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战时间】1940年10月1～11日

    【交战双方】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第2、第3纵队；国民党军第89军、独立第6旅等部

    【指挥将领】陈毅、粟裕

    【战果】歼灭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1.1万余人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标志着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日军一面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一面把重点转向华北、华中战场，专心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蒋介石虽说表面上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对政策，但其限共、溶共、灭共之心不死，因此在消极抗日的同时又企图妥协谋和，实行既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政策。

    于是，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当局在反共这个交叉点上找到了共同语言。国民党军大批将领率部投敌。一时间，降将如毛，降官如潮，大搞“曲线救国”，其实质就是反共。

    挺进敌后的江南新四军更是处于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夹击的复杂形势之中，处境愈发严峻。正如粟裕所形容的：“党内外，敌友我，矛盾重重相交错。”

    为加强统一领导，集中力量打破敌顽夹击，新四军军部决定将第1、第2支队的领导机关合并。1939年11月7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江苏溧阳水西村正式成立。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

    自此，陈毅、粟裕二人开始了令后人津津乐道的“陈离不开粟、粟离不开陈”的亲密合作。

    陈毅恢宏大度，卓有远见，对粟裕更是知人善任，把指挥重任全盘交给他，让他尽情施展；作为陈毅的助手和下级，粟裕非常敬重年长自己6岁的陈毅，也没有辜负陈毅的厚望，把军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二人合作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几乎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的同时，国民党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将政治限共为主转为以军事限共为主的方针，抗战以来第一次反共高潮随之而起。

    面对日益严峻的江南局势，中共中央、毛泽东审时度势，为新四军制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陈毅、粟裕非常拥护这一战略方针，认为苏北地区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拥有2000多万人口，具有极其特殊的战略地位，是侵华日军、国民党顽固派和新四军三种力量的必争之地。这里既是控制日寇沿长江进出的重要翼侧，又是连接新四军与八路军的纽带。苏北的抗日局面打开以后，向南可以和江南新四军、抗日游击部队相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南京的日本侵略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府；向北、向西发展，可以与山东、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相连接，直通华北、中原。

    但江南新四军正处于日、伪、顽势力的夹击之中。尤其是国民党第三战区抛出“画地为牢”的毒计，规定江南新四军只能在江宁、句容、丹阳、镇江、当涂、芜湖一带活动，其实质就是为了限制新四军发展壮大。

    如何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束缚，实现“向北发展”呢？陈毅、粟裕二人一时也没有想出什么好计策来。

    恰在这时，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出现了。

    苏北地方实力派、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通过他的同乡、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5军军长王敬久，搞到了10万发子弹。王敬久要李明扬自己派人去取。因为途中要通过日军的重重封锁线，李明扬苦思冥想后，就给陈毅写了一封亲笔信，请新四军帮忙。

    11月11日，陈毅接到了李明扬的求援信，不禁喜上眉梢，连忙找来粟裕。

    粟裕看过信后，兴奋地一拍桌子，大声说：“好啊，来得正是时候！我们何不将计就计，由卢胜、陶勇率领第4团团部和第2营，担任护送弹药的任务，乘机渡江北上。”

    “妙计，妙计！看来，李明扬这个忙我们是一定要帮的！”陈毅哈哈大笑。

    没过几天，弹药顺利地送到了李明扬的手中。负责押运的新四军部队自然就顺理成章地渡江北上，进入苏皖边区，与先前渡江北上的梅嘉生支队会师，合编为苏皖支队。不久他们又与活动在淮南的八路军第5支队取得了联系。

    陈毅、粟裕联手走出“向北发展”的关键一步棋后，紧接着又走出了另一步妙棋。

    叶飞率领“老六团”由苏南开到扬中，与管文蔚部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然后渡江北上，在扬州、六合、泰州地区开展游击战。这样，大江两岸的苏南、苏中、淮南三面联通，互为犄角，造成了新四军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向苏北发展的有利态势。

    对新四军北上和八路军南下，远在陪都重庆的蒋委员长如坐针毡。在他看来，皖南新四军处在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重兵包围之中，“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而陈毅、粟裕指挥的江南新四军虽身处敌后，却“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一旦新四军北上与南下八路军携起手来，共同经营华中，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蒋介石密令第三、第五战区和鲁苏战区的国民党军队，截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南北联系，使新四军陷于皖南、苏南狭窄地区，然后再乘机拔掉这个眼中钉。

    1940年春，大江南北上空，反共风云密布。

    顾祝同、冷欣、韩德勤、李品仙等国民党顽固派已摆好了从南、北、西三面向新四军进攻的阵势。国民党第一游击区副总指挥、第63师师长冷欣对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早就虎视眈眈、跃跃欲试，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也已切断了江上交通线，步步进逼北渡长江的新四军部队。

    粟裕回忆道：

    一九四○年三月，顾祝同调集五个师、一个旅、连同地方保安团队约十八个团的兵力，主要部署在贵池、青阳、绩溪、宁国、宣城、繁昌、南陵、泾县一带，还加强了溧水、高淳、郎溪、广德、宣城之线，企图切断我皖南、苏南之联系，造成围歼皖南、威逼苏南我军之势。同时，在大军压境的态势下，勒令我将江北四、五支队和叶、陶部队南调。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正时刻关注着江南新四军的斗争形势。4月15日，他致电刘少奇、项英指出：为对付韩德勤的进攻，第115师彭（明治）吴（法宪）支队约12000人，不日从鲁苏边出动，向苏北前进，估计约三星期内外可与刘少奇方面配合夹击韩德勤。韩德勤是顾祝同唯一嫡系，受我打击后，顾有对皖南、江南新四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英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

    粟裕同样敏锐地感到形势紧迫，危机四伏，是最后抉择的时刻了。他向陈毅直抒己见：江南新四军如再不渡江北上，必将深陷冷欣的重兵包围之中。

    6月15日，陈毅一面让粟裕筹划部队北移事项，一面急电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称决心部署移往苏北，“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

    狡猾的冷欣察觉到江南新四军有渡江北上的意图后，立即连夜调集2个团赶来堵截。

    18日，当顽军行至茅山脚下的西塔山附近时，被早已在此守候多时的粟裕率部迎头痛击，狼狈而逃。

    好戏还没有结束。

    不甘心失败的冷欣重整旗鼓，掩军杀来。

    粟裕胸有成竹，巧施“金蝉脱壳”之计，引诱前来“扫荡”的日军和顽军交上了火。黑夜里，双方都误以为对方是新四军。结果，迫击炮、掷弹筒、重机枪统统派上了用场，热火朝天地打了起来。激战了几个小时后，才发觉上了当。

