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英

    “熊太太真是多礼。”文英一边打开熊太太刚才送来的小纸盒一边说，“哟，公翰，你看看，一支派克圆珠笔，一只花别针，惠惠一定高兴极了，我马上就给她寄去。”

    文英把两样赠礼递到公翰的面前，公翰看了一眼，点点头，他一向是不注意孩子们这些细节的，他又埋首到报纸上去了。

    文英又把紫红色的笔杆转转看了看，上面还电镂上“高惠惠”三个字，那只花别针呢，也一定是外来货，金属盘上镶满了各色的水钻，冬天如果别在呢外衣上，配上惠惠的细白皮肤，一定很美的。文英觉得熊太太礼送得真重，使她将来要还什么礼的时候，很难处理了。但是她继而又想，有什么关系呢，熊太太是富有的人，而且她的东西又是直接从外洋买来，合起台币并不算太多，更主要的是熊太太衷心地喜欢惠惠，因为她自己没有女儿的缘故。像刚才熊太太那样热情地拍着她的肩头说：

    “我真羡慕你，袁太太，儿子去年保送台中农学院，女儿今年保送东海大学，你这老太太可乐啦！”

    熊太太记错了，儿子天惠是前年保送的。熊太太又抖搂着胖身体，大笑着说：

    “看，孩子们上了大学，咱们还不是老太太了吗？可是我这位老太太可不松心呀，去年老大考的系不合志愿，今年又回头考，这么大热天。”

    文英有些难为情地说：“看，大弟弟去年毕业，我也没有……”

    话没说完，熊太太就拦住说：“哪里，我这些都是不用花钱的，而且保送到底是可贺的事呀！”

    文英当时确是满心欢喜，心里开了花似的，笑着回答熊太太：“惠惠走得匆忙，也没有来得及给熊妈妈辞行，等放假回来再去看你吧！”

    想到这儿，文英也就心安理得了，她收拾起礼物盒，要送回抽屉里，不由得摇了摇头，熊太太居然给封起称号来了——老太太！真是，天惠念大三了，做母亲的还不该是老太太了吗？而且，自己确实是有点老态了，虽然才是四十多一点的人，这两年眼睛的视力首先就不灵，头又常常发晕，检查又查不出什么具体的毛病，医生就是会说，缺少维他命B！其实一句话，这就是上帝派了“老”来作祟。

    但可喜的是孩子们都让人满意地乖巧，不但书读得好，又识大体，懂礼貌，使她和公翰结婚做了再嫁夫人后，并没有遭遇什么困难。只是孩子们长大了，一个个像长满羽毛的鸟雀，都要飞出去了，未免使她寂寞一些。可是这也不能怪孩子们呀！怪的只是怎么这样凑巧，天惠保送到台中，惠惠也是。只是因为分数差了些，所以没能得到志愿保送台北的台大，如果在台大多好，守着家，免得让她这么寂寞和惦念。

    文英想起没完，索性坐在藤椅上发起呆来。礼物盒还没有送进抽屉里，她又不由得打开来，转动着那只紫红色的圆珠笔，眼前浮起了天惠和惠惠两张稚气的脸蛋儿。

    天惠自从入了大学，在家时日更少了，两个暑假他都参加战斗训练，爬山涉水，凭空给她添了许多忧虑。但是孩子偏说机会是难得的，别人的体格还不能及格参加呢，这话也是真的，他那健壮的身骨，就和——唉！就和当年的宗新一样。但是宗新怎么就变得那么没出息！丈夫的责任，父亲的责任，都不能负起来，沉溺于酒与赌，终于使她不得不携着两个幼儿和他离婚。

    想起那几年和宗新所受的罪，她还会不寒而栗，幸亏她敢于下决心离开他，如果混到现在的话，孩子们能顺利地念大学，而且是保送吗？即使是能保送，像东海大学是私立的，总要花一笔钱，怎么念得起？那时惠惠还不得乖乖地辍学在家帮忙烧饭洗衣！

    不要说别的，记得和天惠一起保送到台南成功大学的一个同学，不就因为家境清贫无力独自离家在外升学而放弃保送，又报名投考台大吗？

    但是——文英也有一点疑惑，那天好几个同学到家里来，孩子们吵吵闹闹的，只听见他们说，哪个保送哪里不要去，哪个又哪个，都要放弃保送回头再考。他们也在劝天惠并且挖苦他，说他志愿念电机的，保送农学院也肯去，太丢同学人了，一定要天惠也放弃保送，和他们一样的再报名投考，但是天惠任怎么说也不答应，连她在隔壁中听到，都想过去鼓励天惠也干脆放弃保送算了。如果考取台大电机系，不但合了志愿，而且离家近，也好照顾，她到底舍不得孩子离开她——正是为了舍不得孩子受委屈，她才无论如何苦也要带着孩子和宗新离婚的呀！

    可是孩子还是远去了，不只一个，而且是两个。

    同样的情形，惠惠的几个女同学，也都放弃保送不合理想的科系，宁可回头重考。惠惠却不，她说得也有道理，在台中，离哥哥近，怕什么！

    她有点莫名的伤感，眼睛湿润了。她劝慰自己，应当满意，孩子们虽然走远了，还有公翰这样的第二任好丈夫呢！

    想当年离婚后本不打算再婚的，想独力地撑下去，可是撑不到两年，已经苦不堪言，却在这时遇见了公翰。他正直、公平、高尚、健康，最主要的是经济情形不用发愁，所以她在精疲力竭的时候，立刻就投入公翰的怀抱。

