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劝说
9月17日，坚持到底的四十二名代表举行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刚开始，富兰克林就拿着一份讲稿站了起来，并请他的同事、宾夕法尼亚代表詹姆斯·威尔逊代为宣读。由于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富兰克林不能久站，每次书面发言都由威尔逊代读。在这篇深情而智慧的讲稿中，富兰克林说，他承认，对这部宪法的若干部分，他到现在也仍然不能同意，但他没有把握说永远不会同意。相反，活了这么大的年纪，他深知没有人能够一贯正确。因此，年纪越大，越倾向于怀疑自己的判断，而更尊重别人的意见。富兰克林说，的确，大多数人，也和宗教里的大多数教派一样，以为自己拥有全部的真理。凡是和他们意见不同的，就认为是谬误。就连许多平民也都是这样。这种自以为是，曾被一位法国太太表现得极为自然。她在和妹妹发生争执时说：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妹妹，可是我从来也没有遇到过永远正确的人，除了我自己。
富兰克林接着说，先生，从这种感觉出发，我同意这部宪法，连同它所有的瑕疵，如果它们确实是瑕疵的话。因为我们的人民需要一个总体政府，而现在我们还没有。如果人民能够得到良好的治理，就是他们的福音。我甚至进而相信，这一次可能天下大治若干年，然后以专制收场，就像以前那些共和国一样。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们一旦过于腐败，就会需要专制政府，没有能力建成其他形式。但我也怀疑，无论召开多少次制宪会议，也未必能制定一部更好的宪法。不管是这一次还是下一次，每个人来参加会议，固然会带来自己的智慧，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同时带来他的偏见、激情、错误观念、地方利益和私人之见。我们能指望这样的会议产生完美无缺的成果吗？
先生们，令人惊诧的是，现在制订的这套方案，如此地近乎完美。我认为，这部宪法也会使我们的敌人惊诧。他们正幸灾乐祸地等着，以为我们开会，也和巴比伦人造通天塔一样，每次都是劳而无功；以为我们各邦正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此后每次见面，都不过是为了掐断对方的喉咙。先生，为此，我同意这部宪法，因为我不指望还有更好，也没有把握说它就不是最好的。为了公众利益，我决定牺牲自己认为宪法中还有谬误的私人之见。
富兰克林说，我从未在外面窃窃私语。我的话语在此四壁之内诞生，也将在此消失。我不希望每个回到选民当中去的人，都向他们报告自己的反对意见。在世界各国和我们人民中间产生高尚效果和巨大好处的，只能是我们的全体一致，不管这种一致是真实的还是表面的。任何政府，为了获得和保障人们的幸福，必须有力量和效能。大部分力量和效能，取决于民众对政府、对治理者智慧和人格的良好印象。为此我希望，作为人民的组成部分，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子孙后代，我们采取全心全意、高度一致的行动，尽我们力所能及推荐这部宪法，以便将我们的思想和努力转向安邦治国。
最后，富兰克林说，我希望制宪会议中每位对宪法或许还有异议的代表和我一起，就此机会略微怀疑一下自己的一贯正确，宣布我们取得一致，在这个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在威尔逊宣读完富兰克林这份感人至深的书面发言后，伦道夫接过话头，起立对自己拒绝签字表示深深的歉意。他说，尽管有那么多德高望重的姓名都对宪法的智慧和价值表示嘉许，但他自己却仍然只能受责任心的支配，等待未来的裁决。因为他认为，不会有九个邦批准这个方案（依据《联邦宪法》第七条的规定，只要有九个邦制宪会议批准，即可在批准的邦之间生效），混乱势必接踵而至。因此，他不应该也不能够宣誓支持这部宪法，限制他采取自认为最符合公众利益的行动。
伦道夫发言后，许多代表都来劝说。汉密尔顿表示了他的焦虑。他说，几位影响巨大的人物拒绝签字，犹如釜底抽薪，民众拥护宪法的热忱可能很快就会消失，无穷后患不堪设想。汉密尔顿说，大家都知道，再没有一位代表，比他的思想离宪法更远。可是，一边是无政府状态和动乱，一边是指望这部宪法引出良好转机，我们其实别无选择。
