所未有的新鲜刺激的空气涌入了胸腔。休息时，我脱下手套扒开深雪，现出了干枯的草和绿色的松树苗，但似乎没有想看见的东西。问题是有一时半会儿，我也想不起来，自己想在深深的积雪下扒出什么。我躺在雪地上，身上，脸上，洒着斑驳的阳光。在这冰雪覆盖的绵远大地上，身上无法感到阳光的热量，但闭上眼睛，却会感到透彻的明亮，听见阳光落在树上，落在雪地上，发出细密的声响。这种声音里，宽广的大地，白雪覆盖的大地晶光闪耀，向四方铺展。
起身继续往上时，我想起来，前些时候，看过迟子建一篇小说，说是东北的秋天短促，冬天来得迅猛，所以，积雪下会封冻住很多颜色鲜艳的野生桨果。我扒开积雪其实就是是想看看下面有没有秋天未及凋落就已被冷藏的浆果。回哈尔滨看冰灯的时候，好像给迟子建谈了这事，她好像大笑，说，有，但在更深的山里，在她的家乡那边。确实，那天穿过的松林都很整齐，树都太小，而且品种单一，只是躺下来透过一些树冠看天的时候，有点森林的感觉。
爬上那座小山冈，举目看见更广大的雪野，更多的连绵起伏的山冈，休息的田野，封冻的长河。然后，一列火车，蜿蜒着穿过寂静大地，从远处而来，又向远处而去，使大地更加洁净与空阔，而道路辖辏，会聚于目力所及那片烟云氤氲热气腾腾处，那座叫做哈尔滨的城市。白天活力四射，傍晚，夜幕落下，然后点上盏盏冰灯，拢着那么晶莹的光，在整个白山黑水梦境的中央。
《走向海洋》
一个后发的国家，开始意识到海洋的重要，并且行动起来，开始维护自己天然的权利的时候，却因为曾经的被殖民，因为后发，因为文化基因中海洋意识的缺乏，使一个国家维护主权的行为，也那么艰难曲折，波诡云谲，那么需要智慧与坚定。好在，我们巳经在海上了。
当站在一幅巨大的地图前，就发觉自己的目光已经改变。过去，关注点总是在高山与大河，那种蜿蜒与逶迤，给人已经上路，地平线上景色不停变幻的感觉。自从在中国渔政南海总队302船上有了一次南海之行，当我再次面对地图时，眼光就不由自主地投注于那片宽阔的蓝色海疆。感到脚下坚实的土地开始起伏，开始晃荡。于是，仿佛又与我放牧牛羊的同胞一样肤色明亮黝黑的船员兄弟们来到了海上！
海洋，像天空一样展开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她是多么陌生啊！
当她平静的时候，我们难于忍受她的单调，当她迎风起舞时，我们又无法面对她野性的动荡。我们在黄土中的根，扎得实在太深太深了，我们在陆地上的安居，也实在是太久太久了。直到近代，才有一群群中国人来到海边，向遥远的彼岸了望，才有一些勇敢的中国人去到了海上，不是为了像收获庄稼一样用网打捞一点鱼虾，而是为了一个遥远的强国富民的梦想。很久以来，中国人就一直认为自己的国度是中央之国，是大地的中央。天空出现在头顶，是为了完成穹庐般罩子的使命；大海呢，那是大地床帷一样漂亮的镶边。大海在中国人的主流观念中，从来不是出发之地，而是边缘与尽头。
但是，又有哪个民族不认为自己是上天的选民？哪个民族不认为自己是在世界的中央？在古代阿拉伯人的古地理著作《黄金草原》中，中国就不在中央。著作者写道：“……测量了有人居住的地段，即从福琼群岛，一直到中国有人栖身的边缘。”这段话至少包含了两个信息：当我们认为居住于天地中央时，也有别的文明同样认为自己置身于优越的中央，而“中国”却只是“有人栖身”的边缘。同时，有经商传统的阿拉伯人，身居沙漠却早把海洋纳入了视野。
