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利尔城是德国莱茵省的一座美丽城市，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就于1818年5月5日出生在这里。
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这个小城的法律顾问、律师工会主席，他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深受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熏陶。马克思的母亲也是个十分贤慧开明的人，在这个富裕而文明的家庭里，马克思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马克思小学的全部课程都是在父母的指导下完成的，因而没进过小学校。不过，那时他还是个顽皮的孩子。他很喜欢户外游戏，在孩子中间是个“领袖”。
马克思以极端丰富的想像力博得了小伙伴的佩服。小伙伴们很有兴趣地一连几小时听他讲一些离奇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都是马克思自己随时随地编出来的。
马克思读中学时仍然十分淘气，还是常常爱在同学之间讲些离奇的故事。不过，他一年比一年稳重了。特别是他在中学里学过5年之后，竟成为一个十分稳重的学生。
马克思不追求分数和奖励，但十分酷爱知识，喜欢自学，又肯思考问题，谈话也喜欢追根问底。
但是，马克思从小就表现出与别的孩子不同的性格，他特别喜爱文学。在他房间里的桌子上和椅子上都堆满了书。他从白天到晚上总是默默地看书和写学习札记。一些最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他都很感兴趣，尤其是歌德、席勒和伏尔泰、莱辛、至西门等人的著作。
马克思之所以十分喜爱看书，这与他的家庭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他父亲很偏爱这个早熟的孩子，常常在晚上穿着拖鞋，披着长便衣，悄悄地走进马克思的房间，以漫淡的方式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他，有时讨论一些重要的问题，甚至不知不觉地进行到鸡叫时才各自去睡觉。
另外，学校对马克思的智力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学教师中有出色的古典语言学家、考古学家、数学家。校长维膝巴赫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进步学者，他很注重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启蒙思想和人道主义的人。马克思是他最得意的学生。
无论在勤奋学习和智力方面，或者在学习的爱好和知识的掌握方面，马克思都能使校长高兴。校长不但亲自指导马克思的学习，还常常提醒马克思的父亲注意引导马克思。
马克思17岁时，以优异成绩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中学毕业，这对一个青年来说，是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在毕业前夕，全班同学几乎天天在谈论以后的出路，他们的想法和打算各不相同。
他们中有的打算去当牧师；有的打算依仗亲友的权势，插足官场；有的想继承家业，成为百万富翁；有的想投笔从戎，在战场上建树军功，晋爵加衔；也有的想进大学深造，使自己成为一个名扬天下的学者名流。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对生活、前途和幸福的理解，来考虑职业，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面对人生的一个大的选择，马克思是怎样做的呢？
在一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毕业作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认为，刚踏上人生旅途，不愿受命运摆布的青年，必须严肃地考虑对职业的选择。
青年人热情奔放，富于想像，在考虑职业时往往容易为一时的兴趣所左右，或者被某种好奇激起的幻想所陶醉。
马克思认为，任何职业都只是手段。青年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应该经过冷静的思考，全面衡量自己的能力、特点和体质，挑选最适合自己的职业。
他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遵循的主要方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马克思认为，只是为个人争得一个可以炫耀一番的社会地位而奋斗，那是十分庸俗和低极的。如果一个人只是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成为有名的学者、绝顶聪明的人、出色的诗人，但他永远不能成为一个真正完美的伟人。
马克思即讨厌那些追求名利的利己主义者，也反对那种自卑的、无所作为的懒汉和懦夫。因为这对一个青年来说，同样是堕落和毁灭的道路。相反，有的人虽然担任了力不胜任的工作，但是我们想到牺牲自己的幸福是为了尽义务，即使我们力量微薄，也会促使我们努力去做。
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伟人？什么是真正的幸福？马克思回答道：“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熏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的人物，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马克思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
在1835年10月，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攻读法学，许多的新知识吸引着他。
他什么都想学，除了那些与法学有关的课程外，还选了文学艺术的课程，并打算选修物理和化学。
他想看的书太多，不得不贪婪地利用夜间和其它课外时间阅读。他觉得时间不够用，1个小时60分钟，1天24小时太短了。
马克思忘我地学习，不久他得了失眠症，常常头痛和精神不振。父亲不得不写信劝他不要因为过于勤奋而损害了身体。父亲的信中说：“一个体弱多病的学者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我希望每次拥抱你的时候都会看到你是一个身心越来越健康的人。”
在圣诞节前夕，马克思到荷兰的姨父家去过节和休息游玩。经过半个月的休息游历才恢复了健康。
到了第二学期，马克思熟悉了大学里的生活。而此时的波恩大学的学生中流行着一种不良风气。许多人沉溺于放荡不羁的生活：酗酒、赌博、斗殴。
马克思经不住同学们的劝诱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并被推选成利特尔“同乡会”主席。
有一次，他因夜间和同学们喝酒，喝得大醉，被学校的法官禁闭了一天。他在禁室内，一群学生还拥进去用酒祝贺他“光荣”地被罚。
还有一次路西亚同乡会上的一个贵族出身子弟对他进行侮辱性挑衅，马克思同他偷偷地进行了决斗。当然这些“活动”马克思也诚实地告诉了父亲。
马克思的父亲得知此事后，为他十分担心。马克思自己也不满意波恩的环境。在第一个学年结束的时候，他根据父亲的建议，决定转学到柏林大学。
1836年10月，马克思来到了柏林，在柏林大学法律系注册入学。柏林大学是德国的高等学府，是思想斗争的核心。这里集中了全国许多的著名学者。这里的学生都勤奋好学，学术空气浓厚。
马克思在这良好的环境下，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精神在书林学海中探索，他研读了大量哲学、法学、历史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著作，获得了课堂上难以得到的广博知识。
在柏林大学的前两年，他写了大量诗作，有抒情诗、叙事诗、讽刺诗。他的诗大多抒发了对远方恋人的思念和爱慕，歌颂了他们纯真的爱情。但也有不少诗表达了他对邪恶和黑暗的憎恶，对正义和自由的渴望。但他后来对自己的诗采取了批评的态度，停止了这方面的工作，而把全部精力用于科学理论研究。尤其是哲学研究方面。
另外，马克思对科学有极大的兴趣，觉得学习是最大的享受。他不去游玩，也不和别人交朋友。同学们劝他去巴结从特利尔调来的上层人物，他坚决地拒绝了。马克思觉得没有必要去跟那些人闲聊，白白浪费时间，耽误自己的学习，只要有了知识才会有力量，才能变得三头六臂。
渐渐地，随着学习的深入，马克思迷上了黑格尔，辩证法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开始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人来往了。并加入了他们主办的“博士俱乐部”。
马克思是“博士俱乐部”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成员。他的许多言论感染了比他大十多岁的老成员，他获得了人们的称赞，被誉为后起之秀。他给青年黑格尔分子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以至他离开柏林之后很长时间人们还对他念念不忘。
科本曾这样评价马克思：“一个思想的仓库，一所学校”，用柏林的土话说马克思聪明的头脑像“牛头一样大”。
在当马克思攀向科学高峰时，他最亲爱的父亲在1838年初病倒了。这一年的5月初，母亲要马克思回特利尔为父亲准备后事。当他回到特利尔时，父亲就病故了，终年61岁。
父亲的去世使马克思十分悲痛。他始终把父亲的照片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以感激的心情怀念父亲。
不久，马克思回到柏林大学继续学习，此时，由于知识的增长，一个伟大的目标在他的脑海里定格，他不停地奋斗着。
马克思对哲学的的兴趣日益增长，1839年开始研究希腊哲学。重点研究唯物主义哲学家德漠克利特和伊壁鸠理的哲学理论。
马克思为什么研究古希腊哲学呢？因为，当时青年黑格尔派大多数都喜欢古希腊哲学，而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另外，马克思决心弄清哲学中的一切问题，对于哲学史的研究有助于他了解哲学中的全部问题。
马克思在笔记中表明了自己对宗教蒙昧主义的不可调和的立场，强调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公开表明自己的无神论观点，指出哲学和宗教势不两立，并且主张要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那样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为革命的哲学鸣锣开道。
1840年下半年起，马克思开始写博士论文，准备取得博士学位后去大学讲授哲学。利用大学讲坛传真理，向宗教和专制制度开展战争。
马克思的论文题目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1841年3月，马克思完成了博士论文。这时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遭到政府的排挤和迫害。马克思不愿让那些惟命是从的人捉弄自己，就放弃了在柏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打算。
为了不放弃取得学位的机会，同时发表自己的论文向反动派挑战，马克思决定把论文寄给政治空气比较好的耶拿大学。
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巴赫曼教授审阅了他的论文。称赞他“才智高超、见解透彻、学识渊博”。并写了推荐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书。
由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写得十分出色，耶拿大学决定不再对马克思进行答辩和其他形式的考试，直接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4月15日马克思取得了博士证书。
当时马克思还只有23岁，但已经是受人崇敬的哲学博士了。
著名青年黑格尔分子莫泽斯·赫斯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介绍马克思时说：“你应该准备去结识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许是当今活着的惟一的真正的哲学家。他即将显露头角，会把德国的眼光吸引到自己身上。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打击。他既有最深刻的哲学严肃性，也有最敏锐的机智。请你设想一下，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成一个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这个人就是马克思博士。”
此时的马克思虽然已拿到了博士学位，但他的生活却出现了困难，马克思的母亲在父亲去世以后，由于家道中落，对马克思提出一个要求，要马克思尽快获得学位和高官厚禄。可马克思获得的不是法学博士学位，而是哲学博士学位，这大大地限制了获得有利可图的官职的可能性。对此，母亲以儿子工作选择不合适为理由，拒绝分给他一份遗产，并且通过法庭暂时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母亲责怪马克思不去寻求高官厚禄，而醉心于危险的政治思想活动。但母亲不公正和冷酷的对待，没有使马克思改变政治信念。他于是去了波恩投身火热的革命运动。
到了波恩，他一边研究费尔巴哈的著作，一边参加了德国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
此时，在科伦出版的《莱茵报》深深地吸引了马克思。他每天向报纸投稿，并推荐他的朋友担任了主编。
《莱茵报》开始讨论德国的统一问题，出版自由问题，实行代议制问题等等。报纸的声望提高了。
普鲁士政府对《莱茵报》的政治倾向很不满，并以查禁相威胁，同时加强了对报纸的检查，马克思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担任了报纸的主编，从此《莱茵报》就变成了革命民主运动的报刊，它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
但是，政府对《莱茵报》进行了迫害，马克思只有辞去主编的职务，深入到贫苦的地区继续开展斗争。
1843年的6月19日，马克思和燕妮举行了婚礼。
燕妮出生于一个普鲁士的贵族家庭。她的父亲是威斯特华伦男爵，是特利尔的枢密顾问官。他与马克思的父亲是好朋友，他也是马克思少年时代的启蒙者之一。
燕妮的爸爸很喜欢聪明而又好学的马克思。经常给他介绍文学和哲学方面的知识，介绍现实存在的许多问题，还把许多书借给他读。马克思深受他的影响。
燕妮除了长得异常美丽外，还特别聪明。她从没上过小学和中学，完全靠父亲的指导和自学获得丰富的知识，能写一手文笔秀丽的文章。马克思十分爱慕这位好学深思，没有贵族习气的姑娘。
马克思17岁时，燕妮21岁了。有一大群爱慕燕妮的贵族子弟不断地纠缠她，但都被燕妮拒绝了。因为燕妮在心里也暗暗地倾心于马克思。
马克思决心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的崇高志向和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及发人深思的真知灼见，把燕妮的思想引到了一个新的境地。
共同的理想、高尚的情操，把这一对奋发有为的青年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但是他们美好的恋情并不一帆风顺。他们的订婚是对当时社会的传统观念和市侩习俗的大胆挑战。
燕妮毕竟是出身贵族，而且才华出众，有多少官僚子弟追求她。按当时的社会通例，燕妮这样的贵族小姐只能在上流社会阶层中结成婚姻。而马克思的父亲虽说是个律师，但毕竟属于市民阶层，经济虽然宽裕但并不富足，何况马克思还是个前途未卜的大学生。
这桩婚事能否得到燕妮家里人的赞同，亲戚将怎样议论，对两个年青人来说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但马克思依然和燕妮订了婚，然后就到柏林大学去了。他离开了心爱的姑娘，心中思念日增，于是便把爱情倾泻在书信上。他甚至写了三册爱情诗集寄给燕妮。
燕妮接到这些诗集总是感动得眼含热泪，写的回信同样充满了对马克思的深情。
可是，这种热恋如不节制，就会严重影响马克思的学习，父亲也为此发愁。
马克思和燕妮也意识到了这样下去不好，于是，他们两人下决心控制自己的感情，以利于马克思埋头学习。
马克思控制自己的感情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爱燕妮已经达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为了使自己的情绪能够平静下来，他做了无情的自我批判，决心坚决抵制恋爱对学习的影响。
马克思的父亲一直对两个人的热恋感到惶恐和不安，担心燕妮是否会真心爱马克思，担心燕妮的家庭反对这件事。
不过，没有多久，他的不安很快消失了。通过细致的观察，他深信这位漂亮的姑娘不会离开马克思而去追随一位爵爷。而且最让他高兴的是，两个孩子订婚后不久，燕妮的父亲就没有任何异议地同意了。
只有燕妮的哥哥一人不满，但他的阻挠并没有起到作用。因为他是个十足的名利之徒，燕妮的父亲也看不惯他这个长子。
而燕妮的弟弟的品德比哥哥好得多，与燕妮十分亲近，又是马克思最忠实的朋友，自然不会干涉他们的婚姻。
1842年的元旦，燕妮的父亲得了重病，马克思立即从波恩赶回特利尔，一直守在他身旁。两个月后，他去世了，马克思帮助料理了丧事。为了安慰燕妮，他没有立即离开特利尔，在燕妮家住了一段时间才返回波恩。
1843年的6月19日，两个相爱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在美丽的莱茵河畔度蜜月，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美好的时光，莱茵河把两个相爱的人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
马克思退出《莱茵报》之后，政府依然十分担心他会做一些对政府不利的事情，于是便指使马克思的朋友埃塞尔去说服马克思并给出高官和金钱做为条件，但马克思誓死捍卫自己在中学毕业时立下的誓言，为全人类的幸福而战斗。
从此，他埋头于理论问题的研究。首先，他批判地研究了黑格尔的哲学。
并发现黑格尔庞大复杂的哲学体系中存在着唯心主义体系和辩证法方法之间的矛盾。
1842年，普鲁士政府急剧地转向反动，取消了德国所有的自由报刊，这一举动使青年黑格尔派借助自己报刊实现理想国家的理想成为了泡影，促使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解体。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政治观点，而且提出了民主制的思想，认为人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而不是政府手中的玩物。
为了出版机关刊物《德法年鉴》，马克思和燕妮于1843年10月迁居巴黎。
到巴黎后，马克思和燕妮一直深入到工人当中去。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走到工人住宅区，亲眼见到了工人的悲惨生活，深切地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
马克思还与法国工人秘密社团的领袖们建立了联系，但他没有参加其中任何一个组织，他还结识了很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还会见了俄国政治活动家巴枯宁、波特金等人。
而且，马克思还认识了德国伟大的诗人海涅，海涅同样是由于受政府书报检察制度的迫害才逃到法国的。
马克思见到海涅时，他已经是46岁的人了，比马克思大21岁，不过他们两个人相识之后很快就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海涅很喜欢卓尔不群的马克思，他经常到马克思的家作客。当他遇到困难情绪消沉的时候，马克思能够使他精神振作起来。同时，马克思对海涅的创作思想也有较大的影响，使他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1844年2月，《德法年鉴》出版了一期双月刊。许多人对马克思的文章很感兴趣。
德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把马克思的论文看作是德国天才人物给予法国人民的最伟大和最优秀的礼物。
但是《德法年鉴》只出版一期就停刊了，原因是普鲁士政府不允许它在德国发行，而且主编卢格也反对有革命锋芒的文章。
在此之后，马克思在一家德国流亡者办的《前进报》上发表自己的文章。但不久这个报纸也遭到了查禁。
1845年1月16日，马克思被法国大臣驱逐出境。
