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信念与意见
据研究表明，生物的解剖学特征和群体心理特征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解剖学特征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稳定的因素，通常它们都不易改变，或者只有轻微的变动，而它们的改变往往需要以漫长的地质年代来进行计算。
生物除了具有这些稳定的、不可摧毁的特征之外，还具有一些极易改变的特征，只要畜牧者或园艺家稍微施展一下自己的技艺就能轻而易举地改变它们。当然，有的时候，这些特征也会为那些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所忽略。
而在群体心理特征中，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几乎任何一个种族都包含着不可变的心理因素和可变心理因素这两种因素。
因此，在研究一个种族的信仰和意见时，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一种牢固的信仰和意见的基础上，我们总可以发现一些建立在它们基础之上的意见，它们有如嫁接在树木上的枝条和岩石上的流沙一样多变。
由此可知，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可以分成大不相同的两类。
一类是重要而又稳定的意见和信念。它们能维持数百年之久，保持不变，而为人类整个文明奠定基础的也正是它们。像过去的封建主义、基督教和新教就属于这一类意见和信念，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有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观念。
而另一类则是易变而又短暂的意见和信念，它们通常是易于随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变化的一般学说的产物。在这方面，影响文学艺术的各种理论——如那些创造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神秘主义的理论——就是很好的例证。通常情况下，这些意见和信念都是表面的，它们像时尚一样善变。它们就像湖面上那不断出现和消失的涟漪。
关于普遍信念
世上伟大的普遍信念并不多。它们的兴衰是所有文明种族历史中的重大事件。
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信念是构成人类文明的真正基础。
用一时的意见和信念去影响群体并不难，难就难在让一种意见和信念在群体中扎根。
但是，一旦这种意见和信念在群体中确立了下来，要想根除它也一样很困难，唯一的方法就是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进行改革。
即便这种意见和信念已无法对人脑产生控制力了，要根除它，也别无他法，除了暴力革命。这时候，革命的任务与作用就是完全清除那些已被人们抛弃的东西，因为习惯势力总是会让人们对它们难舍难分。
事实上说，通常一场革命的开始，也就意味着一种信念的灭亡。
当一种信念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人们能轻而易举地把它辨认出来——因为这时候它的价值已经受到质疑了。
同样地，人们也能轻易地确定一种信念衰亡的确切时间，因为它的价值受到怀疑的那一刻，就标志着它开始走向衰亡了。
世上所有普遍信念都是一种虚构的信念，唯一能让它生存下来的前提条件就是它不能受到审察和探讨。
但是，即使有的时候某种信念已受到严重冲击，并且已经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时，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制度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力量。最后，只有信念的威力消失殆尽时，建立在其上的制度才会随之销声匿迹。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在改变其信念的过程中做到不破坏其民族文化的所有组成要素。事实上，它们会将这个转变过程进行到底，直到整个民族接受了一种新的普遍信念为止，而在此之前，它们会一直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中。
普遍信念是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支柱，它们决定着各种各样的思想倾向。
世界上，只有它能够激发群体信仰并使其产生强烈的责任意识。
世上所有民族对获得普遍信念的好处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它们的直觉意识里，无不认为一旦这种信念消失了，衰败也便离它们不远了。
拿罗马来说，当年罗马人之所以有征服世界的信念，源自于他们对罗马的狂热崇拜；而当这种信念渐渐消亡时，罗马也注定要走向衰亡。而对于那些毁灭了罗马文明的野蛮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除非他们也具备了某种群体共同接受的信念，进而摆脱无政府的混乱状态，相互之间处于团结之中才有可能。
各个民族在坚持和保护自己的意见的过程中，总是会表现得非常偏狭，显然，这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事实上，这种偏狭既是对哲学批判的拒绝，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下去最必要的一种品质。
在中世纪时期，为了寻找或坚持某些普遍信仰，很多发明家和创造家因此而被送上了火刑柱。最后，即便他们有幸免于殉道，但也依然可能会因绝望而死。也正是为了捍卫这些普遍的信念，所以世界上才会出现一幕幕可怕的战乱，才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战场或即将死在那里。
