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时的大问题是占领的性质。胜利者是利用现存政府甚至天皇呢，还是对他们进行清算？是否让每个县市的行政管理权都由美国军政府官员掌握？意大利和德国的模式是：在每个地区设立盟军军政府总部，作为战斗力量的组成部分，并由盟军行政长官掌握地方事务的管理权。
战胜之日，那些太平洋区域的盟军军政府首脑也期望在日本实行这种统治方式。日本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将被允许保留什么样的责任，去负责他们自己的事务。《波茨坦公告》只是宣称“日本领土上由同盟国指定的地点都将被占领，以确保我们在此所提出的基本目标得以实现”，“那些欺骗并误导日本人民走上征服世界之路的威权和影响”必须予以永久根除。
关于这些事务，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联合指示中包含着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一决定受到了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的全面支持，那就是：日本人将负责他们自己国家的管理和重建。“只要能充分推进美国的目标，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政府机制和机构——包括天皇——行使其权力。在他（麦克阿瑟将军）的指示下，在国内的行政事务中，日本政府将被允许行使政府的常规权力。”因此，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下的日本行政管理体制跟德国和意大利的全然不同。它纯粹是一个总部组织，利用的是从上到下的日本官僚机构。它把通告发给日本帝国政府，而不是日本国民或某个市县的居民。它所要做的是规定一些目标，让日本政府朝着那些目标努力工作。如果某位日本内阁大臣认定目标不可能实现，那他可以提出辞职，但是，如果他的提案很好，那他可能会使指示得到修改。
这种管理体制是个大胆的举动。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项政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希尔德林将军在当时所说的：
通过利用日本政府，我们能得到很大的好处。日本有七千万人，他们在语言、习俗和态度方面，都跟我们不一样。管理那样一个国家需要一整套复杂的机构，如果没有现存的日本政府供我们利用，我们就得靠自己直接去运转那套机构。通过清理并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我们是在节省自己的时间、人力和资源。换句话说，我们是在要求日本人打扫他们自己的屋子，而我们只是在提供具体的措施。
然而，当这一指示在华盛顿制订出来时，还是有许多美国人忧惧日本人会满怀愠怒和敌意，整个国家的人都在伺机复仇，任何和平计划都可能遭到破坏。这些忧惧被证明是没有道理的。其缘由在于日本的古怪文化，而不是任何关于战败国或经济或政治的普遍真理。也许，在任何别的民族中，都不会像在日本，这样的一项充满信任的政策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在日本人看来，它从他们的惨败现实中消除了羞耻的象征，激励他们去有效实行新的国策。他们之所以能接受它，就是因为他们的性格是由他们的文化决定的。
在美国，我们曾没完没了地争论和平条件，这些条件有的很强硬，有的很温和。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如何利用强硬的程度，用得不多不少，就能摧毁日本危险而有进攻性的旧模式，设立新的目标。我们所要选择的方式取决于日本人的性格和日本社会的传统秩序。普鲁士的权威主义扎根于德国的家庭和市民的日常生活，这就有必要向德国人谈一些和平条件。适用于德国的明智的和平指令跟日本的不一样。德国人不像日本人，他们不认为自己对世界和历史欠有债务。他们所致力的，不是要偿还无法清算的债务，而是要避免自己成为牺牲者。在德国，父亲是权威人物。像其他拥有高位的人一样，正如德国人所说，他“强求尊重”。如果他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就会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年轻人在青春期都会反抗他们权威的父亲；随后，他们认为，就得委屈自己；最后，要屈服于单调而平静的生活。他们认为，这样的生活跟他们父母的一模一样。一生的高潮始终停留在青春反叛的狂飙突进的岁月。
