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也是有文化和历史渊源的。国家这个词，英语中本来就有两个，一个是nation，一个是country。nation强调政治上的一致，即一个政府领导下的全部人民、国土、主权等概念。country则强调一种自然形成的区域，相当于祖国、故土、家园。显然，邦（state）就是美国人的country，合众国（UnitedState）则是他们的nation。对大多数并不关心政治，只想安安生生过日子的美国人来说，生于斯长于斯、充满乡土气息的country是亲切的，而那个远在天边、八竿子打不着的nation，还有那个什么“全国政府”，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那时的美国，还是一片蛮荒大陆，没有飞机、火车、高速公路，谁也不知道“中央政府”是个什么玩意，是个什么样子。他们也不明白，既然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国家（country），他们的邦（state）就是他们的country，为什么还要另外弄一个nation，而把他们的country毁掉？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邦权主义者是不乏拥趸的。
民权主义者的情况又不同。
在民权主义者看来，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公民的权利。一个国家，如果她的公民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障，那就是一个好国家；她的政府如果能够很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那就是好政府，有没有效能倒在其次。当然，政府应该有效能，但不能为了效能牺牲公民的权利。如果效能和民权是熊掌与鱼不可得兼，那么，应该舍去的是效能。因为正如《独立宣言》所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这就很清楚了：政府，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才建立的。如果不能保障，要它做什么？
宪法也一样。一部宪法，如果在向政府授权的时候，居然只字不提要保障公民的权利，这又是什么狗屁宪法？
这正是梅森要持反对态度的原因。梅森对宪法草案的批评和否定几乎是全面的。大至众议院没有代议实质、参议员不是民选代表、联邦司法权力过大、议会权力含义广泛，小至总统没有宪法顾问、副总统既不必要又很危险等等。但他最得到广泛同情的一条意见，是联邦宪法没有宣布公民权利的条款，没有宣布言论和出版自由，没有维护陪审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人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连习惯法的好处也享受不到。这样的宪法，实在是糟透了。
梅森这样指责宪法并不奇怪，因为他是“权利法案之父”，正如麦迪逊是“联邦宪法之父”。1776年，梅森参与制定弗吉尼亚宪法，起草了其中的“公民权利法案”，使弗吉尼亚宪法成为最初十三部邦宪法中唯一具备权利法案的。制宪会议最后几天，准确地说就是9月12日，梅森向会议提出增加公民权利法案的动议，而且可以参考各邦权利法案，起草并不困难，几个小时就能弄好。梅森的动议得到格里的附议，却遭到舍曼反对（可见民权主义者和邦权主义者不是一回事）。舍曼说用不着。因为各邦都有权利法案，并不因这部宪法而废止，只要继续生效就行了。梅森说恐怕不行。宪法是最高法律，高于各邦权利宣言。宪法里面没有权利法案，公民权利就得不到保障。表决结果，除马萨诸塞不在场，纽约无表决权外，其余十邦都反对，梅森的动议被否决。
