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类词汇在意识形态上都并非中立，很多是委婉语。例如，像“joycamp”（劳改营）或“minipax”（和平部，即战争部）所指的几乎与其表面意思恰恰相反。另一方面，有些单词所表现的，是对大洋国社会本质的赤裸裸而且有着蔑视意味的理解。以“prolefeed”为例，它的含义是党给予群众的垃圾娱乐以及欺骗性新闻。还有另外一些词褒贬均有，用到党身上是指“好的”，用到敌人身上是指“坏的”。另外还有大量单词，乍一看不过是些缩写，其意识形态色彩不是来自其含义，而是构造。
只要有可能，一切具有或可能具有任何政治重要性的词都被放进B类词汇。所有组织、团体、学说、地区、机构或者公共建筑的名称都无一例外，都被削减成一个为人熟悉的词形，即一个易于发音的单词，具有尽可能少的音节，又能保存原来的词源。例如在真理部，温斯顿·史密斯所在的档案司（the Record Department）被称为“Recdep”，小说司（the Fiction Department）被称为“Ficdep”，电屏节目部（the Teleprogrammes Department）被称为“Teledep”，诸如此类。这样做并非单纯为了节省时间。甚至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里，电报式简明语言已经是政治语言的特征之一。人们也注意到在极权主义国家和极权主义组织中，使用这种缩略语的倾向最为明显，例如这些词：“Nazi”，“Gestapo”，“Comintern”，“Inprecor”，“Agiprop”。一开始，采用缩略语是本能行为，但在新话中则是目的明确地使用。他们认识到通过对某个名称进行缩略，削除不用缩略语时会产生的其他联想，该名称的含义就会被窄化而且被微妙地改变。例如，“Communist International”（共产主义者国际组织）这个词能让人联想到一幅由全人类友爱、红旗、街垒、卡尔·马克思和巴黎公社所组成的画面，另一方面，“Comintern”一词仅代表一个结构严密的组织和一种明确的教义，它指的是像一张椅子或一张桌子这样一听即明、别无他义的东西。“Comintern”这个词能被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出来，“Communist International”则能让人在说出时，必定有至少是片刻的踌躇。同样，“Minitrue”所引起的联想比“Ministry of Truth”要更少一些，而且更易于控制。这不仅能够解释为何会有尽可能使用缩略语这种习惯，而且可以解释为何人们不遗余力让每个词易于发音，以致做得有些过分。
在新话中，除了含义精确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悦耳，必要时，总是不惜违反语法来迁就这点。这也正体现在那些发音短促、意义明白的单词上，因为这些词最重要的目的，是政治性目的，它们可以被说话者迅速说出，并在其大脑内激起的回响最小。B类词汇甚至因为个个很类似，而显得更有力。几乎无一例外，这些单词——“goodthink”，“minipax”，“prolefeed”，“sexcrime”，“joycamp”，“Ingsoc”，“bellyfeel”，“thinkpol”及无数别的单词——都只有两个或三个音节，重音均匀落在第一和最后的音节上。使用这些词，有助于形成一种急促而含糊的讲话风格，它既单调，又不抑扬顿挫，这也正是目的所在，用意就是让讲话时——特别在讲到并非中性的主题时——尽量接近于脱离意识。日常说话时，无疑需要——或者说有时候需要——先想后说，然而当一个党员在被要求做出某个政治性或道德性判断时，他会像一架机关枪迸射出子弹一样，自动迸射出正确的意见。他所接受的训练让他可以做到这点，新话语言给了他一种几乎万无一失的工具，这些词的构造——由于跟英社精神相一致的刺耳发音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不堪入耳之处——更是让他用得得心应手。
还有一项事实是可供选择的单词很少。跟我们如今的词汇量相比，新话的词汇量极小，而且经常还会想出一些减少词汇量的新方法。确实，新话跟几乎所有其他种类语言的区别之处，在于其词汇量每年都在缩减，而不是增多。每减少一次，就是前进一步，因为可选用的词汇越少，进行思考的诱惑就越小。希望最后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即可以直接从喉咙里滔滔不绝地讲话，完全不需用到高一级的大脑中枢。这一目标在新话中以“duckspeak”不加掩饰地承认了，这个词的含义就是“像鸭子那样嘎嘎叫着说话”。如同B类词汇中为数极多的单词，“duckspeak”在含义上褒贬均有。在那些嘎嘎讲出的意见属正统的情况下，它除了赞美没有别的意义，而当《泰晤士报》上称党内某位演讲家是个“doubleplusgood duckspeaker”时，就是对其热情洋溢、殊为难得的褒扬。
