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魏、齐都已经称王，那么接下来轮到谁呢？秦国成为第四个称王的大国。
秦惠王一上台就把商鞅车裂处死，可是他并不废除商鞅的新法。这一明智的做法，使得秦国没有回到楚国的老路上。在商鞅的努力下，秦国不断地向世人改变自己的形象，魏、韩、赵都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只有周天子拍手称好。周天子显然是幸灾乐祸，因为周王室那可怜兮兮的一点地盘，还因韩、赵两国的干涉而分裂成东、西两部分，这口气难咽下去。如今周王看到秦国崛起，又把三晋打得落花流水，自然心花怒放，故而秦惠王登基时，周天子还派人前往祝贺。
周天子的力挺，多多少少还是让秦国获得更多的尊敬。秦国在吸引人才上的力度并未减弱，继商鞅之后，又有一个人从魏国前往秦国，并担任秦国的大良造，这个人便是公孙衍。这确实让魏国人感到难堪了，他们怎么总是向别国输送人才呢？从吴起到商鞅，现在又冒出个公孙衍。
公孙衍是魏国阴晋人，早年生平不可考。在史书中，公孙衍经常被称为“犀首”，犀首是魏国的一个官职，大概在离开魏国之前，公孙衍曾当过“犀首”，故而世人以此称呼他。他是战国时代著名的纵横家，在本文中一概记为“公孙衍”，不过读者读史时看到“犀首”时，当知是指公孙衍。公孙衍的老家阴晋位于河西，是秦、魏两国争取的重点区域，这个地区在历史上有时属于秦国，有时属于晋国（魏国前身）。自魏文侯魏斯夺取河西之地后，才纳入魏国地盘。
由于阴晋特殊的地理位置，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国家归属感很不强烈，公孙衍也是如此，头脑里并没有什么祖国的概念。秦孝公上台后，广招贤才，又任用商鞅主持变法，对于有学问的人来说，秦国是冒险、投机的黄金天堂，只要敢拼搏，总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公孙衍离开魏国跑到秦国，混了几年后，在军界、政界声名鹊起。
公元前333年（商鞅被杀后五年），公孙衍攻略魏国河西的雕阴城，魏师败绩，秦惠王将他提拔为大良造，成为秦国的头号权臣。在中原争霸中实力大衰的魏国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为了讨好这位秦国权臣，魏惠王把公孙衍的故乡阴晋城割让给秦国，秦国将阴晋城更名为宁秦。
这种肉包子打狗的做法只是激起狗的食欲罢了，秦国不仅没有知足，反而胃口更大了。公元前331年，秦惠王派公子卬（此秦公子卬，非被商鞅俘虏的魏公子卬）统率大军，大举进攻魏国控制下的河西诸城。魏国的河西守将是龙贾，他镇守河西已经二十七年。早在公元前358年时，魏惠王便委派龙贾在魏国西陲修筑长城，以防止秦国的进攻。在这二十几年时间里，魏国势力大衰，而秦国势力大长，此消彼长，力量对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了，尽管龙贾二十几年来兢兢业业，可是到头来他还是要蒙羞了。
说句公道话，龙贾镇守河西二十多年，表现可圈可点。自从魏惠王把都城东迁到大梁后，魏国西部遭到秦国频频打击，秦国人几度越过黄河攻打河东，但河西大部分土地却仍然牢牢控制在魏国人手中。魏国人得以坚守的原因，便是凭借坚固的长城防线。可是河西变局出现在公元前340年（魏惠王三十年，秦孝公二十二年），是年魏公子卬被商鞅设计活捉，魏军在西线惨败，魏惠王被迫割地求和，河西的一大片土地划归秦国。这么一来，完整的长城防线变得支离破碎，河西兵团总司令龙贾即便拼了老命，也回天无力，无法阻止秦军凶悍的进攻。
秦军与魏军在河西展开最后的决战，是役魏军大败，西河守将龙贾被秦军俘虏。关于此役秦军的战绩，有不同的说法。据《史记》中《魏世家》所记：“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围我焦、曲沃。”而在《秦本纪》中则记为：“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数据上有所偏差，可能是以下原因：第一种可能，雕阴之役中秦军斩获四万五千首级，在其他战斗中又斩获三万多；第二种可能，秦军可能为了充功，大量斩杀魏国非战斗人员，取首级冒领功劳。
不管魏军被砍掉脑袋的士兵是四万五千人还是八万人，这个数字都是魏惠王所无法承受的。不仅如此，秦军得理不饶人，渡过黄河继续进攻，兵围焦、曲沃。
