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欧阳修写的一篇墓志铭说起
若从老令公杨业论起，杨家将事迹最早发生在北宋初年，在北宋中叶就已迅速流传。现今存世最早记录杨家将事迹的是北宋一代名臣欧阳修，他在1051年写过一篇墓志铭，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并且指出杨家将故事在当时已是“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可见杨家将故事流传范围之广。
这篇文章作于杨业死后的第65年，距离杨延昭去世已37年，篇名叫《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这位供备库副使杨君，是杨家的后人，名叫杨琪，杨业乃其伯祖。
欧阳修当时名满天下，无论是写墓志铭还是送行诗都很有影响。在那个年代，请人为前辈写墓志铭是很体面的一件事，能请到欧阳修写墓志铭更是倍加荣耀。杨琪的墓志铭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方面得益于欧阳修，另一方面也归功于他的儿子杨畋。
杨畋的曾祖父是杨业的弟弟，名叫杨重训。他虽然是杨家后人，但因不是杨业嫡传，一般的杨家将故事都没有将他收入。杨畋与杨文广同时代，从官方的角度看，他的影响力比杨文广更胜一筹。杨畋是宋仁宗时代的文臣，堪称文武全才，与韩琦、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都有交往，有一段时间还做过包拯的财政助手，终年56岁。有人推测他与欧阳修很可能是同科进士，就像现今的大学同窗，有一定的交情是很正常的。1051年，杨畋在朝中担任吏部员外郎，与欧阳修同殿称臣，有这样一层关系，双方应答互动更为方便。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欧阳修是个文学家，其实他还是很有名望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在写这篇碑文之前两年，即1049年，42岁的欧阳修在经历了4年贬居之后重新回朝，先后出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数年后，他受命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后来又独自编修了《五代史记》，也就是《新五代史》。欧阳修在史学方面的造诣，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对杨业父子评论的真实与准确。
1051年，44岁的欧阳修为杨琪写墓志铭的时候，杨家将第三代人物杨文广正在抗击西夏，当时应该是50岁左右，比欧阳修还大上几岁。第二年，也即1052年，副枢密使狄青率兵南征，杨文广就在军中。
杨文广之父杨延昭镇守三关之际，欧阳修正处于童年时光，他很可能也听到过不少有关杨家的故事。
《宋史》中讲，杨延昭死时，“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那些望柩而泣的民众，不会哭过便罢，他们一定会以各种方式传播他们对于杨家将的所知与理解。
杨业父子的英雄事迹，在他们死后，甚至于在杨延昭尚在边关之时，就已经以口碑形式流传。口碑流传的发端者，一开始很可能就是那些从前线回来的、曾与杨业父子一起战斗过的将士们。当事人讲述亲身经历，基本事实和主要人物应该是可信的，这就是杨家将故事的源头。
“天下之士”、“里儿”、“野竖”，印证了杨家将故事传播范围之广，它不仅是当时上层社会的热门题材，也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天下之士”或“里儿野竖”都“道”了些什么，故事的具体内容是怎么样的，现今已不得而知。
很多人认为欧阳修的墓志铭是关于杨家将事迹的最早记录，实际上早在欧阳修之前，已有杨亿写过杨业之事，这比欧阳修的记载还要早50多年，但是杨亿的记述内容已失传。
杨亿生于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死于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有《杨文公谈苑》传世，《宋史》中有很多记载都取材于此，该书在明中叶以后失传。《杨文公谈苑》是杨亿的乡谊门生根据他的谈话内容整理的，内容较为杂乱。后来由宋庠系统删订整理，汇编成《杨公谈苑》。《谈苑》成书后广为流传，且远播海外。
杨亿与寇准及杨延昭为同一时代人，杨业死时他只有十几岁，在真宗时渐成大器，堪称一代奇才，名重天下，欧阳修、苏轼等一代宗师都对他敬佩有加。根据《谈苑》记载，杨业死后，“天下冤之，闻者为流涕”，“上闻之”，将两个监军“并除名，配录诸州”，杨亿所言应当可信。
真宗时修《太宗实录》，杨亿是主要执笔人，全书80卷，他独立完成65卷(今有残本20卷存世)。杨业战死于986年7月，《太宗实录》中有杨业事迹和小传，杨亿编撰《太宗实录》必然能见到有关杨业之死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战败而归的潘美等人的口述。