日本文化的问题不是粗鲁的权威主义。父亲对孩子既关注又关爱，对几乎所有西方观察家来说，在西方人的经验中，这似乎是罕见的。日本孩子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和父亲之间有着真正的同志之谊，并公开表示父亲让他感到骄傲。父亲的嗓音简单地变化一下，就会促使孩子去实现他的愿望。不过，父亲对孩子并不严格，青春期的孩子并不反抗父亲的权威，而会在世人眼中，变成家里负责任的驯服的代表。他们对父亲表示尊敬，正如日本人所说，“是为了练习”“为了训练”。也就是说，作为尊敬的对象，父亲已经失去个性，成为等级制和正确行为的象征。
在人生最初的经验中，在跟父亲一起时，孩子就学得了这种态度，它变成了贯穿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范式。有些人因为他们在等级制中的地位而受到最高的尊重，但他们自己并不行使武断的特权，处于等级制顶端的高官一般也不使用实权。自天皇以下，都是顾问和隐蔽的势力在幕后操纵。关于日本社会的这个方面，最准确的描述之一来自黑龙会的一个头目，黑龙会是超级“爱国”的团体之一。20世纪30年代早期，那个头目对东京的一份英文报纸的记者说：“社会（他指的当然是日本），是一个三角，受控于钉住其中一角的大头针。” 换句话说，这三角就在台面上，大家都可以看，但针是看不见的。这三角有时朝右，有时朝左。它在一个轴上转动，那轴自己却从不承认这一点。正如西方人经常说的，“一切都做得不露真相”。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地隐藏那武断的威权的面容，并让所有的行为看起来都是忠于那个象征性的地位，而拥有这一地位的人往往并不行使实权。当日本人真的揭开了权力的面具，找到并确认了这权力的根源，那么，他们就会认为，它剥削别人，配不上他们的社会体系，他们对放高利贷的人和暴发户，也总是这么看。
日本人就是这样看待世界的，在压根儿没有成为革命者的情况下，他们就可能挺身而出，反抗剥削和不义。他们不是要把他们的社会结构撕成碎片。在不对社会体系泼脏水的情况下，他们就能完成最彻底的变革，在明治时代，他们就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称之为“复古”，即“回到过去”。他们不是革命派。西方人把他们的希望寄托于日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群众运动，他们在战争期间夸大日本的地下势力，并指望这些势力能在日本投降时掌握领导权，他们在日本投降之后一直在预言激进政策将在选举中获胜；他们严重地误解了形势。他们所做的预言都是错误的。币原男爵是一名保守的首相，1945年10月，在他完成组阁之时，发表了更加切合实际的演说：
新日本政府采用民主体式，将尊重人民的意愿……在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天皇把他个人的意愿弄成人民的意愿。这是明治天皇制定的宪法的精神。我现在所说的民主政府可以被认为是这种精神的真正展现。
在美国人看来，这种关于民主的解释似乎还不如什么都不说，但是，毫无疑问，日本可以在这种身份意识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西方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更加容易地扩展国民的自由领域、建立国民的福利制度。
日本当然会试验西方的民主政治机制，但是，西方的种种安排虽然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在日本不会被人信任。选举和由被选出来的人组成的立法机关会解决许多难题，但也会造成很多难题。当这些难题扩大时，日本会修改那些我们西方人赖以获取民主的方法。那样的话，美国人就会提高嗓门说，这仗算是白打了。我们相信我们的安排是正确的。然而，对于要重建一个长治久安的国家的日本人来说，普选至多是一种外围工具。1890年代，日本首度试验选举，但是，从那时以来，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小泉八云曾经描写过一些旧难题，它们可能会重新出现：
那些狂暴的竞选活动吞噬了如此多的生命，但其中真的没有个人恩怨；国会辩论的暴力性质会让陌生人感到震惊，但其中基本上没有个人对抗。政治斗争真的不是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不同的宗族利益或党派利益之间的斗争。每一个宗族或党派都有一些奋不顾身的追随者，他们把新政策简单地理解为新战争——为忠于领袖而战。
在1920年的更为晚近的选举中，村民们在投票之前，往往说：“我的脖子已经为刀洗好了。”这话把竞选等同于以前有特权的武士对平民的攻击。哪怕在今天，日本选举的所有内涵解释都跟美国的不同，不管日本是否在寻求危险的侵略政策，这一点总是千真万确。
