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
开始关注江西一个叫进贤的地方，缘于中央办公厅（以下简称“中办”）“五七”干校选址于此。开始关注中办“五七”干校，缘于汇集6000名文化人的向阳湖。在向阳湖干校学员的回忆中，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很大程度上来自进贤，因为当时全国大兴向中办干校学习的热潮，那里劳动起来“50米不抬头，350米不直腰”的干劲，那里粮油肉蛋“四自给”的劳动成果，成了各干校奋斗的目标。
再度关注中办干校，缘自全国首座“五七”干校柳河，柳河因开全国之先，大办“五七”干校，受到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引来各地参观潮。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柳河沉寂了下来，报纸、电台关注的焦点对准了江西的进贤——中办“五七”干校，以致柳河回头派人到进贤参观学习。
我持续地关注中办干校，因为这是毛泽东主席亲自过问的“五七”干校。要知道，柳河“五七”干校得到过毛泽东一次肯定，就引得全校人员彻夜狂欢。而对于进贤，老人家经常亲自对学员们提要求：“告诉同志们，劳动也是一课。要熟悉水稻生产的全过程。”“办好一项事业，是不容易的。方向、路线对了，就要有决心，有毅力，坚持下去。”特殊时代的最高层关注，中办干校自然成为研究“五七”干校绕不开的焦点。
规格最高、办校时间最长（历时11年），中办“五七”干校以两个“最”字，领当时全国干校之先，名噪一时。在星罗棋布的全国干校中，其最重要的意义，正在于示范性与影响力。
以开办“五七”干校的形式解决中国社会当时诸如干部安置等现实问题，同时打造自己期望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新形象，进而让共和国更接近自己心中的理想，年过古稀的毛泽东对干校寄予了巨大希望。当他的精力不足以关注到更多的“五七”干校，他就需要一个典型，中办干校无疑是领袖心中最好的典型。为了这个典型，他倾注了格外多的心血。
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亲自督办，毛泽东侄女婿曹全夫任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树槐、中办学习班党委书记宇光任副校长……如此坚强的领导班子以外，毛泽东还亲自过问干校的规模：总部、红壤分校及下属三个大队构成干校的主体，分别从事基建、农业、副业等工作，外加校办工厂。学工又学农，在生活资料的自给自足式劳动中，实现真正的官民平等，防止人员在脱离劳动中变得高高在上，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中办“五七”干校寄托着毛泽东太丰富的思想。
在这里，有干部，也有干部家属。
在这里，有人养猪，有人种菜，还有人种果树，也有人从事加工业。
在这里，有子弟学校，也有医院。
在这里，一位干校家属张成英，在身患卵巢癌和胃癌的情况下，手术前坚持参加农业“双抢”，手术后不到三天就下床主动照顾病友，还不让丈夫花更多时间陪自己，直到病逝。
在这里，一位叫王媛的中学生，在脚部感染发炎十分严重的情况下，照样下水田参加“双抢”劳动。
在这里，孩子们有发高烧坚持劳动的，也有晕倒几次爬起来接着干的，还有不顾寒冷跳到齐腰深的水中竖电线杆的。
在这里，学员们在劳动350米不直腰后，到了田埂也直不起来，只能爬过去。建材装上车后，不是开着走，而是用人前拉后推吆喝着缓慢前进，说是“机械化代替不了革命化”。更有一位女排长，在怀孕七个月的时候，还坚持下田插秧，受到连队大力表扬。还有人在卸石灰、水泥时被灰浆烧伤。
在这里，学员有病了常用学“毛选”和加强劳动来治疗，有的干部多年的顽疾竟然奇迹般地好了起来。
在这里，“文革”中被打成的“杨家死党”们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接受批斗，很多人致残致死。
在这里，不少人戴着“走资派”、“审查对象”等政治帽子，其中包括原中办副主任的李质忠、童小鹏和曾三。
在这里，杨尚昆的秘书成了一位“猪倌”，为了拉豆腐渣，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
在这里，有年过六旬的老人，也有20来岁的青年。
在这里，人们喊出了“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的口号，仅用20多天就筑起一条4300米的围湖大坝，在40度的高温下采红石，学员手臂被铁锤震肿，后背晒起了血泡……
在这里，学员们曾经男女分开住在临时搭建的竹棚里，还贴出“居茅屋，看世界，胸有朝阳；踩淤泥，经风雨，百炼成钢”的标语。
在这里，三五个人上街还要排着队、赤着脚，并喊着口号齐步走。
……
一个个场景和画面，是多么似曾相识！在向阳湖干校、在罗山干校、在宁夏干校、在沙洋干校，在全国各地干校学员的回忆中，我们都曾读到过类似的词句！向中办干校学习，各干校是学到了骨子里，学到了行动中。领袖的意图就这样在全国各地得到落实。
这位怀揣平民思想的领袖，他把女儿下放到了进贤，从事果树栽培工作，并与一位普通的宾馆服务员结婚生子。
他同时让身体不好的侄女下放到这里，从事最简单的农业劳动。
这位一直在警惕干部腐败变质的领袖，他把身边的警卫们下放到农村，让他们体验艰苦的农民生活，过着类似战争年代里“官兵待遇平等”的生活。
纵然我们在无数的干校学员回忆录中，读到过他们对领袖崇高的敬意，但是，没有一所干校学员能如中办干校一样，与领袖的心贴得那样近。早在延安时期，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开始了服务领袖的职业生涯，一干就是几十年。
1978年，毛泽东卫士长孙勇将军在进贤干校，有过一段深情回忆：“毛主席离开我们一年多了，每当我想起当年的事，心里总是酸酸的，我想他老人家啊！”说着，老将军眼里泪光闪闪。这位将军从1947年开始担任毛泽东警卫，这位曾陪同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将军，在干校，身穿油渍的军衣，开着四轮车，拉着大犁，一身英气。
张思德的战友狄福才将军，从解放前就担任保卫毛泽东的工作，曾保卫党中央撤离西柏坡。在干校，他一个人负责喂养几头牛，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割草，铡草，一丝不苟。有人说：你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人，为何还来干这么重的活？少干点不行吗？他马上严肃起来：“在北京和在这儿，都是为党工作，都要掏出心来干。要记住，干革命要经得起任何风吹雨打。”
毛泽东的另一名警卫邬吉成将军，在进贤干校每天拉粪、犁田、耙地，还常跟在脱粒机后面捡拾遗漏的稻穗和稻粒，怕的是浪费。
带着领袖的嘱托，践行着领袖的希望，情系领袖，2000多人的进贤干校，大田横竖成方，水渠交错，穗大整齐无杂草，连猪圈都十分整洁。学校工厂制造各种农具253台，可以自行开展稻米加工和饲料粉碎。1975年，学校财产已相当于国家投资的三倍。
有一根无形的线，一头牵着毛泽东，一头牵着进贤。
然而，发展的时代让一切静悄悄地发生着改变。
1979年初，汪东兴先来到进贤，他带着干校学员参观了井冈山革命圣地等几个地方后，进贤“五七”干校被宣布解散……在此之前，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已基本解散，而汪东兴曾说：“只要我活着，中办‘五七’学校就要办下去。”
当来自中南海的大队人马卷起铺盖，进贤，这片曾经热火朝天的土地安静了下来。
面对这片曾经居住过近40位省部级干部、近100位长征战士的土地，面对这片曾经洒下一个个老将军虔诚汗水的土地，我们能简单地否定这段走入死胡同的历史吗？
“只有亲自接受了这些锻炼，才会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没有与人民群众近距离接触，没有同甘共苦的劳动生活，不脱离群众只是空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以少胜多，最后打垮国民党反动政权，夺取全国胜利，就是因为有了像狄福才副政委这样一大批能够为革命事业甘心情愿贡献自己一切的共产党人。”当年进贤“五七”干校学员、毛泽东卫士李丙需这样说。
干校学员郑克强则这样回忆当地农民帮助干校劳动的情形：“所有调来的人都是自带扁担、竹筐、锄头、铲子，生活上好像也没有补助（可能会给记工分吧），他们从自己家里带来米，集中由人烧煮分食。菜呢？极简单，有的人带了一碗没油的盐菜，有的人带了一钵腌辣椒，好一点的能带上点咸鱼块，顿顿如此，一直要吃十几天啊……中国农民的吃苦耐劳、听话顺服，还有在艰难困苦时的同情心，我在此时算是有了一次深刻的体验。”而我相信，有了这样的体验，郑先生会终身保留对农民的真实感情。
“长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耽误了在这方面学习和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的损失也很大。另一方面，它对于减轻农村负担、加强基层力量、支援农村建设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五七’干校尤其有助于改进干部作风、克服官僚主义、转变轻视农业的社会风气。在干校养成的吃苦耐劳、开拓锐取、公而忘私的拼搏精神，使一大批学员在改革开放时代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永华在《历史在这里沉思——进贤“五七”干校纪事》中这样说。
据说进贤干校的养殖、加工场地建筑均为红石红砖红瓦，在红砖墙上还阳刻有“五七红庄”的字样，因此这里又叫“五七红庄”。
“五七红庄”，多么好听的名字！这所红庄，因为情牵中南海，情牵毛泽东，因此影响着众多的干校，在“五七”干校的历史上，地位举足轻重。因为其最终走向末路，我们反思一段历史；因为对它的探寻，我们也收获着某些启示。
以辩证的眼光审视过去，在否定的情绪中，客观地寻求积极的因子，真实地还原过去的岁月，我们应该对进贤投去理性的一瞥。
以历史的敬畏回首过去，因为李小鹏、成元功等一批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在这里留下的足迹和精神情操，我们对进贤投去敬仰的一瞥。
如果因为钱钟书而记得息县，因为沈从文而不忘咸宁，我们要因为中南海而记住进贤——当年的“五七红庄”。
人物档案
汪东兴：出生于1916年，江西省弋阳县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顾委委员。从1947年开始，一直担任毛泽东警卫，并长期掌管8341部队。196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并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
曹全夫：出生于1921年，山东省安丘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入延安抗大学习。1945年与毛泽民之女毛远志结婚。建国后，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朱德总司令处参谋、军事秘书，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第一任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副局长。曾被授予大校军衔。
中国“五七”干校的摇篮
——走进柳河“五七”干校
“摇篮”溯源
在我准备专门为柳河撰文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为自己拟定了标题——柳河，中国“五七”干校的摇篮。作为中国大地上诞生的第一所“五七”干校，我认为不会再有别的标题更能够一语道出柳河的特殊。
我就这样走进了柳河的世界，我不得不承认，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开始了动摇，原因是我越来越发现那个标题太大众化，太过肤浅。严格地说，干校摇篮之说，是我不小心站在了干校现象的宏观角度上，我幼稚地以为，柳河既然开启了全国干校之先，又带动并推进了“五七”干校在全国的兴起，“摇篮”一词应该是其最基本的特征。然而，相对我们普遍印象中的“五七”干校，柳河的特别，柳河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没有军代表，没有对“五·一六”分子的清查，没有开展“斗、批、改”运动，一个时期干校中的大量劳动由农工完成，有时还请当地农民帮助劳动。干校的宿舍住进了作为“老师”的农民，一批“五七”战士走村入户，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插队”生活，到能自给自足的时候，还将取消工资……所有这些我几乎闻所未闻的事情，却活生生地发生在柳河。你怎能用一句简单的“摇篮”来概括柳河呢？
我准备修改标题，又突然意识到，我又有什么资格来说，我的所谓“闻所未闻”就是干校的全部呢？充其量读过一些“五七”干校的书，我真正了解的干校有多少呢？直到现在，有哪一所“五七”干校能如柳河一样，奉献出《浪飞柳河》、《柳河“五七”干校纪事》、《亲历柳河》这样的纪事作品呢？即便是咸宁的向阳湖“五七”干校，至今也还没有一部全景式描写的作品问世呢，何况在柳河，还建造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干校博物馆，其后还编了两本知青名录，一部电视专题片。
看来，不仅在干校的创办上，即便在干校历史的挖掘中，柳河也开了全国之先河，无意中为干校“摇篮”之说增添了新的内容。
摇篮，我坚定了我的原始设想，虽然此“摇篮”非彼“摇篮”。
不只是“安置”
1968年5月7日，首先是为了安置，偏远的黑龙江省庆安县柳河农场迎来了一批城里的干部，其原因说来话长。
虽然离“革命”中心北京遥远，但“文革”的烈火却熊熊燃烧在了祖国的东北。早在1967年元月，黑龙江省就“胜利”完成了“文革”中的“夺权”任务，省红色造反团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举停止了原省委、省人大的一切领导权，此举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赞扬，《人民日报》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褒奖社论。
然而新的问题马上来了，即那些没有能够进入“革委”的领导干部，人数为原领导干部四分之三的人将何去何从？
下放农村劳动，问题很快就有了解决的办法，再说，早在1966年，毛泽东就提出要让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在老人家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柳河“五七”干校自然成了安置多余干部的最好去处。也就是说，干校的成立既贯彻了领袖指示，又解决了当时的干部安置问题，可谓一举两得。