杨业之死带来的后果相当严重，宋朝北部边防诸州守将获悉此事多有弃逃。杨家将故事在最初传扬的时候，不是历史故事而是时政新闻。雍熙北伐失败，本身就是当朝轰动一时的大事，杨业冤死又被平反，又很具传奇色彩。
皇帝专门下诏处罚潘美和两位监军，当然会引发朝野不小的震动，再加上前线亲历者带回来的各种消息，都可能成为街头热议的话题。宋时的舆论管制较为宽松，老百姓对此不可避免地会有多种议论，“天下冤之，闻者流涕”应该是一种主流观点。
说杨家将之事轰动一时，当不失为真。除了杨亿、欧阳修外，北宋论及杨家将的名人可谓不少，这其中包括曾巩、司马光、王安石、包拯等人。与欧阳修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差不多与杨文广同时代，所著《隆平集》有《杨邺传》，“邺”当系“业”之误；王安石曾说杨业被奸人所害，“不得其死”；包拯在《天章阁对策》和《论边将》中都盛赞杨业，认为他在守代州时创筑的城堡，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二 杨无敌庙中的历史记忆
杨业之事不仅在北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甚至在敌对的辽国也是备受崇仰。辽将耶律奚低一生战功卓著，但就是因为将杨业射伤而终身不被辽主重用，因为他这一箭重伤了英雄，破坏了辽主网罗英雄的计划。
杨业死后不久，辽人在古北口修建了一座杨无敌庙以资纪念。崇敬英雄往往超出民族界限，辽人不仅敬仰杨业，也敬重杨六郎，杨六郎与杨业一样，从没到过古北口一带，但据《明一统志》记载，古北口附近有杨六郎挂甲峪。
今天的古北口位于北京密云古北口镇，除了令公庙，还有七郎坟、琉璃影壁等古迹。宋时古北口位于辽国属地，是宋都开封通往辽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南) 的必经之路。宋使赴契丹都要取道这里，宋朝使者路过杨无敌庙，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感人的诗篇。这里列举三首：
第一首，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 十二月，北宋名臣刘敞奉命出使，贺契丹太后生辰，写下了《过古北口杨无敌庙》：
西流不返日滔滔，
陇上犹歌七尺刀。
痛哭应知贾谊意，
世人生死两鸿毛。
刘敞为北宋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宋史》卷319 有传。他曾协助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与梅尧臣、欧阳修交厚，为人梗直，立朝敢言，多次出使辽境。他的诗，既有对杨业的感怀与高歌，又有对杨业悲剧的同情与反思。
第二首，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 十一月，苏颂奉命贺契丹主生辰回国之后，写下了《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这一年，已近花甲之年的杨文广被宋英宗选拔为宿卫将军，封成州团练使，在朝中听命。
汉家飞将领熊罴，
死战燕山护我师。
威信仇方名不灭，
至今遗俗奉遗祠。
苏颂一生从政55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官至丞相，是集政治、外交、文学、药物、天文于一体的著名人物，欧阳修、朱熹等人对他多有赞誉，《宋史》卷339 有传。
“汉家飞将”原指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这里代指北宋抗辽名将杨业，“熊罴”比喻勇猛的武士，“仇方”是指敌对的一方，这里指北方少数民族契丹。苏颂将杨业比作汉代的飞将军李广，诗的后两句是说，杨业的英名，即便是在敌对的辽国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受到英雄般的崇敬。
第三首，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十一月，苏辙出使辽国，途经杨无敌庙，写下了一首耐人寻味的七律，这是他此次出使契丹28首诗作的第6首。当时距杨业去世已百年有余，杨家的第三代人物杨文广也已离世15年。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肜聊足慰忠魂。
杨业本是中原悍将，庙却是辽人所修，苏辙心中生出无限感慨。诗中所提周子隐就是中学课本《周处》中那个猛士，他是晋代人，《资治通鉴》中有他的记载。周处在担任御史中丞时曾经弹劾过梁王司马肜，双方因此结怨。晋朝是司马家族的天下，周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可见他的梗直、倔强和不懂“吏事”。后来西北氐族造反，朝廷任命司马肜为征西大将军，周子隐受其节制。司马肜故意陷害周处，让他率兵向十数倍于己的强敌发动攻击。周处明知这是司马肜公报私仇，也只能义无反顾地冲向敌阵。
杨业与周子隐有很多相似之处，杨业是北汉降将，周处是江东降臣，周子隐被主将梁王肜所逼以五千人马抵敌七万，不得已力战而死。苏辙在诗的末两句，以晋代周子隐比杨业，以梁王彤指害死杨业之人，主张杀奸臣以谢忠魂。