年迈的魏惠王失去了继续战斗的勇气。
此时的魏惠王在位时间已经长达四十余年。或许是年龄的原因，或许是东、西两线战场不断遭遇的惨败让他心灰意冷、自信全无，他再也牛不起来了。于是割地请和成为一而再的举措，而每一次割地，都让魏国更加衰弱，令秦国更加强大，双方的实力对比更加悬殊。
这一次，魏惠王将河西之地全部割给秦国。
自从公元前419年魏文侯筑少梁城、经略河西以来，到公元前330年，经过89年的反复争夺，魏国最终在河西战争中败北。这个结局，吴起在数十年前就看到了，倘若当年魏武侯用人不疑，将河西军政悉数交给吴起，则绝不致有后来的下场。自吴起离开魏国后，河西局势便江河日下，攻势转为守势，最终还是不能抵挡秦国的鲸吞蚕食。
全面收复河西，是秦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秦军进军中原的大门已经打开，其灼人的烈焰很快就要烧向东方。
作为一个不断崛起中的大国，秦国的实力已经超越了魏国，与东方的齐国并驾齐驱，殆可称为东西双雄。如今齐已称王，魏也称王，秦显然不甘落后，于是在公元前325年，秦惠王正式称王，秦成为战国七雄中第四个称王的国家。
王一多便不太值钱了。在秦惠王称王之后数个月，韩宣惠王正式称王。
在战国时代，有些国家有两个称呼。比如魏国，在迁都大梁后，又称为“梁”，魏惠王在《孟子》一书中是称为“梁惠王”。韩国同样如此，吞并郑国并迁都到郑国旧都后，一个国家两块招牌，有时称“韩”，有时称“郑”，故而韩宣惠王又称为“郑宣王”。韩国紧跟秦国之后称王，是因为它的实力不弱。自从申不害相韩后，韩国的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韩昭侯是韩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君主之一，君臣合作开创了韩国的黄金时代。韩昭侯去世后八年，韩国正式称王。
赵国是三晋中最后一个称王的国家。
对赵国人来说，公元前353年的邯郸之战成了永久之痛，在那场战争中，首都邯郸城被魏国攻破。尽管赵国低声下气地向齐国求援，可是齐国人却抛出“围魏救赵”的战术，实际上围魏是真，救赵却未必。在这种情况下，赵国最后与魏国妥协，魏惠王把邯郸城还给了赵国。自此以后，赵国人深知靠人不如靠己，开始走上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
赵肃侯上台的那一年（前349年），赵国把晋国最后一点保留地也抢了，是年最后一个晋国君主被杀，晋国的历史被彻底终结了。对赵肃侯来说，魏国与齐国都是敌人，赵国要获得生存空间，必须不断地进取。
公元前344年，赵国进攻齐国，攻取高唐；次年（前343年），赵公子刻率军攻打魏国的首垣；公元前341年，赵国乘魏军遭遇“马陵之败”，大举进攻魏国北部；公元前333年，赵国又一次进攻魏国，兵围黄城，但没能攻克该城，便在漳水、滏水间修筑长城。这条长城西起武安西南，沿着漳水折向东南，抵磁县西南后，又折向东北，沿漳水到肥乡南。该长城又称为赵国的南长城，目的便是防止齐、魏两国的进攻。
公元前332年，频遭打击的魏国与齐国联手进攻赵国，赵国人兵行险招，决河水灌向魏、齐兵营，迫使两国联军不得不退师。尽管赵国挫败了魏、齐的进攻，可是另一个危险出现了。在三晋中，赵国受到秦国打击最少，主要是因为有魏国人顶着。然而在公元前330年，魏国把河西全部割让给了秦国，赵国便要直接面对秦国的进攻。果不其然，在两年后（前328），秦国与赵国战于西河，赵国大败，主将赵疵兵败身亡，西河东岸的蔺、离石被秦军攻占。
公元前326年，在位二十四年的赵肃侯病逝，他的儿子赵雍继位。此时的国际环境对赵国相当不利，齐国与秦国两雄并起于东西方已成事实，赵国夹在齐、秦之间，日子相当不好过。公元前325年（韩国于是年称王），齐国宿将朌子率军队与韩国、赵国联军战于平邑，结果韩、赵两军大败，韩国将领韩举被俘虏，平邑、新城落入齐国之手。
看来晋国一分为三的恶果逐渐显露出来了，三晋不能成为一个整体，就陷入西面秦国、东部齐国与南面楚国的夹击之中，地缘劣势相当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三晋不得不再次谋求一致对外，于是“合纵”的战略应运而生。
在秦、韩称王后两年（前323），韩、赵、魏、燕、中山五个国家实施“五国相王”的合纵战略。所谓“五国相王”，就是五个国家互相尊对方的君主为王。“五国相王”的目的是为了联合起来抗衡秦国、齐国与楚国。这五个国家里，魏、韩两国已经在数年前称王，而赵、燕、中山三国则首次称王。
