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道里的机关

    在浙江省江山市保安乡，仙霞岭的北麓，有一所占地约1000平方米、民国时期的旧宅院。它白墙灰瓦、红柱泥地，乍看上去，和一般江南常见的旧时民宅差不多。2000年，这所大宅院挂牌“戴笠故居”，作为江山市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正式对外开放。

    这正是国民党军统头目、被称作“中国头号大特务”的戴笠，于1943年为自己修建的一所住宅。

    戴笠是浙江保安人，戴氏老宅也建在保安。1942年8月，日本侵略军攻打仙霞关，撤退时沿途放火，烧毁戴家的老屋。于是，1943年，戴笠亲自审定设计图纸，由其胞弟戴春榜督造，建成了这所新宅居。

    这看似普通的木结构两层楼，如果人们进入其中，就会惊奇地发现：原来，这貌似不起眼的“民宅”，竟然机关重重，别有玄机！它的的确确是一个“特务头子”的家！整个住宅中，随处都有可以藏暗器、设伏兵的秘密设施，它的每一处设计，都是为了便于狙击和逃命。

    先说这里的楼梯，就有一明一暗两道。明梯在前，暗梯在后，都呈螺旋状，仅容一人侧身通过。而且暗梯都设在壁柜、布幔的后面，外人很难找到。

    再说这里的房屋，也是间间相通，好似九连环。有人说，戴笠一生迷信，所以，在他的住宅中，所有房屋的布局都与八卦暗合，仿佛是一所“迷宫”。没有人能说出来，这包括暗地下室，实际为三层的楼房中，一共有多少房间。而置身其屋檐下，阴森险要的感觉就会扑面而来……

    螺旋形的暗梯，面积小容易躲藏，弯道设计更是可以防弹。

    戴笠故居暗藏逃生的旋梯。

    而最有趣的，就是这座楼的房门非常多。小小的两层楼，房门竟有87扇。而这87扇木门，也是高低不一，大小不同。自然，之所以这么设计，全是为了方便于杀人和逃生。

    比如，有的门竟高达2米，与屋顶横梁几乎齐平。据说，这是便于在危急时刻搬走重要的物品。而有的门，却只能弯腰进出，这是为了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阻挡追兵，这样的门，自然平时从不开启。还有的门很窄，仅供一人侧身而过，则是为了不让旁人偷看到门前门后的情况。

    除了明门之外，每间房内还设有暗门。这些暗门，可能藏在床背后，或者开在屏风边。

    戴笠故居正面看是二层楼，后面为三层楼。最奇特的是，有一扇门与地下暗梯相连接，其开关就设在墙脚，旁人根本注意不到。出现紧急状况时，用脚轻轻一拨，门就能打开，人可以顺着暗梯下到地下室，再从地下室的小门逃出。而这地下室的小门又隐藏在墙边的一处乱草丛中，外人根本无从识破。

    除了门多，这所大宅里的窗户也不少，共122扇。同门一样，每个窗口规格又都各不相同。有的是按照普通民居的规格设计，有的却小得只够一个人把头伸出来，还有的可以通过移动推拉，成为四方形的大窗。这在中国近代的民居建筑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当然，最绝妙的机关，还是隐藏在戴笠本人的卧室中。

    戴笠的卧室并不大，不到20平方米，木板墙上挂有一幅山水图。而真实的玄机，就在这画的后面。

    那是一块木板，上面有一个暗门拉条，拉开拉条，则是一个旋转式的楼梯，而在梯道边上还有一小块空位。据说，当年戴笠在室内与人交谈时，会有一名全副武装的卫兵，躲藏在画后的空位里，通过木板上细小的洞眼，监视着室内每个人物的一举一动。当客人在这里和戴笠一样谈笑风生时，却不知道，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的脑袋。

    而这山水画后面的旋转式暗梯，虽然面积小，却很方便下楼。还依照楼梯的圆形弧度，将每块梯板做得头尾相称，让走楼梯的人不会漏脚，更不会跌倒滚落，而弯道的设计更是为了防弹。

    从楼梯下到最底层的地下室，左侧砖墙上有几个枪眼状的洞眼。砖墙后面的空地，虽然不足一平方米，但也足够二人站立。这是专门用来对从暗梯上下来的刺客进行狙击的。这几个枪眼，还特别设计成斜上形，便于迅速调整射击位置。

    如果连这条暗道也失灵的话，那么还有一个绝招，就是戴笠卧室外面的那株金钱松。这棵树是当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副主任、美国海军将领梅乐斯送给戴笠的，他还和戴笠一起亲手栽种了这棵树。若遇到突发事件，戴笠还可从窗户爬上金钱松逃走。不过，这么多复杂精巧的逃生通道，戴笠都没能用上。他也的确死于“意外事件”，死于一个连他自己都预料不到的“飞机失事”中。

