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一听，真有喜从天降之感。因为感激张子云对他的信任和雪中送炭般的收留，他后来便以同姓是一家的由头，拜张子云为义父，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张作霖在八角台落脚后，其部与张景惠的团练合并，张景惠为大头领，他为二头领。张景惠从前以做豆腐和卖豆腐为生，村里人都喊他“豆腐匠”，此人性格上有耿直豪爽的一面，但也有人评价他“不学无术，头脑简单，胸无大志，没有作为”。要说后面的这几句评价，谁听了心里都不会舒服，可是在与张作霖接触后，张景惠倒真的自惭形秽起来。
有一天晚上，二张秉烛夜谈。张作霖很诚恳地对张景惠说：“大哥，现在你只有多收拢人才，广交官府和地方士绅，扩大自己的实力，才能保持住位置。”
张景惠听后很以为然，同时他打心眼里觉得，张作霖从相貌气质到言谈举止都不是一般人物，将来跟着他干必有发展，于是便提议让张作霖坐头把交椅，自己甘愿让贤做二把手。张作霖没有心理准备，不由大吃一惊，连忙加以推辞，张景惠则一再坚持说：“你的才能胜过我十倍，这头把交椅非你莫属。”
让贤
在《水浒传》中，宋江第一次上梁山，曾受过他救命之恩的晁盖便要拜他为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宋江坚不肯从，说：“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何却让不才？”他甚至还声明，如果晁天王硬要让贤，那他情愿去死。
后人评《水浒》，评到这一段的时候往往就有一种意见，认为宋江十足虚伪，明明心里高兴，却还要假惺惺地忸怩作态。其实这种分析反而是违背了《水浒传》的本意，因为宋江在书中乃是正面人物，绝对的男一号，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的所有言行都不能逾越作者所认同的江湖道德规范，而这种所谓的江湖道德规范，核心的东西其实就两个字：义气。
行帮各派，义气为重。晁盖让贤是“义”，宋江推辞也是“义”，他们都是在巨大的利益和好处面前互相进行推让，以此证明自己的价值观。
作为一个长期闯荡江湖的绿林中人，义气二字同样为张作霖所认同和尊重，所以不管他心里对做一把手究竟有没有意思，嘴上一定会坚决推辞。
张景惠不肯罢休，第二天，他把部下都召集起来，对众人说：“张雨亭（张作霖字雨亭）年富力强，志向远大，我情愿拥护他做团练的领袖，大家跟着他图个好的前程。”
张景惠这么讲义气，张作霖只能向宋江老前辈学习。当下他不仅执意不从，而且还吩咐手下收拾行李，表示如果张景惠一定要这么做，他就只能离开八角台了。
事情惊动了张子云，他亲自对张作霖进行挽留。在二张互相推让这件事上，则主张从全镇利益出发，让全镇人商议决定究竟谁来当民团的一把手。
在八角台，数张子云的面子最大，他一站出来，二张都无话可说。接下来一切顺理成章，在张景惠的竭力推荐下，镇上的人都同意张作霖坐头把交椅，张作霖实在推辞不过，这才接受下来。
得马者未必为喜，失马者未必为忧，经历挫折后的张作霖意外捡到金元宝，从此在八角台站稳了脚跟。这里也成为他恢复元气和进一步发展的基地，凭借八角台相对充裕的财力物力，张作霖开始招兵买马，扩大团练规模。
随着实力的增强，张作霖同周围其他帮会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一个绰号“项傻子”的“胡子”与金寿山等联合，对八角台实施了夹攻。见对方人多势众，张作霖忙派汤玉麟带一部分人到镇外驻扎，与八角台形成掎角之势，自己则与张景惠一道在镇上坚守。
对于八角台这样的“硬窑”加“红窑”，“胡子”通常都是要么不砸，要砸就往狠里砸。因为都知道窑里油水足，一旦“砸响”（打进去）便可以进去花天酒地，纵情享乐，所以在八角台“枪头子硬”，即便硬攻进去，也要死许多“崽子”（即喽啰）的情况下，“项傻子”等仍不肯收兵。
就在这一节骨眼上，张作相来了，立刻局势大变。
张作相是泥瓦匠出身，原来住在锦州柳条边墙一带。那一带在地理上是汉蒙两族居住的边界，民风彪悍，向有聚族械斗的传统习惯。家族中谁被人打死了，如果停灵不葬，就预示着他们要集合整个家族的力量继续进行复仇。
有一天，张作相的本家族弟遇上土匪，被打死了。族人便停灵不葬，并公推张作相带队复仇。张作相到处打听仇人的下落，后来得知对方已经入军营当兵，便紧追过去，找机会干掉了他。仇人的家属在当地也很有势力，马上到县衙鸣冤告状，为躲避官府的捉拿，张作相只得带上十几个本家兄弟浪迹江湖，带着人马前来八角台投奔张作霖。
张作相的人马虽然不多，但都很能打，又是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因为他的加盟，张作霖终于挡住了“项傻子”的进攻。
张作霖与张景惠、张作相皆为海城老乡，且一见如故，有着相当好的私谊。三人于是结拜为兄弟，按照年龄顺序，张作霖居于老二，他称张景惠为“我大哥”，称张作相为“我三弟”。
加上汤玉麟，张作霖帐下已拥有三员颇为强悍的大将。有人分析认为，张作霖在东北绿林既是晚辈，初起时其力量同其他帮派相比也十分薄弱，后来实力之所以能够扩展得那么快，和手下这几员大将其实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北霸天
在部下的襄助下，张作霖逐步对“项傻子”展开主动进攻，并在对方率部抢劫时将其予以包围，一场鏖战下来，“项傻子”被当场击毙。这一仗不仅为张作霖和八角台去一强敌，也对其他蠢蠢欲动的“胡子”和游兵散勇起到了震慑作用，自此再没有人敢来碰硬钉子了。
由于成功地保住了八角台，张作霖在绅商们心目中的地位越加高大，他们每月支付近三千两银子作为军饷，帮助张作霖购买枪械，招募人马。张作霖的团练步马队迅速扩充至两百多人，而且有马有枪，并配有洋鼓、洋号和鲜明旗帜。所部列队绕村行走时，阵容甚为雄壮，与正规军队相比，气势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彼时辽西绿林中有“四霸天”一说，张作霖位列“北霸天”，这标志着他已一跃成为像过去冯麟阁那样的江湖老大。不过与冯麟阁等山大王不同的是，张作霖还拥有一个未来枭雄所必须具备的眼光和气度，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喜欢结交名士。
除义父张子云外，八角台的士绅和文人都是张作霖的座上客。举人刘春烺位列“辽东三才子”，虽在官场上不甚得意，却是个很有见识的人。他和张作霖相交甚笃，常常无话不谈，有一次他对张作霖说：“当今之世，民生凋敝，十室九空，商旅不行，将至抢无可抢，绑无可绑之势。不如趁早改变办法，先使农民得活，将来清廷恢复原状时，你可以受到招抚，岂不为善？”
张子云与刘春烺观点相似，认为养兵毕竟是国家大事，民团只是应付于一时的地方武装组织，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民团终将失去存在的条件。听了他们的建议，张作霖连连点头称是，他也感到“不和官家合作，成不了大事”，只有跟从大清政府，才能拥有强大后盾。
张作霖开始为“和官家合作”进行准备，比如训练和管理练勇时，都要求保持与官军一致的纪律。“保险区”内，除盗窃案自行管理外，所有民事刑事案件一律解送官府裁决，这些都是为了给官府留下一个好印象。
就像当年宋江日夜盼着朝廷招安一样，张作霖巴巴儿地期待着政府降旨。让他感到高兴的是，没过多久，好消息真的来了。