干校这一创办不打紧，不出半年，老人家亲自肯定了柳河“五七”干校的办校经验，一时间，柳河沸腾了，集会欢呼，扭秧歌，游行，热闹了差不多一宿。
更大的动静在柳河以外，媒体狂炒，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蜂拥而至，柳河设置了专门的接待站，成立了接待组，后来接待组都忙不过来，无法向大家一一介绍情况，干脆让参观者听录音，其火爆可想而知。
如此一来，“五七”干校在神州大地各处开花，那些被“砸烂”的单位，诸如学院、科教单位的一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走上“五七”道路显得如此顺理成章。
共和国进入“五七”干校时代。
柳河，从此载入了中国史册。
其实，“安置”的初衷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这一初衷吻合了国家领导人关于干部与知识分子改造的意图，吻合了“备战”的时代需要，吻合了“反修防修”的时代需要，吻合了当时很多单位需要“安置”干部的需要，比如仅仅国家行政机关，当年“精简”下来的干部就多达21万人。“五七”干校，在当时的时代，可谓不诞生也难。
“另类”干校
纵然我还没有可能阅读到更多有关“五七”干校的翔实文字，但是依据我目前的阅读量，我依然惊奇于柳河的“另类”，与“五七”干校密切相连的另一个现象——清查“五·一六”分子，在柳河只字未提；“军代表”一词，不曾听说；将干校人员分成若干等级的现象，如“被监视劳动者”、“隔离审查者”等在柳河痕迹寥寥。
1969年，为了改善住房条件，柳河干校请了20多个农民帮助建房。1971年，由于大部分“五七”战士放假回城，柳河的麦收工作主要由当地农工完成。而在有一次干校将学习时间改成突击铲地的时候，60多人拒绝出工，干校竟然依了学员的要求。而有一段时间，干校还检查了“言必谈路线，行必见路线”的极“左”口号，并批评干校违背了“老弱病残”不下放的领袖指示，让67岁的人、让做过大手术的人下放的错误做法。
不一样的柳河！
看来，中国人的确很有创造性，祖国大地角角落落层出不穷地生根发芽的“五七”干校，发源于柳河却超出柳河。或者说，柳河以外的“五七”干校倒有更多的雷同，柳河，倒越来越显得特别起来。
我以为，首先是时间上的原因，比如当“斗批改”运动在各干校兴起的时候，黑龙江省已于柳河“五七”干校成立之前完成了这个“规定动作”，干校自然也就免除了这一课。至于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的只字未提，据黑龙江大学教授、当年柳河的“五七”战士郝沛然云：“由于黑龙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当年运动的形势。”
郝沛然先生曾说，哪里的人性多一些，哪里“左”的东西就少一些。的确，可以接受的理解应该是柳河对干部还不至于太“左”，不得不承认，以“安置”为初衷的柳河干校，“惩罚”成分远不如向阳湖或者英山这样的干校，况且，一些“走资派”或者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根本不在“安置”之列，干校学员成分的“纯洁性”，为他们受到相对温和与民主的对待打下了基础。如此一来，我们熟知的干校军代表动辄可以指着“五七”战士大骂，甚至说如果打起仗来，首先把你们这些人给灭了，这些活生生专政与被专政关系，与柳河是绝缘的。
柳河没有军代表，干校负责人主要由省“革委会”委任，即便后期有十来名军队干部来过，也只是作为干校领导班子的补充，而不是全部。管理者身份的差别，让柳河这片土地呈现出别的干校少有的人情。也许是当年做事没有“太过”，良心的谴责感也不深，直到今天，当年柳河“五七”干校的负责人，都还乐意提笔写回忆录，如任过干校党委书记的张向凌，担任过干校“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的肖景隆，担任过干校党委委员的安玉书，任过干校“革委会”委员的刘俊杰等，而在柳河干校任过“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的战凤翰先生，还奉献了一本《柳河“五七”干校纪事》。而在其他干校，比如向阳湖，只有干校负责人李晓祥还能够站出来说几句，尽管当年的“五七”战士们对他多有褒扬，他却总忍不住流下愧疚的泪水，言必称当年让大家受苦了。至于其余的管理者，还真很难找到了一个愿意露面的。
时代的印迹
尽管比起其他“五七”干校来，柳河的确显得不一样，但是，特定的时代依然在柳河干校留下了深深烙印。
比如艰苦的环境与劳动。人均床位宽半米左右；在狂风暴雨和冰雹中，争着跳入冰凉刺骨的河水中，踩着河底的冰层拦河筑坝；在冰雪中，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建营房；野外修路靠刨冰化水喝，还要开展急行军、夜行军、爬山、夜战等军事演习；雪地里支起帐篷夜宿，半夜里迷路在山林中；为了采石把手套磨出了洞，把鞋和裤划出许多口子……不同的是艰苦的内容，相同的是艰苦的程度，就在向阳湖，就在石嘴山，就在鲤鱼洲，在太多的“五七”干校，这样的艰苦，我们读到过太多太多。而柳河的诸如“上斗天，下斗地，战天斗地斗自己”、“吃小米，爬大山，炼成红心捍江山”、“蓝天为棚山作墙，草原为毯地当床”的口号，更是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而年老体弱者在干校落下病根，也不是没有。
同样，在相对的“温和”中，我们也读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残酷。1965年，干校出过一起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是一起意外的事故。可是八年以后，干校为了无产阶级政治，重提此事，把当年机务队的三个人抓起来审讯并屈打成招，两人判了刑，另一个人被逼得逃跑，在颠沛流离中流浪多年。另一个“五七”战士王雨田，因为在背语录的时候说了一句“这简直赶上念经了”，被“斗倒斗臭”，最后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作为“文革”的诞生物，“五七”干校离不开当时的环境，柳河吹来的徐徐“左”风，传递的正是时代的信息。
说起时代，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牛鬼蛇神”，能成为柳河“五七”战士的，自然非“牛”非“鬼”。不过，如此得天独厚的劳改环境，没有几个专政对象实在可惜，于是省里一批“牛”“鬼”们，也就是一批被打倒的干部，比如原副省长杨易辰、原省委常委谭云鹤等，均被下放柳河。不过，干校只为他们提供住所，不进行管理。无奈的柳河！
“红旗”不倒
作为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柳河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无论如何，干校这面大旗要扛下去，不言别的，单凭得到过老人家的亲自肯定这一荣耀，这面大旗也不能倒下啊。
干校创办两年后，随着部分下放干部的分配工作出校，而生产规模还在扩大，急需开辟学员新渠道。于是在职干部们纷纷来到柳河进行为期一年或数月的劳动学习。如此一来，干校流行的“老广”（广大不在职干部）与“老在”（在职干部）间产生了矛盾。他们在“无期”与“有期”、身价与要求上的不同，不断纠结着，也矛盾着。
而随着干校的倡办者，原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的被打倒，柳河人心进一步涣散。请假者络绎不绝，有一个营本有人员174人，只留下21人。
柳河“五七”干校不得不进入整顿期。况且总理还曾说：“外国人来访，我们却拿不出一个像样的干校让人家参观。”
柳河汗颜！辜负了老人家的热切期望！
随着“老广”们全部被分配工作，干校何去何从的问题摆上了桌面，如同当年干部的何去何从一般。要把大旗扛下去！黑龙江省委毅然决定把原定于在哈尔滨建立的干部学习班转向柳河，柳河“五七”干校进入轮训在职干部时期，也就是说，干校的大旗还在！
外国人参观学习，大建校区，好一阵热闹！1973年，《人民日报》头条再现柳河身影！柳河大旗依然迎风招展着。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柳河干校再度观望。
红旗不能倒！在中央“要办好各级党校，加强理论教育，要办好‘五七’干校”的指示下，柳河进入党校与干校合办时代，大旗还在飘扬！
1979年终于来到，在中央关于停办“五七”干校的精神指示下，岿然屹立于柳河11年的红旗倒下，一个时代结束了！
梦里常飘塞北雪
一直喜欢那首悠扬的《我爱你，塞北的雪》，因为关注柳河，我知道这首歌的曲作者刘锡津正是当年柳河“五七”干校的知青。
除了“五七”战士，在柳河，还活跃着一支队伍：前后总计1100人的知青！
为了迎接知青的到来，干校专门成立了战校，九个连队的战校学员中，仅年纪小的两个连队以学习为主，其余均作为劳动大军。住帐棚，破冰取水，军训，冒着零下三四十度严寒昼夜劳动，风湿病、皮肤病、外伤及月经不调等各种病痛纷至沓来。但是，知青们却把这些看作“继续革命”的“痛苦磨练”。
“无论在华尔街彻夜工作，还是在南德意志流连于新天鹅堡，无论是欣赏百老汇的《歌剧幽灵》，还是在伦敦参加戴安娜的葬礼，我始终无法忘却的还是小兴安岭的林涛震荡，北大荒大野芳菲，我忘不了新中国的一代苦难风流，我相濡以沫的知青姐妹和兄弟。北大荒我永远的情人，我心灵的家园”。一位留学海外的柳河知青如是说！
“我们执着地追求过，狂热地幻想过，痛苦地迷茫过，无助地孤独过。我们开心地笑过，悲伤地哭过，苦苦地思索过，深深地留恋过。”在“难忘柳河知青战友联谊会”上，主持人如是说。
2010年11月28日，由北大荒知青业余文艺团体创作演出的“北大荒知青之歌”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全场2200名知青观看演出，当刘锡津作曲的《北大荒人的歌》响起，全场知青无不饱含热泪，据说在排练这首歌曲时，演员每次都会热泪盈眶。
而知青们自发编印的两本书《柳河知青名录》、《青河知青名录》（一部分柳河干校知青在青河），一张张照片，一个个地址、电话、简历，如同一条情丝，联系着那个时代、那片土地以及那些人。
如果我们要记住“五七”干校的历史，我们首先应该记住柳河，如果我们记住柳河，也应知道这样一组数据：从1968年5月到1979年10月，历时11年有余的柳河“五七”干校，共接收干部9006人。而在“参观潮”时期，全国1300多个单位的1.8万多人次到过柳河。
红彤彤的牛田洋
——走进“五七”指示发源地
在红色中国的一个很长时段里，穿军服、戴军帽的那份威武雄壮，几乎成为多数国民的向往，如果说那时的人们在衣着上也追逐着前卫，军人的装扮无疑是顶级的时髦。在全国人民向解放军学习的号召下，红透大中国的莫过于人民子弟兵。而在千千万万的子弟兵中，如果还要挑出些红彤彤的典范，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却牛田洋的子弟兵。
牛田洋，原本只是位于广东汕头的一处海滩，“潮涨一片汪洋，潮落一片烂泥”，少有人问津。
1962年，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地开进这苍海一角，怀着冲天的干劲，在轰轰烈烈的围海造田运动中，一座围堤23公里、造田3.3万余亩的军垦基地诞生于滩涂。以致王震将军视察后称赞道：“这不就是三五九旅开辟南泥湾精神的再现吗？”
1966年5月，毛泽东读到牛田洋的事迹，这个一门心思不希望红色政权下还有封资修的领袖，欣然写下一段话：“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小工厂……”
著名的“五七”指示就这样出炉了。
在伟人字字珠玑的时代，这样长篇的批示自然被国人奉为前进的灯塔，为其后的中国和中国人，指出了一条前进的方向，当时的流行语是：“走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
“北有珍宝岛，南有牛田洋”。牛田洋就这样成为了红色国土上一面鲜艳的旗帜，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红色基地。
今天，我们常常会认为，聪明的黑龙江人率先走上“五七”大道，因为他们首先在柳河开办了“五七”干校。其实，黑龙江人的聪明在于，他们率先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五七”干校。而牛田洋则在更早的时候，就走上了领袖心中的“五七”道路。毛泽东这样为他的“五七”收尾：“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牛田洋人无疑是这“很多人”中的典型。
不能否认的是，在“五七”指示发表之前，在毛泽东心中，就有一份“五七”思想，正是带着这种思想，早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干部知识分子就开始了他们的下放之旅，一拨接一拨，一批跟一批，络绎不绝地走着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牛田洋，正是毛泽东“五七”思想进程中的一个样板、一个典型。在这里，子弟兵践行了“五七”思想，并取得了卓越成绩。当毛泽东正在酝酿大规模改造中国的时机，牛田洋的事迹摆在了他的桌前，作为防资变修的手段，“五七”指示的应运而生也就顺理成章。
而与“五七”干校比起来，作为军垦基地的牛田洋是什么样的情形？
不妨看一下牛田洋的人员构成：除了军人以外，从1968年到1970年，中国外交部、中联部、外贸部及第七机械工业部，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9所高等院校人员，数千名人员下放牛田洋接受“再教育”，仅院校毕业生就有2183名。
这种大规模的干部、知识分子下放，无论在下放的时间上，还是人员类别上，与“五七”干校恰好吻合。
“再教育”的手段与“五七”干校如出一辙。牛田洋对所有人员都实行军事化管理。“文革”初期的造反派们纷纷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有人不堪凌辱“自绝于人民”。“天天读”从不间断。在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有人晕倒在泥水中，有人“轻伤不下火线”以致失去生命。连老百姓都说：“这些劳改犯被解放军管得老老实实，干活真的肯下功夫。”除了农业劳动，基地还建有造纸厂、碾米厂、农药厂和综合加工厂。
在红色中国大地上，我们见到的哪一座“五七”干校，不是相似的模样？！
我们不难理解，无论称作干校也好，生产基地也罢，都是在领袖的意图下走上了“五七”道路。
“红彤彤的牛田洋，革命的大课堂，毛泽东思想大放光芒……”这首雄壮的歌曲谱写于那个时代，激越的旋律随着牛田洋的纪录片在中华大地传唱。红色“五七”大道上的牛田洋，也发挥着“赤化”的榜样作用，成为更多集体和个人的典范。
牛田洋人因此也多了一份光荣使命：自觉捍卫“五七”指示发源。
激情澎湃在人们心里，狂热充斥在牛田洋，在战天斗地、气壮河山下的牛田洋，“誓死捍卫”成为当时使用频率极高的政治术语。
或许，没有人玩味一番“誓死”两个字的含义和分量。