马克思一家只好从巴黎迁居到了布鲁塞尔，并开始了他的经济学——哲学研究。
燕妮此时已是3个孩子的妈妈，尽管种种事情像重担一样压在她的肩上，她仍然陪同马克思积极参加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
马克思经常在工人协会演讲，燕妮经常随同前往。她从事工人的文化教育工作，热情地向工人们介绍荷马、莎士比亚等人的名著，有时还在工人协会的晚会上朗诵诗歌。
燕妮积极支持马克思的工作，从家里有限的财力里支付宣传费用。
1848年初，布鲁塞尔的工人群众响应巴黎的二月革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决定买一些武器装备自己。
燕妮支持马克思把一笔数千塔勒的巨款贡献给战斗的工人阶级。
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燕妮一同被捕，马克思说：“我妻子的全部罪名就是她虽然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却赞成丈夫的民主信念。”
在被囚禁了18个小时后，他们被驱逐出比利时，但很快又回到巴黎继续参加战斗。
2.先进的思想
1844年8月，马克思认识了一位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年轻人，他就是弗里希·恩格斯。
恩格斯从英国回德国的途中，绕道巴黎，拜访马克思。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从此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开始了终身的合作。
在巴黎，经马克思介绍，恩格斯认识了法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和俄国流亡者，走访共产主义俱乐部，参加工人集会，与工人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法国工人的优秀品质和国际主义精神使恩格斯深受教育。
恩格斯在巴黎逗留期间，更多的时间是与马克思在一起交换意见，探讨理论问题。
他们从黄昏谈到深夜，又从深夜谈到黎明。虽然他们的经历不尽相同，但彼此发现在一切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马克思称赞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内容丰富而有独创精神的社会主义著作，对他很有启发。
恩格斯佩服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崇高的政治理想和伟大的奋斗目标。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都为能得到一个志同道合的战友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巴黎短短的10天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商讨了以后的工作，他们认为，首要的任务是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并在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把这个崭新的革命理论传播到工人运动中。
他们商定合写一部名为《神圣家族》的论战性著作。
恩格斯思维敏捷，文笔流畅，在巴黎那几天就完成了他分工撰写的部分。
马克思用了3个月的时间写完了其它部分。这部著作集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指出了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光辉著作。之后两个人的名字和事业就永远联在了一起。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回忆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
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巴黎会面之后，就下决心脱离商业，来和马克思一起干革命事业。
可是当他回到家里，父亲反对他从事共产主义运动，更不允许他搬到巴黎去。
恩格斯没有顺从父亲的意愿去经商。
他在巴门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之后，不顾父亲的阻挠，在巴门举行了共产主义集会，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1845年4月上旬，恩格斯也迁到比利时来居住了，两个人从此开始了新的合作。
他们于1845年7月12日启程，先到曼彻斯特，在那里住了1个月。
在那里的切特姆图书馆他们阅读了欧洲大陆难以看到的大量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为他们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45年9月，两位伟人开始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巨著。
在写作的过程中，两人实行了一种更加紧密的合作方式。
这一次，两人不是分写而是先进行讨论，而后一起写作。两人每天都一直工作到清晨三、四点钟才去睡觉。
两位作者出色的写作技巧和深刻的思想都融为一体。两个人紧张而又愉快地工作了9个月才完成这部著作。
但是，这部内容丰富的巨著却找不到出版商。由于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所以，不管能不能出版，他们都坚持把它写完。
这部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体系的形成。由于普鲁士政府的迫害，马克恩和燕妮离开了巴黎，迁居布鲁塞尔。为了不让普鲁士政府再有借口进行迫害，在1845年12月正式声明退出普鲁士国籍，从此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1845年上半年，许多革命者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纷纷从各国来到布鲁塞尔。而马克思的家则成为革命者的避难所。
渊博的知识、深途的思想和非凡的才能把许许多多的人吸引到他的周围。
马克思夫人燕妮的热情好客和举止得体，高尚的教养和令人钦佩的才能，使他们家成了革命流亡者和知识界先进分子聚会的场所。
马克思、恩格斯确信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奠基人，是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建者，但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必须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否则无产阶级就不能夺取政权，建立新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时期就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大量工作。
他们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情况看到，工人阶级虽然觉醒，成立了各种工人组织，但还比较分散，没有统一的思想指导。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潮在工人运动中占着支配地位。
而他们自己的科学共产主义，也不过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思潮而已。
因此，他们从1846年起越来越注意使自己的科学理论同工人运动密切结合起来，在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宣传自己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1846年2月，经过周密的准备，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领导核心由马克思、恩格斯和比利时的共产主义者菲力浦·日果组成。德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威廉·魏特林最初也是通讯委员会的成员。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很快同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建立了通讯联系。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传播科学理论进行斗争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这时，共产主义者通讯委员会又遇到了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就是蒲鲁东。
马克思与蒲鲁东是在巴黎相识的，当时他们经常在一起讲授经济学理论问题。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不一致，他们往往由讨论变为争论，而且是十分激烈的争论。但深入思考问题还是有好处的。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立后，马克思写信给蒲鲁东，建议他参加通讯委员会。
蒲鲁东回信了，他同意加入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并且说明他不能经常为委员会写通讯稿，为此表示歉意。
但是蒲鲁东认为自己进了委员会，就已经由工人变成理论家了。
他从此目中无人，自命不凡了。
他对马克思吹嘘说：“法国工人阶级的意愿显然同我的观点一致嘛！再说法国无产阶级对知识的渴望是很强烈的，只给他们血喝，怎么能受到欢迎呢？所以不需要暴力革命就能取得胜利……”
马克思发现了蒲鲁东思想的主意后就放弃了通过蒲鲁东与法国工人运动建立联系的打算，但同时给马克思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马克思、恩格斯对种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扩大了科学共产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先进工人逐步接受了他们的革命理论。
“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和许多成员在思想上都有了很大转变。
同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认识到过去信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表示愿意放弃陈旧的观点和密谋的策略，接受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参加同盟，并请他们指导改组同盟。
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改组大会。恩格斯参加了大会。
大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提议，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同盟，并改了口号。
口号由原来的“人人皆兄弟”，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大会讨论了在恩格斯指导下拟定的同盟章程。章程要求盟员信仰共产主义，盟员要始终以共产主义原则为规范，而不是以这个人物或那个人物为规范。
章程规定了同盟的各级负责人员由选举产生，不称职的可随时撤换。这样就堵住了任何想实行个人独裁的道路，开创了无产阶级政党民主集中制的先例。
在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和发展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了大量工作。
马克思经常发表自己的演讲，他批判了资本家与工人是平等的这种说法，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揭示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根本对立。向工人阶级指明了一个真理：工人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彻底推翻资本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努力增进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国际团结，促使无产阶级力量和民主力量建立战斗联盟，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努力创办了一个刊物。他们把《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变成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宣传报。
1847年10月，同盟中央委员会决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
因为当时同盟的不少支部中，宗派分子还很活跃。他们反对中央的纲领。所以同盟中央迫切希望马克思能出席这次大会。
他们给马克思写信说：“如果您能参加大会，我们真是高兴至极。我们将尽量减轻你们的费用负担。如果能克服这次危机，我们将取得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为这次大会作准备，恩格斯起草了《共产主义原理》。
他们约定先在奥斯坦德会面，然后一起去伦敦。因为这样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商讨所有的事情。
11月27日，他们在皇冠饭店会面，详细讨论了大会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天一起横渡英吉利海峡，前往伦敦。
大会顺利地举行了，通过了新的共产主义同盟章程。比过去的章程有了很多的改进，这些改进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努力的结果。
马克思在会上论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人们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理论。因为他说出了工人们的心里话，符合工人的自身利益。
大会顺利地举行，从此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登上了历史舞台。这要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在伦敦期间还发表了许多演说。给英国的工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时接触过马克思，听过他教诲的工人，把他看成可以信赖的对象。
从此，马克思伟大的事业迈出了第一步，他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他不停地为他的事业而奋斗着。经常给工人们发表演说，听过他演说的工人，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都赞扬他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民领袖。
共产主义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了一项新工作。
这项新工作就是完成大会对他们的委托，起草一个公开发表的纲领。
他们两个人在伦敦就开始动笔，回到布鲁塞尔后继续写。
1847年12月底，恩格斯为了工作需要，返回了巴黎，马克思也要起草一个公开发表的钢领。
在此之前，恩格斯曾经写过两个草案，一个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另一个是在此基础上修订成的《共产主义宣言》。这两个纲领草案都采用了问答形式。
恩格斯对这种问答形式并不满意。他给马克思写信说：“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在的形式是完全不适合的。”
马克思完全赞同恩格斯的意见，他们决定把原来的纲领草案改写成党的战斗宣言，取名《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了，是单行本，很快又经马克思、恩格斯修订出了新单行本。
《宣言》好像一声春雷，唤醒了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又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共产党宣言》的出版立即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848年它就被译成法文、波兰文、意大利文、丹麦文、佛来米文和瑞典文，后来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在全世界广泛传播。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使命的理论。”
《共产党宣言》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考察了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发展和斗争的历史，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
《共产党宣言》还规定了党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共产党宣言》给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他的思想鼓舞着无产阶级战士去战斗。
3.至死不渝的信念
马克思和燕妮在流浪的生活中继续着他们的爱情，他们相互关爱着对方，因此他们的爱情显得温馨和甜蜜。
1844年的5月1日？熏在巴黎的郊外，马克思的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世了。
这个孩子长得很可爱，为了记念他和燕妮的爱情，马克思将她取名为燕妮。
燕妮感到非常幸福，每当谈到这个女儿的时候，她都有一种做母亲的自豪感。
燕妮非常细心地照顾这个孩子。她曾经幻想有一个大家庭，孩子们长大成人，都能成为像她丈夫那样漂亮而勇敢的人。
在她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她幽默地说：“有一个穷人，虽然他生活困难，但在他家中每年都过一次‘教堂的节日’，也就是说生一个孩子，这个穷人准备欢度第11次这样的节日。”燕妮本人就不愿意自己这个迷人的小女儿将来唱“独角戏”。
这时，马克思在巴黎的工作生活的条件越来越困难，之后又因为《德法年鉴》的倾向性问题，被驱逐出法国了。
从此，马克思的家庭开始了艰苦的漂泊生活。他们决定去比利时，但是，又没有路费。
深冬季节，燕妮病了。马克思不得不把生病的燕妮和小女儿留下，一个人去了布鲁塞尔。因为警察当局命令他必须在14小时之内离境。
燕妮拖着带病的身体，典当了家中仅有的值钱物品，两天之后也跟随丈夫而去了。
到达布鲁塞尔后，马克思已经一贫如洗了。他们没有钱继续雇用保姆了。
这时，燕妮又怀孕了。燕妮的母亲就把自己身边的一位忠实的女仆海伦派到布鲁塞尔来。
海伦在安排生活和料理家务方面，大大超过了燕妮。她始终和马克思一家同甘苦，共患难，经历了许多可怕的贫困、饥饿和恐惧灾难的岁月。
她照顾着孩子，招待着朋友，关怀着一无所有的流亡者，甚至整夜地缝补、洗濯和伺候着家里的病人。
1845年的9月，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取名为劳拉。
1846年12月，他们生了一个盼望已久的儿子。马克思和燕妮很高兴，给他取名为“埃德加尔”。埃德加尔本来是燕妮弟弟的名字，当时他就在马克思家里住。
马克思夫妇给自己儿子起名为埃德加尔有双重的意义，既表示对自己独生子的宠爱，又表示对自己弟弟的亲切关系。
埃德加尔不愿和他的同父异母、身居高位的哥哥生活在一个地方，终身到处漂游。1845年秋，他来到马克思家，还参加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846年的春天，马克思的生活更加困难了。他手中已经分文没有了。只得把燕妮出嫁时带来的金银什物和一大部分亚麻布送到当铺里去，并从一年前租得的那所住宅搬出。到了很小的“野林”旅馆内居住。这时他们的小儿子埃德加尔断了奶，本应该再雇一个佣人。可是由于贫困，这件事不可能实现。
