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杜密去官还乡常去拜谒地方长官多所请托。同郡刘胜（字季陵）从蜀郡告归乡里闭门修养不大交往。郡太守王昱对杜密说：“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他知王昱激己答道：刘胜官位高您待为上宾但他知善不荐闻恶不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这是罪人；我知善必举知恶必纠使您“赏罚得中”这不是显然的高低之分吗？王昱惭愧而佩服待之弥厚。
桓帝时杜密任为尚书令迁河南尹转为太仆。“党人”事起被免官还本郡与李膺一同坐罪两人齐名故时人称为“李、杜”。太学生誉之曰“天下良辅杜周甫”。
灵帝时陈蕃辅政杜密又任太仆。“党锢”事件再起被迫自杀。
第四节范滂、张俭、贾彪范滂严整疾恶范滂（137—169）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郾城东南）人。少时因“清节”为州里所佩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冀州因饥荒而百姓闹事时范滂由朝廷任命为清诏使前去审理之。他登车前往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待到了州境地方官自知贪赃枉法闻风而弃官逃跑。他对朝廷的报告都能合乎众议。
任光禄勋主事之时他对光禄勋陈蕃以“公礼”相待颇为不满乃弃官而去。郭泰批评陈蕃未曾优礼对待范滂陈蕃承认欠妥。
后又被太尉黄琼辟为掾属。皇帝诏令三府掾属“举谣言”即举报地方长官贤奸、百姓苦乐。范滂举奏刺史、二千石（即州郡长官）、权豪之党二十余人。掌举奏的尚书责备他举劾猥多怀疑他有私心。他说：我的举劾如果不是针对奸暴而为民除害那还有什么必要！现在只是先举所急还有待充实材料。“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如果我言之不实愿受处治。但他察觉情况复杂本意难以兑现便投劾而去。
郡太守宗资曾闻范滂之名任其为功曹委以政事。他在位“严整疾恶”。如有不遵孝悌之行、仁义之道者一概斥逐之。荐举清节隐居之士。他的外甥李颂本是公族子孙但未被乡里荐举中常侍唐衡为其向宗资说情而拟用为吏。范滂以为推荐者人品不正便不召李颂。宗资知之迁怒而责打办事小吏小吏以为范滂决定正确而不可违背。宗资只好作罢。郡中之人对此颇存看法指范滂亲信任用之人以为“范党”。
后来范滂被诬为“党人”被捕关进了黄门北寺狱。狱吏将拷打审问囚犯范滂因为同囚者大多病弱乃要求先受审遂与同郡袁忠争受刑。中常侍王甫审问拷打囚犯时范滂等颈、手、足上都戴着刑具列于阶下王甫审问他：你为臣不忠“共造部党自相褒举评论朝廷虚构无端诸所谋结并欲何为？皆以情对不得隐饰。”范滂对答：我只知道孔子“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之言政治上要求分清贤奸奖善惩恶不懂得什么是“党”。王甫说：你拔举用人合则相好不合则排斥什么意思？范滂仰天而叹自觉问心无愧。王甫无法只好解下他的刑具。
范滂因无罪而释放南归。从洛阳出汝南、南阳二郡士大夫迎接者数千辆。同囚乡人殷陶、黄穆也免罪俱归并侍卫于范滂应对宾客。范滂对两人说：你俩相随是加重吾罪遂遁逃还乡。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大诛“党人”。诏令急捕范滂等。郡内督邮吴导来到县里手捧诏书紧闭传舍伏床而泣。范滂听说此事知道必为自己随即主动投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要和他一同逃走。范滂说：我死则祸了怎敢连累于你又使老母流离呢！其母与他诀别。他对老母说：我死得其所只是希望大人“割不可忍之恩”不要增加悲伤。老母道：“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得兼乎？”范滂跪下受教再拜而辞。对他的儿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路人闻之莫不流涕。这时范滂才三十三岁。
张俭举劾侯览张俭（115—198）字元节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父张成是江夏太守。张俭初举茂才因刺史不是正经人推说有病而不起。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任山阳郡东部督邮。这时中常侍侯览家在山阳郡属县防东（今山东金乡南）残暴百姓所为不法。张俭举劾侯览及其母罪恶请求诛之。侯览扣押其章表使不得上达朝廷从此结怨。乡人朱并本是佞邪之徒因被张俭冷落而怀恨在心上书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欲诛捕之。张俭逃跑所到之处都因重其名行而收容之。后来流转到东莱郡躲在李笃家。外黄县令毛钦带着武器来到李笃对毛钦说：张俭天下闻名无罪而躲匿你忍心捕他吗？毛钦劝李笃不必要做老好人。李笃说：我好义你如今也有一半。毛钦叹息而去。张俭由李笃设法逃亡出塞故得以免祸。据说张俭逃难所经历之处“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党锢传·论》对此救贤扶危精神大加表扬说：“张俭见怒时王颠沛假命天下闻其风者莫不怜其壮志而争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盖数十百所岂不贤哉！”
张俭历经磨难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党事解”才返回乡里。
建安年间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贾彪同气相求贾彪字伟节颍川定陵（今河南舞阳北）人。少时游洛阳志节慷慨与同郡荀爽齐名。起初与郭泰同为太学生领结合李膺等人评论朝政褒贬人物与“党人”同气。
初举孝廉补为新息县长。平民贫困多不养子女贾彪订了严厉的制度凡不养子女者与杀人同罪。有一次他出城巡视城南有盗劫害民者城北有妇人杀子者掾吏想引他往南。他怒道：“贼寇害人这是常有之事；母子相残实是逆天违道。”随即驱车北行查办其罪。因此几年间民养子者数以千计都说这是贾彪治理的效果。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党事生太尉陈蕃谏诤无效朝臣惊惧而不敢言。贾彪对同志者说：“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于是到了洛阳劝说窦武等人向皇帝报告情由桓帝因此大赦“党人”。李膺释放后说：“吾得免此贾生之谋也。”
先前岑蛭因党事逃亡亲友大多收匿之贾彪独闭门不纳为众人所怨。他解释说岑蛭触犯皇帝而获罪咎由自取吾既然不能捕捉他又怎能收容他。众人都服他处理有原则。
后以“党人”禁锢死于家中。
第五节郭泰郭泰（128—169）字林宗太原界休（今山西介休）人。家庭世代贫贱。早孤母亲想要他到县府做点事。他说大丈夫不能为“斗筲之役”。从师就学三年博通典籍。善于谈论。游学于洛阳。与河南尹李膺相友善于是名震京都。后归乡里官吏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他只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
司徒黄琼征辟太常赵典推举有人劝郭泰乘机仕进他认为世将大乱一概不应。他有知人之明奖训士类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各地。曾在陈、梁间行路遇雨头巾一角下陷时人仿效而折巾一角称为“林宗巾”。可见其为人仰慕。有人问范滂：“郭泰何如人？”范滂答：“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他虽然善于交游但不“危言核论”所以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他。等到党事生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只有他和袁闳得免。于是闭门授徒弟子数以千计。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陈善、窦武等为宦官所害郭泰痛哭于野深为国家前途担忧。
次年春郭泰死于家时年四十二岁。远近许多士人奔丧而来同刻石立碑由蔡邕撰文。郭泰同“党人”有广泛联系并寄予同情故附传于此。第六节“党人”评论“党锢”人物先以反对宦官专横侈恣为“同志”；次之多数人员是士人或太学生自持清高又要求仕进；再者多出身于世族和豪族骨干是官吏与贵戚故当宦官侵犯其利益、损害其权势、阻碍其仕进时便群起反对形成一股反“浊流”的社会势力。范晔《后汉书》盛称“党人”的行为和精神曰：“桓、灵之时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崄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又曰：“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家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甚至还将“党人”与宦者区分为“泾渭”、“玉砾”、“兰莸”比其为“清”与“浊”而极称“党人”志行高尚这未免言之过当然却也不无一点道理。宦者专权确是最腐朽的势力而有些“党人”实是企图针弊治世的贤者。
但在封建帝制而皇帝又被宦者挟持的情况下“党人”既难以得到皇帝支持又无严密组织和政治军事实力更未鼓动和争取民众自然难以消灭宦官势力反而为其所迫而禁锢。
第四十章宦者宦者是中国古代主义帝制的产物。其上层分子为皇帝最亲近的奴才往往恃宠弄权甚至专权乱政。秦朝的赵高、西汉的石显都曾弄权为非本书已写有赵高传于萧望之传附述石显事。东汉后期因母后、少主轮流临朝则外戚、宦官更番专权宦官弄权与东汉衰亡有直接关系故对其有立传之必要。宦者在社会矛盾斗争中并非铁板一块有贤奸之分本篇据史实具录其主要人物。
1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后汉书·宦者列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第一节郑众专谋除窦宪郑众（？—114）字季产。南阳犨县（今河南鲁山）人谨慎敏捷颇有心机。永平年间在刘炟太子家做事。刘炟即帝位（称章帝）后任为小黄门升任中常侍。
和帝初年郑众加位钩盾令。当时窦太后秉政外戚窦宪任大将军窃据威权朝臣上下无不附从。只有郑众“一小王室不事豪党”颇得和帝亲信。等到窦宪兄弟图谋“不轨”郑众谋诛之因功升为大长秋封鄛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后又益封三百户）。由此常参与议论政事东汉宦官参政从此开端。
郑众死于元初元年（公元114年）。
第二节蔡伦改进造纸术蔡伦（？—121）字敬仲。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市）人。永平末年开始在宫廷做事建初年间任小黄门。和帝时任中常侍参与宫廷谋议。后又任主管制造御用器物的尚方令。
他有才学敢于谏诤。每当假日往往闭门不接宾客或亲历田野考察。永元九年（公元97年）监制秘剑及各种器械都“精工坚密为后世法”。据今考古现西汉时期已经有纸。蔡伦总结西汉以来造纸的经验改进造纸术“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为原料制造了纸。于元兴元年（公元1o5年）奏报朝廷得到皇帝称赞“自是莫不从用”纸便推广应用了当时称为“蔡侯纸”。故后世传说蔡伦是造纸术的明人。
元初元年（公元114年）因邓太后说他长期宿卫宫廷有功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掌管长乐宫。元初四年安帝选用刘珍、良史等儒者去东观校正经传文字令蔡伦监管其事。
蔡伦起初曾受窦后旨意诬陷安帝的祖母宋贵人致使她自杀。窦太后死后安帝亲自掌权便命蔡伦去廷尉受审。蔡伦知道不妙怕受耻辱乃饮药而死。
第三节孙程、曹腾谋立皇帝孙程设谋立顺帝孙程（？—132）字稚卿。涿郡新城（今河北徐水）人。安帝时为中黄门在长乐宫办事。
当时邓太后临朝安帝不亲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安帝乳母王圣常常一同诬陷外戚邓悝（邓太后之兄）欲废帝而立平原王刘翼安帝又恨又怕。邓太后死后安帝在宦者支持下随即诛邓氏而废平原王封李闰为雍乡侯；又小黄门江京因谗谄进用起初曾迎立安帝封为都乡侯食邑各三百户。李闰、江京同升为中常侍江京还兼大长秋与其他宦官樊丰、刘安、陈达及王圣等“扇动内外竞为侈虐”。又帝舅大将军耿宝、皇后兄大鸿胪阎显“更相阿党”专横跋扈枉杀了太尉杨震废皇太子刘保为济阴王。
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三月安帝死立北乡侯刘懿为帝。阎显等争权夺利杀了樊丰废了耿宝、王圣排挤其党羽。
过了几个月刘懿病重。孙程与济阴王刘保的属下兴渠商量如果刘懿病危共除江京和阎显就可扶立济阴王刘保。中黄门王康原先也是刘保属下为刘保被废而愤恨。长乐太官丞王国也附从于孙程。十月二十七日刘懿死。阎显想要扶立的人尚未召到。十一月二日孙程与王康等十八人聚会计谋共同宣誓。四日夜间他们在崇德殿集合进入章台门杀了江京、刘安、陈达。因李闰在宫内有一定权势孙程等欲推他为举刀胁迫他服从李闰答允。于是迎立济阴王是为顺帝。同时一边召集大臣一边加强宫内外警戒。
这时阎显在宫内吓得不知所为小黄门樊登劝他以太后诏兵屯于朔平门以御孙程等。阎显之弟卫尉阎景从宫中还外府收兵到盛德门被尚书郭镇所捉送廷尉狱当晚死去。第二天早晨又活捉阎显等于是事成。孙程因功封为浮阳侯：食邑万户提升骑都尉；王康、王国等也都因功封侯食邑共封了十九侯。
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孙程等人在朝骄横“呵叱左右”。顺帝怒罢了他的官并遣十九侯离京就国后徙封他为宜城侯。孙程非常怨恨封还印绶、符策偷偷地回到京师往来于山中。诏书又遣他回到封地。永建三年（公元128年）顺帝念及孙程等功勋将他们召回京师孙程又任骑都尉其他侯也有重任。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孙程病危授为奉车都尉位特进。不久死去追赠车骑将军印绶赐谥刚侯。
孙程临终时遗言上书要求将封国传给其弟程美。顺帝应允又分封地之半封孙程养子孙寿为浮阳侯。阳嘉四年（公元135年）诏令宦官养子都可以承袭封爵并作为条令定了下来。
曹腾定策立桓帝曹腾字季兴。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安帝时为黄门从官由邓太后指派侍皇太子书特见亲爱。太子即位是为顺帝曹腾即为小黄门升中常侍。桓帝得以即位曹腾以定策之功封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
他用事宫中三十余年奉事四个皇帝未尝有过错。他推荐一些名人入朝。蜀郡太守想通过计吏贿赂曹腾被益州刺史种暠在斜谷关搜得其书奏劾蜀郡太守和曹腾要求查办严惩。皇帝以为这事是蜀郡太守所为与曹腾无关。曹腾并不因此而埋怨种暠还常称其为能吏博得人们的称赞。曹腾死养子曹暠嗣位。曹暠即曹操之父到三国时魏明帝曹暠追尊曹腾为高皇帝。
第四节“五侯”逞凶除梁冀单（？—16o）河南（郡治今河南洛阳东北）人；徐璜下邳良城（今江苏邳县东）人；具瑗（？—165）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左悺（？—165）河南平阴（今河南孟津东北）人；唐衡（？—164）颍川郾县（今河南郾城南）人。桓帝初年单、徐璜、具瑗为中常侍左悺、唐衡为小黄门史。
