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充满疑问的前半生
杨业的一生，以公元979年归宋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抗宋，后半生抗辽。因为中国历史以宋为正统，所以，备受传扬的是杨业的后半生。因为归宋，也因为抗辽，尽管那不是他人生最辉煌的写照，却是最为忠勇壮烈的一幕。
杨业的后半生充满传奇色彩，前半生则疑云重重。他归宋之前的史料甚少，往往被忽略，甚至于被误读。归纳起来，有关他前半生的疑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无敌”的称号是如何获得的；另一个是，他所从事的事业主要是抗辽还是抗宋，这两个问题又常常交织在一起。
杨继业原名杨贵重。“贵重”一词估计是那个年代的时尚用语，重复率很高，石敬瑭的继任者就叫石贵重。杨贵重早年在北汉皇帝刘崇手下听命，深受重用，被赐名“刘继业”。公元979年，北宋平定北汉之后，恢复杨姓，单名业，也称杨继业。
归宋之前，杨业是北汉的重要将领。说起北汉不能不提后汉，后汉为后晋的节度使刘知远所建，他建国不过四年，被大将郭威夺权，后汉变成了后周。与此同时，刘知远的兄弟刘崇在河东(太原)宣布独立，这就是北汉。五代十国之际，中国非常混乱，而北汉是一个很尴尬的政权。为求自保，相对弱小的北汉选择了依辽而存的策略。
杨业为何成了这样一个政权的将军，还得从他的家世说起。
杨家原是麟州的土豪。麟州在今天陕西神木县的北面，往东过了黄河就是山西省的北部。如今陕西神木县还有杨家城遗址。20岁那年，杨贵重被派到太原，听命于刘崇账下，当时刘崇是河东节度使。刘崇对他宠爱有加，把他收为养孙，赐姓刘，名为继业。在那个年代，皇帝赐姓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北汉的第三代君主名叫刘继元，能与刘继元同一辈分且称兄道弟，荣耀非同一般。
杨贵重(刘继业)先担任保卫指挥使，以骁勇著称，后升任建雄军节度使，位高而权重。他事业的鼎盛期应该出现在北汉，但他被历史记住的却是人生的最后几年。纵观杨业一生，他在北汉奋战了30多年，在北宋只有短短的7年。979年归宋时，杨业的年龄应该很大了，史书虽然没有明确，但可以依据史料推算出来。
杨贵重20岁到河东投奔刘崇，那时北汉尚未建立。刘崇947年出任后汉的河东节度使，951年建立北汉，杨业应该是在此期间跟随刘崇的。所以，979年归宋时，杨业的年龄应该在48至52岁之间。
关于“无敌”的来历，《宋史·杨业传》称，杨业在北汉“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可见“无敌”的称号是在北汉时获得的。杨业力保太原30年不失，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功绩，所以国人赞其“无敌”，这个“国人”当指北汉人民。
但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无敌”称号是杨业在北汉抗辽过程中获得的；还有人认为“无敌”是杨业归宋之后获得的。这都经不起推敲。
杨业归宋时已是50多岁的年纪了，他立什么战功，对谁无敌，史书都没能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史载杨业归宋后屡立战功，特别是在980年和982年的两次雁门关战役中，刀斩萧多罗，生擒李重海，辽军望之丧胆，“望见业旌旗即引去”，因而称其为“杨无敌”。但这种说法有牵强附会之嫌，无非是想把杨业抗辽的功绩衬托得更显赫些。宋朝有那么多的有名上将，其功劳远在杨业之上，都没能被称为“无敌”，杨业因为一两次战役就获得“无敌”的称号，显然有悖常理。杨业在归宋前30多年的征杀中获得“无敌”声誉，更合于事理。
另一大疑问在于，杨业在北汉的主要工作是抗辽还是抗宋？据《辽史·耶律斜轸传》记载，杨业被擒之后，辽国大将耶律斜轸责问他，“汝与我国角胜30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辽国大将所说的“角胜三十年”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曾被广泛用来证明杨业与辽对抗30多年，甚至有人据此认为，杨业被俘之后可能晚节不保。
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
历史上，北汉是个只拥有12个州的小朝廷，控制山西晋中一带。为了生存，它采取了依赖契丹的策略，对契丹称臣称侄，是辽属保护国(契丹于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后又一度改回)。北汉初建时就联合五万辽兵攻打后周，力图收复中原，但没有成功，此后双方多有攻守。
宋朝建立之后，屡次进逼北汉，双方战端不断。960年，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火烧北汉的平遥县。968年7月，北汉发生重大变故，先是刘钧故去，养子刘继恩继位，接着刘继恩被供奉官侯霸荣所杀，刘继元继位。当时宋太祖已平定湖南、荆南和后蜀，他以为机会来了，暂时停止了“先南后北”的计划，率兵亲讨北汉。尽管当时北汉政局不稳，但在刘继业积极备战、契丹适时救援的情况下，宋军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969年2月，宋太祖再次亲征北汉。为拿下太原，他使出了狠招，不惜决汾水灌太原，给当地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此次北征，很可能是宋太祖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他先是把太原变成一片汪洋，接着又派兵击败了契丹援军，随后下令水军载强弩攻城。太原看似一座孤城，内部也相当恐慌，但宋军围城四个月，犹如强弩之末，招数尽出，就是无法入太原半步。
当时，宋师屯兵甘草地中，正逢暑期大雨，士兵多染疾病。加上契丹欲再派援军的消息传来，宋军很是惊慌，不得已只好撤退，北汉军队乘势追击，大获全胜。
太祖亲征北汉时，朝中知名的将军几乎都到齐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北汉的守城之坚，套用一句现成的话说，那是“撼山易，撼太原城难”。此役，杨业就是太原城守将，并且曾率兵突击宋军。
宋史中有关杨业的记录，在其抗宋与抗辽时的表现判若两人，抗宋时不堪一击，抗辽时则智勇过人。历史关于杨业抗宋的记载很不全面，也很不可信，留下的大都是杨业吃败仗的情形。试想，如果杨业一败再败，宋军连战连胜，北汉怎么会迟迟拿不下来呢？很显然，杨业“过五关斩六将”的英勇事迹被过滤掉了，剩下的只有“走麦城”。尽管宋人称刘继业一而再、再而三地吃败战，但宋军终归拿弱小的北汉没办法，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刘继业在北汉很受器重，历经刘崇、刘钧、刘继恩、刘继元数朝，与后周、北宋抗衡近30年，力保太原无失。在与宋军的较量中，他一定打了不少胜仗，否则北汉早就沦陷了。宋史只记于己有利的事情，未完整地记录整个战争的过程。那些缺失的故事，一定是宋军为何没有攻下太原城的故事，也必定是刘继业为何被称为“无敌”的故事。
自北汉建立以来，中原的后周及随后的北宋一直对其虎视眈眈，刘继业能够屡次阻击强敌入侵，力保太原不失，与之“角胜30余年”，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无敌”的称号应该就是30年的“角胜”成果，绝非浪得。
在对抗后周、北宋的过程中，辽与北汉互为犄角。“角胜”的角字本身就有“犄角”与“角斗”等多层含义。当然，北汉依附契丹，双方之间可能也有斗争，但总体上讲，他们共同的目标还是对抗中原国家。北汉与辽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相反辽为救北汉，却屡次与宋发生冲突。在辽人眼里，他们与北汉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辽与北汉还曾联合攻周，更在对方受攻击时给予坚决的支援。
再从时间上看，“角胜30余年”，也不是随便说说，而是有着具体的背景和明确的所指，北汉与辽联合攻守正好30多年。这30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与后周对抗，951至960年，约10年。第二阶段是与北宋对峙，960至979年，约为20年。
史书上没有北汉与辽国的作战记载，相反北汉与辽联合对抗北宋的记载比比皆是。辽与北汉是多年的军事联盟，杨业是北汉的主要军事将领，于情于理都不可能与辽国作战，更不可能拼杀30年。很显然，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抗宋而非抗辽。
杨业真正意义上的抗辽，是从979年归宋之后开始的，到986年被辽人所俘，前后不过7年时间，离30年还差了20多年。辽大臣所说的“与我国角胜30余年”，恐怕不是指与杨业对打30多年，而是一起互为犄角打胜仗30余年。
耶律斜轸责问杨继业的潜台词很可能是这样的：“北汉危难之时，我大辽屡次救援于你，30年来，北汉一直受大辽恩荫，而今你却与我为敌，是不是恩将仇报啊，现在被俘，你还有什么脸见我？”
当年北汉多次受到后周和宋军的攻击，契丹基本上每次都派兵救援，太原才得以力保不失。杨继业想到这段历史，内心一定会觉得非常惭愧，说出“死罪”也当属情理之中，跟晚节问题并不关联。
然而刘继业在北汉30多年的战绩却湮没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宋史》和《辽史》均缺乏这方面的记载，同时期的《九国志》记载过刘继业的功绩，遗憾的是相关内容没能流传下来。《宋史》中提到刘继业与宋军的几次交锋，都以失败告终。刘继业与宋将党进战于太原城下，被党进以少击众。他先躲在壕沟里，然后靠城上垂下的绳索才得以逃生。以这样狼狈的战绩，不知道为何成为“无敌”？