日本要把自己改造为和平国家，他所能用的真正力量，在于他能说自己的行动方针“失败了”，然后把精力投入到别的方面。日本人有一种善变的伦理。他们企图在战争中获得自己应得的地位，但他们失败了。这样的方针，现在他们可以放弃了；因为他们所受的所有训练限制了他们，使他们无法改变方向。具有更加绝对的伦理的民族肯定相信自己是在为原则而战。当他们向胜利者投降时，他们还会说：“我们被打败了，正义也没了。”他们的自尊要求他们继续努力，以让“正义”在下回赢得胜利。否则，他们会捶胸顿足，悔过不已。日本人无须那样做。在日本投降5天之后，那时还没有一个美国人达到日本。东京的大报《每日新闻》在谈到战败和由此带来的变化时，说：“但是，这之于彻底解救日本，完全是好事。”这篇社论强调，此时此刻，每个人都不应该忘记，日本彻底失败了。因为他们竭力想建造一个完全基于武力的日本，这种努力一败涂地了，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必须踏上一个和平建国的道路。《朝日新闻》是另一家东京的大报，在同一周概括说，日本近年来“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国内外政策上都是如此，“过去的态度让我们获益那么少，而吃苦这么多，应该抛弃了；一种新的态度应该扎根于国际合作和爱好和平”。
西方人通过观察认为，这是一种原则上的转变，因而对此有所怀疑。然而，在日本，不管是在个人关系还是国际关系上，这都是生活实践的组成部分。日本人认为，他施行了一项行动方针，但没有达到目标，他就是犯了错。既然失败了，他就要抛弃这项方针，因为他没必要追求失败的方针。“咬着自己的肚脐，”他说，“是没用的。”20世纪30年代，他们想得到世界的仰慕，而军国主义是他们公认的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这种仰慕的基础是他们的军事力量——于是，他们接受这一纲领所需要的所有牺牲。1945年8月15日，天皇以全日本人都要认可的口吻，告诉他们，他们失败了。他们接受了这一事实所意味着的一切。这意味着美军在他们面前出现，所以他们欢迎美军。这意味着他们皇朝美梦的破灭，所以他们乐意考虑摈弃战争的宪法条款。在投降10天之后，他们的报纸《读卖新闻》就发表文章说：“这是新艺术和新文化的开始。”还说：“我们心里必须牢记，军事失败与日本文化的价值没有关系。军事失败应该起到一种推动力的作用……因为，它带来的是全民族的失败，而这能使日本人民真正把他们的心灵提高到世界水平，客观地去观察事物的真相。日本人必须通过坦率的分析，去除所有那些使日本人思维颠三倒四的非理性因素……在这样一种冷酷的事实面前，我们要拿出勇气来看待这一失败，（但是我们必须）对日本文化的明天抱有信心。”他们曾力图推行一种行动方针，但是失败了。今天，他们想致力于和平的生活艺术。“日本，”他们各家报纸的社论反复说，“必将受到世界各国的尊敬。”在新的基础上赢得这种尊重，是日本人的责任。
这些社论不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声音，在东京街头，在偏僻村落，普通民众也同样在彻底转变。让美国占领军感到难以置信的是：就是这些友好的日本人曾经发誓说要凭着竹矛战斗到死。日本人的伦理观念中包含着许多让美国人排斥的东西，但是，美国人在占领日本期间所获得的经验很好地证明：一种古怪的伦理体系可以包括多少可爱的方面。
在麦克阿瑟将军的领导下，美国对日本的管理当局已经承认，日本人有能力驶向新的航道。当局没有用羞辱的方式，阻碍这一航程。根据西方的伦理观念，假如我们那么做，在文化上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西方伦理中有一信条认为：羞辱和惩罚是有效的社会方式，能促使做错事的人承认自己的罪行。而认罪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有另外的说法。他们的伦理观念使人对自己行为的所有意义负责，一个错误行为所自然产生的种种后果应该会使他相信，这种行为是要不得的。这些后果甚至可能包括全民战争的失败。但是，这些情况不一定被日本人当作耻辱而加以憎恶。在日本人的词典中，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凌辱他人或他国的方式有：诽谤、嘲笑、蔑视、鄙视和强加丢脸的象征物。当日本人相信自己受到了侮辱时，复仇就成了一种美德。不管西方伦理观念多么强烈地谴责这样一种信条，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方式是有效的，而这种有效性取决于美国人在这一点上的自我约束。日本人对嘲笑深恶痛绝，他们把嘲笑和投降所带来的“自然结果”区分开来；根据他们的投降条款，“自然结果”包括诸如去军事化，甚至包括被迫接受赔偿义务。