我们怀念红色的牛田洋，因为在“誓死捍卫”的口号下，有一份悲恸永远萦绕在心头。
1969年7月28日，当建国以来最强的台风袭击牛田洋，军人与大学生们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用人体与十八级台风搏斗。狂风恶浪中，553个年轻的生命葬身大海！
鲜血染红了牛田洋！
哭泣和呜咽着的牛田洋，被各大媒体集体关注，标题一个比一个夺目：《狂风恶浪无所惧一片丹心为人民》、《为人民利益赴汤蹈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赞歌》……报道中，牛田洋真实的伤亡数字被隐去。
需要铭记的是，牛田洋人化悲痛为力量，仅用四个月时间，复建了被台风损毁的大堤。“五七”大旗继续飘扬在牛田洋。
几十年过去了，回望牛田洋，回眸“7.28”灾难，人们开始拷问极“左”思潮下“人在大堤在”的誓言。从众多的亲历者回忆中，我们读到，有人写下遗书后奔赴大堤，有人高喊着毛主席语录被大海卷走，有人在危急关头勇救他人而献出了生命……
逝者长已矣！没有人不会认识到生命不再、青春宝贵的意义，就连发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毛泽东不也曾说过吗：“世界的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无论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听从指挥、临危不惧、舍生忘死的精神，值得后来的人们永远铭记。
如果有什么需要完全控诉，那就是同样为抗灾抢险而牺牲，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学生们，当时没有获得与军人同样的“革命烈士”称号，特别是对一些出身不好的大学生，还存在一些异议。一个多么荒谬的时代！
光阴荏苒，岁月悠悠，走过战旗猎猎、海堤巍巍，今天的牛田洋已经作别军垦，退田还渔。
然而，故事远未结束。
覆盖整整一个时代的“五七”指示，引导着一个泱泱大国的走向，改变着一大批国人的命运。喧嚣与骚动，迷茫与困顿，希望与坚守，奋争与屈服，构成一个群体的一段集体记忆。如同当年创造历史的排头兵一样，今天的“牛”友们，不约而同地集体回头，泪眼凝视牛田洋。
每年的7月28日，成为“牛”友们祭奠战友的例行日子。天涯海角的“牛”友，无论是否相识，一听说“牛田洋”三个字，往往相拥而泣。
那红旗如海、稻菽千重的场景，那声震苍宇、誓比天高的日子，那嘹亮的战歌、飞扬的青春，以及迎击台风的壮烈，如同一根无形的线，把“牛”友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996年，“牛”友李肇星亲自参与了牛田洋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查落实。当年牺牲的大学生们终于获得“革命烈士”称号。迟到的证书里，是一份公正；百余元的抚恤金里，是一种姿态。我们需要这样的姿态，唯愿这样的荒诞不再重演。
据说，以李肇星为首、从牛田洋走出的外交家就有近百名。在其他领域，牛田洋人取得的成就同样辉煌壮观。
我于是又想起那些长眠的战友、学生，想起那戛然而止的壮志青春……
人物档案
李肇星：出生于1940年，山东胶南人。曾任外交部新闻司科员、副处长，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大使。1995年2月任外交部副部长，2003年至2007年任外交部部长，曾下放山西离石、江西上高等地的“五七”干校和广州军区汕头牛田洋农场。
戏里戏外的奉贤
——走进上海电影系统“五七”干校
我们得承认，我们的确拥有一些共同的记忆，这些记忆或温暖，或苦痛，或辉煌，或苍凉，总之不会因为时间越来越久远而游离过我们的心田，倒是在某个特定的时段，我们偶尔忆起便怦然心动。
比如提起旧上海，就会想到周璇、秦怡、金焰、赵丹，聊到《野草闲花》、《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些似曾远离却常驻我们心田的记忆，我们真的能做到无动于衷吗？
如果我们依然津津乐道于那个锻造过传奇的上海滩，我们一定不会忘记，那里的十里洋场和灯红酒绿中，一部部经典电影、一个个灿若星光的电影人，为这部传奇注入的永不褪色的亮丽。
电影一传到中国，便引起大上海一场关于文化与娱乐的革命，人们疯狂着，欣喜着，一拨拨地涌向电影院。电影，成为新的文化强者，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的名词“电影明星”成为人们时尚的谈资。
突然谈起旧上海以及那时的电影人，是要探讨他们在历史的洪流中，终究会何去何从。
假若你在20世纪30年代或者40年代思考这个问题，你或许会做出许许多多的预想，但是这些许多的预想中，是否会有一种与农村劳动改造挂钩，是否会有一种与上海海滨的奉贤相连？
时光荡涤着旧上海的喧嚣，岁月冲洗着曾经的铅华。从某一天起，那些红极一时的旗袍、卷发、高跟鞋成了腐化的标志，西装革履成了罪过，不再年轻的电影人们齐聚奉贤，开始了战天斗地的农民岁月，这时的这个地方，人们称之为上海电影系统“五七”干校。
又是奉贤！关于这里，我一直有一种情结难以释怀，在完成了对巴金先生的解读以后，对这所干校，我依旧长时间地不能放下。当年，上海电影界、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剧协、音协、美协，外加话剧、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等演出团体，也就是整个文艺界人士数千人，齐聚奉贤干校，其中包括巴金、赵丹、王丹凤、秦怡、叶永烈、柯灵、茹志娟、赵超构、曾彦修等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我们如此看重向阳湖，是因为那里的文化底蕴，那么奉贤呢？这里沉淀的关于文化、文化人的悲和苦、情与恨，难道不足以让我们心情跌宕？如果我试图走进每一个重点的干校，却不能再为奉贤写点什么，我的心会空荡荡地难受。
1969年11月3日，上海电影系统职工除电影技术厂和发行放映公司少数业务人员外，全部按部队建制编成五个营到奉贤海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和“斗、批、改”运动，到1973年底大部分职工返回上海原单位，历时四年有余。
是否，在荧屏上表演了太多不可思议的悲欢离合，果然把命运的不可预测带到了戏外，带到了真实的生命中。
星光不再
再极致的似锦繁花，终究在千帆过尽中走向宁静，冬去春来，潮起潮落，旧上海成为渐行渐远的昨日芳华。当“文革”的号角响彻长空，当“五七”干校星罗棋布于华夏大地，种起地来、盖起房来、养起猪来的昔日电影人，无论风采是否依旧，而星光不再灿烂。
说起王丹凤，很容易想起她的别名“小周璇”，因为在《新渔光曲》中的出色演绎，因为一曲动人的《小燕子》，“小周璇”王丹凤红遍上海滩。
十年动乱来临，昔日荣耀带给她的惟有劫难，更何况她主演的《桃花扇》不幸被列入“十大毒草”。在巨大的政治漩涡里，她表现得出奇的“乖巧”。大鸣大放期间，她没提一点意见。“文革”之初，面对“造反派”的大批判，她态度虔诚，毕恭毕敬，自觉地从灵魂深处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下放到奉贤“五七”干校，她更是循规蹈矩，不做出格事，不说出格话。一个房间住着18人，常常有人带点酱瓜、咸菜来开胃，只有王丹凤严格遵守纪律，无论胃口或者味道如何，坚决吃食堂。从上工、下工到就寝，她严守作息时间，出勤时走在前面，放工时则走到最后，也不与人高声交谈。有点时间，就拿本毛主席讲话认真学习。就连在工作间取农具也是拿起就走，从不挑拣。有那么一回，同宿舍的女画家给王丹凤画像，结果遭到工宣队批评，吓得她多次向画家道歉。当年的甜歌妹，成了干校顺从温和的小绵羊。
如果你还记得那曲街知巷闻的《卖汤圆》，你是否知道，正是在奉贤“五七”干校，演唱者梁波罗练就了一副好嗓子。那时候，他被派去放羊，一个人管理着几百只羊。面对广袤的草原，苦中作乐的青年梁波罗以一曲曲高歌抒解心中的不快，大草原以广阔的胸怀，倾听这位青年演员的心声，并送给他一副歌手的亮嗓子。
越剧演员王文娟到干校了，她的同伴袁雪芬也来了。王文娟的主要劳动是插秧、种蔬菜，为给菜地松土，不幸把菜根都铲断了。袁雪芬这边在自留地上种起向日葵，当她满怀欣喜地等到收获季节，不料一颗颗葵花籽都空空如也。
当明星们遭遇干校，我们寻找的不是他们不谙农活的窘态与滑稽，或者怨天尤人的宣泄，倒是星光不再的日子里，那份甘苦自知以及冷暖自我调节的随遇而安。在历经了近20年磨砺之后，带着光阴与时代打磨的印记，这充满时代感的“五七”干校，能让他们中的谁会感到陌生呢？
近在咫尺，远在天涯
1921年，一个11岁的朝鲜少年随父逃亡到中国。为了生存，他在电影公司做杂工，并阴错阳差地走上了荧屏，继而成为上海滩顶级的男影星，他便是金焰。
下放“五七”干校的时候，金焰已做过全胃切除手术，靠一小节肠子代替胃维持生命，他面容憔悴，奇瘦无比。他演过的电影并没有被批为“毒草”，但是1932年他被影迷们拥为“电影皇帝”的“光辉历史”，成为最大的罪过。干校“牛棚”与食堂并不远，但是他没有气力行走，只能求助于“牛”友为他打饭，米饭不能消化，于是每天早上买三个馒头，权当一天的伙食。虚弱的身体让他无法参加田间劳动，他只能帮大家修理工具，也算兢兢业业。
他的妻子秦怡也在奉贤干校，但是，连买几个馒头这样的小事，她也插不上手。按干校的编制和安排，两人各住各的地，各干各的事。
这就是干校的夫妻，虽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
帮不了丈夫的秦怡，忙于造房、种菜、插秧、挑粪，并把更多的精力用到电影上。无论多累，只要干校放电影，如《列宁在十月》、《伟大的公民》等，她一次也不错过。有人劝她：太累了，早点休息吧。她微微一笑，就是舍不得离去。“文革”一开始，她就再也没看一部电影了，好容易在干校可以亲近电影，她哪里舍得离开！弄得金焰称她是“电影疯子”，她倒是痴心不改。此时，惟有电影给她无穷的力量，以及活下去的勇气。
1969年12月，“李双双”张瑞芳走出监狱，以“犯了严重错误的人”的身份，入住奉贤干校，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
从监狱到干校，虽然不再是有“罪行”的人，但是有“严重错误”在身，她在大田劳动时不可以与他人交谈，有些会议没资格参加，见到军宣队、工宣队还得小心翼翼。
丈夫严励也在同一干校，但是他是“革命群众”，两人身份不同，地位悬殊，连单独见面的机会都没有，更谈不上交流。她在大田劳动，严励负责干校广播，人也就住在广播站。夫妻二人，各自照顾自己，形同路人。
一年后，张瑞芳终于获得解放，成为“革命群众”，这就意味着她有资格享受轮休，每月可以回一次上海的家了。
离家三年零十八天，总算是回来了！严励已经等在家门口，饭桌上摆着一盒巧克力糖，饭菜也早做好了。同在干校一年多，今天才真的像是一家人，团聚了。
谢晋、徐大雯夫妇也在奉贤。
因为导演过《舞台姐妹》这样宣扬“人性论”的电影，谢晋在“文革”中的罪责大了去了，父母被逼双双自杀，孩子受尽欺凌。到下放干校的时候，他自然成了重点管制对象。三九寒天，还踩在没膝的泥水里挖河；酷暑季节，他顶着炎炎烈日挑担搞“双抢”。他的好表现换来的是另外的结果，“担子能挑一百二十斤，思想还是反革命。”张春桥的这一记闷棍，让他眼冒金星。但是，每次聊起电影圈里的事，他都眉飞色舞。人们奇怪了，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还能这么开心，谢晋倒是爽快：“你自己不去寻开心，你怎么活？”
有人不喜欢谢晋，但是却离不开他的才干，当新的电影需要的时候，他们还是无奈地选择了谢晋。谢晋这一走，倒是把夫人吓了一大跳，好端端的，一大早在打饭人群里没有了丈夫的影子。再一听说，半夜给带走了，徐大雯脸色惨白，又出什么大事了？等到弄清真相，总算松了一口气。
只是这样的夫人角色真尴尬，丈夫的去向只能从他人嘴里探听，让人哭笑不得！
“五七”干校，一个找不到家的地方，一个让家处在似是而非的地方，一个让亲情边缘化、尴尬化的地方，也是在这里，人们格外地企盼亲情，却又似乎在政治与劳动的外衣下，忙得、累得、紧张得忘记了亲情。
情系周总理
1970年冬天，在干校的张瑞芳一夜起来，竟然发现满墙都是大字报，而且内容一律指向自己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比如某天早上吃了两个水果，比如她用的手绢是日本人送的，比如她在房间里竟然穿丝绸睡衣……
在突出其来的攻击下，她狂哭不止，怎么劝也无济于事。一旁的组长杨在葆莫名其妙：你张瑞芳“叛徒”、“特务”、“假党员”的帽子都摘掉了，最难的日子过去了，这些大字报还真当回事啊！他哪里知道，张瑞芳不为别的，只担心这样的“污名”万一传到周总理和邓大姐那里，是多么丢脸！总理曾对她说：“你要做一个共产党的好演员。”可是大字报上描述的样子，是个好党员吗？她不能向任何人诉说自己的心思，只能拼命哭！
早在20世纪40年代重庆时期，总理就经常看她的演出，从此她与总理、邓大姐结缘。在北京，她到西花厅做客，总理到上海，也给她打电话。多少年里，总理已经成了她心中最亲的人。“文革”以来，她把对总理的思念深埋在心底，她知道总理还在关注着自己，即便在遥远偏僻的干校，她也不能为总理抹黑！
周恩来和“五七”干校之间，总有一根无形的线，这根线的能量有多大呢？当你读到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的时候，只要有周恩来出现，这个章节一般都是最震撼人的地方。张瑞芳这质朴的泪水里，你能找到任何做作的成分吗？
越剧演员袁雪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日子里，尽管我被扣上种种罪名，被批斗500多次，并遭毒打，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坚持的原因只有一个，周恩来精神力量的感召。“我回忆着周总理和我的多次谈话，回忆着周总理三次亲自到我家中来看望的情景，回忆着周总理和邓大姐给我的一封封来信，便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有了更坚定的信念。”
1971年，周恩来陪同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上海，专门问起了袁雪芬的情况。正是在周恩来的过问下，袁雪芬才得到了形式上的“解放”，避免了更大的厄运。
周恩来到底关心和保护了多少文化人，大约没有谁可以统计清楚。但是，记录奉贤干校，如果缺失了周总理，一定是一个巨大的疏漏。
血与泪的反思
1970年的6月18日，顾而已在奉贤干校的一个草棚内，用一根绳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他到干校的第二天。刚到干校，连队就召开批斗会，原因是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事又有了新的揭发。
他能怎么申辩呢？他的悲剧在于，1936年他成为杭州六和塔下集体婚礼的主角之一，当年的三对新人、六个主角中，有一个就是后来的江青。
时光带走了太多的东西，以至今天我们很少提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顾而已，即便我们重看《小二黑结婚》，也没有多少人会想到，是他导演了这样的经典。