苏辙的这首七律可能给了后来潘杨故事以很多启发，引发了关于潘杨恩怨的许多枝蔓，为潘杨案开了先河。“尝享能令异域尊”与苏颂诗中“威信仇方名不灭”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谈到杨业在辽国的巨大威望。
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议和始，至1122年燕云之役双方关系破裂，宋辽两国通使不断，每遇传统节日，都要互派使节致贺，特别是冬至和国主生辰，决不能遗漏，此外还有告哀使、回谢使、国信使等等。据专家估算，出使过辽的宋朝官员至少有1600人。宋朝以文取士，官员大都能文，宋代因瞻仰杨无敌庙而题诗者应该还有很多。元祐六年(1091年)彭汝砺作的《古北口杨太尉庙》，即属此列。宋朝涉及杨家将的诗文还有不少，如端拱二年(989年)张咏写的《赠刘吉》，庆历至嘉祐三年(1058年)范仲淹、韩琦分别作的《和杨畋孤琴咏》、《次韶答运使杨畋舍人》等等。
古北口杨无敌庙至今犹存，说明英雄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北宋对杨家将的官方记载少之又少，能够流传至今的更是绝无仅有。
杨家将传说有其独特之处，它在杨家祖孙三代浴血奋战、有关史书尚未刊行之前，就已传播开来，属于当代人传当代事。也就是说民间传扬在前，史料成书在后，期间野史正史交杂流传。
而且，在出现了史料记载以后，杨家将故事也没有受到太多的约束，仍然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不断附会演义。这与《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的成书过程不尽相同。早在《三国演义》出现之前一千多年，西晋的陈寿就提供了一个堪称完整的蓝本《三国志》，然后才出现了相关题材的杂剧和评话，元末明初才形成《三国演义》，酝酿的时间非常之长。
三 话本杂剧奠定故事框架
北宋时就有杨家将故事的民间“话本”流传，但具体内容已经失传，只有个别残存目录。
北宋建都百余年，经济发展很快，娱乐随之繁荣，“说话”艺术非常兴盛，而且题材广泛，就连宋仁宗都非常爱听，每天都要叫人给他来上一段。“说话”是口口相传的艺术形式，说话人为了防止遗忘或是要授徒，把故事记录下来，便形成了“话本”。
“说话”对杨家将故事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杨家将故事的口碑传说早于历史记载，而在有了历史记载之后，又与历史记载平行流传。正因为是口口相传，传播人难免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进行加工。而且在事发的当时，能够洞察事情真相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道听途说，虽非凭空臆造，失真之处也在所难免。
南宋遗民徐大焯所著的《烬余录》，第一次提出了“杨家将”这一称谓。不过，《烬余录》被很多人怀疑为伪书。它号称成书于宋末元初，但直到清代光绪年间才以民间藏书的形式第一次付印，期间跨越了700多年历史。
《烬余录》记录杨家将的文字可谓粗略，内容与《宋史》提供的史料堪称南辕北辙。其中关于杨业七子的名字、排行、官职以及阵亡者为谁等都有很大出入。书中把与杨延昭同时代将领杨嗣的功绩安到了杨延嗣身上，又创造出了杨宗保，还构想了杨家将父子幽州救驾等情节，这与明代小说中的幽州大战、戏曲中的金沙滩之战非常相近，可以称得上一脉相承。从这一点上看，《烬余录》很有可能是清人化名宋人所著。
南宋是杨家将故事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的一些史书，比如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年)刊行的江少虞的《宋朝事实类苑》，孝宗时刊行的王偁的纪传体北宋史《东都纪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1183年)等都有关于杨家的记述，这些书籍比1345年元代刊行的《宋史》，要早出160至200年。(史书有官修和私修之分，个人所修史常常被称为野史。南宋高宗曾经三次下诏禁绝私修野史，高宗以后的孝宗、光宗对私修史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到了宋宁宗嘉泰二年即1202年春天，针对当时私史愈来愈多和民间争相传诵的现实，谏官上书要求下诏禁止野史流布，并在奏疏中开列了北宋以来较为著名的私修史书，《东都事略》和《续资治通鉴长编》都赫然在录。)
随着北宋史料的不断披露，杨家将故事出现了传说与史书并行的特点。宋代的小说、话本都强调“事有源流”，“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事实为根基”。
据元代陶宗仪《辍耕录》卷四所列全院本，北宋时已有短剧《打王枢密》，也就是说，杨家将故事早在北宋时就已搬上了舞台。南宋更是有不少杨家将的话本流传，如《杨令公》、《五郎为僧》、《杨志卖刀》等，故事已相当丰厚，且到了真假难辨的地步。据宋末元初罗烨的《醉翁谈录》甲集记载，这些话本的主要内容都源于北宋的口碑传说。