1848年，马克思得到了父亲一笔不小的遗产。他们的生活刚刚好转，革命爆发了，工人急迫需要武器。他们在没有生活费用来源的情况下，从遗产中拿出很多钱给工人购买武器。这件事政府知道后，立即逮捕了他们。
政府逮捕马克思夫妇，又不敢公开说出逮捕的“理由”。如果他们说出逮捕是因为马克思拿出私人的钱给工人购买武器。就会引起工人们的武装抗议。
他们玩了种种花招，先下了比利时政府的驱逐令，要求马克思在24小时之内离开比利时。
这道驱逐令并没有使马克思手忙脚乱。因为马克思在前一天接到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撤销基佐政府1845年初驱逐马克思的命令，并邀请他返回法国。
马克思也准备迁往法国去，所以，他接到比利时王国的驱逐令之后，就立即着手整理行装。当时比利时有一条法律，即在日落和日出这段时间里公民住宅不可侵犯，这条法律完全该保护马克思在当天夜间准备好行装。
可是比利时政府却在夜间一点钟派了1名警官和10个警察闯进了马克思的住宅，搜查了整个房间，但没有发现任何可供逮捕的证据。最后以马克思的身份证不妥贴为借口，逮捕了他。
马克思被带走后。他的妻子非常惊惶不安，她立刻跑到比利时律师、民主协会主席、马克思的朋友若特兰家里，请求他设法营救马克思。若特兰答应帮助她。
燕妮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另一位比利时朋友日果先生。日果把她送回家里。这时他们看到两个曾逮捕过马克思的警察站在门口，燕妮急切地问他们：
“你们把我丈夫带到哪里去了？”
“如果你跟我们走，我们就告诉你他在哪里。”警察说。
于是，日果和燕妮一起和警察来到市政厅。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警察不但不告诉他们马克思的下落，还把他们两个人分别送进了监狱。
下午3时，马克思和燕妮、日果被分别提审，由于没有任何犯罪的证据，他们很快被释放了。
可是，驱逐马克思的命令已经过去18小时，马克思来不及料理一下私事就得离开。
他们带着3个孩子和女仆一起离开住所，前往巴黎。
1848年2月，由于《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无产阶级日益觉醒，因此欧洲大陆开始爆发革命。
革命爆发的原因是：欧洲大多数国家保存着封建专制制度，阻碍了资产阶级的发展，资本主义和封建专制统治之间的矛盾激化。1845年～1846年的欧洲大陆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农业欠收和1848年的经济危机，则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这些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封建残余，争取民族独立，建立统一的国家，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
经济落后、民族分裂、人民生活贫困，早就酝酿着一场巨大的风暴，而1845年的农业欠收、粮价上涨，以及1847年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使欧洲许多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这就直接点燃了这次革命的烈火。
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无法继续忍受压在他们头上的灾难，先后在欧洲各地发动革命。
1848年2月，法国巴黎爆发革命。革命群众不顾当局的威胁，撇开动摇的资产阶级，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高喊“改革万岁！”“建立共和！”的口号，同政府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结果推翻了金融贵族的统治，宣布实行共和。巴黎革命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欧洲各地。
马克思丛报上看到巴黎革命的消息，非常高兴。他为巴黎工人的胜利欢呼，他深信其他国家的工人也会跟着拿起武器。果然，比利时很快也开始了要求成立共和国的运动。
在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鉴于形势的变化，决定把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给布鲁塞尔区，以便及时指导欧洲大陆的革命。于是在布鲁塞尔成立了新中央委员会，由马克思直接领导。
马克思通过共产主义同盟支部、德意志工人协会和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积极开展活动和组织群众，迎接日益逼近的革命火暴。
1848年3月1日，这正符合马克思的心愿，他早就盼望着奔赴革命斗争中心的这一天。
3月5日，马克思到达巴黎，他发现在巴黎的流亡者中流传着一种危险的作法：组织武装志愿军，打回老家去解放自己的祖国。
参加志愿军的人很多，但他们往往到达边境时就被出卖给自己的政府了。
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把革命当儿戏的冒险主义。3月8日，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一个公开进行活动的德国工人俱乐部，马克思以俱乐部为阵地，进行了细致的说服工作。终于使人们认识到，在祖国人民准备起义时，志愿军如果采取武装进攻祖国的做法，只会使本国反动派以外来敌人的借口扑灭刚要燃起的革命火焰。
3月10日，马克思和一些革命领导人组成了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任主席，恩格斯还留在布鲁塞尔，他也被选为委员。委员会成立后几乎天天开会，商讨无产阶级战士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应当采取的策略和措施。
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人民举行起义，迫使首相梅特涅逃亡国外，成立了一个自由资产阶级的内阁。18日普鲁士也暴发革命。
人民胜利的消息传来，马克思虽然同战友一样感到高兴。但他认为，必须打消工人和小资产者对资产阶级内阁存在的幻想。使他们明确认识这次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把革命推向前进。
因此，马克思于3月底为中央委员会拟定了一个纲领，这就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其中包括行动纲领17条。
3月底，以传单的形式在巴黎散发了这个《要求》，4月初，在德国许多报纸上刊载。
4月初，马克恩和恩格斯一同回到德国参加革命，为了把革命推向前进，马克思想创办报纸，以便指导各地的斗争。
当时在科伦的一些民主党人已在准备创办一家报纸，宣传的范围只限于科伦一个城市，并打算把马克思排挤到柏林去。
马克思到达科伦后进行了紧张的活动，说明了他的办报主张，只用了24小时就争取了多数支持者，把办报的倡导权夺了过来。
接下来的事就是为报纸筹集基金。恩格斯回到巴门，其他盟员也到各地去筹钱。恩格斯的父亲不同意他革命，一分钱也不给他。他只好从生活费中挤钱。马克思也从父亲的遗产中拿出一笔钱，加上通过征求订户收到的订费。总共筹到了13000塔勒，勉强解决了出版报纸的资金问题。
报纸取名为《新莱茵报》。这是因为一方面表示同过去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有继承关系，一方面加上一个“新”字以说明两者之间有差异。
报纸的副标题是《民主派机关报》，因为马克思认为用民主派的旗帜更有利于团结更多的人。以便教育和提高他们的认识，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
报纸原计划在7月1日出版，由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反动派迫害的步子也在加快，马克思决定报纸提前出版。
5月31日晚《新莱茵报》创刊号书版印刷完毕。报贩们来到编辑部，取走刚印好的报纸，立即分送到科伦全城。马克思渴望已久的无产阶级的宣传武器《新莱茵报》终于诞生了。
马克思从此更忙了，处理报纸的财务要花费不少时间，同当局和反动派的威胁与纠缠，同其它自由派报中的诽谤等等作斗争，也耗去了他许多精力。
总而言之，马克思是编辑部的灵魂。后来恩格斯回忆说，马克思的任何决定“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和无需置疑的，所以大家都乐于接受它。”
恩格斯指出《新菜茵报》的政治纲领有两点：“要建立统一、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报纸从创刊号直到最后一号，始终都忠实地遵循自己的政治纲领。
《新莱茵报》从第一号起就无情地揭露了大资产阶级同国王进行的种种妥协活动。报纸用每天发生的事件引导读者看清反动派正在用禁止集会和游行、逮捕和武装袭击等手段来夺回他们在3月失去的阵地。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注法国革命的进程。巴黎工人在6月第一次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同比自己强大得多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展开英勇而坚韧的斗争。马克思通过《新菜茵报》向德国工人报道了他们浴血斗争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在1848年的革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他们对于俄普奥等国几次瓜分波兰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并通过报纸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残暴和卑鄙。
由于《新莱茵报》始终坚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支持一切民族的解放斗争，它赢得了广大人民和坚定的民主派的信任。3个月内它的印数就达到5000份（在当时是很多的）。
同时它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也引来了德国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敌视和迫害。
7月6日，科伦法院传讯马克思，控告他侮辱国家官员和警政人员，搜查了报纸编辑部。
8月初，科伦警察厅通知马克思，科伦市政当局不承认他是“普鲁士臣民”，妄图再次把他驱逐出境。9月26日，科伦实行戒严，《新莱茵报》同其它民主派报纸被勒令停刊。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经过种种努力，使报纸于10月12日复刊。11月14日马克思再次被法院传讯。1849年2月初，普鲁士政府又接连两次控告马克思危害国家。
马克思在法庭上义正辞严，始终为《新莱茵报》的文章进行辩护，无情地揭露反动政府的种种无耻的迫害，大声宣称“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是摧毁现存制度的一切基础！”
马克思不仅被传讯，他的信件经常被非法地扣压并拆封，警察和便衣对他进行跟踪和盯梢，还写匿名信进行威胁等等。
《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其他成员也受到种种迫害。
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镇压了人民起义后立即把刺刀对准了《新莱茵报》。反动政府先对恩格斯发出了通辑令，当马克思刚从外地回到科伦时，驱逐令已经等着他了。紧接着，其他几位编辑也被通辑。
《新菜茵报》不得不在5月19日出了它的最后一号就停刊了。最后一号是用红色油墨印的，发行了数千份。《新莱茵报》虽被查封，但它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指导着无产阶级革命，并鼓励着人们把革命的烈火继续燃烧下去。
马克恩继续为无产阶级战斗，他不停地工作，广泛地开展活动。
三月革命后，资产阶级的政府决定在5月初进行选举。科伦工人联合会认为选举不是直接选举，认为选举结果不公平，所以号召工人不参加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的选举。
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认为这样做会导致无产阶级脱离政治斗争，并对民主运动不利。
他们向工人们说明，应当充分享用争得的权利，设法在选举中选出民主派的候选人，以加强整个民主运动。工人们接受了这一主张，在选举中投了民主派候选人的票，把民主派的代表选进了议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参加了科伦的民主协会，在对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8月23日，维也纳发生了新的流血事件。工人们为反抗政府降低工资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动政府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
在革命可能被大资产阶级出卖的严重时刻，马克思为了加强民主运动的联系，指引斗争的方向，于8月25日动身去柏林和维也纳。
马克思在柏林只呆了两天，会见了参加柏林制宪议会的同盟成员和民主派的其他代表，同他们讨论了当前的局势。提醒他们警惕日益嚣张的反动势力。然后匆忙赶去维也纳。
马克思到维也纳后，立即参加了当地民主联合会举行的一次会议。在关于最近维也纳流血事件的辩论中，马克思坚决反对向奥地利国会请愿和派代表团晋见奥地利国王。
马克思指出，国王不是最高权威，最高权威是人民，大家必须面向人民，必须采用一切办法向人民作工作。
8月30日，马克思在维也纳的工人联合会上发表演讲。介绍了国际政治形势并阐明了无产阶级运动的任务。
9月2日，马克思又做了一次报告，论述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清楚地说明工人阶级受资本家剥削的根源。
马克思无时无刻不同群众在一起。9月12日，马克思回到科伦，当晚参加了工人联合会同民主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
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民众大会，抗议国王在英国和沙俄的压力下同丹麦签订可耻的停战协定。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非常关心城市工人和市民的革命运动，同时也竭力发动农民起义去反抗封建地主的剥削。
1849年5月，《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离开科伦，前往法兰克福，同先到达的恩格斯一起劝说国民议会中的左派议员，试图说服他们公开参加德国西部的人民运动，号召全国人民拿起武器保卫法兰克福议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机构。
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前往发生起义的巴登、宾根等地进行活动。恩格斯还直接参加了战斗，直到起义最后失败，他才离开德国去了瑞士。
7月初，燕妮带着孩子由科伦来到巴黎，马克思一家的生活非常困难。
报纸停刊后，马克思把发行报纸和出卖印刷机的全部收入都付给了工人、通讯员和编辑。全家人不得不靠借贷和朋友们的资助维持生活。
7月19日，法国当局勒令马克思离开巴黎到西北部的摩尔比安。而那里是一个热病流行的沼泽地，政府这样做无异于“谋杀”。马克思拒绝了。
但法国当局还不罢休，勒令他24小时离开巴黎。由于经济困难，无法凑足全家的路费和重新安家的费用，马克思只得把即将分娩的燕妮和孩子暂时留在巴黎，于8月24日一个人动身去伦敦。
8月26日，马克思到达伦敦。那时欧洲各地的革命已先后被反动势力镇压，各国的政治流亡者纷纷来到伦敦。
同时，马克思特别希望恩格斯立即来伦敦，与他一同开始新的战斗。
马克思为了尽快展开工作，到达伦敦后立即同流亡来伦敦的许多革命同志组成了同盟的新中央委员会，以便推动同盟各地支部恢复工作。恩格斯于11月到达伦敦后也参加了中央委员会。
他们着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救济大批贫困的流亡者。
1849年9月18日，马克思在伦敦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全体大会上，建议成立救济流亡者的委员会，大会同意并推选马克思为该委员会主席。
为了使这些流亡者在这个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的异乡能得到一个栖身之地和一块充饥的面包，马克思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然而马克思本人这时候的生活却非常困难。燕妮在9月中旬带着3个孩子和琳蘅来到伦敦，11月，他们的第4个孩子出生了。
在伦敦这个大城市里，没有什么收入而要养活4个孩子是多么不容易啊！
债主经常登门逼债，他们只得把仅有的一点家具卖掉。交不出房租，房东就不给他们开饭，赶他们搬家，找警察来查封他们的家什用具。
马克思经常四处奔波寻找住所，他们一再搬家，一家7口往往挤在两间阴暗潮湿的小房子里。贫穷的生活使他们最小的孩子刚一岁就去世了。
这种困难虽然也给马克思带来了烦恼，但从来没动摇他对未来的信心。燕妮曾说，他即使在最恶劣的时候，也仍然十分幽默。
马克思认为，在这样严峻的处境里首要任务是把被驱逐的革命者紧密地团结起来，鼓舞他们的斗志，增强他们的信心。因此，同盟在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后，立即敦促德国各地，特别是科伦的同盟支部先后恢复工作。
为使重建的支部有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3月和6月两次为同盟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为同盟确定了未来革命中的任务，制定了在迎接革命新高潮中所应遵循的行动纲领。
3月和6月的《告同盟书》都由同盟派特使带回德国各地散发，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报告和声明也在德国报刊上发表。在马克思和其他战友的努力下，同盟又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继续战斗了。
为了用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武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头脑，马克思从1849年11月到1850年秋天，在伦敦德意志教育协会中讲述了政治经济学和《共产党宣言》。
同时，为了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并进一步发展和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积极筹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1849年底他们同汉堡的印刷厂主签订了出版和发行杂志的合同，并为杂志写了《出版启事》。1850年3月6日？熏杂志第一期在汉堡出版。由于警察当局的迫害和资金匮乏，到11月底杂志总共只出了6期。其中刊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写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农民战争》等重要著作。
1850年5月，普鲁士政府逮捕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许多盟员，控告他们“图谋叛国”。
马克思得到盟员被捕的消息后，为营救战友进行了十分紧张的活动。
由于普鲁士政府对同盟会的卑劣诬陷和压迫，1852年11月17日，共产主义同盟被迫解散。但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并没有停止战斗，而且更加坚定了信念。
4.曲折的革命生涯
19世纪50年代，整个欧洲再次陷入了反动势力的黑暗统治，旧秩序恢复了，旧制度重新运行起来。历史的车轮似乎在向后倒转。
由于革命的失败，马克思流亡到伦敦，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艰苦的一段日子。他的著作没有人愿意印，虽然从1851年起他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但收入十分微薄，不能驱散笼罩着他整个家庭的阴云。
马克思交不起昂贵的房租，只得住在条件很差的房子里，还不得不一再搬迁，最初他们住在伦敦西南郊区的安德森街4号，只有一个小套间，因为没有如期交付欠下的房租，被赶了出来。