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失误。倒不是因为制宪代表不重视公民权利，更非他们反对权利法案，只不过在他们那里，当务之急是建国、制宪和授权。至于其他问题，只好以后再说。何况会议已开了很久，大家都很疲劳，也有些不耐烦。再说舍曼的观点也不是没有道理。依照民主和法治的观念，但凡未经人民和宪法授权的，就是政府不能做的。联邦宪法既然没有授权政府侵犯公民权利，自然就不能侵犯。相反，如果一一列举应该得到保障的个人权利，反倒可能授人以柄：凡是没有被列举出来的，就是政府可以做的，岂不更糟？
然而在梅森看来，这是不可原谅的失误。他和伦道夫都坚信，实行这部宪法的结果必定是虐政。9月15日，梅森说，这部宪法是在不了解人民想法的情况下制定的。我们不能就这样对人民说：要么接受，要么一无所有。宪法弄成现在这样，实在让人无话可说。我在这里不同意，回到弗吉尼亚也不支持；我在这里不签名，回去以后也决不投赞成票。他的意思和伦道夫一样：难道要我去推销一套必将以虐政告终的方案？
不能说反对派的意见没有道理。问题在于，历史的车轮并不是按照人们的主观愿望来转动的。就在反联邦主义者抗议之声甚嚣尘上的时候，批准宪法的进程却在节节推进。
尘埃落定（1）
旗开得胜
第一个批准联邦宪法的是北方小邦特拉华，时间是1787年12月7日。
作为当时最小的一个邦，特拉华在制宪会议上叫得最凶，批准宪法却最早。这看起来有点怪，其实不难理解。6月28日，麦迪逊曾在制宪会议上说，与大邦相邻的小邦其实更应该寄希望于总体政府，因为只有总体政府才能一视同仁地在大邦和小邦之间进行治理。实际上这也正是特拉华内心的想法。特拉华原本是纽约南部的三个县，俗称“下三县”，后来划归宾夕法尼亚，和宾夕法尼亚共一个总督。1776年9月21日，特拉华在乔治·里德等人的领导下，通过了宪法，建立了政府，但经济上仍受宾夕法尼亚影响和控制，几乎所有的商品都须途经费城出口，贸易权完全掌握在宾夕法尼亚的手中，甚至被看作“费城商业帝国的一部分”。沉重的出口税，往往压得特拉华喘不过气来。在新宪法下成为新国家的一分子，无疑更有利于特拉华的存在和发展，至少可以避免出口邦的欺压。所以，特拉华对建立“全国最高政府”是有兴趣的（表决时投票赞成），五名代表也都坚持到底，并在宪法上签名。他们在制宪会议上据理力争，只不过害怕被大邦吞噬。后来既然争到平等表决权，自然乐观其成。他们甚至决定抢在宾夕法尼亚之前行动，争取最先批准的荣誉。于是，特拉华代表大会全票通过批准案（三十比零），议会甚至决定在威尔明顿割让一块土地作为联邦的首都。
接下来就是宾夕法尼亚了，时间只比特拉华晚五天，即1787年12月12日。宾夕法尼亚也是对建立总体政府感兴趣的邦。作为大邦和中部诸邦的领袖，宾夕法尼亚希望成为新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核心，通过联邦政府获得与其他邦尤其是特拉华和新泽西更坚固的联盟。因此它派出的代表团人数最多，阵容最强大。古弗尼尔·莫里斯和威尔逊在会上频频发言，富兰克林则每到关键时刻便出面调停斡旋，说服劝解，实际上影响甚至控制着会议的进程。“邦联最高政府”（FederalSupremeGovernment）和“全国最高政府”（NationalSupremeGovernment）的区别，就是古弗尼尔·莫里斯解释的，威尔逊则几乎一直和麦迪逊并肩作战。宾夕法尼亚代表团内部意见也比较统一，八名代表都坚持到底，并在宪法上签名。制宪会议后，宾夕法尼亚第一个举行代表选举，第一个召开批准会议。如果不是特拉华抢先一步，宾夕法尼亚就是第一个批准联邦宪法的邦。
不过宪法的批准在宾夕法尼亚并不顺利，而且实际上是一场尖锐的党派斗争。结果是赞成宪法的战胜了反对宪法的。威尔逊在邦议会慷慨陈词，说反对宪法的人是自私的。他们满脑子想的不是邦的自由，而是自己的财富。反对派的处境却很不利，报纸甚至拒绝刊登他们的言论。反对派见大势已去，便拒不出席会议，想让会议达不到法定人数，结果却被拥护宪法的市民“绑架”到场。最后，批准联邦宪法的动议被代表大会以四十六比二十三通过。
