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物”的童年

    国民党统治时期最著名的“特务头子”戴笠，1897年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硖口镇的保安村。这个地方，离蒋介石的老家宁波奉化县不远，所以，戴笠也算得上是蒋介石的一个小同乡了。这一层同乡关系，对于日后戴笠能得到蒋介石的重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戴笠的曾祖父戴启明，因与太平军作战有功，被清廷诰封为武德左射骑。戴启明后来搬到了离仙霞岭20公里之外的保安村，因为一个算命先生对他说，保安这个地方风水好，可谓“得此地者昌”。

    戴笠的祖父戴顺旺，是个生性随和、辛劳踏实的农民，家中一度拥有耕地二百亩，生活也较为富裕。然而，戴顺旺膝下无儿，于是就收养邻村郑姓人家的儿子，取名戴冠英。戴冠英娶了江山县蓝氏家族的女儿蓝喜月为妻，生下的第一个男孩子，取名戴春风，这就是后来的戴笠。

    据说，戴冠英挥霍无度、嫖赌成性，渐渐耗尽了大部分家产。1902年，戴冠英去世时，家中地产已经只剩下原先的十分之一。这时的戴春风只有六岁。

    戴春风的母亲蓝喜月，和当时的一般农村妇女有所不同，她认识不少字，从小就读过《三字经》、《女儿经》、《百家姓》这些书。在她心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可谓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戴春风身上。因为家道已经中落，她便替别人缝缝补补，挣些钱补贴家用，供儿子上学读书。戴春风七岁时，蓝喜月就把他送到当地的私塾中，希望他有一天学有所成，光宗耀祖。

    戴春风上有一姐，下有一弟，三人与母亲相依为命。从小目睹了母亲的隐忍与付出，戴春风与母亲感情非常好。他一生很少提到父亲，却十分孝顺母亲。当他成为“戴笠”并发迹以后，还经常对手下的特务们说，要学习他的母亲。“戴笠”每每对手下特务们发脾气时，也只有母亲才能劝得住他。

    和中国历史上那些“枭雄”们一样，童年的戴春风，很早就表现出强烈的个性：他聪明好学，过目不忘，但并不怎么用功读书；他性格开朗，为人豪爽，却又经常惹是生非，捉弄同学；他到处交朋友，请朋友吃饭出手大方，可为此，他又不得不经常去借钱，而且常常借债不还，后来还染上赌博的恶习。

    其实，这些被称作“枭雄”的人，往往有种与众不同的禀赋。比如过人的聪明、过人的精力、过人的欲望，再加上不愿受任何道德常规约束的自我放纵。戴春风，显然正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一点，从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

    1910年，14岁的戴春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江山县惟一的小学——文溪高小。这下子，他那不安分的性格便表现出来了。原先读私塾时，戴春风碍于母亲管束，还不敢锋芒太露。而一朝离家在外，他的顽皮本质便一发不可收拾了。在学校，老师和守规矩的同学们都看不起他，而另一些同学却非常崇拜他。当时崇拜他的同学，如周念行、姜绍谟、毛人凤等人，对其雷厉风行的作风，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他忠实的部下。

    1914年，戴春风高小毕业，考上杭州省立第一中学。这年，他娶了本县凤林乡毛应升之女毛秀丛为妻。到了1916年，戴春风那不安分的性格给他招来了一场横祸。

    原来，戴春风在杭州中学读书期间，结识了不少朋友，整日在杭州城鬼混。有一次，他从一家照相馆的边门，钻进隔壁一家旧货店，说是借件衣服照相用，不等店伙计答应，就拿了衣服逃之夭夭。店伙计看清了戴春风佩戴的校徽，追到学校里告发。结果，学校将戴春风开除，他中学也没有毕业。

    被学校开除的戴春风，先是过了一段游手好闲、吃喝玩乐、广交狐朋狗友的日子。到了1917年，浙军第一师在全省各地招兵买马，以平定军阀周凤岐的叛乱。戴春风闻讯，便报名当了兵。

    不过，到了军营里，戴春风仍然喜欢赌博。晚上熄灯以后，他会翻越栅栏到兵营外去和流氓、光棍们打牌，还通过打牌赚了很多钱。他用这些钱请军营的弟兄们吃喝，也经常用请客喝酒的方式，与外面的地痞流氓和青帮分子们结交。

    戴春风第一次上战场，他所在的浙一师就在宁波吃了败仗，于是他偷偷离开了部队，流落在宁波街头。多亏母亲挂念儿子，一路寻找到宁波，才把他领回到家中。

    戴春风回到家里，见到了妻子毛秀丛和白白胖胖的儿子，这才稍稍“收心”，自此一家人安稳度日。母亲督促他参加衢州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聪明的戴春风，稍加复习，就在1919年以榜上第二名的成绩通过。

    然而，当一个小学教师，并不是戴春风的理想。而且，在邻居眼中，戴家这个儿子却是读书当兵样样不成，对他自然不给什么好脸色。自尊心极强的戴春风，又怎能忍心受得了这些！他下定决心，再次离开家，去杭州、上海闯荡一番！