《杨志卖刀》被吸收进了《水浒传》，该书第十二回杨志自报家门，“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之孙”。杨志是否为杨业后人无法确证，但宋时确有杨志其人，为“巨寇”，宋徽宗宣和四年接受招安，被任命为锋将军，曾随童贯征辽。宋钦宗时，靖康元年，金兵犯宋，他随种师中救援，败于盂县，后下落不明。杨志当为北宋晚期人，因参加过抗金、抗辽战争，在以抵抗外来侵略为主题的杨家将故事中，民众把他纳入杨家将人物系列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宋人南渡偏安，实际上是亡了一次国。“恨胡虏之乱华，痛国耻之不复”，很多人由此推想，当太祖、太宗国家强盛之时，如果能发挥杨无敌的作用，那么国家绝不会沦丧。但事实是，杨无敌最终壮志未酬。探寻其中原因，肯定是有奸人相害，这就是民众最朴素的思维逻辑。
《打王枢密》正是一部反映忠奸对立的戏。南宋时北方为金人占领，《打王枢密》仍然能够上演。奸臣戏在北方沦陷区能够得以传承，这一点非常值得深思。在古人看来，忠奸是决定历史兴亡的重要原因，“说忠臣负冤衔屈，铁心肠也须泪下”，是能打动人、受欢迎的题材。按今天的话说，杨家将故事在当时应该是非常有卖点的，应该是叫好又叫座的那种。《打王枢密》是一出短剧，只有一折，内容现今不传，但后来的《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内容与其一脉相承。那时，投降派贬李纲、害岳飞，人们有言不敢发，有恨无处说，只能把心愿寄托在英雄身上，把怨恨发泄到奸臣身上。
杨家将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被民间艺人大胆想象加工，许多神奇的故事和人物不断融入，逐渐由历史故事向英雄传奇靠拢。面对屈辱求和的南宋政府，北宋遗民崇拜英雄的心情非常强烈，人民渴望英雄，期待英雄，崇尚英雄，美化英雄，传颂英雄，杨家将抗辽杀敌的事迹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共鸣，成了人们精神上的寄托。
南宋与灭掉北宋的金最终都被蒙古所灭，历史进入了“元”时代。金曾与南宋并存，但比南宋早亡45年。
元代统治中国不到百年，但堪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他们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把国民分为元人、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色目人是较早被征服的中亚和欧洲人，汉人指淮河以北的中原人，南人即南宋人。蒙人与汉人发生争执，不管事情原委，被殴的一定是汉人；汉人如果杀死蒙人，就要被株斩九族。
在蒙古人野蛮的高压政策之下，民间艺术反其道而行，除了“说话”等之外，又开创了元曲的辉煌。面对异族的高压，人们对英雄的渴念更加强烈，杨家将就如暗夜中的亮光，对身处水深火热中的民众是一种慰藉和支撑。元曲中的杨家将故事，添加了新的时代元素，那么昂扬又那么无奈，那么豪迈又那么感伤，奠定了整个杨家将故事的大基调。
杂剧有两部经典大戏，《昊天塔孟良盗骨》和《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昊天塔孟良盗骨》包括了《杨令公》、《五郎为僧》、《孟良盗骨》；《谢金吾诈拆清风府》由《打王枢密》和《谢金吾》组成；此外还有《八大王开诏救忠臣》、《杨六郎调兵破天阵》、《活拿萧天佑》、《黄眉翁赐福上寿》。这6种杂剧构成了日后杨家将故事的基本框架，很多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源于此。还有3种剧目内容失传，一部是大师关汉卿的《孟良盗骨》(仅存《青哥儿》两句)，一部是无名氏的《孟良盗骨殖》，还有一部是王仲元的《杨六郎私下三关》。在这些故事中，出现了杨门女将的第一个女英雄——佘太君。
四 明代杨家将故事的特点
明代是结束蒙古统治之后的又一个汉人政权，但老百姓翻身得解放的快感转瞬即逝。明朝中后期，朝廷积弱，外敌虎视，这种局面与宋朝的情况何其相似，杨家将成了借古言今的最好武器。另一方面，明政府也非常推崇杨家将，希望借此宣扬忠君思想，为巩固政权服务。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下，杨家将故事流传得更加广泛。
明人有诗为证，“野旷沙平陵谷异，耕民犹说六将军”。“耕民”当指乡村百姓，“六将军”即指杨六郎。“野旷”、“沙平”、“陵谷”是三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词汇，意指在非常偏远荒凉的地方，杨家将故事依然为人们所喜闻乐道。
明代杨家将故事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渗透了浓烈的忠君思想；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杨家将人物大量进入地方志。山西、河北、陕西、山东、甘肃，甚至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安徽、江苏、福建等地，都将杨家将编入地方志。
明代杂剧日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传奇大盛，章回小说异军突起，涌现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著名小说，杨家将小说在这股潮流中也应运而生，多种版本共存。
