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的时代

    在一本《家在清华》的书中，有这样一幅全家福，父母亲与三个子女，每个人都穿得整整齐齐，左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照片右方一排大字：永远忠于毛主席，右下角是一排小字：北京中国照像，1969。照片下方是作者附的说明：“1969年，分别前的合影，此后哥哥姐姐下乡，父亲去了江西鲤鱼洲。”

    照片是书中一篇文章《追寻》的插图，作者史际平，文章回忆的父亲是中国社会学家、原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先生。照片的背景为：“文革”中，史先生历经抄家、挂牌等厄运后，于1969年被下放到鲤鱼洲“五七”干校，其时他的一双儿女也作为知青参加了上山下乡运动。临别前，全家在北京留下了这张合影。

    一张照片，定格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瞬间，留下了这个家庭一段时期的珍贵记忆。而端详这张照片，我却有种似曾相识之感，不是吗？我们曾在多少本书中，在多少关于“文革”的回忆文字间，看到过类似的照片。同是这本《家在清华》，在忆及清华大学教授陈樑生先生的“文革”岁月时，也有一张父母与三个子女的全家福，图片说明如下：“1969年全家即将‘四分五裂’之前在五道口照相馆合影，合影之后不久，陈小悦（作者哥哥）去了黑龙江北大荒，陈小林（作者姐姐）去了陕北，母亲去了江西鄱阳湖边血吸虫泛滥的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父亲随清华水利系去了河南三门峡水库，而我后来在北京海淀区温泉公社插队。”

    在那个时候，一个城市家庭，父母要去干校，子女要做知青，临别前通常会合影留念，当时最时髦或者说规格最高的方式大约是全家人一起到天安门前留影了。

    其实，中国人素有团圆情结，比如逢年过节使用率很高的一个词就是“合家团圆”。不过，在1968年以后的一个特殊时段里，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城市青年走向了广阔的田野，随后在大走“五七”道路的旗帜下，机关干部、知识分子来到了田间地头。

    不同的城市家庭接受着不同的命运，工人家庭一般只是子女下放，父母不大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干部知识分子家庭，一家人奔赴不同的农村再普通不过了。比如冰心老人到了咸宁“五七”干校，她的先生则到了沙洋“五七”干校，子女们则分赴不同的知青点，于是有了老人家写一封家信，先寄给其中的一个子女，这个子女阅后再转寄家中其他亲人的现象。

    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由城市向农村大迁徙的浪潮，规模之大，涉及人数之多，足够称得上一个离别的时代了。

    大迁徙首先繁荣了中国农村的邮政。离别的家人需要书信的联络，寄信成了一个时代的大事情。戴政治帽子的，往来家信是要经过审核的，为躲避审核，剧作家陈白尘的夫人想了一个妙方，用米汤写信，然后把信缝在衣服领子中再寄出，陈白尘收到信后，乘人不注意通过碘酒让文字出现，真有点地下工作者的意味。普通的“五七”战士，获得了自由通信的权利，但是并不是每座“五七”干校都能方便地发出家信，老作家邓友梅所在的盘锦“五七”干校，寄一封信、买些邮票得走上十几里地，这可不是一般的地，先光着脚淌水，然后沿着河堤一路朝前走，出发前得带足了钱，到了发信地需要吃个午饭再回来，得花上一整天的时间。为了寄一封信，得准备筹划一段时间，待到有了假期才可以行动。

    因为有了寄信的情结，就有了家书的珍贵。如今，干校家书成为研究“五七”干校的第一手资料，日益显示其价值。不同身份和环境的“五七”学员，在家书中反映出不同的心态。《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洋洋70万字，言及干校事、家事、国家事、世界事，父子两代知识分子的纯真、赤诚与热情溢于言表。费孝通的干校家书共22封，其中14封言及政治运动，从侧面展示着“五七”干校的政治风云。冰心老人的干校家书看似絮絮叨叨，讲述生活琐事，正是她从容淡定干校心情的写照。罗荣渠先生在干校给胞弟写过多封家书，以乐观、激越的心情讲述了鲤鱼洲干校艰苦的环境、超强的劳动量，展现着他力图跟上时代步伐的心境……

    离别的时代更显团聚的珍贵，于是探亲成为一件大事。不同于今天的是，特殊的背景给探亲赋予了更多的内涵，有“问题”的人要么没资格探亲，要么没资格接受家人看望，要么在探亲中受到种种限制。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下放鲤鱼洲“五七”干校，当时妻子张炜英下放到河南信阳干校，子女们有的留守北京，有的下放，一家人分处四地。但是，作为“罪人”，年迈的侯先生被取消了探亲的资格。清华大学孙绍先教授下放鲤鱼洲期间，儿子前去看望，到干校后最先见的人不是父亲，而干校连部领导，在接受连队政策交待后，他才有资格见到父亲。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在贺兰山“五七”干校期间，妻子孙小礼和女儿均在鲤鱼洲干校，父亲龚饮冰被下放到江西抚州。1970年11月，他享受第一次探亲假，他回忆的情形如下：“我从宁夏贺兰去银川，搭火车，经包头、张家口，到北京。我的妻子，正好有公事，先期从鲤鱼洲到北京。我们会合，带着外甥孙宪成，坐火车赴上海。参观了党的一大旧址，又看望了孙小礼在上海的两个哥哥。连夜坐火车，经杭州，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不开门，只得在门口拍张照片。转火车，赴抚州，到了我父亲的安置处。我女儿也从鲤鱼洲来到了抚州。”这一大家子团聚一次，算是斜跨了半个中国。

    但是，有谁可以阻挡探亲的脚步呢？

    最不可思议的探亲当属陶世龙先生，当年他乘假期探望在干校的妻子乐黛云，历经乘车、转车兼步行，他好不容易赶到鲤鱼洲，可是仅仅一个小时的光景，就被干校当权者驱赶，虽然当时天色已晚，虽然周围一无人烟二无旅店。陶先生骑上一辆破自行车，就这样消失在鲤鱼洲的夜色中，除了妻子，谁会担心他何去何从。

    最让人感叹的是顾准先生，他只身一人下放信阳干校，此时全家人由于他的“右派”身份已与他断绝关系。虽然渴望，但是他从来不曾收到只言片语的家信，更谈不上有人探亲，他只能在日记中，倾诉对家人的思念与牵挂！

    最揪心的离别场面是孩子。中央党校博士生导师金春明先生下干校的时候，家里有四个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才6岁，由于军代表不许带孩子，他们只能把孩子送到黑龙江老家。中国儿童剧院院长方掬芬下干校的时候，13岁的大女儿送给远在海南的亲戚寄养，送女儿上火车的时候，女儿哭得撕心裂肺。1岁零4个月的小女儿，只能寄养在邻居家，离开小女儿的时候，方掬芬哭得肝肠寸断。离别的时代，上演了多少骨肉分离的无奈！正如一位网名“草茉莉”的“五七”战士回忆一般：“那一年的寒假（下干校前的寒假），教师们如同热锅蚂蚁，东奔西跑，有将孩子送回千里之外的家乡给老人带的，我们也把孩子送到了上海，也有找保姆看孩子的，还有求邻居照看的……”

    离别时合个影，见面时当然更要合个影。在《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中，就有一张叶家的团聚照，1972年，叶至善从干校、两个子女分别从北大荒和陕北回京探亲，全家人一起留下一张团圆照。沈从文、张兆和下放咸宁期间，也留下了曾与前来探望的儿子儿媳的温馨合影。就是史际平的《追寻》一文中，也附有一张全家人回京的全家福，照片中最明显的是史际平，离别照中还是个孩子，团聚照时俨然是一个小伙子。最让人感动的一张照片是方掬芬的先生从干校回京探亲，他紧紧地抱着小女儿，女儿也把脸紧紧贴着父亲，小手还摸着父亲的脸，双眼中透出惊恐的幸福，似乎担心爸爸再度离她而去……

    还是那位“草茉莉”，在她的干校回忆录中写道：“若干年后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潘美辰唱了一首歌《我想有个家》：‘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草茉莉’觉得再没有什么能比这首言语朴素的歌更好地表达‘五七’战士的心境了。”

    离别的时代，在悲伤和惆怅中有无奈，在激情和狂热中有渴望，留在城里的老人和孩子，远赴知青点劳动的子女，身处“五七”干校的父亲母亲，哪一个人的心中，不是挂念着几头。没有一个头绪打得开的时候，只能索性闭上眼睛，祈福远方的亲人平安！人的生存之需，情感所需，被时代尽情地压缩后，再进行脱水处理，剩下最基本的、最本能的愿望：团聚！

    人物档案

    侯仁之，1911年12月生，山东恩县人。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长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1950年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第一次在我国从理论上阐明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的区别及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任务。主编有《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有《侯仁之集》。

    罗荣渠（1927-1996），四川省荣县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与比较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主要开创者。代表作有《现代化新论》、《美洲史论》。

    “右派”分子下干校

    如果你是新中国的一名读书人，与《武训传》无甚关联，与胡风先生无甚往来，对清官海瑞缺乏一往情深，你也面临一个险境：成为一名“右派”。

    这是一种很难避免的险境，一个心中有些墨水的人，一个有点思想和见解的人，在“大鸣大放”的启发下，很容易就要发表一通言论，于是“因言获罪”。一个庞大的群体——55万人进入了“右派”行列。

    数据显示，从1957年开始，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右派”才陆续获得平反。55万人中，能活到沉冤昭雪的只有十多万。

    “右派”，一段读书人长时间的精神梦魇。

    在开启“梦魇”之门的时候，“右派”们抑郁着、惶恐着、悲戚着，或被搁置起来，或被遣送到农村劳改，或者干脆被送到了监狱。

    若干年以后，他们中的很多人进了“五七”干校。与当年作为“右派”离开城市不同的是，这一回他们在一片喧天的锣鼓声中，走上亦工亦农的“五七”大道。

    从“右派”到干校，这是一段怎样的人生历练呢？

    吴文藻先生下放湖北沙洋干校，在此之前，他曾是一名“右派”。那是一次恶梦般的经历，时间是1958年4月，当“右派”的大帽降临，他的妻子冰心将其称为“意外的灾难”。她说：“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

    1970年，吴文藻夫妇下放潜江干校，冰心用家信记录了他们的干校生活：“劳动是搞西红柿，打杈绑架。累倒不太累，只是露水重，泥多，又脏衣服，墨绿色洗不掉。我们上下午都有劳动，晚上还有会，蚊子多等。”吴先生在这一段家信中插上了一句话：“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能坚持下来，同群众共甘苦，是我们选择的，所以精神变物质，决不会有病的。”