住房问题耗去了马克思不少精力，而全家的生计更是他忙于应付的难题。为了全家能活下去，马克思不得不从小店老板那里赊欠肉、蛋、面包和蔬菜。赊欠也不容易，无钱还债就很难再欠。全家有时一连几个星期只能吃豆子和面包。有时连这种起码的食物也很难找到。
马克思经过艰苦认真的研究而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由燕妮最后抄写完毕，却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了。
然而马克思遭到的重大打击莫过于在几年里失去了3个孩子。1850年11月19日，刚满周岁的小男孩亨牙希·格维多患肺炎死了。燕妮为此悲痛欲绝。此外，使她难过的是，想到这个不幸的孩子成了家庭生活困难的牺牲品，尽管他并不是特别缺少照料。1852年4月14日，他们的小女儿弗兰契斯卡也只刚过了周岁生日就病死了。马克思当时穷得连棺材也买不起，幸好有好心的邻居法国流亡者的帮助才把她埋葬了。
他们最疼爱的儿子埃德加尔也在这个时候被疾病折磨死了。马克思和燕妮几乎承担不了这种失去爱子的极端痛苦，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倾吐了自己的不幸：“亲爱的孩子曾使家中充满了生气，是家中的灵魂，他死了之后，家中自然完全虚空了，冷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幸而从埋葬他那天起我头疼得不得了，不能想，不能听，也不能看。”
艰难的生活并没有摧毁马克思钢铁般的意志。此时，燕妮也在痛苦中分担着他的全部忧愁。为了让马克思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安心地从事科学研究，燕妮总是一个人挑起生活重担。
马克思在这期间给燕妮的惟一的一封信里倾吐了对她的无限深情和感激，埋怨她不应该把什么不痛快的事都向他隐瞒起来，信中说：“如果可怜的你，不得不在实际上忍受一切的话，那么正义要求我至少在思想上同你一起经受一切痛苦。然而，我知道你的性格非常柔软，有一点美好的希望就会使你振奋起来。”
燕妮不仅在生活中对马克思体贴入微，在科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中也是马克思不可缺少的助手。正是由于对人类伟大事业有着共同的信念，正是由于她具有乐观而坚韧的秉性，使她在马克思处于最坚难的时刻，默默无闻地分担了他的许多工作。
她第一个阅读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提出中肯的意见，她抄写或笔录下马克思的全部文稿，而且常常夜以继日，为的是能及早寄出以便尽快复印。
她还代表马克思参加各种集会和活动，同出版商谈判出版事宜和稿酬等等。他们共同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他们也一起享受了数不完的欢乐。
马克思在和燕妮短暂离别中写给她的一封信里倾吐了自己无限深挚的爱情：“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在马克思的生命中不能没有燕妮，她始终同他并肩战斗在一起，“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热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
在马克思家里，虽然经常笼罩着贫困的阴影，但是没有失去欢乐的气氛。马克思尽管工作紧张，又为生活操劳，但他非常喜欢同孩子们一起嬉戏玩耍。
他是孩子们“最好的游伴”和“理想的朋友”。女孩子们骑在父亲肩上玩“骑兵游戏”，把他套在椅子上当“公共马车”，亲昵地叫他“摩尔”、“老尼克”和“山神”。
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恩格斯给了马克思许多的帮助，他同马克思一起战斗，同时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体现出无私的革命友谊。
1850年11月，思格斯回到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重新同他一向厌恶的“鬼商业”打交道。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心甘情愿地给自己套上了这副可憎的枷锁。
这期间恩格斯在经济上给了马克思一家无私的援助。开始时他只能不定期地给马克思寄去几个英镑，后来他每月、甚至每周定期汇款给马克思，许多年后恩格斯成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不断把大笔款子寄往伦敦，使马克思在最困难的时刻免于挨饿，在生活稍有改善时能更加安稳地工作。
20年后，当他最后一次去营业所时忍不住高兴地喊道：“最后一次了！”他挥舞着手杖，唱着歌回到家里，同亲友们一起庆贺他最终摆脱了这种可恶的生活。
风华正茂的恩格斯能如此平静地忍受他最讨厌的生意经达20年之久，这“不仅是为了帮助自己的朋友，而且也是为了保存党的最优秀的思想家。”
马克思非常理解恩格斯友谊的分量和价值。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里真诚地吐露了自己的感情：“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惟一能使我挺起身来，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
恩格斯不仅白天在营业所里服苦役，晚上也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帮助马克思。由于马克思当时还不能用英文熟练地写文章，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德文通讯稿，全部由恩格斯译成英文。
为了赶上邮船的班次，及时把稿件寄到美国，恩格斯常常连夜把马克思的文稿翻译过来，有时还要对文章进行修改，最后亲手在深夜里把它送交邮局寄出。
恩格斯1852年10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要替你翻译全篇文章，我的身体不行。我是今天早晨收到文章的。整天在办事处，脑袋都忙昏了。今天晚上七、八点钟喝完茶才把这篇东西读了一遍。然后动手翻译。现在是11点半，我译到文章自然分段的地方，并把译好的这一部分寄给你。12点文章必须进到邮局。……其余部分将很快译完，下星期途经南安普顿把这部分寄出，或者在星期五寄出。同时你应该把你下一篇文章写完。”
后来马克思虽然已经能够用英文流畅地写出通讯，但恩格斯为了让马克思有更多的时间专心致志研究政治经济学，早日结出丰硕的成果，干脆代替马克思给《纽约每周论坛报》写了大量的文章。他根本不顾自己可能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卓越成就，全心全意为马克思进行研究工作创造一切条件。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种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深为感动和不安，他在信里对恩格斯说：“我的良心经常像噩梦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才让它们荒废。”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长期两地分离，但这两颗伟大的心却息息相通。频繁的通信是联系他们的纽带。在这20年间，他们来往书信有1300多封。这些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理论财富。
马克思自从和恩格斯交往后，他所有的著作和文章，没有一篇不经过恩格斯阅读就发表，没有一篇不征求恩格斯的意见就付印。
马克思经常对恩格斯这样说：“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但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是人类的天才，而我们最多只是能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风貌、气质和个性虽然各具一格，但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志向却完全融为一体。他们在政治风浪中并肩战争，在科学的炼炉中切磋互勉，在人生的坎坷道路上彼此激励。
马克思在不幸的时刻把恩格斯的友谊看成是最大慰藉，而恩格斯在他夫人去世时也只有马克思能为他分忧。
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友谊使他们在困难时期艰难地走了过来，他们为了共同的事业而不停地奋斗。
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许多人经受不了困难而叛变脱离革命。有的悲观，有的显得十分急于成功。1848年～1849年，革命进入了一个低潮时期。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对革命暂时受到挫折后的形势作了客观的科学的分析，他们既不气馁退却，也不盲动冒进，而是扎扎实实地做各种准备工作，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马克思又把理论研究的工作提到首位，他暂时回到书房，继续从事他早已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为完成经济学中的伟大变革，为锻炼未来斗争需要的新的思想武器，顽强学习，刻苦钻研。
他厌恶那些高喊革命、热衷空谈的人，嘲笑说：“民主派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功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因为正如可尊敬的维利希所常对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这样简单！不错，在这些空洞无物的脑瓜里确是如此！真是些头脑简单的人！”
当时马克思的处境异常困难，贫困的阴影紧紧相随，各种攻击诽谤也随之而来。无论是来自敌人营垒还是来自昔日同路人的那些造谣诬蔑。他都毫不介意，正像恩格斯所说的，他“把他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马克思不仅自己埋头研究理论，而且引导李卜克内西、沃尔弗、施拉姆等人努力学习，鼓励他们广泛吸取革命所必需的各种知识，掌握斗争所不可少的理论武器。
在马克思的榜样力量鼓舞下，在他的积极引导下，他的战友和学生利用战斗间歇刻苦学习。恩格斯说：“一般说来，马克思对学习是相当刻苦的。”因此，从他们中间成长出了一批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马克思不仅关心自己身边的那些革命流亡者的成长，而且关心各国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经常给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他虽然被迫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但同那些曾经与之并肩战斗过的德国工人一直心连着心。德国工人公然把马克思看成自己的领袖。
他们在准备采取重大革命行动时，常派代表向自己的领袖求教。1853年和1856年，莱茵省工人准备武装起义，他们两次派代表到伦敦听取马克思的教导。马克思热情接待使者，耐心地向他说明当时的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斗争策略。马克思告诫莱茵工人，整个欧洲和德国的革命形势还处于低潮，莱茵省工人单独行动必遭失败，要他们不能鲁莽行动，以避免革命力量遭到不必要的损失。
马克思还利用当时在德国尚存的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刊之一《新奥得报》，同普鲁士当局作“隐蔽的斗争”，宣传自己的革命思想。
马克思对英国工人运动也关怀备至。他帮助宪章派人士创办《人民报》。为了支持这个报纸，身无分文的马克思为它写稿不取报酬。在他的帮助下《人民报》成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报纸。它在提高英国工人觉悟、壮大革命力量，推动工人运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还亲自参加了1855年夏天宪章派组织的两次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在第二次示威中险些遭到警察的逮捕。他还积极帮助琼斯克服思想上的妥协动摇。
马克思还通过共产主义者同盟会员约瑟夫·魏德迈、阿道夫·克路斯和共产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左尔格在美国撒播科学共产主义的种子。
他支持魏德迈在美国创建美国工人同盟，为创建未来的美国工人政党作准备。他还积极支持魏德还和克路斯把当时在纽约出版的《改革报》变成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阵地，组织自己的一些战友为该报写稿。
经马克思及其在美国的战友的努力，《改革报》成了一家优秀的工人报纸。同时，《改革报》做为一种新的战斗武器，指导着人类无产阶级继续战斗。
正当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的时候，中国人民开始对外反抗列强的侵略，同时对内反对腐败的清政府的统治。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治开始萌牙。
马克思十分关怀远隔重洋的中华古国，深切同情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强烈憎恨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压榨和欺凌。他和恩格斯从各种报刊上密切注意中国发生的事件，收集列强掠夺和侵略中国的各种罪证，研究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材料，写了许多文章声讨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声援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
马克思用大量材料揭露了英国的鸦片贸易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马克思和恩格斯热情地赞扬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揭露了沙皇俄国通过对华贸易和利用英法侵华战争对中国进行的掠夺。马克思特别揭露了沙皇俄国侵华政策的狡猾阴险，它靠狡诈的外交手腕，“不要花费一文钱、不出动一兵一卒，而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
帝国主义的恶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他们对外国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中国人民方面批驳了他们的谬论，公开为中国人民辩护……恩格斯义正辞严地指出：“这些向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自然会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办法叫做怯懦、野蛮的、残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么中国人管得着这些吗？既然英国人把中国人当作野蛮人看待，那么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全部长处。”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太平天国起义，高度评价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马克思指出，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它不仅动摇清王朝的统治，也会影响到欧洲的革命。
马克思不仅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而且十分同情被殖民者征服的印度的悲惨境遇。他严厉谴责英国对印度的野蛮殖民政策。
马克思愤怒地指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对于这样一个长期受尽奴役和欺凌的国家，马克思寄以希望，他认为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
1857年～1859年期间，印度人民举行了民族解放的起义。马克思从印度人民的起义中看到了东方殖民地人民新的觉醒，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支持。他写了许多文章分析起义的原因和性质，驳斥了英国资产阶级报刊散布的种种说言。
他还看到了殖民地的解放斗争对于宗主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意义。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
马克思在论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的文章中始终贯穿了这样一个光辉思想：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必然会影响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加深它的矛盾，加剧它的危机，削弱它的力量，从而有利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
马克思指导着东方被压迫的民族作解放斗争，他的思想便是斗争的理论基础，同时他也从东方看到了无产阶级斗争新的希望。
5.《资本论》的诞生
马克思经过25年辛勤的劳动，于1867年9月14日出版了伟大著作《资本论》。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成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也是马克思劳动的结晶。
马克思还在40年代初担任《莱茵报》主编的时候，就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兴趣。1843年马克思迁居巴黎以后，孜孜不倦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仔细阅读了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并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他这一时期经济学上的研究成果体现在《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里，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见解，这实质上是他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理论的萌芽形式。
1845年2月3日，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来到了布鲁塞尔。在这里，除继续研读以往经济学家的著作外，他还阅读同时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作品，并收集有关经济学方面的材料。
马克思打算写一本经济学著作，书名定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45年2月，他同达姆斯塔德的出版商列斯凯签订了出版合同，可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因为当局要求马克思把这本著作写成纯学术性的作品。马克思拒绝了这个无理的要求。后来列凯斯取消了合同，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对经济学的研究。
由于积极投入1848年～1849年革命的实际斗争，马克思一度中断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
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来到伦敦，重新钻研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学习特别勤奋刻苦，一段时间差不多每天都到英国博物馆去，整天在那里看书学习。
从1850年夏天到1853年8月，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官方文件和各种期刊中作了大量的摘录，写满了24个笔记本。