还是奉贤干校，一天晚上竟然放映了电影《南征北战》。怀着凭吊的心情，张瑞芳和观众们坐到了一起。看到银幕上曾经年轻的自己，看到同样年轻的演员同伴们，一股巨大的悲痛突然袭来！演高营长的冯喆已经不在了，演国民党司令的穆宏不在了，演团长的王力也走了，演师长的陈戈和副导演张望已经残疾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她的战友、她的朋友，在蒸锅里蒸，在开水里烫，在冰山火海里，在狂风暴雨中，32条鲜活的生命付诸黄泉！
离去的有无尽的苦衷，活下来的步履艰难，却各有独招。历史的残酷就在于没有假设，否则，我们可以恣意地揣想，如果奉贤干校的每个人都活了下来……
1980年，由谢晋导演的电影《天云山传奇》上映，观众给他的回馈是数万封来信！据说中外电影史上，这样的奇迹是唯一的。从“文革”中走出的中国人，还来不及仔细思考，蓦然间从影片主人公罗群和冯晴岚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勾起对炼狱岁月里抗争与哭泣的回忆。还有一部分人，从宋薇的身上，深藏于内心的自责与负疚如决堤般疯狂地打开。
接下来，《牧马人》上映，仅沈阳市在半个月内就放映1600场。1986年，《芙蓉镇》走向全国各地影院，几乎收获所有国内大奖。
一个国家，因为谢晋的这三部曲而一起阵痛，一起狂欢，一起将多少年来的苦与泪如此恣意、无所顾忌地挥洒和飞扬。讲他人的故事，述时代情怀，与观众共鸣，谢晋用电影带领全中国一起反思。
我们是否还记得，一个名叫上官云珠的女子——《一江春水向东流》中那个倾国倾城的女主角，她的生命止步于48岁那个依然可以创造更多未来的年龄，那一年是1968年。1971年12月，奉贤“五七”干校把上官云珠专案组人员全部冠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名，或者押送公安机关，或者就地隔离审查。
我们无法责问这期间太过复杂的“为什么”，但是，在血和着泪的反思中，我们该学会铭记与遗忘。
从20世纪20年代扑面而来的电影狂潮中一路走来，上海让电影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奉贤“五七”干校，如同一个巨大的露天电影院，这里的演员们在狂热的政治浪潮里，在冲天的口号声中，在美丽的大自然怀抱，耕耘和劳作，不屈和忍耐，抗争和服从，演绎了一部远比荧屏故事更壮阔的大电影！
人物档案
王丹凤，1924年8月出生于上海，中国著名电影演员。因主演过《新渔光曲》，被影界称为“小周璇”。1952年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中国影协第四、五届理事，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主演《护士日记》、《女理发师》、《桃花扇》等。
王文娟，出生于1926年12月，祖籍浙江绍兴嵊县，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演员，越剧青衣，越剧王派创始人。主演过《西厢记》、《红楼梦》、《孟丽君》等，丈夫是著名艺术家孙道临。
秦怡，出生于1922年2月，上海人，中国著名电影、话剧、电视剧女演员、艺术家，曾主演《女篮五号》、《青春之歌》、《林则徐》等，2009年获第18届金鸡百花终生成就奖。是北宋著名婉约派词人秦观的33世孙。
谢晋（1923-2008），浙江上虞人。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电影导演。1941年入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习，1948年毕业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演系。后任大同、长江电影公司助理导演、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首任院长。导演过《女篮五号》、《舞台姐妹》、《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
上官云珠（1920-1968），江苏江阴人。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国影协会员、上海影协常务理事。主演过《一江春水向东流》、《丽人行》、《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经典影片。1968年11月23日凌晨跳楼自杀。
没有赢家的鲤鱼洲
——走进北京大学“五七”干校
鲤鱼洲“五七”干校，我们该如何来忆念呢？
6000余名清华、北大人曾在这里劳动，他们中有杨振宁的老师，有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有如厉以宁、岑麒祥、洪君彦、汤一介、乐黛云等数不胜数的知识精英，文化界高官如王太华（原中宣部副部长）、艾知生（原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贺美英（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王大中（原清华大学校长），无一不在这片土地上挥洒过汗水，也许你不经意地一抬头，迎面挥动锄头劳作的正是某个领域的大家。“知识分子扎堆”注定了鲤鱼洲的不同凡响。
直到1997年，清华大学还在坚持对当年下放干校的人进行血吸虫的专门检查，而在很多北大教职员工的工资条上，一直保留着血吸虫病的专项补贴。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几十年前鲤鱼洲“五七”干校不可一世的血吸虫。鲤鱼洲地处鄱阳湖一角，本是一劳改农场，因为血吸虫猖狂而迁走了犯人，最后却变成了“五七”干校。
除去文化精英与血吸虫，鲤鱼洲余下的当数环境恶劣如蚊虫叮咬、道路泥泞，劳动艰苦如光脚踩在冰中作业，斗争紧张如不敢随便与人交流，似乎与别的“五七”干校雷同。
然而，对这样一所汇聚一批学者且存续了两年的“五七”干校，我们能仅仅用两个所谓的特征、几点干校的共性，就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或者继续挖掘一些陈年史料，如对待向阳湖“五七”干校的范曾，如对待息县干校的冯至，如对待柳河、进贤的干校一样，作些表面的探究，我总感到那不应该是真正的鲤鱼洲，那只是我们的肤浅，或者说是我们不太敏感的低觉悟。
因为，回望鲤鱼洲，我不自觉地就想起了“文革”中的第一张大字报，想起了“井冈山兵团”、“新北大兵团”这些永远不会因为岁月流逝而不再显赫的名词，甚至想起了离我们更远却对我们影响巨大的“五四”运动。这一块方圆35公里无人烟的弹丸之地，并不需要我们刻意的渲染，只为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北大人曾在那里，我们就该对它刮目相看。
张光璘在《季羡林先生》一书中，有这样的表述：“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从哪里开刀？由谁来打响第一枪？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们经过缜密考虑，最终选择在北大发难。”
作为天子脚下的最高学府，自五四运动以来，北大从来都是政治运动的急先锋，这里的一举一动，成了人们眼里的风向标。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正是这里率先充斥的狂热、喧嚣、残酷、荒诞和血气，传播到了全中国，燃起了祖国江山一片红。
那位张贴“文革”中“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大姐大聂元梓，当年也以近50岁的年龄到了鲤鱼洲，此时她作为“五·一六”骨干分子，在一堆“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中，自称是“坏人中的坏人”，接受着监督劳动，运石子，编草帘，插稻秧，冬天光脚跳到冰渣中挖泥、挑泥、修堤坝，因滑倒而致腰椎错位，落下了终生病根。当年“一号造反派领袖”的威风荡然无存。
那个曾被聂元梓猛烈攻击的北大校长陆平，也被押送到了鲤鱼洲，过着“不许乱说乱动”、无人理睬的生活，动辄在大会、小会上挨斗，还经常接受“田间批判”。在极度的孤独中，他不得不与小鸭小狗为伴，坚强地活下来只为洗刷自身的不白之冤。
聂元梓的反对派代表杨勋，此时也怀着革命的豪情自愿报名到了鲤鱼洲。此前，她曾在北大的批斗中遭受野蛮毒打，也曾在监狱被禁闭两年。不过，干校的杨勋不再是被清查对象，精神上相对宽松，只是她因为怀孕而需要大量食品，鲤鱼洲无法满足她的需求，这位孕妇不得不经常忍受着饥饿参加农业劳动。
当年被称为“陆平黑帮”的洪君彦也来了，他脱掉了“黑帮”的帽子，成了一名尚未恢复党组织生活的“五七”战士，另类而别扭地在鲤鱼洲劳动，两年后他带着血吸虫病回到北京。
聂元梓被“发配”到了鲤鱼洲，被聂元梓攻击的陆平被押送来了，反对聂元梓的杨勋来了，跟随聂元梓的孙蓬一、王茂湘来了，同情陆平的洪君彦也来了。1968年夏天，在火热的北大校园里横冲直撞的公社派、非公社派都来了，无论是当初聂元梓的支持者们，还是杨勋的反对者们，再或者彭珮云的“同党”，都南下了。喧嚣的北大减退着血气，鲤鱼洲却热闹了起来，这片贫瘠的土地不会想到，往来于泥泞小道上的各色人等，曾经在北大校园是何等叱咤风云，这支修路筑堤的劳动大军经历过怎样的互殴与诋毁，多少位专家在这场混乱中失去了生命或健康，其中包括翦伯赞、吴兴华。只是今天，这些人以不同的身份、怀着不同的心境一起来到了鲤鱼洲。这荒芜着的土地，这被洪水冲击着的堤坝，需要他们劳动的双手，生存的使然还需要他们盖房和种稻。
鲤鱼洲让所有人平等地安静下来，虽然也有算计与批斗，也有敌对与冷漠，但是更多的人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汗水中，或者反思，或者忍耐，或者消沉，或者观望，或者依然激情满怀，或者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我对一些事情已有较深刻的判断，不再轻信，如不相信在鲤鱼洲会待一辈子，也不努力争取当‘五好战士’、创‘四好连队’……由于思想已经开始解放，我已不在这些形式主义的事上为自己制造压力了。”文革初期狂热得给毛主席写信的杨勋这样回忆。
“一到公休日，战士们排着队要我理发，一天要理十几个人，一人花半小时，我的公休日就在替人理发中消磨了。虽然累得够呛，但我心中乐意。因为既可以为大家服务，又有机会与人交谈说说笑笑，可暂时排遣内心的郁闷和孤独感。”曾经被作为“陆平同党”遭批斗的洪君彦则以这种心态待在鲤鱼洲。
“有一天他病情稍轻，坐在门前休息，那只公鹅正好带着小鹅从门前经过。公鹅发现了陆平，立即张开翅膀欢叫着奔来，紧挨着陆平卧下，轻轻哼叫用头蹭着陆平。陆平只觉得一股热浪从心中涌起，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这只通人性的鹅给了他极大的慰藉。”这则是陆平的鲤鱼洲生活。
鲤鱼洲是“文革”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照出了参与一段荒诞历史的各派人等的悲凉与惨淡，我们从这里明白，当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走到“五七”干校时代，曾经的你争我夺、你追我打者中，没有一个赢家！无论当年的热血沸腾是因为头脑发热、遭受蒙骗、跟随潮流、为一己之利、为整治对手而后快，还是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总之，没有一个人不惨淡出局。
因为北大开始了沉思，因为鲤鱼洲日见宁静，于是我们可以说，“五七”干校已经预示着“文革”的重大失败！
多少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北大人再度提笔，纷纷回忆往事。《聂元梓回忆录》、杨勋的《心路》，洪君彦的《我与章含之离婚前后》……没有一个人的笔下流露的不是沉重与叹息。
“这一代人失去青春，失去欢乐，失去个人及家庭幸福，这一历史年代社会失去大批优秀人才，失去他们的创造成果。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它扭曲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导致人才的逆向淘汰。”烈士后代杨勋说。
没有赢家的鲤鱼洲，因为走近你而体会你，因为体会你而解读你，因为解读你，我变得异常沉重。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要怀着面对未来的姿态回望你——鲤鱼洲。
人物档案
陆平（1914-2002），吉林长春人。1934年至1937年在北京大学教育系学习。曾任铁道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校长。
聂元梓，出生于1921年4月，河南滑县人。“文革”时期北京大学的造反派领袖，因张贴《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发动冲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和北大领导陆平、彭珮云而声名大噪。后曾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和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曾下放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
清华园 鲤鱼洲
——走进清华大学“五七”干校
1967年1月，清华大学校园内，一位身材纤秀的35岁女教师对丈夫说：“这次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我万一回不来，两个孩子就全靠你了。”她的语气与神情显得那么豪迈，甚至有一种视死如归的凛然之气。她走出家门，消失在北方严严的寒气中……
女教师叫陶德坚，建筑系教师，时为清华大学造反派组织红教工领袖之一，此次行动，她要会同北京几大高校造反派解救一位名叫陈里宁的人，因为在他们看来，陈正受到某些人的陷害。
无需追究陈里宁事件的来龙去脉，且看在清华大学大规模武斗中，一位21岁的青年学子，却充当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他目睹着他的同学们造燃烧瓶、枪支、炸药和土坦克，看他们在楼与楼之间展开的水战加火攻，以及流血和伤亡……他很不忍心，他对弱者们说：“我同情你们，可这是为什么？”
他叫程代展，冶金系学生，曾经也做过保皇派，此时正是逍遥派。
1969年，当武斗的血腥日渐消退，喧嚣的最高学府日趋宁静，一大批教职员工背起行囊，南下江西，驻扎在了鄱阳湖畔的鲤鱼洲，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五七”战士。
陶德坚出身于国民党小官僚家庭，新中国成立之初从香港回大陆上大学、工作，“文革”中冲锋在前，撇下孩子闹革命，后来被关押、批斗，受尽苦难，下放鲤鱼洲，她自然是不二人选。