这个大败杨业的党进，历史上是一糙哥，打仗英勇，但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连自己部队的番号都不会写。遇到皇帝查问，只能让部下把内容写在手上，然后伸手给皇帝看。宋太祖非常推崇读书，所以武将们学文化也成为一朝时尚。党进被派往高阳关守边时，按惯例要到朝堂向皇帝辞行，表达一下自己的忠心。宋太祖体谅他没文化，打算免了这项礼节。没想到党进坚决不同意，他让部下写了一个讲稿，自己一字一句背熟，然后去向皇帝辞别。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朝堂之上，他忘词了，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但他不甘心就这样退场，憋了半天，最后冒出两句风马牛不相及的话来，“臣闻上古民风淳朴，请陛下多多保重”，惹得皇帝和众大臣大笑不已。
二 归宋后为何不受重用
传说中，杨业是深受北宋重用的有功之臣，大宋江山若有十分，杨家担了七分。但事实是，杨业归宋时并没太受重用，也没受重赏。宋太宗封赏降臣之时，除了北汉主刘继元之外，马峰、郭万超等四人受的封赏最重，杨业根本靠不上边，所以都未在记录之列。归宋三个月后，因为要被派往边防前线，才有了对他的所谓厚赐。宋朝的用人之计是密赏，跟今天企业的密薪制相似，赏了些什么，赏了多少，别人无从知晓。
杨业在宋朝的地位不高，从没有成为宋军的主将。归宋时，杨业受封“左领军卫大将军”，说白点只不过是个“环卫官”的角色，而所谓的郑州刺史，也不过是个从五品的虚职。以这样的官位是无法近得皇帝身边的，离朝廷重臣相去甚远。他在北汉官至建雄军节度使，是二品以上大员。两相比较，天壤之别。
杨业在宋廷不过是位列偏裨的边将，入宋不足8年就战死在边关，《宋史》甚至连他的出生年月都搞不清楚。如果非要说杨业是受重视和被重用的，那就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了。杨业不受重用，事出有因。这既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也与宋朝军事体制的结构有关。
首先，杨业的家世背景让他难获信任。杨业的父亲杨信原为麟州刺史，当时各种割据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杨家虽然也算是一方豪强，但势力相对较弱，只能于夹缝中求生存。
杨业20岁就被派给刘崇，这很可能是一种家族谋略。杨业年少英雄，很有才干，所以很快被刘崇赏识。但是，951年刘崇在晋阳自立为帝时，杨业的父亲已经归降后周了。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复杂难解的现象，杨业在北汉听差，他的父兄却在后周为臣，父子三人效力于互相敌对的两个国家。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当然有事出偶然的不可控因素，但也不排除杨业父亲的预先设计。在那个时代，脚踩两只船，谁先到岸就靠谁的现象并不鲜见。按今天的话说，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许更为安全。
杨信去世之后，杨业的弟弟杨重勋继承了麟州刺史的职位，因为杨业效命北汉与后周为敌，当然不可能返回后周继承父业。麟州地处北汉与后周边境，杨氏的武装力量有限，没有强大到足够自保或自立，为了保全自己、保存实力，杨重勋在北汉与后周之间不停地摇摆，他以麟州刺史的身份几次投降北汉又数次回归后周。
有这样的家世背景，杨业投降北宋之后，难免让人觉得不够放心，而他自己也会先虚上几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当监军责问他是否有异志时，他显得格外敏感。
降将的日子是最为难过的，在正统方看来，你既然可以弃城降我，在危急关头也可以降他。实际上，杨业并没有可值得怀疑的前科，与他的兄弟不同，杨业自跟随刘崇之后，30多年间，不管北汉发生什么样的变动，他一直忠心耿耿，从无二志。
但是，光自己觉得忠心耿耿还远远不够，对于降将而言，检验和考验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个过程可能足够漫长。降将很难被重用，这也是历朝历代的通例。看看《三国演义》赤壁大战中蔡、张二将的下场，也就不难理解身为降将的难处。
再者，以杨业在北汉军中的地位论，他也很难再受重用。他与北宋征战多年，积怨应该不浅。他在抗宋过程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现在又转过来依宋抗辽，难免会受到歧视或嘲弄。
杨业之所以不被重用，更为重要的根源还在于宋朝的军事制度。宋朝非常注意限制武将权力，从宋太祖开始，就对武将处处防范，决不会任由任何一员武将决定着朝廷的七分事务，更何况是能征惯战的降将。重文抑武是宋朝的国策，后来慢慢形成一种制度，演变为一种文化。
宋太祖经历了皇位频繁更替的五代乱世，由陈桥兵变起家的他，对武将左右朝局的历史认识得非常深刻，为了确保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防治武将拥兵自立便是头等大事。于是他精心策划设计了限制武将权力的种种措施，杯酒释兵权之后，许多开国大将都被解除了兵权。
宋朝的第二位皇帝宋太宗则是在“烛光斧影”中上台的，他对手下的猜忌之心更重，即使是亲弟、亲子也概莫能外。每次大战之前，他都给大将赐阵图，让他们“各遵成算”，不能有丝毫变动。对嫡系将领如此，对降将是什么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北汉降将杨业来说，缺乏皇帝的信任当然是危险的事，但没有同僚们的信任，危机更会进一步加深，而且很可能加重皇帝的猜忌。杨业归宋后不久，因熟悉边防情况被派往前线，立了战功，受到提拔和封赏，由此受到一些人的嫉妒和非议，有的人甚至向皇帝告状，揭他的短。宋太宗的处理方式是，原封不动地将那些斥其短的奏折转给杨业。
这一招算得上高明，但并不是宋太宗原创，而是向唐太宗取的经。当年唐太宗曾用类似的手法处理过类似的事情。有人认为宋太宗这么做，表达了他对杨业的信任。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起码不是全部。宋太宗对杨业是不放心的，把告状信给杨业看，一方面表现自己的坦荡，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在警告杨业，你的一举一动我都是知道的，全在我的掌控之中，你要小心行事了。
宋太宗的这种警告还算温和，大体上是属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范畴，没有什么致命的危险。杨业虽然屡立边功，但生存环境不算太好。他不仅得不到充分的信任，还屡受排斥，诸如监军那样的上级领导前来，更是常常对他冷眼相看。这都是因为他是降将，在宋将看来他尚不是自己人，要想融入其中，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其实杨业大可不必抱怨，在北汉降将中，他所受的待遇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宋在不同时期，对待降将的政策不同。平定太原之前，降将一直都受重用，目的很简单，在于发挥他们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的将领投降。对于被擒获的将领，则大多不用甚至杀掉。杨业被闲置起来没有被杀掉，还是比较幸运的。如果不是边情紧急，杨业又对契丹情势了然于胸，估计宋太宗还不会想起杨业，他可能永远都会被闲置下去，毕竟他与北宋抗争了近30年，给了宋朝很大的威胁。
三 潘杨有无恩怨
故事传说里，潘杨两家恩怨重重，潘美必欲置杨业于死地。事实究竟如何呢？
杨业与潘美是因为抗辽的共同需要才走到一起的。五代末年，周世宗曾收复过燕云十六州中的瀛、莫两州。979年，宋太宗打下太原之后，豪情大增，准备趁势收复其余各州，但因兵马连续征战过于疲惫，在逼近幽州之时，已是强弩之末，被辽兵大败，北方边境形势处于非常不利的态势。
杨业与契丹打交道30多年，老于边事，洞晓边情。为了加强北部边防的力量，宋太宗将他调任代州刺史，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隶属大将潘美部下。潘美是三交都部署。代州和三交都在今天的山西，当时是抗辽前线。杨业与潘美大约相当于前线指挥官和边防总司令的关系，小说故事里描述的先锋与元帅的关系也算靠谱。
宋太宗做出这一决定的时间是979年冬天。杨业于979年8月归宋，11月即转任边防。这年冬天，山西北部的天气异常寒冷，潘美与杨业的关系也微微带着股寒意。一个是战功赫赫的边防总司令，一个是刚刚归顺急于谱写老兵新传的前线指挥官，不同的出身、地位，不同的经验、阅历，使得两个人的合作令人期待，也充满悬念。
979年宋军征辽失败，助长了辽军的气焰，他们不断地南侵，宋军形势非常被动。宋军虽然打下了大半个中国，但对阵野蛮剽悍的辽军却没有什么经验。杨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对边境情况非常熟悉，无论地理、民俗、敌情，都算得上了如指掌，虽然已是50多岁的老人，但英勇不减当年。传说杨门七子个个勇猛非凡，尽管史料无法证实这一点，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杨延玉、杨延昭两个孩子经常追随杨业一同作战。
应该说潘杨最初的合作是成功的，这从雁门关一役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宋军在潘美和杨业的率领下打了漂亮的翻身仗。雁门关地处代州北面雁门山的断崖绝壁间，道路曲折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雁门关一役恐怕是杨业归宋后最杰出的表现。