身为东三省政要，盛京将军增祺实在是倒霉透顶，调任这个职位不过才一年光景，就让俄军占领了奉天。他刚逃到新民府附近，便被哥萨克骑兵给追上截回，并在沙俄的逼迫下，与其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答应将奉天交给俄国军管。此事并未报经北京政府批准，朝廷为此进行了追究，准备将他革职。
要说真革掉也就算了，可是因为无人敢出关接替，增祺又只能暂留原职，继续维持地方治安。这可不是一件好干的活，因为他发现，辽西“胡子”（也包括那些打着“保险”旗号的队伍）既多且强，仅靠官军武力剿伐根本就消灭不了。
增祺的下属、新民府同知（同知为知府的副职）廖彭亦有同感，因为他手中能调动的巡捕队仅有一百六十人，而所要对付的匪盗则多如牛毛。为此，廖彭向增祺上书，建议招抚地方“保险队”，将私团招为公团，他认为通过这种办法既平了匪患又壮大了官军，乃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增祺看到后觉得未尝不可以一试，便授命新民府知府增韫具体承办招抚事宜。增韫不敢怠慢，当即派人向各“保险队”宣抚收编。收抚的办法是先是有当地士绅出面担保，保证安心归顺，不出尔反尔。通知一出，各帮却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踊跃，原因是大家都不知真假，害怕官府以收编为由，趁机将他们解决了。
张作霖平时广交官府和地方绅商，内部消息非常灵通。当其他帮派还在犹豫观望的时候，他已经认定这是一个出头的好机会，下决心归顺朝廷，听候改编。张作霖的决定得到了张子云的支持，在张子云看来，地方太平了，团练就该遣散，但要让练勇们立即放下武器回家种地，也很难安分守己，反而对治安不利，更何况，张作霖这几年在地方上表现不赖，彼此间的私人关系又不错，于情于理都应该帮他找一条出路。
张子云找来另一名当地士绅杜绊林商议。杜绊林是个秀才，与张作霖的关系很好，当下便答应与张子云一道为张作霖作担保。当年关外有文化的人不高，读书人因此很受尊敬，那些有一点功名的，更被认为是了不起的人物，在社会上的名望和地位都很高。秀才这样的身份，若放到关内也许不值一提，在关外就不一般了。知府增韫对于张子云、杜绊林这两位老秀才一向都特别尊重，有他们两位共同做担保人，起码取得官府的初步信任是没什么问题了。
对于张作霖而言，仅仅拿到入场券还不够，入场之后，你知道人家会让你坐哪里？那些边角旮旯，谁都不待见的地儿，你愿意去？
就在张作霖思忖着如何再找点门路，下点功夫的时候，他突然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增祺当初逃往辽东时，曾先把家眷送走。如今他被截回且与沙俄达成了和约，社会秩序也渐渐安定下来，他便打算把家眷重新接回奉天。
京奉铁路当时只通到沟帮子，剩下的路要从新立屯经过，而新立屯就在张作霖的控制范围之内。张作霖由此心生一计，他将张景惠等部下召集到一起，鼓动他们说：“我们总在绿林中吃黑饭，前途是暗淡的，是毫无出路的。我看不如借助我们现有的这点实力作本钱，向官家讨价还价，混个一官半职，总比这样继续干下去有出路。”
好胡子
听张作霖这么一说，几个人都点头同意。汤玉麟说：“只要当家的有好办法，打定了主意，我们无不唯命是听。”
张作霖一拍桌子：“好，只要大家愿意，我自有道理。不过在未实现以前，必须严守秘密，如果泄露出去，不但事情要失败，而且更要被绿林朋友耻笑。”
按照张作霖的设计，当增家眷属从新立屯经过时，大家就要分工演一场好戏。他特地嘱咐道：“这就是我们的大好机会，但不准乱动，到时听我的命令行事。关于这一点必须同众弟兄讲清楚，违者就要以手枪相见。”
过了不久，负责打探的手下来报，增家眷属乘坐十几辆马车，果然已行至新立屯附近。张作霖闻讯大喜，马上布置展开行动。
增家车队刚刚走到一条河边，就落入由汤玉麟率众扮演的“劫匪”所设的伏击圈内。车队被团团围住，护卫们急忙进行抵抗，但哪里是“劫匪”的对手。“劫匪”们开枪打死了两名护卫，在收缴车队人员所携带的枪械子弹及其数十件箱柜后，便开始假装大分金银细软。
这时作为真正主角的张作霖上场了，他骑着马鸣着枪，率领部属们冲了过来。汤玉麟见状佯装不敌，一边扔下收缴的东西，一边“落荒而逃”。
车队被连人带物一并送往新立屯街上。在以“保险队”的名义安顿好人员车马时，张作霖还单独给增祺的夫人及贴身侍者提供了一座很好的房子，并拿出最好的鸦片烟款待他们。
曾家人先认为劫数难逃，接着意外被救，最后再一看，救他们的人并不是官军，也是“胡子”（曾家人搞不清“保险队”与“胡子”有何分别），而且没有马上放他们走的意思，不由又惊恐失色起来。到现在，发现接待他们的“胡子”竟如此温和体贴，又有些莫名其妙，那心情真的跟玩过山车一样。
张作霖干脆也把自己当“胡子”，不过是那种被逼上梁山的“好胡子”。他亲自招待车队中几个重要的随行人员，陪着众人一道躺在床上吸鸦片烟。就在这种貌似很放松的环境中，他突然叹了口气，说：“唉，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如此地软弱，毫无国际地位，受尽了外人的欺凌，致使国内人民的生活竟达到这般境地，真使我有说不出的伤痛！我们所以当上土匪，也是被逼上了梁山哪。”
这些人想不到一个“胡子”能够如此忧国忧民，谈吐还这么文雅抒情，便料定其中必有文章，他们中间一个地位较高的人便试着搭讪道：“我们很同情你的处境，我想我们将军来到奉天一定会有办法的，你们也一定会有出头露面的一天。”
见张作霖的样子确实很容易接近，此人又接着说：“请原谅我不懂规矩，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大胆请问您的贵姓？”
“我就是张作霖！”
几个人过去听说过张作霖，知道对方乃是辽西著名的绿林首领。现在得知张作霖就在面前，他们都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但同时又更加愕然，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张作霖一定是生得高大威猛、面貌凶恶，怎么也没法跟眼前这个儒雅温和、文质彬彬的青年对上号。
你们觉得诧异？那就对了！接下来，张作霖便把自己的身世以及为什么会走上绿林这条路的前因后果，都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其间，他有意在话中对增祺流露出一股愤懑不平之意，说增祺到任不久，也不先弄清真假虚实，就要对他们这些守法的“保险队”严拿法办。
“保险队”本身良莠不齐，既有像张作霖这样比较规矩、捍卫乡里的，也有像金寿山那样乱抢乱夺、胡作非为的，所以别说平时高高在上的增祺，就算是普通老百姓，有时也弄不清“保险队”与“胡子”到底有什么区别。增祺接受廖彭建议对“保险队”进行招抚，就是视他们为“胡子”，要平的是匪患。
俗话说得好，别人家的肉煨不热，官家一旦有这种心思，即便使用招抚的手段，也只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圈住你。这正是张作霖所担心的，他不是真的认为增祺招安是假，怕就怕招过去之后还被盯贼一样盯着，那样的话，除非在娘肚子里重新翻个跟头，否则今生做梦也别指望“转正”成为真正的官军了。
为了把戏演得更为逼真，张作霖继续做悲愤状，说如果增祺一意孤行，仍然要来硬的，“使我们有口难辩”，就只能破罐子破摔，“我们干这个勾当，个人的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了！”
若要好，大做小
张作霖如此一说，可把大伙吓坏了。你想啊，此时此刻，谁是不经摔的“罐子”？不就是他们这些肉票吗！刚才与张作霖搭讪的那名随员赶紧说：“依我愚见，长期同官家作对，毕竟是没有好处的。现在我们将军也同意招抚了，为了个人的前途，我看你们弃暗投明，才是正路。”