    一连吃了粟裕两记闷棍，冷欣又气又怕，连声说：“粟裕真厉害，我们上了大当，吃了大亏。”

    7月8日，陈毅、粟裕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渡过运河，越过沪宁线，顺利到达长江北岸的塘头地区。

    12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下辖第1、第2、第3纵队，共9个团，7000余人。

    当时在苏北斗争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侵略军的力量最大，占领了长江北岸及运河沿线各县城和要镇。其次是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一向反共、素有“摩擦专家”之称的韩德勤，控制着东台、兴化、阜宁及广大乡村。

    韩德勤，又名韩韬，字楚箴。生于1891年，江苏泗阳人。国民党陆军中将。

    其父是清末秀才，在乡间以教书立馆为生。幼年的韩德勤就跟着父亲诵读经书，后入县立初级小学。1909年考入南京江苏陆军小学第四期，后就读于河北陆军学堂、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18年毕业后到北洋陆军任下级军官。后入川军任参谋、团副。1926年到广州，得同乡顾祝同保荐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1师司令部副官处长。后历任师参谋长、旅长、师长。1930年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1931年兼任南昌卫戍司令，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省保安处长。1933年秋参加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任东路军参谋长。1934年任江西“绥靖”公署参谋长。1935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办公厅主任。

    韩德勤是国民党军嫡系中非黄埔出身的杂牌，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里指挥打仗一般，屡败于共产党军队，还曾两次被俘，却能官运亨通、飞黄腾达，贵为中将，官居封疆大吏。究其原因，除了对蒋介石表现始终的绝对服从和愚忠外，还与两个人有着莫大的关系。

    其一是他的叔父韩恢。韩恢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与蒋介石同辈，参加过黄花岗起义。1922年6月，广州军阀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危急之中，孙中山电召韩恢急赴广东，授以讨贼军总司令之职。韩恢率军与陈炯明激战于黄埔间。后随孙中山回上海，奉命重新组织人马，以期打开江苏局面，重建苏北根据地。1922年11月1日，韩恢被江苏军阀齐燮元诱捕杀害于南京，年仅35岁。孙中山闻讯后异常痛惜，追任韩恢为陆军上将。

    其二便是他的同乡顾祝同。韩德勤在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期间，结识江苏涟水人顾祝同。二人是同期、同科、同队的同学，又是同乡。思想、生活上的意气相投，自然成为知己。毕业时，互相商定：将来谁在前途上有发展，一定要互相提携，以固同窗友谊。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韩德勤历任第24集团军代总司令兼第89军军长、江苏省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客观地讲，在抗战初期，韩德勤与日军作战还是比较勇猛的。

    1938年徐州会战时，韩德勤率部在高邮、宝应一带负责南线作战，成功阻击了由扬州北进之敌，掩护运河的交通。对此，白崇禧曾评价道：“减轻我第五战区之特别威胁，于台儿庄之胜利有间接之贡献”。就连日军将领板垣征四郎也承认；韩德勤部的抵抗非常顽强。

    同年夏秋，韩德勤率所部策应武汉会战，积极破坏津浦南段铁路，游击骚扰日军，反攻克复阜宁、盐城、东台等地，并一度反攻入徐州城中，屡获蒋介石嘉奖。

    1939年2、3月间，韩德勤率部抵抗日军发动的“卜号作战”。10月进行苏北反“扫荡”作战。同年年底至1940年年初参加冬季攻势，向淮阴、宝应、六合等地展开主动反攻作战。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韩德勤自诩拥兵10万，视新四军苏北部队为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后快，倚仗其嫡系主力第89军和独立第6旅等部，屡屡制造摩擦，摧残抗日力量。1939年春，韩部突然围攻东海县抗日武装——八路军独立第3团，杀害团长以下数百人。同年夏，又围攻活动于高邮湖北闵家桥地区的抗日游击队，杀害游击队领导人陶容以下数百人。类似大小血案，遍及苏北各地，时有所闻。

    再次就是李明扬、李长江部，控制着泰州和如皋以南地区。此外，还有驻曲塘一带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二李一陈”属地方实力派，深受韩德勤的排挤和歧视。

    李明扬是老同盟会员，资历远深于韩德勤。他和李长江原是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处正、副处长，自从顾祝同、韩德勤包揽江苏军政大权后，保安处长一职便被韩之嫡系第89军军长李守维取代。“二李”地位一落千丈，后得到桂系暗中扶持，才得以维系当时的地位。因此，“二李”的政治态度也与韩有差异，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想借助新四军的声威抵制韩的压迫与兼并。

    陈泰运是贵州籍的苗族人，属于宋子文系统，因得到贵州同乡何应钦的支持才爬上如今的位置。不过，陈泰运有一定的抗日意识，1939年曾一度被韩德勤软禁于兴化，后在中共的帮助下脱险归来，暗中联合“二李”对抗韩德勤。

    陈毅、粟裕认为，新四军力量还很弱小，仅开辟了吴家桥小片地区，要想在苏北站稳脚跟，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敌后抗战的战略任务，迟早会与韩德勤兵戎相见，一决雌雄。因此，争取“二李一陈”等地方实力派保持中立，便成为新四军在苏北斗争的关键。经反复研究，制定了“联李、击敌、反韩”的斗争策略。接下来，陈毅、粟裕又作出东进黄桥、开辟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重大决定。

    进军黄桥，必经李明扬、李长江防区。陈毅、粟裕研究决定同“二李”谈判，明确告诉他们，新四军东进后，把每个月能收税5万元的吴家桥地区让给“二李”。作为交换条件，“二李”协助新四军东进。

    大凡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都很清楚：在外交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害关系。因此，取得外交的成功，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陈毅，这位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任外交部长，就是一位天才的外交家。他深知在错综复杂的苏北政治棋局中，韩德勤并不是万能的。由地方实力派和政治掮客排列组合成的万千世界，联合也好，结盟也罢，无时不在变化之中。以“二李”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担心韩德勤一旦过于强大，自己的地盘被吞掉，财路就会丧失。对他们而言，无论是韩德勤还是新四军变得过于强大都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和新四军搞交易可以捞到好处，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何况他们中间有些人也很爱国，对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主张表示欢迎。