公元980年3月，十万辽军进犯雁门关，当时镇守代州的杨业只有几千兵马，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危急时刻，老将军没有慌乱，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和过人的胆识，亲率少量骑兵从代州北面西陉寨出发，抄小路直逼雁门关北口，从辽兵背后突然杀出。辽军做梦也没有想到宋军有如此奇妙的一招，一时间阵脚大乱。潘美与杨业合击辽军，大获全胜，辽军损失惨重。驸马萧多罗当场毙命，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被活捉。
北宋初期，雁门关一带是宋辽激烈争夺的战场。雁门关一战对宋朝来说有着非同凡响的重要意义。自979年以来，宋军对辽作战一直处于颓势，辽兵屡屡南侵骚扰河北、山西一带，宋军束手无策。雁门关一战之后，辽兵有所忌惮，不敢轻易发动进攻，双方的局面暂时稳定下来。
雁门关战役的胜利固然源于杨业的有勇有谋，也得益于主帅潘美的密切配合，否则仅凭杨业的数百骑如何抵得过辽国十万大军？过分夸大杨业的功劳不够客观，主帅潘美也是功不可没。作为北汉降将，雁门关一战既是扬名也是正名的机会，雁门关大捷的消息传到开封，宋太宗很是高兴，提拔杨业为云州(大同)观察使，仍兼代州刺史。观察史是一个正五品的官阶，杨业等于升了一级。
杨业是北汉降将，说白点就是外来户，他的声望上升很容易引起朝中大臣以及习惯势力的另眼相看。史书上记载，防守边境的主将因此妒忌他，向皇帝打报告，说他的坏话。宋太宗看了之后并不在意，也不追问，只是将奏折转交给杨业，让他自己看。
究竟是谁说的，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有人据此推测，潘美很可能打了杨业的小报告。这种指责经不起推敲，根据事实分析，潘美打小报告的可能性为零。
其一，潘美用不着嫉妒杨业。他自己因边事屡受封赏，在此期间被封为代国公，随后改封忠武军节度使，又加封韩国公。杨业只不过被提拔为正五品的观察史，两人地位相差悬殊，杨业威胁不到潘美，他犯不着嫉妒杨业。再者，潘美从无上书谮谤他人的历史，他也没有这个必要。他与杨业已共事六七年，配合默契，处置边事诸般顺利，屡传捷报，雁门关大捷是最好的诠释。
其二，潘美是两朝重臣，根正苗红，深受皇帝信任，在部队威信很高，又是杨业的顶头上司，若对杨业有什么不满，直接招呼就行了，用不着避近就远，惊动到皇帝那里。
其三，打小报告的人若真是潘美，皇帝应该不会将报告转给杨业。试想，潘美与杨业是正帅和副帅，皇帝这样做不明摆着挑拨双方矛盾吗？将帅不和是军中大忌，宋太宗是马上皇帝，还算英明，国家正值用人之际，他怎么会把将帅放在一个笼子里，鼓动他们自相残杀呢？
打小报告的人，十有八九是那些既嫉妒杨业又拿杨业无可奈何的人，宋太宗将报告转给杨业，也是希望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退一步讲，即使是潘美打的小报告，也算不得什么。宋朝是鼓励互相揭发的，准许“风闻弹人”，不一定有真凭实据，且不必负太多的责任，目的在于加强监督，使官员时刻警醒，不敢胡作非为。臣僚们互相告发弹劾是常有的事，御使每月必须奏事一次，如上任百日而无纠弹就要受到处罚。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弹人或者被弹都是正常的事，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如果长期没人搭理反而很可悲。后人不必以是否弹劾过别人论忠奸。事实上，经常上书弹奏的大臣，往往都是刚直不阿、仗义执言的忠臣。
至于那些议论杨业的奏折没有流传下来的原因，一则可能都是些无关轻重的事，另一可能是涉及国家机密不便泄露。不过，杨业对此是心知肚明。因为宋太宗派人把报告送往代州，让杨业亲自观看。
宋太宗此举，固然拉近了与杨业的关系，使得杨业能够死力效忠，但另一方面也使得边将的矛盾心照不宣。如果潘美真打了杨业小报告的话，潘杨矛盾便算是就此结下了。但历史并没有记录潘杨之间有什么明显的矛盾，编撰故事的写手们也觉得潘杨矛盾波澜不惊，如果就此认定潘美是害死杨业的凶手，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杨家将故事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不断把潘杨两家的矛盾恩怨前移和后拉。明代小说称，北宋在进攻北汉时，潘美曾被杨业之妻射了一箭，自此他常思报仇。刘兰芳的评书又加上了杨七郎力劈潘美的儿子潘豹等情仇恩怨，故事中写道：
潘仁美与杨业同殿称臣，辽国发兵征南，宋太宗有意任用杨业为帅御敌，不料潘美也有挂帅之意，他出班奏道：“杨业为帅，臣愿为押粮官。”杨业明白潘美是想自己挂帅，便婉辞边帅。太宗遂任命潘美为帅，潘美请杨业为先锋，杨业不肯，潘美便推荐自己的三子潘豹为先锋。
呼延赞等大臣认为潘豹年轻，没有作战经验，挂先锋印，难以服众。双方争执不下之时，八贤王提出让潘豹在天齐庙设下英雄擂，招考天下英雄。于是太宗传出圣旨，摆擂七天，七天之内胜潘豹者可为先锋，若无人打败潘豹，他就可挂先锋印。圣旨明确规定，擂台之上不能使用暗器，交手时死伤不论其罪。潘美还与杨业当朝约定，杨业的几个儿子不参与打擂。
杨业回到家中，把前因后果同太君言明，要求儿子们在潘豹摆擂的七天内，在家习武不得外出，杨业亲自加以指导管束。不料，潘豹设擂的第七天，呼延赞请杨业前去赴宴。杨七郎私自溜出家门前去擂场，一时性起上台打擂，将潘豹踢下擂台，致其当场死亡。
潘美状告杨家，在八王的提议下，此案交由开封府尹王延龄处理。王延龄调查后得出结论，潘豹比武时暗器伤人，杨七郎误伤潘豹，按规定不应治罪。但因两家有约在先，杨家父子不能打擂，杨业被官降三级。潘杨两家由此结下仇怨，并且越积越深。
有了这些铺垫，潘美陷害杨家、公报私仇显得更为可信，不再是那么无缘无故，奸臣就这样诞生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若没有虚构的故事，潘美陷害杨业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潘杨故事被虚构到这种程度，早已超出了历史范畴，属于艺术再创作了。
四 千古冤臣是潘美
“潘人美”是杨家将传说中的重要人物，原形是宋朝大将潘美。在戏曲小说中，杨业之死完全归因于潘人美，他被描绘成了依仗权势欺上压下、通敌卖国、迫害杨家将的大奸贼。
潘美的悲剧始于元代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到了明代，潘美奸臣形象升级，他不仅陷害杨家，还是勾结辽国的奸细，被丑化得面目全非。这种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冤案，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
潘美于淳化二年(991年)六月死于太原，寇准在咸平五年(1002年)才任开封府尹，明代小说《杨家府演义》却让潘美死于开封府尹寇准的刀下，根本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人们常说“野史杀人”，杨家将小说把潘美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很多人把他当成了北宋的第一号奸臣。
历史上的潘美是深得信任的两朝重臣，战功卓著的北宋名将。他一生戎马倥偬，不仅勇猛善战，而且相当自律，基本上没有劣迹。故事中有关潘人美的演绎，即使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也算得上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堪称“戏说”。
《宋史》对潘美给予了很高评价，将他与大将曹彬相提并论。他们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个性又有不同。“二人皆谥武惠，皆与配飨，两家子孙，皆能树立，享富贵。而光献、章怀皆称贤后，非偶然也。”
潘美与曹彬两人各有特点。曹彬宅心仁厚，平日里即使是只虫鸟都不忍心伤害。出使吴越，按惯例有许多个人的私下所得，但他一分不留全部上交。他统兵征伐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不滥杀一人，深受众人爱戴。众人赞美他仁恕清慎，守法度，能保功名，是北宋第一良将。
潘美与太祖的交情深，为太祖信任和倚重。有几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其一，“太祖、太宗时，诸节度使皆解兵柄，独潘美不解”。其二，“太祖无事时，常召潘美辈禁中议政，或与之纵饮，至令宫女解衣，无复君臣之礼”。其三，雍熙二年(985年)，宋太宗的儿子赵恒，即后来的宋真宗，娶了潘美的女儿为妻，两人结成了儿女亲家。
由于北宋建国的方式特殊，赵匡胤从孤儿寡母手中夺权，宋太宗又是超越常规的以弟继兄，他们忧虑皇位不稳，对武将一直缺乏足够的信任，遇事严加防范。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许多开国大将都被解除了兵权。潘美能够不受影响，仍然手握兵权，并且与皇帝的关系越来越铁，这一方面说明皇帝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老于世故，能够赢得皇帝的信任。
潘美字“仲询”，名“人”，是宋太祖、宋太宗时的两朝元老。北宋开国初期的重要征战，除西蜀之战外，都有潘美的智慧与血汗。其威名在平岭南、定江南、征太原、镇北门等一系列急难险重任务中表露无遗。