在建立普遍信念的路途上，是遍布荆棘的，但是，一旦它被建立了起来，它便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具有一股不可征服的力量。
事实上，在哲学上，不论它们有多荒谬，它们最终都会进驻到最聪明的人的头脑当中。
过去，一千五百多年以来，欧洲各民族一直都认为，像莫洛克神那样的野蛮宗教神话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据说，有个伟大的神因为自己所创造的一个动物不听话，所以对它的后代施用严刑加以惩罚和报复。但是，十多个世纪以来，竟然没有人意识到这个神话故事的荒谬性。就连那些有过人天赋的学者，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这样的人，也不曾质疑过这种神话的真实性。
由此可见，普遍信仰有催眠作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有事实中，没有什么会比这个事实更典型，也没有什么能更确切地告诉人们，人类的智慧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相反，它是有着令人汗颜的局限性的。
牢固信念的力量
一旦旧信条灭亡，新教条在群体的头脑中扎根，那么它慢慢就会变成鼓舞人心的源泉，因为以它为中心，会衍生出各种制度、艺术和生活方式。
这时候，它对人们起着完全支配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对人们实行绝对的控制。这也正是实干家之所以一心要让某种广为群体所接受的信仰变成现实的原因。
同样地，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立法者一心想把它付诸实践，而哲学家、艺术家和文人则全专注于如何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将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除此之外，他们再没有别的想法。
一般情况下，基本信仰会派生出一些短暂的观念，尽管如此，但它们还是会保留那些信仰所赋予它们的某些印记。
这几种文明——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和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都只是少数几种宗教信仰的产物。从它们身上我们会发现，即便是那些最不起眼的事物，也保留着那些宗教信仰所赋予它们的能轻易辨认出来的印记。
多亏有这些信仰的存在，所以我们人类世世代代才能生活在一个有着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的文明环境之中，才能保留某些相似的特征。
同时，一旦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想要不受环境中的这些要素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人们无法摆脱这些东西的束缚。
人的行为不但受自身的信念支配，同时也深受在这些信念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习惯的支配。这些信念对我们生活中的各种行为都会有调整作用，就连那些无足轻重的行为也不例外，而最具独立性的精神，同样也摆脱不了它们的束缚与影响。
暴政有很多种，但唯一真正的暴政是在不知不觉中控制和支配人脑的暴政，因为你根本无法同它作战。
我们若想推翻一个暴君，完全有法可施，如通过密谋反叛的方式。但是，若想推倒那些坚不可摧的信仰、牢固可靠的信念，我们又可以利用什么资源呢？
在与罗马天主教的暴力较量和对抗的过程中，尽管大革命赢得了群体的同情心，尽管它也借用了宗教法庭那样无情的破坏性手段，但法国大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所以说，人类所认为的唯一暴君，向来都出于他们对死人的缅怀或他们无意识中的某种幻想。
假如你从哲学的角度去看一般的信念或信仰，你会发现，其实它们是比较荒谬的，但是，人们依然愿意相信它们，并以它们为自己的精神支撑。可见，它本身的荒谬性并不会阻碍它们对群体的反作用，相反，它能战胜群体的某些主观意识，进而引导它们。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今天，尽管社会主义中存在着各种明显的破绽，但这并不影响它赢得群体的支持与拥护。
群体多变的意见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论述了牢固信念的强大力量了，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牢固信念的表面还会不时地衍生出某些短暂的意见、观念和思想来。
在这些意见、观念和思想中，有的也许是朝生暮死的，而那些较重要的也不一定会长于一代人的时间。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类似这样的意见、观念和思想，它们的变化有时不过是些表面现象，因为它们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某些种族意识的影响。
比如说，在研究法国政治制度时我曾指出，尽管各个政党——如保皇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等——都截然不同，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
因为往深层次看，它们都有一个绝对一致的理想，而这个理想并非是个人意志决定的，而是由整个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结构所决定的。