平时很少发言的北卡罗来纳代表威廉·布朗特也接着表态。布朗特说他曾宣布过他不会签字，也不愿意以誓词支持这个方案。但他也不想使自己妨碍一个事实，这就是：这个方案是制宪会议上各邦的一致行动。
古弗尼尔·莫里斯则是劝说最力的一个。他的发言在汉密尔顿和布朗特之前。古弗尼尔·莫里斯说，他对宪法也有反对意见，但考虑到这已是目前达到的最佳方案，他愿意连同它的瑕疵一并接受。他说，大多数人已经决心赞同，他也应该受此决心的约束。他强调指出，最大的问题还是：要一个全国政府，还是不要？结论是要。那就只好签字。何况签字也只是表明一个事实：出席各邦一致同意。
古弗尼尔·莫里斯这样说是有原因的。会前，他曾拟定了一种签名方式，并把它交给富兰克林：“耶稣纪元1787年，即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后第十二年的9月17日，经出席各邦（State）在制宪会议上一致同意，完成这部宪法。我们谨在此签名作证。”也就是说，签字只是“作证”，并不表示对宪法赞同或部分赞同。而且，一致同意的也只是十一个邦（纽约已无表决权），不是每一个人。
但伦道夫显然并不认为这样就能如何。当富兰克林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劝说伦道夫，希望他暂时把反对意见放在一边，和自己的兄弟们采取一致行动时，伦道夫回答说，这和在宪法文本上签字没什么两样。他还说，拒绝在宪法上签字，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坏的选择。但他的良知迫使他这样做，不可改变。
伦道夫说完后，格里也站起来，表达了他此时此刻的痛苦心情。格里是美国革命的先驱之一，现在却成了“反革命”，心里当然不会好受。何况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格里也是全身心投入讨论的。所以他表示，如果还有更好的办法，他不会采取拒绝签字的方式来表示态度。但现在已逼上梁山，他别无选择。因为这个方案拿出去，必定导致在批准过程中的两派对撞，那将是一种极大的灾难。
看来，两种意见可谓针锋相对。汉密尔顿他们认为不拿出宪法天下大乱，伦道夫他们认为拿出宪法将国无宁日。这就谈不下去了。南卡罗来纳代表平克尼将军说，与其疑神疑鬼，不如实事求是，让签名表达实质。至于他自己，将诚心诚意地签字，并全力支持和维护。
签字之前，又进行了最后一次表决（编号569），讨论决定如何处理会议记录和其他文件。当时有两种办法：一是销毁，以免被会外反对宪法的人利用。另一种是交主席保管。因为万一谣言四起谬种流传，文件又被销毁，可就死无对证了。表决结果，除马里兰因为要回去汇报而反对外，其他十邦一致同意：将会议记录和其他文件交主席保管。
祸起萧墙（3）
于是，代表们陆续离座，在宪法草案文本上签名。他们是：制宪会议主席、弗吉尼亚代表乔治·华盛顿，新罕布什尔代表约翰·兰登（又译兰登）、尼古拉斯·吉尔曼，马萨诸塞代表纳撒尼尔·戈勒姆（又译戈勒姆）、鲁弗斯·金，康涅狄格代表威廉·塞缪尔·约翰逊、罗杰·舍曼，纽约代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新泽西代表威廉·利文斯顿、威廉·佩特森（又译帕特森）、戴维·布瑞利（又译布里尔利）、乔纳森·戴顿，宾夕法尼亚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菲茨西蒙斯、托马斯·米夫林（又译米夫林）、贾里德·英格索尔、罗伯特·莫里斯、詹姆斯·威尔逊、乔治·克莱默、古弗尼尔·莫里斯，特拉华代表乔治·里德、理查德·巴塞特（又译巴西特）、冈宁·贝德福德、雅各布·布朗、约翰·迪金森，马里兰代表詹姆斯·麦克亨利、丹尼尔·卡罗尔、圣托马斯·杰尼弗·丹尼尔，弗吉尼亚代表约翰·布莱尔、詹姆斯·麦迪逊，北卡罗来纳代表威廉·布朗特、休·威廉森、理查德·多布斯·斯佩特，南卡罗来纳代表约翰·拉特利奇、查尔斯·平克尼、查尔斯·科茨沃斯·平克尼、皮尔斯·巴特勒，佐治亚代表威廉·菲尤、亚伯拉罕·鲍德温。另外还有一个证人：制宪会议秘书威廉·杰克逊。