史书记载，潘美长相俊美倜傥，很有才干和志向。他成长于五代十国的后汉，在时局动荡之际，他不甘于平凡与平庸，曾对一个叫王密的老乡吐露过自己的内心想法。他认为乱臣当道导致国家混乱，后汉灭亡为时不远，生于改朝换代之时，大丈夫就当立功名、取富贵，若碌碌无为终其一生，令人蒙羞，也必将留下很多遗憾。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潘美结识了后来称帝的周世宗。周世宗当时为开封府尹，潘美在其手下听差。周世宗即位后，潘美当上了供奉官，这是一个从九品的官职，级别不高，相当于现今的连排级干部。级别虽低，却为潘美提供了展示才干的机会和舞台。在高平之战中，他显示了不凡的军事才能，被破格提拔为从七品的西上阁门副使，一跃成为中级军官。后来潘美被派往陕州，出任监军，因为完成任务出色，又被提升为从五品的引进使。按宋时官制，从五品就已经是高级军官了。在长年征战中，他积累了不少作战经验，周世宗准备向陇、蜀进军的时候，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命令他屯兵永兴，稳定西部边事。
潘美在后周时与赵匡胤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赵匡胤对他很是信任，经常委以重任。赵匡胤在黄袍加身受禅之后，为了将称帝立国之事诏告天下，首选潘美前去向执政通报。所谓执政，指的是主持政务的人，一般来说，副宰相“参知政事”与枢密院管军事的首脑称为“执政”，宰相和执政合称为“宰执”。当时的陕西主帅袁彦，凶悍能干，拥有重兵，是宋太祖的心头之患。为防发生意外变故，宋太祖派潘美监其军相机行事。潘美单骑进见袁彦，向袁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太祖即位是天命所归，才智之士应该认清形势，顺应天命，共保明主。袁彦为之所动，主动向太祖朝拜。
太祖对此非常满意，大力称赞潘美。用今天的时尚语言来说，宋太祖盛赞他不杀袁彦而使之来归，是创造性地完成了肩负的任务，非常符合自己的意愿。英俊的潘美单骑收骁雄，其智勇可见非同一般。这很像杨家将故事中杨六郎独闯山寨收服岳胜的故事，杨六郎的英雄形象也有潘美的缩影在里面吧。只不过杨六郎的故事是虚构，潘美的事迹是史实。《三国演义》为了塑造英雄形象经常移花接木，杨家将故事显然也精于此道。
宋太祖称帝后，急于平定天下，采取了先南后北的策略。潘美在军中所立战功举不胜举，职务也一路飙升。南方基本平定之后，宋朝统一的目标指向北方。潘美被任命为宣徽北院使。太平兴国初(976年)改任南院使。978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是个很复杂也很有趣的官名。“开府”意为“建公府”，可以自选僚属，这是一种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仪同三司”的意思是虽然不属三司之列，但却享受同样的待遇。按今天的逻辑，即为超编制享受待遇，是非同一般的赏赐。“三司”又称“三公”，指的是司徒、司寇、司空，因这三种官名都有“司”，故称三司。“开府仪同三司”在明时被废，不复存在。)
此时的潘美位高权重，已是宋朝的顶级大将了。接下来发生的战事开始与杨业有关，潘美也因此背负了一世骂名。979年，北宋进攻太原，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当时杨业为太原主将。十年之前，宋军曾攻打过太原，但无功而返。此次出战，潘美分兵进击一举拿下了并州，继而进逼范阳。
《宋史》记载，宋军在太原之战中以少击众，杨业兵败后躲在壕沟里，靠城上垂下的绳索逃生，十分狼狈。此战胜利后，潘美知幽州行府事。班师回朝以后，又被任命为三交都部署，屯兵守卫边防。也就是在这一战，宋军收服了杨业。后来杨业被任命为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成为潘美的部属。
北汉既已拿下，宋军的下一个目标瞄上了辽国。但因为仓促出战，宋军大败，不得已转为守势。三交西北三百里处有一个叫固军的地方，地势非常险要，是防御辽国的咽喉重地。潘美经过周密计划，派兵奇袭得手。宋军以固军为屏障，积粮屯兵加强防务，北部边防从此比较平静。
有一次潘美到代州巡查，遇到了上万辽兵的突然袭击，潘美临危不惧，当众折箭而誓，率领宋军奋起反击，大获全胜。他由此被封为代国公。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又改封忠武军节度，加封韩国公。
雍熙三年(986年)，太宗分三路北伐，展开了第二次征辽大战。辽与南方诸国不同，军力更强，宋军不能取胜。杨业战死在沙场，由此引发了一场兵败责任之争。杨业之死到底是谁的过错？
在有关潘美的记载里也提到了此次北伐失利，不过只是作为其众多战事中的一件而已。即便是败仗，也记录了他在此次征战中，率领西路军攻克了寰、朔、云、应等州。对于败因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诏内徙其民。会辽兵奄至，战于陈家谷口，不利，骁将杨业死之。”
其实，对于三位当事人王、刘、潘所犯的错误，宋太宗在诏书中讲得非常明白。《宋史》对杨业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其冤情是这样描述的：
执干戈而卫社稷，闻鼓鼙而思将帅。尽力死敌，立节迈伦。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劲果飙厉，有死不回。
给潘美的定性是：
俾总援兵，经涂非赊，精甲甚众，不能申明斥堠，谨设堤防，陷此生民，失吾骁将。据其显咎，合正刑书。
这段记述可谓一针见血。陈家谷口一役，在杨业需要救援之时，潘美统领的大军，相隔并非遥远，兵员装备又很充足，但他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更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导致“陷此生民，失吾骁将”的悲剧发生。潘美的错误很明显，应该依法受到处罚。
诏书对王侁、刘文裕的评判最为严厉：
昨出师徒，俾其监护，固合明宣纪律，动协机宜。而乃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违众任情，彼前我却，失吾骁将，陷此生民。合塞群情，抵于严宪。
王侁和刘文裕被委以监军的重任，他们理应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督促部队严守纪律，鼓舞激励官兵士气，但是他们却越权越位，干涉阻挠军事谋划，羞辱逼迫军事将领，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战斗打响之后，让杨业冲锋在前，自己先行退却，所作所为堪称“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
应该说，宋太宗对此事的认定和评判是客观公正的，王侁是这次兵败的祸首。有人分析认为，王侁有通敌的嫌疑，理由是，在此战之前的太平兴国初年(975年)，契丹来使多为王侁接待，一年中往来数次，王侁返奏皇上所言多为好话。
这种观点很可能影响了宋太宗，一年以后，潘美又重新受到重用，刘文裕也被召回京都，“上知业之陷由，召文裕还”，只有王侁维持原判。从此，王侁是陷害杨业的主犯成为官方的基调，国史、实录无不受此影响。
不管基本事实如何，有关杨业之死和他与杨业的关系成了潘美一生最大的污点，这一污点后来被不断放大与演绎，潘美的形象离真实越来越远。此一役，潘美受到了处罚，有人说被降了三级，其实并不准确，他只是被削去了三个官职，因为他本身就身兼数职，这种处罚不能说轻也不能说重。第二年之后，潘美又开始逐步受重用，一度升为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几个月后潘美去世，享年67岁。死后赠中书令，封号为武惠。咸平二年，配飨太宗庙庭。这是非常高的礼遇，死后能进太宗庙廷比现在进八宝山还难。
潘美的一生算得上善始善终，因果圆满。史书上记载，他身为朝廷重臣，对自己的子女要求极为严格。潘美共有五子一女，潘惟德官至宫苑使，潘惟固为西上阁门使，惟正为西京作坊使，惟清为崇仪使，惟熙娶秦王女，当上了平州刺史。
小说戏曲经常痛斥潘人美倚仗自己是皇帝的老丈人而为非作歹，这绝对是冤枉了他。历史上的潘美确实是国丈，潘美既是英俊美男，估计女儿也是有姿色的。只不过，他是宋真宗的国丈而非宋太宗的国丈。故事传说将他编排为宋太宗的岳父，实在是有移花接木之嫌。
潘美的女儿，确实嫁给了韩王恒，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不过，潘小姐嫁给真宗的时候，他连太子都不是，而且正痴迷于花鼓女刘氏。潘小姐在真宗还没被立为太子之前就去世了，只活到22岁，她的婚姻一定是不够幸福的，因为丈夫宠爱的是别人。
所谓的章怀皇后只是咸平年间的追封，那时潘美也已去世了十几年。所以，称潘美仗着女儿有几分姿色就如何如何，实在是无关历史的自说自话。文艺上的演绎与夸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民众情绪，人们在论及潘美时，往往被传说驱动，看不到历史上真正的潘美。潘美还有一个从子叫惟吉，官至天雄军驻泊都监。他虽然有潘美这个靠山，但为人处事礼法有度，自我要求比较严格，宋人对他评价很高，称其“勤敏”。
戏曲故事中所谓的潘家人不学无术、违法乱纪都是没影的事，他的子女中并无潘龙、潘虎等人，至于刘兰芳评书所说的杨七郎力劈潘豹，潘美身为国丈还里通外国，实在是有悖常理，完全是子虚乌有。由于塑造英雄的需要，潘美的故事不断向负面演绎。在很多事上，潘美背黑锅了，被妖魔化了。真实的潘美与卖国奸臣的形象大相径庭，相反，他一生对北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不过话又说回来，有些人，尤其是太原人痛恨潘美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故事虽然扭曲了潘美的形象，但可能也是另有原因。