日本曾经战胜过一个世界主要强国，当那个强国最终投降时，日本人认为对方没有嘲笑自己；于是，哪怕作为一个战胜者，他也会小心地避免去羞辱败敌。1905年，在旅顺港，苏联军队向日本投降，有一幅照片在日本家喻户晓。照片显示，苏联人都带着军刀。胜败双方只能通过制服来加以区分，因为苏联军人并没有被缴械。关于那次投降，日本有一个著名的传闻说：当苏联司令官斯多塞尔将军表示他愿意接受日本提出的投降条件时，一名日本大尉和一名翻译带着食物前往将军的司令部。“所有的马，除了斯多塞尔将军的，都被杀了吃了。日本人随身带去了50只鸡、100个鲜鸡蛋，作为礼物，很受欢迎。”斯多塞尔将军和乃木将军约定翌日会面。“两位将军握手时，斯多塞尔将军表达了他对日军的勇气的赞赏……乃木将军则赞扬俄军长期而勇敢的防御。斯多塞尔将军对乃木将军在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表示同情……斯多塞尔将军把他的白色阿拉伯良驹送给了乃木将军，但乃木将军说，他很想从斯多塞尔将军的手中接受这份礼物，但是必须先献给天皇。然而，他许诺说，如果天皇转赐给他——他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一点——那他一定会好好照顾这宝马，就好像那一直是他自己的座驾。”
在日本，人人都知道，乃木将军在自己家的前院为斯多塞尔将军的马修了一个马厩——在一般人的描述中，那马厩比乃木将军本人的住房还要讲究；在他死后，那马成了国家级的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据说，在苏联投降和日本占领菲律宾这两个时间之间，日军发生了变化。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他们在菲律宾是多么肆意破坏，多么残暴。然而，对于像日本那样一个伦理观念随机应变的民族来说，这不是必然的结论。首先，在巴丹战役之后，美国没有投降，投降的只是当地的美军。同样，甚至当菲律宾的日军投降时，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还在战斗。其次，日本人从不认为苏联人在20世纪早期曾经“侮辱”过他们；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每个日本人都人云亦云地认为，美国的政策是“轻视日本”的；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把日本弄成了粪便”。这就是日本人对《排外法案》、美国在《朴次茅斯和约》和《海军分配协议》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做出的反应。日本人也曾经以同样的眼光，看待美国在远东日益增强的经济影响及其对非白种人的种族主义态度。因此，战胜苏联和在菲律宾战胜美国，这两场胜利可以说明，日本人在受到侮辱和没受到侮辱的情况下所做出的行为，是完全相反的。
最后美国取得了胜利，日本人面临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最终的失败导致他们放弃了他们一直在追逐的目标，这样的放弃行为在他们的生活中经常发生。日本人特殊的伦理观念使他们可以把历史碑铭全部清除。那块石碑已经被清除干净了，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的管理避免在上面写上新的让日本人感到耻辱的象征，只是坚持那些在日本人看来是失败的“自然结果”的事情。这很有效。
保留天皇作用很大，这事做得很好。是天皇先去拜访麦克阿瑟将军，而不是倒过来。这是给日本人上的有目的的一课；西方人很难理解到它的影响力。据说，当有人建议天皇否认他的神性时，他反对说，这会让他感到尴尬，因为他要被剥夺的是他不曾拥有的东西。他真诚地说，日本人并没有把他看作西方意义上的神。然而，麦克阿瑟司令部的人规劝他说，他宣称自己拥有神性，西方人会认为，这有害于日本的国际声誉。于是，天皇同意接受否认神性所带给他的尴尬。他在新年发表了讲话，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对他的讲话做出了种种评论，他要求把所有那些评论都翻译出来呈给他看。读了那些评论之后，他传信给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说他感到很满意。外国人此前明显不理解这一点，即他为自己发表了那样的讲话感到高兴。
