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门周家的确不同于寻常百姓家，单看那共有三进的大宅院，众多的房舍，族中人晚上出门多有仆人打着灯笼前面走，也就可以知道。那黄壳灯笼上“汝南周”三个黑字更在提示周家不一般的来历：汝南伯乃是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的封号。据说这位写过《通书》《太极图说》，更以《爱莲说》为人所知的大儒便是周家的始祖。另一种说法是，“汝南”指的是周家的祖籍，即河南汝南县，照这一说法，周家的祖先乃是河南汝南人，其时南宋皇帝宋高宗被金人打得仓皇南逃，先逃到越州（绍兴），后至明州（宁波），最后在杭州建立了偏安小朝廷。周家便是那时为躲避金兵，来到绍兴落户的。
不过这些说法在周家的家谱上是看不到的。照家谱的记载，周家的始祖周逸斋于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定居会稽竹园桥。此前种种，皆不可考。即使如此，到清朝末年，周家也已有数百年历史，称得上源远流长。这数百年间，周家曾有过极盛的时候，据说明朝万历年间，“家已小康”，累世耕读，到清乾隆时，“分老七房，子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谁想后来族中出了些不肖子孙，奢侈挥霍，将偌大家产尽皆散去，到清末，台门周家的日子已过得很拮据，勉强维持个小康局面。只是“倒驴不倒架”，外人眼中，“台门”“汝南周”之类，仍然提示着这是大户人家。
与大宅院、“汝南周”相比，更令乡人对周家肃然起敬，也与寻常小康之家更显区别的，是周氏家族三个台门的仪门上都高悬着的翰林匾。那匾额蓝底上大书“翰林”两个金字，旁边则是一行泥金小楷：“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管两浙盐政杨昌浚为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周福清立”。不用说，周家是出了举人的。一人中举，阖族光荣，至于那匾上留名，点了翰林的周福清，则是东昌坊口“新台门”的当家人。
周福清少时家贫，请不起塾师，只好到族中较富裕，请得起塾师的人家旁听经义时文。如此做“旁听生”，受到族中人的冷落讥嘲可以想见。周福清因此暗自与那些“正牌”学生较劲，发奋攻书，定要博取功名，让他这一房扬眉吐气。也许他真是个“读书种子”，也许因为他肯用功，结果这个旁听生念书比别人更像模样。也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吧，他虽在乡试通过后经历了一次会试的失败，可三年过后他再次应试，终于在三十岁上中了进士并点了翰林。
像旧时中国的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周福清的最大心愿莫过于光宗耀祖。也许正是因为点了翰林，周家人才感到有了向人提起那位想象中的荣耀祖先的资格，在明晃晃的灯笼上标上“汝南周”的醒目字样。可以肯定的是，周家人一定从这里看到了家道复兴的希望。
学而优则仕，读书的终点乃是为官的起点，不想周福清的仕途却很是不顺。清代的翰林院乃是人才仓库的性质，翰林官在这里实是处在等待朝廷任命的状态。翰林虽是名头好听，却并无实际的好处，“穷翰林”一直是个笑柄。要到从“仓库”里出来，授了实缺，那才真正算是修成了“正果”。周福清在京城里“待命”多时，最后总算外放江西省金溪县知县。可即便这七品芝麻官的位子，他也没能坐安稳，没过几年就因事犯在对他不满的顶头上司手上，被奏了一本，革职还乡。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做过官。更糟糕的是，像后面将提到的，他后来涉嫌科场案，遭了牢狱之灾，差一点性命不保。