五 潘美为何遭人恨
史书中讲，潘美喜欢“乘怒杀人”，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也很可能是他被演绎成奸臣的祸根。宋王朝常常被历史忽略或有意粉饰的一件史实是，在征伐北汉的过程中，潘美、赵光义等人数次采取残忍手段，犯下了滔天罪行。
宋军拿下北汉后，将晋阳城烧成废墟。契丹南下所干的坏事，宋军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北汉遗民对宋代皇帝和大臣潘美都没什么好印象，他们对宋人恨之入骨。在他们眼里，潘美之辈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当地至今仍有不少丑化潘美的戏剧。这很可能也是潘美虽然无辜，但却被不断丑化的原因所在。
北宋部队在晋阳犯下的罪行莫过于焚城一事，但偏偏《宋史》把这件事隐去，说得含糊而暧昧。《太宗本纪》里提到，北汉主刘继元投降后，宋军曾经焚城，但对其中的缘由讳莫如深。
太原被毁之后200多年，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凭吊晋阳故城遗址，写下了《过晋阳故城书事》，揭开了秘密的冰山一角：
惠远祠前晋溪水，翠叶银花清见底。
水上西山如挂屏，郁郁苍苍三十里。
中原北门形势雄，想见城阙云烟中。
望川亭上阅今古，但有麦浪摇春风。
君不见，系舟山头龙角秃，白塔一摧城覆没。
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
汾流决入大夏门，府治移著唐明村。
只从巨屏失光彩，河洛几度风烟昏。
东阙苍龙西玉虎，金雀觚棱上云雨。
不论民居与官府，仙佛所庐余百所。
鬼役天才千万古，争教一炬成焦土。
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
南人鬼巫好礻 几 祥，万夫畚锸开连岗。
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
几时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筑晋阳。
元好问(1190-1257)是金代著名诗人和史学家。《过晋阳故城书事》作于1215年，时值蒙古军队大举伐金，元好问携全家往南方避难，路过晋阳故城。这首诗详细描述了宋太宗焚城的原因、经过和给太原人带来的灾难。
“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薛王即刘继元，本姓薛，即王位后称薛王。北汉主刘继元虽然投降了，但老百姓仍然坚持抗战，让北宋军队大吃苦头。
“汾流决入大夏门”与“争教一炬成焦土”的水淹与火烧，最直接的后果是“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大夏门是晋阳城北门之一，太原古称大夏，所以有此称谓。
至于宋太宗为何要不遗余力地毁掉晋阳，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系舟山头龙角秃，白塔一摧城覆没”、“南人鬼巫好礻 几 祥，万夫畚锸开连岗。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这些诗句揭开了其中的秘密。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十八日，宋军历经苦战终于拿下北汉都城晋阳，宋太宗本应该欢欣鼓舞，但是却忧心忡忡，因为有人向他进言，太原是龙城，北面的系舟山是龙角，西面的龙山、天龙山是龙身、龙尾，太原城正处蟠龙的腹心，不可不防。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时，太原称作晋阳，作了赵国的都城。后来东魏的高欢、隋代的杨广、五代时后唐的李存勖、后晋的石敬瑭、北汉的刘知远，都雄据晋阳而坐上龙椅。特别是对于李唐王朝来说，晋阳更是他们起兵成事的地方，“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凭借的就是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的有利局势，不到半年就沿着汾河、渭河西进，攻入长安，奠定了唐王朝四百年的基业，所以唐太宗才称晋阳为“王业所基，国之根本”。
宋太宗深以为然，历史上太原出了太多的开国皇帝，估计跟这“龙城之兆”有很大的关系，他决不想此处再出危及自己皇位的帝王。为了防患于未然，当然必须尽快铲除“龙脉”。于是宋太宗下诏削平系舟山，改名“拔龙角”，同时，撤销藩镇建制，改太原城为平晋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宋太宗还不放心，担心龙脉犹存。为了斩草除根，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彻底摧毁太原城。为此他下诏焚城，要求城中的僧人、道士及豪民迁往洛阳，普通百姓迁居并州。
宋军纵火时，城中尚有大批百姓，他们或因不愿撤离，或是来不及撤离，都被活活烧死。一时间这座有着1500年历史的晋阳古城火炮冲天，喊声惊天。此后，宋太宗又下令引汾水、晋水灌城，将古城的废墟冲洗一空，企图毁尸灭迹，把晋阳彻底抹掉。
“南人鬼巫好基祥，万夫畚锸开连岗”，第二年，赵宋王朝在晋阳东北方向的唐明村，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地建筑新城，用以安置流民，这就是今天的太原市。为了钉死太原龙脉，新城里一律不修“十”字街，只铺“丁”字路，以示斩断了龙脉、钉破了城堡。
弥漫在城头的遮天浓烟可以慢慢散去，印刻在晋阳人民心中的创伤却一直无法抹平，焚城之患经年不散，焚城之痛多年犹存。“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元好问的《过晋阳故城书事》，是控诉，是冷嘲，也是指斥。这种情绪终宋一代都很强烈。
赵光义占据晋阳后曾到晋祠游览，发现唐太宗在此处立有“贞观碑”，记载了这位“贞观天子”的煌煌盛业。赵光义为之怦然心动，唐太宗是他的偶像，许多事情他都愿意效仿，为了也能流芳百世，他在晋祠立起一座“太平兴国碑”。但当地百姓并不买账，“贞观碑”受到后人的精心呵护，千百年过去了仍然完好无损。而“太平兴国碑”被百姓所唾弃，碑文早已被刮剥净尽，俨然成了一座“无字碑”，被冷落在胜瀛楼北面的台基上。
宋太宗在太原犯下了滔天罪行，自己却浑然不觉，还要评功摆好。“皇威争一瞬，民意重千秋”，宋朝欠太原人民的账太多，《宋史·礼志》提到，北汉平复77年之后，旧城的百姓仍有不肯入住新城的，所以建议朝廷要宽其赋税，除其徭役，免除他们的后患，这则史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晋阳百姓与宋朝廷间深深的芥蒂。
宋太宗焚烧晋阳堪称历史上最为残酷和昏庸的决定之一，不仅给晋阳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为宋朝之亡埋下了祸根。
晋阳城始建于春秋时期，以晋水流经其北而得名，传说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初封于此。后代历经北齐、唐、五代的不断经营，成为北方军事重镇，又是三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天下名藩巨镇，无有出其右者”之誉，堪称“北门锁钥”。
唐朝李渊父子从晋阳起兵，统一全国后，将晋阳定为北都，不断整修扩建，晋阳城由跨越汾河两岸的三座城池组成，方圆达40余里，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十分坚固，成为拱卫北方的重要屏障。“安史之乱”中，叛军攻破了洛阳、长安东西二京，唐玄宗逃往四川，十万叛军合攻太原，守将李光弼依据坚固的城池，以不足万人的地方武装，坚守50余天，终于击退了敌军，并以此为根基，收复了大批失地。
后来，由于石敬瑭割让了燕云十六州，赵光义又摧毁了这一北方的名藩巨镇，黄河以北成为敞开了大门的庭院，终于导致金人侵入，汴京失陷，北宋覆亡。从此以后，中国汉族封建王朝在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抗衡和争战中，开始由强变弱，处于下风。这不只是一座城池的悲剧，而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一般的杨家将故事都讲杨家父子如何尽忠赵宋王朝，但晋剧却更多的是表现杨业被陷害的无奈与悲凉，很少写杨家将如何杀敌，如何边关立功等等。鉴于北汉军民与宋朝廷这样的历史渊源，其中的缘由也就不难理解。潘美虽非晋阳之痛的主谋，但却是罪行的实施者，北汉遗民借助艺术的翅膀，将其加以痛斥，以解心中之恨。
传说中的潘美盖过了历史上的潘美，潘美成了奸臣的典型代表。无中生有是戏剧的魅力，但却是历史的大忌。戏说不是历史，戏剧小说不能当历史来读，同理，历史人物也不能与娱乐人物对号入座。
六 潜规则的威力
美国有部名著《第二十二条军规》，军规上明明只有二十一条，但看不见的、不成文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实际上，第二十二条军规就是我们所说的潜规则，往好听一点说叫惯例。
982年4月，契丹主耶律贤兵分三路攻宋。中路攻雁门，被杨业打败，损兵三千。这一年9月，耶律贤去世，12岁的隆绪继位，史称辽圣宗。他的母亲萧太后摄政，辽朝内部隐藏着各种矛盾。萧太后史上确有其人，名叫萧绰，小名燕燕。
宋将贺怀浦、贺令图、刘文裕等先后上书，要求乘机收复燕云十六州。他们认为，契丹朝中大臣多有不服，叛乱甚众，正是讨伐之机。但是宋太宗一直按兵不动，雍熙三年(986年)，才决定出兵北伐。机会出现之后，宋太宗为何拖延了四年之久才行动？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玄机？