    再潦倒也要交朋友

    来到上海，戴春风开始了一种被当地人称为“打流”的生活。“打流”是句南方的方言，意思是在外游荡、不务正业。

    这时的戴春风，是个名副其实的“打流鬼”。他大量结交社会上一些流氓、小偷、瘪三、无赖、乞丐、盗匪，这些人又将他引荐给青帮中人。通过“打流”，戴春风得以广交三教九流的朋友。

    不过，要说他的第一个大收获，那就是结识了胡宗南这个在日后合作25年的生死朋友。

    戴春风与胡宗南的相识，始于杭州西湖边的一次偶遇。当时的戴春风，只有一套夏装，却十分讲究门面。每隔一天，他必定去杭州西湖里洗澡，同时把自己身上惟一的一套夏衣脱下，用湖水洗干净，然后放到湖边的草地上晾晒。等衣服干了他再上岸，体体面面地穿起来，去逛大街，访朋友。他只有一双白帆布鞋，也是每次穿脏后，也是先在湖里洗干净，然后花上一个铜板，买点白粉涂抹上去，这样就看起来又像新的一样。

    这一天，戴春风照例又去湖滨洗澡、洗衣服。他怕晾在湖边的衣服被风刮跑，特地在上面压了几块小石子，又躲回湖里。偏巧这天来了一群小学生，从湖滨经过，其中有几个调皮的，把压在衣服上的石子捡起来，向湖里掷着玩。

    戴春风生怕衣服被吹走，不禁站在湖里大声喊叫起来。可是光着身子，又不敢出水，不免狼狈之极。正巧，带队的青年教师发觉了他的窘态，便重新捡起几块石子，把衣服铺平压好。还点头微笑，冲戴春风打了个招呼。

    一向爱交朋友的戴春风，怎能放弃这样一个彬彬有礼的书生？等四周没有人的时候，他就从水中窜出，穿起衣服，追着学生队伍跑过来，与那个青年教师攀谈起来。

    那个青年教师，便正是胡宗南。胡宗南字寿山，是浙江孝丰县鹤落溪村人。1919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吴兴中学，毕业后受聘于孝丰县立高等小学任教。这天，他带着班里的学生到杭州游览，却不想碰上了戴春风。

    胡宗南当时的境遇，虽说比起戴春风稍强了一些，但他胸怀大志，不满于只当个教书先生，所以常常感到苦闷。同为“怀才不遇”的落魄之人，两个人同病相怜，一见倾心，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成为至交。

    就像美国华人学者魏斐德所说的：戴笠跟胡宗南都是“小知识分子”，他们具有一种非理性的自负和庞大的野心。魏斐德说，“他们各自在对方身上看出了自己对权力和地位无限的渴望”，于是，两个人意气相投，从此开始了长达25年的交往。

    后来，戴春风离开杭州来到上海。此时正是20年代初，他穷困潦倒，身无分文，只能寄居在表妹夫张冠夫的家里。

    在上海，戴春风依然讲究体面。他身上也只有惟一的一套西服，但他每天都会洗一遍，趁睡觉时晾干。张冠夫当时在上海小北门地段租了一间小阁楼，房子很狭小，所以戴春风只能睡在这对小两口床边的地板上。自然，这导致戴春风与表妹王秋莲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王秋莲经常对戴春风恶语相加，而戴春风总是怂恿表妹夫张冠夫纳妾，以此报复王秋莲。

    当张冠夫去商务印书馆上班时，戴春风经常光顾上海小东门十六铺那一带，他在那里的流氓中间小有名气。十六铺是个混乱的商业地带，出过像杜月笙这样的人物。而戴春风，也得以结交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帮会头子杜月笙，这是他“打流”岁月的又一大收获。

    杜月笙的经历，也和戴春风有几分相似。他小从父母双亡，家境贫困，由姐姐抚养长大。杜月笙也是从小就好赌博，因为偷了姐夫的钱去赌博，只好跑到上海“打流”。由于他兼做水果生意，又被流氓地痞们称为“水果月笙”。

    那时正是20年代初，杜月笙还没有成为日后的“上海王”，此时的他，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小老大，幻想能在上海滩横行打天下。处在这个阶段的杜月笙，自然对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地痞流氓广为结纳。

    两人有相类似的经历，都是生性放纵不羁的“鬼才”，他们一见倾心，谈得十分投机。杜月笙也惺惺相惜，常给戴春风一些接济。不久，两个人结为把兄弟，杜月笙比戴春风年长9岁，又有绰号“水果阿三”，所以戴春风称杜为“三哥”。

    戴春风与“水果阿三”搅到一起，使得表妹王秋莲很不高兴。但表妹夫张冠夫对此不以为然，没有责备戴笠的意思。王秋莲又转而当面规劝戴春风，戴春风不便反驳，一味哼哼哈哈，背地里仍与杜月笙来往，而且常是深夜才回家，让张冠夫两口没法休息。王秋莲见状，总是给戴春风吃闭门羹，还经常冷嘲热讽，使戴春风很是难堪。戴春风不得不离开上海，再度回到江山乡下。

    不过后来，戴笠发迹后，不忘当年张冠夫待他一点好处，将他引为心腹，安置到管金柜、管外汇的岗位上，掌管军统的财政大权。但戴笠对王秋莲耿耿于怀，视同仇人，有时指桑骂槐，大骂王秋莲是“黄脸婆”。王秋莲也不肯低首媚戴，双方就这样对峙着。不过，戴笠最终念她是亲属，对她也没有什么加害。

