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沃斯……你……”
“神经错乱?不敢说出来吗?你坐在那儿,周围是你最后的希望——被你写满了的世界。神经错乱?看看你的周围吧。随便捡起一份报纸,读一读那些标题。它不就来了吗?它不就在你面前了吗?跟我所告诉过你的一模一样?欧洲不是已经被吞没了吗?而我们不也正在跌跌撞撞地亦步亦趋吗?我所说的一切都包含在一个词里——那就是集体主义。而那不正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神灵吗?共同行动。共同思想。共同感受。团结,一致,服从。服从,服务,牺牲。分裂和征服——这是第一步。然后——联合和统治。我们终于找到了真理。还记得那个罗马皇帝吗?他说但愿人类只有一个脖子,那样他就可以一刀将它砍下来。人们嘲笑了他好几百年。不过我们是笑到最后的。我们已经取得了他所没有取得的成就。我们已经教会了人们去团结。这就等于造就了一个脖子,为一条拴狗的皮带做好准备。我们找到了那句咒语。集体主义。看看欧洲吧,你这个傻瓜。难道你就不能透过废话看到其中的本质吗?一个国家都信奉这样一种信条:个人没有权利,集体高于一切。个人被视作洪水猛兽,而大众则被奉若神明。除了服务于大众之外,不得有任何动机和任何美德。那是一种版本。这儿还有另一种版本。一个国家信奉这样一种信条:个人没有权利,国家高于一切。个人被视作洪水猛兽,而种族则被奉若神明。除了服务于种族之外,不得有任何动机和任何美德。是我在说疯话吗?抑或这已经成为两块大陆上存在的冷酷现实?注意观察这一钳形运动。如果你厌倦了一种版本,那我们就把你推到另一种版本里去。我们使你来回运动。我们已经把门关上了。我们已准备好了硬币——正面代表着集体主义,反面还是代表集体主义。用一种猛烈抨击个人主义的教条去反对一种猛烈抨击个人主义的教条。把你的灵魂让给一个委员会——或者让给一位领袖,但必须让、让、让。彼得,这是我的方法。以毒攻毒。在饰品上可以尽量花哨,可是要抱定一个主旨不放。给那些傻瓜们选择的机会,让他们高兴——可是别忘了那个你必须达到的唯一目的。把个人消灭掉。扼杀人类的精神。其余的就会自动跟上来。像现在一样对世界局势洞若观火。现在你还认为我是疯子吗?彼得?”
吉丁伸直两条腿坐在地板上。他抬起一只手,端详着他的指尖,然后把手放到嘴里,咬下一根倒刺。不过那动作是下意识的——那个人已经只剩下一种感觉,听觉,所以托黑清楚,他别指望能得到什么回答。
吉丁顺从地等待着,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刚才的话音停了下来,而现在他的职责就是等着它们再度响起来。
托黑将双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然后从手腕部位抬起他的两掌,又重重地落在木制扶手上,这声轻微的掌击代表他的话讲完了。他驱使自己站起来。
“谢谢你,彼得。”他严肃地说,“诚实是一个根除不了的东西。我一生都在对大批的听众讲话。而这却是我永远不会有机会做的一场演讲。”
吉丁抬起头。他的声音似乎是恐惧的首付款;不是被吓到了,而是预先抵达的下一个小时的回声:“别走,埃斯沃斯。”
托黑站在他上方,温和地笑起来。
“彼得,这就是答案。这就是我的证据。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我对你做过什么,你已经没有任何美德的幻象。可你无法离开我,永远无法离开我。你以理想之名服从了我。没有了理想,你也会继续服从我的。因为现在你只有这一样本事……晚安,彼得。”
15
“这是一个用来检验的案子。我们对它的看法将会决定我们的本质。在霍华德·洛克这个家伙身上,我们必须击溃那股自私的和反社会的个人主义势力。它是对现代社会的诅咒,它在这里显示出了它最终的后果。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地方检察官现在持有一份证据,暂时我们还无法泄漏它的性质,它毫无争论地证明,洛克是有罪的。我们,人民,现在应该要求正义。”
五月底的一个早晨,这篇文章出现在《微声》上。盖尔·华纳德正从机场往家赶,在他的车上读到了这篇文章。他飞去芝加哥是为了保住一个全国性的大广告客户而作的最后一次努力——此人拒绝续签一份三百万美元的广告合同。两天绞尽脑汁的努力付诸东流了,华纳德失去了这个广告客户。从纽瓦克机场刚下飞机,他就买了几份纽约的报纸。他的车正等着接他去乡间住宅,然后他就读到了《微声》。