    他的这个结局，已经成了历史上的“悬案”。这究竟只是一次事故？还是有预谋的暗杀？如果是有人蓄意暗杀，戴笠又死于何人之手？这些，可能永远都是解不开的谜题了。

    不过，仅仅从这座住宅的布局来看，戴笠一直生活在不安全感之中。一个人，把自己的住宅设计成“逃命坟场”，这充分显露出了，作为中国的“间谍王”、手下沾满了鲜血的“特务头子”，戴笠内心世界的挣扎，已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前军统上校关梦龄的回忆录里，他形容戴笠“根本是个禽兽”。在多数中国人的眼中，戴笠意味着白色恐怖，意味着无处不在的特务网络，还有数不清的死在他手上的冤魂。

    面对他那机关密布的住宅，多数人会轻而易举地得出这样一个答案：

    戴笠故居底层有暗堡

    这是一个背负着太多命债的罪人，他的迷信，他的不安全感，以及过度的自我保护措施，都体现了一个“恶贯满盈”者内心深处的恐惧。而他之所以犯下这些滔天罪行，原因在于他的职业。他是一个“特务头子”；他是服务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枝“暗箭”；他经营了被称作“中国的盖世太保”的军统组织。

    所谓特务，在字典上的定义为：“服务于政治集团，经过特殊训练并执行特殊任务的特殊群体。”他们经过特殊训练，从事刺探情报、颠覆、破坏等活动。在电影里，他们往往穿着黑色的衣服，戴着墨镜，大衣里面藏着精巧的手枪，他们的枪法也是百发百中的，同时，他们用一张不苟言笑的脸，来掩饰内心的阴险狠毒。而戴笠，他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不仅仅是这样一个“特务”，还是中国特务的“掌门人”。至于他手下的军统，没有人说得清其规模，有人推测，它可能曾经是世界上最宠大的特务组织。军统的基层组织分散到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乃至驻外使领馆，专门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那种服务于蒋介石集团、排除异己的特务活动。而戴笠，正是坐在这个金字塔型组织的最高点的王者。

    这就是可怕的特务政治，这就是可怕的戴笠。而这个令人不寒而栗、闻风失胆的强权人物，他本人，为什么终生惴惴不安？他害怕的究竟是什么呢？

    戴笠修建家乡的这所“迷宫住宅”时，正是1943年，这是他事业的“顶点”。他拥有据说5万多名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职业特工，还拥有20多万武装特务部队，其势力渗透到警察、交通、货运、缉私等领域，掌控了当时中国的走私贸易和鸦片买卖。此时的他，营造这样一个一切设计“服务于暗杀与逃生”的家宅。而且这种迷宫式住宅，他在全国各地拥有很多所。他内心的这种不安与纠结，到底是因何而来呢？

    当我们了解了戴笠一生的经历，他的“奋斗发家史”，还有他与当时中国各种权力集团分分合合的复杂利益关系，这一切问题的答案，就都迎刃而解了！

    戴笠，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这正是本书将要向您揭示的。

    “他只是一个名字”

    不论在其生前还是身后，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戴笠是一个冷酷、狡猾而残忍的人，他是令人厌恶的“秘密警察头目”。

    不仅如此，他行踪诡异，不爱抛头露面。他本人很少“见光”，但他的势力和爪牙却是无处不在。关于他，一个外国记者曾经这样说：

    “他是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

    而当时一位国民党的官员则说，“戴笠制造了这么一个幻象，好像他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

    据说戴笠一生很少照相，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搜遍史料，却很难找到几张他的照片。这其实正体现了戴笠的老谋深算，在拥有着可怕权力的同时，他保持着“特务”的那种自我隐藏、自我保护的神奇本能。他从不公开露面，也不接受记者采访。甚至在政府官员里，都很少有人认识他。

    他总是在努力隐藏自己的踪迹。全国各地，到处都有他的住宅或是藏身之地。抗战时期，仅在重庆城内，他就为自己安排了三处住宅：曾家岩151号的公馆，上清寺康庄3号的一座小洋房，还有神仙洞的一座公馆。他本人会没有规律往返移动于三个住所之间。而在重庆城外，他在杨家山占有一座公寓，在松林坡有一幢房子，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总部的大礼堂后面还有一个临时的客房。他在西安、兰州、成都、贵阳和衡阳也都有秘密住宅。抗战胜利后，他又秘密地在上海、南京、汉口、天津、青岛、北平、郑州、福州、厦门和苏州买下了一些秘密住所。