起初梁冀两个妹妹为顺帝、桓帝的皇后冀代父梁商为大将军“再世权威威振天下”。梁冀自从诛了太尉李固、杜乔等更加骄横皇后也乘势忌恣“多所鸩毒”上下之人钳口而不敢多言。桓帝受逼长久心怀不平但不敢公开作。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皇后死去桓帝对唐衡单独询问：我身边谁与皇后家有矛盾？唐衡答：单、左悺与河南尹梁不疑（梁冀之弟）有矛盾徐璜、具瑗常忿恨外戚专横。于是桓帝召集单等五人对他们说：梁冀兄弟专权胁迫内外朝臣多附从之今欲诛之你们以为如何？单等都说早就应当诛之。桓帝就命他们密谋办法。他们说：谋诛梁氏并不困难就怕再生狐疑。桓帝悦无可怀疑。于是桓帝与五人定议桓帝咬单手臂出血为盟立即诏捕梁冀及其宗亲党与。梁冀及妻自杀其宗亲党与多被诛除。左悺、唐衡升为中常侍；单封为新丰侯、二万户；徐璜为武原侯具瑗为东武阳侯各一万五千户赐钱各一千五百万；左悺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阴侯各一万三千户赐钱各一千三百万。单等五人同日受封故世称“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从此权归宦官朝政日乱。
单患病时桓帝任其为车骑将军。次年（延熹三年公元16o年）死葬礼十分优厚隆重“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使者理丧。及葬五营骑士侍御史护丧将作大匠起冢茔”。
其后四侯骄横当时人们说：“左（悺）回天具（瑗）独坐徐（璜）卧虎唐（衡）两堕。”说他们骄贵横行凶狠狡诈。他们“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都以养子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连郡”残害百姓。
单之弟单安为河东太守弟子单匡为济阴太守徐璜之弟徐盛为河内太守左悺之弟左敏为陈留太守具瑗之兄具恭为沛相“所在蠹害”。徐璜之兄子徐宣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未达到目的后便率领吏卒到李嵩家强抢其女“戏射杀之埋著寺内”。当时下邳县属于东海东海相黄浮接受告状收审徐宣家属并将徐宣弃市暴尸示众郡中震慄。徐璜向桓帝诉怨桓帝将黄浮定罪罚做苦工。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百姓起而反抗。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唐衡死葬礼也很优厚。
第二年司隶校尉韩演揭左悺罪恶及其兄太仆南乡侯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左悺、左称都畏罪自杀。韩演又揭和查办具瑗之兄具恭贪污罪贬其爵。单及徐璜、庸衡之袭封者并降为乡侯其子弟分封者“悉夺爵土”。
第五节侯览、曹节、吕强、张让侯览贪狠陷害张俭侯览（？—172）山阳防东（今山东单县东北）人。桓帝初年为中常侍以“佞猾”进用倚势贪狠放纵受贿货财以巨万计。延熹年间连年征伐国库空虚乃借贷百官俸禄、王侯租税。侯览乘机上缣五千匹赐爵关内侯。又借口参与议诛梁冀有功进封高乡侯。
他与小黄门段珪兼并土地段珪家在济阴靠近济北境界。其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过往旅客。被济北相滕延捕杀数十人陈尸于道。侯览、段珪大怒向皇帝诉怨诬告滕延多杀无辜百姓免其官职。
侯览等从此更加得意放纵。其兄侯参为益州刺史诬陷富民有大逆之罪诛灭而没收其财物前后累积以亿计。最后被太尉杨秉奏劾槛车押往京师于道畏罪自杀。其车三百余辆都是金银锦帛珍玩不可胜数。侯览因受连累而免官不久又复职。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丧母还家大起茔冢残害百姓。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奏劾侯览贪侈奢纵前后侵夺民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百十八顷。兴建第宅十六区都是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形制犹如宫苑。又预作寿冢（未死而自为冢）有石椁、双阙庞高百尺侵损百姓住屋掘民坟墓夺人妻女。请求严惩之。侯览伺机没收其章表使不能上达朝廷。张俭便捣毁侯览的第宅冢墓没收其财物揭其罪状。又奏劾侯览之母生时交通宾客干扰地方行政。其奏章还是不能送上朝延。侯览反而诬陷张俭为“钩党”诛了李膺、杜密等人。侯览后又代曹节领长乐太仆。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侯览被劾专权骄奢罢了官遂自杀。其党与也都被免官。
曹节制造“党锢”事件曹节（？—181）字汉丰。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本是魏郡人世代为官。顺帝初年为小黄门。桓帝时迁中常侍奉车都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持节带领中黄门虎贲羽林军一千人迎接灵帝入宫故灵帝即位后以定策功封其为长安乡侯六百户。
当时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谋诛宦官。曹节勾结朱瑀等十七个宦官一同矫诏以王甫为黄门令将兵诛除窦武、陈蕃等制造了“党锢”事件。他因此升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增邑三千户；玉甫、朱瑀等或升官或封侯。次年位特进秩中二千石不久转为大长秋。
熹平元年（公元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朱雀阙上写了标语：“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皇帝诏令司隶校尉刘猛逐捕书写标语者。刘猛以为标语实是直言不肯急捕过了一个多月还不知书写者是谁。刘猛因此被降为谏议大夫以御史中丞段颎代替他的工作四出逐捕拘留了太学生和游士一千多人。曹节等对刘猛的怨气还没有消去唆使段颎假借它故将刘猛定罪罚作苦工。朝臣多为刘猛说情才免刑又被征用。
曹节与王甫等诬桓帝之弟勃海王刘悝谋反诛之。曹节、王甫等十二人以功封侯或增邑。曹节增邑四千六百户加上以前的食邑共有七千六百户。他的父兄子弟都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
其弟曹破石为越骑校尉强行索求其部下的妻子该妇女执意不从而自杀。他们“淫暴无道”多如此类。
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及其二子。当时连年出现灾异郎中审忠（字公诚）以为朱瑀等“罪恶所感”上书为窦武、陈蕃等鸣冤要求严惩行凶作恶的朱瑀等宦官。其书提到：朱瑀等害贤窃权“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责而苟营私门多蓄财货缮修第舍连里竟巷。盗取御水以作鱼钓车马服玩拟于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所揭宦官窃权谋私奢侈骄横败坏政治影响恶劣可谓切中要害。但其奏章被扣而不得报送皇帝。曹节这时领尚书令掌握机要总领纪纲扣押审忠奏章与他自然有关。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曹节死赠车骑将军。其后朱瑀也病死他们的养子袭封“传国”。
吕强建议大赦“党人”
吕强（？—184）字汉盛。河南成皋（今河南荥阳氾水镇）人。少时以宦官为小黄门迁中常侍。灵帝时按封宦者之例封他为都乡侯不肯接受。
他上书陈事指出曹节、张让等宦官“品卑人贱谗谄媚主佞邪徼宠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掩朝廷之明成私树之党”建议停止滥封和重用；又指出“后宫采女数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千金”加重百姓苦难建议勿使民忧怨而减轻其负担；再指出皇家及贵戚、宦官建造楼阁亭馆“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单言。丧葬逾制奢丽过礼竞相仿效莫肯矫拂”建议去奢从俭；还指出蔡邕直言“毁刺贵臣讥呵竖宦”而被宦者诽谤遭受刑罚段颎功勋卓著而被阳球诬害致死妻儿流放致使朝臣畏难功臣失望建议“徙邕更授任反（返）颎家属”。灵帝虽以为是“而不能用”。
当时灵帝多有私蓄收藏天下之珍玩还有于郡国贡献来的财物中先收入其私库的所谓“导行费”。吕强上疏直谏指出“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献其私容谄姑息自此而进。”灵帝不予理睬。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黄巾起义。吕强建议先诛贪污的宦者大赦党人审察地方大员是否称职。灵帝乃先赦党人。某些宦者有所收敛。而中常侍赵忠、夏恽等则诬陷吕强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意谓欲仿效霍光谋废立之事。灵帝不悦使中黄门带了兵器去召吕强。吕强得知无奈而自杀。赵忠、夏恽还诬言吕强未审问而自杀显然“有奸”于是收捕其宗亲没收其财产。
当时丁肃、徐衍、郭耽、李巡、赵祐等五个宦者“称为清忠”“不争威权”。赵祐还“博学多览著作校书”受到诸儒称赞。小黄门吴伉达观知不得用“从容养志”。
张让蠹害招致民愤张让（？—189）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县）人。赵忠（？—189）冀州安平（今属河北）人。少时都在宫中做事桓帝时为小黄门。赵忠以参与诛梁冀之功封为都乡侯；延熹八年（公元165年）黜为关内侯。
灵帝时张让、赵忠并升为中常侍封列侯与曹节、王甫等相为表里。曹节死后赵忠领大长秋。张让有个管理家务的监奴“交通货赂威形喧赫”。富人孟佗与监奴勾结倾囊行贿要求监奴设法使张让接见他果然达到目的。众宾客见到张让接待孟佗误以为孟佗与张让相好都以珍玩贿赂之。孟佗将所得之物分给张让张让大喜便以他为凉州刺史。
这时张让、赵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人都为中常侍世称“十常侍”。他们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黄巾起义爆天下大乱。郎中张钧上书指出：黄中势甚“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他建议斩十常侍布告天下就可平息民怨。灵帝将奏章宣示张让等人。张让等非常害怕愿出家财以助军费乞求恕罪。灵帝诏令他们照常办事而怒问张钧：难道十常侍竟无一个好人张钧又上疏坚持己见但其奏疏被扣而不得上报。这时诏令追查为张角道者张让等乘机唆使御史诬奏张钧学黄巾道逮捕拷打致使其死于狱中。实际上张让等多与张角“交通”大耍两面派。后来灵帝得知消息追问之。张让等推说是原中常侍王甫、侯览所为灵帝也就不再追究。
张让等还借南宫火灾之故劝说灵帝增收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并乘机搜刮各地材货敲诈勒索从中渔利。地方官“复增私调”乘机捞一把。凡诏令征求都由“中使”暗中操办“恐动州郡多所赇赂”。并且鬻卖官职大郡太守之价达到二三千万其余各有差价名为“助军修宫钱”。官员赴任之前先商定价钱才能离去。不能如数付钱的官员有的被迫自杀。“守清”而乞求不赴任的官员都被迫遣去。
当时新任命的巨鹿太守司马直因有“清名”减债三百万。司马直不忍割剥百姓以讨好皇帝便托病辞官上书极陈当世得失吞药自杀。灵帝才稍事收敛。
灵帝在西园（即上林苑）造万金堂将司农征收到的金钱缯帛取来堆满其中。又还河间买田宅建屋宇。灵帝即位前并不富裕登位后由宦官协助大蓄私财常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宦官由是得志无所畏惮并起第宅如同宫殿。灵帝常登永安宫的瞭望台宦官怕他望见其第宅乃使中大夫尚但劝告灵帝：“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从此灵帝不敢再登台榭。
次年缮修南宫玉堂。又铸铜人、大钟、天禄虾蟆、翻车渴乌、四出文钱等。复以赵忠为车骑将军百余日罢。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死。大将军何进听了袁绍劝说谋诛宦官然计谋泄露。张让、赵忠等先下手杀了何进。袁绍勒兵斩了赵忠杀了很多宦者。张让等数十人挟持少帝出走被迫着急遂投黄河而死。
宦者评论《后汉书·宦者列传》说：东汉自和帝利用宦者诛除外戚窦宪对郑众封侯信任“中官始盛”；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皆由宦者决定政局。信用宦者自有其缘故“何者？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纳）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故“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有些宦者非常狡诈表里不一“真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于是宦者“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割剥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专横害政以至“倾国”。
宦者弄权是封建主义的产物。封建皇帝不能不依靠亲信大权就往往落在宦官手中。这主要是政治制度所造成的。
第四十一章经学第一节汉代经学的历史意义1经学是指儒家经典《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经》之学。因《乐》早已佚失实际只有《五经》之学。
秦和汉对经学的态度在表面上好像很不一样本质上却没有什么不同。秦始皇焚书坑儒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这是以暴力的手段夺取思想文化上的最高统治权为巩固他的主义封建政权服务。汉推崇儒家尊重经学以利禄的手段争取思想文化的最高统治权目的也是为巩固主义封建政权服务。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沉下了脸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2汉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儿宽“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1以上这些记载表明汉代经学不是要实行儒家的主张而是作为思想文化的最高形式来进行思想统治。汉代的这种办法比秦始皇的手段要高明在统治效果上是起了历史性的作用的但对于社会文化的展是否也起到什么作用就须另论了。
1参看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九章。
2《汉书·元帝纪》。
1《汉书·循吏传》。