C类词汇：C类词汇是对另两类词汇的补充，完全由科技术语组成。这些词汇跟我们如今使用的科学术语类似，由同样的词根构建，但通常也要注意将其严格定义，并去掉不合适的含义。跟其他两类词汇一样，C类词汇遵循的是同样的语法规则。C类词汇中，有很少几个会在日常说话或政治讲话中用到。对任何一个科学工作人员或者技术员来说，都能在一个专门供他专业使用的单词表中，找到所需的全部单词，然而对其他单词表中出现的单词，只认识少数几个而已。只有很少几个词在各个单词表中共有，但是没有能够表述把科学当做思维习惯或者思想方法这方面功能的词汇，不管科学的哪个分支都是如此。确实，没有“science”（科学）这样的词，它可能具有的全部意义都已完全被“Ingsoc”所包含。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新话中，除了在很低的水平上，想表达非正统意见几乎不可能。当然，异端邪说可能以很粗鲁的方式说出来，也就是谩骂性的话。例如，有可能说出“Big Brother is ungood”（老大哥不好）这种话，然而在正统的耳朵听来，如此宣称无非是种不言自明的荒谬意见，不可能被理由充分的论证所支持，因为没有所需的单词。对英社有害的观点只能以无词可以表达的模糊方式持有，而且只能以非常广义的术语称之，这些术语总括了一系列异端邪说并将其批判，但在这样做的同时，不需要将其定义。实际上，人们只能在把某些词非法翻译回旧话时，才能非正统地使用新话。例如，用新话也许会说出“All mans are equal”（人人平等）这样的句子，但仅仅和用旧话可能说出的“All men are redhaired”（人人都是红头发）是同一类话。这句话无语法错误，然而所表达的，是个显而易见的谎言——即每个人在个头、体重和力量上都相等。政治平等的概念不复存在，这个次要含义相应地从“equal”（平等）一词中已被清除。在一九八四年，当旧话仍是交流的常用手段时，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即人们使用新话词语时，仍会记起原来的含义。实际上，对精通“双重思想”的人来说，避免这种情况毫不困难，然而再过两代人，甚至这种失误的可能性也不复存在。对一个在新话是唯一语言的环境下长大的人来说，他不会知道“equal”一词有过“政治自由”这种次要含义，或者“free”有过“思想自由”这样的次要含义，正如一个从未听说过象棋的人不会意识到“王后”和“车”的次要含义。有许多罪行和错误他无力去犯，原因仅在于其无以名之，所以想象不到。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话的突出特点将越来越显著——其词汇量变得越来越少，含义越来越严格，将新话词语用于不正当目的的可能性也日益减少。
旧话被一劳永逸地取代之时，和过去的最后一缕联系就会被切断。如今历史已被重写，但过去的文献片段会在这里那里存在着，没有进行彻底的审查。只要人们还会用旧话，他就有可能阅读。将来，那些片段即使留下来，也会是不可理解、不可翻译的。除非它指的是某种技术步骤或者很简单的日常行为，或者在倾向上已经是正统的（用新话来说是“goodthinking”），否则不可能将旧话的任何一段翻译到新话中，实际上，这意味着凡是写于大约一九六O年以前的书本总体上说来，没有一本能被翻译出来。革命前的文献只能进行意识形态上的翻译——这就是说，在意义和语言上都改变了。拿《独立宣言》中著名的一段来说：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设立了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政府……
如果将这段用新话翻译出来，根本不可能依然保留原意，最接近原意的翻译，可以用“crimethink”这个词来概括这一段。完全译出只能是种意识形态上的翻译，杰弗逊的话会变成对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的颂扬之词。
确实，大批过去的文献都被这样改头换面过。为了面子起见，保存关于某些历史人物的记忆是可取的，但同时要把他们的成就变得与英社的哲学相一致。许多作家，如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及其他作家因此正在被翻译中。此项工作完成后，他们原先的作品以及留下来的其他文学作品都会被销毁。这些翻译工作进展缓慢而且艰难，预计在二十一世纪前十到二十年内可以完成。另外还有大批仅仅是实用方面的文献——不可缺少的技术手册之类——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主要出于留出时间来完成前期翻译工作的考虑，最终采用新话的年份被定得晚至二O五O年。
注 释
[1].像“speakwrite”这样的复合词当然也存在于A类词汇中，但这些只不过是为了方便起见的缩写，并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原注
二、我为何写作
从很小的时候起，可能有五六岁吧，我就知道长大后我要当作家。约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我试过放弃这个念头，然而在放弃时，也意识到那样做违背自己的真正天性，早晚我会不得不专注于写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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