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在残酷的战争过程中理解自己的敌人，更是需要莫大的宽容。但也正因为如此，对敌人的理解就显得更为必要，因为客观地评价敌人的优缺点将有意想不到的作用。1944年6月，本尼迪克特接受了美国政府的委托，要完成一份关于日本文化的分析报告。
这份报告本来可能会轻率地、毫无意义地再次确认美国人对遥远而陌生的日本民族的偏见，因为此类偏见正好可以迎合美国的战时宣传：日本人生性狂热、狡诈而野蛮；他们是猴子、野人、卑鄙小人、怪物，或是随时会杀人和自杀的疯狂武士。如1945年悉尼《每日邮报》所说，想要驯服这个残暴的种族，就必须“扭转他们落后了2000年的思想……他们表面上似乎理解了我们的文明所孕育的科技知识，但实际上依然像野蛮人那样用棍棒打架，相信打雷是神灵在发怒”。
本尼迪克特必须抛开这些无稽之谈，为盟军领袖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日本人的行为提供一种理论依据：他们会誓死顽抗，还是会选择投降；怎样才能结束战争；如何处置天皇；盟军占领期间，他们会做些什么等等。要想在1944年完成这样一种理论解释，即使对于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的专家来说也是相当困难的。而本尼迪克特，就像她自己所说的，既不是专家，也从未到过日本，她只能依靠文字材料（从相关的学术著作到翻译过来的日本小说），还有日本电影和对日裔美国人的采访，仅此而已。
不过，专家的身份并不一定是一个有利条件。因为，专家们往往抱残守缺，不愿让新的成果或观点打破自己的传统认识。例如，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老资格的日本通，供职于东京的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夫（Joseph Grew）还认为日本本质上是一个非理性的国家，根本不可能适应民主政府。而本尼迪克特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坚决地反对种族歧视和文化歧视。她是以开放的心态来开展自己的研究的。
当然，某些人可能并不认同经典文化人类学的前提，即认为存在一个叫“民族性”的东西。经典文化人类学的这一观点现在也已不流行了。关于人种学和民族学的伪科学理论已经玷污了“提炼集体性格”的观念。理论家们如今更愿意强调民族的“混杂性”或民族的多元文化诸方面，而不是考察单一文化的同一性。但同时，我们又无法摆脱同一性的视角。事实上，或许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的社会中，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并不能充分理解自身，因此关于民族英雄、民族“价值观”、民族历史的书籍能够畅销各地。
闭门造车式的民族研究是露丝·本尼迪克特最为反对的。因为这种自我陶醉会破坏她的事业。她确实对其他民族非常感兴趣，问题只在于其他民族的轮廓和特征是否会随着她的研究而越来越清晰。
我曾对因政治事务而进行的文化阐释抱有疑虑，也曾对露丝·本尼迪克所做的著名的区分——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区分——表达过怀疑。文化分析的危险在于，它假设世界是静止且一成不变的。不过，尽管意识到民族和文化会随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她依然坚信某些模式是固定不变的。就像她对英国人的评论，正因为他们“一贯如此‘英国’，所以他们的不同世代会有不同的标准和气质”。
那么，什么是日本人的本性呢？当再次阅读本尼迪克特的这部伟大作品时，我被她那精妙的研究方法震撼了。当谈到耻与罪的不同时，她并没有使用什么绝对的标准，只是特别强调了一下而已。每个日本人都知道耻和罪，但日本社会在绝对道德准则面前的压力感远不如西方社会，日本社会更依赖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她认为，日本人对他人的看法异常敏感。耻感是因为未尽到社会义务而产生的。你可能会因自己未被别人注意到的恶行而产生罪感，而耻感则源于他人对你的看法。
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在压力之下的所作所为的一些描述非常生动，仿佛她亲眼所见。比如，因为爱妻的需求与母亲的需求不一致，孝顺的儿子就会无视前者；在美国学习的日本女学生苦恼于自己的美国同学太过友善，因为她不知道该如何回报这些恩情。
研究任务本身的特性又加重了她的困难。当时，美国对日本民族性的观察和分析十分欠缺，而本尼迪克特又必须帮助美国政府预测日本人下一步会怎么做。由于美国政府计划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重建日本这个国家，因此就必须了解日本人对战败会做出何种反应，对天皇角色的转变以及对美国占领军的政治托管会做出何种反应。让盟军感到困惑的是，曾誓死顽抗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竟突然变得很驯服，甚至还很友善。
本尼迪克特对此的解释是，日本人对他们的天皇有着深深的义务感——这是他们生命的终极意义。日本人民时刻准备着为天皇而死，但当天皇以颤抖的、含混的声音要求臣民“忍所难忍”，去投降，去重建一个和平的日本时，他的臣民马上就顺从了。日本天皇的神性经常被西方人所误解。西方人普遍认为日本人把天皇视如上帝。本尼迪克特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人并不认为人与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所有物品都被他们赋予了神圣的光环：石头、山丘、河流以及死去的人。位于等级制最高点的天皇，是国家宗教观的代表。依据这种宗教观，你不必相信他是真正的上帝，但作为日本人，你必须绝对服从他。
这就是1945年大部分日本人的心理状态。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了。本尼迪克特并未预见到日本民众对天皇态度的转变是何其迅速。她认为，对天皇的“忠”是日本民族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并提出这一特征是不大可能改变的。不过，还有其他一些事例说明，她也低估了日本人坚持一个被指定的道路的意愿，比如和平主义。
本尼迪克特的主要论断之一是，日本人的人生观是有限制性条件的。虽然没有一神论宗教的绝对道德规则，但他们的一切——从伦理规范到人生理想——都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因此，一个好战的民族能够轻易地变为爱好和平的民族。战争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日本并没有因为强大的武力而赢得尊重，反而因为灾难性的失败而蒙羞。现在，日本人认为成为珍视和平的民族能够为他们赢回国际社会的尊重，因而，他们引进了由美国法学家制定的宪法，这一宪法严禁发动战争。
当然，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爱好和平的倾向也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只要日本所处的世界是和平的，日本就会坚持和平主义，而一旦各大国又开始扩充军备，日本就会重返军国主义的老路。不过，后一种情况并未发生。尽管有过朝鲜战争（日本经济还从中受益不少）、越南战争以及中苏关系的紧张，还有美国不断施压，要求日本重新武装并再次扮演一个军事角色，但是大部分日本人依然坚持和平主义的理想。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但显然不会如本尼迪克特所预言的那么快。
这番话并不是对本尼迪克特的批评，因为人类学家不是预言家。她无法知晓这本书成书数十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1945年之后，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日本青年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重塑本尼迪克特书中所描述的日本“民族性”的某些方面。对天皇的忠，对父母的孝，对未能还清恩情债的恐慌，这些原本深植于日本人骨子里的东西在技术驱动型时代逐渐消退了。不过，既然人们仍能饶有兴趣地阅读这本《菊与刀》，并从中获益，就说明这本书仍然是经典之作。
这本书之所以被称为经典，是因为它的睿智和简练的文风。本尼迪克特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她无须使用艰涩难懂的术语，就可以解释复杂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文风能体现作者的性格。由此看来，本尼迪克特是拥有强烈的仁爱精神和宽容精神的学者。这本书是战时写就的，描述的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但即使是日本读者在今天读来，都不会觉得被冒犯，即使他（她）并不认同作者的结论。最后，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不管日本进行了多少变革、日本人发生了多少变化，这本书所谈论的事实今天依然存在。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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