第二节秦及汉初经学的流传经学的传人在秦始皇下令后《易》以卜筮之书得不禁《诗》为民间讽诵者多也禁不了。实际上《易》、《诗》和《书》、《礼》、《春秋》都各有传人而且多逐渐形成一经多家的传授。令曾为经学的流传制造了严重的困难但并不能完全阻塞经学的流传。
相传鲁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子木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这都是汉兴以前的事。汉兴田何系六国齐田之族徙杜陵因号杜田生。汉初言《易》者本之田何。田何三传而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之学后皆立于学官。
《书》在汉初有伏生口传本有孔子壁藏本。汉兴文帝欲立《尚书》于学官。闻济南伏生传之。伏生曾为秦博士。文帝想召他到京但伏生年已九十余不能行。文帝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业。伏生失其本经口诵二十九篇传授。伏生又传济南张生、千乘欧阳生生传同郡儿宽。此后传授不绝立于学官。壁藏孔氏本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之多伏生二十五篇孔安国为之传。此本东汉季年不传。
《诗》相传子夏所传。或称子夏传曾参再传魏人李克李克三传赵人孙卿子。汉兴《诗》有鲁、齐、韩毛四家之传。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号“鲁诗”。齐人辕固生作《诗传》号“齐诗”。燕人韩婴推《诗》之意作内外传号“韩诗”。鲁人大毛公为《诗故训传》以授河南人小毛公。相传“毛诗”亦源自子夏子夏四传而至大毛公。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苌。文帝、景帝之际鲁、齐、韩三家均立于学官。毛诗在平帝时始得立于学官而传播较三家为久远。
礼依《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部”所著录有：“经十七篇记百三十一篇”“《周官经》六篇”。此即后人所谓“三礼”包括《仪礼》、《礼记》和《周礼》。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士礼》即《仪礼》。高堂生以后传《士礼》者在宣帝时有后仓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记》“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戴德、戴胜以其繁分别删选为二书称《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周官经》景帝时河间献王所献出世较晚王莽时始一度立于学官。
《春秋》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相传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之传。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公羊》、《谷梁》俱立于学官。这所说三传传授情况不一一皆实。然三传越过秦火之灾传授不绝则确然可信。
诸侯王的经学活动2参看吴承任：《经典释文·序录·讲毓》。
当经学传人不断地出现并日趋众多的时候诸侯王中也有人对经学活动深感兴趣而有助于经学的展。这可以楚元王刘交和河间献王刘德为代表。《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曾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
《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立二十六年薨。”
汉初经学的展形势在向朝廷提出决策的要求。是任其自然地展下去呢还是掌握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问题。朝廷最初不理解。后来理解了便采取了措施把经学掌握了起来。
第三节五经博士和经今古文之争五经博士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朝廷掌握经学的重要标志。在这以后经学独占了官学。
刘邦是一个不喜欢儒生、不喜欢经学的开国皇帝。6贾不断地向刘邦称道《诗》、《书》。刘邦骂他说：老子在马上得天下要《诗》、《书》有什么用！6贾说：在马上得天下还可以在马上治理它吗？“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取灭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听了面有惭色。他要6贾把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败原因写出来。6贾每上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1。这时大概还没有设置经学方面的博士而6贾所论引申经义1以下夫于汉代博士的考证据王国维《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
1《史记·6贾列传》。
联系实际已是经学博士所职掌。
文帝、景帝时见于记载者有一经博士。如张生如晁错乃《书》博士；如申生如辕固如韩婴都是《诗》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像这样设置的博士虽都属于经学博士还不能说是经学博士的定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o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推陈之士帝亲策问。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五经博士的开始设置不知有多少人。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东汉初年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严、颜氏。由此至东汉之末博士人数无所增损。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时为五十人。昭帝时增弟子满百人。宣帝时增倍之。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汉末太学大盛诸生至三万余人。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于太学。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先有师法然后有家法。师法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说经。家法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更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师法、家法非但不能任为博士即使已任为博士一旦现也要被赶出太学。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1。
博士秩卑而职尊。于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是担当国家大事。
石渠阁议奏白虎观议奏因五经博士的设置经学与利禄之途就密切地联系起来。《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至子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睦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1《汉书·儒林传》。
谷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谷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狄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这可见一家之学是否兴盛要看它是否能取得政治力量的支持。武帝在位公孙弘为丞相《公羊》之学兴。宣帝在位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受重用《谷梁》之学兴。
宣帝诏《五经》名儒评议《公羊》、《谷梁》同异连类而及《五经》同异这是经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盛会是著名的石渠阁议奏。在这次议会中最突出的活动是宣帝以皇帝的名义亲自裁定经书的是非同异。这一活动抬高了会议的政治地位也使皇帝以大家长、大宗师的身份出现突出了皇帝作为文化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这事生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
明帝、章帝都是宣扬儒学的。明帝在即位之初亲临辟雍“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1。章帝于建初四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章帝）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2。白虎观议奏的规模和经历的时间都要过石渠阁议奏。《汉书·艺文志》于“书类”著录：“议奏四十二篇”注：“宣帝时石渠论”。于“礼类”著录：“议奏三十八篇”注：“石渠”。于“春秋类”著录：“议奏三十九篇”注：“石渠论”。这些议奏都久已佚失。白虎观所论《后汉书·章帝纪》称作“白虎议奏”《儒林传》称作“通义”书今存一般称作《白虎通》。
经今古文之争由于五经博士设置后立于学官的基本上都是今文经而古文不得立于是乃有经今古文之争。
今文经是用汉代流行的隶字书写的。古文经是用先秦六国时流行的字体书写的。今古文经不只是字体书写上的不同而在文字内容、篇章多寡以及学风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在今文经学领域里董仲舒是很有影响的大师。他的大一统思想适应了当时展中的政治形势；他的阴阳五行灾异的说法为汉家的皇权涂上了神秘的灵光；他的春秋公羊学很受重视。但今文经学在前进的路程上显然走上了不健康的道路。一是烦琐说经一经说到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令人生厌。一是宣扬迷信如求雨、止雨的法术和以孔子名义捏造谶纬。这二者都是不能保持今文经学已有的地位而滋长其内部陈腐的因素。汉哀帝时刘歆揭露今文学派的儒生说：“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1《后汉书·儒林传》。
2《后汉书·儒林传》。
3参看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二册第三章第十节“经学”。
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1这指出了今文学派于烦琐说经的同时甚至疲老不能究一经抱残守缺、目光短浅死抱着师法拒绝进步。这实际上是反映今文学派的衰落但他们仍坚持学官的地位不肯向古文经学让步。
汉景帝时大会白虎观这正是总结今文经学的良好机会。但今文学派的博士和儒生没有人能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承担这个任务的反而是古文学者班固是他写出了《白虎通》把今文经学系统地作了总结。也还是在章帝时他让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不受学官然皆擢高第和封爵给事廷署。这对于古文学者虽还不能立于学官但承认了其在政治上学术上的合法地位。以上这两件事表明古文经学的势力在相对地增长而今文经学在相应地削弱。
东汉出现了不少的经学大师先有郑兴、郑众、贾逵后有马融、郑玄2。他们都是在古文经学上有成就而且不为古文经学所限。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官太中大夫。以不善谶不为朝廷所重。
郑众字仲师是郑兴的儿子官大司农。建初八年（公元83年）卒。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官至侍中永元十三年（公元1o1年）卒年七十二。郑兴、郑众、贾逵都以通春秋左氏学见称。郑兴为左氏撰条例、章句、训诂。郑众亦为左氏作注。郑兴和郑众又各著《周官解诂》。贾逵他的父亲贾徽是一个博学的人曾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悉传父业深明《左氏传》为之解诂五十一篇。复奉命论次《左传》与二传同异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齐、鲁、韩诗与《毛诗》同异又作《周官解故》。贾逵的经学已远较前人为恢廓能融合古今文而观其大体。今古之争至此可能已有了新的转变而经学的旧樊篱已有显著的突破了。《后汉书》本传说：“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又说：“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这可见郑贾之学影响之大。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桓帝时为南郡太守。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卒年八十八。史称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高徒后列女乐。”所注书多种有《易》、《尚书》、《诗》、《三礼》、《诗经》、《孝经》、《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不惟不为古今文所限且不为《五经》所限。融尝欲训《左氏春秋》见到了贾逵、郑众注后乃说：“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他只著了《三传异同说》。《三传异同说》显然是贯穿古今经学的著作。“既精既博”则可说是马融学风上的特点。精则不烦琐博则不墨守这都是与今文经学流行的学风很不相同的但又不以此自我标榜。马融的成就已跨过经今古文之争了。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早年投师学《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学《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1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见《昭明文选》卷四十三。
2郑兴、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均参见《后汉书》各本传。