新泽西第三个批准联邦宪法。新泽西是由两个殖民地合并而成的。一个东泽西，一个西泽西，合起来就叫新泽西。东西两部分在地理、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较大。东部比较激进，联邦党人多。西部相对保守，反联邦党人比较多。不过反联邦党人最终还是对宪法投了赞成票。原因主要是反联邦党人意识到，由于缺乏港湾，只得依赖纽约和费城的港口，而纽约不断提高关税，又几乎使该邦无利可图。新宪法却可以使十三个邦的经济成为相互依存的整体，沉重的债务也可以转嫁给联邦政府。经济利益是比政治原则更现实的东西，老百姓可不听你们夸夸其谈，反联邦党人被迫做出让步。在布瑞利（他曾在制宪会议上和佩特森并肩作战）的主持下，新泽西代表大会以全票通过（三十八比零）批准宪法议案，时间是1787年12月18日，只比宾夕法尼亚晚六天。
第四个批准联邦宪法的是佐治亚。作为排名倒数第三的南方小邦，佐治亚充满矛盾。它一方面有着很大的领土野心，另一方面又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西班牙在南面的佛罗里达半岛盘踞，克里克族印第安人则与之作战多年。这使佐治亚邦政府财政几乎陷入绝境。一个邦，如果又弱小又贫穷，一身是债、还不安全，又想增加土地，除了依靠联邦政府的力量，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所以，佐治亚代表团在制宪会议上，几乎从不加入邦权主义的大合唱，反倒每每支持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的方案，只要不反对它们买卖和使用奴隶就行。1788年1月2日，佐治亚批准联邦宪法，而且也是全票通过（二十六比零）。
7天以后，即1788年1月9日，康涅狄格成为第五个批准联邦宪法的邦。康涅狄格代表团在制宪会议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提出“康涅狄格妥协案”），该邦的政治精英则多为联邦党人，舆论也站在他们一边（仅有五篇反对的文章在当地报纸上出现）。原因之一是征税权给予联邦政府后，各邦的税务负担将是均等的，康涅狄格在竞争中将不再处于不利地位，还能确保社会稳定。于是康涅狄格以压倒优势批准了宪法（一百二十八比四十）。
马萨诸塞批准联邦宪法是在1788年2月7日，比特拉华整整晚了两个月。马萨诸塞虽然是个大邦，但它的财政在邦联中是最糟糕的，不仅有国债，在独立战争中还拖欠了大笔的邦债。正是债务引起的问题，导致了1786年的谢斯起义；而这场起义，则又是召开制宪会议和建立总体政府的理由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马萨诸塞最应该批准宪法。问题在于，马萨诸塞反对派的力量太强。他们的领袖，一个是塞缪尔·亚当斯，一个是约翰·汉考克，再加上一个在制宪会议上拒绝签名的埃尔布里奇·格里，实非联邦党人所能对付。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在《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上签过字的（约翰·汉考克还担任过大陆会议主席）。而且，在这两份文件上都签了字的马萨诸塞人，也就他们三个。其中塞缪尔·亚当斯更是非比寻常。他是公认的“美国革命之父”（有人甚至称他为“美国的列宁”），1764年起就开始闹革命了。殖民地人民反印花税法的斗争，就是他号召和领导的，格里则是他的追随者。我们前面说过，马萨诸塞是美国独立思想发源地和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塞缪尔·亚当斯则是马萨诸塞的革命领袖。这样一个人反对宪法，这可如何是好？
好在反对派最后也认识到，在规范贸易、组织防御方面，邦是无法与一个联合的国家相抗衡的。何况马萨诸塞的情况实在欠佳，也硬不起来。6月29日，戈勒姆在制宪会议上劝说小邦不要只顾反对。联盟决裂，对谁都没有好处。比如特拉华，难道就不会受宾夕法尼亚的摆布？特拉华代表团团长里德马上就顶了回去，说特拉华如果和马萨诸塞做邻居，倒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特拉华一直享受着平静嘛！里德这样说，当然是因为马萨诸塞发生了谢斯起义，而特拉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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