程代展出身于普通的城市平民之家，靠天资聪明考到清华大学，结果总共上了一年零八个月的大学课程，最终分配在学校汽车厂做着抡大锤、焊钢板的工作，天天下班后还要参加斗私批修检讨会，为了改变环境，也为摆脱一段感情上的不快，他自告奋勇地顶替同学去了鲤鱼洲。
南下的大军中，还有一位叫胡兰芝的女“五七”战士。胡是烈士后代，“文革”中一直属于“老保”，据说直到工宣队开进清华，她受到教育才如梦方醒，认为自己从前参加革命不积极，给党抹了黑。这回下放农村，根正苗红的她本来无需“改造”，再说她孩子小，就更不方便了。但是这位烈士后代为了表示出对革命的热情，她把年幼的孩子送到东北亲戚处，雄纠纠气昂昂地踏上了“五七”路。
话说清华大学鲤鱼洲干校，始建于1969年5月7日，也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发表三周年之际。那一天，清华大学组成12人的先遣队，开进了鲤鱼洲，说是创办试验农场，又称清华大学江西分校。到1970年，分校总人数达到2000余人，其中包括100余位教授、副教授。干校下属若干连队，如机务连、基建连、副业连及生产连队。
鲤鱼洲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接纳他们？
陶德坚称，夏天热得睡不着，不得不用湿毛巾盖在身上，一会儿毛巾热了，再用冷水泡一下接着用。十多斤重的砖，一次要挑八块，弱小的身躯背着硕大的麻袋，还不落在人后。因患痢疾而半夜晕倒在地，第二天照常上工。更有“五七”战士一翻身，可把身边的老鼠压死，血迹还留在床单之上。
胡兰芝每天晚上跪着参加政治学习，原因是白天哈着腰在田里劳动了一天，晚上坐着腰更难受，站又没有劲，索性跪下。每天吃的是带白毛的冬瓜皮，住的是集体宿舍。同在一个干校的丈夫在校部，不请示不批准，两人还不能见面。不过，她自称“那时我也不想我先生，没有家庭观念。大家都一样，过集体生活”。
年轻的程代展为了修桥，他“在烈日下挪着两三百斤的大石块，还要用铁锹搅拌水泥，飞扬的水泥粘在汗水淋淋的身上，又痒又疼。”一百五六十斤的稻米，两百斤的盐糖，一个人扛起来就走。夏天双抢，忙到凌晨两点，四点钟起来接着干。有一回，他在湖上遇风浪，险些丧命。也有些时候，他望着湖水发呆，不知命运将会走向何方。
陶德坚依然不是普通的“五七”战士，而是阶级教育的活教材，一会儿批她反毛泽东，一会儿批她反康生，或者反谢富治、陈伯达。到了1970年秋天，她又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干校为她准备了一间屋顶漏、壁透风的小屋，雨水从屋顶和墙缝中流入，被子湿了用手拧一拧，再用自身的体温烘一烘，就这样度过被关禁闭的日子。有一回，丈夫从外地来看她，俩人好不容易见了面，结果仅仅待了一个小时，就在夜色中被强行赶走，也不管周围没有地方住宿的现实。
鲤鱼洲，刻着深深的时代烙印，艰苦、艰辛而缺乏人情。一位“五七”战士，因为无论如何拒绝下水田，就被称为“美国观察家”，接受着大大小小的批斗，以致精神失常，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忽一日，他当年留学美国的同学到北京，请求见他，组织上又给他剃头洗澡，更衣打扮后再送回北京。不久，他死在了北京。与“美国观察家”雷同的是，在鲤鱼洲放牛的王竹溪先生，因为学生杨振宁的求见回到了北京，只是从此落下一身病。
而另一个“五·一六”分子，因不堪精神折磨，触电自杀却没成功，反增了“以死相威胁”的罪名。有一回，他终于找到机会，一头撞上一辆大卡车，在满脸的鲜血中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探寻鲤鱼洲，追寻清华大学足迹，我总有一股淡淡的遗憾，因为我本带着对学术的景仰，渴望打开一扇窗口，仰望一批学术大师的背影。可是，我搜寻到的更多资料却是关于环境，关于劳动，关于政治斗争。科学家王竹溪、柳百新等对于鲤鱼洲，基本保持了沉默。
不得不承认，作为一所重量级的学府，清华大学从“文革”的一开始，就披上了浓厚的政治外衣。作为那场声势浩大的革命的重点单位，身处清华大学的各色人等，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与需求，出身的不同、个人境遇的不同、认知的不同，让他们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比如一位资产阶级出身的女学生，为了摆脱出身的困扰，加入造反派，开口云“老娘她妈的……”
有一点相同的就是，无论是造反派、保皇派还是逍遥派，最终没有一个人不认为是那场运动的牺牲者。即便是主动请缨南下的胡兰芝，也终于因为全家染上血吸虫病叫苦不迭。
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是否还记得那些或无奈、或残酷、或荒唐的往事？是否知道，华夏大地的顶尖学府曾与这里有约？
1971年10月，清华大学人员全部返京，1000余人从这里带走了血吸虫病。而此时的鲤鱼洲，已经成了一片绿洲，石子路、水电站、砖石结构的楼房，外加猪圈、鸡栏和莱园子……
据说一年后，一些人再回鲤鱼洲，这里已是荒无人烟，野兔出没，满目疮痍，于是他们哭了……
几十年过去了，时为清华大学校长的王大中先生重回鲤鱼洲，筹措48万元，他为这里兴建了“清华希望楼”，后改名“五星清华希望学校”。鲤鱼洲，终因特殊岁月的特殊人而沾到了学气。
而在鲤鱼洲时代，清华人是谈“学”色变的，一顶“臭老九”的帽子让多少人抬不起头。有一回，程代展因为用数学公式证明浇水的壶应该开一个椭圆形的口，被大家当作一个怪物，一把扔掉了他写满公式的纸，他事后回忆：“这是在鲤鱼洲仅有的一次。我又见到了数学，重新和它握了一次手，言了一次欢。而我周围所有的人，似乎都已经将它遗弃，像对待洪水猛兽或是毒瘤般地厌恶它。”
然而，真正有生命力的，还是学术。陶德坚女士后来成为华中理工大学建筑学系的创办者，并任《新建筑》杂志主编。离开鲤鱼洲的程代展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后，又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王大中先生最终修完联邦德国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走过心灵上的荒芜，走过时代的荒诞，学人们终究走上了原本的道路。
回首往事，没有人可以绕开鲤鱼洲，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疯狂，在一批“臭老九”们艰辛耕耘下，曾经生机勃勃，多少人长眠于此，多少人失去了健康，多少不幸未及诉说……
文章即将结尾，可是我发现我无法结尾。因为，程代展先生的那篇《我和鲤鱼的故事》一直还萦绕在我心头。先生的文章不长，几处这样写道：
“在痛苦和绝望中想起鲤鱼。我又回到鄱阳湖畔。三呼过后，鲤鱼又到。听完我几近绝望的倾诉，鲤鱼说：‘回去罢，你有了新的生活’。”
“走投无路，唯有急匆匆再次赶赴鲤鱼洲。对鲤鱼哭诉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
这是文中两个片段，表述着离开鲤鱼洲后的程先生，每当遭遇人生挫折，在痛苦与无助之际，鲤鱼洲的岁月会给他无形的力量，助他走出低谷。
鲤鱼洲，我没有从更多亲历者的文字中读到你，但是，一旦读到你，就一定不是轻描淡写，在沉甸甸和响当当的追忆中，鲤鱼洲敲击着我的心灵，敲击着一个时代的脉搏，丰富和还原着清华园的前世今生。
人物档案
陶德坚（1932-1997），广东省番禺县人。1953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学系，同年去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并任教至1982年，转至华中工学院（现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创办建筑学系；后又创办了《新建筑》杂志。曾下放清华大学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
王大中，出生于1935年3月，河北昌黎人，中国核反应堆工程与核安全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院长兼总工程师，清华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下放清华大学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
水墨丹江口
——走近文化部“五七”干校丹江口分校
不知有多少次，在读到丹江口的时候，我在心底会产生一股凭吊的冲动，希望面对那里尚存的某一片砖瓦，凭吊一段金岗山麓下的传奇。
这段传奇里不关乎南水北调，纵然作为南水北调工程的起点，丹江口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这段传奇也不关乎丹江口大坝，虽然因为苏联专家的指导，这个大坝备受瞩目。我心中的传奇只关乎着一个特殊的时段和一个特殊的人群。这个时段是“文革”中后期的1969年到1974年，这个人群里则有写过《边城》的沈从文，有导演过《马路天使》的袁牧之，有齐白石的弟子李可染，有为梅兰芳司鼓的白登云，有郑振铎之子郑尔康，有沈钧儒之子沈叔羊。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界、文博界、电影界、美术界、音乐界、戏剧界一大批名流荟萃于此，金人、赵少侯、唐兰、傅振伦、王利器、顾学颉、冯雪锋、单士元、徐邦达……这样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铸就了丹江口的不凡，也牵引着我飞扬的思绪，勾起我凭吊的情怀。
丹江口与当代中国文化的渊源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为三线建设的一部分，文化部在丹江口建设了大片房屋，用来保存档案，一个部队的炮团驻扎在那里。1969年初，为创建“五七”干校，文化部派出先遣队抵达丹江口，不久，首批200余人及家属随同大批档案抵达丹江口。从1970年起，文化部咸宁干校部分年老体弱者纷纷西迁这里，高峰时，丹江口干校人员达到500余人。
丹江口对文化部而言，有了两大功能，除了存放档案，还要安置一批年老体弱的文化名流。有人称这里为文化部“五七”干校丹江口分校，也有人直接称其为“老弱病残留守处”。
在神往多年以后，我终于在2013年春天，有机会踏上这片土地。
到达丹江口的时候，天色已晚，没有时间去参观干校旧址，不过，东道主奉送的《金岗山麓的追忆——文化部丹江口“五七”干校文化名人寻访录》成了我当天最丰盛的精神晚餐。
第二天早餐后驱车前往目的地，想不到出奇地近，就在城区！
穿过文字六〇五厂抵达金岗山脚下，郁郁葱葱的绿茵丛中，是几排红砖红瓦的平房，我的心头微微一颤，干校！这就是我仰慕多年的干校！
房屋保存尚好，有几间更换了现代化的拉窗，屋顶上安装有太阳能热水器，显现出这里正居住着新的主人，此景倒让人少了几分苍凉。
陪同的汪先生介绍，我们脚下踩着的土地当年也是干校房子，拆除房屋后种上了农作物。我的脚步瞬间变得轻盈起来，生怕这一脚踏上去，会不会踩着了李可染作画的地方，或者白登云唱戏的地方。
如今，这些土地上的小麦、大蒜油绿油绿的，一派生机。是否，它们在无声地述说着这片土地前世今生的故事？
随后，我们到达一个小院落，但见院里的樱花争奇斗艳，好一派生机盎然。真是一个地方一个季节，咸宁的樱花大约谢了有十多天，丹江口却迎来樱花的旺季，一个省份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广阔的祖国呢？那么当年年迈的文化人，从京城千里迢迢南下，仅仅在季节的适应上，也是需要度过的一个难关。
除了让人大开眼界的樱花，这个院落最引人注目的还有一座礼堂，当年这里主要作为干校放电影、开大会的场所。毫不夸张地说，这个礼堂拿到现在，也是不落后的。建筑高大宽敞，墙面没有一处破损的痕迹。而在咸宁向阳湖，当年干校人看的是露天电影，开大会也是坐在随身带的小马扎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室内大会议室。由于干校撤销后，房屋都交给了文字六〇五厂，这个礼堂目前正被该厂利用。
说起丹江口干校，总绕不开文字六〇五厂。这个厂原在上海，由于三线建设的需要，搬到丹江口，与干校毗邻。如今，干校早已不复存在，文字六〇五厂依然作为中国出版总公司的一部分，在遥远的鄂西北生产和运转，由启功先生题写的厂名矗立在大门口，金光闪闪，分外耀眼。
伫立丹江口，我的思绪自然飘到咸宁向阳湖。如果说在向阳湖，我们见证了更多文化人的苦难，在丹江口倒是少了狰狞和冷酷。在向阳湖一个人就要管理七亩地，丹江口平均到一个连队才五亩地，劳动强度可想而知。这里还专门配有做饭的大师傅，护士和医生，外加一辆吉普车、一辆大卡车。在分派不多的劳动任务时，丹江口干校的领导还会反复强调，身体第一，不可强求。而像沈从文、许幸之等人，基本不参加农业劳动。不可理喻的倒是，文化部既然有了丹江口，何苦让金灿然这样重病号、陈羽纶这样的残疾人在向阳湖劳动？
如果说下放向阳湖的是文化人，下放丹江口的，除家属以外可基本称得上是文化名人。多一点呵护，少一些鞭挞，文化部干校因为有了丹江口，多了一点暖色调的回忆。
丹江口金岗山，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环抱处，因为留下一批文化大师的足迹，故事也生动和丰富起来。
李可染在这里成了儿子的“导师”。
儿子李庚因为父病前来照顾，李可染却利用这段时间为儿子制定了严格的以学习为中心的作息时间表，早上六点起床，七点早餐，从八点开始，每学习20分钟，休息10分钟，直到十二时。下午三点继续上午的学习模式，直到六点钟晚餐。晚上七点到九点是学习讨论时间，十点准时休息。
李可染要求儿子担当四个角色：秘书、助手、研究员、大学生。将父亲的讲话记录下来，是秘书；帮父亲查资料，整理画论，是助手；和父亲讨论历史、哲学、美学、绘画理论，就是做研究；至于大学生，李可染不希望儿子的学业停下来，因此亲自教他做一些理论的梳理与提升。
回忆当年接受父亲教导的日子，李庚说：“四十年匆匆过去了，我在日本艺术大学主持教学多年，并在德国的大学里主持过艺术讲座，在日本，在德国，在意大利，在法国，在希腊，不管是在哪里工作，不管是在哪里研究新课题，我都会时常想到，我的大学是在丹江口上的。”
白登云先生下干校途中，正值12月26日。他带着全家人特意吃了打卤面，为的是给毛主席过生日。
在干校，他和李可染同在一个小组，一次联欢会上李可染拉京胡，从不开口的白登云还唱了一曲《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唱段。演出结束后，李可染说，您打鼓是那么有板有眼，怎么自己唱起来反倒没板了？两人哈哈大笑！
而在更多的联欢会上，白登云还是干他的司鼓本行。当然，干校没有鼓，就拿脸盆代替，唱者甩开嗓门唱，白老先生则卖力地敲打着脸盆底伴奏，每次都赢得热烈的掌声。
文化人落脚丹江口，文化的种子也撒到了丹江口。
刘永愉当年工作在均县（现改为丹江口市）文化馆图书室，热爱图书馆事业却苦于无处可学。正在此时，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袁涌进下放丹江口，并到图书室参观。刘永愉很快抓住这天赐的良机，向袁先生请教，袁先生也不吝啬，答应每周四下午为这个“学生”上课，这一学，就是两年。在袁先生的指导下，刘永愉不仅学会了图书的分类方法，还办起了刊物《读者园地》，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得到不少嘉奖。