在狱中，周福清于愤恨命运待他不公的同时当然清楚，他的仕途彻底完结了，他功成名就、光大门楣的梦想已成画饼。如同多数失意的中国人一样，他将希望寄托在子孙身上。他有一子名周介孚，曾中过秀才，可体弱多病，且在他蹲大狱时即已过世，所以他如果还有家道复兴的梦想的话，这梦想可能更多地着落在了孙辈的身上。他在给两个孙子（其时一个十九岁，一个十五岁）的“恒训”里叙说了周家的兴衰史，这份家史应是结于周家的“衰”，瞻望的是日后的“兴”。
不知他是否从两个孙子身上看出了什么日后可成大器的征兆，也不知他对他们的命运有过怎样的设想。可以肯定的是，他绝不会想到两个孙子后来双双成为著名的作家，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化名人——这两个孙子便是鲁迅和周作人。对于现代的中国人，他们不仅是周家，也是绍兴出过的最出名的人物。按照周福清的标准，这算不算是光宗耀祖了呢？——如果是，那也是以他决然料想不到的形式。他不会想到他们会以与祖辈人全然不同的方式续写周家的家谱。
也许二人当中，周作人的荣辱沉浮更会让他不知所措。作为一个读书人，周作人曾经绝意仕途，其声望相当程度上正同这姿态相关，这与旧式读书人走的完全是两条路；周福清心目中的光宗耀祖，大约首在做官，周作人后来确乎当了官，而且官位比他那区区知县大得多，可那是异族统治者卵翼下的伪官，当入贰臣传的。这样的子孙，究竟是肖，是不肖？
清光绪十年甲申十二月初一，即公历1885年1月16日夜里，新台门周家又有一男婴呱呱坠地。所以用得着“又”字，乃因三年多以前这家已经有过一个男孩，大号樟寿，即是后来的鲁迅。这时孩子的祖父周福清正在京城里做官，待消息传来，少不得要行使一番做祖父的特权：给孙子命名。上一回长孙出生的消息报来时，恰有一“张”姓官员来访，老太爷即兴赐长孙一名，是谐“张”之音，字写出来又好看的，叫“樟”，加上一个寿字。这一回他还是老章程，因这天来了位旗人官员，其姓不常见，发音读如“魁”，于是新生儿的名字便从这里生发，老大名里既有一木旁，老二当然也要有，就叫做“櫆寿”。
多年以后，周櫆寿这名字基本上已是无人知晓了，正像我们只知鲁迅不知“周樟寿”一样，我们只知周家现在的这个男婴即是后来的周作人。
周作人的出生平淡无奇，没有任何传奇色彩。若硬要说有，便是族中曾有这样一个传说：那天夜里，本房的一个堂叔夜游归家，方进内堂大门，就见一白胡子老者站在那里，稍一凝神，却又踪影不见。既然周作人是在那日后半夜出生，那时的人又相信有转世投胎一说，那位堂叔便觉他之所见不为无因，于是传扬开去，族中人也都信了他，认定周作人便是那老人转世，后来传来传去，不知怎么又说那老者乃是一老和尚，周作人也便成了老和尚转世了。
成年以后，受到现代文明洗礼的周作人当然不会相信这套说法，不过明知是子虚乌有，他对这传说却颇为喜欢。在大多数提倡新文化的人看来，此等传说是绝对要不得的，只可斥为迷信。周作人则一直以为，若是信其为实有，自然荒唐，可就当是传说，或是“典故”，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倒也有趣——它们撩人遐思，正可给平实的人生添些蕴藉，多点艺术味。他在自传性的文章里多次提到这桩关乎他“身世之谜”的典故，五十岁时写的一首打油诗里更戏谑地把自己说成是在家的和尚，——真是津津乐道。
除了觉得有趣之外，“老人转世”的传说对于周作人是否也具有某种心理暗示的作用呢？不知道。他在晚年写的《知堂回想录》里说：“因为我是老头子转世的人，虽然即此可以免于被称作‘头世人’——谓系初世做人，故不大懂得人世的情理；至于前世是什么东西，虽然未加说明，也总是不大高明的了，——但总之是有点顽梗，其不讨人们的喜欢，大抵是当然的了。”仍然是真真假假的“戏说”姿态，然而他既说转世老人的特性是“有点顽梗”，“不讨人们喜欢”，想到一生经历的沧桑荣辱，想到他的不合时宜，他也许真有些觉得，那传说大有“不幸而言中”的意味。
周作人出生的那一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就是这一年，法国侵略印度支那，中国战败，清江山已在风雨飘摇之中。但这一切对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绍兴是没有影响的，那里似乎仍然是承平之世，“新台门”里的生活也一如既往的平静。要说幼年周作人的生活有什么阴影的话，那便来自他的身体。他一直多灾多病，远没有兄长鲁迅那么健壮。他生下以后没奶吃，雇来的奶妈也没什么奶，害得他整日哭闹，为了哄他不闹，便在门口买各种东西给他吃，结果是消化不良，身体很是瘦弱。怪的是却又似害了馋痨病，见什么想吃什么。家人要对症下药治他这馋病，便什么东西都不让吃，只许吃饭和咸鸭蛋——那时的绍兴人以为，养病时就只能吃这些。