    交易所里邂逅蒋介石

    在这段“打流”岁月里，戴春风广交三教九流，除了结识胡宗南与杜月笙之外，最影响他一生的，还是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

    大约是在20年代初的一天，戴春风闲逛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附近，立刻被那里的情景吸引住了。

    交易所是幢灰色的水泥大楼，各色人等摩肩接踵，出出进进，里面传出阵阵喧嚣。戴春风心生好奇，就随人群涌进大厅，顿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宽敞的大厅人头攒动，所有人都是面红耳赤、大汗淋漓，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并作着各种手势。在大厅的正前方有座高台，上面站着三个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他们时而在身后的黑板上写着什么，时而朝台下大喊几声，情绪都十分激动。

    戴春风一边观看，一边绕过那些激动拥挤的人群，来到股东休息室门外，向里面打量。只见一排排的方桌后面，坐着或西服革履、或马褂长袍的股东们。他们有的抽烟，有的喝水，有的闲聊，有的搓麻将。一些身着粗布短衫的小伙计跑前跑后，为他们沏茶倒水，递热毛巾。戴春风小心翼翼地走进去，好奇地打量着那些富翁们。

    这时，一位斯文儒雅、身着长衫的中年人喊住了戴春风，对他说：“喂，后生仔，帮我买盒香烟好吗？”

    这人满口江浙口音，可见是一位“有钱的同乡”。他支使戴春风买烟，分明是误把他当作这里的伙计了。而戴春风自然很想巴结巴结，于是一路小跑，买回香烟，必恭必敬地连烟带零钱一起递给中年人。

    中年人很大方地把零钱给了戴春风作小费，客气地说：“这些钱你就拿着吧。”

    “不，先生！这怎么好意思。”戴春风故意推辞着。

    中年人有些惊诧了：“原来你不是这里的伙计？”

    戴春风回答道：“不是，我刚从家乡来，见这里热闹，就进来看看。”

    那位中年人赶忙道歉：“原来是这样，那太对不起啦！听口音你是江浙人，你姓什么？多大啦？”

    原来，中年人是当时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他当时正与蒋介石、陈果夫等在交易所做股票生意。那天，三个人挣了不少钱，戴季陶心情正好。他见戴春风精明能干，又有些文化，不免和他多说了几句。戴春风也忙着为他斟茶，并一一回答他的问题。

    蒋介石和戴季陶为什么会在证券交易所呢？据说，当时蒋介石正同包括戴季陶、陈果夫在内的一帮朋友在上海做股票投资，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集资。因蒋介石与时任中华革命党的财政部长的张静江过往甚密。张静江见蒋介石能文能武，颇为赏识，并多方给予扶持和鼓励。他动用所掌管的党务基金，和虞洽卿等合作，在上海开办了证券物品交易所。他还送给蒋介石一笔钱，作为入股资金。于是蒋介石便与戴季陶、陈果夫等人，终日泡在交易所，成了名符其实的“股民”。

    而此时，戴春风正与戴季陶谈得起劲，突然有人打断了他的话：“传贤兄，快出牌呀！跟那小瘪三罗唆什么？”

    戴春风抬头一看，见说话的是戴季陶身旁一个身穿西服、身材干瘦的青年。戴春风受了污辱，很不高兴，不客气地回敬对方：“你说谁是小瘪三？我看你才是大瘪三！”

    “果夫，怎能这样衣帽取人？”另一个人的说话声响起，也是熟悉的浙江口音。

    戴春风一转脸，发现说话的是个三十来岁的人，长得英俊端庄。第一眼看见此人，戴春风不由肃然起敬。不过，当时他还不知道，这个人正是后来决定自己命运的蒋介石。

    这时，戴季陶把几块钱塞到戴春风手里，替陈果夫为他陪礼：“小老乡，别往心里去，这些钱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难处，再来找我们。我们常在这地方。”

    戴春风还想推辞，而蒋介石在一旁劝道：“后生仔，拿着吧，以后有什么困难，找我们谁都行。”戴春风不再推辞，他心里越发敬重这位气度不凡的人物。

    此后，戴春风一有空就往交易所跑，帮戴季陶干些杂活，他竭力想讨好自己的这个“本家”。天生的机敏和野心，使他意识到，这些人可不是一般生意人，他们很可能是当时人们说的“革命党”。

    戴季陶也很关心这个年轻人，问他有什么生活目标。一开始，戴春风只是谨慎地说，自己“只要有饭吃，什么都行。”后来，他告诉戴季陶，自己很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戴春风开始叫戴季陶“叔叔”，他满心指望，这些“革命党”一定会提拔自己。然而，几个月后，戴季陶、蒋介石等人突然从交易所消失了。戴春风非常失望，暗中抱怨这几个“有钱的老乡”竟然不辞而别！

    戴春风与蒋介石一干人的会面，对于蒋介石来说，可能印象并不深刻，也许他很快就忘了这个“小跑腿”、“后生仔”。

    而对于陈果夫来说，他也不会想到，这个“小瘪三”戴春风，日后却成了自己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由他一手操办的军统，总是压倒了自己和弟弟陈立夫一手领导的CC系和“中统”特务组织。