为了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生产，他还阅读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例如，为了弄清地租，他研究了农艺学，特别是农业化学。他千方百计熟悉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他在50年代最初几年摘录了生产中应用物理学和数学等等的历史资料。
185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推动他加紧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他期望这次经济危机会引起新的革命。他想尽快从理论上进行总结，用社会发展的经济知识来武装工人阶级，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清自己的革命任务，他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
从1857年7月至1858年5月短短10个月时间内，马克思写成了50印张篇幅巨大的手稿。这可以说是《资本论》的最初稿本。正是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继他的第一个发现——唯物史观之后，完成了第二个伟大发现。
这部手稿，马克思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而整理的。从1858年初开始，他在这一手稿的基础上开始写《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并打算分册出版。他本想尽快完成第一分册，但事与愿违。由于长期通宵达旦的工作，他劳累过度，不断患病。
贫困的生活也给马克思的写作带来了巨大困难。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经常花费很多时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报刊写稿，以取得微薄的稿酬。这就使他不能把主要精力用来写作经济学著作。
1858年5月，他从《经济学家》杂志了解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詹·麦克拉伦发表了《通货简史》一书。“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可是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里，新书要几个月后才能见到。而马克思又买不起这本书。于是工作就停下来了。他不得不向亲密朋友恩格斯求援，直到恩格斯寄来钱为止。
1858年8月，马克思开始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初稿，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写成了手稿，但他无法把稿子寄走，因为他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他没有手稿的副本。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开玩笑地说：“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只是在1859年1月收到恩格斯两英镑的汇款以后，他才把手稿寄给出版社。
这第一本小册子于1859年6月在柏林出版，书名叫《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马克思打算把他的这部巨著写成6册。第1册计划包含3章。已出版的虽然只包括前两章，但它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说形成，发展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从1861年8月到1863年7月，马克思又写了23个笔记本，这是整个《资本论》的第二个稿本。
1862年，马克思用《资本论》作为标题，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做为副标题来发表著作。这样《资本论》就产生了。
《资本论》做为有力的思想武器，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向资本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他在给他的一位朋友约翰·菲力蒲·贝克尔的信中说：“这本书无疑论正是向资产者脑袋发射的最历害的炮弹。”
马克思在这一著作的开头部分概述了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容。他再次从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细胞——商品出发，因为正是在商品中包含着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胚芽。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商品的两个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进而分析了创造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接着他深刻阐述了价值形式，直至货币的产生。然后分析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
《资本论》第一卷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心部分，即真正科学的剩余价值学说。这样马克思就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马克思根据对剩余价值实质的分析，第一次对资本下了科学的定义。资产阶级经济学把资本看作是物，是生产资料，认为它是永恒的范畴。而马克思表明，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成为榨取工人无偿劳动的手段，占有剩余价值的手段时，才是资本，因此，资本是历史范畴，是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时，研究了劳动过程不同因素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不同作用。马克思指出，资本家把一部分资本用来购买生产资料，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只是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去，它并不创造新的价值。他把这部分资本称为不变资本。而资本家把另一部分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新的价值。他把这部分资本称为可变资本。
马克思把资本划分为不变和可变资本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通过这样的划分，他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说明了不是全部资本，而只是可变资本才是剩余价值的来源。
马克思还阐述了增加剩余价值的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延长工作日。在一个工作日中，有一部分时间是工人用来再生产劳动力价值的，这部分劳动时间是必要劳动时间，在这一时间内耗费的劳动是必要劳动。另一部分时间是生产剩余价值的，这部分时间是剩余劳动时间，在这一时间内耗费的劳动是剩余劳动。
资本家总是力图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写道：“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可以靠延长工作日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这种靠延长工作日而增加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
另一种增加剩余价值的方法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是工人创造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要缩短这部分时间，就得降低工人及其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就是要提高生产生活资料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用这种办法增加的剩余价值就是相对剩余价值。
马克思在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以后，详细地分析了资本积累的问题，也就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问题。
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是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家把工人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规模。
马克思根据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分折，表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根据这一规律，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长，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极上，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而在另一极上，劳动者遭受的压迫，剥削以及失业和贫困不断加深。
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分析，彻底驳倒了资产阶级学者关于资本家勤劳起家的谎言。这些人把原始积累描绘成田园诗式的东西，说什么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人勤劳聪明又十分节俭，另一种人是懒惰而又挥霍无度的无赖汉。第一种人逐渐积累财富成为资本家，第二种人穷得一贫如洗，只得出卖劳动力，去当雇佣工人。
马克思尖刻地讽刺了这类神话，提示出原始积累的实质，指出“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由于这个分离过程，一方面形成了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形成了无产阶级。
马克思以英国为例，用大量的血淋淋的事实揭露了农民怎样被剥夺了土地，赶出了家园，沦为乞丐和流浪者。
资本原始积累还与进行殖民掠夺、贩卖黑人等暴力手段联系在一起。因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原始积累“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本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无产阶级的实质，有的打击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资本论》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准备很快完成第二、三卷。但是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并且身体很不好。
尽管工作繁忙，马克思仍继续收集资料，深入研究有关经济问题。例如为了写作地租理论，他甚至在1869年，年过半百的时候，开始学习俄文，“因为在探讨土地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从原文材料中研究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关系。”
70年代末期，马克思有意拖延第二卷的写作。这其中的原因有：
1是英国目前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他还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再形成理论。
2是还需要搜集俄国和美国等地的材料，以便继续研究。
3是医生警告他，要他把工作时间大大缩短，否则就会陷入1874年和以后几年的境地，那时他时常头晕，只要专心致志地工作几个小时就不能再坚持下去。
但是，病魔过早地夺去马克思的生命，他生前没能够实现《资本论》的写作计划。他在逝世前不久，嘱咐小女儿爱琳娜把《资本论》手稿交给恩格斯，希望他的亲密战友能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点什么”来。
一些革命者，特别是马克思生前的战友和朋友，都很关心马克思没有写完的著作的命运，他们热切期望恩格斯承担这一工作。
恩格斯把完成战友的托付和满足朋友们的愿望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明确地回答：“……在实际鼓励工作方面，我不会比别的任何人做得更多，然而在理论工作方面，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谁能够代替我和马克思。……现在，我已经63岁，本身的工作多极了，要用1年时间整理《资本论》第二卷，还要用1年时间写马克思传记，此外还要写出1843年～1863年间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史。……不妨想一想，那些大量的通信，以前是我和马克思两人分担的，现在己经有1年多了，不得不由我一个人来承担。要知道从各国自愿在马克思书房里聚集起来的那许多联系，我们是一定要保持的，我将尽力这样做。”
恩格斯同爱琳娜一起，勇敢地挑起整理遗稿这副重担。在梅特兰公园路41号马克思的工作室里，他们整天埋头于整理一张张零散的手稿、图表和笔记本，并细心地加以分类。
经过3个半月的紧张工作，他们终于理出了一个头绪，把所有手稿按时期归了类，其中主要的自然是《资本论》手稿。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艰苦劳动，恩格斯在爱琳娜和秘书的帮助下，把原稿系统化，空白的地方作了补充，加了许多注释，在修改和增补的地方作了必要的说明，终于在1885年完成了一部连贯紧凑犹如马克思自己写的《资本论》第二卷。
又过了将近10年，于1892年《资本论》第三卷也整理完毕并出版了，它“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资本论》一、二、三卷最终全部完成，恩格斯对此做了很大的贡献。列宁对恩格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是指引资产阶级进一步斗争有力的思想武器。
《资本论》的出版给资产阶级造成了很大的打击，资产阶级想把它毁灭掉。
由于马克思的朋友，首先是他的战友恩格斯在不同的报刊上发表许多评论文章，这个阴谋才被打破。
随着这一划时代著作在各国的传播，它在工人阶级中影响的增长，资产阶级学者们就千方百计对它进行种种攻击、污蔑。而现在，有的资产阶级学者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经济理论在历史上的地位，但同时又宣扬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过时”，有的在承认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某些长处的同时，又企图从根本上歪曲和否定他的劳动价值理论。
现代资产阶级理论家不断宣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工资较高，以此来证明资本主义剥削已不存在，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从而说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过时。然而事实不是这样的。
《资本论》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而且也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的巨大理论宝库。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他在研究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经济形态的性质、特征过程中，在论述它的形成和发展规律时，也涉及一般物质生产的基础，涉及人类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谈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等概念时就说过：“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这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时，也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精辟的思想。
他指出：“劳动时间长的企业，在较长时间内只耗费劳动和生产资料，而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劳动时间短的企业，不仅在1年内不断地或者多次地投入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实践证明，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如果处理不好这两类生产部门的关系，过分注重前者的发展，而忽视后者，就会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过来，也会影响整个生产的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研究方法就更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因为在这里体现着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资本论》是马克思心血的结晶，为之他付出了40多年的心血，虽然在全卷中只占1／4的篇幅，但无产阶级战士从此有了学习的课本。
6.苦苦奋斗的岁月
19世纪50年代末，欧洲各国开始爆发工人运动，1803年波兰人民起义，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马克思在这期间十分关注各国的革命运动。
1864年9月26日，在伦敦圣马丁教堂里，悬挂着各个国家的旗帜，挤满了来自英、法、德、意和波兰等国的代表人物。马克思推荐的德国人代表埃卡留斯在会上发言很出色。而马克思则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也在讲台上扮演哑角加以协助”。经过热烈讨论，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选举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领导委员会。
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确实说明了工人运动已经重新兴起，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有新的提高，然而在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组织诞生之日，只有马克思一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他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为各国无产者在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基础上的真正联合，展开了繁忙而艰辛的工作。
当时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协会起草纲领性的章程。要使这份重要的文件既表达出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又能为当时工人运动中各种繁杂的思想流派所接受，无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然而马克思却完成得非常出色。
