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人孟轲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曰：“善。”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
这则对话亦见《孟子》。魏惠王在《孟子》被称为梁惠王。
孟轲先生去见魏惠王，他准备给魏惠王讲仁义，讲道德，讲立国之本执政之基，所以带的都是教案和参考书。
魏惠王喜欢珠宝，孟子没有带，只带了仁义道德，所以有点对牛弹琴。
对牛弹琴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牛不解琴无可厚非，对牛弹琴者则更不解琴。孟轲一上来就给魏惠王搞“三讲”：讲仁义、讲道德、讲崇尚利益的危害。司马光虽然保守僵化，也觉得有点孟浪。司马光说：“仁义是讲给懂得仁义的人听的，不是讲给没有仁义的人听的。”政治课的对象错了，白讲，用今天的话说，是资源浪费。
孟轲对魏惠王进行“三讲”教育，这都是天经地义的好东西，魏惠王不能说什么，只能说：“善。”看来当时的效果并不怎么好。
这件事以后，读书人开始了“义利”之辩。按说，义与利的辩证关系很简单，早在《易经》上，就有“义者，利之和也”的光辉论断，义是更广泛、更多数的利益之总和。问题又出来了，义是“大利”、“众利”或者干脆是“国家利益”，而“利”则是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的个人利益，两者一旦相遇，孰先孰后？自然是“公”字当头，“义”字为先喽。
理论上的争辩是一回事，处理实际问题又是一回事，老百姓在生活中遭遇的都是“大义”，一点点私利自然没地方藏，没地方掖。中国几千年来“义利”之辩的结果是，少数人“以国家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以人民的名义”做了无数的坏事。
尊重个人的权利、尊重个体的存在，讲利讲透了，利与利之间的关系公正地处理好了，才有所谓“利之和”——义的存在。如果有人老对你讲牺牲小我，成全大伙，你要留神，肯定又拿你开涮了。
小时候，我在课文里学到：有一个金训华哥哥，为了抢救国家的一根木头，跳进山洪里英勇地牺牲了。幸好我在“学英雄、见行动”的过程中，没有遇到山洪把国家的另一根木头冲走，否则，没准我也会跳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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