这么一来，战国七雄全部称王，此时的七王分别是齐威王、秦惠王、楚怀王、魏惠王、韩宣惠王、赵武灵王与燕易王。
除了七雄之外，当时比较大的诸侯国，还有中山国与宋国。宋国称王的时间有所争议，一般认为是公元前318年，宋王偃称王，又称宋康王，在九国称王中时间排在最末。不过钱穆先生认为宋王偃称王时间是在公元前328年，比秦国与韩国称王还要早三年。根据《史记》的纪载，此时的宋国竟然十分生猛，“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取二城。”成为战国七雄之外的重要诸侯国。
从公元前334年的齐魏“徐州相王”到公元前323年的“五国相王”，仅仅十一年的时间，重要的诸侯国全部称王，这也宣告周王室“天子至尊”时代被彻底终结，这些诸侯已经不承认自己是周王国的一部分，此后对周王室连表面上的应酬也不需要了。至此，战国出现一大变局，这也是区别于春秋的显著特点：诸国称王，不再尊周。此后各国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当然其间也有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但多数都是短暂性的。连横也好，合纵也罢，如何选择，都要视自己的利益而定。诸国征战进入到一个更加残酷的阶段，战争规模更大，也更血腥。
这么多王不可能并存，最终必定要有一个王中之王来一统江湖，不过这个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随着战争的全面推进，各国纷纷开辟第二战场，这个第二战场，就是外交战场。这是辩士们纵横捭阖的黄金时代，连横与合纵成为最重要的外交战略，而一大批杰出的外交奇才也应运而生，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便是苏秦与张仪。
二纵横家的祖师爷——苏秦
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最为发达的一个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争奇斗艳。在诸子百家中，纵横家独树一帜，是战国时代最显赫的思想流派之一，其特点全在于“实用”二字，他们不是啃书本，更不是读死书，而是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诸侯之间游走，以种种外交手段在国际舞台上兴风作浪，纵横捭阖。
纵横家出现在战国时代并非没有原因。早在春秋末期，学术发达推动了辩术的发展，进入战国后，诸子百家为鼓吹自己的学术，对辩术的重视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等大师，都是滔滔雄辩的名士。墨子舌战鲁班、孟子游说诸侯、商鞅廷战群臣等都是著名的例子，名家更把辩术的理论系统化，但是能把辩术实践到登峰造极者，则非纵横家莫属。纵横之术，就是游说诸侯，要凭三寸不烂之舌行走江湖，所以非常重视说话的技巧，且对人的心理有独到的研究，洞悉人性的种种弱点。
所谓纵横，即合纵与连横，韩非子释义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韩非子的这个说法，当指战国末期情形，实际上在早期并不完全如此，诸侯之间除了弱弱联合、弱强联合之外，还存在强强联合，这韩非子就没提到了。
纵横家起源于何时，这个不好推断，但其策源地应该是晋国。三家分晋时，就可以看到纵横术的影子。首先韩、魏投靠知瑶，攻打赵氏，这就是“事一强以攻弱”；后来又联合赵氏推翻知瑶，可谓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当时代表赵氏游说韩、魏二氏的张孟谈，殆可称为纵横家之先驱。晋国一分为三后，更为纵横家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即纵横）强秦者大抵三晋之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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