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979年幽州之败对宋人的打击实在太大，北宋需要时间以恢复元气。另一方面，宋太宗担心政局不稳，朝中的不稳定因素牵扯了他太多的精力。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他的执政理念。
最令宋太宗赵光义忧心的，是他登基的合法性。宋太宗弟继兄位，朝野内外常有非议。宋太祖的两个儿子以及弟弟赵廷美都正值青春年少，无论他们有没有夺权野心，只要他们存在，对赵光义就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威胁。
宋太宗原本希望通过建立盖世武功来树立他的崇高地位，所以才有了979年急功近利的北伐契丹，但那一场战役的惨败，使他的雄心壮志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开始认识到，收复燕云十六州实在太难。于是目光由外转内，把稳定政权作为头等大事。
幽州之战失败后不久，宋太祖之子赵德昭在他的言语刺激之下，自杀身亡。981年3月，宋太祖的另一个儿子赵德芳又突然暴病身亡。随后，宋太宗联合赵普抛出所谓的“金匮之盟”，为他继位的合法性寻找依据。紧接着又合伙整治唯一可能威胁皇位的赵廷美，将赵廷美一贬再贬。公元984年，赵廷美在忧愤之中客死他乡。这个时候，宋太宗才能够腾出手来，从容对待北部边防。
986年春天，宋太宗又收到边将密报，称“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其实，经过几年的整治，萧太后在辽国的地位已日渐稳固，辽圣宗也已16岁，与萧太后的宠臣韩德让相处融洽，契丹出现了辽史上较为辉煌的时期，可以说，北宋进攻辽国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
宋太宗亲自指挥，从河北、山西分东、西、中三路出兵攻辽，约定最后会师幽州。大将曹彬、崔彦进、米信率领东路军为主力，从雄州出击，向幽州推进；田重进率领中路军，由定州攻飞狐，攻取河北西北部和山西东北部；潘美和杨业率领西路军，出雁门关，收复关北的广大地区。
宋军的策略是中路和西路军先行突击，猛攻猛打一路东进会合主力部队。宋太宗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辽军是一棵大树的话，宋军的战略就是先去其枝叶，然后合力拔树。可惜的是，这一战略决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变故。
战争的最初相当顺利，中路和西路军连战连捷，打了不少胜仗。潘美和杨业率领的西路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所向披靡，不到两个月就收复了云州(山西大同)、应州(山西应县)、寰州(山西朔县东北马邑镇)和朔州(山西朔县)，差不多完全收复了山西北部的失地，兵锋直抵桑乾河。
中路军也收复了一些失地。
问题出在东路军这支主力部队身上。中、西路军连打胜仗的消息传来，他们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不顾粮运困难等客观条件，擅自改变作战计划，盲目进军。按照部署，东路军的任务是从东侧虚张声势，以十万之众佯取幽州，诱使契丹主力前救范阳，逼空契丹山后，为潘、田两军从西攻打提供良机。
宋太祖要求曹彬率领的东路军持重缓行，不可贪功冒进，等到潘美尽取山后之地会合田重进东进，与曹部合取幽州。但是，也许是因为宋军攻势太猛，也许是辽军有意诱敌深入。总之，宋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连克固安、涿州、新城等地。
胜利来得太过容易，不少人开始洋洋得意、头脑发昏，以为辽军不过如此，再加一把劲就可以直捣他们的老窝。东路军的一些将领把初时的战略部署抛到脑后，轻敌冒进酿成大祸。他们在涿州被耶律休哥断绝粮道，退兵之后再败于岐沟关，不得已退归雄州。辽兵趁势追杀，宋军损失惨重，曹彬仅以数骑逃亡。
宋军主力失败打乱了整个战略部署，导致战局逆转。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宋太宗下令全线撤退，要求田重进退还定州，西路军退守雁门关以南的代州，掩护四州官民内迁。与此同时，萧太后统领十万大军进行反扑，包括潘美在内的宋军已两度败于辽将耶律斜轸，应州守将弃城而逃，辽军又乘机夺回了寰州。
在这种情况下，把四州人民迁回内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代州在雁门关之南，强大的辽军占据了雁门关北，宋军曾收复的四个州中，应州和寰州已经丢了，云、朔两州被辽军隔断，呈孤悬之势，联络相当困难。
潘美是西路军的主帅，杨业是大将，在他们之外，还有两位监军王侁和刘文裕。监军的职位虽然并不比杨业高，但他们代表皇帝，地位非同一般。在讨论如何完成任务时，杨业与监军发生了激烈争执。
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现状和部队所担负的任务，杨业主张不与强敌硬拼，采取灵活机动的方法跟敌人周旋，并提出了保卫云、朔和应州人民南撤的作战方案。他建议先出兵应州声东击西，乘辽军掉头迎战兵力分散之际，聚歼其部分精锐，借以掩护云、朔两州人民安全向南撤退。
监军王侁对杨业的计划不以为然，他声言宋军现有几万精兵，完全可以走雁门关大路，堂堂正正地向前，看契丹能怎么办。另一位监军刘文裕随声附和。主帅潘美默不作声。若依王侁所言，那就意味着要和辽军硬碰硬，当时辽兵十倍于宋。
杨业非常激愤，指出那样做犹如以卵击石，只会导致失败，根本无法完成任务。身为武将，又觉得自己正确，杨业直言不讳，言辞之间火药味很浓。
王侁听罢非常生气，不但不肯听从他的意见，反而讥讽他：“你平日自诩无敌，如今碰上敌兵，不敢正面迎战，难道是‘有他志’吗？”
杨业本是北汉降将，与辽国有着30年的盟友关系。归宋后，原本就受排挤，王侁这番话无疑是对他的嘲讽和羞辱。王侁的潜台词非常明白：“你当初对抗我们大宋不是挺能打的吗，还号称‘无敌’，现在要对付辽人就成了软蛋，难道你与他们另有约定吗？”(据《宋史·杨业传》)
在那个年代“有他志”就是死罪。这话从一个监军之口说出，分量是相当重的，字字都击向杨业的软肋。杨业望向主帅，希望他能主持公道。潘美是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名将，应该知道在敌众我寡之时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更为妥当，况且此行的任务不是与敌交锋，只是迁移民众，但潘美一言不发。
监军是代表皇帝的，如今战术之争上升到了“有无他志”的政治高度，杨业知道再争辩下去也是无益，他横下一条心，慨然而答：“我杨业并非贪生怕死，只因敌强我弱，不想叫将士们白白送命。现在大人既然如是说，我只好领兵受命。”
兵法云，知可以为而为，知不可以为而不为。杨业明知不可为而为，明知出兵必败而又不能不出兵，他伤心至极，与潘美洒泪话别：“我本是北汉降将，按理当斩，太宗皇帝不仅没有杀我，反而委我重任。我决非畏懦不战，只是想等待有利时机战则必胜。现在事已至此，我自当殊死一搏。”
杨业兵到朔州之南、代州西北的陈家谷口，请求潘美安排精壮步兵在此埋伏以待接应。随后，他率领儿子杨延玉和73岁的老将王贵，带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情杀进谷去。
辽军调动大批精锐把宋军团团包围，杨业父子浴血苦战，从中午杀到黄昏，宋军只剩下一百多人。他们且战且退到了朔州以南十八里的狼牙村，期望杀回陈家谷口，与预先埋伏接应的宋军会合。但万万没想到的是，约定好的救兵早已不在陈家谷口。
原来，在杨业杀进谷去之后，潘美和王侁布兵于谷口严阵以待。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自寅至巳，大军等待的时间太长，王侁派人登托逻台观望，发现谷中尘烟四起，以为部队打了胜仗，怕杨业抢了头功，赶紧引兵向前。
潘美并不同意王侁的做法，但无法阻止他。为了以防万一，他将部队重新进行了部署。不久，王侁得到了杨业战斗失利的消息，顾不上许多，掉头逃跑。监军要走，潘美当不能制。他是受监督而不是实施监督的，监军与钦差大臣无异，没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杨业与王侁发生争执而潘不发话的原因。
杨业知道大势已去，忍不住仰天长叹，吩咐部下另寻生路。但将士们誓死相从，无一退却。杀到最后，王贵和杨延玉都壮烈牺牲，杨业身上多处受伤，战马也累得跑不动了，最后中箭被俘。史上记载，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至死不从，大呼：“我杨业一心尽忠报国，无奈奸人逼迫，导致兵败身困，如今我还有何面目见人？”最后绝食三天，壮烈而死。
各种史料，包括《宋史》、《东都事略》、《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杨业之死的描述基本相同。新编《辞海》杨业条：“在主帅潘美和监军王侁错误指挥下，他孤军陷于陈家谷口，重伤被俘，绝食而死。”《辞海》的解释非常客观，认为杨业身陷绝境是因为潘美和监军的错误指挥。但历来都有学者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杨业为谁所害的争论中，其实这毫无意义。
如果客观冷静地进行分析，说到底，杨业之死只不过是一场意气之争，谈不上刻意相害，更上升不到政治高度。杨业与监军都有些意气用事，如果杨业能够放低姿态，妥善化解矛盾，结果当不会如此惨烈。但由于双方都过于重视自身感受，结果一场言辞之争，演化为生死较量。表面上看杨业确实维护了个人名节，也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还留下了千古美名，但细想之下，他的死于己、于家、于国又何益之有？