    对比“右派”与下放，从“意外的灾难”到“精神变物质”，全然是不同的笔调和语气，与“右派”时期相比，干校的吴文藻显得格外轻松和积极。

    如果把屠岸先生纳入这篇文章，应该不算牵强。因为，他仅仅是没戴上“右派”的帽子，却“基本享受”了“右派的待遇”。他的问题说大也不大，因为毕竟没有被划为“右派”，说小也不小，因为他的言论属“右倾”，因而受到经常性批判，不断地写着检查，还下放劳动。在劳动地，他常常害怕随时被唤回北京接受批判，以至“有半年的时间，我惶惶不可终日。经常睡不着觉，吃完安眠药之后才能睡一两个小时……”

    由于精神压力太大，他不得不到医院治疗，结果发现“患抑郁症的人多得不得了”。

    准“右派”屠岸精神几近崩溃，不过，当他成为一名“五七”战士，倒是有了几分逍遥自在。你看，白天在高粱地里，他会从心里流出“长镰挥舞，大片火林倒下”的诗句；到了晚上，他会与妻子共同默吟杜甫、莎士比亚。

    1958年，乐黛云成为“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极右派”，开除了公职、党籍，每月仅给生活费16元。这位年轻的母亲，被强迫离开襁褓中的孩子，独自到农村接受监督劳动。离家的那一刻，她步履沉重，伤心落泪。

    1969年，乐黛云再次下放鲤鱼洲干校劳动。不同上次与儿子凄楚离别的是，这一回先生汤一介与儿子同行，出发前还开开心心地到天安门广场照了一张全家福。在干校，两人劳动积极，表现良好，一年后都当上了北大鲤鱼洲草棚大学的教员。

    于是我们发现一个现象，一个人如果有过“右派”经历，他们的干校生涯要从容得多，正如萧乾先生所言：“干校是我们的避难所。”文洁若也承认，相比干校，最困难的还是“反右”时期。

    但是，如果你仅从上述人等的遭遇就断言，“右派”分子到了干校，日子就明亮起来，那是大错特错了。

    1958年初春，在漫天的大雪中，吴祖光作为“右派”分子被勒令远行北大荒，这一去就是三年。三年里，他更多的时间是在农垦局文工团创作组，他改编了话剧《北大荒人》，与人合作创作了话剧《卫星城》、《回春曲》，还把话剧《夜闯完达山》改编成了京剧。

    若干年后，在天津团泊洼“五七”干校时，吴祖光还戴着“右派”的帽子，这位老“右派”的待遇是：别人逢年过节可以回到北京休息几天，他不行；和家人的通信要受到检查；劳动中得与他人分开；掏厕所、拾粪这类脏活，他一马当先。

    他用诗歌记录了当时情绪，如“身世如云幻，蹉跌莫自伤；无心成‘右派’，不意作黑帮。”“又是春来绿柳丝，花开陌上雁归时；栖遥萌眼思亲泪，一见家书便似痴。”“啼笑皆非十五年，风风雨雨奈何天。”……

    从“右派”到干校，吴先生算是“苦未尽甘不来”。

    顾准先生从“右派”一路走来，直到干校期间，他依然遭到经常性的批判甚或拳打脚踢。

    如果说吴祖光和顾准的遭遇是因为他一直没有获得“摘帽右派”的身份，那么早在1961年就摘去“右派”帽子的萧也牧，他的干校命运是否会好一些呢？

    1958年，萧也牧被补划为“右派”，失去了党籍和职务，工资降三级，下放到河北省安国县齐村进行劳动改造。在历经了无数次的批斗及虔诚检讨后，他却换不回“过关”二字。“当你被批得无地容身的时候，你是否想到过去香港或旁的地方？”有人这样问他。“我什么都想过，但我没有条件。”他说。

    1969年4月18日，中国青年出版社大队人马抵达黄湖“五七”干校，萧也牧也不例外。此时，虽然摘去了“右派”的帽子，但是，他依然属“没有改造好的‘右派’”，被列入“牛鬼蛇神”行列。

    他努力地学习赶牛耕田，滚了几身泥巴也不泄气，他只希望良好的劳动表现换来早日的“解放”。

    然而，他力不从心，身体越来越差，即便是放牛，一遇到牛撒野，他就只能望牛兴叹。他衰弱得双手无力拉住缰绳，只能接上一条绳拴在腰上，让牛围着自己转圈吃草。这些成为他劳动中“表现不好”的证据，他得到的惩罚是取消原定的探亲假。

    当时刚进入恐怖的1970年，武斗在干校狂热起来。不管是谁，见到“牛鬼蛇神”都可随意毒打。萧也牧经常被打倒在水坑里，饭碗也被打翻在地，他被打得不能起床，小便严重失禁，他只得跪在菜地里爬行。他继续被噼里啪啦地追打……他再也起不来了，他睡了几天，基本没人管也没人问，他死去了。更衣入殓的时候，人们看到了他两条腿肚上被打得发青发紫的伤痕……

    我们看到，“五七”干校，没有成为萧也牧的避难所，反夺去了他的生命。

    在“文革”之前，“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这不仅表现在受到牵连的人数之多，而且表现在一大批“右派”身份的特殊，章伯钧、罗隆基、曾昭抡、章乃器、林汉达、钱伟长、李达、丁玲、艾青、流沙河、王蒙、潘光旦……这些在不同领域成就卓著的领军人物，无一幸免地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对比“反右”运动，“五七”干校从1968年到1979年，为时11年，大张旗鼓兴办的时间从1969年到1972年，即三年左右。从人数上讲，“五七”战士远远多于“右派”，而且“大家”们也不在其下；也有残酷的揭发“五·一六”运动，以及其他致人死亡事件。更为重要的是，你可以欢欣鼓舞地为“五七”战士送行，却不可以与一个“右派”多说一句话。费孝通的哥哥因为“同情”他的“右派”遭遇而被划为“右派”，乐黛云之所以成为“极右派”，一个原因就是她与一个“大右派”交往甚密。你下放到“五七”干校，绝对不会有“所有的人向你背过脸去”的尴尬与苦闷。但是，如果你不幸成为“右派”，你的妻子或丈夫就很可能要与你离婚，你的子女也很可能要与你划清界线。

    或许正是上述种种原因，加上“地、富、反、坏、右”的口头禅，“反右”运动更深是留在了国人的心中，成了一道挥之不去的心灵伤疤。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从《天云山传奇》到《牧马人》再到《芙蓉镇》，每一个“右派”题材的文艺作品都是如此地受到国人关注。

    毫无疑问，对一些“右派”分子而言，能够下放干校，能够被允许走到“五七”道路上来，甚至是一种政治待遇，是一件值得欢欣的好事情。于是我们很容易理解，经历了狂风暴雨般的“反右”岁月，再下放干校，吴文藻们就显得心平气和得多，即便是萧也牧，也一度燃起生命的激情，要在劳动中好好表现一番。

    然而，我们从吴祖光、萧也牧身上，能更清晰地感受到“右派”运动影响的深远与残酷。

    王蒙回忆干校的文章是《乌拉泊“五七干校”记趣》，“趣”在哪里呢？原来，到干校不久，他就受宠若惊地明白自已是“战士”了，不再是被“挂起来”的人。而他之所以长时间地被挂起来，不正是他的“右派”身份吗？

    研究“五七”干校，探讨“五七”干校，我们在无意识中，触摸到了“反右”运动。这一触摸，就是一份深远和沉重。钩沉起那些并非愉快的往事，每一个回头都是一次苦痛的磨砺。

    人物档案

    吴文藻（1910-1985），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哥仑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曾下放湖北潜江“五七”干校。

    萧也牧（1918-1970），著名作家，代表作有《秋葵》、《连绵的秋雨》等。曾下放河南黄湖“五七”干校。

    吴祖光（1917-2003），著名剧作家、导演，代表作有《凤凰城》、《风雪夜归人》等。曾下放文化部团泊洼“五七”干校。

    王蒙，1934年生于北京，学者、著名作家，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曾下放新疆乌拉泊“五七”干校。

    屠岸，1923年生于江苏常州，著名诗人，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曾下放文化部团泊洼“五七”干校。

    女性温暖的时代

    2012年夏天，在美丽的梁子湖岛，朋友瑶对我说：“我佩服你的内心足够强大，否则很难长时间地在‘文革’中徜徉，很多人都不忍面对那一切。”

    不久，朋友红从黄州打来电话，此时，她正在阅读我的《文人·炼狱——小女子品读向阳湖》。电话一接通，她便说：“你太累太累了，我能从你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你不仅仅是在写文章，你在写作的时候，投入了太多自己的情感。”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真朋友，心灵上可以沟通的朋友。我得承认，正如瑶所言，面对那个时代，我确有很多很多的不忍，比如宋云彬先生离开“五七”干校以后，再也不开口说一句话，比如顾准先生在田间地头接受的雨点般的拳打脚踢……我正是因为这太多的“不忍”，在字里行间流露出自我的情感，让红感到了我的心很累。

    “其实你可以把干校的女性做一个专题。”瑶又对我建议。我瞪大了眼睛：“我正在做呢！”她怎么可以这么了解我！或许，她也意识到了，在我的诸多“不忍”中，依然拥有丝丝暖色，我要说，这些暖色更多来自于女性。

    不是吗？瑶和红只是受我的影响接触到干校文化，但是，比对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以男性为主的专家们，她们的眼光显得更加细腻和温情。

    在那个不堪回首的“文革”时代，正是一批女性，用她们的善良和坚韧，如一道道亮光，划破阴暗的长空，点亮一双双眼眸，让我们在冷酷中读到柔和、欣慰和感喟。

    我该如何打开这扇柔和的窗口呢？我想到了我熟悉的文洁若老人，以及他的先生萧乾。

    君子神交

    2008年11月，在咸宁举办的“向阳情·咸宁缘”活动中，我第一次见到了时年81岁的文洁若老人。在此之前，我读过她写的自传，并了解到她的身世如下：

    祖父为清朝进士，后官至四品。父亲为北洋政府外交官。文洁若出生于1927年，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专业，后供职于三联书店。

    1954年，27岁的文洁若结婚了。这桩婚姻在当时比较引人注目，原因是不仅没有婚礼（新娘坐在新郎的自行车后座上，直接到了新郎的家），而且新郎比文洁若大17岁，离过三次婚，还带着一个6岁的儿子。

    2009年11月5日，我拔通了文先生的电话，我需要她亲口告诉我，当年是什么样的理由，让她“草草地将自己嫁了出去”。“我相信他的人品，我倾慕他的才华。”文老的回答很干脆。

    那么新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萧乾，成吉思汗后裔，1910年出生于北京，早年父母双亡。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42年考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研究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时，作为《大公报》记者，他采访过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和纽伦堡审判。回国后继续任职于《大公报》，并兼任复旦大学英文系和新闻系教授。