诗》、《古文尚书》。因涿郡卢植的介绍师事马融。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融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在一次与计算有关的活动中郑玄以善于计算有较多接触马融的机会得以质疑问难。玄辞归时融喟然谓门人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玄在外游学十余年。归家之日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
郑玄不乐仕进。对于朝廷和地方权力的征石他总是避而不就有时甚至于偷偷地跑掉。但当他偶然处在官宦聚集场合的时候他还是以他的学识使人们敬服。所注书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祫义》、《六艺论》、《毛诗讲》、《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建安六年（公元2o1年）玄卒于元城年七十四。
跟郑玄同时的任城樊人何休好《公羊春秋》著《春秋公羊解诂》十七年不窥门。他认为《公羊》义法必须坚持《左氏》已病入膏育《谷梁》已废不能兴因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以申其说。郑玄站在何休的对立面著《墨守》《针膏育》、《起废疾》以驳休说。玄休之争已不是简单的今古经学之争。郑玄所主持者有今文经学何休所反对者亦有今文经学。实际上今古文经学之争已近尾声。到了魏晋以后玄学就取而代之了。何休也见到了郑玄所著之书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何休颇有自居下风之慨。11何休事迹见《后汉书·儒林列传下·何休传》又《郑玄传》。
第四节经学对其他学术思想上的影响两汉经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问题。上文我们已经说到汉朝廷以经学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这种统治可以说已有一定的成效。此外两汉经学还有其他的学术影响其中最显著者一是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又一是小学方面的成就。
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中国境内某种程度的一统远在宗周时期已经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一意识也很早就有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这种统一越来越残破同时也越来越接近新的一统。孔子、墨子、孟子都有这种新的一统意识不过有的是用历史的语言形式来表述有的是用宗教的语言形式来表述。梁襄王曾经问孟子说“天下乌乎定？”孟子说：“定于一。”“孰能一之？”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把“一”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提出来是对新的一统说得比较明白的。
“大一统”的思想《公羊传》的提法是很鲜明的。公羊学家有更明白的阐述。《公羊传》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文王也。易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何休在传文“大一统也”下注云：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何休所说“自公侯至于庶人”是政权上的大一统；“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是所有权上的大一统。把这些说成是“政教之始”是政权、所有权和道德规范上的大一统。这种三合一的大一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特点对于后来历史的展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改变了割据局面成为加强地区间和民族间的联系的力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封建主义展的重要条件。就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大一统是有利于历史进步的。如从汉儒的眼光去看大一统的“大”有它极高的境界。《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又说：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日配天这是把“大”神化了。汉儒不只把皇家的政权神化了而且把它的道德规范也神化了。
小学上的成就在两汉经学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经书的注解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字方面的解释。这些解释在开始的时候总不能离开经文。后来有了展可以离开经文而就文字本身的规律加以表述有时还汇集成书这就是所谓小学。在《汉书·艺文志》里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列于“六艺略”之中而又是置于“六艺略”之末这也略可说明经学和小学的关系。在汉代学者中有些人既是古文经学家又是小学家。张敞修《春秋左氏传》又通《苍颉篇》能读宗周铭文。桑钦传《古文尚书》又有说小学之书《说文解字》载其字说。杜林传《古文尚书》史称其博学多闻尤长于小学著有《苍颉训纂》一篇《苍颉故》一篇。卫宏传《古文尚书》、《毛诗》作《毛诗序》《唐书·艺文志》有卫宏《诏定古文字书》一卷《汗简》引有卫宏《字说》。徐巡传《古文尚书》《说文解字》引有徐巡说二条。贾逵是经学大师是许慎之师《说文解字》引其字说十七条1。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是个有成就的经学家又是有更大成就的小学家。他博学经籍为马融所推敬。当世人称道说：《五经》无双许叔重。他认为《五经》传说臧否不同撰《五经异义》。又认为：“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他撰《说文解字》十四篇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oo年）写成其中收入古文、小篆九千三百五十二字解说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分为五百四十部分别说明文字的结构、意义辨别伪讹。这是两千年来小学书中的权威著作。书序中论述文字展的过程和文字结构的原则也是小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1见王国维《观堂集林·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第四十二章方士第一节先秦的方士秦汉时代之所谓方士是一种讲神仙方术以欺世盗名的骗子。神仙本是古时凡人思想的产物人生纷扰苦难之世幻想凡脱俗自由自在就创造了出世的神仙。当时有些统治者对已享有的人间富贵荣华还不满足妄想长生不老或成仙升天而崇拜信用方士结果大上其当；或有怀疑而加惩处然多还是迷途而不知返。故方士始终得以招摇过市。
方士起于何时史料难征。据《史记》载“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苌弘是周灵王（前571—前545）时人当时周王朝势力已经削弱诸侯不来朝贡。苌弘以方术为周灵王办事鼓吹通过射击假设不来朝的诸侯可以招致诸侯到来。诸侯并不信从晋人还把苌弘杀了。
齐威王、宣王之时（前378—前324）燕人宋毋忌、正伯侨、羡门子高等都修仙道传说能够灵魂脱离躯体而成鬼神。他们宣传：在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的宫阙是以金银建造的里面住了许多仙人还藏着吃了可以长生不死之药。神山上的禽兽都是白色。齐威王、齐宣王及燕昭王都是他们的信徒听了他们的宣传派人到海上去寻找神仙奇药。寻找者回来报告说：远望神山犹如白云接近之就沉到水下去了再临近风就把船吹了回来。这些君主听了心里非常羡慕只是可望而不可及。1此传材料主要依据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及《后汉书·方术传》本篇凡引其中文字不另加注。
第二节秦时的方士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第一次东游齐鲁封禅天地刻石颂功并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还寻找羡门子高等方士。他想长久统治下去。许多方士乘机怂恿他求神仙奇药。齐人徐市（即徐福）上书请秦始皇斋戒带着童男女去求三神山的仙人。始皇就派徐市带童男女数千人乘大船入海去寻求。得到的报告是船到了海上风向不顺未能到三神山但已望见山了。过了几年始皇东游到了碣石派燕人卢生寻找羡门等并了解方士求仙的虚实。还派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卢生回来报告奏录图书编造谎言。他对始皇说君想见仙人就得隐居才有可能得到不死之药。为此始皇深居内宫行动诡秘杀了一些泄密的人。
卢生与侯生两人谋议认为始皇刚愎自用严刑峻法如果他觉方术虚而不实找不到不死之药便会处死方士。于是相约逃去。始皇得知消息怒气大骂道：我召用了很多方术士花了很多钱财为了兴太平、求奇药现在一无成效而他们不仅诈骗贪利还造谣惑众竟然给我抹黑。于是命令御史查办。方士互相告拆台又牵累及儒生结果被坑杀四百六十余人。
次年始皇为东郡陨石上刻有“始皇死而地分”事内心不乐命博士做《仙真人诗》让乐人随着他游到哪里就唱到哪里。他怕死、爱慕仙人自称“仙真人”就是要长生。
又过一年始皇又到海上希望遇到三神山找到奇药。方士入海求神找药几年没有收获花了不少钱害怕治罪撒谎说：蓬莱仙药是可以找到的就是因有大鲛鱼捣乱而不能前去这时始皇恰好做了一个与海神交战的梦占梦博士说除了大鱼蛟龙这个恶神就可以迎来善神。始皇亲自带着连弩在海上等候果然射杀了一条大鱼但神仙奇药仍然落空而且上岸不久就病死1。
1以上秦始皇求神仙奇药事参考《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三节西汉前期的方士楚汉之际战乱不休民生困苦人们先想的是能否活着还不企求长生不死。加之秦始皇坑术士的余威犹在故这时方士在社会上并不活跃。新垣平诈言“神气”
过了几十年赵人新垣平玩弄新花样拜见汉文帝说：长安东北方有五采的“神气”这是“天瑞”应当在它的下方立庙祀上帝。于是文帝立了渭阳五帝庙还任新垣平为上大夫赏赐了不少钱。新垣平颇为得意又耍了献“人主延寿”四个字的玉杯因“金宝气”而求周鼎等把戏也骗得了文帝的信任。有人上书揭新垣平“所言皆诈”文帝命令查究。结果新垣平被处死文帝因扫兴而对鬼神事也缺乏了兴趣。
“神君”能言汉兴六七十年天下治安达于极盛。武帝即位好大喜功“尤敬鬼神之祀”。方士得以大显身手。
元光年间出了个“神君”。所谓神君实是长陵县的一个女子因儿子死去而装神弄鬼骗得不少愚民往祠。武帝也礼祠之但只闻其言而“不见其人”。
李少君病死方士李少君感到有机可乘就对武帝大谈“祠灶”、“祠老”之方骗得武帝的尊信。李少君这个人原是深泽侯赵将夕的舍人主管方药。隐瞒了真实年龄常自谓七十岁还说有不死之术。他没有妻子是个光棍汉遍游四方骗得不少钱财。人们以为他不从事生产而生活富裕又不知其底细更信奉他。有一次他从武安侯田蚡饮酒同坐有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对他大谈与其祖父游射的故事说的有鼻有眼。而此老人小时候曾听祖父讲过游射之事了解大概便信以为真。在坐者听了大为惊奇。武帝有件古铜器问李少君是何时之物。他答：是齐桓公十年陈列于柏寝台的铜器。一按铜器的铭记果然是齐桓公时之物。一宫之人都很惊奇以为他是“神”是几百岁的人了。其实他只要早知游射故事和铜器年代就能信口说来再添枝加叶就能使愚者惊讶。
李少君对武帝说：礼祠灶神可以丹沙炼出黄金以黄金制作饮食器可以益寿益寿就可以见到蓬莱仙人。又说他在海上曾遇到仙人安期生。安期生吃硕大如瓜的巨枣能通往蓬莱。武帝听了入迷亲自祠灶神命令以丹沙炼黄金派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等。不久李少君病死其骗术显然已自拆穿但武帝还以为他“化去不死”派人受其方。尽管寻求安期生落了空而海上燕齐之方士更来言神仙之事。
少翁伪造帛书元狩年间齐人少翁说有“鬼神方”而得到武帝信用。武帝此时非常怀念已死的王夫人少翁耍了弄鬼的把戏以假充真使武帝深夜于幽暗中隔着帷帐隐隐瞧见有个像是王夫人的身影心里得到一点安慰。于是少翁受到武帝的青睐得到宾客的礼遇任为文成将军还得到很多赏赐。少翁对武帝说：君主想与神通就得改饰宫室被服否则神物不来。于是制作云气车车分青、赤、玄、白、黄五色出驾时限定某日乘某色车以“辟恶鬼”。又在甘泉山建造离宫在其台室中画天、地、泰一各种鬼神使武帝拜祭冀以与天神通话。过了一年多天神毫无音信。少翁又玩了另一套把戏以帛书掺在饲料中让牛吃进肚里假装不知宣称这牛腹中有奇物。剖杀此牛而得帛书人人感到奇怪。想不到武帝识破帛书为人所写追查底细果然是伪书。于是少翁被诛但事涉皇帝威信只好隐瞒了事。
巫与“神君”通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武帝大病召了很多巫医诊治还是不愈。当时传说上郡有个巫能通鬼神。于是被武帝召来安置在甘泉宫内与神君通话试验有效。他向武帝传达神君的话：“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武帝听了很高兴心情一好病也好转了去到甘泉病全消了。于是大赦置寿宫张羽旗设供具供奉神君。各个神君中数泰一最为尊贵其余是些辅佐、侍从。人们见不到帷帐内的神君只听到言语其言和普通人音一样。据说神君来去有肃然的风声；有时白天说话但大都是在夜间细语。武帝斋戒而入通过巫与神君通话。神君的话武帝都使人记了下来称为“画法”。神君的话只是平常之言没有什么特殊但武帝听了独自欢喜。
栾大为将封侯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方士栾大见用于武帝。栾大本是胶东王家人曾与少翁同学方术人长得既高又美擅长言词敢于吹牛说大话。武帝杀了少翁后悔未得到其方这时有人推荐了栾大。栾大对武帝夸夸其谈：我常往来海中见到安期、羡门等。我的老师说：“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但我怕和少翁一样的下场故掩口而不谈方术之事。武帝说：少翁是吃了马肝而死。你只要能修其方我会重赏难道能吝惜金宝和禄位吗！栾大听了乘机伸手要价：我的老师无求于人只有别人求他。陛下必欲请他就要派遣亲贵的佩官印的使者才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肯与不肯就看能不能派出亲贵的使者而定。武帝还有点怀疑使栾大验方术栾大随即玩了使棋子互相触击的游戏。
