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驾掌寺虽然农业不兴，但因为位于辽河沿岸，乃是各口岸前往营口的交通要道，所以市面倒是颇为繁华，也为很多人带来了弃农务商的机会。除了做小商小贩外，当地还有两种“职业”。一种是“耍混钱”的盗匪，另一种是“耍清钱”的赌徒。旧时东北黑道上流传着一句口诀：“千山万水一枝花，清钱混钱是一家，你发财来我借光，你吃肉来我喝汤。”
如同口诀中所言，虽然盗匪和赌徒“耍钱”的方式区别很大，可毕竟殊途同归，都是要通过不太光明的手段来取财，完全称得上是一家人。也因此，据说东北盗匪抢你抢他，但绝不抢劫赌徒。驾掌寺的张有财就是个连盗匪都会手下留情的职业赌徒，他终年在各处“放局”，也就是设赌抽头，因此回家时间很少，但每月都会托人往家捎钱，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1883年春末夏初，张有财突然有好几个月都没有回家，也没有往家捎钱，以致家中生活都发生了恐慌。张有财的妻子王氏非常着急，她把三个孩子叫到跟前，嘱咐他们分头前去寻找，同时又托人打听，但始终都得不到下落。
就在众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家中养的一只大黄狗从外面回来，向着王氏狂吠，并用嘴扯着她的裤腿往外拽。王氏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也就跟着黄狗往外走。约莫走了有一里多地，黄狗钻进了一处小树林。林边原本落着许多乌鸦，黄狗一来，这些乌鸦才受惊飞起，整个气氛显得很是神秘古怪。
树林里究竟有什么？王氏走进去一看，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人，再仔细一瞧，赫然就是自己的丈夫，只是他身负重伤，而且已经死去很久了！
没关系，里面是空的
王氏又惊又痛，赶紧回村请“乡约”（村里管事的友邻）代他报案。驾掌寺所属的海城县接案后，知县率衙役前来验尸，证实张有财“全身无伤，惟脑后被带刃的硬物打伤而致死”，同时现场还遗留了一把铁镐，被“乡约”认出是本村王小二所有之物。
县令立刻传讯王小二，但王小二早已不知所踪。不过案情至此也基本水落石出。原来这王小二是个赌徒，案发前他在赌场上输给了张有财，但又拿不出钱来付赌资。张有财赢了钱自然是“千欢万喜，头颠尾颠”，听闻王小二的老婆有些姿色，他一时兴起，竟然半真半假地对王小二说：“你拿不出钱来，这不要紧，先将老婆送过来抵债，等你凑够了钱，再把老婆赎回。”
孰料王小二亦是当地的小混混，并非善茬。张有财话一出口，他就动了杀机。在假意答应，先求得脱身之后，王小二埋伏于路边，在张有财回家路过小树林时，乘其不备，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镐砸向对方的后脑勺，当场把张有财给打死了。
虽然查明了真凶，可是由于案发时王小二已经远逃，如何缉拿就成了问题，而且打官司这桩事，从来都是“天大官司，磨大银子”，只有舍得花钱打点，人家才会卖力气追凶。奈何王氏家徒四壁，终究有心无力，于是这宗人命案也就只能束之高阁了。
正所谓“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张有财得意忘形，口不择言，不但糊里糊涂地把自己送入了黄泉路，也使陡然失去经济支柱的家人陷入了困境。王氏生活无着，只得变卖房屋，举家迁往位于二道沟的娘家栖身。
张有财一共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就是张作霖，随母亲迁往二道沟时他已经十四岁了。王氏担心儿子重蹈丈夫的覆辙，就托人说项，把他送到街上高家木铺做学徒工。那个时候有句话，叫作“学徒学徒，三年为奴”，你想跟着师傅学手艺，师傅起初却只会把你当奴仆使唤。在高家木铺，张作霖除了要收拾屋子，担水做饭外，还要看孩子，倒尿盆，总之是整天忙到手脚不停，就这样，师傅还免不了要嫌长嫌短，左不是右不是地难为人。
张作霖生来就受不了这种束缚，有一天他终于发作出来。师傅让干活，一动不动；数落几句，立马顶嘴；打了几下，还手了！
毫不意外，气得浑身发抖的师傅把他赶出了门，木匠活当然也学不成了。王氏没有办法，只得又凑了几吊钱，让张作霖去卖包子。这是个不怎么需要垫付本钱的活，每天张作霖从包子铺赊账上货，然后背到附近各村去卖，卖完后再结账交钱。
卖包子同样很辛苦，顺利时还能赚上几个钱，但更多的时候是根本卖不完包子，到了这个时候，张作霖就只能自己把剩余的包子吃掉，为此他时常拖欠包子钱。有一天下着小雨，没几个人出门，张作霖找不着主顾，郁闷坏了。正在发愁之际，他看到一群老太太正聚在一间屋子里玩纸牌赌钱，就凑上去瞧热闹。
王氏最怕的就是儿子再跟赌博有染，偏偏他的儿子又继承了其父的基因和兴趣。只看了一会儿，张作霖就心痒难耐，向老太太们提出带他一道玩。老太太们知道他没什么钱，哪里肯答应。张作霖就以装包子的篮子作抵押：“我虽然没有钱，但是有包子，你们怕什么？”
到底是初次玩牌，没有经验，和三个老太太一桌玩了几圈，都是张作霖一个人全输，为此还搭上了卖包子所得的零钱。
老太太们耳聋眼花，手脚不灵，凭自己的这点机灵劲，竟然还不是她们的对手？张作霖正在懊恼，忽然外面起了一阵大风，把门窗都吹得咣咣作响。他见状穷极计生，猛地把身子压到牌桌上，一手按住自己的钱，一手把别人的钱统统搂了过来，然后下地就跑，一边跑一边嚷：“这风太大了，钱都吹跑了！”
三个老太太起先还没明白过来，等到弄清小货郎是在抢赌资，才叉腰顿脚地在院门口朝他的背影大喊：“扣你的包子！”张作霖听见了，就在不远处停住脚步，回过头来嬉皮笑脸地说：“没关系，里面是空的。”
篮子里的白面包子早就被张作霖吃光了，发现真相，老太太们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胡子
包子生意至此是做不成了。王氏于是又向邻居借了一笔钱，买了些鞋面、胭脂粉、小梳子、针头线脑之类的小商品，让儿子到各处去卖。按照母亲的要求，张作霖背起货郎担，拿起唤铃，重又开始走街串巷，东游西逛。
货郎生意并不比包子生意更好做。每到一个地方，张作霖只要一放下箱子，人们便会围过来，挑这拣那，可是热闹归热闹，真正买的人却不多。当然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张作霖已经爱上了赌博，一旦碰到赌钱的，往往会扔下货郎担上去“耍”。一来二去，不仅输光了卖货赚来的钱，连货郎担也归了别人。
看到儿子又两手空空地回来，可怜的王氏欲哭无泪。她唉声叹气地对张作霖说：“我们欠邻居的债到现在还没还上，怎么办呢？”
如果之前碰上这种事，张作霖或许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现在可不一样了。不管是卖包子，还是做货郎，都犹如在社会课堂进修，那些张作霖平时能够接触和认识到的人，从店铺的老板、旅店的老客、赶集的大小买卖人，再到学馆的先生、乡里的士绅，甚至是赌场里鬼混的赌徒，都是他的“一字之师”。这也使得张作霖虽然年纪不大，但已经是一个走千家踏万户，知头识尾，懂得变通的“小江湖”了。
听母亲诉说完难题，“小江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这一天，张作霖邻居家带崽的母猪突然掉进了村中的池塘。张作霖“看到”后站在池塘边大叫大嚷：“猪落水啦！”村民们听到喊声后都赶了过来，此时只见张作霖衣服也不脱，就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并将猪托出水面，赶上岸来。
邻居站在岸边目睹了这一场面，十分感动，对张作霖大加夸奖。之后，又上门向王氏致谢，对她说：“多亏‘老疙瘩’（东北人通常把家里最小的儿女称为老疙瘩，张作霖的小名叫张老疙瘩）救了猪，我们家免受了损失。你家上次借的钱我就不要了，算是一点谢意吧。”
其实猪就是张作霖连踢带踹给赶入池塘的。王氏虽然心里明白，但她也不会犯傻到把事情给挑明了，于是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邻居的好意。
一个寡妇家拉扯着几个孩子，实在是过得艰难。赵家沟有个兽医，正好丧妻，王氏便带着孩子改嫁了过去。老兽医为人厚道，听王氏说张作霖东来不成，西来不就，就说：“让老疙瘩跟我学兽医吧，学成了也能混个吃喝。”
东北民间的兽医主要是给马匹等牲口治病。张作霖天资聪颖，对这行又颇有兴趣，很快就学到了一些相马和医马的本事，这也是他生平掌握的第一个真正的社会技能。