    文洁若说：“论名，萧乾当时只有臭名（萧乾因为一篇文章开罪文坛泰斗郭沫若），论利，他可以说身无长物。”

    但是他确实有才。历经出国求学、二战风云后，萧乾鬼使神差般地调到了文洁若所在的出版社工作。文洁若发现，只要经萧乾润色过的稿子，就不再生硬，反倒自然、流畅了许多。“我被他的学识和才华吸引住了。没有一个同龄人曾引起我那么大兴味。我意识到在文字工作上，我不但找到了一位向导，也有了知音。”

    就这样，“一个性格腼腆，从没见过世面、更没同异性交往过的姑娘，偶然间碰上一个走南闯北、饱经世故的江湖客。关于他，又有种种骇人的传闻。然而姑娘还是身不由已地跨上那匹马，跟他奔驰而去。”

    君子神交，不是吗？不带世俗和功利的因子，靠着倾慕和欣赏，走到一起，这是多么纯粹的“神交”！

    携手险滩

    童话故事中的公主一旦嫁给王子，将会幸福万年长，似乎从此俩人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只需享受甜蜜的爱情。

    现实却不是童话。转眼到了大鸣大放的1957年，因为在《人民日报》上“大放厥词”，萧乾成了“帝国主义的忠顺奴才”，“右派”的帽子从此高挂头顶。此时，文洁若第三次怀孕了。

    巨大的刺激让胎儿死在了腹中，可是她不得不拖着引产手术的病体参加先生的批斗会，会场口有人专门在等她。她高昂着头，陪萧乾一起走到会场。

    她主动下放农村，在超重的农业劳动中无怨无悔：“但是只要乾和孩子们能留在北京，我个人吃点苦算得了啥？”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萧乾终究没有躲过下放的命运，而且被明确告知“什么时候回来，十年八年都说不准”。他一时没了主张，倒是文洁若给了他定心丸：别说十年八年，我等你一辈子。

    1966年，“牛鬼蛇神”萧乾写下绝命书：“这个世界太冷漠了，我还是走了的好。”此时，文母已经不堪凌辱自杀身亡。文洁若以孩子的名义激励丈夫活了下来。

    1969年，两人双双下放到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

    年过六旬的萧乾因为“右派”的帽子，成了干校的“大力士”，重活累活都少不了他。文洁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无论如何，要让萧乾活着回去”。她下定决心。

    干完白天的农活后，她晚上就替他值夜班。她为他订做水田靴。她向老乡们买来甲鱼、香油、鸡蛋，在煤炉上为他开小灶。每逢假日她就挑上扁担，进城为家人采购食品。将近四年的时间里，从咸宁通往干校的小路，她起码跑了七八十趟，而每一趟都不下几十里。

    她为他挡回了充秧的壮力活。她教他劳动时省点力。她付出的代价是不断遭到连队批评，被报复性地加大劳动量，发着高烧加班。她只能用更积极的行动“图表现”，比如咬牙挑重担，或者主动为大伙担水担饭。她的肩膀上鼓起了大疱，多年后才手术切除。

    干校后期，人们纷纷回京，但文洁若一直留了下来，不是她表现比别人差，只因为她的丈夫是“问题”人物。她顾不得这些，只是想法设法让萧乾回京治病。

    等到她回京的时候，她的脚指、手指甲已经全部变形。

    一个大家闺秀，以小丈夫17岁的年龄出嫁，仅仅过了三年平静的日子，“反右”的风暴就来临，此后是22年恶梦般的岁月。22年里，很多人直接喊她“萧乾的臭婆娘”。22年以后，当他们终于回归正常的生活，萧乾已经年迈体弱，接受了五次手术，大量时间在医院度过。每一次住院，都是她日日夜夜地守护。

    “你放心，有我呢，我是一只老母鸡，我要把你和孩子们保护在我的翅膀下。”“天塌下来，我顶着。”在最困难的时候，她这样说。

    而在萧乾眼里，“她像《培尔·金特》里的索尔维格那样虔诚地双手捧着圣书，目不转睛地低着头走着。她文雅，谨慎”。可是，1957年后，“由于我的牵累，骤然成为一个准问题人物。短不了时而要受到一些讥笑、刁难，甚至歧视，这样就激起了这个贵州人的那股潜伏着的倔强性格。她一边得下放锻炼，一边得支撑这个有三个孩子的家，这就使她能干甚至泼辣起来。她得学会顶撞，会反唇相讥了，我几乎是眼睁睁看到她由柔顺变得刚强”。

    那一年，她扎着两条长长的麻花辫，与萧乾泛舟湖面；那一天，她坐在萧乾的自行车后座，小鸟依人。然而，那个走南闯北的江湖客，似乎还来不及呵护这个娇小可人的知性女子，就让她成了保护全家的“老母鸡”。

    女性温暖的时代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当时的中国，文洁若式的女性不是一个、两个、三个，而是一群、一批，其结果是构成了一道蔚为壮观的景象。

    在体力与精神的双重考验下，对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爱的源泉在哪里？他们背后的女性们无言地站了起来。

    陈白尘先生下放向阳湖的时候，还属于中央专案组审查的对象，同室而居者负责监视他的起居，家信要受到审查，他乐于与放养的鸭子为伴，只因为感动于这些小动物“从来没有骂过我”。南京的家反复被抄，表现良好的女儿始终无法入团，只因为有个“问题”爸爸，虽然这个爸爸自从1966年就被揪出家门，已经六年不见踪影！

    哪怕是16年，夫人金玲也是他坚强的后盾。在南京，她首要的任务是教育孩子们：爸爸不是坏人！然后，她想方设法与丈夫联络。家信不是要审查吗？就用竹签蘸了米汤，把字写在报纸的空白地，陈白尘收报纸用碘酒涂过，文字就清晰可见了。担心他吃不好，她寄来酱菜、酱肉；担心他睡不好，她寄来安眠药；怕他思想上想不开，她开导他无论你多大的罪都等你回来，为把这句话带到，她挖空心思，把信件缝在中式棉袄领子里寄出……

    “这世间知我者，惟玲耳。”

    “从‘机密’处读到玲的附信，读后心潮起伏，不能自己，立复数行，大呼：‘玲知我！玲知我！’”陈白尘的干校日记多处出现妻子金玲。

    为了把自己的真心话带给金玲，他冒险跑到县城邮局寄信，他改换笔迹写信，他请进城的农民帮他寄信，他以外出洗澡的名义偷偷寄信……

    他专门为金玲写了一首长诗寄出，金玲收到后把诗缝在内衣口袋里，跟心贴在一起不肯离开，直至揉烂……

    我们能说，金玲不是又一个文洁若吗？

    绿原1969年下放向阳湖的时候，47岁，身份是“胡风骨干分子”，接受群众监督的对象。

    他为此一直闷闷不乐，直到有一天，妻子罗惠来向阳湖探亲！与妻子漫步在向阳湖的田间小道上，绿原说：“仿佛走进儿时故乡一片黄灿灿的油菜花丛，在大自然令人沉醉的气息里度过一星期超人的生活吧。”“偏西的初冬的太阳粼粼如水，把这些景物照成一幅鲜艳而模糊的水彩画。两人在水彩画里走着，说说笑笑地走着。”事后，他一直把那些天称为“超蜜月”。

    又是一个女人的力量！1955年33岁的绿原一夜间成了“胡风分子”，一隔离就是七年。

    作为“反动分子”的妻子，罗惠离开文字工作，下到工厂劳动。她接受着冷言冷语，接受着唾骂和殴打。她在准备卧轨自杀的瞬间，听到了孩子们的喊声，她又活了过来。

    她借送衣服的机会，给绿原夹送纸条：“不要挂念家里，孩子们都好。”她设法给绿原送去一箱子书，又带去四个孩子的合影和一包糕点。她一再请求，终于获得探监批准，于是从北京乘车、转车、步行，见到了分别七年的丈夫。

    隔离中的“胡风分子”很多精神分裂了，绿原却靠着妻子送来的书，反倒学会了德文。

    这样的妻子到了向阳湖，该给绿原多大的精神慰藉呢！

    张光年到向阳湖的时候，年近60岁，同样是受中央专案组审查的对象。他留下了一本珍贵的《向阳日记》，其中有这样一段：“今天是十一月一日，在个人生活史上是一个珍贵的日子，况且从一九四六年这天算起，是我同阿蕙建立共同生活的二十五周年！十分想念她，夜里给她写了一封短信。”

    阿蕙是张光年对爱妻黄叶绿的爱称，其时，她也下放到天津静海干校，俩人已经分别四年时间。

    在通信受到监控的情况下，俩人想方设法与对方保持联络。

    也是在结婚25年之际，黄叶绿给张光年寄来一双棉鞋、一双毛袜、两双鞋垫、半包糖果；有时候，她会亲手炒一包花生米，让人捎过来；有时候，则托人带来一包奶油巧克力，或者两瓶蜂皇精片。当她知道张光年在向阳湖值夜班的消息，急得千叮咛，万嘱咐……

    张光年每每提笔给妻子写信，总感到意犹未尽，于是在日记中常常有这样的表述，“给阿蕙写信，未完。”“花了三个晚上，给阿蕙写了一封长信，密密麻麻写了四页，寄到家里去，表示对她生日的祝贺。我是非常非常想念她和感激她的，但采取了极其含蓄的表达方式。”翻开张光年的向阳湖日记，提得最多的一个人物莫过于阿蕙了。

    为了那个处在“破碎”状态下的完美家庭，为了远方无时不在的牵挂，为了这血色岁月里越磨越亮的爱情，为了心灵深处多少年如一日永远爱着的阿蕙，他有什么理由不挺起腰杆，顽强地走到他们团聚的那一天。

    叶永烈先生下放奉贤“五七”干校的时候，利用工作之余偷偷写作，再利用回家休假的机会将手稿交给妻子杨蕙芬，妻子没有因叶永烈的“问题”连累自己和家庭有丝毫抱怨，她理解他，也相信他，她利用一切可用的时间帮他抄写稿件，整理资料。1970年，当叶永烈结束了近三年的干校生涯，立即就出版了五本书，而这五本书中，哪本没有妻子的心血和汗水？在俩人结婚20周年之际，叶永烈送给妻子一首《长相知》：“长相知，不相疑。你信我，我信你。长相知，不相疑。同携手，求真理。长相知，不相疑。共白头，终如一。”

    贾植芳先生成为“胡风分子”以后，关监狱，下干校，历经九死一生。最苦难的日子里，与妻子任敏的通信成了他最大的精神支柱。多年以后，任敏病倒，贾先生找出珍藏多年的书信和日记，精心挑选，编成厚厚的一本《解冻时节》，他把出版社校样拿到医院里，对着昏迷不醒的妻子不停地说：“看吧，你写的信，你写的文章，我们都保留下来了……”任敏泪流满面。