当年正在均县文化馆工作的美术干部陈天载、陈尚海曾慕名拜访李可染，并与李老结成忘年交。受李可染的指点和影响，俩人后来都成了当地有成就的书画家。
陈尚海在与著名版画家沃渣的交往中，还得到他反映“五七”战士生活的画作《喂猪图》，珍藏至今。
40年过去了，当年下放的文化名人们大多已经作古，但是，文化部与丹江口的联络却没有中断，因为那段特殊时间的情缘，当年随父母下放的孩子们在40年后站了出来。与丹江口市广泛联络，动笔写回忆，故地重游……不同的方式，只为表达共同的丹江情。李庚先生为《金岗山麓的追忆》题写书名，张浩、黄晓捷等纷纷撰文忆当年。他们还热情帮助丹江口特产在北京的推销和宣传，算是为这片深情的故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离开丹江口的时候，我突然渴望自己是一名画家，把丹江口用水墨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幅画里，少不了一排排的平房，少不了“五七”战士种菜、喂猪的场面，也少不了他们作画和演出的场景。当然，在画的远方，汉江会依稀可见，这可是丹江口的命脉呢。
我还会把寻访丹江口的同行者请入画中。为了挖掘文化部干校的历史，大家同赴丹江口。向阳湖文化研究会的罗勇副会长是向阳湖文化研究的前辈，谦和而踏实，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为人处世，都称得上楷模。诗人韩志一路上真诚希望我加入到向阳湖文化开发的工作中，我的参加与否与他本人并无关联，但是他的言辞中饱含对家乡向阳湖的热爱，让人感动。
丹江口如此迷人，除了故人和往事，除了干校子弟的影响，也少不了我们这样的慕名者。正是因为有了更多关注，这片土地才显现固有的峥嵘和厚重。
人物档案
李可染（1907-1989），江苏徐州人。自幼习画，早年先后入上海美专、国立西湖艺术院学习，后从齐白石习画，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代表作有《漓江胜境图》、《万山红遍》、《井冈山》等。
博客里的干校往事
——走近水电系统“五七”干校
这个博客，博主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这个博客，讲述现在，更讲述过去。
这个博客，开博一年半，博文600余篇，更新得够快。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博客？
名曰“北安‘五七’干校的博客”。
关注到这样一个博客，无非两个原因，一则对于“五七”干校的历史有些兴趣，北安“五七”干校当然吸引我的眼球。二则所谓“北安‘五七’干校”，其实是当年水电部建设的“五七”干校，作为电力人，自然还多了一份“家”的情怀，多了一份亲近。
说起“五七”干校，或许对很多人来说比较陌生，但是，当历史回溯四十余年，那却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
1968年，黑龙江省将许多干部下放到柳河的一个农场，在那里边劳动边进行学习改造，他们为这个农场取了一个新名字：“五七”干校，因为1966年的5月7日，毛泽东曾经发过一个鼓励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被称为“‘五七’批示”。毛泽东认可黑龙江的做法，并以最高指示的形式将这种认可通报全国。一时间，“五七”干校之风吹遍全国，各党政机关、艺术团体、大专院校纷纷办起“五七”干校，水电部自然也不例外。
水电部“五七”干校开始有两处，第一处即位于黑龙江省北安县小兴安岭脚下的北安电业局农场，该干校建于1968年10月。另一处位于宁夏青铜峡，该干校成立于1969年3月，当年的水电部副部长王英先带队率1000多名水电系统的干部下放青铜峡，组编为五个连。
“北安‘五七’干校”博客博主们为当年下放北安干校的青年。共同的黑土地岁月把大家的心连在一起，在北京聚会还解不开思念，干脆结伴同游北安，然而，心中还有一份情结无以释怀，不如开一个博客。
在团聚会上，他们说：
“在那特殊的年代，
我们经历了特殊的青春历练。
我们烧荒播种铲地伐木收割。
我们修路盖房打井养猪造田。
大自然的诱惑，让我们毫无保留地挥洒汗水，
政治风云的变幻，让我们早早学会思考经受考验。
……
四十三年前我们风华正茂，血气方刚，
几番风雨，如今，转眼间我们鬓已成霜。
但是，无论你走到哪里，
无论你生活在哪片土地上，
我们都拥有一生难以忘怀的战斗历程。
……
且看他们在博客上由一幅上联对出的不同下联：
上联为：塞上千里追晓月，黄河清冷，太行静谧。
下联分别是：
窗前咫尺赏冰花，炉碳炽热，壶水争鸣。
高原百丈踏冰川，金沙灼热，横断喧嚣。
而一篇《北安“五七”干校的冬天真是好冷》竟然由八个人在博客上共同完成，大家互相补充记忆，讲述细节，回忆在北国边疆那些极寒的青春岁月。
回望北安，也不忘青铜峡，走进河南的平舆。平舆是水电部“五七”干校的另一个基地。1971年，北安“五七”干校撤销，一部分人员到青铜峡，另一部分迁到了平舆。
三所干校，相似的历练，完整地复原着一段电力人的往事。
离开干校后，有人去了电厂，有人到了电业局，也有人到了电力研究或者建设单位。干校的日子渐行渐远在步履匆匆的新的岗位征程里。
这一忙碌就是三十年、四十年。某一天，他们忽然静了下来，退休了，心中似乎不约而同地忆起了什么。是的，就是“五七”干校，就是那样一段飞扬着青春、燃烧着激情的农村时光。所有的今天，都是过去的累积；所有的过去，都成为晶莹的回忆。
在博客里，我们认识了胡锦涛的夫人刘永清，当年这位清华才女也随着“五七”大军北上青铜峡。和刘永清一道的一批著名水电专家陈增庆、礼荣勋、万宗尧，都曾相聚青铜峡。
在博客里，我们也忆起了从延安走出的老干部史瑞楚、任树华，新中国成立后，她们也走进电力系统，在“文革”中惨遭磨难，在“五七”干校却乐观豁达。
1971年，平舆“五七”干校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学员——我国现代电力工业的开拓者鲍国宝。这位72岁高龄的老专家，身体已经极度虚弱，贫血、前列腺增生、疟疾、心力衰竭在侵蚀着他，但是他依然在菜园里劳动，他会不自觉地倒在地上，安静地熟睡过去。“文革”之后，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虽然还没有平反，但坚持参与了《物理学词典》、《中外科学词典》的编译工作。和他一起编译的，还有几位从“五七”干校回来的老电力专家。
2009年12月，青铜峡市举办《难忘岁月》青铜峡水电历史文物陈列展。原水电部青铜峡“五七”干校老同志代表出席了揭幕仪式，面对陈列展中的干校文物，他们感慨万千。
2011年，北安“五七”干校博客上出现一段歌词，再度把人们带回昔日的黑土地：乌裕尔河水呀水流长，小兴安岭脚下红旗飘扬，“五七”战士想念毛主席想念毛主席，就像葵花向太阳向太阳……
人物档案
鲍国宝（1899－1978），广东香山（今珠海山场）人，中国电力工程专家，国家一级工程师。191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1922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动力系。长期从事火力发电、水力发电的技术研究及发电厂的设计与管理工作。曾任华北电力总局总经理、华北电业管理总局局长。
陈增庆：出生于1927年11月，江苏武进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曾任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厚重黄湖
——走进团中央“五七”干校
1972年，在河南省潢川一个叫作黄湖的“五七”干校，一个叫顾志成的“五七”战士，被强行拉上一辆吉普车，拖进了县医院。在那里，她将接受人工流产手术，她的身后是两名专门监视她的女干校学员。
她独自一人走进了手术室，无奈地躺上了冰冷的手术台，她听着医生翻弄夹子、剪刀的声音，她感到腿冷得发抖。突然，她一打挺翻下了手术台，不顾光着一条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不停地哭着：
“我不能没有这个孩子。我的丈夫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三年了，我们仅仅见了一面，才怀上这个孩子。可是军代表说，红彤彤的‘五七’干校不准为‘反革命分子’生孩子。”
“如果我能生个儿子，长得一定像他，即使他斗死了，20年后，我还能从这个孩子的身上找到他的影子……”
医生终于被她打动了，不仅没有打掉那个孩子，还冒着风险帮她打了保胎针，又为她发放了准生证。
这个孩子顺利出生了，后来长成了一米八的大个子。
孩子的母亲叫顾志成，从干校回京后，以记者身份帮助《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获得平反。
读了这些片段，我的心长久地得不到平静！既感慨于顾女士对爱情的坚守，又愤慨于时代的冷酷，同时为那个善良的医生而感动。
而那片叫作黄湖的土地，到底还有多少故事？
第一次接触黄湖，源自一本书——《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从这里我了解到了叶至善先生的干校生活：
“今天是四点半起床的，五点即打着电筒把牛赶到草地上。”
“牛场上泥泞加牛粪尿，浅的地方没脚背，深的地方没靴筒。牛绳拴在桩上，沾满了泥、粪、尿，我们伸手去解绳，不但毫无踌躇，连眉毛也不皱一下。放牛回来，湿衣服湿裤子还都是和着泥和尿粪，脱下来一挂，第二天放牛，不管它干没干，照常穿着就走。大家一谈起我们的牛，总带着自豪的情绪。”
“今天我值夜班，就在牛棚里写信。值夜班的任务就是给黄牛接屎接尿，给水牛把屎把尿。”
“最高兴的是牛劳累了一天，这时候终于可以得到休息，听它们刷刷地一大口一大口啃草，真比自己吃到什么好东西还快活。”
“国际形势一片大好，正如爹爹所说的。国内形势也是这样，大跃进的局面已经形成，第四个五年计划一定是个全面跃进的计划。”
……
这本书的序言中，叶至善的子女说，读父亲和爷爷的家书，感动于他们的天真与单纯，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烙印，他们按原样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也是在黄湖，54岁的胡耀邦同志带着“走资派”、“三反分子”的帽子参加农业劳动。上工的时候，他常常都要带着一个盆子，因为痔疮又发作了，而且十分严重，劳动一阵，他就需要找一个避人的地方用水洗。即便如此，他劳动起来“五十米插秧不直腰”，还到40公里外拉石头，下水田插秧、割小麦、掏厕所、当小工、烧茶炉，样样都干得出色，百儿八十斤重的麻包，扛起就走。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到了晚上他每天坚持读书学习，直到熄灯。
同样在黄湖，小小“五七”战士们一会儿被镰刀割破了脚，一会儿在湖边钓起了大鱼，早晨起床后用砖头打破池塘里的冰舀水，在大别山步行数日搞拉练，参加搬砖盖学校、“双抢”与秋收劳动……总之，他们经历着从前不曾有过的经历。
黄湖，这个处在淮河支流与支流交汇处的弹丸之地，是一个杂草丛生的低洼地带。1969年初至1973年4月，当年的团中央机关、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中国青年杂志社、中国青年印刷厂、中国青少年出版社、中央团校等团中央系统的干部、工人及家属2000多人下放此地，创办干校，这些人中间包括伍绍祖、胡启立等51名部级干部。
十分难得的是，当年干校的全景至今仍在，当年修建的防洪大堤、幸福闸、500间房屋都还在发挥作用，成为全国106所部级干校中保存最完好的。存放至今的3500多张旧照片，更是生动地再现了当年干校的情景与干校学员的精神风貌。
面对黄湖，回首黄湖，我的心中盛满厚重。
忆起干校时期的胡耀邦同志，大家无不被他坚强、乐观的精神极大地感染。“他的勤奋好学、积极劳动、扎实肯干的革命精神，关心他人、爱护群众的高尚品格，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五七”战士如是说。
顾志成是干校老师，除了一个“反革命”的丈夫，还有一个“黑帮”父亲，她自己则是“修正主义的苗子”。所有这些，没有让她心中的暖色调变暗，当她看到九个学生不顾生命危险跳入洪水中救人的时候，大声嚎叫起来：“孩子，我的孩子，来人呐，救救我的孩子……”当孩子们终于被一一救起，并送到医院的时候，她寸步不离地守护在一旁，一面给他们擦身退热，一面盯着九只高吊的盐水瓶，因担心孩子们的安危，她着急地流下了眼泪。今天，这些孩子已经成为专家、学者、记者、企业家或者重要领导。只是，他们是否还记得当年那个热心的老师阿姨，他们是否知道，那时的她其实正处在人生的低谷中，却把火热的爱送给了他们！
叶至善先生，本为中国少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在年过半百的时候，到黄湖当上了一名牛倌。他住在真正的“牛棚”里，睡眠时间严重不足，承受着超负荷的劳动。可是，一切劳累降低不了他高昂的斗志，甚至带着几分“天真”，他度过了三年战天斗地的干校时光。
在更多“五七”战士的心中，黄湖岁月既有劳动惩罚、前途无望的悲观，也有劳动中体会到的乐趣，在这种心境下还诞生了从“一嫌黄湖阴雨多，二嫌黄湖房屋破，三嫌黄湖路难走，四嫌黄湖蛇蟥窝”到“一爱黄湖好课堂，二爱黄湖饭菜香，三爱黄湖风光美，四爱黄湖知识广”的转变。
在这里，他们收获了猪满圈、鱼满塘的喜悦，享受了用筷子在水塘边挟鱼的乐趣，也经历了水蛇爬到床上的抗洪岁月。在这里，他们曾经被蚂蝗叮咬得无比恐慌，也曾为炼出一颗红心，趁大雨大雪天去挖塘，在深更半夜收麦子。
在这里，他们因为吃不到肉而不习惯的时候，却看到当地农民每天只有几两粮食，过着半饥饿的生活，一年到头只有两套衣服，夏天土布衫，冬天黑棉袄。
也是在这里，十几名“五七”战士长眠于此。同样是在这里，有人落下终身残疾。
我们无法用简单的语言阐述黄湖的厚重，我们却可以用心去体会那一段非凡的岁月。面对那样一组旧照片，我们看到他们正高举红旗列队上工，他们正弯腰弓背拉石料，他们正在地头煮面条，他们正在演出样板戏……而一组新照片上，是一群群“五七”战士回访黄湖的情景，他们的脸上呈现着淡定的笑容。
在黄湖“五七”干校旧址上，一间间当年的住房，一件件当年的用具，甚或保存完整的墙报，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个别样的年代，无所谓悲与喜、苦与乐。
面对黄湖，我是如此陌生，也是如此熟悉。陌生的是，我从来不曾到过这里；熟悉的是，它与我身边的向阳湖何等类似！
从那些或痛苦、或激情、或抑郁、或欣喜的表情里，我分明看到了张光年、臧克家、周巍峙的身影！那些苦乐着的年华，分明是向阳湖畔的记忆；那一排排红砖房，分明是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某个连队。
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只要有“五七”干校的地方，我们都能触摸到雷同的脉搏。这是共和国的一段集体记忆。