跟着继父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张作霖重又走出家门，来到离赵家沟不远的图河堡镇，在镇上的一座大车店当起了杂役。图河堡镇子不大，但却是个交通中心，到大车店来落脚的客人特别多，不过其中有不少实际是乔装成客商的盗匪，东北民间称为“胡子”。
在东北，人们常常把盗匪与赌徒并列，所谓“西北连天一块云，天下耍钱一家人。清钱耍的赵太祖，混钱耍的十八尊”。赵太祖指的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此君年轻时酷爱赌博，民间甚至传说他与陈抟老祖赌棋，把一座华山都输掉了，因此赌徒皆奉他为鼻祖。至于“十八尊”，说的是十八罗汉。在佛教中，十八罗汉有“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说法，所以就成了盗匪所信奉的神。东北盗匪往往会在胸前挂一尊小铜佛，此即十八罗汉中的第十七个罗汉，俗名布袋和尚。
传说从前有十八兄弟，家里很穷。为娘的实在维持不下去，就对他们说：“你们出去谋生吧，一年后回来见我。”兄弟们依言出去闯荡了一年，回来对母亲说：“天下不公平！”
母亲问他们为什么这样讲，回答是“富人太富，穷人太穷”。又问他们想怎么办，这群兄弟已经想好了答案：“世上什么行业都有了，就缺一个杀富济贫的行业！”
不知道是穷怕了，还是儿子实在太多，已把慈母心磨损得差不多了，老娘这个时候不是担心儿子们吃官司，而是怕牵连到自己，她说：“你们一杀人，人家不就认出是我的儿子了吗？”
这十八兄弟同时也被盗匪们认为是十八罗汉的人间化身，他们听了母亲的话后，为了不牵连家人，杀富济贫时便戴上了插着毛的面具，民间按其形象称之为“胡子”，这就是“胡子”一说的由来。现实中，由于盗匪们长年躲在青纱帐或山林里，不能剃头刮脸，搞得一个个长发飘飘，也慢慢就坐实了这一名号。
在平原上活动的“胡子”以骑马居多，俗称“马胡子”。这是因为平原上一望千里，骑马抢劫可以做到来得快、去得急，不但方便高效，安全系数相对也高。不过“马胡子”的马多半是偷来或者抢来的，马患了病，必然只能偷偷地跟兽医接洽，以后若想卖掉，也大多需要兽医转手。张作霖没出赵家沟之前，家里就经常有一些附近的“马胡子”前来治马，到了图河堡镇上后，又在大车店碰到了此类好汉。
漂母饭韩信
“马胡子”主要依靠青纱帐作为掩护，等到青纱帐一倒，便无处藏身，加之随着严冬到来，室外寒风刺骨，大雪纷飞，“马胡子”们便会打扮成普通客人，扑到车店来猫冬住宿。车店几乎成了“胡子”的第二个家，他们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把车店作为抢劫目标。
在张作霖所遇到的好汉中，名头最响的为冯麟阁。冯麟阁是海城人，小时候家里很穷，食不果腹，但身高力大，且性情好动，放荡不羁。他十七岁就当了“胡子”，流窜各地，以强悍闻名乡里。
冯麟阁住店时并未暴露身份，但张作霖凭借自己的社会经验，还是判断出此人非寻常之辈，因此非常殷勤地帮他套车卸车、端茶送水。冯麟阁很高兴，就一边端着酒杯自斟自饮，一边当着小家伙的面，海阔天空地神吹了一番自己的经历。
在张作霖面前，一扇窗户逐渐被打开了，里面有一个隐秘的江湖。与身边这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循规蹈矩的人们相比，那里面的故事无疑要精彩得多，而好汉们“喝大碗酒，吃大片肉，分大把钱”的生活更对张作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那时的东北，即便在公开场合，“耍混钱”也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你走在路上，往往不经意之间就会听到这样的问话：“哎，朋友，今晚上帮帮忙好吧？今晚要出去抢点儿。”何况这真称得上是一个不赖的活法，东北一首歌谣唱道：“当胡子，不发愁，吃大菜，住妓馆，花钱好似江水流，真比神仙还自由。”
当地有这么一个段子，说有一个地主家来了“胡子”，进了院门就一迭声地喊：“压连子！瓢洋子！翻张子！挑龙！”
这些“胡子”说的都是江湖黑话，“压连子”意谓放马，“瓢洋子”是下饺子，翻张子是烙饼，“挑龙”是下面条。那气势，那排场，把地主家的伙计们全都惊得目瞪口呆。
“胡子”们要吃啥，地主家就不能不做啥，酒菜摆了一大桌子。吃饱喝足，“胡子”们扔下半桌酒菜，一抹嘴走了。伙计们赶紧上前，边收拾边走，有人尚不知道来的是何方神圣，禁不住问：“他们是谁？吃得这么好！”
“他们是土匪，专吃好吃的。”
“咱们去当吧！”
没过多久，几个伙计真就上山当了“胡子”……
正当张作霖对绿林生涯心驰神往，想入非非的时候，倒霉的事发生了。有一天，“胡子”劫走了堡子里一家财主的马车，失主告官，说是张作霖拉的线。张作霖被以“通匪”罪名抓了起来，后来衙门审讯后查无实据，纯属诬告，才将其释放。
张作霖深感窝囊，他一天也不想在家乡待下去了，于是就跟着一位外出做买卖的商人来到了大高坎。初到异地，张作霖举目无亲，只能靠给人家干点零活、打点短工来维持生计。
高坎北面有个磙子泡村，村里有家姓孙的财主，雇着二三十个伙计，开了一个“饭堂”。张作霖常到“饭堂”找饭吃，一开始“饭堂”的伙计觉得他是小孩，也不太计较，只要他到“饭堂”来，就给免费管饱。可是张作霖去的次数实在太多，伙计们就不干了，常将他拒之门外。
这件事后来让孙家老太太知道了。老太太是个寡妇，平时吃斋念佛，且喜欢积德行善。她可怜张作霖无依无靠，就让管事人把张作霖带到“饭堂”吃饭，还亲自为他缝补衣服和鞋子。
很多年后，张作霖听到一则故事。故事说韩信年轻落魄时，连饭都没得吃，整天忍饥挨饿。一个在河边漂洗丝絮的老太太很同情他，就把自己的饭菜拿出来给韩信吃，连着十几天都是这样，一直到棉絮漂洗完毕为止。这则故事深深打动了张作霖，他十分感慨地说：“孙老太太就是漂母啊！”
在“漂母饭韩信”这则故事中，终于能够吃饱饭的韩信发誓以后一定要重重报答“漂母”。未料“漂母”听后却生气地说：“大丈夫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实在是太可悲了），我是可怜你才给你饭吃，哪里会指望你来报答！”
就像“漂母”说的那样，大丈夫顶天立地，首先要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十六岁这一年，张作霖离开磙子泡，来到了十里以外的黄家店，给财主“孙鬼子”放马。可是都已经隔了这么长的时间，在图河堡沾到过的那点霉运似乎仍然没有走远，由张作霖看管的一匹马走丢了，“孙鬼子”因此将他狠狠地毒打了一顿。
张作霖急怒攻心，生了重病，人躺在炕上，一连几天滴水不进。“孙鬼子”见他孤身一人，竟然天良泯灭，在一个风雪之夜，将他抬出屋，扔到了路边沟里。
第二天清晨，村里的樊老汉出来捡粪，发现后就把他救回了家。在樊家，张作霖吃了几服药，又养了一个多月，这才能够下地。
当初孙老太太给他饭吃，张作霖就拜老太太为干妈，自动给孙家放猪、扫院子，现在樊老汉搭救了他，他又选择了在樊家白干活，以报恩情。
有原则的浪荡子
大丈夫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仇也不能轻饶，只不过后者还需要一个机会。大高坎是一座繁华集镇，商店、车店、当铺、油坊、饭馆等一应俱全，但凡有点力气或头脑的人，都能在镇上找到谋生之道。正是看到这一点，张作霖离开黄家店来到大高坎。
凭着从继父那里学到的半拉兽医知识，加上自称是知名兽医“河西段先生”的徒弟，张作霖开始行医，而且旗开得胜，一出手就治好了一家油坊的大马。
手艺人能不能揽到活，靠的是口碑。张作霖治马也有一套，把匪首“钻天燕”也吸引了过来。张作霖早就有跟“胡子”打交道的经历及其经验，他很快就通过治马跟“钻天燕”混熟了。
绿林好汉们干的那些事，往坏了说，叫打家劫舍、伤天害理，往好了说，叫劫富济贫、替天行道。张作霖决定让“钻天燕”为他替天行道，一天夜里，他带着“钻天燕”一帮人抢劫了“孙鬼子”家，抢光财物之后又放了一把火……
来高坎谋生的这步棋看来是走对了。“钻天燕”能够上门来找张作霖治马，不啻给他做了一回活广告，到后来，连杜立三也来光顾张作霖的生意。
杜立三是辽河一带实力不下于冯麟阁的巨匪，和其他盗匪不同，此人不喝酒，不赌钱，不吸鸦片烟，最爱的就是好马，只要谁家有好马，必然要千方百计觅得而后才能甘心。杜立三本人尤精于选马，善于骑乘，他的寨子里共有精良健壮的好马两百多匹，被分为青、黄、红、白四队，每队一色，不但鞍鞯鲜明，马头马尾和马鬃也均扎以各色丝绸条子，以为标饰。