    女性温暖的时代，如此真实地存在于那个不太久远的历史中。当人们如蒙蔽了双眼的斗牛，扭曲地冲撞着，不在意被冲撞者的感受，不关乎他们的承受力，可是，因为某一年的某一天，因为某两个人一段清澈的相遇，这个或许依旧纤弱的女子，便有了超出时代的坚毅与果敢，便有了超强的担当，她们赋予了时代以温和的悲悯，给严冬岁月里送来春风，给干涸世界里送来甘甜。

    一个秋日的雨夜，一篇文章跳入我的眼帘，《我们该不该相信地老天荒》，作者回味自己的爱情故事，再分析琼瑶式的爱情景象，然而她依然迷茫：我们该不该相信地老天荒呢？

    也是带着这个问题，我与文洁若老人进行电话探讨，老人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说自己一直很忙，忙着整理萧乾生前的文章，一本本地修订、出版。那个走南闯北的人终于累了，他走了，走了很多年，但是，她不忍他的离去，她要让他更长久地活在中国的大地上，活在人们的心田里……

    什么是地老天荒，我以为，这种爱情与精神的延续，应该算是地老天荒。

    陈白尘先生84岁生日那天，他送给夫人金玲四句话：“柔情似水，意志如铁；共患共难，同枕同穴。”

    1994年，陈白尘驾鹤西去，金玲在卧室专设先生灵位，供台上花瓶里陈放着素色的花，陈白尘各版本的著作用红缎带系着，分列于供桌两侧，中间一尊小香炉，炉前是一只陈白尘生前使用的白瓷杯。

    每一天，金玲都要对着陈白尘的遗像说上一阵话。

    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永恒的爱”的网站，专门纪念陈白尘与金玲的爱情故事。

    什么是地老天荒，我以为，这种穿越阴阳间的对话，应该算是地老天荒。

    我很希望找到更贴切的语言来形容与渲染这种爱的延续，但是我发现所有的语言都是如此的力度不足。有人说，再美的相遇最终会走到彼此相忘的境地，但是我不知道到底在哪个境地，金玲老人心中才没有陈白尘。

    在绿原与罗惠结婚50周年之际，绿原写了一篇文章《我们的金婚纪念》，文中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持久的坚韧不拔的比死还强的东西？作者在其后写道：是苦难为忠实的受难者们最终带来了好处，是苦难帮助他们考验和锻炼了自己，是苦难帮助他们体会到历史的公正，是苦难帮助他们认识了真理，认识了道德，认识了美，认识了什么是持久的坚忍不拔的比死还强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纪念金婚最引以自慰的。

    我不得不震撼起来，因为没有经历，我们的体会及我们的文字总显得那么贫乏。

    可是这种体验是用什么换来的呢？我们拒绝人为的苦难，但是我们珍惜苦难中焕发的真情。当我们回顾“文革”岁月，当我们为“五七”干校唏嘘和嗟叹，我们是否于万丈红尘处，为那一抹女性的温情而动容？

    我们曾经感动于牛郎织女的传说，也曾回味过孟姜女的痴情，我们在儿童时代为林妹妹抱不平，又在少年时期为赵四小姐撒下几粒泪蛋儿。这片善于滋生阳春白雪的多情的土地，历历烟火往事里，走过多少相濡以沫的柴米夫妻。然而，当“文革”的风暴来临，多少反目成仇的家庭让文洁若式的女性更显风姿绰约，他们泣血般的爱情故事，如霞光斑斓，如薄雾轻烟，袅袅娜娜，飘洒于向阳湖面，飘洒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人物档案

    文洁若，1927年生于北京，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曾任职于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会员。2002年被推选为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名誉理事，2004年被评为资深翻译家。曾下放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

    萧乾（1910-1999），著名作家、记者、文学翻译家。1942年入剑桥大学攻读研究生，曾任《大公报》记者、复旦大学教授、《文艺报》副总编辑、中央文史馆馆长。曾下放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

    张光年（1913-2002），湖北老河口人，著名编辑家、戏剧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黄河大合唱》词作者。曾下放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

    人物档案

    绿原（1922-2009），湖北黄陂人，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编辑家。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著有《绿原文集》。曾下放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

    陈白尘（1908-1994），著名剧作家、戏剧活动家、小说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人民文学》副主编、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代表作有《乌鸦与麻雀》、《大风歌》等。曾下放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

    叶永烈，1940年出生，浙江温州人。科普文艺作家、报告文学作家。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以儿童文学、科幻、科普文学及纪实文学为主要创作内容。曾任中国科学协会委员、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常务理事、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理事。代表有《十万个为什么》、《反“右派”始末》、《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等。曾下放上海文化系统奉贤“五七”干校。

    “向阳湖文化”及其他

    ——读《向阳湖文化丛书》

    2010年金秋时节，《向阳湖文化丛书》由武汉出版社隆重推出，立即受到文化圈的热切关注。不久，中国出版家协会、武汉出版社和湖北省向阳湖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丛书出版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金冲及、宋木文、罗哲文等领导、专家、学者60余人出席会议，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湖北日报》等数十家媒体作了报道。在2011年全国图书博览会，丛书被隆重推介，《中国图书商报》、《中国新闻出版报》和《文艺报》等纷纷登载书评，同时签名售书活动受到读者欢迎。

    丛书出版以来，书评如潮，作者中有当年的“五七”战士，也有在校博士生，有教授和编辑，也有文坛名家。这些书评中，有偏重挖掘丛书意义与价值的，如老“五七”战士崔道怡的《独一无二的“五七”文存》、武汉大学博导樊星的《研究“干校文化”的必备书——读向阳湖文化丛书》；也有侧重于通过丛书谈对干校文化认识的，如老“五七”战士胡德培的《干校文化随想——从向阳湖文化丛书想到的》、中国和平出版社编审庞旸的《也谈“向阳湖文化”》；还有侧重于谈与编著者李城外友谊的，如四川大学教授、著名藏书家龚明德的《守卫“向阳湖”的李城外》；另有在书评中评人的，如湖北大学博士生胡武生的《向阳湖的诱惑——读向阳湖文化丛书感怀》。通读丛书，结合向阳湖文化研究现状，也谈谈个人的浅见。

    建起一座“纸上的干校博物馆”

    吕济民先生在丛书的总序中说：“向阳湖是原文化部“五七’干校所在地，曾下放这里的文化人达六千之多，汇集了中国一流的文化精英”；“向阳湖的历史，无疑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史的一部分，注定也会成为当代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一部分，其研究价值和抢救价值不言而喻”；“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影响，不仅在国内，还会波及海外；它的价值，不仅在当代，更会流芳后世……”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记录历史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修史的传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对仅仅过去40多年的“五七”干校和“文革”史，却重视不够。比如说，我们查找某位专家或者领导的履历，会惊奇地发现，1966-1976年这段为空白，没有做任何交待。问题在于，既然某个人在20世纪80年代还有广泛的社会活动，他的60年代、70年代一定是存在的，面对这种客观的存在，却没有只言片语的介绍，实在是遗憾和令人匪夷所思。

    庆幸的是，《向阳湖文化丛书》给了我们很多详实的答案，这些答案包括当事人当时的所为、所思与所想。比如傅璇琮在向阳湖研读《三国志》和《文心雕龙》；顾学颉先生在咸宁凤凰山上看守瓜园，整日与一条黄狗相伴；王利器先生则在向阳湖体会着温暖的乡情；史树青先生在向阳湖滩上发现了一把三四千年以前的古锛，沈从文续写着他的文物情结……萧乾把干校当成“避难所”，张光年眼里的干校是“受难地”，臧克家记忆中的向阳湖岁月则不乏诗情画意……

    还原与再现一段历史，填补文化人生命履历中重要的段落，《向阳湖文化丛书》功莫大焉。否则，这些珍贵而鲜为人知的经历，不及时挖掘与抢救，将一去不复返，成为永远的历史之迷，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

    其实，这种缺憾无时不在困扰着我们：北京人头盖骨之迷，曹植与《洛神赋》之迷，法门寺地宫石门符号之迷，未解的契丹文、甲骨文之迷……我们因此常常幻想，我们的先人在来得及的时候，能留下哪怕多一点的记录，甚或蛛丝马迹，那该多好……

    如果我们常常困惑和苦恼于过去的迷团，就给未来存留更多的记忆！集体反映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一批文化精英的生活情状，《向阳湖文化丛书》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难能可贵的是，丛书再现历史的手法多样，有事后的访谈《话说向阳湖》和回忆录《向阳湖纪事》，也有其时其境文化人的诗作《向阳湖诗草》，同时还有当事人当年的书信与日记及今天的一批研究成果《向阳湖文化研究》，更有向阳湖文化的挖掘史《城外的向阳湖》。

    丛书图文并茂的特点则使历史的复原更为生动、直观。在《向阳湖诗草》中，一批插画展现了当年“五七”战士的劳动、生活的场景，而整套丛书中插入的大量照片，更有“眼见为实”之感，为“纸上博物馆”增添了亮色。

    《城外的向阳湖》收录了李城外十多年挖掘向阳湖文化的日记，在日记中，“五七”战士、向阳花、地方的领导与文友、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人员、李家的亲人纷纷登场，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向阳湖文化挖掘史，而贯穿这一过程的，是李城外浓得化不开的“向阳情”。毫无疑问，向阳湖文化挖掘的过程，是文化人离开向阳湖后，在咸宁激起的阵阵涟漪，在当今文化界引起的巨大反响，更是“五七”战士与“向阳花”对那段岁月的回望，所有这些，共同构成向阳湖文化的一部分，具有珍藏价值。

    七本书之间相互映照，互为补充，立体和多角度地展示一段珍贵的历史。正如樊星先生所言，是一部研究“干校文化”的必备书。

    给当代国人有益的启示

    一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在当今社会引起反响，掀起一股热潮，其理由自然是多方面的。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当今社会需要向阳湖文化人精神，或者说，因为缺失，所以需要。

    翻开《向阳湖文化丛书》，可谓群星闪耀，冰心、沈从文、楼适夷、萧乾、张光年、周巍峙、司徒慧敏……无不让我们肃然起敬、怦然心动。当他们带着一个时代的背影渐行渐远，当我们试图回眸凝望那个大师云集的过去，《向阳湖文化丛书》横空出世，我们的双眼在为之一亮中不禁悄然润湿。你会发现，这个缺乏沉静与厚重的时代的面纱一角被轻轻掀开，或者与其说我们需要这部丛书，不如说我们需要丛书来沉淀属于这个时代的浮气，来稀释某些心灵的躁气，需要用40年前文化大师们的精神品质与追求映照我们茫然而找不到方向的内心。