此前，杨家将故事已流传了数百年，内容丰富多样，但相对分散，不够系统，这为杨家将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条件。嘉靖、万历年间，有人把民间传说、曲艺、戏剧和其他小说中有关杨家将的故事集中起来，参以史传、方志，编写成长篇小说，比如《杨六郎》，在坊间发售，很受欢迎，流传甚广，但今已失传。
杨家将小说流传至今的只有两种：
一种是《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又称《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后世简称为《杨家府演义》。全书共八卷58回，标题均为单句，大约成书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由秦淮墨客校阅(秦淮墨客即明代戏曲作家纪振伦，他一生校订小说、戏曲甚多)。
另一种是《北宋志传》(因与《南宋志传》合刊，又称《南北宋志传》，或叫《南北宋两传演义》)，后来的通行本多名《杨家将演义》。共分十卷50回，回目为对仗工整的双联句。《杨家将演义》成书于1593年之前，比《杨家府演义》稍早，作者可能是熊大木(他还编有《全汉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
这两种小说的整体框架大体相同，时间跨度长达百年，从宋太祖亲征北汉开始，一直写到宋神宗时十二寡妇征西，编织了杨家祖孙世代抗敌的英勇故事。《杨家府演义》有大量的荒诞迷信描写，最后以杨文广之子杨怀玉不满宋神宗宠信奸臣、举家迁往太行山结尾。《杨家将演义》叙事较为干净，结局是杨宗保征西凯旋，宋真宗封赏杨家将，将百花公主许配给他。杨家将小说从杨业撞死李陵碑到十二寡妇征西，把自北宋以来流传的杨家将故事系统化、完整化，为后来的戏曲和说唱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这些小说中的杨家第一代故事非常丰富。老令公被潘仁美陷害，在狼牙谷撞死于李陵碑；长子、次子、三郎皆死于战场；杨四郎为番兵所擒，后来暗助大宋；五郎出家逃难，七郎被万箭攒身。杨家将仅存杨六郎镇守三关，再由杨宗保传至杨文广，代代都为大宋江山抛头颅，洒热血。小说还塑造出众多女英雄，穆桂英、琪八娘、瑛九妹、杨宣娘等等，巾帼不让须眉。杨家将一门五代，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六朝，不分男女老少，人人为不世之英雄，忠义事迹古今罕见。
不过小说中描写的杨家将事迹，大多于史无凭，虚构的成分偏多，这也正是小说的特点。杨家将故事更应该视为历史传奇而不是历史史实。熊大木曾讲，不能把历史和小说混为一谈，如果都按正史铺叙，小说就没法写，也没法读了。
清代也出现了一些杨家将小说。如《天门阵演义十二寡妇征西》，共四卷19回，由《杨家将演义》十二寡妇征西部分扩展而来；《平蛮传》五卷52回，讲杨文广征蛮十八洞；还有一部《杨文广平蛮全传》四卷22回，由《杨家府演义》杨文广征南的故事演义而成。这三种小说比较粗劣，无论是艺术还是故事都没有太多可取之处。
鲁迅先生对杨家将小说的评价是，“文意并拙，然盛行于里巷间”。确实，杨家将小说人物性格不够鲜明，概念化平面化现象严重；故事情节缺乏提炼，甚至有些前后矛盾；内容中充斥着忠君思想、君权神授观念以及降妖斗法的迷信色彩等等。但杨家将小说传播非常广，影响相当大，小说一版再版，与三国戏、包公戏、水浒戏一样，成为丰富的典目之一。
杨业父子所处的年代，正是宋辽关系定位的敏感时期。986年杨业之死那场战役，是宋辽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北宋自此转入守势。宋真宗时，朝廷软弱，不惜委曲求全，以金钱换和平。到了北宋末年，金人崛起，钦、徽二帝被掳走，宋朝廷被赶至江南偏安一隅，受尽屈辱。
明朝中叶以后，国家外患日益严重，北方游牧民族威胁渐大，东南沿海倭寇猖獗，人民深受其害。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入侵，英宗亲征，兵败被俘。1550年以后，鞑靼又三次侵扰京城，边患连连。朝堂之上争端不断，和战两派激烈交锋，有人主张京都南迁，于谦很像寇准与李纲，他召集各地勤王之师奋力抗敌，保全了京师，英宗也被送还，但可叹的是，抗敌有功的于谦、俞大猷或冤死或入狱。
“四方不守而思猛士”，明代的社会大背景简直就是杨家将故事背景活生生的现实版。当是时，民族矛盾激化，朝廷退缩妥协，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从内心深处呼唤抗击侵略的英雄，即便是没有英雄也要创造这样的英雄。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事情，人们需要在梦想中解脱，在想象中圆梦。宋太宗幽州被困、杨家父子舍命相救、护驾成功突围等带有浓烈英雄主义色彩的情节产生，也就顺理成章了。
杨家男女老少前赴后继英勇抗敌的故事，看似说的宋朝事，其实是有感于时局，是对明朝廷的一种期望，一种鞭笞，也是百姓无奈之中的一种安慰，一种救赎，按鲁迅先生的说法就是精神胜利法。