杜立三有一匹跑得最快同时又最不驯服的马，名叫“青燕子”，别人谁都不敢骑，只有他才能驾驭。有一天，“青燕子”病了，杜立三找来兽医，指着“青燕子”对他说：“这匹马你能治好吧？如果你能治好，我封你为兽医官。”兽医说没问题，不料治疗过程中药量用得过多，把“青燕子”给治死了。杜立三当即让兽医为马抵命，下令枪毙了他。
由此可见，不是谁都能或者说敢为杜立三治马，杜立三也不会随随便便把爱马交给谁治，他能找到你，就说明你确实有两下子。张作霖在高坎的身价因而被大大抬高，出现了顾客盈门的情景。
在高坎人眼中，这位外乡人开始今非昔比，似乎都已经走上了发达的道路，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穿上了时新衣服，腰里有了一把把钞票。与此同时，亡父的那点癖好和德性也再次在张作霖身上发酵，他成了赌场的座上客，经常在赌场进进出出，而且赢了钱便大吃海喝，挥霍一空。
年轻时的张作霖相貌堂堂，唇红齿白，“如一儒生”，没读过什么书，可模样倒长得仿佛书生一样。与他合开兽医店的于六有个小老婆叫二兰子，她暗中看上了张作霖，常常主动借钱给他赌博。有一次张作霖外出购药，二兰子假借回娘家探亲，携带细软追上张作霖，想要约他一道私奔。
张作霖虽然有浪荡子的一面，却是个有原则的浪荡子。都说是朋友之妻不可欺，怎么能跟合伙人的老婆有染？他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二兰子的要求。二兰子恼羞成怒，就做了一个局，诬陷张作霖调戏自己。于六和家人赶来，不容张作霖分辩，就将他狠打一顿，然后又绑在大榆树上，准备晚上冻死。眼看就要一命呜呼，一位在高坎开大车店的常掌柜看到，上前问明缘由，这才将张作霖解绑放下。
尽管又一次侥幸得生，但风声一传出去，兽医也就做不成了，张作霖只好暂且在常掌柜家落脚，干些零活杂役类的事。其间，只要手中有钱，他仍会出没于赌场。
人们常称赌徒为“赌钱鬼”，这是因为赌场中弊端丛生，常有想钻空子的“赌棍”三五成群，相互勾结，用弄虚作假的办法骗人钱财。由于张作霖是外地人，本地的几个“赌棍”就老是合起伙来算计他，导致他一输再输。以前春风得意时可能还不注意，或者说是不太在乎，等到混得不济时，张作霖就多留了一个心眼，发现后非常气愤。
某天，张作霖又输给了那几个“赌棍”。见他们拿着钱起身要走，张作霖忙说：“我回去取钱再赌，你们再等一会儿。”几个赌徒信以为真，就立住了脚。
张作霖没有回去取钱，而是到街上卖肉摊子上借了一把杀猪刀！看到他拿着杀猪刀返回赌场，“赌棍”们都惊得目瞪口呆。
就在众人不知所措之际，但见张作霖撸开裤管，嗖地一刀，就从腿肚上割下了一块皮，然后使劲往桌上一摔：“我就押这块，赢了你们拿去，你们输了我也割你们一块！”
赌场争霸，讲的是赌钱赌胆，玩命冒险，所谓软怕硬，硬怕愣，愣怕不要命。“赌棍”们见状，只得将赢到的钱又全部吐了出来。
燕雀与秃鹰斗
失了财又丢了脸，“赌棍”们自然很不爽，他们憋了一口气，时时寻机报复。
高坎有个“耍清钱的”六大娘。有一次，大家在六大娘家聚赌。张作霖先赢后输，“赌棍”们就故意激他说：“你上次输钱割肉，这回该割狗头吧！”张作霖没想到对方会设套，果然被激怒了，当场就动起手来。“赌棍”们趁势一拥而上，仗着人多，将他按倒在地。其中有一个人拎起一把大砍刀，便朝张作霖的屁股上剁去——看这情形，纵然不死，也得落个残废。
六大娘是个寡妇，为了护场子，专门找了一个诨号“王三五”的彪形大汉。千钧一发之际，“王三五”抢上前去，一把掐住持刀者的手腕，同时大喝一声：“住手！”六大娘也赶紧过来，制止了赌徒们的血腥报复。
这次遭遇并没有让张作霖从此夹起尾巴。有一年夏天，他在一家杂货店买东西，见到了大菊二菊姐妹，二人都是高坎街上的美女，不过已经被街上的地痞于二爷给“包”了起来。于二爷扬言：“谁敢惹她们，拿命见我。”
谁都不敢惹，只有张作霖例外。自在六大娘家遭到赌徒们的围殴后，他特地拜一位老道为师，学了点“剑术”。觉得自己没什么可怕的，又有“剑术”防身，张作霖就大着胆子溜达到了二菊家，想会会二菊。不巧的是，于二爷也去了，张作霖终究没敢正面跟他相撞，悄悄地就离开了二菊家。
问题是于二爷可不会这么容易放过他，从二菊嘴里得知此事后，这厮第二天就拎着口杀猪刀找了过来。张作霖正在六大娘那儿赌博，听到大门外于二爷骂骂咧咧地闯进来，他哪里还敢使什么“剑术”或者拳脚，吓得跳出后窗户，撒腿就跑。
不料凶神恶煞般的于二爷仍在后面紧追不舍，张作霖只好跑进了曾救他一命的常掌柜的店里。大车店地方不大，很难藏得住人，常掌柜急中生智，干脆打开炕上的几个行李卷，把张作霖卷到了里面。
因为于二爷的追杀，张作霖躲了好几天。最后由常掌柜出面，找了几个街上有头有脸的人，采取请客认错的办法，才算保住了性命。
燕雀与秃鹰斗，弄它不倒反被它笑，张作霖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他一头病倒在了居民于天朗家的门洞里。于天朗的母亲看见了，赶紧把他救回屋，并且一连抚养了他三个多月。这也是继孙老太太后，张作霖生命中再次遇到“漂母”，他于是又认于母做了干妈。
病愈后，张作霖在高坎街上已经抬不起头来了。有个叫黄木匠的，张作霖欠了他的赌资，当听到张作霖无力偿还时，他竟然当众抽了张作霖两耳光。
明白自己在高坎已无立足之地，张作霖便打算在年关前后一走了之，顺便还可以躲掉赌债。常掌柜听后，便为他凑了一些路费，当时张作霖腿生火疖，行走困难，常掌柜就把自己的毛驴也送给了他。
得知张作霖离开高坎，还骑走了常掌柜的驴，那些平时与张作霖有恩怨的赌徒们都愤愤不平。他们跑到大车店，一边数落常掌柜，一边鼓动其把毛驴要回。
禁不住众人的蛊惑，常掌柜也动摇了，当即披着旧皮褂追赶张作霖。见常掌柜顶着风雪赶来，张作霖料定他必有什么大事，忙问：“干爹，这么大的雪，有什么事吗？”常掌柜本来想硬着心肠要回毛驴，没承想这一声干爹，倒又把他叫得心软了，于是便支吾着说是来送皮褂子的。
张作霖蜷着身子，在刺骨的寒风中正冻得难耐，常掌柜送的那件旧皮褂无异于救了他半条命。当下，他穿上皮褂，重又骑上毛驴，与老爷子洒泪而别。
结束在外乡的流浪，张作霖重返赵家沟。和父亲当年一样，他对从事正当职业已经毫无耐心和兴趣，只是一味地“见赌三分喜”，而且通常都是大赌特赌，输光为止。
等到囊中空空怎么办？不耍清钱了，耍混钱！张作霖和二哥张作孚干脆蒙上脸去，跑到“通京御道”附近干起了劫道的勾当。
老天帮忙
所谓“通京御道”，就是地方上通往京城的官道。也是让张家兄弟给撞上了，还没等他们“耍混钱”耍出个眉目，“通京御道”上就发生了件大事，官饷被劫了！
案发后，官府大为震动。当地驻军衙门没有线索，但查到张作霖曾在道上作过案，也就拿着封皮当信读，鹰拿雁抓地把张作霖关进了大牢。
说起来，张作霖并不是第一次受这种罪，以前就曾被以“通匪”罪名抓进去。不过他知道此番若认领了“智取生辰纲”，那就是人头落地的下场，因此不管衙门怎样动刑，他都紧咬牙关不肯承认。熬到第二年春天，吉林官府抓到一名土匪，这名土匪承认是他劫了官饷，张作霖这才得以死里逃生。
后来张作霖回顾年轻时候的这些经历时说：“我过去是什么事都干过，文刑罚受过，武刑罚也挨过，投机倒把的事都做过……”
出狱后，张作霖无事可做，有一天他正在饭棚子里喝粥，突然有人拍着他的肩膀说：“这不是张老疙瘩吗？”他应声回头一看，来人身着清军号衣，再仔细一打量，原来是一名在赵家沟他继父那里治过马的士兵。张作霖嘴甜，赶紧叫了声：“大叔。”士兵很高兴，付了粥钱后，又领他到饭馆，要过酒菜，边吃边聊。
正是在这名士兵的介绍下，张作霖加入了毅军。毅军是清末时非常有名的军队，论其渊源，乃李鸿章淮军的一个支派。它的创始人叫宋庆，此人身材魁梧，比一般人都要高出一个头。相传他第一次谒见慈禧太后时，慈禧忽然指着人群中的一个人问身边的太监：“那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无礼，见了我都不下跪？”太监回答说：“那是宋庆，他这是给您跪着呢。”慈禧很是吃惊：“跪着还有这么高？好一表人才，叫他站起来让我看看！”
宋庆不但体格威武，而且膂力过人，他最早在北京一个米坊做伙计时，就引起了一名京官的注意。京官对他说：“看你的相貌，将来必定大贵，绝不会久居人下。现在国家多事之秋，你有这膀子力气，为什么不在军队里找个前途？”
不久，京官外放到安徽做知州，就把宋庆带了过去。当时捻军正在安徽一带出没，地方上为了抵御捻军，正在大办团练，京官就命宋庆担任团练长，率部堵击捻军。宋庆智勇双全，在与捻军作战的过程中屡立战功，由此一跃成为同治时代的一员名将。
因宋庆曾被朝廷赐予“毅勇巴图鲁”（巴图鲁为满语，意即“勇”）的称号，他的部队也就被称为毅军。张作霖进入毅军军营后，先被安排在厨房里做饭，接着又被调到赵德胜骑兵营当骑兵。