    虽然头戴各种政治帽子，虽然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但是这批文化人在苦难中的坚守，在困境中的达观，他们随遇而安的心境，以及对理想与信念的执着，无一不震撼着读者的内心。

    诗人丁力因为解放前与国民党大员于右任有过交往，在干校的时候横遭灾难，住在禾草搭建的牛棚里，到处是牛屎牛尿，臭气熏天。即便如此，在偶尔得闲的时候，他仍然以老僧禅定的境界，海阔天空地无所不谈，却绝不提心中的一丝烦恼。

    1969年，诗人在《湖畔候审》一诗中写道：“屈原为啥投汨罗，忠而见疑没奈何！我未隐瞒任何事，审来审去为什么？不学屈原空投水，我要革命我要活！不断改造世界观，这比古人强得多，为啥不准我唱新歌？”

    1970年，在《田头批判会》一诗中，诗人写道：“田头批判会，群众不发言。只有头头讲，能值几个钱？”

    1973年，当重新回到党组织怀抱后，丁力忘不了用诗歌表达心中的喜悦：“党比爹娘亲，不忘党恩深。重回党怀抱，温暖胜于春。”

    高昂的姿态、坚定的信念和满腔的自信，干校时期丁力的思想情操，牢牢地定格在我们心中。

    “左联”元老楼适夷先生64岁下放向阳湖，属专案组审查的“专政对象”，下田插秧这样的活是家常便饭。在把“五七干校”办成“无期干校”的论调下，楼老对前途却一直充满信心，断定悲剧有谢幕的一天，还写下“洗净胸中块垒气，心清正与潭清同”的豪迈诗句。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清醒明晰的思维，怎能不让人为之动容。

    今天，我们的社会很多方面都发展了，然而，我们的心灵空虚了，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意识也淡化了，有时候，淡化得连知识分子本人都失去了自信或自尊。

    读一读《向阳湖文化丛书》吧，你会在不经意间，感受到文化人那份生命的活力与心灵的归宿感，感受到一个读书人身上舍我其谁的气势。他们着眼当下、放眼未来的气魄，让我们在对比中映照自我，受到启迪。

    展示向阳湖文化研究现状

    《向阳湖文化丛书》的出版，同时把向阳湖文化研究的现状展现在读者眼前。十几年来，成绩是可观的，如果辩证地分析，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

    比如《话说向阳湖——京城文化名人访谈录》一书有102篇访谈录，明显不足在于，大多挖掘的是干校故事或者浅层次交流，在深度上尚有欠缺。比如对臧克家的采访，采访者与被访者主要谈了《忆向阳》以及诗人全家在向阳湖的情况，没有谈臧老对干校的看法、当时的心境（《忆向阳》是回北京几年后才写的）；采访韦君宜的时候，主要也是讲韦先生在干校如何帮助别人，如何参加劳动；采访金冲及时，主要讲金先生如何去咸宁、如何参加劳动受迫害的故事。事实上，写过《思痛录》的韦君宜，其思想深度非一般人可比，而历史学家金冲及对于干校文化，也该有独特的思维，可惜采访比较表面，让读者有想深入阅读却戛然而止之憾。当然，访谈录中也不乏精彩之作，如对萧乾的采访，让萧乾道出了“向阳湖是我的避难所”；对严文井的采访也十分成功，严文井还说出了肺腑之言：“要说谁心甘情愿安身落户咸宁，是不真实的，有的人绝望了，我属于其中之一。在那种高压的气候下，还得认命。”这些采访可谓上乘。

    作为向阳湖文化研究的基础书目，在为研究者提供史料的同时，提供更多更丰富的当事人的思想，是尤其宝贵的。在向阳湖文化史料搜集与研究的下一阶段，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

    再说说《向阳湖文化研究》，这一册分为“论坛”、“书评”、“史料”、“争鸣”、“动态”与“笔会”等几个部分。“史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版块，这是比《话说向阳湖》、《向阳湖纪事》更直接的研究资料，但是篇幅不是很足，仅占全书的12%。事实上，当时的“五七”战士留存的日记、信件很多，真正的研究者，需要的第一手资料也该是这些。如果将来可全部汇集出版，当是向阳湖文化研究的一项重大基础工程。

    相对于其他版块，“笔会”一栏中，有些文章显得份量不足，特别是一些表述式散文缺乏研究价值而占用了大量篇幅，如果让位于“史料”或许效果更好。

    最重要的一个版块书——“论坛”，可谓每篇都是精品，读来受益匪浅，但也有两个遗憾：一是文章数量不多（12篇），二是作者属于向阳湖文化研究会成员的，只有二位。这充分说明干校文化研究多年以来，成果欠缺，同时可见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力量的单薄与乏力，这种乏力主要表现在研究会人员的能力、精力与投入程度上。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中非专业人员比较多，有一定的先天不足，加之所有人员为兼职人员，很难有足够的精力把这项研究做得更深入。如果说这两者都是客观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主观上的，即真正热爱向阳湖文化并愿意为之钻研的人明显不足，以至于研究十几年以来，真正能登上“论坛”的人，为数寥寥。

    有人提出，当务之急是要吸纳一些有才情的专业人才加盟，我倒认为，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也提出了表面的解决方法，却没有看到关键的学术心态问题，即对这份文化，有多少人真正地主动去投入。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向阳湖文化丛书》，需要我们从前辈知识分子的精神品质中反省与提升，因为真正的学术来不得半点虚假，只有我们的心境安静下来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自然呼之而出。

    说到研究队伍，目前武汉大学等一批研究人员参与了向阳湖文化的研究，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有一个现象值得特别关注，那就是参与者都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员，诚然，向阳湖与文学有一些关联，但是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个文化现象，历史学、社会学的参与者几乎没有，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缺憾。事实上，向阳湖文化与后两者的关联应该更紧密。这些应该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否则研究队伍的层次上来了，方向却单一了，必然带来新的问题。

    凝聚李城外的故乡情结

    十多年的艰辛与坚守，在低谷、高潮、不解与赞誉中，李城外一路走来，人们肯定的是他的执着与人文情怀，却忽视了他骨子里一份浓厚的家乡情。记得丛书出版座谈会上，武汉出版社彭小华社长曾经讲到，李城外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他认为咸宁有这么好的文化资源，就应该努力地开发与利用。对于彭社长的观点，我深表赞同，有一次研究会聚餐的时候，说到某主持人错把“咸宁”说成“咸阳”，李城外义愤填膺，为咸宁不如咸阳出名而倍感耻辱。翻开《城外的向阳湖》，这样的记录随处可见：“上午专门去报社要了上百份《咸宁日报》周末版，准备日后专门分发送人，以扩大向阳湖的影响。”而每到外地出差，他总忘不了对别人宣传咸宁，宣传咸宁的向阳湖。总之，为了扩大向阳湖的影响，李城外做的工作到底有多少，恐怕谁也说不清。从中央电视台到新浪网、新华网，从《人民日报》到《南鄂晚报》，从《新文学史料》到《湖北档案》，直到《江汉论坛》，向阳湖文化在新闻媒体、文艺报刊、社科界、史学界弄得风声水起，专题片、专栏、特刊一个接一个，直到《人民画报》用30个页码的重磅推介，“咸宁”的名气因为李城外而走向全国，走向海外。

    借助向阳湖文化，铭记历史，反思历史，纪念文化人，同时，也借助这份文化，推介故乡咸宁，作为一名咸宁人，李城外做到了最好。特别是在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的保护上，他奔走呼吁，在向阳湖文化的硬件开发上，他义务、热心地为地方政府提供资料，可谓“用自己的心与情，做咸宁的事”。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他的境界。

    真性情感动真学人！真功夫不负有心人！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得知向阳湖文化研究与开发的现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件事本来就是国家的事！”在李书记的推动下，2010年，重视向阳湖文化作为全国人大提案走上“国事论坛”；2011年7月，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宪生亲临向阳湖，现场办公，部署向阳湖文化的开发与保护！

    《向阳湖文化丛书》的出版是向阳湖文化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或者说是一个新的起点。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这套丛书相比多年前出版的向阳湖文化书系（四本），只是在从前的基础上增加了李城外的日记、汇编的一些关于“五七”干校的研究成果及诗作。也就是说，向阳湖文化书系出版后十年左右的时间，即便是李城外本人，也很少再有新成品问世，也没有写过一篇关于向阳湖文化的研究文章。十多年了，向阳湖文化的工作并没有停下来，然而，目前存在宣传多于研究、联谊和呼吁多于抢救性挖掘的问题。这也是《向阳湖文化丛书》给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启示。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读《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

    《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一本不太厚也不太大的书。全书375页，不过三万字，穿插于字里行间的，是大量的画作。

    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书，让我有了写作读后感的冲动。这其实是一个父亲写给女儿的书信集，信中之所以配有许多的画，是因为当父亲开始给女儿写信的时候，女儿只有八岁，她不能识得足够多的文字，但是她可以看懂更为直白的画。是的，这位父亲是一名画家，他的名字叫丁午。或许，这个名字我们听起来比较陌生，但是，我们一定熟悉《机器猫》、《樱桃小丸子》，首度引进这些日本动漫的就是这位丁午先生，“机器猫”的名字正源自他的笔下。1952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丁午一直担任《中国青年报》的美编。1969年，他随同报社人员下放河南黄湖“五七”干校，八岁的女儿小艾留在了北京。独处黄湖的日子里，他是那样地思念女儿，于是不断地给她写信，这些信的开头几乎都是一个模式：“亲爱的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于是这句话的主体成为了这本书的名字。从1969年5月到1972年8月，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父亲给女儿写了很多很多的信，留存下来的61封，结集出版。在家信里，他用画的形式告知女儿，他在干校做砖、当木匠、养猪、割麦子、吃蛇蛋、游泳、生病；他用画的形式告知女儿，什么是菱角，什么是莲蓬，什么是田螺；他同样用画的形式告知女儿，怎样抓青蛙，怎样挖鱼塘，怎样割麦，怎样插秧。在女儿十岁生日那天，他画了一组画，描述女儿的成长经历；当他生病的时候，他把同事们照顾自己、看望自己的画面展现给女儿，教育她要做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他把自己克服困难的画面展现给女儿，教育女儿要做一个勇敢的人。“小艾，你看见过小毛驴吗？你知道它爱吃什么东西？它最爱吃爸爸的画。就像小艾吃山楂片一样。小毛驴把爸爸贴在墙上的画都给吃了。”“远处看见一颗树，树上有好多树叶，可是冬天树上应该没有树叶呀！这是怎么回事？走近一瞧，树叶都飞了，原来树上不是树叶，是一大群小鸟，人走过来，它们就飞了！”……妙趣横生，真挚动人，每一封画出来的书信里，都藏着浓得化不开的父爱。