这时武帝正为黄河决口、铸黄金不成而犯愁乃任栾大为五利将军幻想通过栾大与神沟通碰上好运气。接着又任栾大为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一个多月里栾大佩带上四枚将军印。并封栾大为乐通侯赐食邑二千户又赐高级住宅、一千奴婢以及车马器物。还将卫皇后的长女嫁给了栾大送金万斤。武帝有时亲幸栾大之府使者慰问供给相属于道。武帝之姑及将相大臣也都到栾府饮宴赠送礼物。武帝又命刻了“天道（导）将军”之印令使者和栾大都穿上羽衣都在夜间立在白茅之上举行授印仪式以示不同凡俗。栾大佩“天道”之印是将为皇帝导引天神的意思。从此栾大常在家中夜间祀神想把神请下来。传闻神没有请到但百鬼已来听差。他后来整治行装东往海上去求其师。栾大见到武帝仅仅几个月就佩了六枚将军印、封侯而娶帝女“贵震天下”。消息传扬开去海上燕齐之间很多人都异想天开纷纷鼓吹“有禁方能神仙”。
公孙卿侈言神仙这年夏天河东太守报称出土一个大鼎武帝将鼎置于甘泉宫。齐人公孙卿乘机宣传：“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已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相同。”又在札书上写道：黄帝得了宝鼎便成仙上了天。通过宠臣将札书呈于皇帝。武帝看了非常高兴召见询问。公孙卿答：受此书的申公已死。武帝问：申公是怎样的人？公孙卿见武帝兴致很浓便大吹起来说：“齐人。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曰：‘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汉帝亦当上封禅封禅则能仙登天矣。黄帝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君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山、太室山、泰山、东莱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断斩非鬼神者。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黄帝采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所言虽然玄而又玄但又明明白白鼎书所谓“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显然是指武帝因汉高祖之孙景帝已死在世的只有“曾孙”武帝了。这怎不使其兴奋。所以武帝听了得意忘形地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于是公孙卿就任郎官被派东去太室山候神。后来武帝在桥山祭黄帝冢心中生疑问：“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方士解释：“黄帝已成仙升天群臣葬其衣冠。”
原派往入海求仙的栾大言大胆小不敢入海转到泰山去祠神。武帝派人眼去探验实无所见。栾大的谎话被戳穿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被武帝处死。
不久到太室山候神的公孙卿传来喜讯。他报告在缑氏城上见到仙人迹有物如雉往来城上。武帝立即亲幸缑氏城察看仙人迹问公孙卿道：“你不会学少翁、栾大吧？”公孙卿知道这是警告他不能撒谎便镇静地耍花腔说：“仙人非有求于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宽暇神不来。言神事如迂诞积以岁乃可致。”意思是求神之事急不得应当耐心地长期等候。因为武帝亲幸缑氏城视仙人迹各地闻风张罗开了修桥铺路建造宫观名山神祠等处盼望皇帝亲幸。
元封元年（公元前11o年）三月武帝又到缑氏城登上太室山礼祠据传有喊“万岁”之声。接着经过泰山东巡海上礼祠八神。齐人乘机上书称道神怪奇方者成千上万但一无效验。乃增加船只令那些言海中神山者几千人去求蓬莱仙人。公孙卿到了东莱郡报告夜晚见到数丈高的“大人”靠近则不见只见其迹很大类似禽兽。群臣有说见到一个老父牵着狗说：“吾欲见巨公。”转眼就不见了。武帝看了大人迹颇为怀疑但以为老父就是仙人于是留宿海上给方士传车随时派使者求仙数以千计。四月武帝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无风雨灾可谓顺利。方士乘兴进一步鼓吹蓬莱诸神可以求得武帝也想有此幸遇兴冲冲地又东至海上希望到达蓬莱。不料这时侍中奉车霍子侯暴病而死可能武帝觉得扫兴随即离去。
次年春天公孙卿报告在东莱见到神人似乎神人说“欲见天子”。武帝听了任命公孙卿为中大夫立即动身先幸缑氏城再到东莱留宿了几天一无所获据说见到了大人迹。又派上千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仍然扫兴而还。
公孙卿对武帝说：仙人是可以见到的但陛下前去匆促所以见不到。
现在陛下可以建造楼馆像缑氏城那样供置脯枣可能请到仙人。况且仙人是喜欢居住楼馆的。武帝听了马上下令：长安建造蜚廉馆、桂馆甘泉建造益寿、延寿二馆派公孙卿持节设具恭候神人。还在甘泉建筑高三十丈的通天台在台下摆了祠具将招来神仙之属。甘泉还建置前殿开始扩建各个宫室。夏天甘泉殿内生芝又传通天台上似乎闪光。武帝为此而下诏大赦。
太初元年（公元前1o4年）十一月武帝东至海上对方士入海求仙进行考察毫无效验但又增派方士入海还希望遇到神仙。十二月临渤海幻想通过望祀之属有机会到达蓬莱仙庭。
因柏梁台遭了火灾武帝到甘泉听取各地官吏汇报。公孙卿说：“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不少方士也说古帝王有的建都于甘泉。因此以后武帝往往在甘泉接见诸侯大臣。有人建议楼台被烧再建必须更大才能消灾。于是所造建章宫规模宏大过汉初所建的未央宫其中太液池上拟建有蓬莱、方丈、瀛洲等神山。
太初三年武帝东巡海上考察神仙之属没有收获。方士有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武帝采纳而造意谓延年的迎年殿亲自前去礼祠上帝。这时武帝除了五年一度修封泰山外还增加了禅祠石闾。因为方士多说石闾乃仙人之闾所以武帝亲禅之。
后来因方士之候祀神人、入海寻蓬莱终无效验公孙卿只是报告见到大人迹实未见到神仙武帝对方士怪诞之语不免厌倦但他还抱一线希望“冀遇其真”。
第四节西汉后期的方士武帝以后方士的时运不大好了但由于帝王迷信神仙和不死之药方士的骗术仍然得逞于世。
宣帝时信方士之言有祠神、立仙人祠之事。大夫刘更生献秘方无效被治罪。张敞上疏有“斥远方士”之谏。
元帝初年有天渊玉女、巨鹿神人、轑阳侯学仙等事“纷纷复起”。
成帝即位信匡衡之言按阴阳五行说审查郊祀之制清理了原来的祠宇候神方士七十多人被免职回家。方士受了很大挫折。但成帝末年颇好鬼神又因没有生子于是有不少方士上书言方术都得待诏在长安和上林苑搞祠祭活动花费很大。
谷永上书成帝谏道：“诸背仁义之正道不遵《五经》之法言而盛称奇怪鬼神广崇祭祀之方求报无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就成仙上天浮游蓬莱长生不老化铸黄金“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系风捕影终不可得。”他还指出历来方士惑众君主上当事例颇多足以为戒。成帝觉得此言有理。
西汉末年博征方术士派出侍祠使者“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王莽掌权除祭祀有不少花样外又兴神仙事。他篡位之后听信方士苏乐之言在宫中建造八风台；又在殿上种五粱禾说这是“黄帝谷仙之术”。到了他的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他多次下诏自言当成神仙详见《汉书·王莽传》。
第五节东汉的方士东汉之世方术之士也多。仅《后汉书·方术列传》就载有四五十人。
但东汉比之秦与西汉既无入海之徐市、致鬼之少翁、通神之栾大那样著名的方士也无秦皇、汉武大张旗鼓地追求神仙奇药那样的世主不免相形见绌；而且方士的绝招也不大相同。这里略传东汉的樊英、费长房、左慈三个方术士以见一斑。
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少时学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过隐居生活教授学生。有一回西方刮起暴风樊英对人说：“成都市火很盛。”口中含水向西方喷去并记下了时间。后来有人从成都来说起当时大火忽然东来黑云下起大雨火遂熄灭之事。于是人们称道其术。安帝、顺帝都曾召之他不愿出来做官。后来被逼任五官中郎将干了几个月并无建树就回了老家。费长房汝南人。曾做过市场小吏。他看到市上有个老翁悬壶卖药罢市就跳入壶中。他也跟着入壶饮酒。这老翁自称神仙。他要向老翁学道顾虑家人牵累。老翁以一根与他一样高的青竹挂在舍后作为费长房之形费家人以为费长房上吊而死就殡葬了事。费长房随老翁入山学艺不怕艰难困苦。老翁要他吃粪粪很臭其中还有三条虫他为难了告辞回家。老翁送他一根竹杖并为作一符。他骑了竹杖可以随便游到什么地方。回到了家自以为离家只是十来天实际上已过了十多年。家人说他早死了不相信他。他说往年所葬的是竹竿棺检验果然是真。从此“遂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还能责鬼魅、使东海君作雨等。“后失其符为众鬼所杀。”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少有神道。”有一回与曹操等人同坐曹操对众说：今日高会酒菜齐备只是缺少松江鲈鱼。左慈以为好办他就用钓竿在贮满水的铜盘中钓出一条鲈鱼。曹操拊掌大笑与会者皆惊。曹操说一条鱼不够大家吃的。左慈又钓出几条大鱼都是活泼新鲜的。烹鱼时缺乏生姜。左慈又弄出了蜀中之生姜。又一回左慈与曹操等饮酒时又耍弄别人曹操不高兴想杀了他。左慈乃躲入壁中谁也找不到。或见之于市又捕之而市人都变了形与左慈仿佛不知哪个是真。后来有人在阳城山头见到了他又捕捉之他就走入羊群。曹操知道无法捕得他便出话来：“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忽然有一只老公羊如人站立而言：“何必如此！”当人赶上前去数百只羊都变为那只老公羊一样的形状和动作而人不知哪只是真。
第六节方士评论秦汉方士的特点一般是以召鬼神、候神仙、求奇药、炼丹砂的骗术欺世盗名图利。君主因梦想成仙或长生不死甘心受欺贻笑于世。据史所载秦与西汉的方士跟东汉的方士相比有些不同：前者多为海上燕齐人后者多为内地人；前者多是道道地地的方士后者多学过《五经》是儒生兼方士；前者多求蓬莱神仙奇药后者多是耍把戏变幻术。
还应该指出《史》、《汉》记载秦与西汉的方士显然是暴露方士的骗术及君主的愚昧。司马迁记述之后说“具见其表里”意谓通过具体描写而透露内情。班固记述之后说：“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之言岂不正乎！岂不正乎！”他们否定方士之术及神仙奇药之说正告君主和世人不要上当受骗态度极为明确。《后汉书》记方术之士品种复杂有真有假似乎客观记述不像有意揭露容易使读者不辨真假信以为真。范晔所论：“幽贶罕征明数难校。不探精远曷感灵效？如或迁讹实乖玄奥。”他对方士之术是信还是不信令人捉摸不透。
我们今日为方士作传无意宣传迷信而是据史述事以明当时史事与风气。
第四十三章数学随着数学知识的不断积累以及对于零散的材料逐渐加以总结和系统化、理论化于是6续出现了数学方面的专书。《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许商算术》二十六卷《杜忠算术》十六卷这是最早见于著录的数学专著。这两部书都已失传了。秦汉时期传留至今的数学著作和涉及数学方法较多的著作有著名的《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此外还有近年出土的简书《算数书》。这些书中包含了算术、代数和几何等丰富的数学内容诸如复杂的整数和分数四则运算比例问题盈不足术开平方和开立方术方程术和正负术面积和体积问题勾股算术和勾股测量术等等其中有不少算法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先进成就。这些成就表明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数学体系。
第一节“九数”
根据《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周朝设有称为“保氏”的官员专门负责向贵族子弟传授所谓“六艺”。数学是六艺中的一门课程共包括九项内容称为“九数”。但什么是“九数”现已难于考证。东汉郑玄注释《周礼》引郑众说“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1。郑众所称“九数”中的“均输”实际上是西汉时的赋税制度不可能是《周礼》九数的内容。但从二郑注释可以了解到西汉数学大致包含方田、粟米等九个方面而重差、夕桀、勾股则是数学上的新的展。上述九项内容与《九章算术》的篇目基本相同。“旁要”和“夕桀”两项今已不知所指。有人认为“旁要”指简单的勾股问题“夕桀”二字系传抄有误应为“互乘”即解线性方程组的一种方法。东汉一些数学家整理数学著作用“衰分”代替“差分”用“勾股”代替“旁要”于是编写成为著名的《九章算术》。正如刘徽所说“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2九章的名称无疑是由《周礼》九数演变而来的。
1“赢不足”《九章算术》作“盈不足”后皆依此。又亦有人将“今有重差”断开作“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把“今有”作为一种数学方法。
2刘徽《九章算术注》原序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二节秦汉简牍和《算数书》在居延、武威、临沂银雀山、云梦睡虎地及江陵凤凰山等地出土的大批秦汉简牍中可以找到相当多的与社会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数学计算问题但就数学方法而言仅有九九表整数和分数的算术运算面积、体积和容积的计算等。这些方法一般都很简单尚不足以反映秦汉数学的全貌。1984年1月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数学著作《算数书》。据推断《算数书》抄写于西汉初年（约公元前二世纪）成书时间应该更早。这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也是目前可以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数学专著。全书采用问题集形式共有六十多个小标题九十多个题目包括整数和分数四则运算各类比例问题各类面积和体积问题等。其中有些内容（如“合分”、“少广”等）与《九章》相近甚至文句都很相似说明二书间可能有某些传承关系有些内容（如“相乘”、“增减分”等）是《九章》所没有的。在张家山简书汉律中还现有关于“均输律”的简文。过去一般认为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o4年）郡国始置均输官施行均输法《九章算术》中的均输问题应是在此之后写成的。现在看来这一论断需要进行修改。这部比《九章算术》还早的竹简《算数书》的出土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项重大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周髀算经》《周髀算经》是著名的《算经十书》之一主要是一部解释盖天说的天文学著作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而其中很多内容可能要早得多。在数学方面《周髀》记述了矩的用途勾股定理及其在测量上的应用其中包含了相似直角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定理。《周髀》开篇就以商高回答周公问题的形式提出“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即勾3股4弦5这是勾股定理的一个特例。接着又在陈子回答荣方的问题中提出“以日下为勾日高为股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得邪至日（太阳到观测者的距离）”即a2+b2=c2这是勾股定理的普遍形式。据研究陈子可能是公元前七到六世纪的人。在西方这个定理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把勾股定理的现归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周髀算经》中测量太阳高远的陈子测日法是勾股测量术的展又是重差术的先驱比起西方“测量之祖”泰勒斯测量金字塔的成就是毫不逊色的。《周髀》中还有开平方和等差级数等以及相当复杂的分数运算用以解决古“四分历”的计算问题。唐代国子监添设算学馆主要学习十部算经《周髀》即是其中之一。对于研究古代天文学史和数学史而言《周髀》是传留至今的最早的宝贵文献。