    粟裕回忆道：

    在苏北争取中间势力以孤立韩德勤这个问题上，陈毅同志表现了高超的策略思想和领导艺术。早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的新丰战斗之后，丹阳县抗日自卫团的负责人管文蔚同志前来要求新四军领导时，陈毅同志就指示政治部主任刘炎同志派一批干部去加强该部的建设和改造，将该部扩编为丹阳抗日游击队，并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向扬中及江北大桥地区发展。其后，陈毅同志了解到李明扬部第二纵司令颜秀五是苏北人，就要惠浴宇同志以同乡关系与他联络，并且经颜秀五的疏通，与李明扬、李长江取得了直接的联系。一九三九年，陈毅同志曾写信给李明扬，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名义向他致意，措辞恳切，李明扬看了非常感动，以后对人夸口：“我在这里打坍了，到延安去，玉阶（即朱德同志）会招待我的。”从此开始了与李明扬的信使往还。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陈毅同志由惠浴宇、管文蔚等同志陪同，三次到泰州和两李见面，表达我军团结抗战的诚意。陈毅同志特地从我军的战利品中挑选了三十支三八式步枪送给颜秀五。选了一匹好马，佩上新鞍鞯，送给李长江。还向李明扬赠送了指挥刀。两李待陈毅同志为上宾，在泰州街上贴标语：“欢迎四将军光临指导！”他们以“四将军”称呼我新四军，既表达了他们对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敬重，又以此避免韩德勤等反共顽固派对他们的刁难。还集合队伍请陈毅同志训话，并将韩德勤的反共密令告诉我们。陈毅同志也面告两李，由于苏南顾祝同、冷欣对我逼迫，我军不得不到苏北抗日。两李也表示谅解，有助于我东进抗日反韩的意愿。这一切，为我挺进苏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可是，对两李的统战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实表明，由于两李在抗日反韩这一根本立场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摇摆性，因此，对他们的争取工作要准备“和”与“打”两手并用，“和”是为了争取，“打”也是为了争取。

    当我方积极争取两李时，韩德勤利用两李对蒋顽压力的畏惧以及对我挺进纵队在江北发展的疑惧心理，又打又拉，表示要与两李“捐弃前嫌，重修旧好，共同反共”，使两李动摇而倒向反我。

    一九四○年五月十七日，我挺纵为粉碎敌伪“扫荡”，移往郭村休整。两李在韩德勤的挑唆下，说是占了他的地盘，竟向我挺纵下最后通牒，限三天退出郭村。在顽军保安第三旅的配合下，调动其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纵队向郭村进逼，总兵力达十三个团。其第二纵队踞于塘头、宜陵、丁沟一带，隔断郭村与大桥地区和苏南我军之联系；第四纵队在泰州、刁家铺、口岸一带由东对我；保三旅则在郭村以北之小岐一带，妄想一举围歼我挺进纵队于郭村、大桥地区。

    此时我方政治、军事态势急迫。一方面挺纵兵力单薄，敌我兵力对比悬殊，如作战不利，我将失去大江南北交通的枢纽地带，势必严重影响我主力北上。另一方面，即使打败了两李，但如果处置失当，两李倒向韩德勤一边，造成韩、李反共大联合，对我发展苏北也极为不利。加之此时在有的领导干部中对党的统战政策和争取两李的方针认识不尽一致。在此关键时刻，陈毅同志一面令在天仪扬地区的苏皖支队星夜赴援，一面电示挺纵：他将立即着便衣渡江北上，亲临决策。电报发出后，他便换了中式夏布衫裤，戴上凉帽，匆匆向江北赶去。

    郭村战斗于6月28日打响。新四军挺进纵队在管文蔚、叶飞的率领下，奋起自卫，以弱胜强，击退“二李”所部多次进攻，并歼其3个团。随后在兼程来援的苏皖支队协同下，发起反击。

    7月3日，陈毅赶到郭村，明确指出：要发展苏北，必须坚持击敌、联李、孤韩的策略。命令追击部队收兵于泰州城下，将俘虏的700余人全部释放，并归还部分枪械，与“二李”重修旧好。

    在随后的谈判中，陈毅把准了“二李”的脉搏，显示出高超的外交才能。“二李”的工作终于做通了，表示愿守中立，答应让路助新四军东进。

    但陈毅、粟裕深知，进军黄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前面还有两个对手：驻守曲塘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和占据黄桥的保安第4旅何克谦部。陈泰运属争取势力，至少在与韩德勤大战前要尽可能地争取；何克谦一贯勾结日伪，积极反共，鱼肉百姓，必须狠狠打击，消灭他，而后新四军才能进驻黄桥。

    对此，陈毅表示：“陈泰运与韩德勤矛盾较大，属中间派。何克谦作恶多端，人称杀人魔王。对他俩要一个打、一个拉，区别对待。”

    7月25日，陈毅、粟裕率部东进，长途奔袭，直取黄桥。当通过“二李”防区时，李部如约让路，并朝天鸣枪，新四军佯装夺路而过。

    正密切窥视着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一举一动的韩德勤，一面打电话质问李明扬、李长江为何不阻拦住新四军；一面命令何克谦部由黄桥及其以南地区向北攻击，陈泰运部由曲塘南下至北新街一带，妄图南北夹击，消灭新四军于运动中。

    粟裕率已进至北新街以南的部队突然调头向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陈泰运部发起攻击。

    没费多大力气，新四军便击溃了陈泰运的2个团，歼灭1个多营。为促使陈泰运抗日，按事先商定的策略，陈毅、粟裕下令把俘虏的官兵全部释放，归还了缴获的武器，并叫他们回去告诉陈泰运，不要再受韩德勤的利用，制造反共摩擦，今后只要不打内战就可相安无事。

    接下来，粟裕集中全力对付何克谦的保安第4旅，亲自指挥王必成第2纵队攻击黄桥以北及东北的蒋垛、古溪、营溪，叶飞第1纵队攻占搬经镇，切断何克谦部的退路，陶勇第3纵队从南面攻击黄桥。

    27日夜，第2纵包围营溪，随即发起猛攻。何克谦率部负隅顽抗。

    粟裕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中，随行的两名参谋被敌人的冷枪击中。粟裕处险地而不慌，依然坚毅沉着，指挥若定。