当时中日已经爆发甲午战争，参战的毅军原本在西北戍边，后来才从内地调到辽西，人地生疏。张作霖是本地人，熟悉地形，无论是负责到外地征购粮草，还是渡河侦察日军活动，他都能按时完成任务，同时相比于其他士兵，张作霖还有一手绝活，那就是当过兽医，会医马。旧时兵制，指挥十人的士官为什长（大致相当于班长），因表现出色，张作霖遂被提拔为骑兵营什长。
某日，张作霖忽然接到母亲的口信，说二哥张作孚因为殴杀赌徒，吃了官司，被关在省城奉天的大狱中，准备秋后处斩。听到这一噩耗，张作霖急忙向上司谎称要回家成亲，赶往奉天进行营救。
可是张作霖在奉天举目无亲，谁也不认识，如何救法？正当徘徊街头，无计可施之际，他无意中听到一个消息，说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将要率部开拔，到前线与日军作战，但坐骑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得了病。
依克唐阿也是获得过“巴图鲁”封号的名将，长期戍守东北三省，有“虎将军”之誉。这位将军擅长骑射，自然离不开宝马良驹，然而他找了很多兽医，都没有能够将爱马治好，他也为此欲走不能，万分焦急。
要救二哥，看来这是唯一一个机会。张作霖于是毛遂自荐，主动上门去为依克唐阿治马。为了把马治好，张作霖使出浑身解数，一连几天几夜都未离开过马厩。说来也是老天帮忙，竟然手到病除，真的令病马康复了。
依克唐阿闻讯大喜过望，要设宴款待张作霖，并以重金相酬。未料张作霖既不愿赴宴，又不肯收钱，问他为什么，张作霖便流着眼泪说：“将军的宝驹治好了，可我二哥就快要被处死了，我哪有心思去享受酒宴呢？”依克唐阿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就很轻松地对他说：“你只管赴宴便是，明天我保证把你兄长放出来。”
以依克唐阿的威望和实权，赦免一个死囚不过是举手之劳。第二天张作孚就被从大狱里放了出来。
兄弟俩同返赵家沟。与先前大多恓恓惶惶地回家不同，张作霖此番可以称得上是荣归故里：清军号衣一穿，帽子上的红缨耀眼醒目，煞是威风。
大家都说张作霖当官了（实际士官仍是士兵，并不能算军官），本来作为请假借口的回家成亲也成为事实，经人做媒，乡里富户赵占元将二女儿赵氏许配给了张作霖。
起局
当作为新郎官的张作霖回到军营时，甲午战争已接近尾声，日军突破鸭绿江防线，侵入东北。依克唐阿部首先兵败，宋庆又临危受命，率毅军接茬阻击。
当时中国军队虽然在装备训练上落伍，但日本陆军也刚刚训练成功，还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在和毅军对垒时并不占有绝对优势。比如有一次在平地作战时，毅军把一座院墙推倒，埋伏在墙里面，以院墙作为掩护，向日军射击。日军一拨拨被打倒，最后想出一个办法，由左右两边分别实施突袭，才迫使毅军撤出阵地。
还有一次，毅军占领了一座大沙岭子。由于指挥得当，火力凶猛，日军好几天都攻不上来。眼看战局可能扭转，半夜里忽然起了一阵大风，沙岭子上面顿时飞沙走石，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来。等拂晓日军再次发起攻势时，毅军士兵无法开枪，只得从沙岭子上退下来。当地老人提起这件往事时，都带着无限的遗憾，说要不是刮大风，日本小鬼再狠，也没法往上攻，沙岭子绝对丢不了。
在一本日本人所写的史话中，记载张作霖也曾亲身参与这些战斗。某夜，他一个人前去破坏日军的通信线路，不幸被捕。审讯时，他紧咬牙关，缄默不语，负责审讯的日军队长见状很感动，遂下令予以释放。
本来，这种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精神是应该得到鼓励乃至赏赐的，无奈，在东方国家只要你当了俘虏，再大的英雄也会被看成狗熊。张作霖归营后不但没得到一句好话，反遭到了上司的白眼和冷遇，这使得他想通过参军求得前途和发展的愿望彻底落空，很感灰心丧气。不久，随着中日签定《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结束了。毅军奉命移防关内，张作霖不愿随军入关，就开个小差，逃回了家乡。
回到家的张作霖仍然离不开赌场，经常和二哥张作孚一起混迹其中。兄弟二人因为耍赖还跟人打起架来，对方吃了亏，便到县衙门告状，说二人通匪。实际上，他们连偷偷摸摸蒙面打劫的事都没再做过，只是张作霖自己为了炫耀，时时吹嘘与胡子们关系不错，不幸就成了他们“通匪”的证据。
这回出手相救的是张作霖的老岳父。赵占元拿出一笔钱，托人作保，将张氏兄弟从大牢里放了出来。
对于已经“三进宫”的张作霖来说，现在唯一能够开颜一笑的也许就是在赌场上能够得意了。然而俗话说“久赌神仙输”，没多久他又输了，而且输得清洁溜溜，一文不剩。
就在他垂头丧气地往家走的时候，相邻的沙岭村有两头猪溜了出来，张作霖眼前一亮，就想把这两头猪偷去换钱。想不到的是，两位“天蓬元帅”是沙岭民团头目家的。这家人发现丢了猪后，派人四下寻找，张作霖被逮了个正着。随后他便被押回沙岭村，遭到一顿暴打。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很快四乡八邻都知道了“张老疙瘩”偷猪且挨揍的事。张作霖颜面扫地，整日闷坐在家里，连最爱的赌场都不去了。
兵当不成，钱赢不了，在极度苦闷的日子里，那个一直对张作霖充满吸引力的隐秘江湖重又浮现在眼前。这正应了那句话，“狗逼急了咬人，人逼急了为匪”，不错，当“胡子”有被抓捕乃至杀头的危险，可是人过得潇洒啊，至少不用担心挨饿或被人羞辱。
发现张作霖竟有了入草为寇的念头，岳父赵占元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但哪里拦得住，张作霖终于还是选择了剑走偏锋，铤而走险。
要做“胡子”，当时有两个渠道：一是占山为王，黑话叫“起局”，一是入伙，黑话叫“挂柱”。“起局”得有“局底”，也就是枪支弹药这些家当。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为防匪患，有钱人不是请官兵护院，就是自己出钱养兵，组织“村团”“联防”之类杂七杂八的队伍，张作霖便在这个上面动起了脑筋。他听说大地主“武善人”家雇伙计，于是就跑去应征。
应征时，张作霖对“武善人”的管家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明天把我挣来的粮先送来，一年八石高粱，没粮折钱也行！”管家一听，这条件不高，就满口答应下来，双方还签了合同。从“武善人”家里走出来后，张作霖又到周围几个村庄的有钱人家转了转，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和条件把自己雇了出去。
一共是八家人，收到他们送来的钱或粮后，张作霖先跑到黑市上买了一把十发手枪，接着便通知东家们来他家庆贺“上工之喜”。八个东家都派来了人，张作霖给来人每人倒上一碗白开水，自己也端起一碗，说起了开场白：“诸位一定纳闷，张作霖这小子穷死巴活的，今天咋这么肯出血，摆上八碟八碗两大件来款待各位呢？其实这是你们自己的钱！”
众人听了这话，大眼瞪小眼，都没明白过来。
张作霖说：“你们也不用瞪眼。我今儿个就是请你们来庆贺我入胡了的！是你们每人出了八石红高粱，不然我用什么去买这把枪呢！”说完，他拿出崭新的手枪，“吧嗒”一声放在了桌上。
在座的人大惊失色，谁也不敢吱声。张作霖把话题一转：“不过诸位，你们也不必胆战心惊。俗话说，好狗护三邻，好人护三屯，我入胡子是为了养活老母，一旦成了局，决不骚扰你们乡亲。”
张作霖说的倒都是实话，“胡子”有个规矩，即兔子不吃窝边草，或者叫好狗不吃门前食，平时不管如何作恶，总之不会打搅难为父老乡亲，这就是所谓的“人身为匪，乡情还在”。自然也免不了有坏了规矩，在家门口打家劫舍的主，“胡子”里面称他们为“邪胡子”。对“邪胡子”，一般立住脚的“胡子”视之为敌，只要抽出机会就会进行收拾。
劫马
酒桌之上，张作霖也撂下话：“你们谁要是丧良心，和官兵一个鼻孔出气，那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睛了。再说，我起事造反的枪支弹药，都是你们几家出钱买的，捅漏了谁也别想好！将来我干好了，就加倍还你们！”
末了，他问道：“你们甘不甘心？”
大伙唯有打掉牙往肚里咽，回答：“甘心！甘心！”
“同不同意？”
“同意！同意！”
“好！”张作霖一挥手，“把你们的合同都拿回来，咱们重新签字！”
大家只好依言取来原合同，由张作霖毁掉，再重新签约。当晚，张作霖把这些人全部灌醉，然后挎上枪，离开了家。他首先找到当年在大车店给他做过“启蒙教育”的冯麟阁，由冯麟阁介绍，加入了洪辅臣帮派。