    不仅如此，他的行踪和目的地也总是保密的。他从来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下一步准备去什么地方。他“巡视”一个地方之前，总是播散谣言，放烟幕弹。比如，当人们听说他要去甲地时，他往往去了乙地。而他停留一处地方的时候，他总是给人打电话说，他已经上路了。

    他还禁止下属用办公室的电话为他安排约见，比如，后来与他合作的美国人发现，他们求见“戴老板”的请求，必须封在信封里，他们得到的答复，也是同样封在信封里的。

    这个“隐面人”，神秘莫测，叫人看不透。但他总是和死神相伴出现。当人们听说“戴老板手下的人”来了，就知道，又要死人了。于是，在人们的眼里，他变得更加奸诈和危险。甚至在他死于飞机失事时，海外也有报纸宣称：那不过是他又一次玩弄了公众！其实，他依然很好地生活在地球的某个地方。

    而他管理的军统局，则利用抗战的时机，将其势力四处渗透。当时的中国老百姓都相信，到处都有“戴老板的人”，如果你说话不小心，就会被“戴老板的人”听见，然后被抓到监狱中。

    戴笠（1897年5月28日~1946年3月17日），原名春风，字雨农，浙江江山人。曾就读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中华民国情报机关将领。曾负责中国国民党情报机关，担任军统局副局长。

    戴笠正是这样一个人，他有着令人生畏的权势，却又刻意隐姓埋名。

    他从来不露面，却让每个人都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那些见过戴笠的外国人，曾这样形容他的长相：

    “戴笠的身材中等壮实，外表粗犷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还有一张坚毅的嘴。”

    “他英俊瘦长，有一双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

    从这样描述，分明传达出这样一个意思：他是一个“神秘的”强权人物。

    在国民党的宣传中，戴笠是一个英雄。因为他的军统为国家搜集了大量的情报，为政府除去了很多反叛者、颠覆者，为蒋介石除去了很多政敌。比如30年代后期，戴笠的一位同事章君谷，这样形容他的上司：“戴先生这个人，实在是极理智，而又极富感情的，由于他自小流浪，接触面异于常人的广泛，同时，又因为他勤勉苦学，读了很多的中国古书，所以他能将儒、佛、侠几种精神，都兼而有之。戴先生的部属，对他无不既敬且畏。”

    与之相反，当时的左翼记者们，则视他为中国的“法西斯头子”。他们指控戴笠暗杀了大量民主人士，强奸和折磨了无数个手无寸铁的妇女，并屠杀了成千上万反对蒋介石野蛮独裁的中国青年。

    但不论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戴笠是一个天才，甚至是一个怪才。

    一个美国作家曾描述戴笠，“以其惯用的销声匿迹的方式”逃脱了“159个便衣的捕捉”。而他所有的老搭档都认为：戴笠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和极旺盛的精力。据说，他能够几天几夜不睡觉而一点儿也不显得累。而且即使累了，他也能立刻察觉出局势或一个人的动向，然后设法来充分利用局势。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况下，要想对“戴老板”隐瞒真相，都是不可能的。

    而戴笠的好友，国民党将军胡宗南曾经这样形容他：“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

    与戴笠密切合作过的美国海军中将梅乐斯，还写过《一种不同的战争》一书，对他大加吹捧。梅乐斯说：“许多非常熟悉中国的人曾经说过，假使戴笠没死，也许中国就丢不了。这倒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以前就打败过共产党人，现在也有可能再打赢一次。”

    戴笠早年为蒋介石搜集情报，有时骑马，有时骑自行车，腿上肉磨破了，鲜血把裤子粘在肉上也不以为然。在淞沪会战期间，他身先士卒、事必躬亲。白天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工作，协助正规军作战。晚上，他则亲自驾车从上海开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天天如此来回。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他却犯险如常。

    他的同学徐亮说他：“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

    抗战后期，戴笠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布置情报系统，检查工作。当时，日本人对他的人头悬赏金额高到令人诧异。

    而他的军统，则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特务组织，其势力渗透至党政、军事、教育、文化、警务各个层面。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统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而那时，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OSS）不过才刚刚起步而已。

    这就是戴笠，一个扑朔迷离的戴笠，一个由种种“传说”、“误会”以及虚张声势的“美名”所共同构成的戴笠。在不同人的眼中，就有不同的戴笠。就像站在不同角度的人们，会看到不同的历史。

    戴笠，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隐面人”，正是旧中国那段历史的一个缩影，在他身上所隐藏的，不仅仅是他本人的真相，更是历史的真相。

    “总司令的戴笠”