    公翰对两个孩子是没话可讲的，他虽然从来不会跟孩子谈笑风生，或自动地想到给孩子买点儿什么，但是大权都在她手里，她用他的钱买，还不是和他买的一样吗？就像天惠进大学两年，她就为他做了一套西装，因为他已经是个大男人，而不再是男孩子了，也许有时要到教授家去谈谈话，喝喝茶，说不定教授有个漂亮的女儿呢。不要让孩子太寒酸了，他们还不至于混不上一身西装给孩子。惠惠呢，这次替她买了一双高跟鞋，她是活泼的女孩，东海是洋派学校，交际的事情也许会有吧？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她都扯谎向孩子说：

    “你爹爹提议的，快去谢谢他罢！”

    于是孩子们都很知礼地过去谢谢爹爹，天惠每次来信都是左一句父亲大人，右一句父亲大人的，非常尊敬公翰。

    这一切还不够她满意的吗？她还要求什么？

    她又一次心安理得地盖上了礼物盒，这回真的送回抽屉里去了。

    她顺便向着桌上的镜子里望望自己，摸摸头发，擦擦嘴角，做个凝视的姿态，看看自己到底有多老？如果真的老的话，也是和宗新生活的那几年种下的根。他使她受了那么大的苦，她怎么知道他竟酗酒到那种程度，豪赌到那个地步！是的，他的确比公翰喜欢逗孩子，给孩子买东西，但要等到他难得赢钱的那一天，否则，她跟他吵，他就把气出在孩子身上，天惠挨了不少打，他应当记得，他已经不小了。

    文英把凝视的眼光从镜中收回，她不要再想这些恼人的过去，但是她的脑子里又蓦地掠过一个问题，宗新的现状如何了？这几年都没有他的消息了，还在高雄吗？离婚书上的条件，孩子是姓他们生父的姓，而且父亲对于子女有探望权。离婚后的前两三年，天惠他们还每年和宗新见一次面，但是后来和公翰结婚到台北来，这一年一次的父子会就无形中取消了。宗新既不要求来看他们，他们的关系就像断绝了一样，所以这两年她连他是否还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都很怀疑。

    孩子们可也好，这几年难得提到他们的生父，简直就没有提到过嘛！“有奶便是娘”这句话的意义真不错，那样的父亲怎值得孩子们记忆呢！不过——文英继而又想，毕竟孩子是高家的人，是高宗新的孩子，不是袁公翰的孩子，如果宗新有个三长两短，孩子们不也应当知道？可是，让她上哪儿去打听他的下落呢？唉！她轻轻地吁了口气。今天为什么总想到这上面去，真神经！她责备起自己来了。

    为了要打断自己在这上面不停的念头，她站起身来，走出去，换换空气。

    院子里的阳光很强烈，她想不出这个时候做什么好，如果像往常，两个孩子在家，她一定会替他们弄水果啦，拿出鞋子来替他们擦啦，把阿娇熨过的制服再熨一遍领子、口袋什么的啦。但是现在，这些都随着孩子的远行而失去了，没有孩子的生活真是空虚！空虚的空虚，她嘴里不油然地念出《圣经》上的这句名言，像她这样年纪，孩子也许比丈夫更重要吧？她向坐在屋里专注在看书报上的公翰瞥了一眼，摇摇头，他没有孩子，当然不知道没有着落的心情，是什么滋味，尽管他现在名义上是个好父亲。

    ——这样好的太阳！她忽然想起来了，把惠惠的衣服都拿出来晒晒吧，秋天马上就来了，那是台北雨季的开始，趁它还没有来临。

    她这么想着，就到惠惠的卧室去，整理她的衣物，因为中部气候好，所以把准备好的毛衣、外套之类的又留下了，说是等下次回来再带去。

    她先从大箱子里拿出天惠的短大衣、呢长裤，一件件用衣架撑好送到院子的太阳底下去。每晾开一件，她都要观量一下大小，惊奇于孩子们的茁壮，也联想到自己的老，真是又高兴又难过。

    还有就是这只小箱子了，里面是惠惠的几件毛衣和杂物，临时留下没带去的。

    其实这箱子里的毛衣不必晒也可以的，她虽这么想着，却已经随手把箱子打开了。

    拿出了毛衣，她发现箱底压着一束信，用橡皮圈套着，她好奇地拿起来看，疑心是惠惠有了男朋友，仔细地看，才认出那是她哥哥天惠的字体。怎么？没有写到家里，而是寄到惠惠学校？她不由得好奇起来，她想，是哥哥的来信，母亲就不必考虑，一定可以看的，就是真的男朋友的来信，在母亲的责任上，也还可以检查一下呢！

    想着，她就不客气地把橡皮圈拉开，抽出一封来看：

    惠妹：

    一个星期了，还没有接到你的回信，真是急人，真怕你放弃保送，又参加联考。你还没有决定吗？怎么这样没有决断力？

    你说你怕妈妈寂寞，如果我们两人都离开她的话，那实在是你的杞人之忧，妈妈有“父亲大人”陪伴着，是不会寂寞的，他们的情感一向都很好，也用不着我们操心。寂寞的反而是爸爸，你不以为吗？前信我不是告诉了你一些情形了吗？……

    文英看到这里一怔，嗯？爸爸？公翰吗？但是语气似乎不太对，她再看下去：

    ……他听说你保送东大，不知有多高兴，你放心，爸已经不打牌了，只是还爱喝两杯，浅斟而已，我有时也陪他来两杯生啤酒，无伤大雅。他还说，想象到看见亭亭玉立的你，就如同看见当年的妈妈一样，一定会给他一些美丽的回忆，他如今真老了！