杨家将故事在明代得到进一步丰富，一方面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了再创造，另一方面也源于明政府的推动。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明王朝大力宣扬忠孝节义，专设了以宣扬忠孝节义为核心的宫廷杂剧，《八大王开诏救忠》、《杨六郎调兵破天门》以及《杨家府演义》和《杨家将演义》，都被赋予了这样的时代特色。
纪振伦为《杨家府演义》所做的序，很能说明问题。他认为像杨令公那样的忠勇之士，举世难得一见：
公而忘私，业以许国，狼牙一战，奋不顾身，英风劲气……
使将相调和，中外合应，岂不足树威华夏！
虽然，公亦足以自慰也。丈夫泯泯而生，不若烈烈而死，故不忧其身之死而忧其后无人，自令公以忠勇传家嗣，是而子继子，孙继孙，如六郎之两下三擒，文广之东除西荡，即妇人女子之流，无不摧强锋劲敌以敌忾沙漠，怀赤心白意以报效天子……世世相传。
则令公于是乎为不死。彼全躯保妻子者，生无补于君，死无关于子孙，千载之下，直令仁人义士笔诛其魂，手刃其魄，是与草木同朽腐耳，荣施之若此哉？故君子观于太行之上，谓怀玉之知机勇退。富贵浮云，而亦伤宋事之日非矣！
《杨家府演义》强调的是世代忠勇，杨令公“不忧其身之死而忧其后无人”，一世忠勇不难，难的是世世忠勇。更难得的是，不仅男人要忠勇，女人也要忠勇。《杨家府演义》突出了杨门女将，塑造了令婆、宣娘、穆桂英几代女将形象。纪振伦这段序言所用的词汇，“公而忘私”，“奋不顾身”等等，相信现代人都不陌生，他颂扬杨家将的高度不可谓不高，并且很有官方色彩。
五 清代杨家将故事的戏剧改编
清代杨家将故事仍然传唱不衰，“拒马河边古战场，土花埋没绿沉枪。至今村鼓盲词里，附会犹能说六郎”，杨家将故事成了盲人走街串巷的谋生手段。由于京剧和地方戏的兴起，从宫廷王府到城镇乡村，无不有戏剧的声音，杨家将故事的传播范围空前广泛。
清嘉庆年间，皇帝亲自主持，召集江南曲客编出昆曲版的杨家将故事《昭代箫韶》。这出连台大戏一共有240出，比今天最长的连续剧还要长。正因为长，上演的次数和范围都非常有限，道光年间演过两次，咸丰年间又演过一次。后来昆曲衰败，京剧流行，慈禧太后组织宫廷文人改编《昭代箫韶》，自己“不惜万几之暇”御定。按今天的话说，就是在日理万机之中仍然抽出宝贵时间亲自指导这项工作。
有亲历者介绍说，翻制改编时，太后把太医院和如意馆中的宫廷文人，全部传召到便殿，分班跪于殿中，由慈禧亲自讲解指示。事后，大家按照记忆拼凑成文，加以润色，呈送慈禧过目定稿，最后把稿子送到升平署去。这项浩大的工程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随改随排，约进行了两年，至1900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入侵才被迫中断。
《昭代箫韶》的原意是“升平时代的雅乐”，想想当时的战乱年代，很有些讽刺的意味在里面。清廷如此重视，按慈禧太后的设想，是要赋予这项工作以重大意义，达到“喝破愚蒙”、“感发忠孝”的目的。与明代的“内府本”一样，清代宫廷戏也主要借助于天命和封建伦理教化民众。
在这部戏里，“天命论”和“上天操纵论”无时无刻不渗透于其中，杨家将故事简直就成了神话剧。开场是众多神仙一起出场，由众神之首紫微大帝道明天意，按照上天的安排，宋辽战争要打三年，君臣将帅以及各色人等都有所谓的“劫数”，他们的生死富贵、人间姻缘都由各路神仙操纵。每到关键时刻，都会有神仙救场：北阴诸神暗中辅助杨六郎，因为他是“白虎星”；潘仁美的鬼魂在十九层地狱受苦；王钦若的鬼魂要上刀山等等。最能展现英雄丰采的天门阵，也全是神仙妖怪斗法，双方将士只不过是神仙的傀儡，宋辽之战是早已排好的“宿命”。
与《昭代箫韶》等宫廷戏不同的是，秦腔、豫剧、晋剧、梆子等地方戏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些剧目篇幅不长，情节紧凑，更为人们所喜爱，如《金沙滩》、《四郎探母》、《辕门斩子》、《穆桂英挂帅》等。
民间剧与宫廷戏相比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无比圣明的皇帝被拉下了神坛，太宗、仁宗、真宗无一例外地被打回原型，威信扫地。宋太宗是谋害兄长、篡位夺权的野心家；宋真宗软弱无能，辽兵围城时吓得浑身发抖；宋仁宗昏庸荒淫，竟然调戏杨八娘。所以，焦、孟这些人才会说，“不听宋王三召宣，端等杨家将令传”，这是老百姓对宋王与杨家的不同看法。
戏曲中女英雄形象得到了重点渲染，更加生动突出。上党梆子《杨金花夺帅印》，秦腔《烧火棍》中的杨排风，《十二寡妇征西》、《杨八娘游春》、《穆桂英挂帅》、《太君辞朝》等等都为“杨门女将”增添了不少亮色。杨金花敢于私入校场夺狄青的帅印，烧火丫头杨排风能够勇冠三军，这完全是清代艺人的新创造。所有这些戏曲，与历史事实出入已经很大，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英雄传奇。不过这些传奇故事却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流传，到今天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依旧是舞台和影视节目中的常见剧目。
杨家将戏曲的创作渠道大不相同，有的出自官府学者之手，有的经过宫廷文人改造，有的则是民间艺人加工。因而其内容具有双重性和复杂性，既符合人们反抗民族压迫的愿望，又符合统治者教化忠节的要求；既包含爱国思想、又有愚忠观念，还有神妖鬼怪等更为复杂的内容。
