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复三年二月，昭宗下诏，赐给朱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的名号。
朱全忠命心腹将领朱友伦、朱友谅率步骑一万留守京师，然后回军大梁。随后的日子，朱全忠对东方的残余势力（淄青镇）展开了最后的兼并战争，以雷霆万钧之势先后攻克博昌（今山东博兴县）、临淄、登州（今山东蓬莱市）等地，而后进围青州。
九月，淄青节度使王师范投降。
至此，大河南北全部被朱全忠纳入囊中。
接下来，是不是应该轮到朱全忠挟天子令诸侯了？
是的。不过在此之前，朱全忠必须先除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他这些年来最得力的盟友——宰相崔胤。
自从铲除宦官集团后，崔胤就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大有一手遮天之势，不但百官进退要以他的好恶为转移，就连天子的一举一动也要向他报告。天复三年五月，崔胤又以禁军兵员严重不足为由，奏请天子招募士兵、扩充军队。他这么做，表面理由当然是为了保护朝廷和天子，其实是为了培植和巩固他的个人势力。
这一切，当然都没有逃过远在汴州的朱全忠的眼睛。
朱全忠意识到，这个在朝中日渐坐大的家伙已经不再是自己的盟友了。换句话说，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道理很简单，当初朱全忠跟崔胤交结，目的无非是想让他在朝中充当内应，随时窥伺天子和朝廷的动静，可现在，长安业已驻留了自己的军队，天子也已完全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中，留着这个崔胤还有什么用呢？
留着他，无异于留着一颗绊脚石。
天复四年（公元904年）正月，朱全忠秘奏天子，指控崔胤擅权乱政，离间君臣，随后便命心腹将领朱友谅杀了崔胤。
最后，朱全忠就要“挟天子令诸侯”了。
正月十三日，朱全忠驻兵河中，强迫昭宗迁都洛阳。二十二日，迁都行动开始，汴州军队强行驱赶长安城中的士民和百官上路，一刻也不准停留。成千上万的百姓们扶老携幼，一路不停地哀叫哭号。二十六日，朱全忠命军队将长安城内的宫殿、民宅及所有建筑全部拆毁，拆除下来的木料全都扔进了渭水。
绝世繁华的帝京长安，从此沦为一座废墟。
二十八日，昭宗一行到了华州，当地百姓夹道欢迎，山呼万岁。昭宗不禁泣下，说：“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资治通鉴》二六四）
当天晚上，昭宗下榻在华州行宫，黯然神伤地对左右说：“民间有句俗语说，‘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朕如今漂泊流亡，不知道最终要落向何方？”
言毕已经涕泪沾襟，左右皆陪着天子同声落泪。
流亡的路上没有方向。但是，肯定会有一个终点。
洛阳，会是昭宗李晔的终点吗？
走向终点
从长安走向洛阳的一路上，昭宗李晔一次次寻找机会派人向诸藩告急，命河东李克用、西川王建、淮南杨行密等节度使火速率兵勤王。朱全忠发现天子始终徘徊不前，知道其中有诈，遂一再催促。昭宗先是推托皇后刚刚生产，不便上路，随后又授意司天监上奏，说星象有变，东行不利。
然而，不管昭宗找什么借口，朱全忠给他的答复只有一个相同的动作——杀人。
昭宗说皇后刚刚生产，朱全忠就命人杀了医官。昭宗说星象有变，朱全忠就命人杀了司天监的人。到最后，昭宗终于无可奈何，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上路。
自从崔胤被杀后，禁卫六军基本上就溃散了，跟随天子东行的，只有两百多个内苑的少年，但也仅是陪伴天子打球，以供差遣而已，根本谈不上保卫天子的安全。
即便如此，朱全忠还是没有放过他们。
天复四年闰四月初九，昭宗一行抵达洛阳郊外。朱全忠在营帐中摆设宴席，召集那两百多个少年一同赴宴，然后就在宴席上把他们全部勒死了。
之所以用绳子勒死，而不是用刀砍，是为了不让鲜血弄脏他们身上的衣服。因为那些衣服，朱全忠有用。事先，朱全忠已经找了两百多个年龄、身材都与他们相仿的少年。事后，他让这些人穿上了死者的衣服，一如往常地侍奉天子。昭宗刚开始毫无察觉，过了好几天才发现，但也只能佯装不知。
闰四月初十，昭宗李晔进入洛阳，于次日改元“天祐”。
此时的昭宗，显然对未来还抱有一丝希望。
然而，此时的李唐之天，已经没有人可以庇佑了。
历时二百八十多年的大唐帝国，开始进入了倒计时状态……
随后的几个月里，朱全忠得到耳目奏报，说李克用、李茂贞、王建、杨行密等藩镇之间公文往来异常频繁，文中都是一些振兴社稷、匡复李唐的话。朱全忠随即产生了一种夜长梦多之感。而且，在朱全忠看来，昭宗年长，在位日久，要将他取而代之，相对于幼主无疑要困难得多。思虑及此，朱全忠决定采取最后的行动。
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八月，留在洛阳负责监视天子的心腹将领蒋玄晖、朱友恭、氏叔琮接到了朱全忠的行动指令。
八月十一日深夜，蒋玄晖等人带着几百名士兵敲响了皇帝寝宫的大门，声称有紧急军情要奏，必须面见天子。嫔妃裴贞一刚打开宫门，一眼就看见了杀气腾腾的士兵，不禁脱口而出：“奏事何须带这么多兵？”