    文英把信按在胸口上，有点支持不住，坐在床沿上。她这回才明白这“爸”是谁了，“父亲大人”和“爸”，是不同的两个人，而语气之间，是多么的，唉，她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儿子的心灵深处埋藏的情感，是怎么个情形，而且，这真是一件神秘的事情，但——宗新，是什么时候、怎样情形下出现在孩子面前的呢？她的心扑扑地跳着，但仍要继续地看下去：

    ……你千万不要鲁莽从事放弃保送，等我回家后，咱们再详细地谈。我后天回家住三天，就去参加暑期战训的海洋大队，浮游于万顷碧波上，远比在家和“父亲大人”礼貌周旋来得有兴趣些！

    再见！

    天惠七月十六日

    文英收进这封信，又急忙抽出下面的一封，看看日期，是更早的一封，密密麻麻地写了三张，她急需了解一些事物，便迫不及待地看下去：

    惠妹：

    今天同时接到妈和你的来信，多么高兴你保送到东大！妈妈也很高兴，你怎么还说不满意，还要和同学一起放弃呢？可别这么做。

    谈起保送，我愿意告诉你一件我一直没跟你提起的心情。当年被保送到台中农学院时，许多同学都劝我放弃保送，再参加联考，一定可以考到我志愿的科系，但是我立定主意地放弃了，为什么？为着借此离家！你看到这里，不要骂哥哥是个不孝的儿子，我深爱妈，也了解她自离开爸爸后为我们兄妹的艰辛。我更自信有一天若能出人头地，妈是第一个应当受到崇敬的；我若赚了钱，也会首先想到孝敬她。但是，当我发现有一个可以摆脱“父亲大人”的机会，我就不愿放弃了。我总觉得我们之间是隔膜的，虽然他一直对待我们毫无恶意，我希望我能离开家，让妈妈和他生活得更自然些。

    最主要的当然还是我曾在无意中知道爸在台中，我的心不知怎么就倾向到台中了，对于我，父子之情是一件最自然的事情，我相信你也一样。

    一年多来，我和爸相处的情形，你也知道些。对于家庭，他是有亏职责的，但他是爸爸，我们不能原谅他吗？我们的身体里都流着他的血！

    妈妈和他离婚并没有错误，他不是个好丈夫，起码对于当时的情形来讲，但也正因为妈的离开他，才促使他重新做人，如果妈仍和他在一起，容忍着他，将更不堪设想，这岂非奇异的婚姻！

    当爸在许多次来来回回地讲这些时，他都表示愧对妈，也感激妈。他看来比实际年龄大，由于酗酒，手总是有些发抖，但他是一个多么富于风趣的人！

    他应当是一个艺术家的，家困住了他，所以他就变得那样了，他就是这么个性格，这么个人，但他是我们的爸。

    我有机会照应他，也得到许多课本上、农场里得不到的东西，但是妈妈提起来会恨的，所以我从来不提他，你也不会多嘴的吧……

    文英看到这里，眼睛模糊了，她把信叠起来，不忍看下去，却在想，孩子们需要的是亲情的爱，在她这里得到的感到不够了，那么，她能怨孩子们去接近他们的“爸”吗？那是最自然的事，天惠说的。如果孩子们能从两片破碎的爱去把它们拼合起来而享有它，不正是孩子们聪明吗？她这么想着，竟产生了一种安宁感觉，心渐渐地平复下去，两颗泪珠掉下来，就没有再接着流。

    外面的脚步声响了，她才惊醒过来，急忙用手抹一下眼睛，把信塞进箱底。

    “你在做什么呢，阿娇喊你吃饭也听不见？”

    是公翰来催她吃饭了，她连忙答应着，把箱子锁起来放回原处。

    到饭厅里坐下来，她心想，今天是星期日，那父子女三个又不知道在台中哪家小馆子了吧？她想象得出他们的样子来，想象得出来的。但她却捡了一块卤鸭肝送到公翰的碗里，说：

    “喏，你尝尝，阿娇的手艺也不错了。”

    宗新

    他今天并没有按照习惯坐到角落的座位，他径直地往里多走了几步，进到一间雅座里。茶房刘头儿笑眯眯地跟了进来，一边摆着碗筷，一边问：

    “高秘书，今天还是跟大少爷爷儿俩吗？先点菜吧？喝什么酒？”

    高宗新连忙伸出三个指头来给刘头儿看，表示是三个人的意思，但是他却一时不知道应当怎么说出那另外的一个人是谁，刘头儿已经拿出打火机，替他把烟卷点燃了。

    吸了两口烟，他很高兴地随便点了两个菜，便停住了，刘头儿又问：

    “喝什么酒哪？就点两个菜？今天有螃蟹。”

    高宗新想了想，说：

    “等下再说吧，人来了再点好了。”

    刘头儿又倒了一杯热茶便出去了。宗新看看表，又拿打火机在桌上轻打着，好像在愣愣地想什么，却又向墙壁上东张西望的，有点手足无措，停一下，他又站起来，掀起布帘向外面的茶房说：

    “要是我的大孩子来了，我在这里。”

    茶房含笑地答应了，他又退到雅座里。坐下来，腿就轻摇着，吸着烟，桌面上有今天的报也不看，专心在等待。

    他在等女儿。

    随着他吐出的一口烟，小小的惠惠的笑容，朦胧地来到烟雾里。他也跟着展开了笑容，可是他又摇晃一下头，惠惠的脸庞消失了，他也清醒过来，心说，那不是现在的惠惠呀，那还是个小学生呢，现在的惠惠，是大学女学生咧！是堂堂东海大学的女学生咧！而且又是保送的！真了不起！和哥哥天惠一样，都是保送进大学的。他骄傲起来了，烟也不吸了，侧起头，嘴抿成一个怪样子，也不自觉。