张作霖想走的就是“正路”，但他偏偏还要欲擒故纵，装出一副低头沉思的样子。随员则早就沉不住气：“假如有这样的机会（指招抚），尊意如何呢？”
张作霖料到他有这一问：“我已说过了，我们都是良家子弟，因为迫不得已才不得不落草为寇。假如真有机会为国家效力，当然求之不得。不过听说增将军这个人很固执，我们想受招抚恐怕没有门路。”
接着，他又一本正经地反问道：“你们究竟是哪一部分的呢？那位太太又是谁呢？请放心，我们保证不会加害你们的。”
带队随员起先不敢暴露曾太太的身份，但看张作霖这样子，确实无加害之心，于是在思索片刻后对张作霖说：“待我回禀太太一声，取得她的吩咐再同你谈。”
张作霖点头应允，他心里明白，自己的计策至少已经成功了一半。
随员找到增太太，向她讲述了张作霖的谈话经过。增太太也是见过点世面的女人，她和众人商议了一下，考虑论公论私都应该和张作霖取得相互之间的信任和沟通：一者，需要解除眼前危难；二者，就算从维护增祺的角度，也可以替他去掉可能危害地方治安的一个大患。
随员得到明确指示，随即出来告诉张作霖：“不瞒你说，我们太太就是增将军的夫人，有些话你不妨跟她唠唠。”
“若要好，大做小”，一听这话，张作霖少不得还得扮出惊讶、谦疚、惊喜等各种复杂表情。之后，他跟着随员前去拜见增太太，一入室，先行大礼参拜，然后才低头站立着说：“张作霖冒犯夫人，愿听吩咐。”
见对方对自己如此恭敬，又那么谦逊，增太太把最后的一点心理包袱都放下了：“我明白地告诉你吧，我就是增将军的夫人。我们这次是由京城来到奉天，路过此地。我原在省城时，就听说绿林各帮与将军为难，特别是你的声名最大。现在路上巧逢，想不到你这样对待我们。”
张作霖时年只有二十八岁，增太太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眼前这个青年不但是绿林大佬，而且在耍心计斗心眼方面也出类拔萃，乃是个“不由科举的状元，不作文章的秀才”。她这时候倒真的有点提拔和帮助一下这个年轻人的意愿了：“适才听跟班的谈了你过去的一切和你的愿望，我很同情你，我看你是一个很有为的青年，而且又有这样一部分力量，假如你能很快地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前途一定是不可限量的。”
张作霖继续保持着恭敬和谦逊的态度，以鼓励增太太继续说下去：“只要你能保证我们一行平安到达奉天，我也一定保证在增将军面前保举你，让你们这一部分力量为奉天地方效劳，这样既有利于地方治安，你们也有了出路。你看这样好吗？”
还会不好吗？我费尽周折，要的就是这个啊！张作霖当即表示感谢不尽，说：“假使我张作霖能带众弟兄投到增将军麾下，为朝廷效命，有生之年，决不忘掉增太太的大恩。”
从增太太处辞出，张作霖告诉张景惠等人事情已经办妥。他命令喽啰们将劫得的东西“完璧归赵”，同时又送了一份厚礼给曾太太一行。曾太太和随行人员过意不去，特地拿出五锭纹银要赏给张作霖的部众，张作霖哪里肯收，婉言谢绝后还亲自护送车队走出新立屯地界。分别时，他又再次对增太太说：“只要我们有出头露面的一天，您的大恩没齿难忘。”
这出高质量的情感甚至还带点悬念的大戏，彻底把增太太给征服了。她平安回到奉天后，便把途中遇险的经过以及张作霖诚心接受招抚的愿望，都告诉给了增祺。自然，在讲述自己耳闻目睹的客观事实的过程中，她也没忘记加入浓烈的个人感情色彩，比如张作霖的实力有多强，为人有多好等。
增祺是个有城府的老官僚，但枕边风的威力却也不容易抵挡，加上增太太的几个随员也帮着鼓吹，遂一边奏明朝廷，一边给新民府知府增韫下令，要求有条件时将张作霖部收至奉天省巡防营中，给予正式军官待遇，但仍驻在新民地方负责维持治安。
决斗
得道夸经纪，时熟好种田，既然已经铺好道路，新民这边便可以开张了。1901年9月，受张作霖之托，张子云、杜绊林作为担保人，一同到新民府拜见知府增韫，说心甘情愿把八角台“保险队”这股人马交给政府。
增韫本有招抚之责，又得到了上峰的命令，听后满口应承，说：“二位地方士绅既以身家性命担保，本府当然深信不疑。”
张、杜随后又把张作霖大加称赞了一番。因为盛京将军有言在先，张作霖部将暂时维持新民的地方治安，所以增韫也颇有见这位新部下一面的兴趣，便提出把张作霖领去给他看看。
张、杜返镇后，把经过情形转告给张作霖，过后三人一同拜见增韫。张、杜是以新民府考中同年考取的秀才，府考由知府主持，所以两人都称增韫为老师。张作霖何等机灵，他也不管自己是不是秀才出身，便跟着叩头行大礼，并拜增韫为老师。
增韫见他相貌儒雅，样子挺聪明，言行举止又如此乖巧，对他很满意，便问他手下有多少人。张作霖信口回答：“一营人。”
按照清朝兵制，一营要有五百人，少说点也得四百人，张作霖当时只有两百人，但他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给以后扩充力量提供余地，就来了个以少报多。增知府也不细察，只是告诉他：“回去赶快整顿，整顿好即带到新民点编。”
点编就是点验人数，列入编制。张作霖一回八角台就忙开了，除八角台的原有班底外，他又吸收了辽西一带其他小股帮派，凑足四百之数，开到新民府点编。
点编完毕，增韫成立了一个游击马队，张作霖被任命为马队管带（相当于现代军制中的营长），以下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人各有职务。大家摇身一变，全都成了堂堂正正的大清军官。
俗话说“人要衣裳马要鞍”，尤其张作霖，待到他把军帽往头上一戴，制服往身上一装，洋式军枪往腰间一佩，薄底军靴往脚上一穿，那个精神，整个人都显得威风凛凛、气宇不凡。
旧时官员拿到委任状后必须谒见上司致谢，名为“谢委”。张作霖到奉天巡防营务处“谢委”，由于当时还没有“胡子”敢主动接受招抚，张作霖是吃螃蟹的第一人，所以营务处的人都想看看这位声名在外的绿林豪杰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这一瞧，几乎完全颠覆了“胡子”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但见张作霖相貌清朗俊秀，双目灼灼有光，根本不像是山大王的样子，倒十足像个文雅书生。
一定要说张作霖在形象上有什么缺陷，就是身材还不够高大，因此大家都称呼他为“小个子”。“谢委”时，营务处的负责官员问“小个子”为什么愿意受抚，张作霖的回答立刻暴露了他与书生的区别：“我想升官发财。”在场众人听惯了报效朝效之类的官话，没想到张作霖会如此直言不讳，顿时一个个瞠目结舌。
马队成立后奉命继续留驻八角台。这时敢于侵扰八角台的“胡子”主要来自热河，其中最为凶悍的是一个绰号“海沙子”的巨匪，麾下有百余之众，里面一半为蒙古人。他们常常骑着快马，一晚上就朝辽西呼啸而来，十分吓人。
有一次，这伙边外盗匪又入境侵扰，还绑走士绅常家的老太太作为肉票。张作霖与其进行了一场恶战，张景惠率先将肉票解救出来，接着张作霖又亲自指挥马队予以包围。
两边首领喊话，张作霖对“海沙子”说：“你不能在此处收过路钱，这地方属我管。”“海沙子”情知今天靠跑是跑不出去了，便梗着脖子叫嚷：“不给钱？那我就要打！”
张作霖说：“我在这村庄负责安全，我拿人家的钱，咱俩一打，村庄不就遭难了吗？不行，你不能打！”为了减少附近村庄的损失，他给“海沙子”提了个建议：“这样吧，咱俩对打好不好？你人站那边，我人站这边，咱俩开枪对打，如果我被你打死了，这地方就归你。如果我把你打死了，你的部下就归我，好吧？”
所谓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张作霖提议决斗并非完全意气用事。当年的东北“胡子”都以枪法好著称，不单单是大小头目，就是最下面的“崽子”，都首先要求“管硬”“管直”（黑话，意思是枪法准）。他们平时吃饱喝足了之后最主要的娱乐之一就是玩枪，也即练枪法。通常是大伙坐在屋里大炕上，把窗户敞开，窗外的墙头上挨排插蒿子或酱杆（高粱的秸秆），众人开枪射击，比谁用枪“掐得齐”（黑话，意思是打得多和准）。