辽河下游本就是“胡子”集中的地区，经历甲午战争后，社会的动荡不安更使盗匪蜂起，一个辽河西岸竟然聚集着一百多股“胡子”，每当青纱帐起时，几乎路断行人，所以有人称之为“土匪窝子”。在这其中，最大的三股分别是冯麟阁、杜立三、洪辅臣，呈三足鼎立之势。
张作霖实际加入的是洪辅臣下面的一个小帮。在“胡子”里面，小喽啰叫作“崽子”。“崽子”必须绝对服从大小头目的命令，打仗（或者打劫）时勇于冲锋陷阵，下来时甘于站岗放哨，到年终或休息时，再和其他“崽子”一道分点酬劳。张作霖自然不想老做一个“崽子”，但要按部就班地从“崽子”升到头目，又没这个耐心。于是过了不久，他就拉上二十九个志同道合的兄弟，离开小帮，在外面拉起了自己的队伍。
由于根基较浅，没有固定的势力范围，最初他们只能跑东跑西地到处流窜。一次，张作霖带着人想进入姜家屯歇息，但遭到了洪辅臣的一个头目“二谷瘪子”的阻拦。即便在洪辅臣帮派内，分了炉灶的各小派之间也是各吃各饭，姜家屯属于“二谷瘪子”的势力范围，他自然有充足的理由不让张作霖进来与之争利。
就在张作霖进退两难之际，姜家屯一个当铺的钟掌柜帮忙，他借口要请张作霖为他医马，将他们接入了姜家屯。歇息完毕，张作霖一伙人准备离开，恰好与一群做马匹生意的马贩子不期而遇，后者拥有刚刚从蒙古贩运来的大批好马。
对于“胡子”来说，好枪好马都是稀缺资源。张作霖等人一见眼就红了，他们一拥而上，从中劫夺了五十多匹好马。这样张作霖及其手下人就一人有了两匹马，可以一坐一换，他们也因此由“步胡子”变成了“马胡子”，不仅可以在辽西平原上纵横驰骋，而且也不再为别的帮派所小觑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作霖一直困厄潦倒，坎坷多难，很多次还差点命赴黄泉。他发迹后，就有人把他死里逃生的遭遇归结为有福，认为有福之人当大官掌大权乃是命中注定的事。
一般认为，张作霖的祖籍是山东，但也有资料显示是河北省大城县的冯庄，包括张作霖及其家人都这么认为。据说张作霖还曾专门回冯庄祭祖，其间就有遗老指着村头子牙河边的两棵老槐树，对他说：“你老人家高官得做，是有家乡老神树保佑啊！”
原来村里传说，清咸丰年间，忠亲王（即僧格林沁）曾和太平军激战于子牙河边，当时太平军数十人围住僧格林沁，拿箭射他。僧格林沁借着两棵老槐树的庇护，得以安然无恙，从此这两棵树也就成了当地的“老神树”。
张作霖听后只是一笑了之。在他的心目中，如果有什么能够保佑自己，姜家屯也许比“老神树”更有代表性。因为正是从在姜家屯劫马起，他的命运才开始发生真正的转变，仿佛是一夜之间，所有的事情都变得顺利起来了。
拿过谁一个笤帚疙瘩了
小帮毕竟还是小帮，要想在这么多帮派中间求得生存发展，有时仍得投靠大帮以求自保，这在江湖中称为“靠窑”，张作霖新找到的“靠窑”对象是程敬芳、程敬双帮派。
“胡子”这一行可谓是“行低人不低”，大帮里都有独特的组织机构和职务分工、名称。通常情况下，帮会首领被称为“大当家的”，又叫大哥、大掌柜，坐第一把交椅，可以发号施令，总领一切。其次是“二当家的”，也叫“正炮头”或“总炮头”，主要负责在退却时为队伍断后。
张作霖初来乍到，一、二把交椅都轮不上，他坐的是第三把交椅，称为“揽把”或“兰把子”，专司“秧子房”。“秧子房”是所有绑来的人质（称为肉票）集中关押的地方，由于绑票勒索为“胡子”的主要活动及生活来源之一，所以“秧子房”的地位很重要。
张作霖入帮后做成的第一桩“买卖”，是绑了两大车富人家的女眷。人们印象中的盗匪往往脱不开“烧杀奸淫”这四个字，但匪有匪道，东北“胡子”在后两个字上其实定有严规。首先，为避免动摇军心，“大当家的”一般不能有“家”，也就是娶媳妇（当然也有例外）。其次，严禁“压花窑”，即用强迫手段糟蹋女人。对于“压花窑”的人，他们称为“严岔子”，处理很严，一般都是死刑。
在绑女眷的过程中，张作霖对手下看得很严，底下人对这两车女眷连一句玩笑话都不敢说。事发后，富人家也如期赎票，如数交银。尽管如此，张作霖对绑女人为人质这件事仍旧十分不满。
除此之外，身为“兰把子”，必须心狠手辣，即俗语说的“心硬”。有的肉票自被抓起，就一直被绑在马上随“胡子”行走转移，无法移动，天长日久，屁股都让马背给磨烂了，大腿上生了一堆一堆的蛆。“胡子”们既怕肉票死掉，又舍不得给他们用药，于是就只能用火来烤肉票腿上的蛆。在烈火熏烤下，肉票疼得爹一声妈一声地拼命叫唤，情形惨极了，面对这一情形，胆子小或心软一点的“兰把子”根本无法承受。张作霖的胆子不算小，但心实在没那么硬。
绑了票，就要设法使人家赎回去，不然就没意义，这叫“甩出去”。为了确保尽快“甩出去”以及防止肉票逃跑，“秧子房”每天要对肉票用刑，所用刑罚大多非常严酷，其中的“熬鹰”更是令人谈之色变。“熬鹰”时，“兰把子”会先命令肉票们围着一堆火坐下，然后交给他们一个拨浪鼓或者铃铛，让他们从一头开始摇，每人摇五下，摇完再传给下一个人，到谁那里停了，监视的“胡子”就从背后给谁一棍。有人几天几宿没睡觉，被熬得受不了，摇着摇着就扎到火堆里，重者当场被烧死，轻者也得被烧个“满脸花”。
张作霖耳闻目睹，觉得这些事真的是太缺德了，他干不了。于是很快他又率部脱离双程帮，回到了赵家沟。日后张作霖发了迹，上山为匪这段经历虽然无法回避，但他总是理直气壮：“都说我张作霖当过胡子，我他妈的拿过谁一个笤帚疙瘩了？那时候我就是不服天朝所管！”
张作霖回赵家沟前，正值义和团运动兴起，东北也出现了杀洋人、焚教堂的义和团组织。1900年7月，俄国以“护路”为名，出动十几万部队侵入东北，直接剿杀东北义和团。10月，俄军将领阔比萨尔率部占领奉天，盛京将军（盛京为清代对沈阳的称呼）增祺被迫逃往辽西。
逃亡过程中，增祺所率仁字、义字两军在辽西溃散了两营，这些游兵散勇抵抗俄军虽不足，骚扰百姓却有余，当地有句俗语“兵匪一家”，就是说这些当兵的有时和“胡子”一样坏。在辽西一带，地方政府的运作完全失灵，清兵、“胡子”四下出没，到处抢劫，搅得乡里极不安宁。为了自保，地方士绅纷纷组织起由练勇所组成的“保险队”（也叫大团），通过“保险队”来为当地做“保险”。
什么叫“保险”？就是你这个村庄，他这个村庄，都由“保险队”负责保护，村里则每月付给“保险队”多少钱，以供练勇们吃喝穿用。有人套用戏曲中不太好听的说法，称之为“坐地分赃”。
“保险队”负责保护的区域叫作“保险区”，“保险区”付给“保险队”的钱就是“保险捐”，有钱的士绅多交一些，那些没什么钱甚至是赤贫的居民可以免纳。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如果有兵匪抢掠“保险区”内村民的牛马车畜等财物，“保险队”必须派人追捕，乃至将祸首处死，就好像官府一样。那段时间内，辽西各地都呈现出“似无治安而有治安”的奇怪现象。
当大股“胡子”过境时，“保险队”首领还要率部到境外迎接，一半监视，一半备战，总之一句话，务必要确保其秋毫无犯。倘若对方缺乏江湖义气，不守江湖规矩，双方就免不了要大打出手，来一场恶斗。
说起真刀真枪的恶斗，除了官军，当然还是“胡子”比较在行，所以练勇一般都是被招募的游兵散勇或者“胡子”。张作霖这一回家可谓正逢其时，在岳父赵占元及其他乡绅的协助下，他也在赵家沟成立了一个“保险队”。
“万人喜”
由于鱼龙混杂，有的“保险队”非但不能很好地维护地方，反而还勒索乡里，成为一方祸害。赵家沟西北的金寿山“保险队”就是这样。金寿山原为北洋新军的一个哨官，因受不了军队的约束，便回到家乡做起了“胡子”。虽说眼下改做了“保险队长”，但他恶习不改，除对所在“保险区”征粮征饷外，仍旧公开勒索抢劫。
与他们相比，张作霖算是非常守规矩。他从不允许手下在自己的“保险区”内乱抢乱夺，如果有别处的兵匪前来抢掠，他就竭力联系说服，让对方停止骚扰。
村民们得到苟安，对张作霖大加称赞，张作霖也抓住时机，不断扩大自身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不久，一支官府驻军奉命返京。这支军队军纪很坏，沿途到处扰乱地方，掠夺民间财物，所以当他们经过赵家沟一带时，有人为免搅扰掠夺之苦，曾欲进行阻击并劫持带队官佐。
劫持朝廷命官乃是不赦大罪，到时官府进行报复，反而更要遗祸地方。深知其中利害的士绅们赶紧采取了一个办法，即把兵丁领到各处加以招待，以防止生变。张作霖听闻后自愿分担责任，把四十多名官兵领到他岳父家住宿，不过他对这些官兵都有言在先：“吃喝是有的，但是杀猪宰羊是办不到的。”
官军走后，张作霖很快成了一方名人，“保险区”外的一些村庄也开始慕名请他前去保护。“保险队”能够得到的“保险捐”多少，主要由“保险区”的范围大小（称为“会圈儿”）以及区内民户的贫富而定，受张作霖保护的村庄多了，他拿到的“保险捐”自然就多了。