    激战至29日凌晨，新四军歼灭何克谦部近2000人，胜利占领黄桥镇，并争取何部特务团在中共秘密党员陈宗保率领下举行战场起义。

    紧接着，陈毅、粟裕马不停蹄，以黄桥为中心，分兵打击附近的孤山、西来镇等日伪军据点，将黄桥周围东西百余里，南北七八十里内的日伪军和顽军一扫而光。当地群众奔走相告：“新四军是真来打鬼子的！”一时间，东西100余里、南北近80里的黄桥地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抗日景象。

    在东进黄桥的斗争中，陈毅、粟裕把同顽固派争夺中间派的策略思想运用于军事，把政治仗同军事仗巧妙地结合起来。许多年后，新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将这段故事搬上了银幕，拍摄了脍炙人口的影片——《东进序曲》。

    顺利攻占黄桥，是实现建立大黄桥根据地战略目标的第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但陈毅、粟裕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因为他们早已预料到一场恶战即将在黄桥打响。

    8月，为策应新四军发展苏北，八路军第5纵队东进淮（阴）海（州）地区，形成南北配合、打开苏北抗战局面的有利态势。

    虽说此时，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但就整个苏北全局而言，依然没有站稳脚跟。

    韩德勤视苏北新四军进占黄桥，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心腹大患。表面上，他同新四军划定防区：韩部驻姜堰、曲塘、海安一线，不再南下；新四军驻黄桥、蒋垛、营溪、花园桥一带不再北进；暗地里，积极备战，计划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集中兵力进攻黄桥，消灭立足未稳的新四军苏北部队，然后移兵北上，歼击南下的八路军第5纵队黄克诚部。

    针对韩德勤的反共阴谋，中共中央公开提出“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的严重警告。同时，陈毅、粟裕指挥新四军苏北部队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立场，在八路军第5纵队的配合下，积极进行迎战准备。

    一切尽在陈毅、粟裕的预料之中。

    8月21日，韩德勤下达了向黄桥地区新四军进攻的作战命令。以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等部为右路军，集结于姜堰地区；以第89军第117师、独立第6旅、保安第1旅为左路军，集结于曲塘、吴家集、海安地区。要求在各部于8月30日集结完毕，9月2日起开始攻击前进。

    为了把“二李一陈”拖上反共战车，韩德勤特地任命李明扬为进剿军总指挥，李守维、李长江为副总指挥，陈泰运为右翼副指挥官。

    敌军重兵压境，陈毅、粟裕从容应战。在对从各方收集来的情报分析后，粟裕认为：“此次，韩德勤部虽倾力来犯，但其右翼为‘二李一陈’部队，我党早就对他们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统战工作，而他们也不甘心充当韩德勤搞内战的炮灰，对我们新四军的进攻不过是虚张声势，这样右翼等于无翼。左翼是韩德勤的嫡系主力，但也只有7个团的兵力，并不是很难对付的。”

    陈毅连连点头：“好啊，我们还是集中力量专门对付左翼顽军，好好教训教训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韩主席。但要明令部队必须坚持不先放第一枪的原则。这是战场纪律，更是斗争策略。”

    9月5日，保安第1旅占领营溪。第117师也打到古溪北面，随即猛攻古溪。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陈毅、粟裕决定逐步收缩，诱敌左翼深入，然后集中兵力进行分割围歼。当夜，新四军第1纵队出击营溪，一举击溃敌先头部队保1旅2个团。接着第2、第3纵队从古溪正面出击。

    顽军一看势头不妙，即以一部兵力以强大火力掩护主力迅速缩回曲塘、海安。新四军反击得手。

    保1旅是新四军的争取对象。大战还在后头，陈毅、粟裕绝不放过争取任何可能争取的力量，下令释放俘虏的保1旅副旅长以下1500余人，并送还了缴获的全部枪支弹药。

    此举在苏北各保安部队中影响甚大，尤其是保1旅旅长薛承宗深为陈毅、粟裕不计前嫌的义举所震动，表示今后再也不把枪口对向新四军。在后来的黄桥决战中，保1旅果然信守诺言，保持了中立。

    营溪反顽是新四军与韩德勤在军事上的首次正面交锋。韩德勤领教了新四军的厉害，便改变了手法，采用堡垒政策，步步为营，缩据水网地区暂不出击。同时命令张少华率保安第9旅进驻原税警总团防地姜堰，层层设防，严密控制水陆交通，禁止粮盐运入黄桥，妄想用经济封锁困死新四军；并挟制“二李一陈”，企图把新四军压缩在沿江狭小地区，再勾结日伪合击。

    姜堰是运河上的重镇，四通八达，素有“金姜堰，银曲塘”之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周围有名的粮、棉、盐、油物资的主要集散地。姜堰一旦被卡住，运盐河以南黄桥地区的生活必需品马上就会发生困难。

    韩德勤的这一招确实狠毒，妄想卡住新四军的脖子，困死、饿死陈毅、粟裕。

    在权衡利弊后，粟裕认为新四军要摆脱眼下的困境，就必须首先打下姜堰。

    韩德勤在姜堰驻有保安第9旅等部6个团，旅长张少华曾当过汉奸，虽声明“反正”，但暗中仍与日军互派代表，保持联络，是个身兼顽、伪的双料敌人。进驻姜堰后，他依托南面的运盐河，构筑了以36个碉堡为核心的防御工事，并加设了电网，以求固守。而陈毅、粟裕手中的全部兵力加起来不过9个团，以9个团对据堡固守的6个团实施攻坚，取胜虽有把握，伤亡势必不小。

    孙子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陈毅、粟裕决定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将驻姜堰的顽军部队调走一部分。他命令1个纵队东进佯攻海安，乒乒乓乓打得很是激烈，并威胁如皋、海门、启东。

    自诩精于谋略的韩德勤果然再次中计，对陈、粟二人的命令“言听计从”，乖乖地把姜堰驻军4个团调往海安等地，只留下2个团驻防。

    9个团对2个团。新四军稳操胜券。

    为了一击成功，迅速结束战斗，陈毅、粟裕决定擒贼先擒王，挑选2个排的精兵组成“勇敢队”，担任突击任务，采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去”的战术，直捣敌人指挥中枢——保9旅司令部，然后再由里向外打，实施内外夹攻。