第四节《九章算术》《九章算术》的成书中国古代数学名著《九章算术》是我国最早的传世数学专著。《九章算术》与《周髀算经》一样不是一人一时写成的。它经历了多次的整理、删补和增订是几代数学家共同劳动的结晶。大约成书于东汉初年（公元一世纪）。《九章算术》采用问题集形式列举了246个数学问题及其答案并在若干具体问题之后叙述这类问题的解题方法。全书分为下列九章：方田、粟米、衰（cui）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方田章是关于土地面积的计算包括有正方形、矩形、三角形、梯形、圆、环等面积公式以及弓形面积和球冠表面积的近似公式。后两个公式比较简单但误差很大。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曾提出用类似割圆术的方法推求弓形面积但未能给出更好的结果。在这一章中还有分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和约分、通分、求最大公约数方法。在《九章》中把最大公约数称为“等数”求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要“以少减多更相减损”这种方法与欧几里得的辗转相除法是相同的后来在解决一次同余组等问题上获得了更重要的应用。《九章算术》在世界数学史上的贡献完整的分数运算法则在印度迟至七世纪才出现而欧洲则更晚。粟米章主要讲各种粮食交易折算的比例问题。所用方法称为“今有术”即在成比例的四个数中从三个已知数求第四个数的算法。在欧洲这种算法称为“三率法”。关于比与比例的思想古希腊就已经有了但把比例和三率法联系起来却是迟至十五世纪的事情。衰分章是比例分配问题即按等级分配物资或按一定标准摊派税收。在这一章中还有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问题但都用比例方法来解决。少广章讲的是已知正方形面积或正方体体积反求边长即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其具体运算过程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开平方和开立方法则的记载。在运算中要把算筹摆放几层相当于用分离系数法列出与求解二次和三次方程从而展了筹算的位值制并开辟了求解数字高次方程的途径。少广章中还有从已知球体积求直径的问题给出一个误差很大的球体积公式。刘徽和祖氏父子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终于获得了正确的结果。商功章主要是各种立体体积的计算。这些问题大都来源于营筑城垣、开凿沟渠、修造仓窖等土木和水利工程实际。其中包括长方体、棱柱、棱台、圆柱、圆锥、园台、楔形体等都给出了正确的体积计算公式。缺点是圆周率取π＝3这个数值误差很大。根据刘徽对商功章的注释可以知道这些公式是通过具体模型的分解与合并来证明的这说明中国古代的体积理论有很高的水平和不同于西方数学的独特的处理方法。均输章是平均赋粟和徭役问题计算如何按人口多少、物价高低、路途远近等条件合理摊派税收和民工等。包括正比、反比、复比例、连比例、等差级数等数学方法。盈不足章属于盈亏类问题和算法。盈不足术是通过两次假设取值然后根据公式求出未知数其原理与现在求高次代数方程和越方程近似解的线性插值法是相同的。在中世纪欧洲这种方法叫做“双设法”或“契丹算法”是欧洲符号代数学产生以前的一种主要代数方法。据考证古代阿拉伯数学文献里“契丹”一般指的是中国。因此不少人认为中国的盈不足术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在西方数学领域起了重要的作用。方程章讲的是多元一次联立方程组（线性方程组）问题及解法。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项重大成就。用算筹表示多元一次联立方程组类似于由方程组各系数构成的矩阵其解法与现在中学代数中的消元法基本相同。古希腊和印度也有过一些特殊的联立方程组解法但没有一般解法远不如方程章的算法完整。而在欧洲提出同类问题要晚一千多年直到十六世纪才有了加减消元法。在这一章中还引入了负数概念并给出了正负数加减运算法则：“同名相除异名相益正无入负之负无入正之；其异名相除同名相益正无入正之负无入负之。”负数的出现反映出对意义相反数量的正确理解从而实现了数的范围的一次新扩充。这一项杰出创造也是以中国为最早。印度于七世纪引进负数概念。欧洲十二世纪对负数有所认识而直到十六世纪才有比较深刻的理解这一点甚至影响到线性方程组的求解问题。勾股章主要内容是勾股定理的应用和简单测量问题。其中包括勾股容方和勾股容圆问题以及二次方程x2＋ax＝b（a＞ob＞o）的解法。关于勾股数的原术及刘徽注中的有关公式是对整数论的重要贡献也是世界数学史上整数勾股数研究的较早成果之一。《九章算术》及其中一些问题曾经传到日本、朝鲜、越南、印度、阿拉伯和欧洲对世界古代数学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九章算术》已被译成英、俄、德、日等多种文字。
《九章算术》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总结及其对后来的影响《九章算术》系统地总结了西周至秦汉时期我国数学的重大成就是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形成的显著标志。它的丰富多采的内容大多来自生产和生活实践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高度展的数学水平以及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和以算法为核心的突出特点并对后世数学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九章算术》对中国数学的影响正像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对西方数学的影响一样是非常深刻的。中国历史上著名数学家如刘徽、祖冲之、李淳风、贾宪等都曾经深入研究和注释过《九章算术》并通过这种形式提出许多新概念和新方法为推动中国数学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数学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一部代表作也是历代进行数学教育的课本之一。唐代国子监算学馆规定十部数学著作作为学生的数学教科书后代称为“算经十书”《九章》就是其中的一部。
第五节数学与天文学在中国古代天、算、农、医是成就卓著的四大学科其中天文学和数学的关系尤为密切。天文历法的进步促进了数学的展而数学的展也为天文历法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前面提到的《周髀算经》是一部天文学著作其中也包含了勾股定理、勾股测量、开平方和分数运算等数学方面的成就。东汉晚期的天文学家刘洪在《乾象历》中用“强”、“弱”来表示某数的过剩近似值和不足近似值。他的“强弱”概念与“正负”概念是相通的并且明确指出：“强正弱负强弱相并同名相除异名相消；其相减也同名相消异名相从；无对互之。”这与《九章算术》中的正负数加减运算法则完全一致。刘洪为解决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不等运动问题提出了一次内插法。根据这种方法通过某日某时前后的两个实际观测值可以比较精确地推算月球在该日该时的实际位置。一次内插法实质上就是盈不足术它使历法精度有所提高并为研究二次和高次内插法、不等间距内插法提供了新方向后世在这一领域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西方古希腊天文学家采用几何方法解决这一问题相当繁琐远不如中国的代数方法简捷明确。此外由于汉代历法中出现了推算上元积年的需要因此也产生了求解一次同余式或简单不定方程的问题后世在这一领域也取得了极其突出的成就。
第六节数学家秦汉时期曾涌现出一批数学家和有很高数学造诣的人。如许商、杜忠在当时都有数学专著行世。据文献记载汉北平侯张苍（？—前125）、大司农耿寿昌皆以善算名世他们都做过修订数学著作的工作1。刘歆（？—23）“数术、方技无所不究”2著有《三统历谱》等。著名天文学家张衡（78—139）“善机巧尤致力阴阳、天文、历算”3著有《灵宪》、《算■论》。他所用的圆周率相当于π＝1o≈3.16优于古圆周率π＝3是对这一课题较早的研究和改进。刘洪“善算当世无偶”4曾创制《乾象历》有的文献还记载他著有《九章算术》5。马续“善《九章算术》”6。郑玄（127—2oo）“少学书数岁能下算乘除。年二十一博极群书兼精算术”7曾注释多种重要典籍。蔡邕（133—192）好辞章、数术、天文“先治律历以筹算为本天文为验”8。他已知道圆周率π＞258＝3.125比古率有所改进。徐岳“素习《九章》能为计数”9。据载著有《九章算术》、《算经要用百法》、《大衍算术注》、《数术记遗》等实际上很可能是他对《九章算术》作过注释。另外《数术记遗》一书现有传本但也有人认为是伪托之作。以上这些人都是中国数学史上较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数学家和擅长数学的学者遗憾的是由于史料缺乏现尚难以对他们的数学成就做出详细的论述。
1刘徽《九章算术注》原序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2《汉书·律历志》、《艺文志》、《楚元王传》。
3《后汉书·张衡传》。
4《后汉书·律历志》。
5唐释慧琳：《大藏经音义》卷六。
6《后汉书·马援传》。
7刘孝标：《世说新语》“文学”第四引《高士传》。
8《后汉书·蔡邕传》《四部丛刊》影明刊本《蔡中郎集·上汉书十志疏》。9李昉：《太平御览》卷七五四。
第四十四章天文学第一节历法从太初历到乾象历秦汉时期天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展初步形成了我国的传统天文学体系。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独具特色的历法体系的形成。秦统一中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字”。又在全国统一施行颛顼历以建亥之月（十月）为岁年终置闰。汉承秦制仍用颛顼历但到汉武帝时颛顼历渐与实际天象不符把闰月总是放在闰九月也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对掌握季节的需要司马迁等人提议改历。武帝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o4年）下令从全国征募二十余人“议造汉历”。经过实测和推算共提出了十八种方案最后确定了邓平提出的81分法即每月有294381天每年有■3653851589天19年有7个闰月。
新历在太初元年颁行是为太初历。太初历的原文虽然失传但西汉末年刘歆按太初历改编的三统历却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现今能见到的最古老的一部完整的历法。它不仅包括根据日月运动推算朔望、24节气安排历日的方法还有推算日月食预告行星位置等内容这确立了我国古历的基本框架。制定历法必先造仪器搞天象观测按实测来确定数据和检验历法疏密这一原则在制定太初历前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历采用阴阳合历即以太阳的运动周期作为年以月亮圆缺周期作为月以闰月来协调年和月的关系。由太阳运动而确立的24节气反映了一年四季的变化与农牧业生产密切相关在汉初的《淮南子·天文训》中次出现了完整的24节气名称与现今通行的名称一致。24节气是相间的12个中气和12个节气的总称。太初历次确定以中气所在决定月的名称如雨水所在月为一月春分所在月为二月冬至所在月为十一月等等。而无中气的月无名称只能称为前一个月的闰月这一原则称无中气置闰。它合理地调整了年和月的关系使季节与月份大体稳定从太初历开始一直延用到现在。
东汉早期现了月亮的视运动不均匀即月亮每天的行度不一样而且知道了月行最快的地方每月朝前移三度。刘洪在乾象历（公元2o6年）里次把月亮的快慢不均匀编成表为后世月离表和日躔表的先声。要计算某一天月亮的位置应在平均值上再加上快慢多少的改正又用内插法推算任何时刻的月亮位置。采用了这些数学方法推算日月合朔和日月食生的时刻便提高了准确程度。刘洪还现月道（白道）和日道（黄道）不在一个平面上中间有六度夹角这就造成了不是每次日月合朔都生交食。他认为合朔时月亮离黄白交点过十五度半就不会生交食这就是生食的判断数据即现代的食限概念这一数据后代各历都遵用不改。
中国古历的特色从太初历到乾象历中国古历无论在内容、形式、计算方法等方面都形成中国的特色而跟欧洲历法有了明显的不同。如欧洲古罗马公元前46年起实行的格里高利历时代同中国的太初历相当年长也取用26514天同战国时古六历和东汉四分历相同。但月是31天和3o天两种与我国的朔望月不同它没有天文意义与月亮运动无关。格里历为阳历我国古历为阴阳合历。欧洲古历仅包括历日安排大小月年年相同而我国古历各年不同且还包括交食、行星、节气、晷漏等内容可以说是一种天文年历为了编制历法而带动了整个天文学的展。中国古历以观测为基础确定各种天文数据而以代数学方法处理这些数据推算天文学问题；欧洲从古希腊天文学以来一般以几何学系统立论来处理数据。我国古历以周天36514度的制度划分全天度下为分各历采用不同的进位制；欧洲以周天36o°为分划度下为分、秒皆以六十进位。秦汉以来由于皇权的加强而历法又由皇家颁行颁历权成为皇权的一部分。天文历法事业由皇室经办逐渐形成了我国天文事业的官办性质而民间研习天文历算逐渐受到了限制这也与西方的情况大不相同。
第二节浑仪和浑象浑仪天文仪器系统也在秦汉时代形成了。为了编制太初历的需要制造了观测天象、测量角度的仪器这就是浑仪和浑象的研制。西汉时落下闳就制造过浑仪据记载他是四川人“武帝征侍太史于地中转浑天改颛顼历作太初历”1。晋天文学家虞喜也说他“为汉孝武帝于地中转浑天定时节作太初历”2。这里的“地中”指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县吉城镇）古传此地为地之中央。“浑天”即浑仪亦称浑天仪是用于观测的仪器以之测量日月行星恒星在天空的位置确定两个天体之间的角度。它应包括一个用来对准天体的管或衡又有刻有度数的标尺如地平环、子午环、赤道环等。当窥管或窥衡对准了要观测的天体时各种标尺所指示的读数就是天体的位置。东汉的贾逵还在浑仪上加进黄道环次制造了一架“黄道铜仪”。汉代的浑仪虽没有留传下来我们相信后世保留下来的浑仪不会跟它相去太远。