有利益就有争夺。自有了“保险”这个新生事物后，大小“胡子”们几乎全都“与时俱进”，成了各霸一方的“保险队”。张作霖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免不了遭到他们的忌妒，这其中就包括张作霖最早投奔的洪辅臣。一天，洪辅臣派人给张作霖送来请柬，邀他上门做客。张作霖虽然明知赴的是鸿门宴，可是又怕正好给对方留下大鱼吃小鱼的借口，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张作霖打小就在社会上混，练出了一副好口才和善于察言观色的细腻心思，人送绰号“万人喜”。见到洪辅臣后，他有问有答，应对自如。洪辅臣见状，杀气反倒慢慢消减了下去。张作霖很会来事，赶紧又趁热打铁，掏出自己的镀银小手枪，连同枪套一起送到洪辅臣面前：“此乃本人护身之物，今欲献出，请笑纳。”
洪辅臣对手枪赞不绝口，一边接过手枪，一边嘴里却说：“此乃你心爱之物，我倘若收下，岂不是夺人之美？”张作霖双手一拱：“如果嫌弃，就是看不起我。今后，我张作霖愿意听命于洪大哥。”
洪辅臣心花怒放，完全放弃了吃掉张作霖的想法。两人告别时，他破例送出很远，还对张作霖说：“后会有期。”
在张作霖事业草创阶段，汤玉麟是另一个不能不提的重要人物。汤玉麟乃“胡子”出身，与张作霖一样，他之所以落草为寇，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外界的强烈刺激。当年他做车把式，赶车行至中途，遇到一股“胡子”，结果不仅货物被洗劫一空，自己还挨了一顿打。汤玉麟咽不下这口气，就干脆自己也上山做了“胡子”，并且逐渐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辽西匪首之一。
能够在辽西一百多股“胡子”中闯出名堂，当然都不会是等闲之辈。除了枪法精准外，汤玉麟主要以膂力过人、勇猛凶悍著称，绰号二虎子，又称汤二虎（因在家排行老二）。据说他早年混迹赌场时，为了跟别人斗狠，曾以烧红的铁通条烫自己的肋骨，其间谈笑自若，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为匪后，汤玉麟继续了这种二愣子精神，悍不畏死，敢和围剿的官府兵丁直接对抗。
张作霖和汤玉麟结缘，是因为有一次官兵包围了张作霖，汤玉麟挺身而出，率部解围，救了他的命。张作霖遂与汤玉麟金兰换谱，结为兄弟，相互盟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有这样一首民谣描述当时辽西的江湖格局：“冯麟阁占东山，洪辅臣半边天，抢官夺印金寿山，汤玉麟闹得欢，张作霖坐地保险要银捐。”在这其中，做“保险”的张作霖乃后起之辈，同其他大帮派相比也显得势单力薄，但他的发展势头却很快，其“保险区”以中安堡镇为中心，已由最初的七八个村庄逐渐增加至二十七个村庄。
中安堡原为金寿山的势力范围，由于金寿山为非作歹，称王称霸，百姓不堪其扰，才主动邀请张作霖前去办“保险队”。张作霖占据中安堡，就把金寿山的地盘分出去了一部分，对金及其部众的收入有不小影响。金寿山听到这个消息气得不得了，但是转念一想，他又觉得如果能够让张作霖亲俄，倒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弥补自己的损失。
砸窑
俄国派兵大举入侵东北，剿杀义和团只是一个借口，真实目的是要吞并东北。俄军高级参谋马德利多夫大校认为，要想真正把东北变为沙俄帝国的一部分，除使用正规部队外，还必须注意联络当地的绿林武装，使之辅助俄军的侵略行动。
马德利多夫的主张引起了俄国远东军总部的重视，于是便委托他在东北进行招募。按照俄军的要求，凡是应募的“胡子”都要在肩膀或手臂上佩戴“中俄旗式”的标志，老百姓私底下称之为“花膀子队”。金寿山最早加入“花膀子队”，并为马德利多夫穿针引线，拉皮条式地招降其他“胡子”。
当时马德利多夫对刚刚崛起的张作霖十分感兴趣，就把拉拢张作霖的任务交给了金寿山。金寿山合计下来，若是能够趁机说动张作霖，就便可以从俄国人那里领到更多的好处，强过与其动刀动枪。当下，他便带上厚礼，赶往张作霖设于中安堡的团练部。
见到张作霖后，金寿山直言不讳地让张作霖和他一道投靠沙俄，给俄军当眼线，同时承诺只要张作霖肯这么做，不但可以不再计较“抢地盘”的事，双方还能结成同盟。
至1900年年底，东北全境各主要城市及主要交通动脉均已被俄军占领，东三省全部沦陷。这些俄军军纪败坏，经常三五成群地从据点里跑出来为非作歹，而且每每闯入民宅中侮辱妇女，为老百姓所切齿痛恨。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可不愿意像金寿山那样没骨气，为了“金卢布”出卖自己的国家和乡亲。没等金寿山把话说完，他就顶了一句：“我不参加俄军是我的自由，用不着你来操心！”
金寿山碰了一鼻子灰，顿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没过几天，就把“砸窑”的目标对准了中安堡。
像很多假意上岸洗白的土匪一样，金寿山虽然表面上挂着“保险队”旗号，但从思维模式到实际做法，从来都没有脱离“胡子”的一套。“砸窑”乃黑道行话，就是指攻打村寨城镇，攻进去叫“砸响了”，没攻进去叫“没砸响”。
按照坚固程度和防御设施的配备情况，“窑”又可分为“软窑”和“硬窑”。“软窑”的外墙由柳条子、木板障子构成，寨内无炮台，只是在屋角、道栅、马圈、猪圈里设有“暗枪”。“软窑”相对来说容易“砸响”，比较难“砸”的是“硬窑”，不仅有砖砌或土打的外墙，寨内还有炮台。所谓炮台也就是碉堡，当然不是家家都有，只是有的人家有碉堡，但已能起到足够的警戒和防御作用。
由于男人们白天干活，晚上要休息睡觉，所以一般情况下，天黑后都是女人到有碉堡设备的人家待着，一旦发现有什么动静，立即开枪报警，这叫“响窑”。这时候，睡觉的男人特别是练勇就会赶紧起来御敌。
中安堡镇属于“硬窑”，有不少炮台，且防范较严，所以虽然张作霖的人马不多，但金寿山也很难“砸响”。这边张作霖一面组织抵抗，一面向自己的结义兄弟汤玉麟紧急求救。汤玉麟很讲义气，星夜赶到中安堡为张作霖解围，金寿山畏惧“汤二虎”的悍勇，只得撤兵而去。
前后两次被汤玉麟所救，张作霖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两人的兄弟感情也得到进一步巩固，汤玉麟受邀进入中安堡，两帮自此合二为一。合并了当然还要再排一排座次，汤玉麟甘愿为张作霖鞍前马后地效力，在他的拥戴下，张作霖坐了新“保险队”的头把交椅。
没有吃掉张作霖，反而还帮助对方增强了实力，金寿山哪里甘心。“胡子”里有句话，叫作“砸窑先砸红窑”，那些有相当底气的“硬窑”为显示自己的武装力量，以便吓唬住“胡子”，往往会在烟囱上绑一面红旗，意思就是你要砸就砸，爷不怕，这就叫作“红窑”。“胡子”们固然知道“砸红窑”有多难，轻易不敢擅动，但一有机会总希望自己能砸下来，因为“红窑”的油水大不说，还能借此在江湖上扬名立万。
在金寿山眼中，中安堡已成为必须砸下来的“红窑”。对于如何“砸红窑”，“胡子”们也积累了一套经验和办法，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收买村寨里的人，称为“内盘”，以便里应外合。
问题是金寿山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渠道来安插“内盘”，就在他为此抓耳挠腮，无法可想的时候，干儿子马某献了一计，说不妨如此如此，金寿山听后连连称好。
东亚义勇军
这一天，马某率五名部下携械来到中安堡，声称敬佩张作霖的为人，不想再跟着金寿山干了，要求加入张作霖的“保险队”。张作霖正在招兵买马，扩张势力，就把六人全都收了下来。
张作霖当然也不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对马某等人进行了暗中观察。观察下来，这六人让什么就干什么，非常听话，也不见有任何越轨行为，便放下心来。
其实马某等人就是来做“内盘”，当卧底的，他们本想直接暗杀张作霖，但始终无法下手。一直等到新年将至，张作霖吩咐预备吃喝，打算年底犒劳大家。六人私自商议，认为是个机会，便向张作霖告假，说要回家过年。张作霖不疑有他，就放他们回去了。
马某等人在充当卧底的日子里，早已将中安堡内“保险队”的防守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他们回去告诉金寿山，中安堡的西北角无人看守，可以从那里进行突破，而且“张作霖心中无事，正高高兴兴地杀猪宰羊，一心一意地张罗过年，没有什么防御准备。如果我们出其不意地攻打他们，肯定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金寿山听了大喜过望。就在1901年的除夕晚上，他带上所有部众，加上俄军的一个哥萨克骑兵中队，由中安堡西北角突入，包围了张作霖的团练部。