杨业之死与其自身性格有直接关系，他自己对此也负有很大责任。杨业在北汉是说一不二的主将，投诚北宋之后角色变了，他不再是主角，只是一个配角。在军事讨论会上，杨业主张避实就虚，强调计谋。王侁主张不畏强敌，直面对手，打出声势。
应该说，杨业的主张更合理些，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而是对监军说，“按你们的主张，只会打败仗”。王侁是何等身份，怎么能由得他这样驳自己的面子，马上反击道：“你号称无敌，现在却如此胆小怕事，难道有什么二心吗？”话语间流露出对杨业的轻视和不屑。
其实，杨业完全可以用商量的方式与监军探讨，不必对不同的意见那么激烈否决，不仅对上级，对同事如此说话也会招致反感，更何况面对的是代表皇帝的监军。诚如此，杨业敏感和脆弱的神经便不会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也不会将自己逼上绝路。
史书上讲，“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可见杨业的群众基础并不过硬，有可能性格过于耿直，不够低调，给人留下了一些把柄。杨业的悲剧有一半是他自己造成的。性格即人生，历史上又有多少如杨业一样恃才傲物的人，导演了自己悲剧的一生。性格的悲剧有时就是人生的悲剧，而个人的悲剧有时就是历史的悲剧。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和财富。
一场个人的悲剧，最后演化成了国家悲剧。986年那场战役，十万宋军顷刻消亡，再加上979年的幽州之败，北宋前后丧师不下30万，宋朝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杨业死后4个月，辽兵又攻占了瀛州(河北河间一带)，大将刘廷全军覆没。接着，平州团练使贺令图，高阳关都部署杨重进殒命沙场，数万人死亡，沿途诸郡群情涣散，毫无斗志。契丹军长驱直入，连夺数州。从此，宋在对辽的军事斗争中完全处于劣势。
986年北伐失败之后，宋太宗开始采取虚外严内的政策。归纳起来就是对内强压，对外妥协，宽外而严内，用好听一点的词形容就是“内法外儒”。“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宋太宗的这段话表明，在他眼里，内患大于外忧，家贼甚于外寇，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维护政权稳定和如何传位于子上了。
宋太宗的政策对后世影响深远，南北宋合计320多年，外患是挥之不去的魔咒，历受辽、西夏、金、元人的侵扰。敌寇兵临城下，朝中和战之争端不断。即便战事顺利，形势占优，也要委曲求全，屈辱求和。一旦危机解除，便又好了疮疤忘了疼，故态复萌，满足于眼前的平安。靖康之后，徽宗、钦宗二帝以及大批朝臣、嫔妃都沦为金兵阶下囚，最后死在异乡做鬼。
在悲剧发生之前，无论是潘美还是监军都没有刻意要害杨业的主观动因。王侁与杨业素无过节，他在宋军北伐时才出任监军。打仗派监军，这是宋朝惯例，并不是特意针对某个人的。王侁指责杨业不出兵是胆怯，很大一部分原因源于杨业言辞过于激烈，王侁刚一提出自己的设想，杨业马上反驳说，按照他的设想去做，结果只会有一个，那就是失败。
其实，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只不过杨业主张避开强敌，重点保护人民转移。而王侁则认为不能太窝囊，要正面迎敌。应该说王侁是个完美主义者，他的想法是不仅要打胜仗，还要打漂亮仗。杨业久经战场历练，对战争的残酷性认识更为充分，打胜仗是第一位的，没有胜利就谈不上漂亮。
观点的不同，观念的差异，完全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进行沟通，但因为双方表达方式有误，导致了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杨业可能确实不懂吏事，他不知道如何与上司相处，更不知道如何争取上司的支持，所以即便是完全正确的主张，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给他带来了最黑暗的结局。
决策失误与曲意陷害完全是两回事。一事当前，完全没有争论和异议是不现实的，关键是如何化解矛盾，协商出最正确的办法，这也是为将之道，为帅之法。如果明知决策有误，反而要以身试法，尽管可能一时痛快，但结果可能害人害己又害国。如果是真刚烈，据理力争又如何？还是不够坦荡，又不够世故；性格刚强，又过于软弱，一遇挫折，便只想到玉碎瓦全，摆脱被动的能力、摆脱困境的能力都不够。杨业最后说自己为奸臣所迫，表明他虽久居官场，但并不成熟，或者是在北汉居高官霸道惯了，在宋朝军中做一配角还没有调整好心态。
再说潘美。有人认为潘美对杨业之死要负主要责任，理由是他没有支持杨业，没有主持公道。其实这是一种曲解，完全不理解宋朝的监军制度。宋代对武将一直放心不下，实行监军制度就是要分将帅之权，防止其拥兵自重。
当时的监军都是皇帝信得过的人物，在那个时代，谁与皇帝关系密切、谁受皇帝宠幸，谁的权势就大。两位监军都与皇家有一定的关系，王侁的父亲是后周枢密使，对于宋太宗来说就是老首长的孩子。刘文裕的姐姑是宋太宗之祖母，与皇家有血缘关系，算是“外戚”。他29岁“起家补殿直”，官位很低，但在太宗继位之前，与赵光义有过不少接触，太宗当了皇帝之后，对他不断提拔。
皇帝派监军到西路军，不是监督杨业的，而是监督主帅潘美的。对抗监军就是对抗皇上，“有异志”者是死罪，监军有权处死心怀异志的战将，有的大臣仅仅与监军发生了争执就受了贬官的处分，这是有先例的。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能理解潘美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为杨业主持所谓的公道。官场上，不作为有时是立身之道，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宁可不做也不能犯错。
潘美不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只不过他处事比杨业更为周到圆滑，如果没有这一点，他恐怕早和其他武将一样被“杯酒释兵权”了。以他的性格和为人，在那种场合不会轻易表态，稍微有点城府的人都不会与监军正面冲突，监军的权威是要维护的，否则朝廷也不必派什么监军。
历史上潘美也曾当过监军，对监军的职责肯定有很深刻的理解。宋太祖刚继位时曾对陕州主将袁彦不信任，派潘美去做监军，并授意他随时可以取其性命。但潘美单骑赴任，以大局为重，不但没有简单行事，反而感化激励袁彦，使其诚意归顺大宋。
史书上说杨业不知书，看来也不是空穴来风，从其性格过于耿直这一点就能看出些苗头来。杨业与潘美是西路军的主将副将，此前他们之间没有过节，而且能够一起打胜仗。与杨业相处，潘美的心态应该是放松的。杨业是北汉降将，立再大的功也无法与他们这些“根正苗红”的人相比。倒是杨业急于表现自己，想证明自己的能力，这本无可厚非，但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如果过于急于求成，很可能是欲速则不达。历史上一些招致杀身之祸的名将大多有这个毛病。南宋的岳飞如此，明代的袁崇焕也如此。
批评潘美的人责难说潘美应该站出来支持杨业，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是过高要求官场中的人了，不了解现实的残酷性，带了太多的浪漫色彩。不仅是潘美，即便换了一个人，也不会轻易否定监军而支持杨业。况且当时，两位监军已形成了一致意见，潘美此时站出来反对，只能使矛盾激化，于解决问题无益。
如果军队主帅与监军发生争执，皇帝肯定更容易相信监军而非部队将领，王、刘二人回朝后的汇报至关重要，他们是最能左右皇帝判断的人。杨业不懂吏事，不懂官僚系统的程序，而潘美在官场历练多年，显然更世故老到。如果潘美是动不动就与人叫板的人，他也不会有功德圆满的下场。
杨业之死，与其说是被奸人所害，倒不如说是死在了无处可见但又无处不在的“潜规则”。“有他志”、“莫须有”、“朝廷疑耳”都是宋朝军事制度之下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悲剧。杨业的悲剧是宋朝武将的悲剧，或者说是中国武将的悲剧。
七 谁为杨业洗冤屈
杨业的冤屈肯定是有的。但这个冤情，不是在其死时而是在其死后。杨业身为云州观察史，是一个五品官，按宋朝规定，正常死亡时，应赐“钱三百贯，绢布各二百匹，酒五十瓶，羊五十口”，若战场牺牲则赏赐更高，但一开始杨业只被“赐绢布各百匹，粟一十石”。比他品级低的岳州刺史贺怀浦，正常死亡时应“赐钱百贯，绢百匹，酒十瓶，羊十口”，战死后朝廷多赏了十瓶酒、五口羊。两相比较，杨业肯定是受了冷遇，否则他的待遇不会如此大打折扣。不过随后，宋太宗亲自下旨表彰，赏赐其“布帛千匹，粟千石”，大幅提高了赏赐标准。
为什么前后反差如此之大，其中缘由历史上没有留下记载，事实真相是如何呢？
杨家将故事中，有佘太君上殿为夫申冤的情节。此说源于清代地方志，光绪年间编修的《岢岚州志》称：“杨业妻折氏……性敏慧，尝佐业立战功……后杨业战死于陈家谷，潘美、王侁畏罪，欲掩其事，折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遂削二人爵，除名为民。”《岢岚州志》的可信度历来招致怀疑，其短短的几行记录，事实交待含糊。最为明显的是，潘美没有被削职为民，只是除去了三个封官。潘美被削职为民是传说不是历史，《岢岚州志》把故事传说也当成史实一并记录了。所以，佘太君为夫申冤一事未必可信，为杨业昭雪一定是要有证人的，她没有前线亲历，战场上的事她并不知情，空口无凭如何控诉？