    不过，对于当时一文不名的戴春风来讲，这次的邂逅，却给了他一个很大的梦想。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顿失重心，各派政治力量开始了重新组合的过程。当时，报纸上登出“蒋介石其犹龙乎”的大红字标题，戴春风看到这篇文章，他开始猜测：蒋介石是否能成为未来中国的最高统治人物？

    告发75名黄埔生

    1926年的春末夏初，戴春风在江山县城内的悦来客栈里，与文溪高等小学的同学毛人凤不期而遇。

    毛人凤从文溪高小毕业后，也曾考入杭州省立第一中学求学，毕业后在江山县新塘边嘉湖小学当教员。1925年11月，他考进黄埔军校潮州分校，这次是请假回家奔丧。

    说起潮州分校的学习训练生活情况时，毛人凤说得眉飞色舞，兴奋异常。接着毛人凤问起戴春风的近况，戴春风却无颜作答，连连叹气，说道：“惭愧！惭愧！”于是，把自己10多年来东游西荡、一事无成、屡遭挫折的惨状，一一告诉了毛人凤。

    见戴春风心情十分苦闷，毛人凤不停地劝慰。他还建议戴春风投考黄埔军校，因为“革命朝气在黄埔”。

    戴春风被毛人凤一语点醒，他当即决定投考黄埔，重塑前程。为此，戴春风还改了名字。他取用了《土风记》上的一段话：“君乘车，我戴笠，来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来日相逢君当下。”加上算命的先生又说他命中缺水，要用名字补，因此，他决定改名戴笠，字雨农。打这以后，“戴笠”走上了历史舞台，他的第一个重要表演就是：考上了黄埔军校。

    关于戴笠是如何考进黄埔的，其实有着多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戴笠从以前上海帮会老板杜月笙那里得到一封给蒋介石的推荐信，他带着这封信去了广州，以此获得了参加黄埔入学考试的资格。

    而第二种说法，则说的是，戴笠之所以考上黄埔，是由于胡宗南的推荐。因为在1926年，胡宗南早已是黄埔第一期的毕业生了，还当上了军官。而且关于胡宗南本人是如何考进黄埔的，还有这样一个插曲：1924年，胡宗南参加黄埔军校的面试，在排队进行体检的那一关，就被考官从队伍里拉出来，原来他身高不足1.6米，根本不合格。当时，胡宗南委屈地哭了出来，他当着众多考生的面对考官慷慨陈词，指责考官以貌取人，之后举了拿破仑、孙中山、廖仲恺这些小个子名人出来，竭力为自己争取。这时，在另一个房间内的廖仲恺被惊动了。廖仲恺了解了情况后，特别批准胡宗南参加考试。胡宗南终得被录取，编在第1期第2大队第4分队。后来，胡宗南的表现果然没让廖仲恺失望，他成了黄埔一名小个子的“将才”。

    胡宗南于当年11月毕业，被分配在军校教导第1团第3营第8连任少尉见习。后来步步升迁，1925年2月调任机枪连中尉排长，3月因功升任机枪连上尉连长，4月任第1师第2团第2营营副，到1926年初，已经升任第1军教导师第2团第2营营长。正是这年的7月，胡宗南把戴笠推荐给蒋介石，于是，戴笠才得以考进黄埔军校。

    而第三种关于戴笠入黄埔的说法，是最有意思的。据说，戴笠于1926年到广州，他先去了广东大学（后来叫中山大学）见校长戴季陶。而戴季陶记得这个“小瘪三”，并把他再次引荐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听说戴笠甘愿为他效劳、愿意做他的“鸡鸣狗盗之徒”，则非常高兴，直接把戴笠安插进黄埔军校，做了一个“包打听”。

    戴笠考上黄埔，究竟是何人推荐，已经是无据可查了。也许，无论杜月笙、胡宗南还有戴季陶，都曾在蒋介石面前推荐过他。总之，戴笠长期以来广交朋友的策略，终于有了一个大收获：在1926年9月，戴笠顺利地考入黄埔军校。

    进入黄埔，是戴笠一生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没有黄埔生的经历，也就没有后来的戴笠。戴笠回忆道：“要说我倒霉吗？也不算倒霉。要说我不倒霉吗？论黄埔资历总不如人而倒霉了。”

    戴笠进入黄埔之后，被编在入伍生部第一团第十七连。当时多数黄埔学生都是些二十岁不到的热血青年，而戴笠虚岁已经30岁，而且闯荡江湖已有十来年，他比别的学生成熟得多，而且老于世故。

    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思想斗争在学生中反映得非常激烈。学生们经常三三两两的议论、争论问题，形成不同的圈子。戴笠则从不谈论政治，从不参与国共两党的争论，更不参加什么组织。

    他也一改过去的“打流鬼”习气，行为中规中矩。无论对于教官还是同学，他都能察言观色，通过其一言一行，分析其性格、心态、生活嗜好以至政治倾向，然后投其所好地与其来往。

    他不吸烟，却随身带着火柴、纸烟之类；他能喝酒，也因此常常请客。北方人爱喝烈酒，广东人爱抽强盗牌香烟，他就针对每个人的特点，把每个人都拉拢得很开心。他对每个学生的谈话都铭记在心，对每个学员的行动都注意认真观察。