听到外面枪声四起，喊杀声大作，毫无戒备的张作霖慌了神，因为都不知道对方究竟来了多少人，只得手持双枪，率部边打边突。好在他对中安堡的环境十分熟悉，又有夜色掩护，其间钻胡同绕巷子，总算摆脱了追杀。
张作霖的结发妻子赵氏这时正好有孕在身，大女儿年纪尚幼，两人都行动迟缓，又幸亏汤玉麟和张作霖的另一个得力手下挺身而出，一人背上一个，才在张作霖的拖后掩护下脱离了虎口。
丢掉地盘也就意味着丢掉了“保险队”这个饭碗，张作霖只能重操旧业，带着少数亲信沿着辽河两岸“打野食”，也就是能偷偷点，能抢抢点，同时一面收留陆续逃回的残部，一面招收新人，以图东山再起。当年春天，就在他入驻辽阳西唐马塞村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姓花的人拿着“徐老帅”的名片求见。“徐老帅”是辽阳东北的一个民团首领，名高望重，威震一方，他介绍的人张作霖自然不能拒之门外。
这位花某是个中等身材的小胖子，留着一条不长的辫子，他的两个随从则都是和尚头，主仆装扮显得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同时花某虽然说一口山东话，但说话时总有一些口齿不太清楚的地方，而且往往前言不搭后语，让人不得要领。张作霖闯荡江湖多年，各色各样，奇形怪状的人物不知见过凡几，对此也没有太放在心上，听花某说来东北访友，需要借地住宿，也就一口答应下来。
晚上，两人促膝交谈，张作霖发现这个花某特别喜欢谈论国家大事，像什么俄军进占辽东、在奉天驻兵，盛京将军增祺被迫逃往辽西，中国皇家陵寝北陵（即昭陵）也驻扎了俄军炮兵等，都知之甚详。
张作霖对此大受触动。当时沙俄确实已成为中国政府及东北民众的心腹之患，《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外争端本来已告解决，八国联军也陆续撤退，可俄军就是死活不肯撤出东北。
张作霖时年二十六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聊到激动处，大有国难当前，恨我徒手之慨。两人越谈越投机，花某便提议双方结拜兄弟，张作霖立即答应下来。
第二天互换谱帖，见花某的帖子上写的是花田林助，张作霖就笑着问他为什么会取四个字的名字，因为这样的人名在大清国殊为少见。花某这才道出真相，原来他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陆军少佐花田仲之助，剃发蓄辫是为了能够更好地隐蔽身份，以混入中国内地，两个和尚头的随从则是保护他的武士。
在花田道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后，再谈话就不能不涉及甲午战争了，张作霖对此尤为敏感，因为当年他还曾作为毅军的一员，与日本陆军打过仗。花田对此的解释是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中失和，纯粹是白种人从中作祟的结果，而且战后日本把东三省辽东半岛还给了中国，并未侵占中国土地。“白种的俄国人”不同，他们欺中国软弱，赖着不走的目的就是企图吞并东三省。
甲午战争毕竟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事过境迁，中国的大敌变成了俄军。花田宣称，日本一向抱着亚洲是黄种人的世界的宗旨，决不允许白种人来侵略，现在就甘愿帮助中国驱除强俄，同时这种帮助纯属义务性质，绝不会因此侵占中国一寸土地。
据花田说，他本人实际为日本陆军省所派遣的“别动队”成员，来东北的目的，就是奉长官之命，组织反俄的“东亚义勇军”。目前已在辽东建立了两支队伍，辽西为第三队。
见张作霖及其手下听得入神，他又继续鼓动道：“我邀请诸位来参加这个义勇军，将来立下了大功，诸位是有官可升，有财可发的啦。”
这时张作霖一共还有二十七名手下，大家一致赞成加入“东亚义勇军”，并公推花田为盟主，表示要在他的指挥下驱除俄军。花田则委任张作霖为招募官，负责为义勇军继续招募人员。
加入义勇军并不是光嘴上说说这么简单，每个人都用铁丝在头上烙了印，以作为同盟标记。花田又拿出一堆日本银币，每人赠予三元。另外还分送了辽帖（辽阳地方使用的纸币），张作霖拿到一百吊，其他人各五十吊。
花田办完事便告辞而去，临走时他给张作霖留下了暗号文件，并答应三个月后送来军饷、枪支、弹药和军服。
那一堆大缸不可以扣人吗
三个月的约定时间未到，有人却把张作霖与花田结盟，大搞“东亚义勇军”的事向俄军告了密，俄军立即派出十余名哥萨克骑兵对张作霖进行搜捕。
张作霖刚刚招了四十个新兵，但在花田送来装备之前，人员多半是有枪无马或有马无枪。步枪在当时的攻守作战中必不可少，同时也是最为实用的武器，张作霖部的枪支多为老式的单发步枪，与俄军可连发的新式“水连珠”大枪没法比，加上缺乏准备，仓促应战，他们很快便被打得落花流水，最后张作霖仅率四个人冲出重围，向白旗堡方向逃去。
哥萨克骑兵紧追不舍，眼看对方就要追上来了，张作霖等人只好弃马避入村庄，慌不择路之中，一头闯进了村里一座大院。当年东北农村盛行喝烧锅酒，差不多每个村子里都有酿酒作坊，那座院子就属于作坊的一部分。烧锅掌柜姓彭，见这五人跑得满头是汗，就知道后边必有追兵，他有心搭救，但又发现院子里无处藏身。
正待另想他法，一个打更的忽然指着院子里的空酒缸说：“那一堆大缸不可以扣人吗？人蹲在里头，我再四下扫去脚印就行了。”一语惊醒梦中人，彭掌柜赶紧指挥众人将酒缸倒置，然后让张作霖等人藏到里面。
藏好不久，就有六名哥萨克骑兵入院搜查。彭掌柜把他们让到柜房，请他们喝起了烧锅酒。“老毛子”（东北人对俄国人的称呼）大多嗜酒如命，这几个家伙看到酒眉开眼笑，便再也顾不得在院子里仔细搜索了。那时正是冬季，天黑得特别快，天黑下来后，从村西传来狗叫声，“通事”（即翻译）认为可能张作霖等人在村西。哥萨克骑兵听翻译这么一说，就一边吐着酒气，一边跨上马，往村西奔去了。
俄军一走，大家都松了口气。酒缸被抬开后，张作霖等人爬出来，先到屋里暖和一会儿，吃点东西，彭掌柜又让人找来可供他们乘骑的马匹。能够绝处逢生，五人均对彭掌柜感激涕零，遂一齐跪下来叩头：“你老就是我们五个人的再生父母，我们认你老为干爹。”
因为怕俄军再来搜查，张作霖不敢久留，匆匆辞别彭掌柜，冒着雪连夜赶往姜家屯，准备投靠在那里做“保险”的洪辅臣。
张作霖落魄之时，正是洪辅臣显赫之际，他的“保险队”有两百多人，“保险区”以姜家屯为中心，已扩大至周围六十几个村屯，锦州以东的“保险区”数他的范围为最大。人一阔，脸就变，洪辅臣虽因当初张作霖赠枪之谊，不得不予以收留，但见对方如此狼狈，就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了，平日里总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架势，还时常对张作霖加以辱骂。
张作霖不是一个没有肚量的人，也不是完全忍不得气，最主要的是相处时间一长，他发现洪辅臣与金寿山并无什么分别，也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除了一味勒索乡里外，没有什么更长远的目标和计划，跟随其左右实无前途可言。另外，洪辅臣对人粗暴，匪气十足，杀个人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他的副手对他早已切齿，张作霖怕就怕一旦发生内乱，自己会被卷进去。
若不早作退步，将来必招祸害。在洪辅臣处勉强待了两个多月后，张作霖便借口新年看朋友，挂印封金，脱离了他的地盘。
众人沿辽河一带南下，路上又收集了一些旧部，但总计也不过四十多人，枪械则既少又差。想到这一切都是拜花田和日本人所赐，而自从自己落难后，花田就再未露面，张作霖便气不打一处来，一路上大骂日本鬼子欺骗人。
饥者易为食
张作霖现在的摊子又恢复到了历史上最微弱的时候。靠这么一点人马，显然很难在弱肉强食的江湖中独立支撑门户，随便哪里来一个大帮，就能把他们给一口吃掉。
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投靠一个大帮头，以作安身之计。张作霖打算去找冯麟阁，冯麟阁是张作霖进入绿林世界的引路人，同时又是江湖上尽人皆知的老前辈，手下号称千人，能依附于他的羽翼之下，起码先让自己缓口气是没问题的。
打定主意后，张作霖一行便动身前往冯麟阁所在的高坨子。天亮时，一行人到达了一座名叫雷家屯的村庄。雷家屯是一座小村庄，村民们怕张作霖等人“砸窑”，因此招待得特别殷勤，又是给他们包饺子，又是帮着喂马。