    这一战法果然收到了奇效。

    9月13日，新四军第2、第3纵队围攻姜堰，第1纵队在白米、马沟一带打援。“勇敢队”由共产党员带头下水渡河，自镇东北突击。他们用橡皮包裹马刀把子，奋力砍开铁丝网，在碉堡与碉堡的间隙中穿越，先端掉了张少华的司令部。仅用一昼夜就结束战斗，攻克了姜堰，歼保9旅1000余人，缴获一大批军用物资。张少华只带了少数残部逃回江南。

    打开姜堰，粮源畅通，新四军声威大振。

    为保持政治上的优势和进一步争取上层人士，陈毅、粟裕张弛有度，再次表明新四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初衷不变，只求救国有份，抗战有地，派朱克靖等同志四处奔走，联络各界绅民代表呼吁韩德勤重开谈判，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然而，韩德勤反共是铁了心的，乘机要挟说：“只要新四军退出姜堰，万事皆休，一切均可商议，否则无谈判之余地。”在他看来，新四军用鲜血换来的“金姜堰”是决不会轻易退出的；如果不退，他就可以此为借口向新四军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有道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一次，韩德勤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

    陈毅、粟裕对韩德勤的阴谋洞察无遗，让新四军退出姜堰，只不过是他的托词罢了。为顾全团结抗日的大局，也为进一步争取“二李一陈”，陈毅、粟裕答应了韩德勤提出的条件，决定撤出姜堰，并送了个大人情给“二李一陈”。

    李明扬、李长江得知他们将从新四军手中接防姜堰，白捡到“金姜堰”，自然是喜出望外，当即派部队单独接管了姜堰。陈泰运也从新四军那里得到了100多条枪。

    “二李一陈”皆大欢喜，深感新四军讲信誉重情义，向陈毅、粟裕保证，如果韩德勤再进攻新四军，他们决不参战，并答应给新四军提供情报。韩德勤“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仅什么也没有捞到，反而加深了与“二李一陈”的矛盾。

    许多年后，粟裕回忆这段尖锐复杂的斗争时说：

    我军自攻取黄桥到让出姜堰，把军事仗与政治仗、自主的原则与以退为进的策略结合得十分巧妙。尤其是姜堰，如不夺取，便没有让出的文章可做；而让出姜堰，对我是“一举三得”：既揭露了韩德勤积极反共、破坏抗战的罪恶阴谋，在政治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同情，造成我党我军完全有理的地位；又加深了苏北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还使我适时集中了兵力，在军事上对付韩顽的进攻处于有利地位。

    9月30日，新四军信守诺言，全部退出姜堰。当陈毅策马离开姜堰时，各界人士赶来欢送。李明扬十分激动地说：“陈司令宽宏大度，共产党说到做到！”

    “狼总是要吃人的”。粟裕经常告诫身边的同志要看清韩德勤的反动本质。

    果然，就在新四军退出姜堰的同一天，自恃兵多粮足、装备精良的韩德勤，视新四军此举为胆怯，电令所属各部“务集中力量”，对新四军“包围而歼灭之”。这次，韩德勤下了血本，调集26个团3万余人，分三路大举进犯黄桥。他得意忘形地叫嚣：“把新四军赶到长江去喝水！”

    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陈毅、粟裕清醒地意识到，即将来临的黄桥之战，将是新四军在苏北进行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恶战。

    黄桥地处靖江、如皋、泰州、泰兴四县之间，北有通扬河，南临是长江。如果建立起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向南可控制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等地，进而与新四军江南部队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胁日寇，并切断大江南北国民党顽固派的联系。如果失掉黄桥，新四军就没有周旋的余地了，而且对民心、士气必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陈毅、粟裕知道，黄桥这一仗必须打，而且一定要打好。

    决战不可避免，敌军重兵压境，仗该怎样打呢？

    就在韩德勤向黄桥发起进攻的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告叶挺、项英、陈毅，指出：陈毅、黄克诚部在苏北运河以东地区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不仅扩大主力，并应建立无数的小游击队，建立新政权，这样才能击破韩德勤。同时对韩德勤部中下层及苏北各顽军与地方人士，应广泛开展联络工作，争取同盟者，孤立韩德勤。随后又让周恩来先告知何应钦停止韩德勤的进攻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陈毅、粟裕立即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叶飞、王必成、陶勇等一个个驰骋疆场、勇冠三军的将领们围桌而坐，屏神凝气，神情专注地听粟裕分析当前敌情：

    韩德勤此次进犯黄桥的具体部署是：中路是顽军主力，以韩嫡系部队第89军、独立第6旅组成，共1.5万余人，从海安、曲塘一线进攻黄桥北面及东面地区。右路是“二李一陈”的部队，左路由第1、第5、第6、第9、第10保安旅组成，掩护主力两翼，进攻黄桥以西及东南地区。

    而苏北新四军部队总共才3个纵队7000多人，战斗部队不过5000人，兵力处于绝对的劣势。八路军南下部队因受日、伪、顽的牵制和半水网地区的阻碍，尚在老黄河以北；第5支队在春季反顽战斗胜利之后，整训还没有结束，同时又受津浦路东日伪军的威胁，暂时难以东渡。在此情况下，要求他们配合黄桥战役，是不切合实际的，只能立足自身独立完成。单就军事实力对比来看，苏北新四军处于众寡悬殊、三面被围的困境之中。粟裕曾回忆说：“陈毅同志有一挑珍贵的书籍文稿，从皖南挑到茅山，又从江南挑到苏北，从来不肯丢开，可是这时也从铁皮箱里拿出来打埋伏，显然是作了‘破釜沉舟’的打算。”

    但苏北新四军也有优势。

    首先是地利。黄桥北面、东面是通扬运河，南边是长江，西南有一条从泰州到口岸的通江运河，周围有如皋、泰兴、靖江等日军据点。这个地区河多、桥多、路窄，对于顽军山炮、野炮之类的重武器，可谓是天然的障碍。顽军窜犯不易，逃跑更难。相反，黄桥周围的旱地，高秆作物半割半留，既便于伏兵隐蔽，又利于迂回突击。

    其次是人和。新四军进驻黄桥两个月，高举团结抗战的大旗，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开展得有声有色、扎实深入，群众情绪高涨，积极支持和拥护新四军。尤其是不久前新四军主动让出姜堰的做法更是赢得了苏北地方各界人士的赞誉。黄桥名士、曾在孙中山时期当过中将团长的朱复先老先生表示：“如果你们退出姜堰，省韩还来进攻，则是歁人太甚，万分无理，不但欺骗了你们，也欺骗了我们，省韩必遭苏北人民共弃！”