回首这段记忆，我们舒展不开紧锁的眉头；回望这段岁月，我们心中装的不仅仅是沉重。
历史的发展一定要付出某种代价，而无论在怎样的代价后，发展的大趋势却从来不曾改变。人类的今天，正是由数不清的过去累积而成的结果。我们因为失败而寻求成功之路，因为跌倒了而力图爬起来。我们也曾因为巨大的成功而埋下失败的伏笔。
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我们回首“五七”干校，是因为我们正着眼于当下与未来。我因此期待着，干校保存最完整、留存着大量干校图片的黄湖，能为中国的干校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人物档案
胡耀邦（1915-1989），湖南浏阳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大队政委，中央军委总政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晋察冀军区纵队政委、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在六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全国人大第一至三、五届常委，中共第八、十一至十三届中央委员。曾下放共青团河南黄湖“五七”干校。
叶至善（1918-2006），江苏苏州人。叶圣陶先生长子，曾任开明书店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兼《中学生》主编。著有《失中学的哥哥》、《花萼与三叶》、《未必佳集》、《父亲长长的一生》。曾下放共青团河南黄湖“五七”干校。
一幅“五七”干校的全景图
——走进湖北荆门地区“五七”干校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地处湖北的荆门突然人声鼎沸起来，来自京城、省城的一批批知识分子、机关干部云集这里，走进各自部门的“五七”干校。
按照往常的习惯，我们乐于研究某一座具体的干校，如《人民日报》干校、外经委的干校，或者关注某个干校的某一个人，如于光远、王竹溪。但是，对荆门大地，你会突然感到无所适从，你会觉得，哪座干校，或者哪一个干校人，都无法成为一个切入点，无法表达清楚一个干校所在地。我们只能画一幅图，在这幅图里融入尽量多的元素，然后你会发现，这几乎就是一幅“五七”干校的全景图。
在“五七”干校盛行的年代，荆门的干校数量之多、层次之丰富，在全国可属罕见。来自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八大民主党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农林部等40多家中央机关、部队、大专院校以及湖北省20余家省直单位人员，全部下放到荆门，创办各自的“五七”干校。另外还包括荆门辖区的京山、沙洋、钟祥、东宝、掇刀各条战线自建的“五七”干校。在八年零六个月的时间里，近十万人在这里被称为“五七”战士。他们中，有政坛要人、外交家、教育家、科学家、作家，更有成千上万的普通干部。
披星戴月，宵衣旰食，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在艰苦的生活环境和政治挂帅的氛围中，他们有苦涩，有悲怆，有欢乐，也有期盼和展望。不同身份、不同层次、不同处境的“五七”战士，在这里留下了不一样的干校故事。
若干年后，荆门人民奉献出一本《荆乡遗梦》，告诉读者那个时期、那个地方的“五七”往事。
毫不夸张地说，集中展现一个地区而非哪一所“五七”干校，是《荆乡遗梦》最大的成就。在这本书里，既有全国政协委员汪东林的回忆录，也有外交部、建设部、财政部等国家部委干部的回忆文章；既有省直机关人员的回忆，更有大量县级“五七”战士的回忆；既有当地农民的回忆，也有当地干部的回忆；既有当事人手写的回忆录，也有大量采访稿。45万字的记忆，45万字的述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视野，全方位地展现了当年的“五七”干校，以及“五七”战士的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
问题是，这幅全景图里，该有哪些主要元素呢？我能选取的，自然只是那些打动着我的。
“你是怎么进来的？”
“你是怎么进来的”，我们今天常常还用到这个词，尤其是在时下流行的小品相声中，这句话冷不丁地就会蹦了出来。不言而喻，向对方问上这么一句话，通常指一个人犯下什么罪过，被关了进去。
而在《荆乡遗梦》中，竟然有三个地方不约而同地用上了这句话。原钟祥县文化馆杨彧先生，1969年下放干校，他问另一干校学员许耀林：“你是怎么进来的？”
原钟祥县委副书记郭玉贵在干校，被人问道：“你是怎么回事进来的？”
一位抗美援朝的干部，带着“黑帮”身份被通知到干校接受斗批改教育，他问同行的林先生：“你是怎么进来的？”
言下之意，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来了。
虽然我们了解到，到干校的时候，有集体敲锣打鼓的欢送场面，也有雄心勃勃立下誓言的壮举，但是，在很多人的思想意识里，进干校的确是受惩罚的一种手段。原钟祥县粮食局团总支书记邓玉成先生回忆：当时进干校的一般是九种人，即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世界观的知识分子。从京山县城关镇到干校的赵家荣，认为到干校的就是四种人：一是走资派，二是支派干部（“文革”中京山有两大派，钢二总和钢革总），三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四是造反派干部。原钟祥县陈集公社党委书记说，到干校去的大多是有问题或领导不喜欢的人。老“右派”林开秀先生回忆说，进“五七”干校的是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的“有问题”人员。
上述种种，倒应了当时流传的一句话：“好人不进干校，进干校无好人。”
有了这样的认知做基础，钟祥县的军代表会说：“一些人给他工作，他还不好好干，再这样就让他到‘五七’干校去，好好劳动改造。”而一个叫黄俊华的年轻“五七”战士则认为：自己贫农出身，根红苗正，为什么要进干校？更让人称奇的是，一位主持会议的人武部政委在大会上公然破口大骂：一切乌龟王八蛋都给我滚到生产队“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
嘴里高唱着语录歌，手上高举着红旗，雄心壮志走在光辉的“五七”路上。可有谁知道，一张张笑脸的背后，还有一颗颗阴云密布的心田。
“劳改”的心理阴云笼罩了哪些心灵？按说，该是在干校最不受待见的，如高干或高级知识分子。然而，更多的地县级干校学员认为到干校是“进去了”。是高干高知们再无需表达，是思想认知上的原因，是宣传的作用，还是受民间影响？也许，没有一种原因可以真正解开一个谜底，倒是作为一个特别现象，我们有理由原始地呈现。
活过来不容易
忆起当年的干校岁月，原公安部党委办公室主任王玉环最大的感受是：活过来不容易！
她到底经受了怎样的干校磨练呢？
原来，在沙洋“五七”干校，并非身强体壮的她，每天参加“斗批改”到深夜才能睡觉，早上五点多就要起床挑水。有一回，她发着高烧挑水，因为实在撑不住掉到水井里，不仅没有得到军代表的同情，反而遭到责难。另有一回，因为搬起沉重的面粉扭了腰，也根本得不到休息。而她的丈夫胡之光，在高烧到41度还扛着18磅的大锤去打石头，体重减到只有90斤，也得不到一天病假。如果不是当地医生强行让其住院，还不知会酿成什么后果。
有好几次，王玉环想到了跳河，用她的话说是“没法活了，受的折磨和侮辱没法说”。
有人母亲去世，得不到丧假，因为“老人死了就死了，思想改造是大事”。也有人因公摔成粉碎性骨折，还得一瘸一拐地参加劳动。有人因病痛呻吟，换来的是军代表的“再叫唤，小心我对你不客气”的责骂。“黑帮”被批得三天三夜不让睡，更有的军代表对着“五七”战士大叫：“待苏修打过来，我‘突突’把你们都报销了。”
为了整老干部，干校强迫他们吃一种叫“春不老”的野菜，而且越咽不下去盛得越多。白天劳动了一天，晚上每人只许睡1尺2寸宽的地方，为的是防止他们“翻身”。
有人挺住了，也有人实在没有挺住。
盘石岭林场林业大学毕业的林业员李光耀，被当作保皇派打死；长滩地区二机部干校一个造反派头头在一次批斗后投河自尽；南湖农场劳动的罗米寿上吊自杀；在干校接受批斗的另一位罗姓“五七”战士，不堪折磨自杀身亡……
能活着走过来，能说是一件容易的事吗？
锅里也没有了
让这些本不轻松的“五七”战士更感沉重的，是荆门当地的农民。
湖北省话剧团的一个甘姓导演回忆当年的房东：“有一天我吃饭的时候，房东家的小老四就用一对渴求的眼睛看着我，我于是喂了孩子一口，孩子特别高兴。第二天吃饭的时候，小四又来，手里还拿着个空碗，我锅里已没有饭了，于是只好将碗里的饭倒给她。第三天吃饭的时候，房东家小三、小四都来了，一人手里拿一只空碗，可是，我的碗里空了，锅里也空了，只好把空碗、空锅给孩子们看，说：‘锅里也没有了’。回到屋里后，我很难过，自叹‘农村的孩子们实在太苦啦’！”
在青黄不接的时节，省邮政厅的“五七”战士到一个叫作朝阳三队的地方做农村调研，路过田间地头时，看到一个女社员在拔秧草，经询问，对方说是家里已经三天没有开火了，只有拔秧草吃。而在平时，村民们主要靠的是食盐兑凉开水充饥。调研组走访了六户人家，家家的米缸里都没有一粒米，队里的粮仓也没有一粒粮食。“五七”战士们哭了：“这里的群众真了不起，没有吃的，在田里干活仍然劲头十足。”
湖北省直文艺团的肖惠芳回忆，刚到干校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就住到村民家里。然而除了几坨破棉絮，村民家根本没有被子，她只好把自己的被子与村民合盖，结果染上了疥疮。
与农民生存境况相比，“五七”战士显然是“丰衣足食”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崔敏回忆，沙洋干校吃的是大米白面，还经常杀猪宰牛，鸡鸭蛋和蔬菜充足，夏天还经常有西瓜甜瓜。
在钟祥县“五七”干校管财务的蔡崇模回忆，当时若需要开支，写个请示便会得到批准，从未因为缺钱而发过愁，干校内部还有收入，日子过得很富足。
两相对比，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乡，让我们无法平静！《荆乡遗梦》再现了《干校六记》中的中国农村与农民，如同一根软软的针，一次又一次刺中我们的神经，隐隐地生疼。
还是那位甘姓导演，她后来主动买下了房东的树萖子，虽然她用不上。她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缓解房东家的经济困境，让自己的心灵获得安宁。
不下干校，不亲眼所见，她会伸出这温暖的双手吗？
让干部知识分子更真实地了解国情，走近基层。“五七”干校，也有这积极的一面，正如众多的干校学员回忆，在干校建立的与劳动人民的感情，永生难忘。
我什么都没听见
著名的语言学教授于道泉先生，70多岁下放到干校。干校组织批判会，大批他的“活命哲学”。虽然会场上喊声阵阵，老先生却安然地睡着了。醒来时别人问他，他说：“你不管说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见。”
现象的背后是灵魂的觉醒。当“文革”进入干校时期，更多的人开始从前期的狂热转向心灵的疲惫与独立的思考，于道泉这样的一批老革命、大知识分子走在了思想的前列。
老革命张执一在干校是重点批判对象，可是，无论怎么批，他都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见到谁他都热情招呼，有说有笑，从不带“走资派”的自卑感。每次被批斗回来，倒下就呼呼大睡。有一回劳动时，他一个跟头躺倒在了水田里，起来后自我解嘲：“想不到在水田里来个鹞子翻身！”干校派人监管他，他反倒“教育”对方，大讲革命年代打游击的故事，弄得监管人员不得不辞职。
这个怎么管都不服的老人，讲起道理来却有一套：“对敌斗争，党内斗争，我都经历得多，看得多了。我打心眼里坚信毛主席的话：相信群众，相信党，因此什么时候，我都没有丧失信心，没有失望。我正是从道路曲折、前途光明的角度，认识沙洋有发展前途，‘五七’干校的人未来仍有希望，包括像我这样被‘监督劳动’的人也不例外。”我们能小看这个看起来嘻嘻哈哈的老人吗？
作为“问题人物”，费孝通先生下放到潜江县王场区抓家沙洋“五七”干校。两三年的干校岁月，写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是家常便饭，从大田劳动到种棉花，从播种到间苗，从打农药到摘花、打岔、收棉花、拔棉籽、洗石灰、生火做饭压面条，他样样做得顶呱呱。70多岁的老人，一样学军，接受军训。
即便如此，一到休息日，老人家就骑上自行车，到十公里外的地方吃面条，并就着花生米与旁人聊天、说事，自得其乐。最让人称奇的是，干校的费孝通还认认真真地织起了毛衣。在与家人的通信中，先生写道：“干校晒棉场上有一只小八哥，啄食道旁，行人往来，跃飞肩上，依依如旧友。”
你能体会到我们认为的，一个老人应有的悲戚吗？
一个养猪班的县委事务会计徐向远，在干校遭到批斗，他嘴里“嗯嗯”着，人却一头倒在草垛上安然睡着了。
钟祥县文工团的李英说：“我当时坚信这是一场错误的运动，就默默承受了一切，静静等待有弄明白和拔乱反正的一天。”
火红着的时代约束不了人的思想与思维。《荆乡遗梦》再现了这一段段、一节节生动的故事，让我们从故事中走进那个真实的、复杂的，也不乏纯真的年代。
当啷一声响 价值十元多
中国是一个语言丰富的国度，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特定语言，最能真实反映人民心态与社会状况的，莫过于打油诗和顺口溜。且看《荆乡遗梦》中的记载：
形容高工资的干校学员做起赶麻雀的事，则有诗云：“早起田边坐，麻雀何其多；当啷一声响，价值十元多。”
形容“五七”战士睡得太挤，也有诗作证：“一人二尺五，睡觉头挨头；进出人挤人，放屁臭满屋。”
形容晚上参加劳动，即：“夜色三尺多，坑深二米过；一片乱沙石，尽是岩石壳。”
有人称在干校“无官一身轻，体重增几斤”。
也有人开玩笑地说：“白天拥抱蔡媛娣（菜园地），夜晚伴宿朱佑兰（猪牛栏）。”
当时立下雄心壮志的口号更具有时代性，如：“读毛主席的书，八级台风刮不倒，走毛主席的路，海枯石烂不动摇。”
“手持链刀铲，心想亚非拉。”
“六月天气热，想一想张思德；手疼肩疼浑身疼，想一想白求恩。”
“不怕任务重，牢记老愚公；进了干校门，思想大盘存。”
……
我们在笑声里，有股豪气，在豪气中，也有股心酸，在心酸里，试图道出某种是非曲直，却终究无能为力……
合上《荆乡遗梦》的时候，你如果希望作出某种评说或者感慨，总让人感到多余和无力。因为书中任何身份的人，他们的感受远比我们的呻吟要真切得多，要深刻得多。
呈现，或者唯有直白地呈现，才是我们最好的表达。
但是，我不得不对荆门人刮目相看。采访这么多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人，搜集、整理出如此厚重的资料，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他们做了。
在“五七”干校盛行的年代，荆门无疑是热闹之地，如此多的干校集中于此地，为荆乡大地增添了丰富与厚重。欣喜的是，明智的荆门没有让这段历史断档，他们做了应该做的事。