应该指出在制定太初历之前测量角度的天文仪器已经存在。战国时代石申编制的星表是基于角度的测量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出土的帛书记载了秦汉时代几十年间行星的运动也是基于角度的测量3。《后汉书·律历志》曾提到汉初使用一种“圆仪”来量度日月的运动后来浑仪流行圆仪失传。1977年在安徽阜阳一西汉早期墓中出土了带有28宿距度的圆盘1可用于测量角度。这一器物的出土为研究早期的测角仪器提供了实物依据。浑象西汉末年扬雄所著《法言·重黎》里说：“或问浑天曰：落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这里的耿中丞即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他制造了一个浑象模拟浑天的运动情况。这种仪器大体是一个大圆球在球壳上刻着日月星辰利用它的转动演示天象的变化。汉代最著名的是张衡制造的“水运浑象”又叫“漏水转浑天仪”类似今天的天球仪利用水力来推动仪器的旋转度同天空的周日运动一致所以把仪器放在室内根据它的旋转也能知道室外的天象变化。在此基础上后来还明了钟表。浑仪和浑象历代都有制造从汉代以来成了我国古代观测天象的主要仪器。1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益部耆旧传》。
2《隋书·天文志》。
3见《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释文》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1阜阳博物馆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掘简报》《文物》1978年8期。第三节圭表和漏刻时间的计量随着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时间的要求也在变化原始社会的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作息制度已嫌粗疏在殷商时代已将白天分成好几段。甲骨文中有旦、明、小采、大采、中日、昃、昏、夕等字。《左传》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条说：“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说明古代曾将一天分成十时。《隋书·天文志》在记述古代的时刻制度时说：“昼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这可能就是一天十时而五夜之说也许就是五更的来源。《淮南子·天文训》中有一昼夜分成十五时的记载1而汉代的十二辰和百刻时制也相当流行2。时刻制度的展必然伴随着测时和计时仪器的进步。
圭表甲骨文中有关时间的字大多从日字说明测时的依据是太阳。根据太阳的运动判断一天内的时间变迁圭表是最早使用的仪器。一根竿子立在地上可以根据影子的长短和方向判断季节和一天内的时刻1967年在江苏仪征的一座东汉墓中出土了一件铜圭表不用时可以折叠起来像一把铜尺使用时将圭从表的凹槽中立起使用和携带都很方便。在圭表的基础上展起来的日晷到汉代已做得很精细1897年和1932年先后在内蒙、河南、山西出土了三块秦末汉初的晷仪3上有69条刻线占盘面的2/3其余部分没有刻线当为黑夜见不到日影的部分。三块出土地点不同而其结构和所刻字体都相同这表明秦汉时圭表和晷仪已很流行。
漏刻作为计量时间的仪器漏壶是最早明的。古籍载：“漏刻之作盖肇于轩辕之日宣乎夏商之代。”1这可能是一种传说。较可靠的资料见于《周礼·夏官》其中载有挈壶氏由于古代的漏壶上面有一个提梁、故称挈壶挈壶氏“掌挈壶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西汉以前的漏壶现在未见实物传世最早的漏壶为西汉时制1958、1967、1975年分别出土于陕西兴平、河北满城、内蒙古默特右旗都是铜铸圆柱状上有提梁下有漏嘴梁上方有小孔是插刻箭的。为了改进单壶漏水不均匀的缺点东汉时代开始用二级漏壶以便互相补偿如张衡的漏水转浑天仪。经过秦汉时代的展和创造圭表、仪象、日晷、漏刻等天文仪器得到很大展并已普遍使1名称是：晨明、胐明、旦明、蚤食、晏食、隅中、正中、小还、铺时、大还、高舂、下舂、悬车、黄昏、定昏。
2阎林山、全和钧：《论我国固有的百刻计时制》《天文参考资料》1977年4期。3李鉴澄：《晷仪——现存我国最古老的天文仪器之一》《科技史文集》第一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年版。
1《初学记》卷二十五。
用这些仪器构成了我国二千年间用于天文观测和时间工作的主要仪器系列。
第四节宇宙论关于宇宙结构的学说关于宇宙结构的学说汉代出现了浑天说与盖天说的争论。在秦汉之前盖天说比较盛行。自古以来人们看见苍天笼罩着大地产生了天圆地方的盖天说而春秋时的曾参就曾提出疑问：“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也。”1后来盖天说又认为天不与地相接而像圆顶凉亭那样由八根柱子支撑着。诗人屈原曾问道：“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公元前一世纪成书的《周髀算经》中提出“天象盖笠、地法复盘”的新盖天说认为天在上地在下天地相盖二者都是圆拱形中间相距八万里日月星辰随天盖旋转近见远不见形成了昼夜四季变化。
汉代另一种学说浑天说兴起认为“浑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以著名天文学家张衡为代表的浑天派提出天是一个整球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日月星辰有时着不见是因为它们随天球转到地下面去了天球绕轴转一圈就是一昼夜地面上的人就看见天上的星星转了一周天。这种看法成功地解释了昼夜的交替、天体的东升西落和其他许多问题。同浑天说一致的浑仪又能很准确地测定天体位置浑象能演示天象的变化这一切对历法的推算既有用又方便所以浑天说得到很快的展并为大多数人们所接受成为我国天文学思想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体系直到明末西方天文学体系进入我国才开始改变。
值得提到的还有一种宣夜说。宣夜说打破了浑天说认为天象鸡蛋壳式的有限概念蕴涵着宇宙无限的思想。东汉时代的郗萌记道：“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见无常。进退不同由乎无所根系故各异也。”1这是元气学说在天文学上的运用反映了宇宙无限思想和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
关于宇宙生成和天体演化学说关于宇宙生成和天体演化学说在秦汉时期也产生了比较系统的理论。
《淮南子·天文训》和张衡《灵宪》都认为天地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是一片浑沌而“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在天地形成过程中元气中的“清阳者”稀疏向上成天“重浊者”凝滞向下为地于是形成上天下地或外天内地；天地精气分为阴阳阴阳精气形成四时、水火继而产生日月星辰和万物。这种虚物创生的观点和宇宙万物是物质的和运动变化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界和科学界有着长期的影响。
1《大戴礼记·曾子·天圆》。
1见《晋书·天文志》。
第五节天象记录、天文学家和天文典籍天象记录秦汉时代对天象的观测和研究也有重要进展天象记录日趋详备。如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日食在《汉书·五行志》中对于生日期、太阳方位、食分、亏起方向、初亏及复圆时刻等都记载得十分清楚。《汉书·天文志》、《五行志》等所载西汉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成帝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西汉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关于极光的记录西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和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关于新星的记录都是世界上有确切时日记录中最早的一批。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星占》和《彗星图》又一次提供了汉初天文学展情况的重要资料。
天文学家秦汉时期是天文学人才辈出的时代涌现出众多的成就卓著的天文学家和精通天文历法的学者。如张苍、司马迁、邓平、落下闳、耿寿昌、刘歆、编、李梵、苏统、贾逵、张衡、刘洪、郗萌等他们在天文理论、天象观测、制订历法、研制仪器等许多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推动了天文学的展。落下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今属四川）人明晓天文地理隐于落下是一位民间天文学家。汉武帝时经友人荐举征聘为待诏太史后拜侍中辞不受。曾与邓平、司马迁等创制《太初历》还曾制造浑仪并在阳城（今河南登封）用于观测。贾逵（3o—1o1）字景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也是东汉时的著名经学家。曾任左中郎将侍中领骑都尉。在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至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间与编、李梵等人集体修订东汉四分历肯定了李梵、苏统现的月亮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并指出月行度最大的位置每个月向前移动三度从而认识到现代所谓的近点月和近地点的进动。他还主张量度日月运行采用黄道度数比较精确并倡议制造黄道铜仪。刘洪字元卓山东蒙阴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天文学家之一。曾任校尉、郎中、常山长史、会稽东郡都尉、山阳太守等官职。他所创制的《乾象历》是一部优秀历法曾在三国时的吴国颁行。刘洪在太阳运动、月亮运动和交食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后世天文历法的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他最早把月亮视运动不均匀性引进历法并确定出相当精确的近点月日数和一个近点月内每天的月亮实际所行度数；次给出黄道与白道交角值为古度六度一分；改进了回归年和朔望月数值；用月亮的实际运动修正平朔和平望得出定朔和定望从而更准确地推算日月食；最早提出交食食限概念并给出具体的食限数值为十五度半这在交食预报上是个重要明；他所提出的新的交食周期值和各种天文数据表也是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成果。他曾与著名学者蔡邕一起续补《汉书·律历志》。张衡（78—139）字平子河南南阳人精通天文历法、仪器制造、地理、数学、文学和绘画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曾担任主簿、郎中、侍中、河间相、尚书等官职并两度出任太史令前后共14年。张衡曾创制世界上最早的自动运转的天文演示仪器水运浑象和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据记载地动仪成功地记录了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在甘肃生的一次强震。在天文理论方面他是浑天说的一位杰出代表人物对于宇宙结构、宇宙无限性、天体演化、日月五星运行规律、月食成因以及陨星和彗星等都有相当精辟的论述。在历法问题上他提出了黄道宿度与赤道宿度互相换算的较好的计算方法对后世历法有很大影响。张衡重视实践勤于观测曾对恒星进行了长期的观测和统计工作把星空划分成444个星官记录了两千五百余颗恒星这个成果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很先进的。张衡在数学和地理学方面也都很有研究他在文学方面也很有成就。本卷丁编第三十二章张衡另有传。
天文学典籍汉代出现了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一本天文学著作《周髀算经》而在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中有关天文历法的章节是第一批重要的天文学典籍。它们既总结了秦汉以前天文学的展情况又开辟了此后天文学展的道路。《史记·天官书》、《历书》的编写为此后廿四史中天文、律历诸志作了楷模。此外汉代科学家张衡的《灵宪》、《浑天仪图注》都对以后的天文学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秦汉时期是我国传统天文学展的重要阶段。
第六节气象气象与生产气象与生产关系密切在秦汉时代已成为政府部门关心的问题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秦简中记载：“稼已生而后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1。至汉代明文规定：“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2在除开冬季之外的农业生产季节里为了上报雨量多少必定要有计量的器具但至今还未现秦汉时代有关的记载和文物。宋代有“天池测雨”和“竹器验雪”的计算题其渊源可能是很久的。
测量气象的仪器关于测风的仪器在汉代已有多种记述。一种是“伣”此字在甲骨文中就有《淮南子·齐俗训》记载：“伣之见风无须臾之间定矣！”这可能是用帛或鸟羽系在竿子上见风飘动以示风向的仪器。还有一种叫“綄”后汉高诱曰：“綄候风者也世所谓五雨。”这可能是同“伣”类似的仪器。还有一种是“相风乌”据《三辅黄图》记载“汉灵台在长安西北八里郭延生《述征记》曰：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上有浑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这种风向标做成乌鸦形头小尾大遇风转动乌鸦头即指向风来的方向。李约瑟认为“上下有转枢”这句话暗示风向标跟下层的转动机件相连可能附着有记录风的器件这是风计的先驱1。此外《淮南子·天文训》中还把风分成八种指出了它们的季节性。