当最后几名代表签字的时候，富兰克林对身边的人说了本书开头引用过的那番话。他说他一直不知道自己面对的太阳，究竟是旭日还是落日。现在终于有幸知道，它是在升起，而不是在落下。富兰克林确实可以这样说。因为这部经过了五百六十九次表决才制定出来的宪法，总算可以交给人民了，尽管这是一次阴云与曙光并存的艰难的日出。
富兰克林所说的太阳，可能是指新宪法，更可能是指他的国家。如果指他的国家，应该说是不错的。如果是指新宪法，则未免稍嫌乐观。因为事情到了这一步还没有完。由于还有一些国家的权力没有得到明确的限制，一些公民的权利没有得到明确的保障，不但导致格里、梅森、伦道夫三位代表拒绝在宪法文本上签字，而且引发了批准宪法时的一场斗争。
两种反对派
9月17日，会议还通过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呈会议主席乔治·华盛顿的《联邦制宪会议决议》。署名的是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十一个邦和纽约汉密尔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耶茨和兰辛退席后，纽约代表团已无表决权。汉密尔顿不能代表他的邦，只能代表他个人。另一份文件是制宪会议主席乔治·华盛顿致邦联议会的信。在这封由古弗尼尔·莫里斯起草并署有“经制宪会议一致同意”的信中，华盛顿说：我们现在有幸向邦联议会呈交我们认为最值得推荐的宪法文本。或许不能期待每一个邦都完全彻底赞同，但我们希望并相信，出现少数例外，是在合理预期的范围之内。这部宪法若能促进我们如此亲爱的国家的永久福利，保障她的自由和幸福，是我们最热烈的希望。
这封信很有必要。毕竟，费城会议是根据邦联议会2月21日的决议召开的，必须对邦联议会有个交代。但邦联议会的态度如何，许多人心里没有底，因为费城会议走得实在太远了。邦联议会当时的决议，只是要对《邦联条例》做一些修改，谁想到他们居然另起炉灶，弄出个《联邦宪法》来，还要把邦联（confederation）改成联邦（union）。
值得庆幸的是，1787年9月28日，邦联议会（当时的主席是宾夕法尼亚的亚瑟·圣克莱尔，三分之一的代表是制宪会议代表）通过决议，驳回指责制宪会议和邦联议会越权的动议，同意将宪法交给各邦代表大会，批准宪法的程序正式启动。
当然，新一轮的斗争也就开始了。10月4日，梅森在费城出版的《邮报》发表文章，将自己的反对意见公之于众。10日，伦道夫在弗吉尼亚众议院陈述其拒签理由。18日，格里在马萨诸塞作了相同的陈述。他们的目的，是先发制人，争取民众，延缓批准宪法。
支持宪法的人也不甘示弱。10月21日，汉密尔顿以“联邦党人”的名义发表论文，批驳反对派。此后一年间，汉密尔顿、麦迪逊、约翰·杰伊（时任邦联外交部长，后来担任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三人共发表论文八十五篇，为宪法辩护，并于1788年结集出版，这就是有名的《联邦党人文集》。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他们一派，通常被称作“联邦党人”（Federalists），反对派则被称作“反联邦党人”（Antifederalists）。但我们要讲清楚，这里说的“党”，和我们平时理解的“党”，不是一回事。它是政治派别，不是政治组织，既没有入党手续，也没有党员登记，与其说是“党”（party），不如说是“派”（faction），因此Federalists和Antifederalists也译为“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
其实这种说法也欠准确。因为所谓“联邦主义者”，原本是“国家主义者”。后来和“邦权主义者”达成妥协，才变成“联邦主义”。“反联邦主义”其实也不是“反联邦”，而是“反宪法”。准确地说，是反对费城会议制定的那个宪法。反对也有两种意见，有的认为只要修改《邦联条例》即可，有的则主张另搞一套。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反对派都和汉密尔顿、麦迪逊他们唱对台戏，就把他们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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