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也能在其他民族中发现这样的现象：在同样的名称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完全对立的理想。
不论是给那些意见命名，还是为其编造骗人的方法，都不会改变意见的本质。大革命时期那些深受拉丁文化熏陶和影响的人，尽管他们自始至终都追随着罗马帝国，并且沿用它的法律、权标，甚至也采用它的法袍，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变成罗马人，因为后者是处于一个强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帝国的统治下的民众。
哲学家要做的事就是从那些纷繁复杂，让人眼花缭乱的表面变化中挖掘出支撑它们的东西，并且从不断变化的意见中找到那些受普遍信念和种族特点支配和决定的组成成分。
意见的循环过程
如果不在哲学上进行这样的研究和验证，人们便容易误以为是群体经常随意地改变它们的政治或宗教信念。但似乎一切历史都证明了这个事实，不论是政治历史，宗教历史，艺术历史还是文学历史。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我们来看看法国的一段非常短暂的历史时期——1790~1820年——中所发生的事情。
这期间，在政治上，起初法国的保皇派群体从支持君主制转变为支持革命，然后又变成极端的帝国主义者，最后他们又一改意愿，再度支持君主制。
在宗教上，他们一开始信奉天主教，后来他们一改常态，变成无神论的坚定信仰者，然后他们又变成自然神论者，最后他们又皈依于天主教。
这些变化不仅发生在群体的成员中，也同样发生在他们的领袖身上。
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些人中，很多重要的人，如国王的死对头，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主子的人，竟然会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拿破仑的统治和控制；而之后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他们又会和其他平凡的人一样手持蜡烛，无比虔诚地加入到宗教队伍中去。
在这之后的近70年里，群体的意见又多次发生变化。
20世纪初，那些曾被法国民众痛斥“背信弃义的英国人”，在拿破仑继承者统治时期中又变成了法国人的同盟者。
而曾两度受到法国侵略的俄国，起初幸灾乐祸地看着法国人饱受内讧之苦，最后也同样变成了法国的盟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上，类似这样的意见、观念和思想的变化更为迅速。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和怀疑主义等，它们轮番登场，演绎一场又一场意见、观念和思想此起彼伏的大戏。戏中，一位昨天备受追捧的艺术家或作家，明天就可能会被人骂得狗血淋头。
当我们看到这些表面变化，并对其进行深入而又细致的分析与研究时，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原来，一切与种族的普遍信念和特点相违背的意见、观念和思想，都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它们最终还是会回到主河道上。
事实上，如果它们与种族的任何普遍信念或特点毫无关系，那么它们根本就不可能具有稳定性，这样一来，它们就只能听任机遇的摆布，而如果它们所处的环境对它们有利，那么要想生存下去，它们应做的便是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化。
无论如何，它们不过是群体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所形成的一种短暂现象。它们的成长与消亡就和海边沙滩上的沙丘一样，迅速而又短暂。
当代缭乱的形势
现如今，群体中存在的易变的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有三个不同的原因。
首先，当以往的信仰渐渐失去影响力的时候，它们便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就连一时的影响力也没有了。事实上，普遍信念的衰落不会催生一时的短暂观念，只会为一大堆没有历史没有未来的偶然意见提供生长的机会与空间。
其次，群体的力量与日俱增，最后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与之抗衡。这时候，我们前面所了解的群体观念的善变性便会无拘无束地表现出来了。
再次，近来报刊事业蓬勃发展，因此，它们能不断地将那些与普遍信念和群体特征完全对立的意见带到群众面前。
因为一个观念所产生的暗示作用总是会被与它对立的观点所产生的暗示作用所破坏，进而相互抵消。
这样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所有意见都难以普及，它们都如过眼云烟一样，转瞬即逝。一种意见出现了，可是它还没有被足够多的人接受并且变成普遍信念的时候，它就夭折了。
这三种不同的原因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现象，而它也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显然，我所指的就是政府在舆论领导上的无能。
在过去的几年里，政府的政策、少数作家的文字和几家报纸上的报道就能很好地反映民众的舆论，而今天，作家说的话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了，而报纸也只是反映反映意见罢了。
对于政治家来说，引导公众的各种舆论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们忙于追随某种舆论。事实上，政治家在舆论面前不过是个孱头，因为他们害怕舆论，有时甚至会对它产生恐惧感，因此，在舆论面前，政治家所采取的行动路线是多变的。