    戴笠对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都积极参加，对出差、跑腿一类的杂事很主动，尤其喜欢给食堂当采买。这当然是戴笠生性好动，不耐久坐、不甘寂寞的缘故。不过更重要的是，当采买可以从中揩油、手头活络、不无小补。据说，他曾贪污过骑兵营士兵的捐款、菜饷。

    戴笠闲暇的时候，也看一些书，如《曾文正公家书》、《曾胡治兵语录》和《俾斯麦传》。这是因为，他听说校长蒋介石最佩服的三个人，就是清末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将曾国藩、胡林翼和德国18世纪的宰相俾斯麦。戴笠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研读，渐渐琢磨出了蒋介石的一些执政思想。他觉得蒋介石重视黄埔军校，是受曾国藩先“强兵”后“富国”主张的影响；蒋介石的东征、北伐，则如同俾斯麦当年推行铁血政策，是要搞统一。

    当时，北伐军节节胜利，他对蒋介石更加崇拜，认为蒋是中国惟一的当之无愧的统帅。

    1927，蒋介石一派的人马在黄埔发动了“清党”工作，戴笠感到，这也许正是天赐良机。

    1927年4月15日早晨，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往日一样，起床后就集合到大操场做徒手体操。然而，今天却与往日不同，学生们来到大操场，看到校内外和操场周围站满了武装哨兵。戴笠站在队列中和其他学生们一样，既感到十分奇怪，也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不准交头接耳和自由谈话，学生们就用眼睛互相对看着，交流着内心的疑虑。

    各区队值日生照例报告人数之后，就由各区队长口头宣布命令：“共产党员一律站出来，其余的原地不动。”

    戴笠所在区队，队长这样连续喊了几次，还是没有人站出来。最后，第十七连的连长说：

    “如果不自动站出来，就点名叫你们出来了。还是自动站出来好，没有什么，不要害怕。”

    接着，有几个共产党员学生陆续站到队列前面，随即被逮捕，由武装哨兵押走。被捕学生大都很从容，没有难过和恐惧，倒是站在队列里的那些同学却格外紧张，有些低下了头，有些脸都变了色。

    最后，第一团团长集合讲话，说黄埔军校后方留守处奉蒋校长命令进行“清党”，然后告诉学生们：“这和你们无关，你们要安心学习，遵守纪律。”

    当日，黄埔军校内被逮捕的共产党员师生达数百人，被解往中山舰、珠江船及烂石头牢关押，有的则夜间被解往虎门和鱼珠炮台杀害。

    因为清党，原由共产党人担任的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一职空缺，蒋介石派令黄埔二期毕业生胡靖安补缺。胡靖安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他一到任就在入伍生部所属各团队开展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动员师生互相检举揭发，稍有嫌疑，立即逮捕，搞得入伍生部的师生人人自危。

    此时的戴笠，通过平时搜集到的情况，向胡靖安提供了一份学生共党名单，并附上每个学生的活动资料，以做证据。戴笠先后数次密报，揭发了不少共产党员，全部被胡靖安抓走。

    而据戴笠自己后来所说，这些被抓、被杀的学员中，有75个共产党员学生是他上报总司令的。由于戴笠在这次清党活动中的突出表现，受到胡靖安的格外器重，他被胡靖安引为亲信。而戴笠自己，也对搜集情报、秘密报告的工作表现出极大兴趣。在他向胡靖安提供的情报中，有些质量较高的密报，则由胡靖安转报到蒋介石手里。

    “我是给校长送情报的！”

    在黄埔“清党”的过程，戴笠的表现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而在接下来的北伐期间，戴笠的情报工作也同样被蒋介石认可。

    用戴笠自己的说法，他和黄埔的其他许多学员一样，在1927年4月15日的“清党”之后，奉蒋介石的命令离开军校，加入国民革命军，穿越福建和浙江东进。戴笠所在连队分批坐船去上海，他们在那里又分成两批，分别在徐州和苏州驻下，而戴笠本人则属于前往的苏州那一批人。

    不过，与其他的黄埔学生不同，戴笠的任务并不是参加战斗，而是去敌人后方进行侦察。而江浙一带，正是戴笠早年曾经“打流”过的地方，在这一带打探消息，他自然是得心应手，他源源不断地发回情报，供蒋介石披阅。

    然而，回到熟悉的地方，遇到过去熟悉的那些青帮分子、地痞流氓，戴笠的赌瘾便控制不住了！他又“开小差”跑到上海吃喝嫖赌，花光了公款，为了逃避惩罚，他只得前往南京投靠胡靖安，胡靖安则推荐戴笠加入“密查组”。不过，这个“密查组”很快解体，戴笠只得像前几年那样，再次借宿到表妹夫张冠夫的家里。

    1927年夏，由于在北伐进展不利，蒋介石辞去了总司令职位。当时，很多人认为蒋介石完了。不过，戴笠却如终对蒋介石抱有信心。当他得知蒋介石身在法租界时，便去敲蒋介石的大门，自告奋勇地想给蒋介石当保镖，却被蒋介石借故回绝了。

