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但知有悔耳。

    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

    小人则时时求全；

    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

    《挺经》原典

    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剥也者，复之几也，君子以为可喜也。夬也者，姤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

    天下事焉能尽如人意？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天于大名，吝之惜之，千靡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弟前岁初进金陵，余屡信多危悚敬戒之辞，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强求。今少荃二年以来屡立奇功，肃清全苏，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疲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大局无他变，即是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

    谆谆慎守者但有二语，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而已。福不多享，故总以俭字为主，少用仆婢，少花银钱，自然惜福矣；势不多使，则少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亦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余斟酌再三，非开缺不能回籍。平日则嫌其骤，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原典精译

    我曾研究《易》中讲的道理，考察盈虚升降的原因，才知道人是不可能没有缺陷的。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阅东南，没有总是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陷的。“剥”卦含着相对应的“复”卦，故而君子认为得到“剥”卦是可喜的。“央”卦暗藏着相对应的“姤”卦，所以君子认为得到“姤”卦，也仍然潜伏有危险。所以本来是吉的，由于吝而趋向于凶；本来是凶的，由于改悔而又趋向于吉。君子只知道有悔，知道了悔，所以才忍受得住缺陷而不敢去追求过于完美的东西。小人时时要追求完美，既然得到了完美，则吝和凶也就跟着来了。众人常有不足，而一个人常十全十美，这也是因为天道屈伸转化的缘故，难道真会如此不公平吗？

    天下事怎能尽如人意？自古以来成大业的人，一半是天缘相凑，另一半是勉强迁就。攻克金陵，也是本朝的大功勋，千古的大功名，这全都是凭借上天意旨做主，怎么会完全由人力决定呢？上天对于大功名，吝惜得很，经干百次折磨、艰难动乱之后才能给予。老子所说的“不敢为天下先”这句话，就是说不敢身处天下第一等大功名的意思。弟弟前年刚进入金陵，我写的信中大多是恐惧儆戒之辞，也深深知道大名是不能强求的。少荃（李鸿章）自同治二年以来屡建奇功，肃清江苏全境，我辈兄弟的名誉声望虽然降低，还不致身败名裂，这就是家门的福分。让军队疲惫困顿的时间已经很长久了，而朝廷并没有贬斥之词，全局没有其他变故意外，这就是我们兄弟值得庆幸的事。只应该敬畏上天，认识天命，可不能埋怨上天，归罪别人。这是我们用来保养身体、除却疾病的方法，这是我们用来维持圆满、保持安泰的方法。

    有福气的时候不要过度地贪图享受，有权势的时候不要凭借自己的权势为所欲为，把事情都做绝了；有福气的时候不要过度地贪图享受，要保持节俭。要少用仆婢，少花银钱，有权势的时候要少管闲事，少断是非，自然保持的时间就长。我再三考虑，只有向朝廷主动请求开缺，才能回归乡里。现在我们已经功成名就了，就应及早脱身，越快越好。

    智慧解析

    一、求缺不求全

    花好月圆是一种状态，花未全开月未圆也是一种状态，前者看似圆满，却很短暂；后者有所欠缺，但是常态。前者因处极点，接踵而至的将是凋谢的恐惧与亏虚的沮丧；后者却是处于一种上升的态势，接下来会更好。曾国藩后者把握得最好，他经常在日志和家训中反复强调“花未全开月未圆”，“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连他的书房都取名叫“求阕斋”，以警示自己。他认为：有损有益，是自然界的规律。然而人们生下来就有欲望，喜欢圆满而不想有所缺憾。为防盈戒满，凡是荣誉，皆使留其阙陷。故以“求阙”名其斋。曾国藩的书斋曾享誉于晚清政坛和文坛。曾氏有《求阙斋读书录》四卷，王定安编有《求阙斋弟子记》三十二卷。曾国藩写此文时，正是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一般人很容易沾沾自喜，但胸有大志的曾国藩并未满足于此。能够在得意之时谦虚，在名声腾升之时谋求退藏，无怪乎其能成为一代“中兴名将”。

    升任两江总督后，曾国藩更是处处小心，慎之又慎。他还告诫好大喜功的弟弟曾国荃要见好就收、急流勇退、学会求缺。

    天京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曾国荃率领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湘军内部的矛盾也一天一天尖锐起来，曾国荃十分焦躁，以至生了肝病。曾国藩多次写信相劝。劝他“不要代天主张”，认为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把功劳退让一些，对于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才行。他耐心的劝告曾国荃，想邀请李鸿章来助战，他在信中写道：少荃实际上与兄弟相互亲近、相互护卫，我打算上奏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带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会剿。接到弟弟此次回信后，我即一面上奏朝廷，一面函咨少荃，请他立刻西行。如苏军齐到成功，则弟受其劳，而少荃享其名。则即可以一同接受封赏，又可以为自己增福。盖独享大名为折福之道，则与人分名即受福之道矣。如苏军虽到，而城贼仍坚持不下如故，则谤可稍分，而责亦稍轻。