张作霖打听到，从雷家屯到高坨子还必须经过八角台。这八角台是个大集镇，镇上有五十多家商号，为了不被“砸窑”，他们除把土围子修得像城墙一般外，还雇用三十余名炮手（即练勇）组成团练。周围“胡子”们虽都将八角台视为一块大肥肉，但谁都不肯轻易染指。
张作霖估计，要从八角台通过很不容易，若不事先打好招呼，必然会遭到强力阻击。于是他就对村民说：“请分神给我找个人去一趟八角台镇，向那里的负责人送个信，就说我张某要借道一过，经过八角台镇前往高坨子，与冯麟阁‘会哨’（黑话，意思是两股或多股‘胡子’会合）。”
村民依言派人拿着张作霖的名片，前往八角台接洽借道事宜。八角台的商会会长叫张子云，秀才出身，善于交际，见过不少世面，平时镇上的大事小情都由他说了算。听送信人报告来意后，张子云赶紧召集绅商们开会，商议此事。因为早就听闻张作霖做“保险”时纪律不错，保境安民，所以他在会上首先提出：“张作霖的名誉很好，借道的问题可以商议。”
借个道当然没关系，可毕竟与张作霖从未谋面，万一对方以借道为名，行“砸窑”之实怎么办？张子云反复掂量后，把送信人叫来问道：“张作霖有多少人枪？”
因为来之前，张作霖曾特地叮嘱送信人，要他吹嘘一下自己的实力，以免被八角台的人看扁，所以此人就夸大道：“一共四十多人，每人一支枪。”
“背的什么枪？”
“不知叫什么枪，枪上都有疙瘩楼。”
当时的枪械分两种，一种是老式的单发步枪，一种是新式的连发步枪，后者又称快枪，“疙瘩楼”是快枪的一个明显特征。
得知张作霖竟然拥有四十多支快枪，张子云不免有些吃惊。他沉思了一会儿，就问炮头（也称团练长）张景惠：“我们的力量怎样？”
张景惠手下的武器也算齐全，共有洋炮十支、洋抬杆三只、快枪数十支，其中的洋炮、洋抬杆都属于老式的单发步枪，而快枪数量又不及张作霖，所以张景惠只能回答：“恐怕打不过他们。”
与会的绅商听后如坐针毡，有个性急的当即插话说：“要是真打起来，我们又打不过，到时如果再放他们进来，肯定要被抢劫一番，那样我们的损失就大了。”
经过商议，没有人主张来硬的，张子云一咬牙，干脆人情做到底，于是拍板告诉送信人：“我们不但借道，而且还欢迎他们进来。”
却说送信人走后，张作霖一直心情忐忑，不知道结果如何，听送信人回来一报告，不由喜出望外，立即率队前往八角台。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八角台北门外鞭炮齐鸣，张子云领着十几个镇上的头面人物早已迎候多时。
张子云原本就对张作霖抱有好感，这一见面，发现对方果然相貌温雅可亲，跟一般的“胡子”或“保险队长”大相迥异，遂起结交之心。两人一个抱拳致谢，一个挽手寒暄，气氛十分融洽。
接下来两人叙谈。张作霖只在小时候念过一段时间的私塾，没有什么文化，但他“万人喜”的绰号到底不是白得来的，跟张子云这样的老秀才聊天，居然也能聊到一道去。张子云和他谈得很是投机，一高兴，就叫他休息两天再走。张作霖及手下一路奔波，早已人困马乏，面对主人盛情，自然乐呵呵地就答应了。
张子云身兼镇上烧锅酒作坊的财东，他把张作霖及其部众安排住在自己作坊的两座院子里，一座院子里住二十多人。住的条件虽然谈不上多好，但张作霖等人“饥者易为食”，有人肯让他们休息两天，已经感到非常满意，所以并无怨言。
真正让张作霖发愁的，是外面传闻冯麟阁已经马失前蹄，而且跌跤跌在了跟他张作霖相似的坑里。
以利相诱
事情还得从甲午战争期间的《马关条约》说起。按照《马关条约》，中国须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主持签约的清室重臣李鸿章为了保住国土，不惜引狼入室，联合俄、德、法三国，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已在甲午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国力，根本没有与这三个欧洲强国直接对抗的实力和把握，这才不得不放弃了辽东半岛。
花田对张作霖说的甲午战争是白种人从中作祟，日本主动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等，不过都是钻了普通中国人愤恨俄军的横暴，但对国际关系的微妙复杂又缺乏了解的空子而已。
被迫归还辽东半岛后，日本并没有放弃向亚欧大陆扩张的野心，东三省也就此成为日俄入侵势力的角逐场。日俄双方都注意到了东北地方绿林武装的作用，也都派现役军官到东北充当间谍，通过施以小恩小惠来对绿林头目们加以笼络、收买。
作为日本间谍，花田在东北的活动还不算最出色，他的一个同伙绰号“王小辫子”，甲午战争前便在旅顺口和威海卫一带刺探中国海军的情报，战后又混入了东北绿林，对各帮派极尽拉拢之能事。
“王小辫子”也黏上了冯麟阁，想把他拉过去，但有明眼人已经识破了“王小辫子”的真实身份，便劝告冯麟阁说：“王小辫子是一个日本间谍，他所以要混到我们这里来，是不怀好意的。我们过去不得已走上了土匪的路，这已经是很难看的了，再要受其利用，那岂不是留骂名于千古吗？”
不久，冯麟阁又把别人劝他的这些话告诉给了金寿山。在绿林这个圈子里，金寿山尚属于中等级别，打张作霖可以，实力与冯麟阁一比，却还差着老鼻子，所以他便拜冯麟阁为老大哥，平日里对冯麟阁也是点头哈腰，一副唯其马首是瞻的样子。
这金寿山本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人，先前亲俄和加入“花膀子队”纯粹都是为了个人私利，但是随着日本在东北实力的不断增强和渗透，他又觉得投靠日本人可能更靠谱。听了冯麟阁的话后，他一边在表面上对冯进行敷衍，一边对“王小辫子”不但不加以戒备，反而更亲近起来。
金寿山的心思很快被“王小辫子”摸得一清二楚，后者趁势将他笼络到了手中。在“王小辫子”的指使下，金寿山专门跑去“启发”冯麟阁，说：“人生在世，总得有个出人头地的日子吧，我们总搞这种勾当（指从事绿林生涯），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这样子下去能有什么好下场呢？”
知道冯麟阁已识破了“王小辫子”的身份，金寿山在不得不干脆挑明的同时又重新编了一套瞎话：“不错，王确实是个日本人。他因为在军队中犯过错误，不愿回日本，就流落到这里和我们混在一起。我虽然和他认识在后，但是他很相信我，对我无话不说，可以说是彼此相印以心。”
比“相印以心”更重要也更有效的，当然还是以利相诱。金寿山对冯麟阁说：“他（指王小辫子）过去在陆军中当过将官，有好多同学同事和三井洋行老板有关系，我们和他多接近，不但现在的枪械子弹容易解决，而且将来我们也可以做到缺钱有钱，缺人有人，哪里有这么好的借重呢！”
话说到这里，凡是有点头脑的，都已能够听出弦外之音。人与人毕竟不同，对张作霖这样的，趁他热血上涌，爱国激情爆发的时候，你或许还可以用日本义务帮助中国的一套来蒙骗他。冯麟阁是老江湖，这一套不会好使，因此金寿山接下来用的是单刀直入法：“日本和我们中国固然是仇敌，但这和我们个人又有什么相干呢，我们不也是和官府作对吗？我们要为自己的前途打算，不要三心二意，摇摆不定，更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
金寿山一番鼓动唇舌，终于成功地把冯麟阁的利欲之心给挑动出来。此后，他便按照日本人的要求，率部到辽阳大高岭一带进行活动，专扒东清铁路（又称中东铁路，沙俄在东北修建的一条铁路），而且还扬言除非沙俄拿出巨额代价，否则决不停止扒路活动。
冯麟阁由此进入了俄军的黑名单，但由于他在江湖上地位较高，势力不小，直接捕杀不易。直到有一次冯麟阁在辽阳为部下庆功摆宴，俄军在事先掌握这一情报的基础上，派一股便衣队前往辽阳，用诱捕的方式才捉住了他。
冯麟阁被捕后，沙俄一心想把他拉过去为己所用，便没有立即予以处决。冯麟阁起先被关押在奉天，他的旧部计划到奉天劫狱，俄国人得知后赶紧又用船把他解往库页岛（俄译萨哈林岛）加以关押。
张作霖本来想投冯麟阁求得庇护，万没想到他也上了日本人的当，做了“老毛子”的阶下囚。正是通过这些事例，张作霖逐渐明白了这样一个现实，即日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组织“花膀子队”也好，搞“东亚义勇军”也罢，无非都是要拿中国人当枪使，替他们火中取栗，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以后跟这两边的人打交道，必须多长心眼，否则一定会吃亏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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