很多“大当家的”都是靠玩枪玩出名的，他们使“双家伙”（即双枪），能够做到“左右开弓，骑马点射，空中打飞物，夜晚打香头，说打鼻子绝不打眼睛”。张作霖多次持双枪冲锋陷阵，但他平时更习惯使用一支八厘米套筒步枪，由于长年枪不离肩，甚至造成了右肩高、左肩低的体形特点。
与“海沙子”的决斗开始后，两人几乎同时以闪电般的速度举枪和扣动扳机，结果是“海沙子”被当场击毙，而张作霖只受了一处并不致命的枪伤。按照决斗时达成的君子协定，“海沙子”一死，他的部下也就放弃抵抗，或归顺张作霖，或四散逃去。消息传出，热河一带的盗匪惊恐失色，再没有谁敢随随便便跑到八角台来滋事了。
“窦尔敦”
八角台时期的张作霖可谓英气勃发，一抽出空来，他就扛着那支套筒步枪，骑一匹白马，不要任何人护卫和跟随，单枪匹马地到赵家沟去探望老母，他也因此得了一个绰号“白马张”。
八角台与赵家沟相距约九十里，张作霖每次都是在吃过午饭后动身，在太阳偏西时到达赵家沟。那路上要经过一个一望无际、方圆数十里都没有人家的大草甸子，他在途经此处时，曾遭遇一股敌对势力的伏击。当时他一看，所处区域地势开阔，又是白昼，人马目标太大，不易走脱，就赶紧下马跳进一条沟里，用步枪与敌人对抗。对方有一二十个人，但都打不到张作霖，反而被他打死打伤了好几个。
一直对峙到“撂帘子”（黑话，意思是天黑了），张作霖这才翻身上马。他的白马久经战阵，训练有素，打仗时寸步不离主人，一旦跑起来，又速度飞快。依靠白马和步枪，张作霖突出重围，安然无恙地回到了赵家沟。
张作霖对他的套筒步枪非常珍视，认为这是自己创业的家伙，陪着主人打过很多胜仗，已称得上是一个“功臣”。在马队多数人都已换用快枪的情况下，他依旧不愿更换，一直到死，这支步枪都被他妥善地保存着。
绿林是靠本事混饭吃的，在这个圈子里，像张作霖这样既有生死不惧的胆子，还拥有一身过人武艺的好汉，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然而话又说回来，由于长期浸润其中，也让相当一部分人养成了滋事扰民的恶习。他们以前过惯了这种生活，积习难改，人少时尚可管束，多了便很难控制。有人就曾为此告上省府，指责张作霖名义上剿匪，实际却纵兵焚烧民居、抢劫财物，“从各村抢来的财物装了十几大车”。
奉天将军增祺闻报大为震怒，便打算另派亲信接替张作霖的职务。张作霖早已在新民府编织好了关系网，得到风声后赶紧请官员们替他求情。1902年10月，新民府同知廖彭向增祺禀称：“张作霖投靠朝廷已经快一年了，肯定没有再回去做土匪的可能，他是忠心耿耿效忠朝廷的。如果另外派员接替张作霖，恐怕他底下人不服，万一要是有什么事处理不当，反而对地方稳定不利。”
增祺听后觉得有理，加上夫人也在一边为张作霖说好话，就决定见他一面，但要求张作霖必须到省城进见。张作霖害怕增祺借机将他扣留，便托故让张景惠代他前去接受召见。
增祺的左右对此很是不满，主张对张作霖进行处分。增祺倒是知道张作霖有所顾虑，因此反而能够谅解，他抚慰张景惠：“只要你们真能为朝廷效命，我就一定准许你们戴罪立功，决不会欺骗你们的。”
增祺让张景惠密告张作霖：“现在奉天省还有杜立三等几个匪帮为害地方，应相机图之，如能为地方除掉这些巨患，那就是你们的大功，将来一定还要重用你们的。”
张景惠回去后向张作霖做了汇报，张作霖又羞愧又感动，也暗暗记下了增祺的话。
与其他绿林头目大多家境贫寒不同，杜立三出身于豪强世家，父亲专劫“皇杠”，几个叔叔都是著名的“马胡子”或坐地分赃的寨主。此人紫红脸膛，穿着上也偏好紫色，出行时一般都是头扎紫红色头巾，脑后垂一尺多长的紫红飘带，身穿紫红宁绸上衣，民间一谈起杜立三，都爱把他当成京剧和公案小说里的窦尔敦、单雄信。可是真实生活中的所谓江湖好汉，其实远没有戏曲中那么可爱，杜立三生性狠毒，杀人不眨眼，不但地方上的老百姓闻名丧胆，就是其他帮派头目也都怯其三分。
张作霖在没有就抚前，杜立三的一小股人马曾跑到他的“保险区”境内抢掠。事情发生后，张作霖缴了这些人的枪支，杜立三闻报大怒，集齐全部人马要与张作霖拼个你死我活。张作霖打不过这个“窦尔敦”，只得落荒而逃，杜立三则穷追不舍，由辽阳一直追到了镇安县十七户。
十七户有一个被称为“汤二爷”的庄主，势力很大，属于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人物。“汤二爷”是汤玉麟认的本家，在张作霖等人的请求下，他出面进行了调解。张、杜遂言归于好，张作霖把所缴的枪支归还给杜立三，杜立三也表示对此事将不再追究。之后，两人又共同认“汤二爷”为义父，彼此间还焚香拜把，结下了金兰之好。
虽然拜了把兄弟，但张、杜之间并无任何惺惺相惜之意，张作霖纯粹是畏惧于杜立三的凶狠强悍，而不得不使出权宜之计。从内心上来说，他与杜立三仍然势不两立，真要有条件下手，他完全可以做到毫不犹豫。
增祺更是迫不及待要除掉杜立三，他除命张作霖对本区进行清剿，严防杜立三窜入外，又把官军和地方豪绅的武装集中起来，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对杜立三进行联合进剿。
齐天大圣
至当年秋季，近千名官军乡勇逼近了杜立三的老巢后插拉村。这个村子的陈、于两家大户都有院墙和炮台，且地形险要，便于攻守。除此之外，便只有十几家孤零零的小户了。官兵进村后，全部驻扎在陈、于两家，准备休息一阵再寻找杜立三。
孰料杜立三用的不过是一招诱敌深入而已，当官兵进村时，他已率领精选的五百悍匪钻入那十几家小户里，官兵刚要休息，他们就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顿时，枪声四起，炮火纷飞。
杜立三为了将官军一网打尽，颇花血本。他亲画图样，让人把大树干挖空，外面裹铁皮，里面放火药，再加入铁钉、铁砂、碎石等，制成了一门门土炮。军官乡勇几次欲强行突围，都被枪炮打了回去。
三天后，院中粮食断绝，只得杀马代食，饮水断绝，只得拿马尿当饮料。得悉剿匪部队陷入绝境，后方指挥官赶紧组织救援，一时却又无兵可调，情急之下，只好向附近的俄军炮兵求援。俄军炮兵架起大炮，向后插拉村连发数弹。
俄造大炮的威力自非土炮可比，当炮弹掠过村庄上空时，村民都十分惊恐。不过其实杜部并未受到什么损失，因为他们都散处于各小户中，反而陈、于两大户受到的震动更大，官军人人自危，都害怕炮弹正中落到院里来。
杜立三见俄国炮威力强大，又不知道俄军到底来了多少兵，在村民的再三恳求下，遂撤兵离去。官军虽然绝处逢生，但已狼狈不堪，之后他们便偃旗息鼓，收兵回营，自此再不敢和杜立三进行直接较量。
在官军与杜立三大战的过程中，张作霖只是个旁观者，但是看到杜立三如此不好惹，就算他的邀功之心再迫切，暂时也只能先退避三舍了。
1903年，朝廷对地方军进行整编，张作霖所部由八角台移驻新民府街，并与新民街巡捕队合并。张作霖依旧出任管带，继续与昔日的绿林同行们演着兵捉匪、猫捉鼠的游戏。在这一整年里，他就像是那个被释出五行山，跟着唐僧取经的齐天大圣一样，不惜使出浑身解数，对辽西的各路“妖魔鬼怪”东征西讨，被他击溃的大小“胡子”不计其数。
当然，剿从来都不是官军对付盗匪的唯一手段。有个叫侯老疙瘩的“胡子”，长期在新民西北和彰武边界一带窜扰，居民甚以为苦。他见张作霖做了受抚的榜样，也想学着升官发财，便通过一个中间人告知知府增韫，说自己要投诚。增韫答应下来，让侯老疙瘩做好准备，将所部开到新民府听候点编。
点编那天，增韫令张作霖率众站堂，以防不测。随即，侯老疙瘩带着四十余人进入大堂，看到他们身上都带着武器，站堂的兵丁忙喝令他们把枪放下。不料侯老疙瘩见大堂内外戒备森严，以为官军要强行缴械，竟然在增韫升堂时操起了枪。张作霖及部下早有防备，一阵乱枪打过去，当场击毙侯老疙瘩，还缴获了二十多支俄国快枪。