    他想象不出现在的惠惠是个什么样子，他简直想象不出。他倒是看过惠惠给哥哥写的信，一笔娟秀的字，每个字都带着怪淘气的小勾勾，完全是一个没练过字帖的自由体，因为他没教过她，有亏父职！虽然他是写得好一笔瘦金体的爸爸。

    他一斜头，从门帘望出去，外面正走进来一个少女，他蓦地一下紧张了，但随即松下心来，陪那少女一起的是一个中年妇人，那不会是惠惠的，惠惠是跟哥哥一起来的。

    他看看手表，离他们约定的时间过了十几分钟了。他有一点犹豫，但是继而又想，那算不得什么，虽然每次光是天惠一个人时从没误过时间，正午十二点一定到达这里，但是今天不同呀，今天天惠是陪着妹妹来呀！陪着大学女学生了，总会有些耽搁的，比如惠惠去找哥哥，误了几分钟，两人再谈几句话，又误了几分钟什么的。他们就会到了，他的头又斜着望出去。

    他记得第一次和天惠见面就是这样的，也是焦急地盼望着儿子的来临，也是想象不出做了大学生的儿子是个什么样子。当他最后一次见到他们兄妹俩的时候，天惠刚进中学，小小的个子，就仿佛长不大的样子，可是等到那样一个汉子站在他的面前时，他几乎傻了，他只有点着头，不住地说：

    “好！好！——”

    天惠当初是先给他写了信来的，那信写得是多么诚恳和天真，那种“万里寻父”的亲情，使他这游荡流浪的父亲受了多么大的感动！自从文英带着两个孩子弃他而去以后，他对自己已经毫无信心了，这才清醒过来，才知道自己一向是做了些什么事，而落得这样的下场。他仿佛是因为不喜欢家庭才加深地做出那些事来，等到没有家庭了，他才感觉到人生是多么的空虚，可是一切已经晚了，他更加地沉沦，酒与赌变本加厉下去。以前是为了寻求生活的刺激，因为家庭是累赘；后来是为了麻醉，因为家庭太空洞。这是多么的矛盾！矛盾的生活，矛盾的生命。最近这几年，他厌倦了赌，喝酒的能力也减低了——看，拿着香烟的手都微微地颤抖，喝酒的成绩！拿起笔，瘦金体成了春蛇秋蚓，他字也不写了。像老僧入定一样地安静下来，独自在台中的贸易公司里做着秘书的工作，过的是没有以前、也没有以后的只有目前的日子，就是所谓“混”。而就在这时，天惠的信来了，他记得那封信，他可以背下来：

    爸：

    还记得您有个儿子吗？我是在一本职员录上，偶尔发现完全符合您的履历的名字，才忍不住写信给您的。您的儿子虽然在充分的母爱下长大成人了——他已经是台中农学院的Freshman。但是生活的缺欠，使他暗暗在人海中寻找。终于在和我就读的大学的同一城中找到了您。您愿意见我吗？……

    当这个五尺五寸高的汉子坐在他的对面时，他好一会儿才镇定下来，才完全相信这是他的儿子。他们曾做了这样的对话：

    “爸，您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我老喽，倒是你长大了。好，好。”

    “您一直在台中吗？爸。”

    “我嘛——到处走，来台中有三年了。”

    “那年看见您，还是在高雄鼓山那边的房子里。”

    “是的，六——六年了。”

    他们曾经沉默了一会儿没说话，说到六年，不由得两个人都要计算一下，六年是怎么过来的。天惠这六年，是整整地读了六年中学。就是在六年前，那时是他和文英离婚后两年，文英终于做了再嫁夫人，带着两个孩子到台北去了，从此断绝了来往。他又在高雄游荡了三年。三年前来到台中，想一切从头做起，但懒散多过振作，终于变成了消极地混日子。但是儿子却说：

    “我们六年一直在台北。”

    我们？是的，“我们”是他们母子女三个再加上另一个，唉！他这才想起，说了半天话，还没问起文英呢！他总该问问的：

    “你妈好吧？天惠。”

    “好。她很好。”

    又沉默了一下。她好，而且很好，这该是可以放心的。但是他几时又关心过她呢？她现在有人关心了。他又不由得问：

    “大家住在一起很和气吧？”

    他说出来立刻就后悔了，他凭什么要问这样的话？他的关心的范围未免太广了，但是话说出去又收不回来。天惠却又说：

    “还好。嗯——爸，您不怪妈妈吧？她为了我们兄妹很艰苦的。”

    “不不不，天惠，只有我愧对你妈，是我造罪。知道你妈过得很好，我就安心了。”

    “您放心，爸。妈妈是一个坚强而有毅力的女性。”

    “是的，有福气的男人才娶她，我一时错误，放弃幸福的生活，后悔也来不及了。”

    他还没对什么人吐露过这样悔过的话，这是在儿子的面前，不由衷的，潜藏于内心的，忽然在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了。

    很奇怪，自此以后，他们父子俩很少很少再谈到天惠的母亲。但他曾问：

    “惠惠呢？”

    “她已经读高二了，总是考第一，您一定高兴。”