四五岁时，他又生了场大病，是出天花，也叫牛痘，据说那是一种“天然痘”，死亡率颇高，即使幸免，也要落下一脸麻子。这一次的病不比“馋痨”，来得煞是凶险，差一点要了他的性命。幸有祖母、母亲的精心照护，最后总算过了这道坎。而他下面一个小他四岁的妹妹，叫端姑的，被他感染了，就因此亡故了。此后他的大病小病不断，这病好了是那病，十岁以前，他一直在同各种各样的病打交道，可说竟是与病为伍了。
虽然如此，童年生活留给周作人的，并非全是关于病的记忆。现在人们提起周作人，想到的便是一位谦和儒雅的老者形象，似乎他从未有过童年。其实即使当真是老人转世，他也得从儿时过起。儿时的周作人和多数小孩一样，对世界充满好奇，甚而也有他的顽皮。三四岁时，他同不满周岁的妹妹睡在一起，这妹子长得很讨喜，大人都疼她，周作人那时对妹妹恐怕并无囫囵印象，只对她那小小的脚情有独钟，有一回见她脚上大拇指短短圆圆，好玩极了，便忍不住凑上去咬了一口，惹得妹妹大哭，大人急忙过来，才知是他的顽劣行为。
晚年周作人能够记起的，还有其他的“劣迹”。比如有一回邻家来了位房客，那人身量很高，脑后却拖根极细的小辫，头上又还顶着方顶瓜皮帽，周作人看了觉得滑稽透了，忍不住暗使促狭，趁那人随着旁人围观新娘，偷偷溜到他身后，抓住辫子向上一拉，瓜皮帽登时飞去。再如八九岁时，他同比他稍长的伯升叔随族中一位远房叔叔在厅房里读书，厅房外面有一小花园，长满了各式各样的花木，他们常在那儿玩耍，最令二人“忘情”的却是罗汉松下埋着的两只“荫缸”。荫缸里是已作青黑色的积年的脏水，更有大半缸腐烂的树叶和破砖瓦砾积存在里面，两个孩子关了厅门，托词读书，终日躲在园里淘那两只水缸，想象着会碰上的蜈蚣毒蛇癞蛤蟆之类。再大一点，读私塾的时候，他和鲁迅为头的一帮孩子还曾到另一学堂惩戒一个虐待学生的塾师。那塾师绰号“矮癞胡”，打起学生有如捕快拷打小偷一般，又会没收学生的烧饼糕干等点心，归他自己享用。更出奇的是那里有一种“撒尿签”制度，学生要小便，须领了签才可出去。鲁迅这帮孩子听了很是气愤，便去到那里打抱不平，将笔筒里插着的“撒尿签”尽皆折断，笔墨砚台乱撒一地，算是出了口恶气。
不过大体说来，与同龄的孩子相比，周作人应说是个安分的孩子。他很少闯祸，稍大一点以后，即或偶有“逾矩”之事，他也绝非“首恶”，像上面提到的后两桩事，他都是“胁从”的身份。在大人的印象里，周作人听话，性格和顺，遇事很好商量。有一件事母亲鲁瑞多年以后还记得：鲁迅进三味书屋读书时，家里给他买了一张两个抽屉的书桌，当时三味书屋的学生都用这种书桌；周作人进三味书屋时，因家用紧没给买，他起初有些不高兴，嫌寒碜，怕同学笑话，但一经向他说明，他也就算了。若是别的孩子，多半要弄到大闹一场的。周作人的这种性格，后来也是一样。鲁迅往南京读书时，母亲曾借贷凑了八元钱给他，到周作人去南京时，家里这点钱也难筹措了，母亲跟他说穷人家子弟读书刻苦易有作为的道理，他也便理解家里的难处，拿了一点点盘川高高兴兴上了路。
周作人的和顺安分，与他的体弱多病有很大关系，同时也多少与他上面有兄长鲁迅有些关联。旧式家庭里，长子的地位非同一般，家族的希望首先寄托在他的身上，他也在诸事上占着优先权。这样的气氛自然培养起鲁迅的长子意识，他遇事更爱争胜出头，也更有责任感。周作人作为次子，既在无形中受到忽视，遇事也就退后得多。多年以后，他或许会有一种被兄长罩住的感觉，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很能接受他比较次要的地位。跟在兄长后面，接受他的指引照应，也是很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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