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复内之秦。商君乃与其徒之商於，发兵北击郑。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商鞅变法成功而其结果是惨遭车裂，他个人的悲剧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能回避的课题。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都是明君与贤相合作进行的，君主的支持与决心至关重要，君主寿命的长短更是至关重要。商鞅的改革在孝公时代已见成效，从改革事业上讲，应该说商鞅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王安石的改革是皇帝的寿命出了问题，皇帝中道崩殂，改革也会半道停止。
商鞅的下场悲惨，主要是和下一代领导人没有搞好关系。商鞅在变法之初，为推行新法，为了强调改革的严肃性，把太子老师的鼻子给削了，于是他结怨于下一代领导人。因公而结私怨，下一代领导人即使继续推行改革路线，也要重换一拨人来干，决不能再和商鞅这样的人重归于好。所以，商鞅之死，死于他张扬气盛的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中国的改革者，都有天降大任的感觉，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特有使命感，使命感暴强，于是就根本顾不上人情世故了。王安石说：“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们在改革伊始就有一种孤愤的心情，就有一种孤独感像无尽的黑暗一样围绕在身边。
不论他们是至高无上的君主还是权倾天下的重臣，只要是改革，只要是在黑屋子里开个窗户，就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疯狂反击，就会感受到看客的冷漠，就会感到孤立无援。所以，他们反过来会受到激发，相信只有一意孤行才能推进自己的事业，“民可以乐成，不可以虑始”，众人都是吃现成的，只有我是先知先觉。到了这种状态，他们也很难听进不同的意见和善意的劝诫。所以，自古以来，做大事者，内心都有孤独感。
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形容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斯诺从字面上理解成“在雨中一个孤独的行者”，不论中国人很容易理解的“和尚打伞”，还是美国人错解的“雨中独行者”，都道出了大人物特立独行的命运和内心的孤寂。
商鞅的朋友赵良曾劝他向五羊大夫百里奚学习，除了做大事，还要夹紧尾巴做好人，并深刻地指出了他性格上的缺陷，及其将带来的危机，商鞅拒绝了朋友的告诫。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记录了商鞅的功绩，但也指出：“商君，天资刻薄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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