    第三，顽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陈毅、粟裕已派朱克靖、吴肃乘汽船到曲塘会见陈泰运，然后再转道泰州面见李明扬、李长江，要他们保持中立，自留后路。“二李一陈”异口同声地保证“决不参加反共内战”，这就解决了右翼之患。左翼各保安旅名义上归韩德勤所辖，实际上各霸一方，热衷于设卡收税，敲诈勒索，不会死打硬拼的。同时新四军的军政素质是顽军所不可比拟的。因此，只要发挥灵活机动的军事指挥艺术是可以克敌制胜的。

    陈毅、粟裕决定集中兵力，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法，于运动中歼击韩部。命令陶勇第3纵队坚守黄桥；叶飞第1纵队、王必成第2纵队分别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的顾高庄、横巷桥一带，待机出击；第2纵队派出2个营实行运动防御，诱敌深入。陈毅的指挥部设在严徐庄；粟裕的前线指挥部设在黄桥，实施战场指挥。

    对这套作战方案，有同志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太过冒险。因为第1、第2纵队兵力比较充足，第3纵队则不足2000人。以实力最弱的部队防守敌人重点进攻的黄桥，能否坚守得住。而守住黄桥又是整个战役的关键。

    粟裕点点头，解释说：“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们只有把第1、第2纵队用于突击方向，才能做到集中最大兵力，歼灭敌人。”

    这是粟裕指挥苏北新四军作战以来最大胆也是最得力的一招。

    粟裕这样部署有他极深的用意。处处军情火急，处处需要兵力，他承受了前所未有过的压力。尤其是黄桥方向以常人想象不到的极少兵力担任守卫。但想到第3纵队是自己亲手带起来的部队，粟裕深信这支部队能够经得起考验和胜任正面阻击任务。

    陈毅站起身来，环顾各将，说：“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就看你们军事指挥员的了！这一仗打得好，就能稳定苏北的局面，反共浪潮就会低下去；打败了，就要重回江南，长江过不去，就好像韩德勤说的，到长江去喝水！”

    陶勇刷地站起身来，郑重地说：“我们三纵有破釜沉舟的决心，不惜一切牺牲，誓死保卫黄桥。即使打到只剩下一个班，我甘心当班长，一定坚持到最后胜利！”

    叶飞、王必成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表示“就是拼了老命，也要完成任务！”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古往今来，在决战场上，没有这种气魄是压不倒对手的。

    首战对象的选择，将极大影响战役进程，甚至关系到整个黄桥战局的成败。粟裕对韩德勤三路大军方方面面作了分析对比，把首歼目标锁定在韩德勤的主力独立第6旅翁达部上。

    粟裕用兵的最大特点，是深思熟虑，刚敢果断，在谋略上出奇谋，用奇兵，建奇功。选择独6旅为首歼对象，在兵家眼中是一奇谋。

    独6旅是韩德勤手中的一张王牌。全旅3000多人，装配清一色的“中正式”79步枪，每个步兵连还配有9挺崭新的捷克式机枪，齐装满员，战斗力很强，军官也大都是军校科班毕业，号称“梅兰芳”式部队（装备漂亮、挂头牌的意思）。旅长翁达是韩德勤的得力干将，虽只是个旅长，却拥有和韩德勤同样的中将军衔，飞扬跋扈。

    韩德勤早在“围剿”中央根据地时就和红军交过手，略知我军一贯的作战原则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因此，做梦也不会想到粟裕首战会拿独6旅开刀。

    孙子云：“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战争的实践告诉我们，反常用兵并非违反战争的客观规律，恰恰是适应战争的特殊规律。出奇制胜，常常被视为险招，也确实具有风险性。要做到似险而非险，必须使自己的行动建立在对敌我双方情况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历代军事名家都是反常行险的行家。粟裕就是这种善于反常用兵、出奇制胜的行家里手。

    对此，陈毅连声叫好，称赞说：“首歼独6旅是一招奇兵！整个作战计划处处都是奇兵！只有这样打才能解决问题。”

    部署既定，全军上下斗志昂扬，紧张地进行战斗准备。

    黄桥地区的人民群众也掀起了支前高潮，组成救护站、担架队待命行动，家家更是烧水、磨面、烙饼。仅黄桥镇就有60多个烧饼炉为前线烘制烧饼，并由此诞生了广为流传的《黄桥烧饼之歌》：

    黄桥烧饼黄又黄哟，

    黄桥烧饼慰劳忙哟。

    烧饼要用热火烤啊，

    军队要靠老百姓帮，

    同志们呀吃个饱，

    多打胜仗多缴枪。

    ……

    10月1日，韩德勤下达了进攻黄桥的命令。

    天公不作美。部队出发不久，便大雨滂沱。道路泥泞，顽军行动十分困难，根本不是在走，而是在“滚”，官兵们个个浑身泥污，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百十来里路竟走了两天。

    对粟裕来说，这可是场及时雨，为更周密布兵，建立稳固的防御阵线，赢得了宝贵时间。

    黄桥决战，新四军不仅占据了地利、人和，又赢得了天时。

    此时，按照既定的作战部署，第1、第2纵队已经展开。粟裕与陶勇冒着瓢泼大雨来到黄桥东门，检查工事构筑。

    鉴于兵力严重不足，粟裕只能突出重点，对黄桥的防御作机动部署。黄桥周围全长约4里，粟裕决定西边、南边不派部队，由后勤、伙夫担负警戒，北门只放一个班，其余兵力全部集中在东门。

    韩德勤做梦也没有想到，粟裕在黄桥镇给他摆了一个空城计。

    3日，雨过天晴。

    第89军军长李守维下令所部攻击前进。次日凌晨4时，第33师向黄桥东门发起了猛烈进攻。

    随着黄桥决战帷幕的拉开，苏北各种政治势力一下子都被吸引到黄桥这块弹丸之地上来：李明扬宣布“谢绝会客”，中止了和新四军方面代表见面，日夜询问战况；陈泰运则派人埋伏在通扬运河大堤上监视黄桥；泰兴日军侦探进到黄桥以西十五六里的石梅观战；周围伪军据点中的汉奸们也密切关注着黄桥的风云变化。