10月20日，在马克思家举行的小委员会上，马克思建议对章程逐条进行讨论，会议一直开到深夜1点，40条的章程才通过了第一条。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代表克里默建议，为了在11月1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能拿出一份《章程草案》，小委员会必须在10月27日的会上有一个肯定的结果，他的建议被采纳了，于是把文件全部留给马克思，由他加工修改。
马克思顺利地争取到了第一项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项权利——为国际工人协会制定纲领性文件，为它今后的全部活动奠定科学的基础。一星期后，马克思彻底改写了章程，用10条代替了原来的40条，为国际工人协会草拟了《成立宣言》。
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首先选中英国这面资本主义社会的镜子，用具体的数字清晰地勾划出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的图象：财富和实力的增长确实令人陶醉，但它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而这种令人陶醉的美妙景象又是来之于工人阶级的无情地被盘剥。
马克思在明确说明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利益绝对对立的同时，还提出工人阶级在这段黑暗时期中取得的两项成就，来鼓励他们的斗志，指明无产阶级运动未来的方向。这就是10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和工人们试验创办的合作工厂。
马克思还阐明了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的重要性，指出：各国工人由于忽视了并肩作战时的兄弟团结，结果使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各国工人应当团结一致，兄弟般地合作，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反抗它的对外侵略，在不能防止时就揭穿它，总而言之是这样一个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为了把思想水平参差不一和受到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影响的工人运动导入共同的轨道，马克思在创刊中只是最一般地阐述了无产阶级运动的纲领性原理。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章程还规定了参加协会的团员个人要严格遵守协会的纪律，保持行动的一致和团结。
11月1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草拟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在1866年的代表大会上经过讨论，也得到一致通过，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文件。
马克思为无产阶级做出了具大贡献，因此，他成为欧美各国先进工人公认的领袖。但马克思不喜欢别人宣扬他个人，他一直都保持着谦虚谨慎的美德。
1877年10日，有人写信给马克思，说他和恩格斯在德国工人中的威信要比他们想像的高很多。马克思回信说：“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文不值。
1863年5月，拉萨尔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后，利用各种手段宣扬他个人。他声称：“我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正确的。”拉萨尔的党徒们声称，不管是谁，只要企图推翻或者修改拉萨尔所阐述的信条中的哪怕一个字，他就是“人民”的叛徒。
联合会的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宣扬拉萨尔个人。他也自吹“几百家报纸每天把我的名字传到德国的穷乡僻壤”，要工人把他当作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的救世主来顶礼膜拜。
宣扬个人崇拜是为了实行个人独裁。在拉萨尔制订的联合的章程中，规定主席有权发布一切指令，有权决定全体大会和理事会的召开，有权任命副主席，有权任命地方全权代表，有权裁决谁能入会，谁不能入会。他说：“主席的权力必须尽可能独裁，否则会一事无成。”
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拉萨尔独揽大权，不择手段地安排亲信，排斥异己。联合会理事会书记瓦尔泰希对他的独断专行表示不满，拉萨尔下令把他开除出联合会。
1864年8月底，他为争夺一个贵族小姐在与情敌决斗前留下的遗嘱中，袭用封建皇帝指定继位人的做法，指定伯·贝克尔为他的继承人。拉萨尔在决斗时中弹而死，但是他的个人崇拜仍然有增无减。施韦泽主编的《国会民主党人报》上甚至用“圣经、教会和主”之类赤裸裸的宗教语言来宣扬拉萨尔，狂呼“拿撒勒的耶酥死了，斐迪南·拉萨尔万岁！”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同时，对他制造的个人崇拜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们对拉萨尔的令人作呕的自我吹嘘和装腔作势，深恶痛绝。马克思针对拉萨尔的在工人中冒充理论权威、炫耀自己、骗取信任的行为指出，把革命和科学作为追名逐利、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是十分卑鄙的举动。
马克思说，拉萨尔的组织是一个纯粹的宗派组织。这种组织是和国际工人协会所追求的真正的工人运动组织相敌对的。
他们一再要求德国工人报刊清除对拉萨尔的个人崇拜，揭露他企图充当工人“独裁者”的野心。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以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白拉克为代表的德国先进战士教育工人群众摆脱拉萨尔的影响，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1869年8月，他们与拉萨尔派控制的全德工人的声明中鲜明提出：“我们的口号是：打倒宗教主义！打倒个人崇拜！打倒那些口头上承认我们的原则而在行为上背叛我们原则的阴谋家！8年成立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抛弃了个人独裁制，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章规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一切重大问题，选举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由5人组成，实行集体领导。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专权，还设立一个监察委员会。如果中央委员会有越轨行为，监察委员会有权停止个别中央委员会以至整个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召开全党代表大会裁决。
此外，还建立一个仲裁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之间发生冲突时由它来裁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拉萨尔的个人崇拜的一个重大胜利。
马克思和思格斯强烈反对个人崇拜，恩格斯在1891年公开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让无产阶级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把有关拉萨尔的神话当成党的信念的象征。要和一些宗派组织有一个明确的区名。
马克思虽然一直流亡国外，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关怀有增无减，并且关心着德国的民主革命。
在马克思担任德国通讯书记后，他曾经对在德国工人中有较大影响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工作，希望改变它的领导，争取它加入国际。
拉萨尔的信徒施丰泽1864年底在柏林办了《社会民主党人报》，李卜克内西在其中任编辑工作，报纸的办报纲领中也没有典型的拉萨尔口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同意为它写稿。
报纸发表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上发表了马克思应施韦泽的要求而写的《论蒲鲁东》一文，文章客观地指出蒲鲁东的功劳，同时也评述了他的错误。
不久马克思发现施韦泽仍然推行拉萨尔的纲领并为俾斯麦的统治效劳，就毅然断绝了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关系，不再争取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而提出让德国工人在德国当时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单个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1866年，国际工人协会在德国的一些城市建立了支部，它们人数虽不多，但在合作社、互助会和教育团体等合法组织的掩护下展开了工作。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国际作出决定，建议所有的工人学习《资本论》。马克思的这部“工人的圣经”，在国际这支无产阶级的大军中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
1867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先后被选入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他们利用这个全国性的讲台，揭露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制度和俾斯麦立宪的伪装。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人在德国工人中作了大量工作，逐渐摆脱了拉萨尔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接受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
1869年8月，爱森纳赫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并宣布该党的目的是废除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同时，国际工人运动也逐步壮大，马克思也因此为国际工人运动不停地操劳。
马克思通过国际和各国工人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他们那里了解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仔细研究他们寄来的消息和材料，认真考察有关各国的文献和资料。对他们的斗争策略提出中肯的意见。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起着无人可比的重大作用，享有极高的威望。
列宁说，马克思是国际工人协会的“灵魂”。
马克思对国际的事业有坚定的信念。而他在国际活动中采取的斗争策略却是灵活多样的。他瞩目于运动的未来，又着眼于当前的实际，他珍惜工人群众的共同愿望，又不忽视各种思潮的歧异。他谦逊、朴直，从不提及个人的威望和作用。他悔人不倦，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培植出一大批优秀的战士。
马克思最厌恶那些脱离现实斗争的空谈家，认为他们的空谈和遐想只能消磨工人的斗志，损耗他们的精力。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要推动工人去进行严酷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提高认识和炼就本领。但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绝不能脱离工人运动所处的现实情况。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整个活动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1865年马克思为伦敦代表会议准备的几条指示，就完全是根据当时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水平提出来的。
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里曾谈到这件事：“我故意把纲领局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使工人能够直接达成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而对阶级斗争和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的需要则给以直接的滋养和推动。”
会议的结果说明马克思的决策是正确的。马克思关于国际联合行动，缩短工作日、儿童和妇女劳动、合作劳动、工会和常备军的6点指示，在会上被大多数代表接受，并由大会作出相应的决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整个活动中，始终坚持有理、有节的斗争。他们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主要对准某派别进行说服斗争。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前一段时期，他们主要克服了蒲鲁东派忽视政治斗争、反对消灭私有制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后一段时期，他们主要粉碎了巴枯宁派否定权威、否定国家，企图一举革命成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阴谋活动。
总委员会是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机构，其中有各色各样的人物。马克思深知首脑对于指挥整个身体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因此，国际工人协会一成立，他就着手加强总委员会中的无产阶级核心。在他的倡议下，会议规定：不出席会议者不得选入总委员会，不出席会议而又不对其缺席表示歉意者则被认为自动退出委员会。这样就杜绝了那些沽名钓誉者钻入国际工人协会，并建立了一定的纪律。同时，在马克思的努力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许多盟员进入了总委员会。直到1865年春，有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退出委员会，保证了一批先进无产者团结在马克思周围。
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作中，马克思极度蔑视抬高个人声望，也十分憎恶沽名钓誉。
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开展活动默默无闻地日夜操劳而不要任何荣誉。燕妮最了解马克思，她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里谈到过这一点：“摩尔进行各种各样的工作，辛辛苦苦地通过巧妙灵活的办法，在全世界面前，在一大帮敌人面前维护矛盾分子的统一，制止协会去干各种蠢事，使颤抖的一方胆战心惊，他在任何场合也不出头露面，不参加任何代表大会，他负担着一切困难工作而不要任何荣誉。”
的确，除了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他没有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虽然有几次他曾准备在会上发言，但当他发现别人发言对斗争更有利时，他总是把发言的机会让给别人，并积极帮助他们进行准备。
马克思始终认为，促使国际工人协会获得这样巨大发展的情况，是由于全世界劳动人民遭受到日益加剧的压迫，而决不是他个人的功劳。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救世主”，而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普通群众之中。
马克思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终身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高尚情操感染了许多的人，但马克思只认为他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人，这正如他那句喜欢的格言：我是人，人所应有的我都有。
7.指导各国革命
1870年7月19日，在俾斯麦的挑动下，普法战争爆发了。
战争爆发的当天，国际总委员会开会作了讨论，决定委托马克思起草一篇宣言，表明总委员会对这场战争的态度。
马克思花了4天时间写成了宣言，7月23日经总委员会讨论同意，26日又提交总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宣言首先在伦敦《派尔——麦尔新闻》上发表，接着以传单形式印行了1000份。由于宣言发表及时，谈的是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因此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不久，总委员会决定增印1000份，并译成法文、德文，广泛传播。
马克思在宣言中明确分析了这次战争的性质、前途以及德、法无产阶级对战争应持的态度。马克思指出，交战双方的统治阶级都是为了本国王朝的利益而进行战争的。
1870年8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草拟了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复信，由马克思寄往德国。信的主要内容是批驳德国资产阶级企图吞并法国领土的反动谬论，重申无产阶级对此应采取的正确策略。
9月5日，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以传单形式发表了一篇关于战争的宣言，号召德国工人阶级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事业，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侵略阴谋。
战争的发展，完全不出马克思所料，不久，腐败无能的法国军队节节败退，普鲁士军队很快转入进攻，打进了法国领土。9月1日，两军在色当会战，法军惨败，法皇拿破仑被俘。
消息传到巴黎，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和不满，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宣布成立共和国。与此同时，普军在色当战役后长驱直入法国境内，很快占领了法国整个东北部，并且直接向巴黎进逼。
巴黎成立共和国的当天，龙格就打电报告诉了马克思。这时马克思刚从海滨疗养地兰兹格特休养归来。龙格的电报马克思在第二天凌晨4点钟收到。过了一天，即9月6日，马克思又收到由巴赫鲁赫签署的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寄来的一封信，要求总委员会尽快就共和国成立后的新形势发表一份给德国人的宣言。当晚，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写信给恩格斯，要他把有关亚尔萨斯和洛林问题的英文军事述评寄来，以便写新的宣言时应用。
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于9月9日正式发表。大革命以来，人民受资产阶级欺骗的历史教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将来。”