话音未落，蒋玄晖的手下史太已经一刀把裴妃砍倒在了血泊中。
随后，蒋玄晖等人长驱直入，又撞见了昭仪李渐荣。
蒋玄晖喝问：“皇上在哪？”
昭仪李渐荣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赶紧高声呼叫：“宁可杀了我们，也不能伤害天子！”
此时，昭宗正喝得烂醉如泥，倒在床上呼呼大睡，但是李昭仪故意发出的叫喊还是惊醒了他。昭宗慌忙从床上跳起，躲到了寝殿的柱后。然而，蒋玄晖已经带人冲了进来。李昭仪也冲进来挡在了天子身前，史太先把她砍倒，随即一把揪住天子，高高地举起了那把带血的屠刀……
那一刻，没有人知道唐昭宗李晔的眼前，是否闪过他十五年不堪回首的帝王生涯？是否还会想起，他即位之初那一番拯救社稷、匡扶李唐的雄心壮志？
没有人知道。
我们只知道，这一刻的李晔终于可以休息了。这个左冲右突、奋力厮杀的单兵，这个疲惫绝望、无人喝彩的单兵，这个没有同盟、没有援军的单兵，此刻终于可以躺下休息了。
他太累了，需要一场长眠——一场永不被世人惊扰的长眠。
昭宗一死，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八月十二日，蒋玄晖假传诏书，拥立辉王李祚（昭宗第九子）为太子，改名李柷，并宣布由太子监国。同日，年仅十三岁的李柷在昭宗的灵柩前即位，史称昭宣帝，又称哀帝。
而上面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朱全忠都不在洛阳。也就是说，他拥有“昭宗被弑案”的不在场证明。
直到十月，朱全忠才“听说”蒋玄晖、朱友恭等人刺杀了昭宗。
听到消息的这一刻，朱全忠露出痛不欲生的表情，发出如丧考妣的哭泣，然后又作了一个“投身触地”的危险动作。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真实自然，足以令观者悚然动容。表演完毕，朱全忠才不无悲愤地说：“这些奴才辜负了我，害我蒙受万世骂名！”
十月初三，朱全忠来到洛阳，扑在昭宗的灵柩上痛哭流涕，然后晋见昭宣帝，赌咒发誓说这些事都与他无关。十月初四，朱全忠将朱友恭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户、氏叔琮贬为白州（今广西博白市）司户，随即又命他们自杀。朱友恭临死前大喊：“卖我以塞天下之谤，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后乎！”（《资治通鉴》卷二六五）
然而，此刻的朱全忠会畏惧鬼神、担心绝后吗？
显然不会。
因为，他要做的事还很多，要杀的人也还很多。
天祐二年（公元905年）二月初九，朱全忠在洛阳宫的九曲池大摆宴席，盛情邀请昭宗的九个儿子（德王、棣王、虔王、沂王、遂王、景王、祁王、雅王、琼王）赴宴。九王酒酣耳热之际，朱全忠命人把他们全部勒死，然后投尸九曲池。
六月，朱全忠又将裴枢等颇具时望的三十几名朝臣召集到白马驿，一夜之间全部砍杀。左右对他说：“这群人平时自诩‘清流’，要是把他们投入黄河，岂不成‘浊流’了！”朱全忠纵声大笑，随即将这三十几具尸体全部抛入黄河。
十一月，朱全忠晋位相国，总揽帝国朝政（总百揆）。
做完这些，朱全忠就图穷匕见了。
天祐四年（公元907年）三月，朱全忠逼迫昭宣帝禅位；四月，朱全忠更名朱晃，将汴州改为开封府，即皇帝位，国号“大梁”，改元“开平”；同时废昭宣帝为济阴王，不久后又将其诛杀。
这位朱晃（朱全忠、朱温），就是历史上的后梁太祖。
至此，历时二百八十九年的大唐帝国宣告覆亡。
唐朝虽然覆灭了，但是死亡和裂变却远远没有终结。
因为，朱温篡唐只不过是完成了中枢政权的转换而已，并没有一统天下。他建立后梁时，十世纪初的中国全境仍然是一个分崩离析、群藩割据的乱世残局。除了朱温建于中原的后梁政权外，遍布四方的主要割据势力还有河东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幽州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凤翔的李茂贞，淮南的杨行密，西川的王建，浙江的钱鏐，福建的王潮，湖南的马殷，广州的刘隐……
在十世纪的上半叶，几代乱世军阀轮番入据中原，你方唱罢我登场，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中枢政权，史称“五代”；与此同时，散处四方的藩镇也分别建立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荆南、北汉”等割据政权，史称“十国”。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之一——五代十国。
直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之后，开始南征北讨，一一消灭了散处四方的割据政权，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乱世残局才逐步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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