    一时间，在以黄桥为中心的苏北战场上，出现了一幕两方对阵、多方围观的奇局。

    此时在黄桥，战斗渐渐步入高潮。

    4日上午11时，第33师发动第一次总攻。

    顽军的进攻十分疯狂，枪声炮声震耳欲聋。李守维妄想首轮总攻便将新四军黄桥防线彻底冲垮，竟一次投入3个多团的兵力。

    顽军用猛烈的炮火掩护部队向黄桥东门猛攻，新四军的防御工事大部被摧毁。第3纵队伤亡很大，战斗异常紧张激烈。

    突然有人来报，东北方面围墙被打塌，顽军在尘土硝烟中突进了东门。

    黄桥如果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危急关头，第3纵队司令员陶勇、参谋长张震东把上衣一脱，操起马刀，带领部队冲杀出去，拼死血战，硬是将顽军杀出东门，然后架起机关枪，把顽军死死顶住。

    顽军的首轮总攻被挫败了。

    此时，独6旅尚未登场。原来，翁达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是要等新四军主力在黄桥以东和李守维拼得两败俱伤时，再率部直插北门，夺得头功。所以故意放慢进攻的步伐。翁达骑在马上，越想越美，摇头晃脑地哼起了小调。

    翁达高兴地未免太早了。

    下午3时许，姗姗来迟的翁达率领他的“梅兰芳式”部队终于“登台表演”了，向黄桥攻击前进，前锋已抵黄桥以北五六里处。

    参加此次战斗的新四军第1纵队司令部工作人员谢光中回忆道：

    纵队首长经过研究，决定一团为主要突击力量，并要我到一团去传达命令并协助组织战斗。

    我赶到一团时，已是四日的黎明。为了在运动中歼敌，部队在乔信民团长的率领下，踏着晨曦，火速赶到了预定的伏击地点——黄桥北边的樊家集。根据可靠情报和俘虏口供判断，这里是独立六旅进攻黄桥的必经之路。

    根据上级的作战意图，乔团长召集几个营的干部碰了头，研究了具体打法，并查看了地形，部队很快分头按指定位置埋伏起来。

    下午两点左右，侦察员赶回来报告说：“东北方向发现敌人的大队人马！”一营营长汤万益一听就喊了起来：“来了，到底来了！”

    从望远镜里望去，只见东北方向尘土飞扬，顽军成一路行军纵队，缓慢地向前移动着，整个队形像一条蠕动着的长蛇，渐渐地越来越近了。

    望着大路上顽军那副大摇大摆、盛气凌人的样子，战士们都气得眼睛冒火。他们上好了刺刀，打开了手榴弹的盖，摩拳擦掌地注视着前方，准备出击。

    粟裕得到报告后，立即赶到北门，登上土城高处观望。只见北面五六里远的大路上，有许多老百姓惊慌地向西南逃跑，独6旅的前锋确已到来。粟裕在心里迅速地计算着：独6旅采用一路行军纵队前进，如果两人之间的距离是一米半，全部3000多人的队形将是长达八九里的一路长蛇阵。从黄桥到高桥的路程约为15里，其先头部队抵达黄桥以北5里时，后尾必然已过高桥，完全进入新四军的伏击地段，此时出击正好将独6旅拦腰斩断。

    于是，粟裕果断下令出击，以“黄鼠狼吃蛇”的战法，歼灭独6旅。第1纵队的战士勇猛出击，犹如四把钢刀，将独6旅切成数段。首歼旅部和后卫18团，迫使其先头16团回援，然后以一部从侧翼迂回敌后，乘势形成合围。

    战局的发展果如粟裕所料。激战3小时，独6旅全军覆没。

    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无情。翁达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独6旅会败得这么快，败得这么惨，首次“演出”就成了“绝唱”。望着部下尸横遍野，翁中将长叹数声后，举枪自杀，带着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粟裕善于“出奇谋，用奇兵”，此次排兵布阵更是奇中见奇。翁达便栽在了粟裕的“奇”上。

    独6旅既灭，顽军主力第89军完全暴露和孤立了，战场重点也随之转到了黄桥城下及其以东地区。

    第89军是韩德勤赖以横行苏北的主要军事支柱，人多武器好，是顽军在苏北最有战斗力的主力之一。军长李守维预感大事不妙，急将主力集结在黄桥东北一线，企图最后猛扑黄桥或固守待援。但第89军已成瓮中之鳖，插翅难逃了。

    午夜，第2纵队经八字桥直插分界，切断了第89军的退路。随后，第1、第2、第3纵队三路夹击，将第89军主力分割包围于黄桥东北地区。粟裕决定5日下午对包围之敌实施总攻。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就在此时，粟裕得到情报：顽军增援部队约8个团已进至黄桥东北不远的地方。

    粟裕果断应变，决定提前发起总攻。但当时苏北新四军通讯装备落后，各纵队没有电台，提前总攻的命令已经来不及下达了。粟裕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妙计：命令第3纵队以小部队向黄桥以东之敌佯攻，引起敌人回击，造成浓密的枪声，以此作为同第1、第2纵队的联络信号。

    在战场上枪声就是命令。

    5日中午，围攻歼第89军的战斗打响了。第1纵队听到枪声迅速南下，第4团首先攻击其军部，第1团主力随后勇猛出击。第2纵队则立即西进。

    这时，粟裕总算松了一口气，命令第3纵队全部出击，并不无幽默地对陶勇说：“王必成的第2纵队已插到如黄公路分界一带，切断了顽军归路。你们纵队趁顽军混乱时，从黄桥东门及其两侧地区全线出击，配合王必成聚歼第33师，狠狠地打，这样韩主席就输得连裤子也要送进当铺喽！”

    陶勇立即把包括炊事员在内的所有人员组织起来，从黄桥的东门及其两侧地区杀了出去。新四军各纵队紧缩包围，奋勇冲杀。在硝烟弥漫、一片火海之中，只见刀锋晃动，寒光闪烁，到处杀声震耳，浓烟滚滚，双方交织缠绕在一起。

    战争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第33师昨日还在猛攻黄桥，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仅仅过了一天就已毫无斗志，溃不成军，师长孙启人束手就擒。他沮丧地说：“不瞒长官，我看过《霸王别姬》的戏，有十面埋伏，四面楚歌，我今天尝到的滋味，比那还要严重得多！”