为了不让普鲁士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计划得逞，迫使他们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和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法兰西共和国的地位，让世界各国都来承认法兰西共和国。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同时，1871年3月18日清晨法国巴黎的无产阶级发动的革命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诞生了。
马克思、恩格斯密切注视着巴黎革命形势的发展，细心搜集和研究从各方面得到的关于公社活动的消息。在短短的两个月里，马克思亲笔从20多种报刊中摘录了几十万字的有关巴黎公社的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一个来往于巴黎和伦敦之间的犹太商人，秘密传递信件和口讯，与公社领导人弗兰克尔、瓦尔兰等人保持联系。
他们及时给公社领导人提出建议，指导公社进行正确的斗争。他们提醒公社采取更有效的行动来对付巴黎内部的反革命势力，向凡尔赛发动进攻，加强蒙马利尔高地北部的防御。马克思希望公社内部增强团结，克服非无产阶级倾向的影响。他们主张公社派代表到全国各地大城市去，发动广大工人和农民参加共同的斗争。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发动各种工人支援公社的活动。巴黎起义爆发后，各国反动报纸都追随凡尔赛反动派散布骇人听闻的谣言。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广泛地揭露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诽谤和污蔑，宣传巴黎公社的革命事业的伟大意义，他们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通过国际总委员会向所属支部发出了几百封信件。
马克思对巴黎形势的发展和公社成立后所采取的革命措施十分关心。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巴黎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合理建议和意见。公社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十分尊重，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或困难，都愿意找他们商量、请教。
当梯也尔政府大举向巴黎进攻，公社领导人之一瓦扬告诉他，公社在抗击反动派方面人手并不短缺，就是缺少有领导才能的人。法拉格听后马上写信给马克思，想请马克思动员恩格斯到巴黎去参加领导工作。“为革命贡献自己的才能”，由于种种原因和一些具体条件的限制，恩格斯未能去巴黎直接参加战斗。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无论在斗争策略、军事防御，还是在社会经济措施方面，都对公社领导人提了不少宝贵的建议。
5月10日，俾斯麦和法夫尔在代表双方签订正式和约时。曾秘密达成了共同采取行动镇压巴黎公社的建议，这项秘密协议对公社自然十分不利。
马克思得知这消息后立即告知公社领导人，但公社没有认真考虑这些事情，最后革命失败。
公社失败后，梯也尔政府对公社参加者和巴黎的无辜平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和镇压，数以万计的人被逮捕、判刑、流放和枪杀。成千上万的人在白色恐怖下不得不暂时远离祖国，流亡他乡。
6月6日，梯也尔政府在把公社运动彻底镇压后，又趾高气扬地向欧洲各国发出通告，诬蔑国际工人协会是公社的策划者和后台，要求各国政府协同一致地同国际工人协会作斗争，直至把国际完全消灭。
这样，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就面临着一个紧迫任务：揭露梯也尔政府的谎言和诬蔑，反对各国政府的迫害，积极援助公社失败后幸存的流亡者。而援助公社流亡者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反对引渡，维护流亡者的合法避难权，并想方设法使在国内还受到生命威胁的公社社员离开法国，逃往安全地带。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总委员会和有关人士去做英国政府的工作，要求英国政府给公社流亡者以政治避难权。但是英国政府十分狡猾，生怕得罪法国政府，因而对这一正义呼声不置可否。
1871年7月，为了统一安排救济工作，统一分配救济物资，总委员会成立了由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参加的公社流亡者救济委员会。马克思的女儿燕妮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担任秘书。
马克思的热心关怀，使流亡者深受感动。不少人把马克思的家看作是避难所，是生活希望之所在。而马克思一家对一切来客也总是热情接待，慷慨解囊。不少流亡者为之感动，他们在马克思的家里得到兄弟般的款诗。但因此马克思一家的生活又限入了困境。
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协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困难时期。在外部，它受到各国政府和反动势力的诽谤和攻击，它在法国被宣布为非法，它在德国的会员被判处徒刑，在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丹麦和奥匈帝国等地，国际工人协会都遭到了警察的疯狂迫害。罗马教皇也参加了对国际的反革命围剿，他号召天主教徒起来同“神的死敌”——国际工人协会作斗争，要先将国际的会员绞死，然而再为他们“祈祷”。
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协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国际内部，以巴枯宁分子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又同各国的反动势力相呼应，也想利用国际的困难处境来夺取领导权。
公社时期和公社失败后，巴枯宁分子趁机大肆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反对国际的正确主张。巴枯宁本人一方面诬蔑支持公社是犯罪、愚蠢的，另一方面又胡说他之所以是巴黎公社的拥护者，特别是因为它对国家的大胆的、明确的否定。
在这种形势下，国际必须回答巴枯宁分子的挑战，揭穿他们的分裂阴谋，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确定无产阶级今后的行动路线和斗争方针。为此，恩格斯主张召开代表大会。
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负责。这就为会议按正确方向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讨论筹备工作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先后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的建议。
1871年9月17日，代表会议在伦敦落幕了，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组织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同巴枯宁分子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伦敦代表会议提高了总委员会的威望，加强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内部组织性和纪律性，沉重地打击了巴枯宁分子的分裂破坏和夺取领导权的阴谋企图。
伦敦代表会议的这次较量虽以无政府主义者的失败而告终，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已枯宁主义者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们不顾会议的各项决议，依然大搞分裂活动。他们反对总委员会的集中领导，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独裁者，同时大肆鼓吹无政府主义。
为了还击巴枯宁分子的挑衅，马克思写了反对巴枯宁分子的内部通告。用种种具体事例揭穿他们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本来面目。
通过这一次的较量，无政府主义者的可惜面目更加暴露无遗，他们越来越孤立，但仍然十分猖狂，一场决定性的斗争迫在眉捷。
1872年5月28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召开国际工人协会应届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代表大会定于9月在海牙举行。
马克思深知这次大会任务繁重，它关系到国际工人协会的存亡，因此在会前做了充分准备，他写信给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瑞士和美国有关人士，收集巴枯宁分子搞分裂活动的材料，动员他们做好一切与巴枯宁分子作斗争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9月1日，马克思在夫人燕妮和女儿爱琳娜陪同下，与恩格斯一起来到海牙。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参加国际的代表大会，因此引起了到会者的注目，也说明了这次大会的重要性。在同一天举行的预备会上，他高兴地会见了来自德国，瑞士、葡萄牙等地的许多老战友。
大会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大会终于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的决议。
恩格斯提出的把总委员会驻地迁往纽约的建议，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会上做了说服和解释工作，也获得了通过。
大会批准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并决定稍加修改后把它正式列入协会的章程，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再一次肯定了根据巴黎公社经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对于反对权威、鼓吹自由联合的无政府主义者，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代表大会对长期进行分裂活动的巴枯宁分子作了组织处理，将其头子巴枯宁和吉纳姆开除出国际。
大会闭幕后第二天，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用德语和法语发表了演说，详细介绍了代表大会所完成的三项重要工作。
这次会议使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对巴枯宁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代表大会后，马克思和家人一道返回伦敦。
海牙代表大会后，他和恩格斯一起忙于向国际的各个地方组织宣传大会的精神，解释大会的决议。
尽管如此，马克思毕竟可以腾出一些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首先是继续写作《资本论》，以便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
马克思就这样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勤奋地工作着。他每天从清晨到深夜，除了吃饭或偶尔到外面散散步，总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埋头阅读、思考和处理各种问题。这时恩格斯已迁居伦敦，住在马克思家附近，两人经常见面，常在一起探讨问题，商讨工作。
从普法战争以来，马克思一直是在高度紧张和极度疲劳之中度过的。长期的劳累，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过度使用脑力而引起的剧烈头痛和严重失眠常使他不得不中断工作。在医生劝导下，马克思曾到几个疗养地作过短期疗养，但效果不大。为此医生不得不限定他的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4小时，不能尽情工作，这对马克思来说是极大的痛苦。但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
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特别是经过了国际的10年斗争，马克思的名字已经响彻整个欧洲。在统治阶级的眼里，它是恶名昭著，已成为危险可怕的代名词，必欲去之而后快。马克思深知这一点，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养病，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就用了“食利者查理”这个化名，并在生活上保持显贵的外表。
尽管如此，10多天后，马克思的行踪仍被反动派知道了。8月30日，维也纳的一家报纸《喷泉报》披露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国际的多年的领袖马克思和俄国虚无主义者的首领，即波兰普拉特伯爵，一起到卡尔斯巴德疗养来了。”从此以后，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的行动就受到奥地利警探的监视。但马克思已经缴纳了疗养税，又没有其他把柄可抓，奥地利政府一时也对他无可奈何。
1874年9月21日，马克思结束在卡尔斯巴德的疗养返回伦敦。在返回途中，又在德勒斯顿、莱比锡、柏林和汉堡停留了两个星期，作了些补充的治疗，并且会见了德国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和活动家，商谈了一些党内事务和同拉萨尔主义作斗争的问题。
1874年，马克思从卡尔巴斯德疗养地回来后不久，接到李卜克内西和海·朗姆的来信，说全德工人联合会建议同社会民主工党合并。
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前者成立于1863年，是拉萨尔派领导下的一个组织，由于执行机会主义策略，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衰落，后者是1869年在爱森纳赫成立的，所以叫做爱森纳赫派。它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虽也犯过一些错误，但基本上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
为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爱森纳赫派曾几次建议两派合并，但遭到拒绝。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对两派的迫害与日俱增，拉萨尔派在工人运动内部又日益孤立，而爱森纳赫派却得到人们的拥护，影响不断扩大，组织日益巩固和发展。在内外压力下，拉萨尔为了摆脱困境，主动提出与爱森纳赫派合并。
爱森纳赫派答应了拉萨尔派的要求，并一起制定了一个充满机会主义和庸俗民主主义的纲领草案，作为合并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统一纲领。
纲领发表后，马克思看后非常吃惊，对草案中反映出来的原则性的退步，感到特别气愤。
对于两派的合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但认为合并必须做到对工人运动有利，关键是应根据什么样的原则。只有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原则和纲领路线为基础，合并才能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希望爱森纳赫派不要拿原则当儿戏。他们也充分估计到拉萨尔派的本性难移，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机会主义的立场，因而认为与其匆忙合并，不如先签订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
在对爱森纳赫派提出这些善意忠告的同时，马克思对两派起草的纲领草案进行了严肃而透彻的批判，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这是一部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文件。它结合对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政治观点、经济观点和策略思想的批判，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论述了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的理论和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
在批判《哥达纲领草案》空谈什么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权利、公平分配时，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它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为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一个生产者所给予社会的，是他个人的劳动量，而从社会取回的。则是作了各种扣除后自己所给予社会的那些，这也就决定了这种社会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将从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那时分配的原则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下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里，马克思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后，人类将必然地经历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
对于《纲领草案》在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马克思也作了全面透彻地批判。指出《草案》宣扬的自由国家，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同时，马克思还对未来做出了科学的预见。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必须经历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转变时期，这个时期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1876年7月15日，国际工人协会在美国费拉德尔非亚城举行了最后一次代表会议，宣告解散。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停止，还在继续地指导革命。
在欧洲几个主要国家中，德国工人运动发展尤其被马克思、恩格斯所关注，这不仅是因为故乡的一切往往具有特殊的魅力，更主要的是那里形势的变化，局面的创新深深地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
德国自普法战争期间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统一后，资本主义获得了迅速发展，工人阶级不断扩大，实现统一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经过了对杜林主义的批判，也进一步获得巩固，党内一度出现的混乱思想得到了澄清，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些成就使统治阶级感到惊慌，所以帝国政府想方设法置社会民主党于非法地位，党的组织被取消，报刊被查禁，几百名社会党人被驱逐出境，不少党员被企业解雇。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德国大地，社会民主党面临着严重考验。