    紧接着又写信开导曾国荃说：少荃会剿金陵，好处甚多，其不好处不过分占美名而已。后之论者曰：润公克鄂省，迪庵克九江，沅甫克安庆，少荃克苏州，季高克杭州，金陵一城沅与泉各克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坏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少荃将到之时，余亦必赶到金陵会剿，一看热闹也。

    李鸿章是不想和曾国荃抢功的，但这时朝廷已经下旨令李鸿章速率军帮助攻打金陵。李鸿章一面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可以平定此次大乱，金陵即日可克。一面请求派他弟弟携带大炮到金陵助攻。

    当然，没有等到淮军到达之前，曾国荃就把金陵攻了下来。并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有意苛求，左宗棠在攻破杭州城时陈炳文等十多万人突围而去，而清政府指责。幸好抓住了李秀成，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未就此了结，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堵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曾国藩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健，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

    所谓功高震主，当时的清政府，早已经对他和日益强大的湘军产生了戒备之心。曾国藩没有实权地征战了8年。在他的政治生涯里，相当一部分压力来自朝廷的疑忌，这使得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在湘军攻克武汉时，咸丰皇帝很高兴，立即下旨，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并且夸奖曾国藩，说他虽然是一介书生，却能够立下大功。任命下达后又反悔，随即收回成命。咸丰帝仰天长叹："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咸丰皇帝之所以收回成命，正是考虑到曾国藩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曾国藩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了危机，心中不免有寒心。曾国藩曾对同乡知交刘蓉说过：我浴血奋战，受此猜忌，令人心寒；若被谋害，墓志铭里一定要替我鸣冤，否则死不瞑目。曾国藩深知要想做到精忠报国又要做到功成身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古往今来能做到这点的人寥寥无几。曾国藩的想法在他的日记中屡屡表露：“日内因户部奏折似有意与此间为难，寸心抑郁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故本日具折请病，以明不敢久握童柄之义。”“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霞仙革职。业经告病开缺之员，留办军务，致有此厄，宦途风波，真难测矣！然得回籍安处，脱然无累，犹为乱世居位者不幸中之幸。”

    二、功成身退

    攻下天京后，曾国藩就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远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就有裁军计划，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钱，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事实上，湘军并非是全部被裁光，曾国藩的嫡系部队基本上保留下来，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光绪十三年，我们还可见曾国荃有关湘军的秦议。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师由黄翼升统帅。其他中下级干部，转入淮军去了。曾国藩明白如果手中没有兵权得话，只能任人宰割。故此他让李鸿章按淮不动。早在裁湘军之前，曾国藩就写信给李鸿章说：

    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曾国藩书中之意极深，只有李鸿章才能理解他的苦衷：朝廷疑忌握兵权的湘淮将领，舆论推波助澜，欲杀之而后快，如湘淮并裁，断无还手之力，若留淮裁湘，则对清廷可能采取的功高震主者起到强大的牵制作用。李鸿章即窥见到清廷的用心，又理解了曾国藩的真实意图，因而决定投双方之所好，坐收渔人之利。他深知在专制制度下“兵制尤关天下大计”，淮军兴衰关乎个人宦海浮沉。他致函曾国藩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说“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恃，敬俟卓裁。”由于曾、李达成默契，所以裁湘留淮便成定局。

    曾国藩裁军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防止湘军造反。清政府命令曾国藩，呈报历年经费开支帐目。这等于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的仗，朝廷不发军饷，都是曾国藩到处募捐，七扯八揍，勉强开支过去。这一笔帐如何报销？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鳞、鲍超四人，召开了玄武湖会议，议决肃清君侧。此议虽被曾国藩压下，而湘军将领反清情绪，仍没有消除。曾国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这也是一个原因。

    但是，军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国藩在领兵作战时，一再请求回家为父母服丧终制，而战事终了后，何以从不提及此事，这点仍和他的忧畏有关。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疆场，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藏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老，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所自处，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人的恐惧，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与此同时，他还劝说弟弟曾国荃主动向清廷奏请开缺，以身体不舒服为理由，请求回家养病。这么做无疑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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