    李守维见回天无术，丢下部队，妄图渡河逃窜。慌乱中失足落水，急呼救命。无奈部下只顾各自逃命，无人肯出手相救。可怜这位堂堂的国军中将军长竟溺死于八尺沟河中。

    时任第1纵队参谋长的张藩回忆道：

    天明后，看到八尺沟的大河被顽军的尸首填满了。老百姓用渔网往上拉，一网就是五六个。后来捞出一个又肥又胖的顽军军官，正是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这位要把新四军赶到长江去喝水的“英雄”，自己却下河喝水胀死了。

    顽军失去指挥，陷入极度混乱之中，但第349旅仍拼死抵抗，在野屋基村附近与新四军展开逐屋争夺战。最终，在新四军的穷追猛打下，顽军的反抗气焰被彻底压倒了，纷纷缴械投降。叶飞的第1纵队司令部竟然也俘虏了五六百人。

    原来，顽军第89军被杀得七零八落，各自逃命。黑暗中，一支约五六百人的队伍窜到了第1纵队司令部所在的村头屋外。这时，司令部里除了司令员叶飞、参谋长张藩和几名参谋外，只有两个警卫班和几名侦察员。

    刚刚返回司令部的谢中光回忆道：

    忽然，屋外传来一片嘈杂的人声和零乱的脚步声，隐隐约约还听到有骂人的粗话声。我心里猛地一惊，会不会是顽军？这时，屋里的其他同志也听到了外面的动静，都不约而同地拿起了武器。

    我握着驳壳枪，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门口，警惕地向外望去，只见不远处黑压压地有一大群人，正七嘴八舌地嚷着找团长、找连长的。有个家伙刚划着一根火柴要抽烟，就被另一个粗鲁的声音喝住了：“他妈的！不要命了！新四军发现了往哪儿跑？”火柴马上熄了。原来，这是敌人突围出来的溃兵，看那乱七八糟的队形，好像有几百人。

    怎么办？眼前的情形使我踌躇起来。部队都在前面，纵队部只有两个警卫班和几个侦察员。看来，要保证纵队首长的安全，不让敌人跑掉，硬干是不行的。这时，张参谋长也从屋里走了出来，我赶紧把情况向他说了，他拉着我连忙回到屋内，吹熄了蜡烛，和叶司令员低声商量了几句，当即叫我派人到前面去联络部队，不要让这伙敌人跑掉……

    好在是黑夜，敌人本身就很乱，所以我们出屋时，并没引起他们的注意。我要警卫班的同志护卫纵队首长抄小路先走，以免和敌人遭遇。自己则带了司号长等人，尾随在敌人后面，监视顽军的动静。

    这群乌合之众像一群见不得人的老鼠，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中，鬼鬼祟祟地拼命向前逃窜。走了不多久，前边出现了一座小桥，这些家伙又乱了起来，七嘴八舌地乱嚷嚷，不知往哪里走好。我一看，顿时高兴起来，心想，桥那边肯定有我们的部队，应该把敌人引过去。这时张参谋长也叫人传下话来，要我们设法把敌人带过桥去。

    我立即招呼其他几个同志，加快脚步赶到了敌人前面，对着乱哄哄的顽军，司号长亮开大嗓门喊了起来：“弟兄们，不准乱跑，跟我来！”一见有人领路，这群惊弓之鸟马上乖乖地跟了上来。

    到了河对岸，派去联络部队的通信员悄悄跑来告诉我，这里有我们一个担架连，并说纵队首长已被担架连的同志接走了，连队正在集合，马上就赶到这里。听到这消息，我心里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轻声将这情况告诉了身边的同志们，要他们准备动手。不一会儿，前面传来了轻微的跑步声，我知道这是担架连的同志到了，便向司号长等人做了个手势，然后，猛地回过头去，大声命令跟在后面的顽军站队。这一来，把顽军们搞得稀里糊涂，不知是怎么回事。我趁他们还蒙在鼓里，猛然大喝了一声：“不许动！我们是新四军，想活命的快把武器放下来！”听说是新四军，他们都吓呆了，刚才乱哄哄的队伍一下子变得出奇的安静。这时，担架连的同志已迅速从两边围了上来，顽军们也弄不清我们究竟有多少人，一个个惊魂未定地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只听到一阵噼里啪啦的枪托着地声。我们一枪未发，

    就俘虏了五百多个敌人。

    激战至6日清晨，第89军大部被歼，只有少数残部突出重围。奉命增援的顽军部队进至分界以西时，见第89军溃败，便转守营溪。新四军第2纵队紧追不舍，在营溪将其包围，激战半天，歼其大半，残部向海安方向逃窜。韩德勤纠集来的各保安旅见势不妙，争先撤退。

    为扩大战果，粟裕下达了追击命令，要求各部不顾疲劳，不惜一切牺牲，不重缴获，乘胜追击，连克海安、东台。

    与此同时，八路军第5纵队由涟水东进，攻占阜宁、东沟、益林，歼韩部保安旅一部后，直下盐城。10月11日，新四军第2纵队前锋与八路军第5纵队先头部队，在东台以北的白驹镇胜利会师。

    韩德勤见前线主力几乎全军覆没，率残部千余人犹如惊弓之鸟向老巢兴化狼狈逃窜。陈兵运粮河东西之线的左路军各保安旅团更是树倒猢狲散，争相逃命。企图坐收渔利的李明扬、李长江部和陈泰运部也随之撤退。黄桥战役胜利结束。

    此战，新四军以少胜多，以弱克强，共歼灭韩德勤部1.1万余人，其中俘虏第33师师长孙启人、第99旅旅长苗瑞林以下3800余人，缴获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3门、迫击炮59门，以及一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坚实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捷报传到延安，正在为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而运筹帷幄的毛泽东欣喜无比，于9日致电刘少奇、叶挺、陈毅等人，指出：国民党军“无论何部向我进攻，必须坚决消灭之。只有消灭此等反共部队，才有进攻日寇之可能。你们的部署与决心是完全正确的，国民党任何无理责难都不要理它”。陈毅部大胜，振我士气，黄克诚南下增援是完全正当的。

    黄桥一战，韩德勤指挥失措，一败涂地，主力尽失，元气大伤，而且舆论上也狼狈不堪。气得蒋介石训斥他：不光丢了地盘，还让大家都骂国民党。

    战后，陈毅诗兴大发，慷慨赋诗：

    十年征战几人回，

    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

    红旗十月满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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