增韫受了一场虚惊，对张作霖大加称赞。事后，他除了将侯老疙瘩的手下全部交给张作霖改编，缴获的快枪也归其所有外，又从府库里拨出一部分银两，买了两百多支枪械送给张作霖，以示奖励。
与“侯老疙瘩案”相似的还有“五大哨案”。所谓“五大哨”，是五股绿林武装的别名，他们事前也同意接受改编，双方相约在新民府的大堂进行点编。由于有了经验教训，张作霖不待增韫吩咐，就已早做准备，在大堂上埋下了伏兵。
“五大哨”进入大堂后，循例要跪在地上，听知府宣读点编命令。可是这些人听完命令，却认为与接洽时所谈条件不符，竟然立即翻脸，并当堂鸣枪。增韫这回吓得躲到了公案底下，又幸亏张作霖及其部下开枪还击，对方抵敌不住，除当场死伤者外，其余人全都逃之夭夭，“五大哨”也从此瓦解。
张作霖逐渐成为增韫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锦西有一对“胡子”兄弟苑四、苑五，领着四百多人在当地烧杀抢掠，锦州官府束手无策，就请新民府派兵助剿。增韫命张作霖前去扫平，张作霖出手不凡，开到锦州不久就把苑氏兄弟打了个灰飞烟灭。
顺风转舵
张作霖再怎么表现得英勇无敌，终究还是不敢碰杜立三，而增祺也无法再对他下这样的命令了，因为这位将军早已自身难保——俄军又一次占领奉天，对东三省进行强制军事管制，增祺被囚禁了起来。
沙俄有一个“黄俄罗斯”计划，其主旨是通过实施殖民政策，将东三省变成它的“黄俄罗斯”。至1903年年底，俄国在东北的武装移民已超过三万人，“黄俄罗斯”计划距离大功告成也只剩下最后一步，即迫使中国将东北名义上的主权交给它。
在自身无力直接对抗的情况下，中国和朝鲜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大国制衡的策略，中国是“以日制俄”，朝鲜是“以俄制日”。日俄虽然有时也想各取所需，达成妥协，但双方在贪心欲念的驱使下，就好像老米饭一般，怎么捏都捏不成团，最后终于翻脸打了起来。
日俄之间开打，陆战战场却在中国东北境内，中国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态度，让朝廷上下颇费思量。以北洋大臣袁世凯为首的一派意见认为，中国不能参战，也不能帮着日俄任何一方：如果帮助日本，俄国就会以此为由派陆军在中国西北采取行动，同时一旦俄军战胜后，作为战败国的中国就只能将东北的名义主权乖乖割让给俄国；如果帮助俄国，日本海军会对中国东南沿海构成威胁，一旦日军战胜，东北又将沦为日本的口中之食。
经过反复斟酌，中国政府决定保持中立。1904年2月12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圣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
日俄战争爆发后，日俄双方一边拼命厮杀，一边延续以往政策，对“胡子”竭力进行拉拢和训练，以使之作为本国正规军的辅助力量。被它们拉过去的“胡子”也依照原名，亲俄的称之为“花膀子队”，亲日的称之为“东亚义勇军”或“满洲义军”。
同样是招人，俄国不管是手段、战术还是投资，都远远落后于日本。一般俄国官兵将东北人一律蔑称为“满子”，即便是对待“花膀子队”亦不例外，对方稍有不顺从或不满情绪流露出来，他们就会当众拳打脚踢，施加侮辱，致使这些“花膀子队”也在不知不觉中对俄国人产生出强烈的不信任感。日方间谍人员正好利用这个矛盾，乘虚而入地将一些“花膀子队”拉过去，又将他们变成了“东亚义勇军”。
日本人也没忘记昔日的绿林魁首冯麟阁。战前冯麟阁已被从库页岛解往西伯利亚的一个苦力营关押，每天要下矿挖煤，干着牛马一样的活。不久，“王小辫子”收买中国通事（即翻译），把他从苦力营里营救了出来。冯麟阁回到奉天后重操旧业，而且从此铁了心要跟“老毛子”干到底。
日军在辽阳南首山遭到俄军抗击，屡攻不下，部队伤亡惨重。冯麟阁和金寿山遂将所部的几千骑兵组成“义勇军”，从辽河以西挺进，抄袭首山俄军阵地的右侧背。俄军措手不及，只得放弃首山，向北败退，日俄战争的胜败之局也由此奠定。
对日方来说，冯、金是为他们立下了很大的战功。日本军事当局特地奏明天皇，奖给两人各一枚宝星勋章，过后又电请中国政府对这两大帮派予以收编重用。
除了“胡子”外，东北地区凡握有兵权的中国军官同样受到日俄的关注和拉拢，张作霖自然名列其中。只是张作霖曾经在这里面吃过亏、上过当，早就已经学得精明无比。他既不像有的地方官那样谨小慎微，除了恪守中立，不敢越雷池一步，又不肯像冯麟阁和金寿山那样，明目张胆地为日俄某一方出力，而是把算盘珠子打到啪啪响：你们都有求于我，这事没错吧？好，废话少说，先把好马好枪和粮饷送来！干什么？吃好睡好装备好，才能为你们干活啊！
战争初期，俄军的实力看上去更为强大，按照张作霖的估计，“小日本不能打败俄国大鼻子”。基于这一判断，他虽然也天天把政府的中立政策挂在嘴边念叨，但实际却阳奉阴违，跟俄国人套起了近乎——一边接受俄军贿赂的钱财和军械，一边暗中帮助俄军搜集粮草，或者供应一些情报，有时甚至还会让手下人冒充“花膀子队”，对小股日军进行偷袭，趁火打劫地从日军手里抢夺一些枪弹马匹或者粮秣柴草。
当时受日本参谋本部之命，日本驻满洲军司令部参谋福岛安正专门负责东北的情报工作。他很重视拉拢张作霖，为此派遣了司令部翻译黑泽兼次郎率“特别任务班”到新民府进行活动。可是黑泽兼次郎可以明显感觉到张作霖对他们不抱好感，有时根本就不把他们当一回事。
随着战争的逐次展开，日军开始占得主动。张作霖马上顺风转舵，对黑泽兼次郎的态度又似乎变得热情起来，还安排对方住到自己家里。那段时间，黑泽兼次郎送给张作霖不少枪支弹药和金钱，而张作霖则投桃报李，把在俄军身上做过的事，重新复制一遍给日军。
张作霖后来回顾道：“日俄打仗，洋鬼子打算利用我们。我们为了得武器，有时也被他们利用。那时我是得抢就抢，得骗就骗，都是为了武装自己。”
张作霖非常清楚日俄的用心以及自己的定位，不管日本人给多少好处，他都没有选择向日方一边倒。有一天晚上，在和几个得力部下讨论时局时，他还特地谈道：“我们要把握好风向，小日本虽然取得暂时的胜利，但俄国大鼻子在东北待了这么多年，而且凶猛好战，最后可能还是大鼻子要赢。”
万没想到，隔窗有耳，黑泽兼次郎是个高级间谍，这段谈话居然被他偷听到了。对于从前在张作霖那里受到的冷遇，他本来就很是不满，现在一听，才知道张作霖实际一直在脚踏两只船。
吃客、用客，你还要耍客，当我们全是二傻子！黑泽兼次郎越想越恼火，决定找机会杀掉张作霖。回到满洲军司令部后，他向福岛安正透露了这一想法。福岛安正老谋深算，听后赶紧说：“现在张作霖正为我军效犬马之劳，要留着他加以利用，不可对他轻举妄动。”
按照福岛安正的指示，黑泽兼次郎不但暂时打消了原先杀掉张作霖的念头，而且又在对张作霖进行拜访时，送去银币一千元，以坚定张作霖为日军效劳之心。当然他们也没有忘记防患于未然，此后黑泽兼次郎便留在了新民，专门负责监视张作霖的一举一动。
官场关系学
1905年初，日俄展开奉天会战，这是双方在陆地上进行的最后一次大会战，俄军在会战中伤亡惨重，被迫撤出奉天。战后，获胜的日军控制了新民地区。有些亲日派“胡子”头目早就看张作霖不顺眼，这时便趁机指控他：“雨亭伪装中立，暗中与俄军通谋。”
派驻新民的日本宪兵听到传闻后进行调查，确认张作霖有充当俄军间谍的嫌疑，因而将其秘密逮捕，并呈请“新民屯军政署”署长井户川辰三少佐，欲将张作霖处以死刑。