从明中期到清中叶这段时间，小说、戏曲、曲艺三种传播形式并存，杨家将故事传播达到一次高峰。清代考证之风盛行，由于杨家将的广泛影响，明清之际问世的宋濂的《杨氏家传》、王世贞的《宛委余编》、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都对杨家将给予了高度关注，这些著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
今天留存下来的京剧经典，经过广大观众不断选择淘汰、几代艺人千锤百炼，已经与杨家将故事的传统主题大异其趣。战争场面描写不多，绝大多数是以战争为背景，抒发战争中人的悲欢离合，如《托兆碰碑》、《五台会兄》、《洪羊洞》、《太君辞朝》、《四郎探母》等等，描写战争中骨肉离散的感伤故事，内容中充满了控诉与悲愤。这些戏基本都是抒情歌剧，京剧行话叫“唱功戏”。
《托兆碰碑》(又名《李陵碑》)，写的是杨继业之死。在传统故事里，杨家将“尽忠报国”是核心主题，但在京剧里，核心变为抒发骨肉离散的悲痛与绝望。杨继业是因为军事与精神的双重绝望，才碰死“李陵碑”的。他因受上司潘洪陷害被困两狼山，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饥寒交迫之中又梦见搬救兵的儿子浑身是血前来托梦，最终陷入绝望，精神崩溃。
很多正面描写杨家将战场厮杀的戏，如《铁旗阵》、《孤注功》、《翠黛山》等，都曾经由著名演员出演过，可是都如皇宫戏《昭代箫韶》一样没能流传下来。倒是表现人物离散之痛、骨肉之情的情感戏久演不衰。如果要寻找原因的话，除了艺术形式上的成功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这些戏，鲜明而强烈地表达了普通民众对残酷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安定生活的渴望。京剧之所以能成为广泛流行的艺术，正是由于它充满了世俗的人情味。
六 现代传媒中的杨家将故事
进入现代，随着广播和影视事业的发展，杨家将故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传播时代。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种地方戏繁荣兴盛，豫剧《穆桂英挂帅》、《花打朝》、《花枪缘》等，被以戏曲艺术片的形式搬上银幕。有关杨家将的年画、中堂画、门画、年历画进入千家万户，适合儿童阅读的连环画、小人书等作品大量涌现，在艺术产品相对贫乏的年代，借助于这样的平台，杨家将故事的传播又达到了一个高峰。
1955年冬，国务院文化部为整理评书《杨家将》召开座谈会，翦伯赞、赵树理等前辈都曾出席。大家认为，杨家将故事久传民间，在说唱、小说和戏曲方面有深远的群众影响。196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出马连登整理的长篇评书《杨家将》，这是中国大陆广播评书的一个开始。不过，当时广播还没有完全普及，特别是在农村，听到这部评书的人不是很多。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刘兰芳播讲的评书《杨家将》一百回引起巨大轰动，中央和地方各电台反复重播，成为一代人心中永恒的记忆。之后，电视评书又开始兴起，1985年，田连元以《杨家将》为题，首开电视评书之先河。
1979年至1983年间，各地报刊杂志发表的关于杨家将研究及介绍性文章不下40篇。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杨家将故事进行简单的梳理，二是集中对某一问题进行研究。还很少从历史、文化、人性的角度进行关注。1959年，梅兰芳排演的《穆桂英挂帅》被列入“优秀传统剧目”，参加对外文化交流。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以杨家将故事为题材的影视剧在我国(含港台)相继推出。70年代，香港无线出品了由汪明荃、杨盼盼等主演的《杨门女将》；港台联合摄制了由姜大卫和张冲主演的《铁血杨家将》；80年代，大陆出品了四集电视连续剧《杨家将》，主演者是当今的导演张纪中；真正引起大反响的是香港“无线五虎将”刘德华、梁朝伟、黄日华、苗侨伟、吴振宇同时出演的《杨家将》，周润发等一大批当红明星也加盟该剧；1992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32集电视连续剧《杨家将》，尽管没有明星大腕，但仍深获好评，获得了当届的飞天奖。该剧参与了中日电视艺术交流，在日本也很受欢迎，拷贝出售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影视剧共同的特点是，比较忠实于杨家将故事的基本精神，对原有的故事情节没有太大的改动，给人的感觉是既熟悉又新鲜，很有观众缘。
借助于戏曲、艺术画、广播评书、电视评书、影视剧等手段的共同推动，杨家将故事更加深入人心。进入21世纪，两岸三地筹拍杨家将故事的热度不减，几乎每年都有新片推出。