对一个生命意识与文化传统都深深扎根于黄土之中的民族来说，海洋或者是遥远传说，或者就是外敌侵入的风险。所以，明代有出身于穆斯林家庭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他督造的七宝楼船，也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孤独的辉煌。郑和的故事，只有在今天中国人充分意识到海洋重要的时候，才被重新发掘出来，这个另类的英雄才被真正地记忆。更能让我们刻骨铭心的历史是，同样是在明代，就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船队消失于海上之后不久，并非正规国家军队的倭寇，从海疆上不断地侵扰，居然成为明帝国的心腹大患。中国在海洋上遭受屈辱，并不是到近代才有的事实，而是当中央之国尚称强大的时候就已经发生。明代，郑和们的船队至少到达了非洲。但在同一个明代，面对倭寇的骚扰，来自农耕文明的军队只是在陆地上筑起城墙，而不是到广阔的大海上展开抵御外侮的战场。
就在来自海上的倭寇之患平息不久，一个叫利玛窦的传教士经过漫长的充满风险的海上航行登陆中国。他在书信中向自己远方的国人报告对这个新到国家的印象：“我们依然很难相信，一个疆域如此广阔的庞大帝国，拥有的军队不计其数，却始终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恐惧之中。”利玛窦还有些费解地指出：“他们害怕那些小国家。”
“中国人的火绳枪不多，没有使用多少火药，石炮和火炮极其短缺，炸药使用量也极其有限。但是要说到每年春节燃放的烟花爆竹，其设计之精妙，无不让我们为之感到惊叹。有一年在南京，我估算了一下，在这个把月长的新春佳节里，他们所用掉的硝石与火药，竟比我们一场持续两三个月的战争耗费还要多。”
明代早已成为编年史的一个逝去的段落，但这种文化习性却带着巨大的惯性在持续着。中国人刚刚有一部分人小康了十年八年，但举目所见，耽于逸乐歌舞升平的景象却像是已经国泰民安三五百年的样子了。对灾难与风险，更多国人的选择是视而不见，或者遗忘。
面对来自海洋的危险，封建帝王的选择是海禁。这让我想起一个二战时的故事。诺曼底登陆战前夕，盟军秘密集中了大量的舰船在英国海岸。舰船实在是太多了，为了不走漏风声，艾森豪威尔为首的盟军司令部，决定让英国沿海居民后撒一段距离。但这个决定引得丘吉尔首相愤怒咆哮：英国人的习惯从来就是逼近，而不是离开海岸！不行，任何理由都不能让我们作出这样的决定！结果盟军不得不采取别的措施来保证计划的施行。但是，中国传统对付海上威胁的方式之一，就是在海岸一带坚壁清野，让已经去到近海的渔民，烧船毁网，远退到内陆。以相对狭小的陆地的自我封闭来对付来自开阔狂荡海洋上的危险！
而在我们漫长的历史上，海洋只是海边渔民收获一点鱼虾的水上牧场，至多，也只是在故乡无以为生的人们流浪异国求生的危险丛生的通道，而不是一个民族豪迈的情怀，不是安身立命的坚实国土，不是富国利民的资源宝库，当然，更不是不可侵犯的神圣主权。使国人海洋意识苏醒，切肤感受到海洋主权之痛的是一部血腥的近代史，一个帝国幻梦的破灭，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所以，这次有幸随中国渔政南海总队九天八夜的南海之行，绝对不是一次轻松的观光之旅，其意义也绝不止于一个写作者对渔政行业的一次亲身观察与体验。因为南海总队巡航守礁，这些作为本身，就蕴涵了更为丰富的意义。一个后发的国家，开始意识到海洋的重要，并且行动起来，开始维护自己天然的权利的时候，却因为曾经的被殖民，因为后发，因为文化基因中海洋意识的缺乏，使一个国家维护主权的行为，也那么艰难曲折，波诡云谲，那么需要智慧与坚定。好在，我们巳经在海上了。海图上的航线虽然有些曲折，但终归是指向遥远海疆，就像我站在302船的驾驶舱里，看到南中国海上，台风过后，终于迎来壮美的日出一样！
那时，我感到不是一艘船在劈波斩浪，而是整个中国，正在走向海洋！中国要走向世界，没有办法不通过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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