所谓“军政署”是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在实际占领的东北南部所设立的一种殖民机构。日本人后来自己也承认：“名为军政署，实则为纯粹的民政厅，特别是施政方针等，如同视满洲为新占领地。”井户川辰三考虑到张作霖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营官，但手下有很多精锐的骑兵，这些骑兵都可以为日方所用，杀了未免可惜，对日军有效地控制新民一带不利，于是便一再向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请示，要求豁免张作霖。同时，他还请满洲军司令部参谋福岛安正、田中义一从中斡旋，张作霖这才得以免于一死。
免死金牌不是白拿的，在把张作霖放出来之前，井户川辰三交给他一份写着“愿为日本军效命”内容的誓约。张作霖其时羽翼未丰，说被抓就被抓了，说要被杀头马上就会人头落地，所以他十分乖觉，誓约一递上来，连想都没想，二话不说，就在上面按了手印。
在日俄之间“踩钢丝”固然惊险万分，然而对张作霖而言，收获也是满满的。通过两边获利，至1905年，他的游击马队已从一个营扩编至三个营，若抛去个人风险因素不算，真可谓是骆驼骨头卖了象牙的价。
日俄战争的结果是日胜俄败，沙俄用于吞并东北的“黄俄罗斯”计划宣告破产。根据战后双方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日俄将在十八个月内，即1907年4月之前，从东北陆续撤走他们的军队。为此，朝廷特派张锡銮为奉天巡防营务处总办，到东北整理军务。
张锡銮奉命之后，即乘坐京奉铁路兼程赶往奉天，但京奉铁路只修到新民府，奉天和新民之间不通车，这样他就不得不在路过新民府时在当地暂住。就巡防营这个系统来说，张锡銮乃是张作霖的顶头上司，现在对方自己送上门来，这样的天赐良机无论如何不能轻易错过。
自设法被招安之日起，张作霖就无师自通地掌握了一套官场关系学，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个要点，即巴结、应酬、馈赠。只要把这三点做到位，不怕不能给上司以好印象，从而确保今后仕途坦荡。
张锡銮为人清廉自守，官声颇佳。你要单纯送他财物，人家未必肯收，这就需要投其所好，另找突破口了。张作霖打听到，张锡銮早年就随军习武，骑术和枪法都很精湛，尤其擅长马术，绰号“快马张”。
张锡銮爱马，乘马生了病，他便舍马不坐，徒步在新民府下榻。张作霖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从自己的战马中挑选了一匹最好的战马相送。
第二天早晨，张锡銮从下榻处走出，一眼就看到了门外所备之马。他一边上前抚摸，一边忙问随从这是哪里来的好马。随从答道：“张作霖管带说特为将军壮行敬送此马，如蒙乘用，不胜荣幸之至……”
张锡銮听了一愣：“张作霖？迄今未听过此名啊！”
虽然此前对张作霖完全不了解，但就凭这匹比自己的病马还要高出几等的好马，爱马至深的张锡銮在心情大悦的同时，对张作霖已经产生了很深很好的印象。以此为由头，两人也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彼此交谈中，张作霖从大家都爱马这一兴趣点出发，与新上司大谈起马经，他有医马、相马的经验，也称得上是一位医马御马的好手，张锡銮和他谈得很是投机。
“馈赠”说到底还是为了“巴结”，趁张锡銮高兴，张作霖引用“同姓五百年前是一家”的俗套，提出要拜张锡銮为义父。在张锡銮眼中，张作霖早已不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地方管带，而是一个才智双全的奇才了，于是当即就答应下来。
张作霖的套路还没有结束，他把手下召集到一起，从中选出二百五十名高大俊朗的骑兵，十人一排，组成二十五排，由自己亲自带队，前呼后拥地护送张锡銮去奉天城。人都是有虚荣心的，何况是新官上任，更需要下属给捧着，张作霖由此成了张锡銮到东北后培植的第一个亲信。
这时除盛京将军增祺已因故被免职外，原新民府知府增韫已升至奉天府府尹。朝中有人好做官，有张锡銮、增韫等人的多方提携关照，张作霖想不发达都难。张锡銮抵奉后不到三天，张作霖的部队即扩编为马步五营，他被任命为五营统带。如此高速度大幅度的提拔，颇具中国特色，旁人除了诧异和眼红，也莫可如何，而张作霖则眉开眼笑，满心欢喜。
东三省向被满人视为龙兴之地、陪都所在，在内忧外患不断，尤其关内随时可能爆发革命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对经营东北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1907年4月，清廷下诏在东三省实行官制改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分治其事，原先奉天的盛京将军改为东三省总督。
第一任东三省总督是身兼钦差大臣的徐世昌，他带着军队上任，并且上任伊始即对地方治安进行强化。处于这种高压之下，各路中小绿林武装纷纷或亡或降或隐，原先盗匪蜂起的情况得到很大改观。剩下来的大鳄中，洪辅臣帮内发生内讧，他本人被刺死，余部被张作霖所招抚。冯麟阁和金寿山等因在首山之役中助日有功，经日本建议已由朝廷收编为省防营，不能算是江湖人物了。这样一来，实力上本就与冯麟阁处于伯仲之间的杜立三水涨船高，成了辽西独一无二的绿林老大。
鸿门宴
自从江湖地位跃升后，杜立三越发骄横傲慢，目空一切，他除了尚把冯麟阁看成老前辈，给予特别尊重外，对其余头领均不屑一顾。
杜立三也确实有嚣张的资本，不但官军不敢上门来剿，就连俄军看到他，都得绕着走。日俄战争期间，由于曾遭受过俄炮兵的轰击，杜立三选择了专打俄军，他常常对俄军人数较少或未加戒备的地区进行袭击，而且一打就跑。俄军在蒙受很大损失的同时，对这种忽隐忽现、出没无常的打法又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久而久之，他们在心理上都有了阴影，以至于每到一处，就会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问：“杜立子（俄军对杜立三的称呼）有没有？”老百姓成心吓他们，于是也用刚学会的俄国话回答：“也西（俄语有的译音）！”俄军一听，立时惊逃。
辽西的老百姓对“老毛子”又恨又怕，可是日俄战争结束，杜立三又代替了“老毛子”，成了辽西的一大公害。据说杜立三不仅肆意掠夺民财，而且还霸占民女，因而民愤极大，各地控告和要求对他绳之以法的状纸在奉天公府中已经堆了厚厚一摞。
和他的前任盛京将军增祺一样，徐世昌将杜立三视为必除的大患，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杜立三等以积年巨匪，屡与官军接仗，恶贯满盈，久为地方之害。”
杜立三当时主要活动于“三界沟”一带。“三界沟”所以得名，是因为它处于辽阳、新民、海城三地交界处，乃典型的“三不管”区域。三地官员对杜立三向来都抱着装聋作哑、能推则推的态度，一旦发生案发，则相互进行推诿和指责。徐世昌这次决定专责一地，受其委派，奉天营务处提调殷鸿寿来到新民，向新任知府沈金錾和张作霖传达密令，要求他们限期剿灭杜立三，逾期不成，唯两人是问。
对于张作霖而言，擒杀杜立三已不仅仅是邀功请赏的问题了，它还关系到自己能不能在官场上继续混下去，所以这事不是能不能干，而是必须干。简单一句话，机会就这么点，你有戏我就没戏！
可是擒杀杜立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以前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杜立三本人彪悍善战，所部武器精良、人多势众，官军与之交锋，从未能够占到便宜。除此之外，“三界沟”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杜立三又在那里修筑了不少碉堡和地道，沟内还设置重门深巷，是个易守难攻的贼窝。张作霖和沈金錾再三研究，认为派兵进剿没有太大的成功把握，最后很可能又落得个损兵折将、徒劳无功的下场。