当代学者李裕民提出了另一种说法，据他的研究，是一个叫刘吉的人搬动了历史的“道岔”，洗雪了泼到杨业身上的脏水。他的依据是北宋名臣张咏的长诗《赠刘吉》，诗中有“冒死雪忠臣，谠言警贵侍”之句，作者在自注中称这两句诗与杨业有关，杨业忠贞但被奸臣所陷。
张咏与杨业、杨延昭为同时代人，历经太宗、真宗两朝，生于946年，死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也就是杨业之子杨延昭去世后的第二年。张咏是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与寇准交厚。他中进士时杨业刚刚归宋不久，《赠刘吉》一诗作于989年，在杨业死后三年。他笔下的杨业之事也许有一定的依据。
张咏性急如火，疾恶如仇，不畏权势。他年轻时，有一次戴着头巾吃馄饨，因为头巾带子比较长，时不时垂到碗里。他气得火冒三丈，一把将头巾拽下来塞到碗中，愤愤地嚷嚷：“你请吃，你请吃！”他在湖北当县令时，干过一件备受争议的事。一个管钱的小吏，将一枚钱藏在头巾里往外带。张咏发现后，将他痛打一顿。小吏不服，“我不过偷了一文钱，你竟如此打我，难道还能把我杀了不成？”张咏被他的不屑激怒，当即挥毫写下四句判词：“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随即杀了那个小吏。一个不知进退的小吏，用自己的性命换来了“水滴石穿”这句成语。
关于刘吉，宋朝也确有其人，不过名望不高，《宋史》没有为他立传。从散见的史料分析，他是个敢做敢为的性情中人，与张咏性情相投，身世又与杨业有某些类似。杨业是北汉降将，他是南唐降臣，归宋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排挤和打击。杨业的冤屈，难免会让他有惺惺相惜之感。但以刘吉的身份和地位，想为杨业翻案太难，那是他所力不能及的。
关于此事，李裕民先生也只是提供了一个线索，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与佘太君一样，刘吉不是杨业一案的亲历者，他如何知道前线发生的事情，又如何为杨家雪冤呢？问题在最关键处缺失，因而没有太强的说服力，刘吉所能做的也许就只是振臂鼓与呼，他很可能也这么做了，并且冒了某种风险，受到了一些打压。
如果杨业真有冤屈，要为其申冤，至少需要两方面的证据，一是前线决策时的内幕披露，二是战争亲历者的证明，这些才是最重要和最有说服力的。但是要搜集到这些证据谈何容易，只有潘、杨、王、刘等几个人合议的军情机密，外人如何能得知真相。如果潘、王、刘众口一词，杨业是无理可辩的。所以，杨业最后被厚赏，很可能是潘美和两位监军中至少有一位主持了公道。
至于杨业一开始没得到应有的抚恤，很可能有一些情况未明。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里面有一个情节，战争失踪人员与战死的烈士享受的抚恤有很大差别，主人公所在的部队整连的官兵全都牺牲了，但因为没有找到遗体，享受不到烈士的待遇，众人皆知其冤。
杨业的情况很可能与之类似，因为他被辽人俘虏，宋人无法确定他的生死，暂不能按照阵亡的标准发放补贴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事情没有搞清就发放高额补助，很可能闹出笑话。宋真宗时，大将王继忠被辽军所俘入赘辽国，但宋廷以为其战死而给予厚赏，真相大白后很是尴尬。
杨业之死真相大白之后，他受到了高规格的赏赐。宋太宗在诏书中称赞他“尽力死敌，立节迈伦，不有追崇，曷彰义烈”，同时认定潘美、王侁等人有罪，其中一条是“败约，援兵不前”，致使“失吾骁将，陷此生民”。具体到王侁，宋太宗的措词更为严厉，“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违众任情，彼前我却”，最后将他除名发配金州，潘美则被削去了三个官职。
应该说宋太宗的处置是公正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杨业传》、《潘美传》在涉及这一事件时，陈述基本相同，可见《宋史》是统一了口径的。几处史料都没有就杨业一事的前后变化给出说明，这就给了后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也许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所以朝廷也就没进行特别的说明。宋廷只是根据事实纠偏而已，这个纠偏是自纠而不是他纠。
无论佘太君还是刘吉，或者是别的什么人，如果他们想要为杨业雪冤，首先得知道杨业有什么冤，造成冤屈的原因和凶手是谁，然后还得着手搜集证据。因为他们都不在战争现场，而要控告的又是监军和朝廷高官，这不仅仅需要勇气、毅力，还需要时间。
但事实是，从北伐失败到潘美受罚，之间的间隔非常短，根本不可能生发出那么多是非来。从《辽史》和《续资治通鉴》披露的史料看，陈家谷之战大约发生在七月初。七月十五日，内迁的7.8万余边民已安置完毕。至八月辛亥，也就是八月十五日，潘美即受到了处罚，被免除了三个兼官。前后时间不过一个月，处理杨业一事堪称神速，没有任何拖延。
与此相对照的是，大将曹彬的责任追究，则在两个月后才做出。所以，即使从时间上看，“潘美、王侁畏罪，欲掩其事，折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才使潘美等人受罚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张咏的诗，作于989年，那时杨业已死去三年，事情早已水落石出，所以若要说刘吉为杨业翻案，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对于皇帝的处罚，潘美等三位当事人并没有申辩。试想一下，杨业已死无对证，如果他们三人串通一气，一口咬定决无过错，这罪是很难定的，但这种局面没有出现。很显然，他们三人很可能是自己认罪了。
历史上，类似陈家谷口那样的情形并不鲜见。而且有可能，在澄清杨业一事上，潘美不仅无过反而是有功的。第二年二月，距事发不过半年，宋太宗就撤销了对潘美的处分。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至少在宋太宗看来，杨业之死的确罪不在潘美。三人之中，潘美最有可能说明事实真相，这是杨业得以被厚赏的决定性因素。
宋真宗时的大臣杨亿曾说，杨业死后“天下冤之，闻者为流涕”。看《集结号》时，主人公为战死的兄弟争取烈士的待遇，其情其景也让人为之流涕。现在的人们，对于杨业的冤情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各种版本的故事风行。对于宋朝的百姓来说，很可能是在宋太宗还了杨业公道之后，此事才得以流传的。因为从杨业战死到受重赏，是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之内完成的。人们没有多少非议的时间和空间。大量的议论和传闻应该出在皇帝连续下诏之后，尽管北宋还了杨业一个公正，但民众觉得远远不够，对这一重大变故产生了种种猜测和深度挖掘。
对于说故事的人来说，有英雄必然要有奸臣，这样故事才会好看、好听。杨家将英勇抗敌的故事口耳相传，杨令公的形象越来越高大。澶州当时在辽国境内，离陈家谷口很远，却有人在古北口修了杨无敌庙。从宋人的角度看，杨业不过是北伐偏师西路军的副将，算不上顶级名将。但从辽人的角度看，杨业是他们能够俘获的宋朝级别比较高的将领了，他们拿杨业说事，大肆宣扬，目的当然是宣扬自己的战功，客观上也为杨业扬了名。
据有关辽史资料记载，杨业死后，耶律斜轸将其首级北献，并以示诸军。宋辽战争中，宋将阵亡者不在少数，但不见有以首示众的记载，唯独杨业如此，可见他们在杨业身上做足了文章，这种广泛的宣传和心理攻击，对宋军守将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仁宗时的包拯在《论边将》中说，代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必须有最得力人选镇守。因为代州与云、应等州相去甚远，路又平坦，最是易攻难守。太宗时用杨业守之，可见是多么慎重。杨业死后，雁门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宋朝云、代两州守将一遇辽军便望风而逃，辽军顺利而迅速地收回了先前失去的四州。
古北口杨无敌庙的存在，不知是辽人有意还是无意设的一座心理战基地。仁宗时的刘敞、神宗时的苏颂、哲宗时的苏辙等1600多名宋朝官员出使过辽国，他们无一例外地凭吊了杨业庙，苏辙和苏颂还留下了“尝享能令异域尊”、“威信仇方名不灭”的千古名句。杨业在辽地的声望，反过来又促使他在中原的声望不断上升。
墙内开花墙外香，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今天依然如此。一件事要想得到国人的认可和追捧，先在国外获个奖什么的可能是最好的捷径。张艺谋的首部电影《红高粱》当年在国内拷贝难卖，但在柏林斩获金熊之后，马上翻身热映，张艺谋由此走上了名导之路。贾璋柯的电影多年来一直只能走地下路线，他也是通过先在国际上获奖再打开国内市场，由此获得成功。这样的事情太多，不必一一历数。
杨业身为偏将而在历史中闪耀，跟辽人的造星宣传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杨无敌庙，如果没有辽人的刻意宣传，杨业之名很可能被尘封在历史深处。杨业被誉为一代名将实在与他五品官的身份不够相称，他没有显赫的地位，甚至于连确切生年都不被历史所载，他的民间口碑带动了他的历史地位，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都是一件非常奇特的现象，非常值得人们研究与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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