美国的政策也允许日本人得到某些满足。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联合指示明确指出：“对劳工、工业和农业等组织的发展，要在民主的基础上，给予鼓励并表达关切。”日本的劳工组织有许多，是按照行业建立的。以前的农民联合会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曾经很活跃，现在重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对许多日本人来说，他们现在可以主动地改善自己的条件了，这证明，作为这场战争的结果，日本也还是赢得了一些东西的。一名美国的通信记者曾经写到过东京的一个罢工工人，那人抬头看着一名美国士兵，喜笑颜开地说：“日本赢了，是吗？”今天日本的罢工跟以前农民的暴动有一些相同之处。农民们的要求总是：他们被迫承担的赋税和劳役妨碍了他们正常的生产活动。他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他们并不企图改变体制本身。今天，日本各地的罢工没有使生产放慢的。工人们最喜欢的罢工形式是，“占领工厂，继续工作，通过增加生产，让管理层丢脸。在三井集团拥有的一家煤矿上，罢工工人们把所有管理人员赶出了矿坑，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在一次‘罢工’期间，足尾铜矿的工人们也提高了产量，并把自己的工资翻了一番。”
不管被大家所接受的政策表现出多少好意，对任何战败国的管理当然都很难。在日本，食物、住房和重建等问题非常尖锐。假如不用日本政府人员进行管理，这些问题至少会同样尖锐。在战争结束之前，美国管理人员非常害怕日军复员士兵的问题。如果不保留日本政府官员，那么这个问题带来的威胁会更大。但是，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日本人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难题。去年秋天，他们的报纸煽情地说，士兵们已经受了苦，作出了牺牲，而战败的滋味对他们来说有多么苦涩啊！那报纸还乞求士兵们不要让这一事实妨碍他们的“理智判断”。被遣返的军人一般都表现出了明显理性的“判断”，但是，失业和失败把某些士兵扔进了旧式的秘密社团，去追逐国家主义的目标。他们很容易不满现状。日本人不再给予他们以前的特权位置。伤残军人以前常常穿着一身白衣服，人们在大街上遇见他们都要向他们鞠躬。哪怕是在和平时期，村子里的人们都会给被征入伍的士兵开欢送会，他回家时，还要开欢迎会，有酒，有点心，有跳舞的，还有演戏的，他则坐在重要位置。现在，被遣返的士兵不再享有这样的关注。家人会给他找个位置，如此而已。在许多城镇，他都会受到冷遇。如果我们知道，日本人这一行为上的变化有多么巨大，那我们就很容易想象：以前国家的荣耀是被托付给军人的，当被遣返的军人重新跟老战友们联合起来，回到往昔岁月，他有多满足啊！他的有些战友也会告诉他，有些日本士兵比较幸运，他们已经而且一直在爪哇、山西和满洲里跟盟军作战，他为何要绝望？他也有机会再度去打仗的，他们会通知他。国家主义秘密社团在日本是很老很老的组织，他们洗刷了“日本的名声”。有些人感到：世道不平，有些事情还没人做，为了打抱不平，他们需要有所作为，这样的人极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地下社团的候选分子。这些社团，诸如黑龙会和玄洋社，都带有暴力倾向；日本伦理观念是容许这些暴力倾向的，说那是在履行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如果取消了这种暴力倾向，那么，在未来的几年里，为了贬损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强调“义务”，日本政府还得继续长时间的努力。
日本政府需要做的，不仅是恳求国民做出“理性的判断”。它需要重建经济，给现在二三十的人一条生路和“合适的位置”。它需要改善农民的境遇。每当经济不景气，日本人都要回到他们的故乡农村，受累于债务和苛捐杂税，狭小的耕地无法养活更多的人口。工业也应该开始发展了，因为，日本社会强烈抵制小儿子们分得财产，其结果是，除了大儿子，其他人都得到城市里去寻找自己的运气。
毫无疑问，摆在日本人面前的，是一条艰难的漫漫长路。不过，如果在国家预算中，不需要再为重整军备付费，那么，他们就有机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10年里，日本把全国收入的一半都花在了军备和军队上。像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去掉这些花费，并且逐步减少对农民的收费，那么，就有可能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打下基础。我们看到，日本农业产值的分配比例是：60%给农户，40%用于支付各种税金和租金。这与同样是水稻国家的缅甸和暹罗等国的情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按照那两个国家的传统分配比例，90%要留给农户。日本的战争机器最终能够转动起来，其所需的费用靠的就是这样高的对农民的收费。