硬攻不成，智取怎么样？智取的关键是设计捉住杜立三，张、沈都相信，只要杜立三落网，其部必然沦为一盘散沙，到时就算要端他的老巢，也易如反掌。
张作霖首先以结义兄弟的名义，派专人到“三界沟”向杜立三道喜，一面伪称奉天总督府派使来向他招抚，而且给他的官衔比自己还高，一面诓骗杜立三速来新民晋见“招抚委员”，以便筹备受抚事宜。
张作霖精心编造的这套东西，却并没有能如愿以偿地立即打动杜立三。杜立三长年纵横江湖，早就修炼成了个妖精，岂是那么容易上当受骗的，而且他其实从心底里很鄙视张作霖：就知道抱粗腿，顺杆儿爬，官府一招手，你就欢天喜地地奔了过去，反过来与我们这些昔日的黑道兄弟作对。就你这样的，还配叫江湖好汉？没骨头！
印象不好，说话的诚信度也就打了很大的折扣。同时杜立三的母亲和弟弟也都认为张作霖是在设“鸿门宴”，此行风险太大，凶多吉少，力劝他不要去。既然如此，杜立三便打定主意不去新民，他对张作霖派来的人说：“张为官，我为匪，我们已经是走两条路的人了，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朋友和交情。我们是有骨头的，我们看他升官好了。”
哄骗不成，反遭到一顿奚落，张作霖又沮丧又生气。想来想去，他只得求助于和自己关系亲近的老秀才杜绊林。
捕生不如捕熟
过去人们对于读书人尤其是有功名在身的人普遍都抱着一种尊崇的态度，结识者往往引以为荣，即便杜立三这样杀人如麻的魔王也不例外。只是书生们大多对他望而生畏，不敢过于接近，唯有杜绊林没有这些顾虑，一直以同宗的关系与杜立三常来常往，不仅如此，杜绊林还很看重杜立三，常用一些历史上侠义英雄的故事来激励他。杜立三觉得碰到了知己，遂认杜绊林为同宗叔父，对他非常信任，遇事必向其请教。
杜绊林亲眼看着张作霖由“胡子”转到“保险队长”，又由“保险队长”升为朝廷要员，他希望杜立三也能走这条路，并认为杜立三若受招安，其地位和成就必不在张作霖、冯麟阁之下。为此，他对杜立三以宋江相期许，还亲书“忠义家风”四字相赠。杜立三也很能体会他的良苦用心，特地将四字制作匾额，悬挂于家里的大门之上。
张作霖知道杜立三很听杜绊林的话，就把杜绊林接到新民府自己的家中，一边优礼相待，一边展开攻心战。
古语道：“未角智，先练品。”既是古语，那就是很遥远的事了，如今大伙儿真要斗智，比的都不是什么品德高低，其实比的就是谁更鸡贼更腹黑。谈话间，张作霖脸不变色心不跳，堂而皇之地把自己摆到了与杜绊林一样的出发点，说他对杜立三这位结义兄弟也是寄予厚望，常想劝对方改邪归正，“（一旦被招抚），以立三的才干和力量，何愁不青云直上呢？”
就在杜绊林频频点头赞同之际，张作霖话锋一转：“可是立三始终不肯回头，前几天因徐总督（指徐世昌）带兵到省，我觉得他这样干下去太危险了，特设酒席请他来，再进最后忠告。可惜他反而误会了，不但拒而不来，并且说些闲话。”
即便不看画面，也能想象得出此时张作霖脸上的表情，当然这只是个引子，他真正要让杜绊林感觉到的，其实是“举世无不争之家”“我决不会计较自己兄弟的态度”。杜绊林被告知：“这次请你老人家来，就是为了此事，仍想请他觞叙共商进止。现在徐总督带重兵来奉天，决心要消除地方匪患，不像自家朋友，彼此可以相安无事，心照不宣了。”
软硬兼施之后，张作霖又开始用上煽情这一必杀技：“立三不能再继续干下去了！趁徐总督还没有动手的时候，他和沈知府力主招安，他投降是有把握的。你老人家如果同意，能否亲自出名邀他前来，以免再发生误会？”
说到动情处，他干脆双膝跪下，认杜绊林为义父，同时捶胸发誓：“若有三长两短，拿我张作霖是问。”
这一番旁人看上去恨不能挖心肝掏五脏般的表白，很耗当事人的体力，但也真有效。杜绊林听了大为动容，认为张作霖很够朋友，招抚杜立三完全是出于诚心善意，加上之前为证明朝廷确实是诚心招安，绝非欺骗，张作霖已带他引见了殷鸿寿，于是就很爽快地答应了张作霖的请求。
正是捕生不如捕熟，当下张作霖便假模假式在新民街上为杜绊林另设招待处，请杜绊林在招待处稍事休息，说等杜立三来到后，可以一同晋省“谢委”。杜绊林则修书一封，邀杜立三速来新民会晤。
杜绊林的这封亲笔信果然起到了效果，尤其是当杜立三读到“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这些句子时，更是怦然心动。
俗语说得好，“当一天胡子，怕一辈子兵”，盗匪的最大心病是什么？就是“剿匪”！一个黑道大哥就算混得再好，都怕这两个字，也不免要为自己的结局做些打算。应该这样说，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投降和受抚的，想想看，只需换套衣服，然后便可以首领当官，喽啰当兵，又不愁吃穿，又不怕官捕，何乐而不为？
在此之前，杜立三并不是真的不想受抚，只不过是“小孩子放鞭炮，又爱又怕”罢了，现在杜绊林帮他消除了疑虑，没有“怕”，光剩下了“爱”，就没有不去的道理了。
毕竟是个老江湖，杜立三在动身前往新民之前，仍然做了严密布置。他首先通知附近和留守的亲近部卒两百多人，让这些人马做好准备，一旦发生意外就驰往救援。其次是在“三界沟”到新民的两百里路途中，以西佛牛录镇为重点，设置哨所四座，每座哨所都派驻十名骑兵。一有风吹草动，骑兵就可以快马传报，让他的弟弟杜老疙瘩率队对自己进行接应。
所有这一切布置完后，杜立三才精选出十三名贴身护卫，由“二当家的”、人称“宋帮带”的宋庆濂带领，随自己一同前往新民府。
送客
杜立三自以为精明干练，布置妥帖，不知道狐狸遇着了虎狼，那张作霖更不含糊。还在杜立三动身之前，他就密令张景惠领五百骑兵绕道到达八角台待命。在探得杜立三动身后，张景惠兵分两路，骑兵主力进驻“三界沟”附近，一面做好进剿准备，一面防止外面的“胡子”增援。所分出的另一部分骑兵潜伏于辽河岸上的卡力马，对杜立三设于西佛牛录镇的重点哨所进行牵制，同时防止杜立三逃逸回窜。
在新民街上，张作霖把一家饭店作为接待杜立三的招待处，殷鸿寿则住在一家当铺的后院内，执行抓捕任务的士兵都藏在这家当铺里。
里面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外面仍是风和日丽。当杜立三一行到达新民府城郊外时，张作霖即派人迎接，将他们引至招待处，一如所承诺的那样热情周到。杜立三在稍事休息之后，也派宋庆濂去向张作霖报到，并约期会面。
宋庆濂一到张作霖处便发现落入了对方陷阱，不过张作霖并没有强行将其拿下，而是来了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此时宋庆濂明知众寡悬殊，若要反抗的话可以说是毫无益处，只有吃亏的份儿。更何况他似乎也没有为“大当家的”无条件殉职的必要——杜立三平时为人残暴，待属下苛刻，相比之下，张作霖性格和善，处事较为厚道，倒更像一个值得跟随的“明主”。权衡利弊，宋庆濂当即决定“弃暗投明”，归顺张作霖。
这边杜立三尚蒙在鼓里，那边张作霖已随同宋庆濂亲自来招待处拜会。让杜立三感到惊讶和释然的是，张作霖便衣简从，居然随身仅带了两名护卫。
接下来，大家共进午餐。席间张作霖频频向杜立三举杯，预祝对方在晋省后能够一帆风顺，升官耀祖。当时一般规矩是官招待官，兵招待兵，随杜立三前来的十三名护卫另有人招待，而且也全都是大酒大肉，招待得殷勤备至。
饭后，张作霖邀杜立三同去“招抚委员”殷鸿寿处拜会。杜立三的护卫们大多已是酒醉饭饱，人困马乏，而且既然张作霖仅带两名护卫，杜立三要是再带上一大堆人未免丢份儿。护卫中有杜立三的内弟和族侄，这两人是他的心腹，对他忠心耿耿，因此杜立三决定只带上这两人，其余人等由宋庆濂指挥，在招待处静候。