因此，群体的舆论便会变得举足轻重，它们最后甚至会变成国家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它甚至可以发展到使各个国家结盟的地步。
拿最近的法俄同盟来说，它的成立，就几乎完全是一场大众运动的结果。
目前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人们误以为教皇、国王和皇帝们之所以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是因为他们也愿意与民众分享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并且愿意让民众评判自己的看法。
过去常说，对待政治上的事我们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在当时，这样的说法也许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当政治越来越被善变的群体冲动所支配的时候，我们还能这么说吗？还能认为这么说是正确的吗？别忘了，群体不受理性的影响，只受情绪的支配。
媒体的堕落
过去，报刊事业能够在公众舆论上起引导作用，但是现在它们已经和政府一样变得软弱无能了，它们都屈就于群体的强大力量。纵然如此，但报刊事业依然有极大的影响力，因为它们是群体众多舆论及其变化发展的忠实记录者。
既然报纸已沦为了专门提供信息的途径，那么它就不会有让群体接受某种观念或学说的努力了。结果，它们只能追随和跟踪公众那千变万化的舆论，而不是引导公众的舆论，这完全是出于生存的需要，为了留住自己的读者，它们不得不迎合大众的品位。
以前那些稳健而又具有影响力的报纸，如《宪法报》、《论坛报》和《世纪报》，这些报纸被我们的上一代人称为“智慧的传播者”。但是到今天，它们要么已经消失，要么则和现代报纸一样，那些最有价值的新闻往往被各种轻松话题、社会见闻和金融谎言所包围着。
现如今，即便是一家资金充足的报社也不会允许它的撰稿人在报纸上自由地传播自己的意见，因为读者需要的不是自己所怀疑的那些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断言，而是各种可靠的消息。就连评论家也不敢断定哪一本书或哪一台戏一定会成功，他们能做的无非是恶语中伤，而无法提供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服务。
任何报社都十分清楚，评论和个人意见的价值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对待它们，报社一律采取排斥与批评的态度，它们会做的，无非只是提一下书名，再添上三两句“捧场的话”罢了。在未来20年时间里，戏剧评论也会遭遇这样的厄运。
如今，政府和报社将密切关注各种群体的意见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它们的任务就是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帮助下第一时间了解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所产生的效果或造成的后果。
但是，这着实不是一项简单而又轻松的任务，因为世上没有什么会比群众的想法更善变的了。在今天，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像群体对它们昨天还颂扬的东西给予痛斥与批判这种事更为普遍和常见的了。
历史观的消亡
要是没有一种舆论的引导，也不存在某种普遍信念，那么最终每一种信念都可能处于分歧之中，这样一来，群体就会对那些与它们的直接利益没有明显关系的事情漠不关心。
在过去的25年中，这种变化的趋势尤为明显。在这之前的那个时期，尽管它也离我们不远，但在那个时候，民众的意见在总体上还是趋于一致的，因为他们拥有某种相同的基本观念。在那时候，单凭某人是君主制者，我们就能断定他拥有某些明确的历史观和科学观；只凭某人是共和主义者，我们就可以断定他拥有截然相反的观点。
君主制者非常肯定地说，人的祖先不是猴子；而共和主义者同样肯定地说，人类的祖先是猴子。
提及大革命，那么君主制者就有为王室说话的义务；而共和主义者的任务则截然不同，他们必须怀着崇高的敬意为大革命发言。
在他们的言语中，凡是提到大革命的那些革命领袖，如罗伯斯庇尔，马拉等，就会让自己的语气充满宗教式的虔诚；而一旦提及到某些人名，如凯撒、奥古斯都和拿破仑时，就必须加以严厉的抨击与批判。即便在法国索邦神学院，这种幼稚的看待历史的方式也普遍存在着。
如今，在探讨和分析的冲击下，所有意见都失去了它们原有的名望。因为它们之前那种明显的特征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因此，它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唤起人们的热情。这就是让现代人越来越冷漠的原因。
对于这种意见的衰败和消亡，无须悲伤。显然，这是一个种族衰败的征兆。
但是，和那些只会否定、批判的人或者那些麻木不仁的人相比较，伟人、有远见卓识的人、虔诚的信徒和民众伟大的领袖，总之，那些真诚且有强烈信念的人，他们会有更大的影响力，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由于目前群体具有强大的威力，所以，一旦某种意见和观念赢得了足够的声望且被群体广泛接受了，它便会拥有让所有事物都屈服的强大权力，这时候，自由讨论也会被绝对禁止。
有的时候，群体像是个一个步态悠闲的主人，这时候他们像极了赫利奥巴勒和提比留斯，可是千万不要认为他们是温文儒雅的，相反，他们同样也是狂暴而反复无常的。
当一种文明为某个群体所控制时，由于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它便没有多少延续下去的机会了。这时候，能延长它生命的只有群体那善变的意见和它们对所有普遍信念的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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