另一种气象仪器是测量空气湿度的。在天平的两端分别置土和炭因木炭的吸湿性大于土当空气干燥时木炭里的水分很容易蒸掉而变得轻当空气湿度增大时木炭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变得重所以结论是“燥故炭轻湿故炭重”1这可算是最早的湿度计了。羽毛也有类似于木炭的性质故同书《说山训》又说：“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琴弦的紧张程度也同空气的燥湿有关这一现象在《淮南子》中也有现。《本经训》说：“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之。”为什么呢？因为“天且雨琴弦缓”2。燥湿程度能影响琴弹出的音调这一现象也是后代制造毛湿度计的依据。
唯心主义者对气象的曲解西汉初年董仲舒倡导的“天人感应论”逐渐流行这种唯心主义的观念利用天文气象等自然现象附会于社会政治和人民的命运阻碍了学术问题的探讨。汉代许多学者如司马迁、桓潭、张衡、王充等人对此进行了有力的1《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4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2《后汉书·礼仪志》。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四卷第742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1《淮南子·天文训》。
2《论衡·变动》。
批判。他们指出自然现象的变化天下常有无世不然有规律可循决没有神的意志在故意作成。如打雷也有规律：“正月阳动故正月始雷；五月阳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阳衰故秋冬雷潜”3反对“夏秋之雷为天大怒正月之雷为天小怒”的说法。又如下雨也是有征兆有规律的“云气于丘山”“云散水坠名为雨矣！夫云则雨雨则云矣！”“云雾雨之征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雨露冻凝者皆由地不从天降也。”这些认识既加深了对自然的了解也为破除迷信反对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论”提供了武器。
3《论衡·雷虚》。
第四十五章地理学第一节秦代图籍秦朝虽然只存在15年但在全国统一的政治形势下筑长城修驰道开运河等重大工程接连不断。这些工程都需要地理知识也促进了地理学的展。如秦朝的水系著作《水经》1比只记述9条河流的《禹贡·导水》篇有很大的进步。秦朝《水经》全文近5oo字描述26条水道的源地、流向和归宿。叙述的基本地理事实与《汉书·地理志》及汉代《水经》没有矛盾。所记水道分布范围大体与秦的疆域相当。
秦朝有各类地图只是没有保存下来。刘邦入咸阳萧何深知地图的重要性故“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后来“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众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2。《汉书·地理志》中曾两次提到秦地图这种地图可能是秦朝的全国性地图。
1这是后人的命名附于《山海经·海内东经》篇末。见周振鹤：《被忽视了的秦代〈水经〉》《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9—53页1986年1期。
2《汉书·萧何传》。
第二节《史记·货殖列传》和《大宛列传》两汉地学的代表著作是《史记》、《汉书》等历史著作中的有关列传、书、志及马王堆出土的地图。对地学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则是张骞、司马迁、班固、班、张衡等。这些人都在本卷丁编分别有传这里只重点地另行论述有关地理学本身的部分。
《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是我国第一部经济地理著作叙述我国各地区的人口、经济、物产、交通、贸易、城市以及各地的地区差异。他把全国分为四个经济区并指出这四个经济区的自然条件与物产的差异是：“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司马迁强调人的作用。他把人们的劳动看作是展经济的前提。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如果人们开不够生产技术落后那仍然是贫困的。比如“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对比之下沂、泗以北秦、鲁等地虽然自然条件差些但由于人们积极开因地制宜地展生产所以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货殖列传》还叙述了当时的城市经济状况把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珠江沿岸的二十几个较大的城市作了分析比较指出它们之间的自然条件、交通条件、风俗习惯、物产、人口各不相同各有特色。而共同的特点则是交通达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贸易中心。比如栎邑（栎阳）“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咸阳“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西近邛筰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火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这些叙述体现了各个城市的特色是我国最早的城市地理著作。
《史记·大宛列传》汉武帝时派张骞三次出使西域开始了中国和中亚、西亚一些国家的交通往来和物质文化交流从而扩大了中国人民的视野丰富了地理知识。张骞及其副使分别到达大宛（前苏联乌兹别克东部）、康居（前苏联境内锡尔河下游）、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次大6）等国获得了丰富的地理知识而且开辟了东西交通的“丝绸之路”这在世界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张骞第一次去西域时在大夏看到从印度运来的四川竹杖和布因此他设想开通一条从我国西南去印度的道路。这个设想后来得到汉武帝的支持曾派人从四川宜宾出探索去印度的途径。虽未通达却增加了对西南地区的了解。
司马迁根据张骞的报告写成了《史记·大宛列传》对大宛、乌孙（在伊犁河、楚河、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一带）、康居、奄蔡（在咸海、里海北面）、大月氏（在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安息、条支（在两河流域）、大夏等国的地理情况作了描述内容包括各国的人口、兵力、风俗、物产、贸易、文字和各国之间的距离等。比如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阗。”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在我国这样简明扼要而又真实地介绍西域各国地理情况的著作《史记·大宛列传》是最早的。
第三节《汉书·地理志》和《西域传》《汉书·地理志》东汉前期末叶历史学家班固（32—92）所写的历史巨著《汉书》不少篇章包含有丰富的地理内容。特别是《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也是历代记述疆域政区的始祖。它为以后两千年来我国有关疆域政区的地理著述树立了榜样创立了规范1。
《汉书·地理志》的内容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从黄帝时代至汉初这一历史时期疆域变迁的概况主要是转录《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的全文。第三部分转录刘向的“域分”及朱赣的“风俗”。“域分”讲分野即某地对应星空的某个区域比如“秦地于天宫东井、舆鬼之分野也”。这种分野没有什么地理意义。“风俗”偏重于经济、物产、风俗习惯、历史沿革的叙述分论各地区的地方特点还涉及部分外国地理及海上航线。书中关于海南岛的风俗、物产、兵器等情况的记载是现存最早的关于海南岛的文献资料。第二部分叙述汉朝地理为《地理志》的主体是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疆域政区为限来叙述的。总计记述了1o3个郡（国）和郡所辖的1587个县（道、邑、侯国）的建置沿革以及各郡县的户口数字、山川水泽、物产、水利设施、古今重要聚落、关塞和名胜古迹等。这种写法的优点是：一以全国政区为纲提纲絜领一览无余；二在政区之下又附有重要的地理事实某个政区有什么物产一查便知。缺点是山系、水系被行政区打乱了全国的自然地理面貌缺乏整体性。所记地理内容也很简略。虽然有缺点但在一千多年前能创作出这样有特色的地理志很不简单。有些记载包含了珍贵的地理资料。比如：所记高奴县（今陕西延长）“有洧水可燃”这是我国关于石油产地的最早记载。类似的宝贵资料还有不少。《汉书·西域传》《汉书·西域传》也有许多地理内容。它对西域一些城邦和部落的治所、人口数目、军队数目、物产、距离长安多远、与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它提到了葱岭（帕米尔）并指出葱岭以东“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关千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这里说的葱岭即帕米尔南北大山指南面的昆仑山和北面的天山。中央有河指塔里木河。于阗河（今和田河）北流与葱岭河（今叶尔羌河）汇合称塔里木河它东注蒲昌海（今罗布泊已干涸）。这些记载都是正确的。但是关于蒲昌海的水潜行地下南出积石为黄河的说法则跟《史记·大宛列传》一样是错误的。它还提到沙漠说鄯善“当白龙堆乏水草”。白龙堆在玉门关与鄯善（即楼兰其地初在今罗布泊北后迁其南今已沦为戈壁）之间。又说鄯善的土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乌孙“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橫。不田作1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14页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种树随畜逐水草。”这是当时西域地理情况的宝贵资料。
第四节班父子和《后汉书·西域传》东汉建初元年至永元十四年（公元76—1o2年）班（32—1o2）在西域长期进行政治和外交活动使汉朝和西域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得以不断展。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派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抵安息、条支西界为西海（波斯湾）所阻未能到达。但甘英的这次旅行却意义重大他是中国第一个出现在波斯湾的旅行家。
班的儿子班勇从儿童时代起就随父到西域后来又继承父志再通西域。他的一生几乎都在西域度过。他把亲身经历的见闻写成《西域记》一书对西域诸国的道里方位、气候、地势、物产、风俗等作了较详细的记录。后来此书被南朝宋范晔收入《后汉书·西域传》中为研究西域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第五节《异物志》东汉及随后的三国时期出现了数量可观的异物志著作如东汉杨孚的《南裔异物志》、三国谯周的《巴蜀异物志》、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等。这些著作所记皆为长江以南地区的事物内容多属草木、禽兽以及矿物。南方地记著作的出现是当时北方人民逐渐南移的一种反映1。
1见《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338页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六节马王堆地图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三幅绘在帛上的西汉地图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出土时三幅地图都没有标图名、图例、比例尺及绘制时间。后经学者研究推断为西汉初年作品距今已有二千一百多年2。图的名称一般简称为“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这三幅地图中“地形图”、“驻军图”已基本复原“城邑图”由于破损严重至今没有复原。
“地形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的古地图。图的方位是上南下北长宽各96厘米主区部分的比例尺根据推算约在十五万分之一至二十万分之一间。已有统一的图例绘有山脉、河流、居民点、道路等。图上包含的地理范围主要是当时长沙国（诸侯国）的南部即今潇水流域、南岭一带这部分图的绘图精度相当高。往南直到南海这是西汉诸侯南粤王的辖区。这部分图的比例尺变小绘图精度显著下降海岸线很不准确几乎是象征性地画一条曲线谈不上比例。图上除了画有河流外别无他物。因此“地形图”的绘图技术和成就主要表现在主区上。
“地形图”中用水平山形线与陡崖符号相配合的方法来表示九嶷山脉。
这种设计欧洲大约到十三世纪以后才出现比中国晚一千四百多年。图上的水系绘得详细准确三十多条河流的地理位置、流向和水系结构大部分与现代地形图大同小异名称标注也很有规律。图中八十多个城镇分别用方框、圆圈两类符号分级表示并且一律在符号位置里注记名称。二十多条道路用虚、实两种线划区分。
“地形图”的缺点有二：一是山脉未标注山名；二是同一幅图中使用了不同的比例尺。
“驻军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彩色帛绘地图长98厘米宽78厘米方位是上南下北主区为大深水流域即今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滞水流域比例尺约为八万分之一至十万分之一。图上除绘有山脉、河流、道路、居民点外还着重表现了九支驻军的布防防区界线指挥城堡等军事情况。用不同颜色区别不同地理要素是“驻军图”的显著特点它用黑色“山”字象形符号表示山脉；用青色绘制河流、湖泊而且显示了河道的宽窄；用黑底套红勾框标出守备部队的驻地和军事工程建筑物；用红色虚线表示军队行动的通路；用红色三角形标示城堡；用黑色圆圈标出居民点；用红色标出守备区的分界线等等。
马王堆地图的出土表明秦汉时期中国地图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认为汉代地图很粗糙不可靠也没有统一绘图原则的看法1。
2谭其骧：《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文物》1975年2期。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