    戴笠的确极富远见，他的政治投资也的确放对了地方。这之后不久，蒋介石去了日本。他见到了宋耀如的夫人倪桂珍，并说服宋夫人，让他娶宋家的小女儿宋美龄。而后，他又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达成协议，日本同意帮助他与共产党作战。1928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重新组织了国民政府，由汪精卫任政府主席，蒋介石任总司令。

    在蒋介石下野的那段日子里，戴笠过着半军人、半“打流”的生活，他曾跑到老朋友胡宗南那里，做过一名低级军官。因为此时的胡宗南，已经当上了北伐第一师第二纵队司令。

    蒋介石重新回归政坛之后，更是深感特务工作的必要。他再次启用戴笠，任命他为总司令部的上尉情报员，每月能在总司令部特勤处领取薪水，并能以学生的名义直接向蒋介石提供情报。

    戴笠是黄埔六期生，资历非常浅，地位也很低，长时间无法将情报直接交到蒋介石手上，当然也无法引起蒋介石的注意。

    据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毛庆祥回忆：大约每隔三天，戴笠就会来到警卫部食堂的后门，通过厨师或者值勤官，向蒋介石身边的人递送情报。戴笠不敢过问这些情报的下落，而毛庆祥一开始也对这些情报毫不在意，根本没有送往“总司令”那里。但过了一段时间，毛庆祥发现，有一些情报的内容特别有意思，于是他开始把这些报告送蒋介石一阅。而蒋介石，则对这些消息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此时，恰逢蒋、阎、冯的部队正在中原与奉系军阀进行激烈的战斗，戴笠便奉命为战事搜集情报。戴笠也是个天生的特工材料，他经常三天三夜不睡觉，带着勤务兵贾金南，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徐州前线搜集有价值的消息。

    有一次，戴笠连续两天骑马往返奔波于战场和总部之间，马差点累死，戴笠本人的大腿被马鞍磨得血肉模糊，和裤子粘在一起，鞍上也满是鲜血。不过戴笠意志十分顽强，他不辞劳苦地做着这些工作。

    为了及时地将情报送到蒋介石手上，戴笠常常站在总司令部门口，等候蒋介石的座车。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非常厌恶戴笠，不时地在大门口呵斥和羞辱他。

    一次，蒋介石的座车到了大门口，戴笠见机会来了，不容错失，就不顾一切地大步跑上前去。蒋介石的侍卫们吓了一跳，都以为他是刺客，有的拔出手枪，有的冲上前来扑倒戴笠，对他拳打脚踢。戴笠强忍着疼痛，举起手中刚写好的情报，高叫着：“我是校长的学生，是给校长送情报来的！”

    蒋介石连忙叫住侍卫，看见戴笠被打得口鼻流血，但仍然高举着情报，他对戴笠的忠心不禁有些感动，他勉励了戴笠几句后，让侍卫把情报收好。

    到了办公室后，蒋介石看见情报上面署有“学生戴笠”的字样，想起以前时常有些很有价值的情报也是以“学生戴笠”的名义送上来的，却不知道，原来戴笠给自己送情报这么不容易！于是，他嘱咐秘书毛庆祥，以后戴笠有紧急情报，可随时带他晋见。

    于是，戴笠得以随时面见蒋介石，这开始了他的飞黄腾达之路。后来，蒋介石本人也越来越依赖戴笠的情报。只要蒋介石看见戴笠站在那儿等他，他的司机就会把车在大门口停下。

    戴笠当时所处的组织，被称作“黄埔校友会调查处”，它的成员，后来成为“蓝衣社”的核心。因为蒋介石给了他一些经费，戴笠便得以雇用更多的情报人员，与一批没有工作的黄埔毕业生有了接触，逐渐地在他自己身边组成了有名的“十人团”。

    然而，戴笠越过自己的顶头上司胡靖安，直接向蒋介石报告，渐渐引起了胡靖安的不满。而蒋介石，对不听话的胡靖安也渐渐失去信心，转而愈发器重戴笠。

    多年以后，当戴笠成了蒋介石最大的特务头子之后，胡靖安还曾在一次宴会上大骂戴笠的“忘恩负义”，自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策反对手的得力干将

    1929年，全国反蒋舆论日益强烈。在军事战场上，也出现了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三路大军共同讨蒋的局面。于是，戴笠受命从徐州出发，先后到郑州、汉口、太原等地，调查了解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各集团军的动态，然后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为蒋介石送去了大量有用的情报。

    戴笠从未到过华中、华北地区，对这里地形人情不熟悉。不过，奉系军阀及北洋军阀残余的各级将领大多都是属于旧军阀，他们往往是既没有文化，也没有政治头脑，有的只是“杀人不过头点地”的“雄心”，他们很容易就听信了戴笠的话，对他产生了信任。

    戴笠在其中挑拨离间、借刀杀人，轻易就让不少军官之间产生了误会甚至决裂，动摇了奉系的统治基础。同时，因为那些“大老粗”们也都贪图小便宜，好讲江湖义气，戴笠靠着送礼送钱、结拜巴结等办法，成功地策反了部分军官，在奉系内部埋下了一颗颗定时炸弹。

    正是利用了老军阀这些弱点，戴笠跑遍华北各省，如入无人之境，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对二次北伐的胜利起了一定的帮助。由此蒋介石对戴笠的才干更是看重，甚至亲笔提写了“艰苦卓绝”四个大字，以此来鼓励戴笠。深谙人情事故的戴笠，时常把蒋介石的“墨宝”拿出来展示，以显示蒋介石对他的重视。