    他当然高兴喽！但那是谁的功劳呢？还不是文英的教导有方。当然，那个人也许有关系吧？听说他是一位能干而有地位的技术人员，是一个清廉颇得好评的官员。他怎么能和人家比呢？自觉尴尬，也就不愿触及谈到了。他是独子，年轻时过惯了少爷的生活，不肯受家的束缚，他不喜欢每天回家文英的考查和抱怨，于是他发出了少爷的脾气，以无赖的心情和举动，反抗文英的约束和灌满两耳的善言。赌得更凶，喝得更醉。他曾经以最难听的话投掷文英，伤害了她的自尊心，撕破了容忍的最后一层皮，她离开他了，那不怪她，只怪他。

    但是在六年之后，她把这样一个完美无缺的大儿子送到他的面前来了。他被称为“爸”，但他从来没尽过爸的责任，或许，另一个男性倒替他尽了不少义务，他反而是做了现成的爸爸。是不是文英有意让儿子回到他面前来呢？他只问过一次：

    “你妈妈知道你找到我吗？”

    “啊——我还没跟她提起。”

    儿子支吾的语调，使他怀疑了，从此他不再问这句话，所以至今他也不明白到底文英知不知道他们父子的会面。

    他自觉对儿子缺欠太多，不是物质可以补偿的，他要以——以什么来补偿呢？以他的为父的爱吧，这种爱，也许孩子在他的情敌（他也配说人家是情敌吗？）那边得不到。他曾爱过孩子，他记得他把大把赌赢来的钱给了愣愣望着他的儿子，文英在一旁绷着脸，紧闭着嘴唇，好像拳头都捏紧了，心里不知燃烧着多么愤恨他的火。他凭什么在赢了钱、在疼爱自己的儿子的情形下，受到这样的眼光呢！于是他一赌气，大拍了一下桌子，又出去了。这种怒目无言相对的情景，天惠还记得吗？他能原谅这样的爸爸而来寻找他，为了这，也使他觉得人生还有得留恋，还有些什么可作为的了。于是他每星期都和天惠约会在这家小馆子见面，他们喝一点酒，他叫儿子也喝。如果文英在面前，又不知该怎么对他怒目而视了。真是的。文英拿这一对宝贝儿女守得紧紧的，一丝儿也不让他这没出息的父亲去碰他们，好像他是一粒可怕的传染菌，一经接触，就有无穷悲惨的后果。

    说真的，如果文英换成另一个女性，容忍下去，没有家教，天惠，还能是今天的天惠吗？文英走，是对的，她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他们平日仇恨到那样凶的地步，但是那一次谈判离开，却是多么地平和呢。

    那一天，他从三天连接不归中回来了。是一个惨败的黄昏。他准备再面临一次照例的冷战或热战，但是没想到家里很平静。文英在厨房里。他一点儿都不疲倦，为保持他的尊严，所以还故意到纱橱里去找酒，就在这时，他听见菜一样样摆上来了，他听见文英平和的声音对天惠说：“叫你爸爸吃饭吧！”他们吃饭没有声音，这是冷战。他怀疑下一步是不是接着酝酿后的热战？他要准备，但是一顿饭吃完，始终没有出现。冷战到底啦！他喝着酒，心中还冷笑呢！

    吃完饭，文英先对小兄妹俩说：

    “你们到大街上老裁缝那里去取你们的衣服吧！”

    “妈，您忘了，是明天才做好。”

    “是今天，我又叫老裁缝提前一天的。”

    兄妹俩高高兴兴地出去了。立刻，文英就在他面前坐下来，他最后的一杯黄汤还没灌下肚呢！

    “宗新，我们两人做一次和平的谈判，都不要动气。”文英和祥地微笑着，话音虽然微颤，但那是经过几番熟虑之后说出来的。

    “嗯。”

    “我想——我们分开也许好一些，这样下去，双方都痛苦。”

    “好。”他竟没有犹豫，更没有反抗，但是当他看着那边桌上的两个书包时，文英补充了一句：

    “孩子我带走，我负责。”

    “好。”除了这以外，他没有什么可说的，无论如何，来得仓促些。文英不像别的女人，她平常是从不把“离婚”挂在嘴边的，但是她一经说出，那就是一件已经决定的事。

    就这样，太意外——意外和平地决定了他们的离婚，连朋友要说合都来不及了。

    他知道他对她缺欠，让那个男人代他补偿吧。听说他们过得很好，孩子也安全，那就随它去吧。他不想他们了，把他们忘得干干净净的，他一个人混下去好了！

    可是现在不但天惠来了，惠惠也要来。他想到这儿，不由得又看看手表，过了半小时了，怎么？不会是惠惠变卦了吧？是天惠在焦急地等着妹妹吗？是惠惠闹脾气不肯来，哥哥在说服她吗？不会的，他们就会来了。他心里这样一下确定着，一下又恐惧着。自从天惠来到他的身边，他的情感倒变得脆弱了。他知道，他说要向天惠补偿，毋宁说他要依赖天惠，感情的依赖。

    和天惠交往的一年多里，他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和安全。天惠爱吃这家馆子的辣子鸡、生啤酒。天惠是个喜欢一点点刺激的热情的男子，很有点像他；但天惠是坚决的——得自文英那儿的性格。他没有，他可以说完全没有。他的本质中充满了懦弱的虫！

    事实上，这一年多来，天惠很少提到文英和惠惠，以及那个人。他也不敢问起她们母女，尤其是惠惠。他疑心女孩子会倾向于母亲那面的，惠惠会因为文英的遭遇而同情母亲，看不起父亲，文英说不定对女儿常常数落没出息的爸爸呢！他想起来就有点儿伤心，但是随着天惠的笑容，他也就忘了。他凭什么要贪图那么多呢？他几时又疼过惠惠？说实话，他是比较疼儿子的，也许天惠还记得这些，所以才难忘于他？只要有一个天惠不至于失去的话，他也就够了。如果惠惠也真的来了，那是给他意外的惊喜，是他所不敢奢求的。

