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在讨论free这个词时见到的那样，一些曾经具有异端含义的词出于方便起见还会保留，但是它们带有的那些不妥当的意义必须清除。而无数其他的词将不再存在，比如“荣誉”、“正义”、“道德”、“国际主义”、“民主”、“科学”和“宗教”。几个通用的词已经把它们概括了，同时也将它们都作废了。例如，所有与自由和平等有关的词都被概括为“思想犯罪”，而所有与客观和理性有关的词都被概括为“老思想”。进一步的确切是危险的。党员应当具有与古代希伯来人相似的世界观，古代希伯来人不明就里地认为其他所有国家崇拜的都是“假神”。他们不需要知道那些神是叫太阳神、奥西里斯、摩洛神、阿什托雷斯还是什么别的名字，也许知道得越少越容易保持思想的正统。他们知道耶和华和耶和华的戒律，因此，拥有别的名字和特征的神都是假神。同样，党员知道什么是正当的行为，也知道有哪些出轨的可能，但是对后者的了解极为含糊笼统。例如，性生活完全由两个新话的词来调节：“性犯罪”，也就是不道德的性行为，和“好性”，也就是贞洁。“性犯罪”涵盖了所有性方面的不端行为。包括私通、通奸、同性恋，以及其他变态行为，此外，也包括夫妻之间正常的为了取得快感而进行的性交。没有必要将这些行为一一列举出来，因为它们都是有罪的，而且原则上可以判死罪。在C类科技词汇中，也许有必要给某些性畸变特定的名称，但是普通人不需要那些词。他知道“好性”指的是什么——也就是夫妻之间为了生育而进行的正常的性行为，女方没有任何生理快感，其余都是“性犯罪”。在新话中，不太可能进一步考虑异端思想，除了知道那是一个异端，进一步思考所需要的词汇根本不存在。
没有一个B类词在意识形态上是中立的。有很多委婉语。比如“快乐营”，其实是劳改营，或者“和部”，也就是和平部，其实是战争部，这些词的实际意义几乎与表面意义完全相反。然而，有些词却表现出了对大洋国社会实质的坦率的理解和鄙视。有一个词叫“无产者食料”，指的是党向大众提供的垃圾娱乐和虚假新闻。还有一些词模棱两可，用在党的身上是褒义词，用在敌人身上是贬义词。此外，还有很多词表面上看来只是缩写形式，它们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是来自意义，而是来自结构。
只要有可能，一切具有或者可能具有任何政治意义的词都属于B类词。每一个组织、团体、学说、国家、机构或者公共建筑的名称都无一例外地缩减到相似的形式，也就是，一个既保留原有词根又便于发音的音节最少的单词。例如，在真理部，温斯顿工作的记录处称为“记处”，小说处称为“说处”，电视处称为“电处”等等。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节省时间。早在二十世纪初，缩略词和短语已经成为政治话语的一大特征；人们注意到，使用缩略语的趋势在极权主义国家和组织中最为明显。这样的例子有：“纳粹”、“盖世太保”、“共产国际”、“洲际报业”、“鼓动宣传”。最初这种做法只是本能地被采用，但是新话有意识地使用它。人们感到在使用缩略词时，由于大多数原来附着在这个词上的联想被砍掉了，词意受到了限制而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比如，“国际共产主义者联合会”这个名称让人想起一幅全世界人民亲如兄弟的画面，画面上有红旗、街垒、卡尔·马克思和巴黎公社。而“共产国际”这个词却只是让人想起一个严密的组织和一套严谨的学说。它所指的东西几乎像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一样容易识别，而且用途有限。说起“共产国际”这个词几乎可以不经过大脑，而说起“国际共产主义者联合会”这个短语，人们至少要迟疑片刻。同样，“真部”这个词引起的联想比“真理部”少，也更容易控制。这不仅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习惯性地尽量使用缩略语，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简化每一个词的发音会受到如此重视。
在新话中，除了意义准确之外，发音悦耳是压倒一切的。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语法规则。这样做很对，为了服务于政治目的，需要短小的意义无误的缩略词，这些词的发音必须简洁，而且在说话人的心里引起最低限度的回响。B类词的盛行甚至得益于几乎所有B类词都很相似这个事实。这些词——“好思想”、“和部”、“无产者食料”、“性犯罪”、“快乐营”、“英社”、“腹感”、“思警”和无数其他的词——都有两到三个音节，重音均衡地分布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音节上。这种用法鼓励了一种急促的说话风格，既不连贯又单调。而这正是新话的目的。新话试图使一切语言，尤其是内容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尽可能地无意识化。在日常生活中，说话之前无疑需要想一想，至少有时候是这样，但是党员在做政治或者伦理方面的判断时，必须能够像机关枪一样自动发射出一串正确的观点。他一向所受的训练使他擅长此道，语言给了他一个万无一失的工具，而词汇的结构，加上尖利的发音和某种与英社的精神相符的故意丑化，帮助他进一步实现了这个目的。