    充斥丁先生家书的，是灿烂的笑脸，是随处可见的“你说好玩吗？”的字样。我们在阅读中常常会忍俊不禁，我们甚至试图还原一份诗意化、趣味化的干校生活。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泪水终于溢出我的眼眶。

    不可逆转的无奈，长相思的苦楚，化成苦中作乐的文字与图画。时过40余年后，作为成年人的我们可以读懂这位父亲藏在笑脸后的痛，读懂他点缀在字里行间的淡淡忧伤。当我们让时光倒移，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丁先生的黄湖岁月，我不禁忆起另外一本书：《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

    无独有偶，同样在黄湖与北京两地，叶圣陶父子也用书信进行了长达三年的交流。的确如此，作为丁午的同事，叶圣陶之子叶圣善也下放黄湖干校。在这对成年父子的家信里，我们读到了更为真实的黄湖岁月：住在真正的牛棚里，被牛粪打湿弄脏的衣服来不及洗也来不及干，就又穿上开始劳动。农忙的时候一天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对一个长期拿笔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彻头彻尾的高强度劳动。“明天有许多叔叔阿姨要回北京，可是爸爸还不能走，爸爸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完。爸爸还要给鸭子住的房子做两个门……”在其中的一封信中，丁午对女儿说。对一个恋家的父亲，这是十足的心灵磨砺。但是，作为一个父亲，当时的他只希望给远方的女儿以快乐。看不到批斗会的残酷，看不到劳动环境的恶劣，即便是高烧七天的日子，丁午都会给女儿画一幅痊愈后壮实的模样。“阅读这些信件曾给一直生活在城市的我带来了无限的乐趣和遐思。”今天，已经年过五旬的小艾说。这个被爱拥抱的女孩，她为那个年代抹上了一缕亮色。丁午的一生画过许多的画，可是在他心里，最珍贵的依然是当年画给女儿的画。遗憾的是，直到临终前，他都没有找到这些画。然而，意外却发生在家人为他清理遗物的时候，这些画突然呈现于眼前。

    遗作往往潜伏着巨大的能量。不是吗？公元前154年，西汉王朝意外地在墙缝里发现了一批竹简，这便是影响了中国文化数千年的《尚书》。二次大战后，一位德国父亲收到故去女儿的一批日记手稿，这便是让世界荡起涟漪的《安妮日记》。诚然，丁午家书没有《尚书》中的深邃和奥妙，也没有《安妮日记》里的旷世灾难与恐怖。但是，用独特的角度再现中国的“五七”干校，《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让你在苦痛中咀嚼温暖，在悲伤中品味甘甜。特殊的历史环境与特别的表达方式，赋予了它的独一无二。纵然冰心、沈从文、费孝通等数不清的文化巨匠都留下过干校家书，但是，唯有父亲丁午，他把一份家国忧伤隐藏在温馨与风趣的亲情背后，让我们在微笑中泪湿衣衫，更显弥足珍贵。

    见多了《古拉格群岛》式赤裸祼的控诉，读多了巴金《随想录》式的实话揭露，我们的心被伤后结出的茧浅浅包裹着，以致难以动笔写下哪怕一个字的感悟。《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却因为落笔之初，作者就抱着一颗童心与爱心，以致成书的时候，可以和读者一起，把岁月的酸楚一点点地揉碎、消融，呈现出一派阳光灿烂，直至作为读者的我，必须要为这本书写下一点文字。在这篇读后感的结尾，我需要交待一下那个幸福的小艾。她后来东渡东瀛，又横跨太平洋，在父亲给她的书信集中，收录了她的一篇文章《我特别特别地想你》，在文章的结尾，她说：“也许幼年去火车站给父亲送行时，我就应该得到这个教训：我的眼泪并没有留住父亲。去年父亲病重时，我们的泪水还是没有能把他留住。如今，已经不需要给他写信了，但我仍旧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地想他。”

    君子与小人同台

    ——读干校小说《颤抖的灵魂》

    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大凡文人如张九龄、寇准等当政，这一时期的政治要清明得多，读书人嘛，到底有些君子风骨，所以历来君子总是受人尊重的。

    不过，如果君子和小人同台呢，读书人的耿直倒让他们吃尽苦头。邹荻帆先生的长篇小说《颤抖的灵魂》，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河南息县干校的生活为背景，再现了一段君子与小人同台的往事。

    这是一本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的书，考古学家何洛图是书中的第一主角。“文革”来临的时候，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因为他的关系，大儿子不到15岁就到北大荒当知青，被无辜打伤扔在冰冷的小屋里挨冻受饿，六岁的小儿子留在北京与保姆相依为命。远在河北干校的妻子，一心牵挂三头，她利用半个月的休假时间，南下北上，看完丈夫和小儿子，又远赴东北，正巧救了大儿子。她的结局是不幸累死于奔波途中。

    “我觉得我是在黑线下犯了错误的，我认罪服罪。下‘五七’干校是毛主席给我出路，让我重新做人。”刚下干校的时候，何先生这样说。他并且把这样的态度带到劳动中，派他挖红芋，为了不把红芋弄破，他“每下一揪都选择了又选择，比划又比划，先是轻轻放下，慢慢深入，似乎这下面埋的是青铜器、仰韶陶，或是商罄周璧。因精神高度紧张而流下的冷汗比热汗多”。可是，由于这样认真，他的速度慢了下来，为了赶上大家的进度，他只有加快捡红芋的速度，这么一来，免不了丢下一块两块的。然后，干校为此召开一场批斗会，何先生被批成“有意破坏劳动人民劳动成果的阶级敌人”。

    妻子病危的电报换不来一天的假期，他只能坐等妻子病亡的消息。他把一切苦痛深深埋在心底，不耽搁一分一秒的劳动。半夜里起来盖土坯，因跑步前进而诱发心脏病，在偷吃急救药的过程中，他没能赶上队伍，他迷路了！他晕倒在一条渠沟边，就这样迷迷糊糊过了一晚。

    “我说下干校好，不能说失业、改业，哪怕不搞专业了，思想能提高一点也好，哪怕改造一辈子也是幸福的。”他依然这样说。

    意外的是，他很快接到通知要回北京搞专业了，他自然是高兴的。然而，他从前的学生，如今作为干校负责人之一的何满成，把他留了下来，目的是把回京的指标留给自己。

    气愤之下的何洛图住进了医院。

    “我就是在海里淹死了，也不会瞒天，我不欺骗组织。”他的话仍然掷地有声。

    承受再多的苦难也难改那颗痴心，即便他被踩上千万只脚，却不会为了推动其中的一只脚说句违心的话，耍一点小手腕。这就是何洛图，邹荻帆笔下真正的知识分子！

    何满成呢？“文革”开始，老师一倒台，写大字报、开批判会，他比谁都积极。没人的时候，他会“安慰”老师几句。然后，在老师充满谅解的眼光下，他会再送来致命的一击。不准探望师母，私自取消老师回京的机会，这位学生的每一次“报答”都沉甸甸、响当当。

    但是，你要让这个老师对弟子来一点针锋相对，还真是天方夜谭。离开北京之际，他把专业书送给了学生。在干校，他更多地为弟子的“前途”设想。只是，他是否想过，当年的“爱徒”正是在踩在自己的肩膀上，表明他坚定的“革命性”。

    何洛图的朋友罗博全，同为“反动学术权威”，在干校被指派养猪。为了把猪养好，他忍受着痔疮出血的巨大苦痛，为母猪洗澡。为了让小猪长得快一点，他磨豆浆给小猪喝，用豆浆煮稀饭给小猪吃，甚至把自己的奶粉拿来喂小猪……用尽所有招数，却不见亲爱的小猪们长得胖一点、大一点。他哪里知道，这样的猪种属“僵猪”，是根本长不大的。生产队牛队长为他介绍了这样的品种。

    君子又被小人算计了一把！

    让人心中阵阵生疼的是，罗博全还被继续玩弄：住地被人贴了“反动标语”，他又被稀里糊涂地批了一顿。他哪里知道，栽赃者不过是为了洗刷自己，把黑帽子“送”给了他。

    “我总是想着自己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不负党的期望，真正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改造，可以改造……我怎么变成了敌人呢？”这样的时候，罗博全本人还一直在纠结，在痛苦。

    多么单纯的读书人！

    “五·一六”分子周业兴在干校也算个倒霉透顶的人物，无数次被批斗、被殴打，但是即便有几十个人都违心承认了自己就是“五·一六”分子，即便大家都供出他是加入该组织的“介绍人”，他却做不到低头“认罪”，因为那一切的确是假的。问题在于，他不承认也就罢了，还要道出他被揪斗的本质：按上面的说法，当年社科院两派造反派中都有“五·一六”分子，如今其中的一派领袖郑云程成为干校负责人，只有拼命把另一派打下去，才能保全自己，否则郑本人也将成为“五·一六”分子。入木三分的见解让郑云程老羞成怒。“伤在暗处”，郑这样指示。周成了郑一伙人为了自保而遭受残酷打击的对象，但是，对子虚乌有的事，周业兴就是不承认。

    翻开“文革”期间的文件，“要文斗，不要武斗”、“防止斗争扩大化”的通知一个接一个，但是我们所接触到的“文革”实际，武斗与扩大化的现象比比皆是。一批批小人为了各自小团体或者个人的利益，手段百出，成为“文革”期间遍地冤狱的重要原因。

    可悲的是，一大批被打压的读书人，他们是那样的纯洁，少有防人之心，从无害人之企图，即偏偏沦为小人们算计的靶子。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颤抖的灵魂》并没有情节上的大起大落，也没有情节上的剧烈冲突，更没有一个集中的大事件层层推进而吸人眼球。整本书一个个人物出现，一桩桩事件罗列，更像一部“五七”干校的纪实。

    但是，透过这每一件零散的事件，透过一个个人物的命运，我们真实地走进了一代知识分子的“五七”干校，于表面的波澜不惊中，让人痛彻心扉。

    为什么“要文斗，不要武斗”流于形式，为什么斗争的扩大化一再上演？在发动这样一场运动的时候，对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是不是考虑得太过简单，这种简单为小人们开启了大门，提供了空间，创造了机会。

    如果不能从人性上杜绝某些可能性，就需要制度的更加合理与完善。遗憾的是，曾经发生的事实告诉我们，在没有足够准备的情况下，我们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事情后续的发展，往往不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无论我们多么强调应该让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至少在息县干校，至少在《颤抖的灵魂》中，作为当年干校的亲历者，邹先生笔下的“五七”干校成为知识分子继续遭受残酷迫害的场所。一群善良的读书人，在一群小丑的摆弄下，没有人格尊严，享受不到人间温情，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物极必反，走到极端的错误必然被公正与真理取代，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为一个时代付出惨重代价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君子品行必将赢得下一个时代。