    他遇见文英，文英就是像惠惠现在的年纪，正读到大一的时候，文英的鼻尖有些翘，但很俏丽，充满了自信与坚决。他追求她，够无赖的，她刚进大学读一年，就和他结婚了，放弃了学业。只有嫁给他这一点，她失去了自信和坚决，恋爱是盲目的，一点也不错。

    惠惠长成了，是文英的样子吗？有那样俏丽而自信的鼻尖吗？有多高？有现在前面进来的少女那么高吗？前面的少女？是的，前面的少女。她是多么娇媚，微红的两颊，俏丽的鼻尖，陪同她进来的是一个青年，唉！他的眼睛昏花了，那青年就是——就是天惠嘛，那少女是——也就是惠惠！

    他有点手足无措，拿起桌上的烟，又放下，他站起身来，走到门边去迎接他们。他希望刘头儿让开路，唉，用不着那么屈躬卑下地带领着他们。他们会看见这里的，惠惠会看见这里的，会看见爸爸的。

    惠惠

    哥哥真是个坏东西，他跟爸爸竟是平起平坐的，我今天才知道。他怎么跟爸爸混得这么熟的？那样子简直要称兄道弟了！

    刚一见到爸爸，哥哥还有点拘束，爸爸也是，那也许是因为我的关系。但随后哥哥就放肆起来了，他和爸爸，生啤酒一大杯一大杯地灌下去，然后，哥哥的眼睛红了，一直红到脖子根，胸口，手背，都是红的。爸爸就指点着哥哥，十分亲爱地说：

    “这小子，酒量是越来越大了。”

    没有一点点责备的意思。

    哥哥呢，做出瞪眼瘪嘴傻笑状，大概他也许真有些醉意了。我说：

    “别喝了，哥。”

    爸爸安慰我说：

    “没关系，惠惠，啤酒是发散的，所以，喝了脸会红得特别快，喝酒发散才好哪！”

    但是爸爸的脸为什么不红呢？难道他的酒量大？他要喝多少才会脸红？他是喝了多少酒才跟妈妈离婚的？

    这一顿饭从正午十二点吃到两点多才结束，大家要走了，站起来时，我又看着哥哥，我没有别的意思，我的眼神只是在询求哥的意见，我们是不是就向爸爸告别了？或者还有什么节目？比如走走公园，看看电影，甚至于到爸爸的住处去看看什么的。但是哥哥误会了我的意思，他斜头傻笑说：

    “怎么样，写信报告妈说我跟谁学会喝酒了？”

    “那可没准儿！”我也不甘示弱。

    真的，我如果真的告诉妈说，哥哥在台中念了两年森林系，没学会种树，可学会喝酒了，喝得浑身像烹大虾，通红通红的。妈知道准要急死了，当然我是不会告诉她的。但是我确实该给妈写信了。一到台中是哥哥先写了封信，报告我平安抵达正在办理注册住宿的事情。

    是星期四来的，星期五，星期六，今天是星期日，四天了，该写一封长长的、详细的信给妈妈，好让她在临睡前慢慢地一遍遍地看，像每次看哥哥的信一样地享受着。

    拿出这本薄翼般的航空信纸来。

    妈：

    怎么接下去写呢？

    我没有离开过妈，哥在没来台中入学以前，也没离开过她。记得当哥哥初来台中时，妈担心得什么似的，临走时嘱咐他不要骑车，不许他打太多的球，让他到八卦山去实习时，要留心树林里的蛇，哥哥不像是在听妈妈讲话，倒像是听一个小孩子说话，他笑着说：

    “死不了，您放心吧！哪儿就轮到该上八卦山实习啦！您给排的课呀！”

    现在轮到我了，又是到台中来进大学，这也是再巧不过的事。妈虽然习惯了哥哥两年来在外面独自的生活，但是当她知道我也将在大度山上度过四年大学生活时，确实是很舍不得的，她在言语中也很希望我放弃保送再报名联考。我不是也很想放弃的吗？也是为了舍不得妈妈的呀！但是哥哥力劝和自己懒得再准备功课，就一狠心决定到台中来了。

    这时却想念妈妈了。真想念。她在做什么呢？和爹爹在院里乘凉聊天吗？爹爹是不怎么讲话的，每天晚上我和妈妈在絮絮叨叨地谈，爹爹就在屋里看他的工程书——一个严肃而负责的人，热心公务，与人无争，在工作上、为人上，是得到褒奖和赞扬的人，但是却不能赢得他继子的亲近。

    哥哥说过不止一次了，“总觉得他缺欠点什么，你说是吗？惠惠。”

    也许我们不应该太苛求一个并不是亲生我们的父亲，哥哥的这种感觉如果无节制地流露出来，那对于妈妈总不是一件顶好的事情，我不愿这样，所以我说：

    “哥，不要这么说好不好？他并不缺欠什么，而是我们缺欠了什么……”

    “我们缺欠什么？”哥哥急了。

    “哥，我们不过是身体缺欠了他的血，所以哥你才……哥，有些事要客观地想一想……”我虽然这么说，但是哽住了。

    我知道，我们都敬爱母亲，但是心情在某些时候是很寂寞的、彷徨的，尤其是哥哥。他是一个男孩子，在家里却没有给他鼓励、给他快乐和跟他亲热的男性。看他今天和爸爸的情形是多么的不同，那样放任、那样豁达、那样快乐。在台北我们家里，我从没见他这么开心过！