    这时，几次反蒋失败的国民党元老、湖南省主席唐生智，再次通电全国，起兵反蒋。

    唐生智下辖4个军，实力雄厚，蒋介石对他又恨又怕。当时，唐生智把部队集结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信阳，而蒋介石已经收买了阎锡山，阎锡山率大军从山西渡黄河南下，直逼郑州。于是唐生智不得不将总部移到驻马店，准备从信阳直下武汉。

    蒋介石命令戴笠潜入唐生智军后方驻地，四处搜集情报。此外，蒋介石还希望对唐生智部属进行策反。

    1929年12月，戴笠奉命只身潜入河南，由开封、郑州而达信阳，一路在唐生智军中大肆活动，不料由于事机不密，此事被唐生智的情报部门发觉。唐生智下令在河南全境搜捕，以10万元悬赏通缉戴笠。唐生智的宪兵们，还拿着戴笠的画像到处设关设卡，对戴笠一路追捕。

    走投无路之际，戴笠猛然想起，唐生智部队的宪兵营营长周伟龙，是黄埔四期毕业的同学，和自己私交不错。戴笠觉得，有可能做通这个人的工作。于是，戴笠决定冒险出击。

    1929年冬，信阳天寒地冻，烈风呼啸。整座城市士兵林立，戒备森严。一个公子哥儿模样的人和他的仆人坐在一辆人力车上，塞给门卫几个银元，混入了信阳城。这两人便是乔装的戴笠和他的副官贾金南，两人驱车直奔周伟龙的府邸。

    唐生智（1889~1970年4月6日），字孟潇，湖南省东安县人。1914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他参加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等中华民国建国初期重要的战争。其四弟唐生明是国民革命军中将。

    此时，周伟龙从信阳军事指挥部开完会，回到家中，侍从递给他一张名片说：“报告营长，有位叫做东方白的先生在您的书房等您。”

    周伟龙大步向书房走去，看到一个人正端坐在他的椅子上看报。他明显听到了周伟龙的声音，却没有立刻站起来迎接，等周伟龙关上门后，才笑吟吟地站起来，摊开双手表示自己没有带武器，然后大方地走到周伟龙面前，问候道：“好久不见。”

    周伟龙这才认出，哪里是什么“东方白”？此人就是那个长官正在捉拿的老同学戴笠。他的手不由握在佩枪上，盯着戴笠问：“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自己送上门来。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宪兵营，外头都是要抓你的人。你竟然还敢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你这不是找死吗？”

    戴笠轻蔑地一笑说：“亏你也敢自认是蒋校长的门生。难道黄埔出来的还有怕死的吗？”然后，他压低声音对周伟龙说：“周兄，你也知道蒋校长素来器重黄埔的学生。我来之前，他亲口向我许诺，说如果有学生迷途知返，弃暗投明，他一定不计前嫌，加以重用。当然，你也可以押着我去见唐生智，领那10万银元的赏金。我戴笠绝不会记恨在心，毕竟1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路都在你面前，走哪条，你可要想清楚了。”

    戴笠看周伟龙并没有要将自己抓捕起来的意思，就趁热打铁地说：“你是一个堂堂的黄埔生，怎么跟着一个反复无常的军阀呢，他唐生智是中央的对手吗？若是他一旦失败，你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呢？”

    周伟龙不由露出灰心丧气的神色，戴笠看火候已到，又说：“眼前你只有两条路，一是将我交给唐生智，然后和他一起失败；另一条是投靠中央，提供唐生智的情报，策反他的队伍投向中央，这才是光明之途啊！”

    周伟龙脸色凝重，沉思了一会儿，说：“戴兄说得对，我是早年唐生智与蒋校长合作时分配到他手下的，怎想到他会背叛中央呢？作为黄埔学生，怎会不追随校长左右呢？戴兄说说，我该如何行事吧？”

    戴笠心中不禁大喜，附在周伟龙耳边说了一阵话。第二天一早，周伟龙命心腹找来一套宪兵制服，让戴笠换上，扮成唐生智部队的一名宪兵，于是，戴笠带着情报安然脱离了险境。

    不久之后，在周伟龙的活动下，唐生智军队中的高级将领纷纷倒向蒋介石，周伟龙也按照戴笠的指示，和胡宗南率领的第一师第一旅接上头。唐生智的队伍最终兵败人散。

    1930年1月9日，唐生智被迫通电下野。唐生智化装坐火车逃到天津，后流亡澳门、新加坡等地。

    这次行动，蒋介石对戴笠是格外满意。在他心目中，也是对特务工作越发看重。继郑介民成功策反桂系部队之后，戴笠又帮他除去了唐生智这个心头大患，可谓是捷报频传。这一年，戴笠因功被蒋介石提升为中校联络参谋。

    而周伟龙投靠蒋介石后，也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周伟龙与戴笠成了生死之交，成为戴笠的情报小组“十人团”的成员之一，成为军统中一位资深重量级的大特务。后来，戴笠的“特务处”成立后，他任特务处上海区区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军统局汉口站长、汉口特区区长、“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等职，堪称“军统”的一名元老。