有那么一刹那,他不知道自己拿着的是什么报纸。他看了看版头上的名字。可那就是《纽约旗帜报》。而且那个专栏就在那儿,在它该在的位置,第二部分,第一版,第一栏。
他屈身向前,吩咐司机开车到办公室去。他坐在车里,那张报纸在他膝头摊开着,直到汽车在旗帜大楼前停下来。
刚一走进大楼,他立刻就注意到了。从大厅里那两名刚刚从电梯出来的记者眼神里看出来了,从那个极力克制自己不回头看他的电梯工神态中看出来了,从休息室里所有人的一动不动中看出来了,从一个秘书办公桌上打字声的间歇中看出来了,从另外一个秘书举起来的手上看出来了——他看出来了那种等待。接着他便明白了,那一切不可相信中所包含的言外之意,他报社的所有员工都心知肚明。
他第一次感觉到一种模糊的震惊,因为在他周围的等待中,包含着每个人内心中对他与埃斯沃斯·托黑之间某个争论的结果所怀有的好奇心。
可他没有时间注意自己的反应。除了紧张和压力感之外,他没有余力去注意任何东西,那种压力压迫着他的颧骨、牙齿、面颊、鼻梁骨——而他心里清楚他必须将那种感觉抑制住,压下去,控制它。
他没有问候任何人,便径直进了办公室。爱尔瓦·斯卡瑞特萎靡不振地陷在他办公桌前的一张椅子里,喉咙上缠着一根弄脏了的白纱布绷带,而且两颊通红。华纳德在屋子中央停住了脚步。外面的人放心了:华纳德看上去神色镇定。而爱尔瓦·斯卡瑞特心里再清楚不过。
“盖尔,我当时不在,”他以一种根本不能称为嗓音的低哑声音说,“我有两天没来上班了。是喉炎,盖尔。不信你去问我的医生。我当时不在这儿。我刚刚下床,看看我,高烧一百零三度,医生本来是不让我起来的,但是我……盖尔,我的意思是我当时不在,我不在!”
他拿不准华纳德有没有听见。可是华纳德让他说完了,然后假装出在听的样子,仿佛那说话的声音正在向他传去,只是耽搁了。过了一会儿,华纳德问:“当时谁在编辑部值班?”
“……是艾伦和福克经手的。”
“解雇哈丁、艾伦、福克和托黑。买断哈丁的合同,但是不要买断托黑的。叫他们在十五分钟之内通通给我滚出这幢大楼。”
哈丁是主编;福克是文字编辑;艾伦是文字副主编,编辑部主任。他们在《纽约旗帜报》都有十年以上的工龄了。斯卡瑞特如同听到了一条插播的新闻:总统被弹劾,纽约被彗星撞毁,加利福尼亚州沉入了太平洋。
“盖尔!”他尖叫一声,“我们不能这么做!”
“出去!”
斯卡瑞特出去了。
华纳德按下桌子上的一个按钮,回答外面一个女人战战兢兢的声音:“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是,华纳德先生。”
他又按下一个按钮对发行部经理说:“截住街上的每一份报纸。”
“华纳德先生,太晚了!大多数都已经……”
“截住它们。”
“是,华纳德先生。”
他将头放在桌子上,静静地趴下来休息,只不过他所需要的休息方式并不存在——它比睡觉更伟大,比死更伟大,是从未有过的一种休息。那个愿望如同嘲弄着他自己的一个秘密,因为他清楚他脑袋里那种要爆裂似的压力感具有一种相反的意图——行动的冲动,那么强烈,以致他浑身无力。他摸索着找一些干净的纸张,一时忘记把它们放在哪儿了。他得写一篇社论,对此事作出解释,并抵消其影响。他得快点。他感觉自己没有权利在写好之前耽误一分钟的时间。
随着他写出第一个字,那种压力消失了。他想——手中的笔在飞快地写着——词语包含着多大的力量呀;过一会儿,对于那些听到它们的人,不过首先是对于那些看到它们的人,它是一种疗愈的力量,一个解决方案,就像扫除了障碍一样。他想,或许科学家从未发现的基本秘密,生命的源泉,就在于思想借助语言逐渐成形的同时所发生的一切。
他听到了轰鸣声——从他办公室的四壁和地板中所传来的震动。印刷机正在赶印他的晚报,一份文简图多的小报——《号角》。听着这种声音,他的脸上漾起了微笑。他的手写得更起劲了,仿佛那声音便是源源不断地注入他手指的能量。
他抛弃了以往社论中所使用的“我们”。他写道:“……而如果我的读者和我的对手们希望就这一偶发事件嘲笑我的话,我会接受它,并且把它当作是偿还一笔自己所招致的债务。我罪有应得。”
他想,那是这幢大楼的心脏,它跳动着——现在几点了?——我是真的听见了呢,还是我自己的心脏?——有一次,一个医生把听诊器插在我的耳朵里,让我听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它听起来就和这声音一样——他说我是个健康的动物,活很多年都会没事——活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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