    然而，我们依然心有余悸，为着罗博全用奶粉喂猪的“壮举”，也为着何洛图在野外晕睡的那一夜。

    让小人不再有更多的可乘之机，让君子们在大义凛然中获取尊重与爱戴，我们需要反思与总结的太多。

    见证一段峥嵘的岁月

    ——读“五七”干校小说《罗山条约》

    一段峥嵘的岁月必然诞生杰出的作品，比如《罗山条约》，没有40年前那段轰轰烈烈的“五七”干校岁月，就没有这样一部作品。在阅读该书至倒数第五页的时候，我的眼泪终于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想，正是非凡岁月的非凡事打动着我。

    这是一部小说，实则是一部人性的百窥图，也是一部时代的写真集。

    作者以“五七”干校的孩子为切入点，以“五七”干校为小场景，进而描写了“五七”战士、“五七”干校及整个“文革”的时代悲歌。

    讲到孩子之前，得先说说“五七”干校的大人们。《罗山条约》用孩子的眼睛去观察，用口述的形式表达，通过一群知识分子、国家干部在“五七”干校及“文革”中的表现，窥见他们不一样的内心世界。

    比如干校牛场的程大爷，在“文革”之初不加入任何帮派，到干校的时候也坚决不当校长，选择专职放牛；杨应武在“文革”之初遭诬陷而跳楼致残，最后懂得了算来算去算自己的人生哲学；冯思洁的父亲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而后奔赴延安，在“文革”中由狂热而转向痛苦的反思；才华横溢的钟备先生，在干校坚持学术研究，面对残酷迫害，傲然不服，可是他至死没有得到孩子的理解与尊重；迫害“五七”战士的魏博良，最终受到良心的巨大谴责；受迫害的郭康华，被摘掉政治帽子后大唱《东方红》如狼一般嚎哭；“文革”中凶神恶煞的李晓凌，最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那个揭露他人却被反咬一口的贡志广，落得割腕自杀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就是一部多棱镜，折射着人性的方方面面。“文化大革命”也是一个晒场，抖落出人性的真善美丑。如作者所言：“潘多拉的盒子一打开，贪欲、自私、嫉妒、仇恨、残忍、虚伪、淫荡、吹捧、厮杀等等都会冲出来。”

    当大人们出于种种目的一个个出场的时候，孩子们显然要单纯得多。

    他们打架不为别的，或许只为对方多看了自己一眼，或许只为对方与自己不在同一个干校，他们就可以操起家伙，石头、棍棒、镰刀向对方扔去、砸去、砍去，无所谓造成什么后果。经过“造反有理”的时代洗礼，就在“皇城脚下”，青春躁动期的孩子们曾经那么斗志昂扬地斗地主、斗资本家、斗走资派、抄家游行、火烧领事馆……一个比一个横、一个比一个牛。当他们来到偏远的罗山干校，还血红着稚嫩的双眼，一场接一场的大戏自然在后头。一会儿与当地孩子冲突，一会儿与来自不同部门的干校孩子冲突，再或者火烧民房，再或者偷几把镰刀，要么就把干校的专政对象抓起来一阵狂打。

    打架可不是简单的打打杀杀，那是需要智慧的，比如如何离间其他干校子弟的关系，再比如弱小势力群体如何联合起来对付强者，否则你一个孩子在干校都没法混下去。

    也不能擅自说他们没有信念，那个庙仙干校的李建强，不就提出了要到缅甸参加解放全人类的斗争，在打打杀杀中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吗？了不得的是，他付诸了行动，其结果是落入缅甸的原始森林，多年后被遣送回国，缅甸的妻儿不知去向。

    他们只是因为没有止境的狂热而打架吗？不，他们也会冷静，他们一冷静下来，就觉醒了！《罗山条约》的签订就是见证。

    孩子们终于厌倦了，当一路厮杀过来的他们再度汇集一起，一场血战即将上演的时候，孩子王任天亮开口了：“各位兄弟，从1966年到现在，我们打打杀杀五年多了。总想争个好汉，充个牛逼。我从来没有给人讲过道理，我不会。临来之前，建强和海山找到我，无非是找我出头，打个你死我活。我不同意，我已经没有打架的冲动了。看在我的面子上，我要求他们放弃无休止的争斗，他们同意……希望你们从此成为兄弟，不再发生纠纷。”

    随后，他以自断一只胳膊的代价，换取了《罗山条约》的签订：“北京好汉，罗山开练。偃旗息鼓，互不侵犯。无事生非，就是混蛋。都是兄弟，不再捣蛋。罗山立约，说了就算！”

    从此，孩子们结束了纷争。

    但是，他们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人命归黄泉，有人终身残疾，还有的留下心灵上永久的伤疤。好在有了《罗山条约》，所有的准灾难被扼杀在了摇篮里。多年以后，在任天亮的遗体告别仪式上，1000多人聚在一起。

    “在那个动荡的岁月，天亮兄是最早参与红卫兵的积极分子，他用他的方式保护我们的父辈，也保护我们，虽然不能根本改变我们的命运，但是我们记得他。”

    “《罗山条约》是天亮兄用一只胳膊换来的，他制止了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大规模械斗。”

    这场遗体告别仪式，是当年的孩子共同意愿的延续表达，也就是说，就在当时，每个人都开始疲惫，他们想安静下来了，《罗山条约》的提议迎合了他们心理的需求。

    有什么比孩子们自发的觉悟更重要呢？因为这是代表与推动时代潮流发展的最强大动力。

    无论多么光鲜的理由，无论多么激动人心的政治目标，无论多么坚强的向往，无论多么万众一心的表象，都不能替代一个人内心真实的感受。当所有真实的感受相互碰撞，所有逆时代发展的东西，都将灰飞烟灭。

    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山条约》的签订，正是“四五运动”的前奏，而“四五运动”，正是一个时代结束的前奏。

    感谢应旗先生，他在序言中讲述了真实的《罗山条约》，让我们聆听到了那个时代的声音，也知道了《罗山条约》是真正的历史。当然更要感谢王耀平先生，是他用文字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凡的时代和非凡时代的人。

    我不是作家，也谈不上文学爱好者，但是读完《罗山条约》，我却希望从文学的角度来谈谈这部作品。

    作者的构思显然是匠心独具的。“五七”干校以及“文革”，是一个很大的题材、很大的话题，涉及的人物、事件太多太多，把握好这些素材，散而不乱地表达一个主题，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纵观《罗山条约》，读者感觉不到一点紊乱，层层递进的结构更多了引人入胜的成分。全书以一个记者的视角，将人物与情节步步推进，临结尾处亮出《罗山条约》，所有重要人物全部出场，整部小说达到高潮，足见作者把握素材的水平与能力。

    《罗山条约》同时是一幅罗山农民的悲歌。小说通过“楷体”字的表述，记录了在民主革命、抗日战争年代，罗山儿女前仆后继，演绎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罗山“五七”干校的学员中，他们的前辈中很多就是罗山人，比如任天亮的老家就在罗山果子湾，当年全村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参加了红。可是，就是这样一块红色的土地，在新中国成立20年后的“文革”期间，村民依然住着草房，村里的老模范家，房子是泥和稻草做成的土坯垒砌的，没有一砖一瓦，没有门没有窗，吃着粗米饭，一个碗里就是一根咸菜，屋里还卧着一头牛。农耕基本是原始的刀耕火种式，与两千年前没有太大区别。而农民的孩子，随便往黑棉袄里一抓，就可以抓出来一个虱子。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大量罗山人还在京城捡破烂，因居无定所成为警察常常“光顾”的对象。

    面对这些，我们能说什么？

    《罗山条约》也是一部展示文学独到魅力的力作。近年来，干校体裁的书的确多了起来，比如《向阳湖文化书系》、《厚重黄湖》、《英山夜话》、《荆乡遗梦》等等，这些都是纪实作品，由访问记或者回忆录组成，编者的目的往往是“保存一段完整与真实的历史”。但是，这些口述历史真的那么真实和完整吗？我曾经采访过一些“五七”战士，往往是对方讲自己如何如何被强迫几天几夜不让睡的时候，我的一句“不让你睡的那人是谁？现在在哪？”对方就戛然而止，再或者来一句：过去的事，算了！如此一来，那些曾经使用过各种伎俩与手腕的人，你很难找到，据说有人也找到了，但是对方根本不愿接受采访，更谈不上自写回忆录。如此一来，读者就不干了：一本本的书，一篇篇的文章，长篇累牍地讲如何如何挨整，或者如何如何关照那些“专政”对象，那些整人的人到哪里去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如同一块镜子，因为缺失了涂层的一面，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玻璃，无论如何也照不清一个真实的面目。反映一个不太久远的历史，文学的优越性就极大地体现出来。《罗山条约》回答了很多问题，比如他们是如何相互揭发、如何相互算计，当事人最终的结局与命运等等，虽是虚构，实则因为来源于真实的生活而显得真切，反倒弥补了口述历史的不足。否则，李晓凌式的人物，我们今天是无论如何也采访不到的，即便访到了，大约她也只会讲她如何被强迫七天七夜不让睡觉，最终稀里糊涂成了“五·一六”分子。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阅读《罗山条约》，我感受到了作者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全书的开头就让一个“80后”的记者去一一采访当事人，可谓用心良苦。在80万字的《罗山县志》中，当年轰轰烈烈的“五七”干校不过四行字。“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作者借当事人的口气如此表述，为了让历史获得延续，我们有必要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的过去，况且这是一段不太久远的过去。小说最后把《罗山条约》的原件交给了这位“80后”的记者，包括请一个“90后”作序，我想意亦在此。

    “‘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的研究在国外”，记得在向阳湖文化书系出版的时候，武汉出版社的彭小华社长曾经这样说。

    “如果我们自己不来研究‘文革’，必然给外国人以信口开河的机会。”季羡林先生也曾忧心忡忡。

    我于是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唤起更多人对我们历史的关注。

    《罗山条约》的理性思考发人深省，这是我要特别提到的。

    “思想认识上有分歧，导致政治上的对立。同时掺杂着个人恩怨、个人好恶，凭借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开始政治攻击，人身攻击。”

    “‘文化大革命’固然点火的高层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人，平民、草民自身的劣根性就是干柴，往往点火者无法控制火势。”

    “八次接见红卫兵欢欣鼓舞，打倒刘邓陶欢欣鼓舞，成立革命委员会欢欣鼓舞，发表‘五二〇’欢欣鼓舞……还是这帮人，粉碎‘四人帮’依旧欢欣鼓舞。”