2001年，当红明星宁静、李若彤主演了40集的《杨门女将》；2002年，香港出品了28集的《穆桂英——十二寡妇征西》；2003年，香港亚洲电视台出品了33集《碧血青天杨家将》；2004年，张庭、张铁林等主演了带有轻喜剧色彩的《火帅》。2004年还有一部重头戏《杨门虎将》，由苏有朋、赵雅芝以及韩国女星蔡琳等联袂演绎，耗资3000万打造。2007年，全国各地热播40集古装偶像剧《少年杨家将》，两岸三地艺人出演加盟，《少年杨家将》一改以往类似题材的风格，选取了“金沙滩一役”之前的故事。
这些影视剧戏说的成分加重，原本杨家将故事就已经有相当多的虚构成分，它们又加入了新的元素重新演绎，所以一度引发了很大的争论。但不管怎样，至少说明杨家将的民间基础非常深厚。《少年杨家将》的主演之一陈龙曾讲，他从小被杨家将故事所吸引，对杨家将人物的性格、命运有所了解，能够出演杨家将非常自豪和兴奋。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杨家将”电子图书和游戏软件应运而生，在80后、90后中很有市场，对他们来说，传统的印刷传播反而退居到比较次要的位置。杨家将不仅在中国，在海外也有很大影响，其中以在日本和韩国的受欢迎度居高。日本有《杨家将演义》的多种日译本，2003年12月出版的《杨家将》，获得第38届吉川英治文学奖。韩国也有《杨家将传》和《杨六郎》的译本，英国也有关于杨家将的本子。还不断有传闻说，好莱坞欲将杨家将变美国大片，知名制片人彼得·罗异曾透露，挖掘中国题材故事也许可以改变好莱坞的审美疲劳，杨家将等经典故事有可能被重新演绎。
七 三实七虚
中国历史上，杨家将故事的传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一方面，杨家将故事流传非常广泛而又深远，说书艺人有“千年不倒杨家将”之论。北宋杨家将与隋唐、三国、水浒、岳飞有着同等地位，他们的故事最为一般民众所传唱。另一方面，有关杨家将的历史记载非常简单。与彪炳史册的岳飞不同，杨业父子并未登临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他们只不过是偏裨之将。如果说在北宋初年与辽的抗争中，杨家将还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的话，那么后来在南征和与西夏的斗争中，他们的功绩几乎找不到历史依据，但这仍不妨碍杨家将被广泛传扬。
任何一种艺术样式的产生都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杨家将”故事在宋元之际得以流传，在明清时代被不断深化，在当代社会依然流动，固然是因为其曲折动人的情节，更重要的还与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发展形势密切相关。
宋亡之后，在金元时代，虐政行于天下，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虽然仇视金、元，但强压之下敢怒而不敢言，所以只能拿前朝辽人说事，辽为金人、元人所共恨，前朝故事可以借古说今，抒心中不平，胜似讲当今时事。元人杂剧，往往取两宋名将之事，演为话本，配之管弦。在被外敌欺侮的年代，老百姓对于能灭贼杀敌的勇将，仰之如天神，敬之若父母。传扬杨继业父子，因为他们能抗辽；赞颂狄青，因为他能平蛮战西夏；推崇岳飞，因为他能破金。没有谁不想驱除胡虏而安中国，即便是盲词俚曲也充满了爱国心声，强国之梦。
纵观中国历史，北宋被金人所灭，南宋被蒙古所灭，明代在恢复汉人政权之后又被满清所灭，清朝后期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威胁。中国的这段历史，民族矛盾异常突出，杨家将产生、发展、成熟于朝廷软弱、外战外行的年代，人们把杨家将故事编成评话、戏曲和小说加以传唱、歌颂，正是感念抗击异族英雄的自然体现。但史籍中关于杨家将的记载实在过于简略，显然满足不了人们对英雄的期待。于是杨家将在传颂过程中，不断被丰富、充实、发展和完善。原本只有祖孙三代的历史材料，被铺写成五代几十人的英雄群体；原本只是男儿的铁血沙场，又融入了佘太君、穆桂英等生动的女英雄。杨家将父死子继、兄死弟代、夫死妻替，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前赴后继，延绵不绝，他们的爱国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交相生辉。杨家将身上，汇聚了中国古代众多将领的优秀品质，是英雄形象的集大成者。
关于杨家将故事的真实性，有研究者认为，如果说三国故事是“七虚三实”的话，杨家将故事则是“三实七虚”，有些故事可能于史有据，有些可能于史有影，还有的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信者悉以为真”、“疑者又以为子虚乌有”两种皆然不同情况的原因。
著名学者余嘉锡曾说：“元杂剧及今小说之言，盖官书之所讳言，流传于故老之口，其事容或有之，未必纯出于捏造。” 杨家将故事从流传的源头开始，就有点众说纷纭，后世又被传颂者根据时代需要不断赋予不同的内容，真实性大打折扣。总体来看，杨家将故事距今年代越久，其可信度越高。相反，则离本来面目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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