    哥哥现在是快乐的、健康的、安全的，我应当写信告诉妈妈，我的见证，可以使妈妈得到安心，知道她的儿子两年来在外面的生活是不必担忧的。但是我应当怎么告诉妈呢？

    我先这样写：

    哥哥在我到台中那天，已经写信报告您了，我很好，您别惦记。一切入校手续都办好了，也搬进了女生宿舍。林姨介绍的牧师办公室的吕小姐，也见到了，她像林姨一样，说着清脆悦耳的北平话，和蔼地照顾我，问我需要什么。其实妈您知道，我不需要什么，只是想您。我希望我的思家病，很快地好起来，能像哥哥一样的过着快乐的日子。快乐时日子会缩短的，四年就不至于有煎熬的感觉了。妈您说是不是？

    大度山的风大，我刚来三天，还不大觉得，也因为还没上课，整天都和哥哥在台中玩的关系。今天中午和哥哥到一家小馆子吃螃蟹，哥哥学会了喝酒，他好开心，您猜我们在小馆子里和谁在一起吃饭？……

    真的要这样写下去吗？再想想，妥当吗？哥哥中午曾说“怎么样，写信告诉妈妈我跟谁学会了喝酒吧”是什么意思？或许他真有意要由我来透露给妈妈，我们和爸爸会见的事。哥哥已经找到爸爸一年多了，到了今天还没有告诉过妈妈，大概哥哥也很想向妈妈表露出来吧？这件事，总归要妈妈知道的。那么是由我来说吗？我应当从何说起呢？如果我说：

    我们是和我们的爸在一起吃午饭的呀！

    “我们的爸”，这样的口气是会刺伤母亲的心啊！她会想：孩子们怎么亲热得和“他们的爸”在一起了？噢，原来他们还是倾向于他们的亲爸爸，对于他们的继父是一点情感也没有，说“我们的爸”，不就等于否认公翰是他们的父亲了吗？公翰白疼他们了！……然后她会背着爹爹暗暗地流泪了。真是的，我不要刺伤她，不要为了我们有两个父亲而刺伤她，使她难堪。唉！难堪的到底是谁呢？应该是我们兄妹俩，有两个父亲的孩子！一个叫作“爸”，另一个叫作“爹”，真是的！

    爸和爹是不同的两个男人。是妈妈所恨的和所爱的男人。但是有一点无可否认，无论是恨或爱，都是为了我们兄妹俩。为了“爸爸”不能善待我们，她更恨他；为了“爹爹”能够收容我们，她更爱他。我们怎么能使妈妈灰心呢！或许我可以这么写：

    我们是和一个曾经是您的丈夫的男人吃午饭的呀！

    这未免又有点玩笑性质了，似乎良知上有点儿对不起爸，仿佛撇开了我们和他的关系，只把他列入妈妈的关系上去了。我真奇怪，一个女人怎么能够下决心离开和她生过两个孩子的丈夫呢？——我不是怪罪妈，我知道，爸爸严重地伤害了妈，妈才下了最后的决心，我们都知道，一切妈的亲友也都知道，没有人会不原谅妈妈的再嫁。只是我自己想不出而已，大概这不是没有婚姻经验的人所能了解的。

    妈妈很少提起爸爸，她只向我们提起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妈妈再嫁的前夕，那年我十岁，对了，整十岁，还在高雄念小学呢。妈妈在收拾小箱子，她第二天要去台北，把我和哥叫到身边来：

    “妈明天要到台北一趟。”

    她向我们说，我们没搭腔，因为关于妈要和一位袁先生结婚的事情，表姨已经向我们说过了。现在她说要去台北，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她是去做什么。妈又问：

    “知道我到台北做什么去吗？”

    我们又没搭腔，既不说知道，也不说不知道。当时只觉得滋味儿不对，说不出的滋味儿，喉咙窒息住了，有东西塞住了。

    她见我们不说话，向我们微微笑一下，又说：

    “妈妈是去和那位袁伯伯结婚，嗯——天惠、惠惠，要说你们小，可也懂事了，跟爸爸过的日子，你们还记得吧？他那么没出息，喝酒、抽烟、赌钱，说一句都不可以，惠惠，记得你爸爸揪住我的头发的一天吧？”

    我点点头。我当然记得，我为那凶暴的场面吓哭了，怎么不记得。妈又说：

    “谁愿意离婚呢？谁又愿意再结婚呢？可是妈不得不这么做，你们俩多多少少也明白吧？明白吗？明白妈的意思吗？”

    妈这样紧逼着问我们，眼里含着泪，我们不能再不搭腔了，但是我和哥哥确实仍是没有说话。喉咙堵住了，还是那原因。但是哥哥呆呆地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承认了，同意了。

    然后哥哥终于迸出了一句话：

    “您还回来不？”

    “怎么不回来？”妈笑了，“我在台北安顿好了，就来接你们。”

    “到台北上中学？”这是哥最开心的自身之事。

    “是的，台北的中学难考，可是好。”妈说。也许是台北的中学诱引了哥哥的梦想，对于妈妈再嫁的重要，就被台北的中学之梦给冲淡了，哥是用功的学生。

    第二次提起爸，是在哥念高三的时候。为了哥要买一副钓鱼竿，而“爹”买回来的却是一本韦氏大字典，他认为哥读高三了，不宜去钓鱼浪费时间，好好地念书，英文尤其要努力进修。妈妈要哥去谢谢“爹”，哥却不知哪儿来的脾气，把大字典向桌上一推，就向外走，妈把哥叫住了，含着泪苦笑着说：