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跟需要军备的国家相比，不需要军备的任何欧洲或亚洲国家都将拥有潜在的优势，因为其财富可以用来建立一个健康而繁荣的经济体。在美国的亚洲和欧洲政策中，我们几乎没有把这种情形考虑进来，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自己国家，无论是多么昂贵的国防开支，都不会导致我们破产。我们国家没有受到重创，而且我们不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我们的严重问题是工业生产过剩。我们已经完善了规模生产和机械装备，如果不做军备、奢侈品生产、福利和研究设施等的大项目，美国人就会找不到工作。赢利性的投资需要也很紧迫。这跟美国以外的情况迥然不同，甚至跟西欧的都不同。尽管有种种重建的需要，但是，如果德国不被允许重新武装，而法国计划建立庞大的军事力量，那么，在大约10年之后，德国就能奠定一个结实、繁荣的经济体的基础，而法国却不能。日本之于中国，也能取得类似的优势。军事化是中国目前的目标，而它的勃勃雄心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如果日本的预算中没有军事化这一项，如果它愿意，那么，不消多少年，它就不仅自己繁荣，而且还能使自己成为东方商贸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它可以把自己的经济基础建立在和平的利益上，并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这样一个和平的日本将在世界各国中得到一个可敬的位置。如果美国继续利用其影响，支持这样一项计划，那将起到莫大的帮助作用。
美国不能做的——任何外国都不能做的——是下命令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这招从未曾在任何被统治的国家中灵验过。任何外国都不能命令别国的人民接受某种生活方式，因为那种生活是按照他的情形造成的，而别国的人民没有他的习惯和观念。我们无法通过立法让日本人接受被选出来的人的权威，而忽视那早已在他们的等级制中确立的“相应的地位”。我们无法通过立法让日本人接受人与人之间自由而轻松的接触方式（这些方式在美国是习以为常的），强制性的独立要求，每个人选择自己的配偶、工作、住房和义务的激情。然而，对于这方面的变化，日本人自己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他们也认为这是必需的。自从投降之后，他们的公众人物一直在说，日本社会应该鼓励人们过自己生活、相信自己的良知。他们当然没有明说，但任何日本人都知道，他们是在质疑“羞耻”在日本的作用，而且他们希望在自己的同胞中自由能得到新的发展，那是不再害怕被“世界”批评和放逐的自由。
不管日本人多么心甘情愿地接受，日本社会的压力对个人要求总是太多。社会要求他隐藏情绪，放弃欲望，代表家庭、组织或国家抛头露面。事实表明，日本人能够接受这样一种方针所需要的所有自我修炼。但是，他们的负担太重了。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太多地压抑自己。由于不敢冒险去过一种心理负担不那么重的生活，他们曾被军国主义者引上歧途，那是一条让他们不断付出代价的漫漫长途。在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之后，他们变得自以为是，并且蔑视那些道德观念不是那么苛刻的民族。
通过承认穷兵黩武是一种“错误”、一个失败，日本人已经向着社会变革迈出了第一大步。他们希望能重新赢得和平国家的尊重。世界必须是一个和平的世界。如果苏联和美国把未来的几年用来扩充军备、准备开战，那么日本将利用他的一技之长加入到那场战争中。但是，承认这一实情，并不意味着就要怀疑一个和平的日本的内在可能性。日本的动机是随机应变的。如果环境允许，他会在和平的世界里寻求自己的位置。如果条件不允许，那他就会在军营似的世界里寻求自己的位置。
目前，日本人知道，军国主义是一盏已然熄灭的灯。他们将关注，它是否也会在别的国家熄灭。如果它不熄，那么日本人就有可能重新点燃他们的好战热情，炫耀他们能做出“巨大的贡献”。如果它熄了，那么日本人就有可能调整自己，以证明自己已经很好地汲取了教训：天皇帝国的美梦不是通向荣誉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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