杜立三一离开招待处，潜伏在店内的便衣队就展开行动，将店里的人全部包围起来。有人想要反抗，立即被宋庆濂制止，让他们不要动手，听凭处理。在宋庆濂的配合下，杜立三留在店内的护卫被悉数解除了武装。
张、杜来到殷鸿寿所在的当铺后，下马并肩入内。殷鸿寿将他们迎进后院北房，护卫则留在外屋。按照原定计划，张作霖和殷鸿寿等人本打算请杜立三上炕，趁他吸鸦片时，让人在炕上将其按住后予以擒拿。可是杜立三不吸鸦片，而且他久闯江湖，非常机警，一进屋就拣背墙面向其他人的位置坐下，同时两手不时插入兜内抚摩枪柄，使得暗藏的抓捕士兵根本没法下手。
见此情景，张作霖和殷鸿寿只好自己先上炕吸烟，以便借机行事。两人一边吸烟，一边恭维杜立三，说杜立三敢于和俄国兵交锋，给国家出了气，替老百姓报了仇，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又说朝廷由于爱惜人才，不但赦免杜立三过去的一切罪恶，而且还要将他升为军官，为国家出力。
对这些试图转移注意力、让他放松警惕的恭维话，杜立三始终抱着唯唯诺诺的态度，不做任何肯定答复，只是连说“再商量”。非但如此，在发现不断有人进进出出，而且门外还有杂沓的脚步声和低语声后，杜立三的疑心还更大了起来，一再要起身告辞。
眼见炕上擒拿这一招已经失败，张作霖、殷鸿寿只得使用预定的第二套方案。在预料门外业已布置就绪的情况下，两人假装不再够挽留杜立三，一同起身送他出门。随着殷鸿寿一声高喊：“送客！”门外已有人揭起了门帘。
杜立三走在前面，因为即将离开，戒备和紧张情绪也一下子放松了许多。可是就在他跨出门，转身请殷鸿寿“留步”的时候，话还没说完，便有人从背后伸过手来，将其紧紧抱住！
杜立三立刻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他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想要拔枪反抗，无奈两手已被人死死压住，一动也不能动。这时又有几名壮汉冲上来，将杜立三按倒在地，摘下手枪后捆绑了起来。
杜立三叫骂，也是为了向留在外屋的两名护卫发出信号，但张作霖早就布置好了监视兵，那两名护卫刚刚拔出枪，就被打中手腕并遭到生擒活捉。
在将杜立三拿住后，张作霖、殷鸿寿和知府沈金錾经过商议，确定将其处死。当晚，殷鸿寿宣读省法令，公布了杜立三的罪状，在奉天营务处警务人员的监视下，杜立三被就地正法。
“黄天霸”干掉了“窦尔敦”
接到杜立三业已伏法的消息，潜伏于卡力马的骑兵立即出动，收拾了杜立三沿途布置的所有哨所。张景惠更是一分钟都不敢耽搁，率队争分夺秒地驰往“三界沟”，将杜立三的老巢予以层层包围。
张景惠先礼后兵，派人拿着所缴获的杜立三本人的枪马以及省令，到杜家劝降：“杜已伏法，有其枪马为证。余者不究，愿回乡务农者，缴枪发价，愿当差者，受抚。”
树倒猢狲散，得知“大当家的”已经身首异处，杜立三的部属大多已无顽抗之心，只有杜立三的弟弟杜老疙瘩要为哥哥报仇，一心想着拼命到底。杜母虽是女流，但能说善道，经常周旋于各帮派之间，为他们排忧解难，是各帮派公认的“老干妈”。她见大势已去，便劝小儿子暂且忍耐，等以后有机会再徐图报复。
在杜母的主持下，杜部打开大门，迎接张景惠的人马进院。后者进院时持枪布岗，如临大敌，杜老疙瘩一时忍耐不住，拔枪就射，一些忠于他们兄弟的帮会人员也跟着射击。双方一场混战，最终因士气已丧，杜老疙瘩及其所部还是被张景惠给打垮了，他本人也被拉到院外砍了头。
杜绊林尚在张作霖为他安置的招待处内，还等着和杜立三一道晋省呢，直到杜立三被杀的消息传来，方才如梦初醒。
京剧里面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作黄天霸，他和绿林好汉窦尔敦相对，乃是个“外表人畜无害，内心扭曲狰狞”的朝廷鹰犬，专干卖友求荣、靠哥们儿的血来染自己红顶子的事。在杜绊林眼里，张作霖赫然就是个翻版黄天霸，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自己还受到利用，生生让杜立三上当受骗中了圈套。
老先生悲愤万分，追悔莫及。他气冲冲地找到张作霖，指责对方无信无义，言下恨不能和张作霖拼命。
对诱杀杜立三可能带来的舆论反响，张作霖当然能够预想得到。消除了这样一个地方上的隐患，朝廷高兴，那些曾经受害的百姓也会拍手称快，可是在更多素有梁山情结的民众心目中，就完全不同了，“黄天霸”干掉了“窦尔敦”，会说你好吗？
大丈夫做事，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能够想到，还一定要去做，就是做好了所有心理准备。张作霖很镇定地对杜绊林说：“杜立三凶横残暴、恶贯满盈，我奉总督之命为地方除害，这正是大仁大义。事前所以不同你老人家说，是怕事机不密，一旦泄露，就免不了要大动干戈。我这样做所全者大，所伤者小，老人家为了侄儿，情固有所难堪，如从大义灭亲的道理看去，也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张作霖这话说得很有高度，让平常都爱把这些大道理放在嘴边的杜绊林顿时语塞。张作霖又接着说道：“这次兵不血刃而为地方除一巨患，完全是老人家的力量，我张作霖决不能贪天之功为己功，一定要报请徐总督从优奖叙。”
杜绊林听了，情绪稍微平和了一些，对张作霖说：“我没料到你会这样欺骗我，我已老了，苟全性命，不求显达，所最痛心者，是我诱骗了我的侄儿，我的侄儿虽不是我亲手所害，却死于我手。”言毕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张作霖再怎么做大义凛然状，毕竟心里也觉得亏欠。他极力安慰，并保证将对杜绊林的晚年生活尽全责。
事已至此，眼见得对张作霖拽又拽不得，打又打不着，杜绊林只得强抑悲痛，说：“算了吧，为奉天除害，你是做对了。死者不可复生，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希望你对他（指杜立三）的身后加以照顾，对于他的部众有所安抚。”张作霖忙又安慰一番，答应对杜立三的家属一定要尽到朋友之情。
临走时，杜绊林给张作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赶紧向总督报功去吧，前途远大，好自为之！”
不单单是杜绊林，大概当时稍有点眼力见儿的，都能看得出张作霖“前程远大”。得悉张作霖已剿灭杜立三，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立即上奏朝廷，为其请功，在奏折中，他力赞张作霖：“赴机迅速，实属异常出力，奋勇可嘉。”
剿匪得花钱，徐世昌上任后用兵频繁，短时间内，前任留下的七十万两白银就花得精光，地方财政因此出现了数十万的赤字，巡防营甚至一度连薪饷都开不出了。
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两个月不给官军发饷，就有化兵为匪的可能，也就意味着所有剿匪方略都将前功尽弃。徐世昌和主管营务处的张锡銮都因此愁眉不展，在张作霖前来拜见时都不约而同地面露难色。察知他们的难处，生财有道的张作霖第二天便派人拿来一万两白银，以帮助上司应急。
中国的潜规则向来是，光有能力有功劳不行，还得上司真正认可才行。张作霖的机敏反应让徐世昌、张锡銮十分满意，不断向朝廷进行保荐。1907年8月，张作霖终于接到圣旨，他被晋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仕途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