    而唐生智，后来被蒋介石任命为陆军一级上将，1937年11月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然而，唐生智守卫南京仅有一个月，就战败溃逃了，日军占领南京，随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

    其实，最令唐生智想不到的是，自己的部下周伟龙，竟然被戴笠拉拢到其特务机关中。更让人意外的，恐怕是他的亲生弟弟唐生明，后来也成为戴笠至交好友。不仅如此，在抗日战争期间，唐生明还受蒋介石和戴笠的委派，完成了一项事关民族前途的重要使命。当然，这些事情，本书在后面章节会详细讲述的。

    取得张学良信任

    东北军“易帜”后，张学良进驻平津，主持华北地区的政事。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拉拢张学良，也为了掌握新奉军内部的情况和思想动态，特命戴笠作为自己的代表赴北平晋谒张学良。

    对戴笠来说，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了这些年之后，终于开始能够以比较荣耀的身份从事“外交活动”了，这也意味着他的工作能力和成就都已经得到了蒋介石的全面认可。

    自“皇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子承父业，被东三省议会推选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可以说是实权在手，并不需要依附其他派别。但是张学良却选择了拥护蒋介石。而中原大战，正是因为张学良的拥护，才使蒋介石迅速奠定了胜局。

    对于张学良，蒋介石可以说是又感激，又猜忌。蒋介石担心新奉军此行另有目的，说不定是先假意归顺，帮蒋介石平定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再企图从蒋介石手中分一杯羹，坐享渔翁之利。因此，蒋介石没有委派普通的外交人员去见张学良，而是要派戴笠去，发挥他刺探、搜集情报的特长。

    正因如此，戴笠到了北平之后，没有直接去见张学良，而是先在张学良的亲友中间活动。戴笠第一个看中的是张学良警卫旅的团长吴泰勋。吴泰勋年仅19岁，平时出手大方，花天酒地，好结交朋友，在华北地区人称“五爷”。吴泰勋之父是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1928年的时候和张作霖一起被日军炸死在皇姑屯。张学良和吴泰勋同病相怜，于是和他拜了把兄弟。

    戴笠以酒色招待，很快和吴泰勋打得火热，两人还结拜了兄弟。吴泰勋则把王天木、裴级三、李志一等人介绍给戴笠，这些人都是他父亲吴俊升的马弁。戴笠把其中一部分人作为亲信安插在北平，另一部分人则直接进了戴笠领导的特务组织，后来成为了他手下的资深特务。比如王天木，后来就成了特务处天津站的第一任站长。而戴笠和吴泰勋的关系，即便是在西安事变之后也一直保持着。

    张学良知道戴笠是蒋介石的亲信和私人代表，本来就对他敬如上宾。再加上吴泰勋的美言，不由得对这个人更多加几分好感。

    而戴笠，经过一段时间的情报工作，他觉得张学良对蒋介石是真心拥护，甚至是有几分崇拜的。原来在1933年4月，张学良曾赴欧洲游历几个月。在意大利时，法西斯头子齐亚诺曾向张学良宣传法西斯的观点，齐亚诺说：“你们中国英雄太多了，应该像我们拥护墨索里尼一样，只有惟一的领袖。”

    受到这种思想的蛊惑，张学良觉得，意大利与德国之复兴，主要是由于人民全心全意拥护领袖，使领袖得以有充分的力量克服救国途上的障碍，我国人民若要救国，必须真诚信仰领袖并拥护领袖。他考量一番，认为蒋介石是可以充当“惟一的领袖”。于是他开始积极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同时还积极组织“四维学会”，提倡礼义廉耻，响应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

    所以戴笠认为，张学良的拥戴可以说是真心实意的。当他见到张学良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九成的把握。就算张学良不是全心投靠蒋介石，想要在背后动什么手段，他也有办法全身而退。

    张学良却完全没有窝藏私心，一见面，就正大光明地上来握住戴笠的手，真心实意地说：“我已经听说你很多故事了，想不到你年纪轻轻，就已经有这么多非凡经历，结识这么多非凡的人物，我真是钦佩啊。”

    戴笠谦逊道：“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既无救国之器，又无治国之才，无非是跟随着蒋校长，聊效犬马之劳。哪比得上少帅家传深厚，文武全能，能够顶住外敌的压力，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这种魄力和胆识实在是让在下佩服至极。我来这里之前，校长就经常对我夸起你的才干，他说：‘若我军中得一学良，一统中国之日速至也。’我到现在亲见了少帅，才知道校长所言非虚。更想不到堂堂少帅竟然如此平易近人，雨农真是如沐春风，感念不尽。”

    一个是在锦衣玉食的环境中被精心培养长大的公子哥，一个是底层社会出生、善于察言观色的小滑头，两人竟然怀着惺惺相惜的心情，一拍即合，很快就结成了莫逆之交。可张学良不知道，这位“莫逆之交”已经在自己身边布下了“眼线”。

    这之后，戴笠继续通过吴泰勋，掌握到东北军内部许多内幕情报，回到南京后向蒋介石汇报。从此，蒋介石基本上把对付东北军的工作交给戴笠处理。

    而戴笠和张学良也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私交。后来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对戴笠孤身救主的勇气也是赞许有加。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