可以选择的词汇非常少，这也很有帮助。与目前的语言相比，新话的词汇量是很小的，而且，人们还在不断设想新的减少词汇量的方法。事实上，新话与几乎所有其他的语言不同，它的词汇量在逐年递减，而不是逐年增加。每减少一个词都是一个胜利，因为可选的范围越小，思考的诱惑就越小。终极目标是使言语从喉头发出，根本不经过高级大脑中枢。有一个新话的词坦率地承认了这个目标，这个词是“鸭话”，意思是“像鸭子一样呱呱叫”。和很多其他B类词一样，“鸭话”的意思也是模棱两可的。如果呱呱叫出来的是正统观点，这就是一个纯粹的褒义词，《泰晤士报》提到一位党的演说者时说他是一个“极好的鸭话者”，这是一个高度热情的赞扬。
C类词。C类词是其他词类的补充，完全是科技术语。这一类词与我们今天用到的科学术语相似，来源于相同的词根，但是与其他词类一样，定义非常严谨，没有任何不妥的意义。它们遵循与其他两类词相同的语法规则。在日常生活和政治中很少用到C类词。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或者技师都能在他的专业词汇表中找到他需要的所有词汇，而他对其他专业的词汇只有零星的了解。只有极少数词汇是所有专业通用的，没有任何词汇可以用来表达科学作为思维习惯或者思维方法的功能，无论哪一个具体学科。其实，根本没有“科学”这个词，任何它可能表示的意义都被“英社”充分涵盖了。
综上可见，要用新话来表达非正统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在最低级的层次上。当然，最初级的异端思想，比如某种形式的咒骂，是可以表达的。例如，可以说“老大哥不好”。但是这句话在正统的人的耳朵里只是一个明显的谬误，而且也没有任何合理的论据来证明，因为根本没有所需的词汇。对英社不利的观点只能以含糊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形式存在，只有非常笼统的名称，这些名称一揽子概括并谴责了所有的异端思想，而没有界定它们是什么。实际上，只有将新话非法地翻译成旧话中的词才能表达非正统的意义。例如，可以用新话说“人人平等”，但它的意义和旧话“人人都是红头发”一样。这句话没有语法错误，但是却表达了一个明显的谬误——也就是说，所有人的个头、体重或力量都一样。政治平等的概念已经不存在了，这个次要的意义也就从“平等”这个词中清除了出去。在1984年，当旧话还是正常的沟通方式的时候，理论上还存在这样的危险，当人们使用新话词语的时候，可能还记得原有的意义。在实践中，任何根植于双重思想的人都不难避免这种错误，但是不出几代人，这种错误将不可能发生。一个以新话为唯一语言长大的人不会知道“平等”曾经有过“政治平等”这个次要的意义，或者“自由”有过“思想自由”的意思，就像一个没有听说过象棋的人不知道“后”和“车”的次要意义一样。他没有能力犯下很多罪行和错误，因为那些罪行和错误没有名称，因而无法想象。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话独有的特点将变得越来越明显——词汇越来越少，意义越来越严格，将其用于不正当用途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当旧话最终被替代的时候，与过去的最后一环联系也切断了。历史已经重写，但是过去的断简残章还留存于各处，没有彻底地审查，只要人们还了解旧话，就有可能读到它们。将来，即使这样的断简残章有机会幸存下来，人们也看不懂，而且无法翻译。不可能将任何旧话的段落译成新话，除非那只是关于技术过程或非常简单的日常行为，或者已经有正统化（新话叫“好思想”）的倾向。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成书于大约1960年以前的书无法完整地翻译。革命前的文献只能做意识形态上的翻译——也就是说，在改变语言的同时，也要改变意义。以《独立宣言》中的这个著名段落为例：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来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民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是被统治者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违背了这样的目的，人民有权予以更改或废除，建立新的政府……
要将这段话译成新话同时保持原来的意义是不可能的。充其量只能将整段话用一个词来概括：“思想犯罪”。完整的翻译只能是意识形态上的翻译，那样的话，杰弗逊的话会变成一首对专制政府所唱的颂歌。
其实，大量过去的文献已经以这种方式改写。考虑到某些历史人物的声望，最好还是保留关于他们的记忆，同时使他们的成就符合英社的哲学。因此，很多作家的作品正在翻译中，如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等。这项工作一旦完成，他们的原作将连同现存所有过去的文献被销毁。翻译工作进行得缓慢而又艰难，预计至少要到二十一世纪的前一二十年才能完成。还有大量实用文献——必要的技术手册之类的东西——也要以同样的方法处理。为了给前期的翻译工作留出时间，采用新话的最后期限不得不定在2050年这个遥远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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