我于是想到，如果全国其他地区，也能如荆门一般，甚至做到荆门的一半或者几分之一，写下十万字、几万字，汇集起来，我们的后代总不至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问道：什么是“五七”干校，那是个什么东西？
人物档案
于道泉（1901-1992），字伯源，山东省临淄县人，著名教育家于明信先生的长子。藏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1920年入齐鲁大学，主攻数学、社会学和欧美史。后到国立北平大学，任梵文教授钢和泰男爵的课堂翻译，精通梵文、藏文、蒙文等多种语言，代表作品有《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等。曾下放外交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
张执一（1911-1983），湖北汉阳人。曾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第五师旅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统战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曾下放全国政协湖北沙洋“五七”干校。
小字辈眼里的干校
——走进邮电部“五七”干校
开始关注邮政，缘于2010年。那年夏天，我们走访甘棠邮政所并了解到，文化部干校落户咸宁期间，邮政所空前地繁忙起来，信件邮件和往常相比几倍地增加，由于往来太密切，邮政所工作人员最后与干校的收发员成了好朋友。其实可以想象，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下，中国多少城市家庭处在离别中，在通讯比较落后的大环境下，邮政自然成了家庭成员间情感连络的主要纽带。
再度关注邮政，缘于在网络上选购干校文物。三枚“五七”干校的邮票成了网络抢手货。第一枚是正在“五七”干校学习、锻炼的老中青干部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情景。第二枚是干校的学员参加生产劳动，背景则是正待收割的丰收麦田。第三枚为农村插队的干校学员，正向老贫农虚心请教。邮票发行于1976年5月6日，为的是纪念“五七”指示发出十周年。几枚邮票，浓缩着红色中国关于干校的记忆，用画面阐述了“五七”干校的几大主题：学习马列著作、参加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时代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我于是开始发挥想象，当年，邮电部门一定是机构与职能保存得比较完好的，否则，前所未有的业务量、成千上万家庭的连络总该需要一些人、一些程序有条不紊地完成。特别是读到冰心、沈从文、费孝通、郭小川等人珍贵的干校家书，我对邮电部更是心怀一份莫名的感激。试想如果没有邮政，我们上哪里得到这些当事人心灵的告白及干校状况呢？
只是，邮电部的干校在哪里呢？我想，一定不会如文化部的许多单位一样被“连锅端”吧？否则，那么多的业务总该有个管理机构吧。
用尽各种方式，我依然得不到任何文字资料，我只有求助于网络，于是我走进了一块新天地。
我得到的第一个答案是，当时邮电部的军管会是通信兵部，一直和邮电部有密切关系，所以“文革”中对邮电部的冲击不大。我想这也是当时邮政业务一直得以正常运转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这个答案没有走出我的预料，那么在网络中，我获得的震撼是，一群当年的小字辈们延续了邮电部关于干校的记忆。
在我关注干校的过程中，目光首先对准的是年纪较大“五七”战士，其后便是他们带到干校读书的孩子，在向阳湖干校，我们习惯地称那些孩子为“向阳花”。虽然我知道，在这两个群体之外，还有一群比孩子大、比大人小的青年，通过零星的阅读，我的印象是，这些青年有的被称为知青，也有的被称为“五七”战士，有些与父母亲同在一个干校，也有些独自到干校，有的有工资收入，有的没有工资收入。但是除了柳河干校，我无法比较系统地了解到这个群体，因为，资料的缺乏让我感到无从下手。
邮电部干校却突然让我眼睛一亮，正是这样一群当初年轻的“五七”战士或者干校知青，在今天的互联网上相互连络，互补干校记忆，不仅让我读到了他们的干校岁月，而且通过他们，我走进了邮电部干校。
他们中的领头人当数袁天沛先生，自2006年以来他不仅写下了很多干校回忆文章，还召集在京的老朋友们座谈忆旧，广泛动员大家写下详尽的回忆。
通过这些网络文字，神秘的邮电部干校在我脑子里有了棱角。
1969年3月，邮电部派出三个先遣连队到湖北，为大批人员的下放做准备，其中还有一个连队抵达了咸宁，不过，最终他们决定把干校建在阳新。当年5月7日，邮电部机关和直属机关共1700多人，齐聚北京天安门广场宣誓后出发，经过两天的行程，到达湖北阳新半壁山下。1969年9月，由于林彪下达“一号通令”，邮电部很多家属抵达阳新，一时间，干校人数增加到3000人，并建起了子弟学校。
所有人员共编制15个连，外加一个校部，在阳新的大闸、半壁山、泡山、马鞍山、碧庄和老渡口等近12公里沿线驻扎下来。各连队各司其职，分别从事开山采石、运输装卸、基建、打渔、种地等工作。干校由军管会领导，实行军事化管理，干校分几个大队，大队下设连队，每个连有100多人，连队下设有三四个排，一个排则分有三个班。
阳新是血吸虫的重疫区，但是，如同清华北大把干校选在血吸虫横行的鲤鱼洲一样，邮电部的“五七”战士们也别无选择地要在这里战天斗地。
1970年，干校在马鞍山西侧建起了一个工厂，起名5701厂，意思是“五七”道路上的第一个工厂，后来改为536厂，该厂主要生产电话机等物件，干校的很多青年被分配到了这个工厂。1971年12月，邮电部干校大部分人员从湖北阳新搬到河南正阳县，此时，阳新干校只剩下三四个连，400多人，另外有些人回到北京组建电信总局和邮政总局，还有一部分人分配到全国各地的电信系统和学校。1972年，邮电部阳新干校撤销。1973年前后，邮电部干校搬到河北固安，直到1979年撤销。但是，留在马鞍山536厂的很多人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离开。
因为种种原因，很多人长眠在了阳新，他们被命名为16连的队员。
邮电部的驻扎让阳新本地受益良多，当地农民不断跟着“沾光”，不仅比其他农村更早地用上了电，并且成了全省最先安装自动电话的县。
如同众多的“五七”干校一样，邮电部干校所有人等，不分资历与级别，都被称为“五七”战士。开始到达阳新的时候，有人住在老鼠横行的仓库里，有人住在自搭的工棚里，厕所里常有蛇出入。他们早请示，晚汇报，参加斗私批修运动，开展批“五·一六”分子运动。“牛鬼蛇神”们受到特别对待，被监督劳动，如原邮电部部长王子纲在干校为“五七”战士拉排子车，就随时接受批判。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人逃跑未遂，也有人命丧黄泉。
忆起干校岁月，他们有过被洪水追着跑的经历，也见证过瞬间刮起的龙卷风卷走整排房子屋顶的情景，体会了数九寒天站在江水里从船上卸水泥的艰苦，感受了在船上连续吃几天鱼的无奈，身上长过疮，头上也长过虱子……即便如此，比起当地农民，他们的生活依然很“富有”，因为许多农民全家只有一床被子，上厕所没有手纸。而对于从没见过穿泳衣、裙子的农民来说，“五七”战士真是一个特别的群体，不仅新潮，而且“外面破，里面好，胖的多，瘦的少，一人一块大手表”，“眼镜多，手表多，补丁衣服多”。
大中国的干校，真的是大同小异，我们很难从阳新干校找到有别于其他干校的新发现。但是，能够拾掇起这些珍贵的零碎记忆，与其他干校进行比较，还是不得不感谢当年阳新干校的小字辈们。比起那些尚在干校读小学或幼儿园的子弟们，他们是真正的干校学员，被分到各连队从事劳动，具有更完整的干校记忆。比起那些已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年长者，他们青春年少，雄姿勃发，根本无精神负担。而比起当年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干校青年，他们又小了几岁或者更多，当“五·一六”分子的主要对象即“文革”初期的造反派们横行各单位的时候，他们还在中小学。他们的干校生活也许都不长，但是，因为536工厂的建设，他们把更多的青春光华留在了阳新。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谁可以淡化一个人生命历程中这些激荡的年华。对于阳新，对于干校，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字里行间，读到泪水与汗水，读到咸味、苦味和涩味，读到温暖与希望，读到浓浓的怀旧情结。
我突然意识到，其实邮电部干校并不是无特别之处，因为，存续这个干校记忆的，是一群当年的小字辈，这不就是他们的别样之处吗？北大干校的回忆主要由中文系的陈平原先生组织，撰文者中找不到这样的小字辈。中科院学部干校目前少有回忆录，不过由于“大腕”云集，随便一个人的传记或文集中，都容易找到干校的痕迹，况且还有一部《干校六记》，只是邮电部的这些小字辈尚不属“大腕”，很难找到他们的资料。文化部干校除了“大腕”云集，如臧克家的《忆向阳》、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和张光年的《向阳日记》，还有杨静远的《咸宁干校一千天》，更因为咸宁人李城外先生的努力，推出了洋洋300万言的《向阳湖文化丛书》。不过李先生搜集整理的资料倒是关注不少“向阳花”，却较少提及处在中间层的干校年轻人。柳河干校出了一个战凤翰，不过战先生作为干校当事人，致力于亲自撰写全景式的干校纪实，其中涉及小字辈的记述，均以第三人称出现，且着重于整体介绍，详尽不足。黄湖、荆门与团泊洼由地方政府牵头搜集整理干校回忆资料，采访或撰文对象多为名人或高官，似乎也有缺失……
记得在一次交流中，当年在向阳湖干校劳动的黄石知青邓先生告诉我，缺失干校知青们的记录，是干校研究的缺憾。邓先生的话引起了我的思考并深以为然。
邮电部干校让人眼前一亮，不仅一个青年的群体主动担当起拼接干校回忆的任务，让人感佩，而且在回忆中展示了这个群体的干校岁月，显得弥足珍贵。
据邓先生回忆，他在向阳湖干校的时候，尚不足16岁，没有工资收入，全靠挣工分养活自己，为此经常饿肚子。每天天不亮，他得起床给菜地浇水，但是处在贪睡年龄的他根本起不来。好在他与干校的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住在同一个工棚，早起的司徒先生总会默默帮他。20世纪80年代，他出差到北京，司徒慧敏还专程到住地看望他。当我说到希望先生方便的时候重回咸宁，我一定陪他到下放的胡黄张村走一走时，先生突然哭了，他说不为别的，只为一听到“胡黄张”三个字，就感慨良多，情不自禁，那时太苦了，他与司徒的感情太深了。
“我们写一些回忆，并不是颂扬那段生活。这是一段历史，是一段我们进入社会后最难忘的历史，虽然那段生活特苦，但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历练，这种历练告诉我们什么是苦？什么是累？什么是饿？这段经历是特种历史下的一种实际体验。也是生命中的一种过程。所以应该记忆……记忆是为了更好地证明历史。回忆是为了不忘记那痛苦的时代。”如果邓先生的眼泪里写满感性，这段袁天沛先生的表述就显得更为理性，而这理性里，我们读到了无处不在的责任和担当。
是无情的岁月让他们在回眸的刹那泪眼朦胧，是复杂的人生旅程让他们懂得了思考。
基本上没有一个“五七”战士不认为干校艰苦，但是比他们更苦的是当地农民的一穷二白。没有一个“五七”战士不认为，干校生活比城里差了一大截，但是多少知青却羡慕能到干校与父母在一起。这就是当初的中国现实。
当年住在干校边的阳新小老乡李专先生回忆：“他们（干校人）的生活水准全方位地高于当地人。前面已提到过的漂亮泳装，还有漂亮的连衣裙，我都是最早从干校人身上看到的。干校商店里的商品在我看来也是琳琅满目，比我们地方供销社里的货物要丰富多彩得多。‘五七’干校和536厂的医院我都去就医过，也是非常的好。”所有这些，都是城乡间明显的对比与差距。
知识青年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在上山下乡的大道上，以为在广大天地间大有作为，多少人到头来还得灰头土脸地请求回到干校的父母身边，只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幸运。
阳新干校翟靖女士回忆：“那时我是知青，是老三届中的68届初中生，如果不去干校，我的出路是到陕西或者山西、云南插队……我幸运，能和父亲去干校，我的绝大多数同学都去插队了。在干校和父辈们在一起，得到许多关照和呵护，较之插队，吃住有保障，整体环境也安全。”而严文井的女儿严欣久当时插队在北方，生活的困苦让她希望回到向阳湖干校父亲身边，但是，她没能如愿。那么，她大概如邓先生当年一样，生存得更苦更苦。
即便如此，干校“五七”战士们在高歌“五七”道路的同时，内心盼望着能回到城里，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没有一个阶层、一个群体对他们的现状真正满意。但是，他们在生活中、在劳动中又的确表现出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风貌……
通过袁天沛和他的朋友们，我们了解了阳新干校，解读了干校青年，并通过他们，解读了其时的中国！我的心情百味俱生，为那样一个全国江山一片红的时代！
我想我已经成了习惯，每每有线索或者机会走进一个新干校，心灵就收获一份成就感。
但是，在文章的结尾，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告别阳新干校呢？我再度想起了袁天沛先生。2011年，袁先生以资深电信专家的身份，接受央视采访。采访中，他将自己几十年的经历总结为三个阶段：一是30岁之前的学习雷锋精神时代，那时情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镙丝钉，放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发热；第二是50岁之前激情焕发的年代，为国家电信事业的奋进做了一番拼搏；其三是50岁之后进入国学阶段，开办了海纳携创咨询公司，涉猎深而广的国学知识。
参加节目的人群中，有袁先生当年在阳新的同事，他们认为：袁天沛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是因为经过那个特殊年代的磨炼，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造就了他这样的人才。
我相信袁先生认可这样的观点。
艰难的岁月、困苦的过往，经历了，都可以从中过滤出适合自己的粒粒黄金，铺垫出下一阶段的风雨人生路。
阳新走出的小字辈们，多少人正是借助了这样的历练，陪伴着他们的人生，助推着他们的事业，一路前行。
（本文的写作感谢原邮电部“五七”干校张宝桐、谢博明、王思源、翟靖、李世良、陈俊良、秦京林、袁天沛及咸宁李专先生提供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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