    ……

    没有一段见解不是精辟独到而显示着作者的深思与睿智，从而成为全书的闪光点。

    我们不能割断过去，我们更要延续未来。我们的昨天曾经犯下错误，我们在改正错误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问题，这是《罗山条约》提出的另一个问题。

    “万万没有想到，李军辉后来成了不能养家糊口的浪漫诗人，苦了我的桥妹。前些日子桥妹找我，让我帮助李军辉出版一本诗集、一本散文集。桥妹给我念诗，很动人，她流下了眼泪，我也很伤感。行家说确实很美、很抒情、很幽怨、很深邃。但是有人看吗？”

    当年的方子，机床技术的佼佼者、北京市劳动模范，却不得不面对企业倒闭而下岗的命运，每天为生计辛勤奔走。

    的确，我们过去错得太远，但是我们的今天也不是完美无缺，这才是真实的历史。面对永远不可能完美无缺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总让共产党去反思，去拨乱反正。我们应该考虑到，作为社会的个体，我们的责任何在？”

    面对《罗山条约》批判的矛头，我们是否想过，在过去的错误中，同样是平民百姓，你曾经做过什么？面对今天的种种不完善，我们又将如何去做？但愿《罗山条约》能唤醒更多的良知与责任心。

    我一直是用珍爱的情绪手捧《罗山条约》的，不为别的，只为这是第一部反映“五七”干校岁月的长篇小说。一段峥嵘的岁月却不曾产生更多的文学作品，人们谈起干校文学的时候，常常感叹其远不如知青文学丰富多彩。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山条约》是干校小说的开山之作，显得弥足珍贵。

    今年，长大成人的罗山干校孩子们100多人大聚会，其他干校的子弟也在行动，大家纷纷拿起了笔，主题对准的正是那段不平凡的岁月。而在多年以前，一个叫林阳的小小”五七”战士，就曾编过一本《童年的干校》。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段峥嵘的岁月一定会产生伟大的作品，《罗山条约》也许只是一个开端，但愿只是个开端。

    怀念一口老井 凭吊一座煤窑

    我要怀念这口老井，因为这口老井见证过一个文化巨人蹒跚的脚步，目睹过他孤独的背影。40多年前，沈从文先生下放咸宁“五七”干校，住在一个叫做双溪的小村庄，为日常生活所需的水，他每日光顾这口老井。

    然而，今天，这口老井不在了！

    就在今年春天，我还去看了这口井，半月亮形的井口，清澈的井水倒映着湛蓝的天空和碧绿的香樟。

    可是，仅仅经过一个夏天，老井和它的周围成了一个大工地，被机器翻挖起来的黄红色土壤，厚厚地盖住了老井的位置，我木然！

    这不仅仅是一口井，面对这口井，我们可以恣意地想象，当年，年近七旬的先生在某一个黄昏，把小桶浸入水中，舀水、起身、转身，泥泞的小路记录着先生缓缓的脚步；面对这口井，我们可以尽情地复原，在某个清晨，先生舀起小桶的井水，倒入炉火上的容器中，袅袅炊烟模糊着先生的眼镜片；面对这口井，可以体味一位巨人恬淡的田园生活，可以触摸累累的时代伤痕。

    40多年过去了，先生离开我们也有20年了。然而，每一年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国外的崇拜者，会来到咸宁寻找这个叫作双溪的小村落，只为追寻先生的足迹。看一眼先生的故居，虽然破败，毕竟还伫立在那里；走一走乡村的小路，坑坑洼洼地保留着当年的模样；亲临这口老井，更近地走入先生的下放生活！

    我曾伫立在井边，聆听村民讲述先生的故事，比如他在老井周围，用放大镜寻找着唐砖宋瓦，比如他坐在稻草条熏起的烟雾旁，摇着蒲扇和村民一起纳凉。我也曾行走在通往老井的小路上，感受先生当年的艰难与淡然。

    而今，老井也离去了！一滴泪从我的心口涌出。

    离开双溪村，由于心中挂念着一座煤窑，我们直奔一个叫上屋周的村庄。当年，与先生一同下放咸宁的一批文化人住在这里，只为这里有煤。先生当年的诗作中，还留下“为立基建功，同作开矿人。日夜分班去，雨雪落纷纷”的诗句，记录着热火朝天的挖煤往事。

    沿着崭新的村级公路，我们很快到了上屋周，一个被群山环绕的秀丽村庄，正值枯水期，村前的象鼻潭存水甚少，不过从其开阔宽敞的气势，可以想象其原本的迤逦和雄姿。听说我们为煤窑而来，热心的村民主动为我们带路，途经当年干校的食堂，以及“向阳花”们曾就读的上屋周小学，一片长满杂树杂草的小山丘呈现在眼前，然而哪里有煤窑的影子！

    “他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把窑洞中支撑的长木头抽出来，让窑塌下来，然后炸平了，煤窑就在这个地方。”一个叫周德勤的村民指着面前的山丘介绍，当年他十来岁，印象很深。怅然之感从我的心底升起，不知多少次，我在文字中读到这座煤窑，不知多少回，我在脑海中想象这座煤窑，就在不久前，当我采访老“五七”战士刘志辉的时候，她还向我“表演”过当年在窑洞中背煤的姿势，描述过煤窑的形状。原来，很多年以前，煤窑就没有了踪影！

    村中另一位长者道出了缘由，当年干校花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挖出的煤品质不好，根本不能烧，煤窑留下来，也是个废物，还有可能危及村民的安全，只有拆毁。

    大浪淘沙，也许作为错误时代下的诞生物，煤窑在完成错误使命的过程中，早就注定了遭淘汰的命运，这是历史之使然。

    然而，我的心中依然有着淡淡的失望。煤窑没了，我们只有把情思寄托于村里的老屋，当年这里每一间屋子里，都住过“五七”战士，是何等热闹。而今，这些老屋沉寂了下来，富裕起来的村民纷纷搬进了新建的楼房，一间间老屋安静地守在原来的地方，是否，他们还记得当年那些激清而迷茫的面孔？

    从老屋走出，我的思绪却渐渐开朗起来，因为，你不见，同行的韩聪大姐正在说起她儿时记忆中的象鼻山和象鼻潭吗？你不见，那坐在屋前的大妈，“向阳花”山水的房东，正在和同行的桂花姐姐说起山水的故事？你不见，那间老屋的墙上，还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字样吗？你不见，村民们正在回忆一个叫李德的“五七”战士，说起当年挖煤的艰辛吗？而且，沈先生当年创作的《双溪大雪》还在，他在这个偏远的山村记录下的文物卡片也还在……

    好在因为这些，那一段岁月，以及岁月里的人和事，长久地存留在我们心间，包括老井，还有煤窑。

    三“见”罗哲文

    他是长城研究专家，他是梁思成、林徽因的嫡系弟子，他16岁加入营造学社，年近八旬又考察罗布泊……

    我则因为他这众多的经历和身份而仰视他。

    比如人们要忆起梁思成，比如人们要回眸营造学社，比如人们要对某个古建筑进行评定或修复……罗哲文的音容笑貌就会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他的名字也就频频出现在报刊杂志与书籍中。

    但凡你热爱一点中国历史文化，罗哲文就是一个绕不过的响当当的名字，不经意间，他就会跳入你的眼帘。

    2008年深秋的一个午后，在咸宁向阳湖，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一批文物专家中，我一眼发现了罗哲文先生，他就在我的眼前！

    40多年前，文化部6000人等下放咸宁向阳湖，罗老就是其中的一员，今天，老人家又回到了故地。

    中等身材，花白的头发，和蔼的笑容，胸前挂着一部照相机。在电视里，在书本上，他常常是这番模样，今天也不例外。

    怀着难言的兴奋，我随着罗老寻访他的向阳湖岁月。

    第一站是先生的故居，屋里如今住进了新的主人，不过门楣上写着“罗哲文故居”的字样。新主人因为沾了名人的光显得激动异常，而罗老马上纠正：不能只写罗哲文故居，当时这个房子还住了李长路和杜克，要尊重历史，把他们的名字也写上。说起杜克，先生饶有兴致地唱起了样板戏：“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休看我，带铁镣锁铁链，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原来，在下放期间，罗哲文经常接受审查，每当看到有人来拉罗哲文出门，杜克就唱起这段唱腔，借以表达心中的愤慨和对罗哲文的鼓励。由于样板戏当时红得发紫的地位，倒也没人敢拿杜克怎么样。今天想来，可谓滑稽，不过，滑稽中也见证了当年文化人间的相互支持。

    离开故居，一行人前往先生当年参加劳动的王六嘴。看着田间的耕牛，罗老跃跃欲试，竟然亲自操起犁把，挥鞭赶牛，重新当了一回“农夫”。夕阳下，先生精神矍铄，笑得很灿烂，牛鞭高高舞起，姿势很是“专业”。看着这一幕，我想笑，心里却又酸酸地难受。笑的是老人家走过逆境之后的豁达与坦然，心酸的是这么顶级的专家，当年竟然被迫离开心爱的事业，沦为被“改造”的农夫。

    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罗老极力呼吁，将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向阳湖文化还可以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先生讲话慢条斯理，言辞恳切，处处表露出作为一名专家的真知灼见。

    转眼两年多过去了，2011年1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我再次见到罗老。这一回，他应邀参加《向阳湖文化丛书》出版座谈会。

    微驼的背，单薄的身材，依然笑意盈盈。与老朋友们简单的握手寒暄后，先生落座。此时会议还未开始，我抓紧时间请老人家合影，他欣然应允。珍贵的瞬间就这样定格在了我的照相机里。

    会议结束后，我帮助罗老做了点小事，为此错过了与众多参会文化人合影的机会，但是，我心中依旧乐滋滋。

    第三次“见”罗哲文，是间接的，而意义却非同凡响。2011年夏天，我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罗老的亲笔题词“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我格外钟爱的诗句啊！我深切感受到，一个专家学者对热爱文化的小字辈的关爱与勉励。我几度打电话向老人家表达谢意，可惜他十分忙碌，每次都不在家。他的家人告知，先生日理万机，依然不断地出席全国各地古建筑、文物专业会，为各部门提供咨询和论证，有人戏称他一半的时间在飞机上。

    我在心底祈愿年近九旬的先生健康长寿。只要他还在，就是一份力量，就是一根文物界的主心骨呢。

    然而，在这个火红的五月，京城却传来噩耗：先生走了！

    营造学社最后的学人离开了。

    “文物是鲜活的，是‘有声有韵’、‘有形有神’的客观存在。”

    “文明的结晶大都凝聚在文物古迹上。”

    “与诗赋……音韵相融的，最有代表性的古建筑要算亭台楼阁。”

    ……

    不知在多少场合，他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于文物的深情。

    他扛起中国古建筑保护的大旗，把中国的文物带入了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了中国。他用七十年的坚持，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唯愿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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