    “天惠！你不是孩子了，要明白，我离婚、结婚都是为了你们兄妹俩，记得你那没出息爸爸吧？我可不愿意你学他。爹爹对你是恶意吗？为什么……”

    爸和爹，分别是这么清楚，但是哥不要听，他虽然停住了一下，但还是掉头而去。

    屋里留下了妈和我。妈妈轻轻地叹了口气，对我说：

    “也许你哥哥是男孩子，他不容易了解母性和女性，你或者能比他明白。”

    我没有说什么，除了心疼妈，我有什么可说的呢！可是等到黄昏哥哥回来，却满脸堆了笑地走到“爹”的屋子里，我听他跟“爹”说：

    “这本韦氏大字典正合我用，太好了，您多少钱买的？”

    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若无其事地又对妈说：

    “妈，碰见刘阿姨了，她请您晚上没事到她家聊天儿去呢！”

    妈很高兴，“爹”也开心，晚饭桌上气氛融洽。但是我偷眼望哥哥，我觉得他老了十年，他只出去两小时，回过头来怎么就老了十年呢？他这两小时到哪儿去了？是到淡水河边那个钓鱼的老地方发呆去了吗？望着河水寻思了两小时，找到了答案？终于回来向爹爹致谢，向妈妈赔笑脸？他老了，哥老了，妈说得对，你不是孩子了。

    但是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却哭了，我哭哥哥老了，我哭我们都不是孩子了，应当孝顺爹爹，体贴妈妈。

    果然自此以后，哥哥变得更乖巧了，他那样和颜悦色地招呼“爹”，赢得了妈妈更开朗的笑容。但是谁知道哥却在台中上大学时，在茫茫人海中，找寻到六年不见的爸爸呢！

    哥这回可有鱼钓了，中午爸不是还约他到什么地方去钓鱼吗？钓鱼竿子也买到手了吧？这个哥哥，真的是！他学了森林，可不上山种树，却跑到河边上去钓鱼。和一个白发苍苍、声音沙哑的老头儿。真的，爸为什么这么老？他不是才比妈大四岁、五岁吗？

    十岁的记忆中的爸爸，是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男人，他那时留了一撮胡须，是为了漂亮；现在他也有胡子，麻麻碴碴的，是一种生活缺乏了家人照料的不整洁的胡髭。爸的头发也白了八成，而且，我不记得他是个沙哑嗓门的人，他和妈妈吵架的声音不是还把我吓醒了吗？

    我们今天没有讲分别后的日子，我们完全讲的是快乐这方面的，关于他和我们分别后的情形，他已经和哥哥讲过很多了。

    哥哥说，爸在和妈离婚后的一两年，仍沉湎于酒和赌博，直到他有一次得了急性盲肠炎开刀住医院，体力感到未曾有过的衰弱，生活感到未曾有过的贫乏。从那时，肚子上的一刀，不但割去了他的盲肠，也割去了他的盲目。他这才清醒过来，抚着创伤的身体和心情，投向新的生活。但是，那时妈已经又结婚两年了。就这么，爸一个人默默地生活着，直到哥哥找到他。

    妈是恨爸的，她从来都不提他，一心一意守着“爹”过日子，就仿佛她从没有过过去的那一段。妈妈的坚强和毅力，绝不是我所能做到的。也许一个女人，有过婚姻经验的，和没有经验的，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男人可以使女人坚强起来，也可以使女人软弱下去，婚姻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啊！

    但是，妈妈如果知道他们父子的重逢，也使两个人都重新找到生活，将做何感想？

    看哥哥是多么倾心我们的爸！还记得哥的信上说：

    ……对于家庭，他是有亏职责的，但他是爸爸，我们不能原谅他吗？我们的身体里都流着他的血！……妈妈和他离婚并没有错误，他不是个好丈夫，起码对于当时的情形来讲。但也因为妈离开了他，才促使他重新做人……当爸在许多次来来回回讲着这些时，他都表示愧对妈，也感激妈。他看来比实际的年龄大，手由于酗酒，总是有些发抖，但他是一个多么富于风趣的人！他应当是一个艺术家的，“家”困住了他，所以他就变得那样了。他就是这么个性格，这么个人，但他是我们的爸。……

    “我们的爸”，对于哥哥是这样一件重要的事。但是，真糟糕！哥哥的几封信我都没有带来，留在台北家里的小箱子里，钥匙也交给妈了，她一打开来就会看见那些信的。妈会打开吗？

    唉！真是，这个坏哥哥，他想由我来向妈妈透露这些事吗？我到底应当怎么写呢？

    我也不要写。如果妈妈真的看见了哥给我的那几封信，就由它去好了，既不是我告诉妈，也不算哥告诉妈的，都没有责任，也好。

    那么我来把这些信纸撕掉，重新写。我岂不是可以这么接着写：

    ……您猜我们在小馆子里是和谁在一起吃饭？原来哥哥在台中交了一位老朋友，他头发都白了，声音是沙哑的，但却是一个很有风趣的老人，是一位不事生产的艺术家，和哥哥做了钓鱼的朋友。他请我们吃螃蟹，有点儿酒量，哥哥也和他抿两口。他端起杯子来，手发抖，他说是酒害了他，但是浅斟却滋味无穷，当他知道这个道理时，为时已晚。但看样子，哥哥却能使这个伤心的老人得到些许安慰，他们很谈得来……

    啊，这样够了，够了！不能再写下去了，文字总是要含蓄的，也像酒一样，浅斟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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