    其实，关于戴笠，今天的人们依然存在很多误解。很多史实，已经湮没在岁月的尘埃中。更多的谜团，也许已经永远无法解开了。

    比如，提到戴笠，几乎所有人都会立刻联系到“军统”。然而，人们却并不知道，这位权重一时的“戴老板”，其实长期以来只是军统局的副局长。

    这其实正是蒋介石控制其“秘密警察”的手段之一：对特工头目授予大权，但不给高位，以防他们在政治上坐大。戴笠任军统头目十多年，始终是副局长，只给了一个少将军衔。

    尽管如此，蒋介石与戴笠两人合作得相当默契。一方面戴笠要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深知以自己的资历、能力和水平，绝难跳出蒋介石的手心，惟有取得蒋介石的绝对信任，才能飞黄腾达。

    还有，“一生致力于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戴笠，其实并不是国民党员，他一辈子都没有加入国民党。

    1938年3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大会时，蒋介石想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戴笠得知此事后，连忙向蒋介石报告：“我连国民党党员都不是，又怎能当中央委员呢？”蒋介石听了非常惊奇，忙问：“你既是黄埔学生、复兴社社员，又在我身边干了这么多年，为何还不是党员？”于是戴笠回答：“我以往一心追随校长（指蒋介石），不怕衣食有缺、前途无望，入党不入党，决不是学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非我所求。”

    蒋介石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立刻写了一张条子。戴笠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蒋中正介绍戴笠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几个字，他连忙推辞，坚决表示终生只做蒋的“无名学生”，不用入党，“只要校长信任，就感到莫大的光荣了。”

    1945年，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六大”时，蒋介石又要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戴又坚辞不受，并再三向蒋介石表示，“惟校长信任是图，‘党’、‘官’二字是无所谓的”。于是，蒋介石对戴笠更是垂青备至。

    戴笠时时处处不忘表达自己对蒋介石的忠诚，所以才能在“伴君如伴虎”的特务生涯中平步青云。但不能否认，他也确实对蒋介石是忠诚不二的，他把“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当作军统工作宗旨，号召所有部属以此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行动的准绳，并以自己身体力行着这一宗旨而骄傲。

    戴笠读书不多，不过他坚守了中国传统的“忠”、“孝”观念。他的母亲把他养大，在他成为“杀人魔王”后，他仍对母亲十分孝敬，甚至要部下向其母亲学习，学习她管理繁杂事务的能力。

    他也有着献身国家、领袖的愚忠。这种所谓的“忠”，是躲在政权、领袖，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的羽翼下，借助于专政的机器为所欲为，便宜行事。他的内心是扭曲、病态、残忍又卑怯的。戴笠生前，也一直拒绝承认他是法西斯分子，是“中国的希姆莱”。

    希姆莱何许人也？此人是希特勒的左膀右臂，历任纳粹党卫队队长、党卫队帝国长官、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首脑、警察总监、内政部长等要职，先后兼任德国预备集。在他的领导下，党卫队发展为控制着整个纳粹帝国的庞大组织。1945年，作为法西斯战犯的希姆莱畏罪自杀，比戴笠早死了一年。

    戴笠很清楚，说他是“中国的希姆莱”，就等于指责他是中国的法西斯分子。戴笠急于表白“他本人支持民主”。有这样一则“逸事”：在“中美合作所”举行的一次豪华宴会上，戴笠突然打断了乐队，然后通过翻译，发表了一番语无伦次的讲话，大意是：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相信关于他的“坏话”，他不是希姆莱，他只是“总司令的戴笠”。

    戴笠此举，表露了他的思想。他不承认自己是法西斯，却要表明自己对“总司令”的“忠”。从这一点来说，戴笠无疑是专制政治的奴仆。

    戴笠是一个强和弱的矛盾结合。他作为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人，大权在握。然而他对蒋的谦卑、对领袖的服从，最终又证明了他个性上的软弱。

    在整个民国时代，没人比戴笠更神秘、更诡谲。他聪明而有想象力，他残酷而不择手段。他效忠蒋介石，可谓披肝沥胆、万死不辞。而谋害政坛敌对人士以及共产党人，更可称得上阴险狡诈，无所不用其极。

    在为戴笠盖棺定论时，人们自然可以指认戴笠为“杀人魔头”，是法西斯的工具。甚至对戴笠的死，也可以被视为是冥冥中的报应。

    然而，那些由戴笠制造的一个个惨案，一个个冤魂，又仅仅是戴笠一人的责任吗？特务及特务政治的出现，谁又是始作俑者？

    可以这么说，在那个扭曲的时代中，戴笠，是一个必然出现的、扭曲的人物。

    的确，围绕着他的一生，有着太多的离奇，太多的隐密，太多的残忍，太多的纷争。而这一切，都是历史的折射。从他一生的传奇经历中，我们将会看到一段有着太多悲欢离合的真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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