对于敌人的疯狂迫害，党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惊恐、动摇情绪在一部分领导人中出现了。
就在这时，流亡伦敦的莫斯特一伙人借机鼓吹无政府主义观点，要求党在客观条件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举行起义，同当局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
为了澄清思想，帮助党的领导掌握住革命航向。1879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签发了一封给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人的《通告信》。
《通告信》批判了赫希柏格等人企图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党变成不纯粹的党。指出，如果让这种人在党内占居显要职位就是自己出卖自己。在驳斥关于党应当走改良道路时，指出所谓改良，就是巩固旧的社会制度，实际上就是抹杀、冲淡和削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德国党的领导人很快克服了《非常法》初期的动摇，采取了秘密与合法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党的各级组织相继恢复活动，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试刊号也于1879年9月28在瑞士苏黎世出版了。
1880年8月20日～23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古堡城市维登举行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正式结束了党内的动摇和混乱局面。大会把无政府主义头子莫斯特和哈塞尔曼开除出党。
1880年12月9日，倍倍尔等人到伦敦同马克思、恩格斯商讨报纸编辑人选和加强联系的问题，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热情接待。
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多种渠道给德国工人运动以帮助，使它克服种种困难在国内外的政治生活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除德国以外，马克思对法国工人运动的状况也十分关心。
公社失败后，法国工人运动暂时沉寂了一个时期。1876年后，流亡国外的一些工人运动活动家秘密回到国内，工人运动又开始活跃起来。1876年和1878年初，在巴黎和里昂分别召开了两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
在第二次工人大会上，一位名叫盖得的社会主义者把一批代表团结到自己周围。盖得原先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受到革命民主主义的影响，在友人希尔施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帮助下，他知道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逐渐转到马克思主义立场。
1877年11月，他和友人们创办的《平等报》宣布维护“集体主义”学说，在法国工人中产生较大的影响，报纸的马克思主义方向日益明显，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法国的工人报纸。
1878年底，马克思开始同盖得有书信往来，直接对他作政治思想工作。对于盖得在《法国革命报》上同龙格论战中的正确立场，马克思表示积极支持和赞同，并不因龙格是自己的女婿而偏袒。盖得对马克思的关怀和帮助不胜感激，表示最热情的钦佩，他完全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并希望不久能同马克思直接见面，共商大计。
到19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工业垄断地位逐渐丧失，经济出现严重危机。广大劳动阶层生活日趋恶化，工人运动有起色。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失时机地积极向工人运动中的活动分子宣传社会主义理论，寻找适合英国国情的革命途径和方法。
在欧洲大陆国家中，俄国是马克思、恩格斯密切注意的一个国家。
从40年代末起，几十年来，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关心并研究俄国问题，他们深知俄国在欧洲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深知俄国革命运动的任何进展都能对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
马克思对俄国的研究范围很广，涉及面很宽，从政治、经济、财政、金融，直到文学艺术。各种书报杂志、各类文献资料，只要能弄到，他都阅读。
从60年代进行的改革和70年代下半期爆发的俄土战争中，马克思看到沙皇政府的末日已为时不远，革命前景令人鼓舞。
马克思同当时俄国的革命组织一直保持着联系。认为这些组织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它们表达了广大农民群众要求摆脱农奴制残余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强烈愿望，客观上是革命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些组织的成员在认识上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对他们不可苛求，必须大力支持。俄国的一些革命者对马克思也很尊敬，有事常向他请教。
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著作在俄国革命者中广泛传播。《共产党宣言》是不少人平时喜爱的读物，《资本论》也是一切有教养者手头必备的书籍。在马克思学说指引下，俄国革命者逐步使革命斗争走上正确的道路。
在最后的10年中，美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也是马克思经常关心的一个方面。
1876年夏，国际工人协会宣告解散，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分子实行联合，成立了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政党——美国工人党。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同这个党保持联系，并为该党报纸《劳动旗帜》写稿。
1880年，美国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写了本名叫《进步和贫困》的书，曾经轰动一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使不少人思想混乱，上当受骗。书中宣扬在保存资产阶级国家的条件下，利用土地国有化的办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并且宣称这是消除资本主义一切祸害的所谓灵丹妙药。
马克思仔细读了这本书，并在页边做了批注。他认为亨利·乔治的观点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它丝毫不触动雇佣劳动，丝毫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它是企图挽救资本家的统治，重新巩固资本家的统治。
马克思的观点和其他有关美国工人运动的看法极大地影响着美国革命者的思想认识水平，为后来的工人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8.马克思的晚年
马克思从小就勤奋好学，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他都始终坚持如一日地努力学习。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学习的一生。
他学习有两个特点：一是根据斗争需要，有目的地学，学以致用。二是博览群书，学习面广，古今中外，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只要有用，他都学习。学习时他刻苦钻研，凡读过的书，或记笔记，或做摘录，或写边注、眉批。
他广泛涉猎了世界史。他研究了法国18世纪末的资产阶级革命，阅读了有关这方面的书籍，作了详细摘录，研究了英国和荷兰对印度尼西亚、英国对北爱尔兰和印度的殖民统治，编写了内容包括几个世纪的《印度史编年》摘录，研究了俄国沙皇政府的专制统治，作了有关17世纪俄国农民运动史的摘录。他还编写了古罗马奴隶早期起义的年表，阅读了各国史学家写的《意大利人民史》、《俄国和彼得大帝历史》、《埃及的财政》、《佛罗伦萨史》、《英国史》、《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切潘·拉辛起义》等著作。在1881年底至1882年底的短短一年时间里，他写了厚厚4大本包括公元前1世纪初到公元17世纪中叶历次重大事件的世界史札记，后来恩格斯整理了这些札记并题名为《编年摘录》。
为了继续写作《资本论》，弄清土地关系和地租的起源，马克思不顾年老体弱多病。夜以继日地查阅参考书籍，收集大量有关素材。他全面研究了世界各个民族的土地所有制产生和发展情况，查阅了德、俄、英、法、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历史学家和政府官员的有关著作和文献资料。他在阅读时写下了大量的札记和读书心得，得出了公社是最古老的社会制度、一种最普遍的社会形式的看法。
马克思对公社占有制的研究使他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阐明资本主义前早期社会形态的经济规律。
1877年，美国学者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出版了，这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他认为该书可以为他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新的事实依据。1880年底至1881年初，马克思对该书做了详细摘要，并重新加以整理，按正确的次序来说明社会制度的演变。
除摩尔根的书外，马克思还读了英国学者梅恩、拉伯克、泰罗等人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对于这些著作，马克思只选用其具体材料，对书中的错误论点，马克思作了必要的评语，指出其谬误和立论的不当之处。
晚年，马克思对数学，尤其是高等数学情有独钟，从未间断对这方面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数学有爱好，平时经常演算数学题，甚至把演算数学作为解除疲劳的休息方式或心情不愉快时的解闷办法，另一方面是因为写作和科研上的需要：数学与哲学、辩证逻辑有许多相通之处，特别是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经常需要进行复杂的运算。马克思曾经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1878年马克思已经60岁了，但学习劲头仍不减当年。从这年起，直到逝世前，他专心系统地钻研代数学，并摘录了拉克鲁瓦·麦克劳林、欧勒、波茨的论文，并且写了大量的札记。
他还仔细研究了古典数学家笛卡儿、牛顿、莱布尼茨等人的著作，继续探讨60年代就已开始的数学分析，阅读了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方面的许多大学教科书，研究并摘录了索里、布沙尔拉、欣德、霍尔、赫明等人的著作。
80年代初，马克思在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写了《论导函数概念》、《论微分》等论文。这时恩格斯正在写作《自然辩证法》，为此马克思把《微积分》献给了恩格斯。
恩格斯看了马克思写的论文和札记，认为他在数学方面很精通，在这个领域也有独到的发现。
马克思学习的范围很广。他在研究地租问题时，为了弄清农艺学方面的情况，钻研化学、农业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科学。读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专著和教科书。像著名化学家肖荣马、恩格尔加尔特的著作，马克思在晚年也都认真阅读过。有的还作了详细摘录。
其他有关地质学、矿物学、植物生理学、动物生理学、人的生理学等书籍，他都阅读，并且都做了摘录。
马克思一生刻苦攻读，除了工作就是学习，他始终相信在知识的海洋中是学无止境的。
年青时代的马克思与燕妮的爱情是那样地浪漫而富有诗意，结婚后，他们虽漂泊流亡，但是他们的爱情之花并未凋谢，反而更加艳丽动人。英国著名诗人布朗宁的诗句的确可以用来描写马克思与燕妮的爱情：
爱，既非环境所能改变；
爱，亦非时间所能磨灭。
1863年12月至1864年2月，马克思因母亲去世后的遗产问题回到特利尔，后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到荷兰舅舅家里。在这两个多月里，马克思无时不在惦念着他心爱的燕妮。
马克思和燕妮在疾病折磨中，仍然那么坚毅、乐观，那么相亲相爱。1880年夏，燕妮的健康急剧恶化，常常卧床不起，医生确定她患的是肝癌。癌症的剧烈痛苦是可怕而漫长，但是她默默地忍耐着，从不呻吟一声。为了减轻亲人们的忧愁和痛苦，她常常忍着剧痛与亲友们讨论各种问题，有说有笑，有时还到剧院看戏或欣赏音乐。
在这胆战心惊的日子里，马克思在妻子身边悉心照料，不离左右。1881年夏天，燕妮的病情继续恶化，马克思陪伴着她到海滨疗养1个月。为了满足她看望长女及小外孙的愿望，让她最后一次尽情地享受与孩子们团聚的欢乐，马克思决定和她一起到巴黎。
燕妮在马克思的陪同下，在巴黎见到女儿，见到了几个活泼可爱的小外孙。马克思还陪伴她坐着敞篷车游览了巴黎这个美丽的城市。
1881年秋，燕妮的病情继续恶化，直到卧床不久，马克思患膜炎，并发支气管炎和肺炎，病情十分严重。一天早晨，马克思觉得自己强健得能够到燕妮房间去了。他们在一起又都年轻起来，像一对共同进入生活的热恋中的青年男女，而不是彼此正向生命话别的一个被疾病摧残的老人和一个垂危的老妇。
1881年12月2日，死神降临了。燕妮紧紧地握着亲爱的丈夫的手，面带笑容地用英语说了最后一句话：“卡尔，我不行了。”
马克思在他亲爱的、永世难忘的终身伴侣逝世后给长女的信中写道：“她及时咽气，这对我是一个安慰……甚至在最后的几小时，也不用同死亡进行任何斗争，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平时更加富于表情，更加美丽，更加明亮！”
燕妮的逝世使各国革命者感到深切的悲痛，从各国发来了许多唁信，这对马克思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他说：“我所收到的从各地寄来的吊唁信，对我是个取得安慰的丰富源泉。”
燕妮临终前曾经对护士说：“我们不是那种重表面形式的人！”
12月5日，遵照燕妮的遗愿，在海德公园公墓为她举行了简朴的葬礼，医生不允许重病中的马克思去参加葬礼。
恩格斯在燕妮墓地的悼词中说：“她的一生表现出了极其明智的批判智能，卓越的政治才干，充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精神，她这一生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是公众看不到的，在报刊上也没有记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过的人才了解。”
恩格斯说：“我用不着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看作是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40多年前，燕妮对马克思说过：“你的爱情的终结和我的生存的末日同时来临。并且在死亡之后，就再不可能复活，因为只有在爱情中相信生命会继续存在。”
马克思不能克制丧偶的悲切。
燕妮逝世那天，恩格斯悲痛地预感到，“摩尔也死了。”
事实表明，这句话说得再确切不过了。燕妮死了，马克思的生命也将结束。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到：“我的思想大部分沉浸在对我的妻子的怀念之中，她同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
燕妮走了，永远地走了。马克思无论怎么也忘不了她，忘不了一生的恋人。
9.永垂青史
自从燕妮去世后，马克思的身体状况更加恶化。
马克思认为怀念燕妮最好的方式，就是争取尽快恢复健康，加倍努力工作，早日完成《资本论》第二卷，以此献给死去的亲人。但遗憾的是，严重的疾病剥夺了他继续写作的权利。马克思在生前始终未能如愿以偿。
1882年初，马克思遵照医生的建议，先到英国南部具有海洋性气候的文特诺尔小住，后来又到非洲的阿尔及尔疗养。
阿尔及尔本是个疗养胜地，然而那年的天气却异乎寻常：暴风、酷热、严寒、大雨经常交替袭来。马克思在那里疗养的两个多月中，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疗效，反而健康状况有所恶化。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当地社会情况做一些调查研究。他的女婿龙格有一位朋友叫费默，原是拿破仑第三统治时期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的犯人，后来当上了当地民事法庭法官，马克思经常同他接触，交谈，通过他了解到殖民统治的许多情况。
5月初，马克思离开阿尔及尔，到法国的蒙特卡罗、阿尔让台和瑞士的斐维等地作短暂休养，10月回到伦敦，这时健康状况稍有好转，他又抓紧时间埋头于科学研究。10月底，马克思再次到文特诺尔小住。他一面进行疗养，一面进行《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的出版准备工作。然而文特诺尔的气候也是阴湿多雾，大部分时间只能蛰居室内。马克思又患了感冒，身体愈来愈衰弱。
1883年1月11日，就在文特诺尔，又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来了：年仅38岁的大女儿燕妮因病去世。心爱的女儿的过早离开人世，对马克思来说又是一次致命的打击。第二天，身患严重支气管炎的马克思怀着极度悲痛的心情回到了伦敦。
马克思回到伦敦后，支气管炎加重，又并发了喉头炎，几乎不能吞咽食物，恩格斯回忆当时的情况道：“他以坚忍精神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宁愿喝一升牛奶（这是他生平最厌恶的东西），而不吃某些硬的食物。”马克思的身体愈来愈削瘦，渐渐卧床不起。2月间，肺部又出现脓肿现象，病情愈益严重。
爱琳娜、琳蘅和恩格斯经常守候在他身旁。在亲人们的精心护理下，3月初，马克思的病情似有某些好转，这给大家带来了他将康复的希望，但是希望没有成为现实。
3月14日下午2点45分，早晨还喝点葡萄酒、牛奶和汤的马克思，却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上与世长辞了。
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他的死，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的死，使人类“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它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一个头脑。”
马克思的逝世是全世界劳动人民不可估量的一笔损失。当马克思逝世的消息传到各地，人们为失去自己的领袖和导师而万分悲痛，纷纷发来唁函、唁电，或在报刊和集会上缅怀马克思的丰功伟绩，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深切的怀念。一些国家的进步人士也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表示敬意和悼念。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使命就是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遭到了一切反动势力的诬蔑、诽谤和迫害。
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逝世，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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