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洛根据对他的研究对象的观察和研究，发现自我实现者无一例外的共同特点——每个人都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显示出具有某些独到之处的创造性或独创性。我们的讨论可以使这些独到之处得到较为完整的理解。
但有一点要强调，自我实现型的创造力与莫扎特型具有特殊天赋的创造力是不同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点：所谓的天才们会显示出我们所不能理解的能力。总之，他们似乎被专门赋予了一种冲动和能力，而这些冲动和能力与其人格的其余部分关系甚微，从全部证据来看，是他生来就有的。
我们在这里不考虑这种天赋，因为它不取决于心理健康或基本需要的满足。而自我实现者的创造力似乎与孩子们的天真的、普遍的创造力一脉相承。它似乎是普遍人性的一个基本特点——所有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潜力。大多数人随着对社会的适应而慢慢消失殆尽了，但是某些少数人似乎保持了这种以新鲜、纯真、率直的眼光看待生活的方式，或者先是像大多数人那样丧失了它，但在后来的生活中又逐渐找了回来。
但在研究对象身上，有时这种创造力以低贱的形式体现出来，而不是以人们向往的著书、作曲和创造艺术等高雅形式。这种特殊类型的创造力作为健康人格的一种显现，仿佛是映在世界上的投影，或者，仿佛为这个健康人所从事的任何工作都涂上了一层色彩。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有富有创造力的鞋匠、木匠、职员。一个人会以源于自己性格本质的某种态度、精神来做任何一件事。一个人甚至能像儿童一样富有创造性地观察世界。
为了讨论的方便，将这个特性单独提出，仿佛它与那些引它出现和由它导出的特性是彼此分离的，其实则不然。也许，我们现在讨论创造力时，只是从结果的角度来描述我们前面称为更强的新颖性、更深的洞察力和感觉效力的东西，这些人似乎更容易看到真实的、本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相对于那些更狭隘的人具有创造力。
另外，我们还会发现他们那种自由的个性，他们极少向外界的压力低头或去适应社会上既存的旧习俗。用积极的术语来表达就是：他们更自然、更具自发性和人性。别人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创造力，也是这一点引出的结果之一。假如我们像在儿童研究中那样，设想所有的人都是自然的，并且他们的最深层本质也许现在仍然没有改变，但是，他们除了这种内在的自然性外还有一整套表面的但却强大的约束，那么这种自然性肯定会受到控制以至不会出现得过于频繁。假如没有扼杀力量，我们也许能看到每个人都会显示出这种特殊类型的创造力。
创造源于个性品质
只有改变传统创造力的观念，才能再着手研究真正健康的、高度发展和成熟的、自我实现的人。首先，必须放弃那种陈腐思想，即认为健康、天赋、天才和多产是同义的。自我实现的研究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特定意义上，他们虽然是有创造力和健康的，然而在通常的意义上，他们却不是多产的。他们既没有伟大的天才和天赋，也不是诗人、创作家、发明家、艺术家，或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而且这一点也是不言而喻的，即某些最伟大的人类天才肯定不是心理健康的人，如瓦格纳、梵谷、拜伦等。有一些是心理健康的，而另外的一些则不是，这是很清楚的。
因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伟大的天才不仅多少有赖于性格的优良和健康，而且也有赖于我们对之了解很少的某种东西。例如，有些证据表明，伟大的音乐天才和数学天才，更多的是通过遗传而来，而不是后天获得的。看来很清楚，健康和特殊天才二者是独立的变量，它们可能只有微弱的关联，也可能没有关联。
我们也可以承认，心理学对于天才类型的特殊才能所知甚少。这方面只限于谈那种广泛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有的继承特质。看来，这种创造性与心理健康是互为变量的。
任何画家、任何诗人、任何作曲家，都过着创造性的生活。理论家、艺术家、科学家、发明家、作家可能也有创造性，而其他的人则可能没有创造性。他不知不觉地假定，创造性是某些专业人员独有的特权。
当然，也有不少实验对象否定了马斯洛的假设。例如，一名妇女，她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贫穷的、完完全全的家庭妇女和母亲，她所做的那些平凡工作没有一件是创造性的，然而她却是奇妙的厨师、母亲、妻子和主妇。她不用花很多钱就能把家里布置得很温馨。她是一个完美的女主人，她做的膳食是盛宴，她在台布、餐具、玻璃器皿和家具上的情趣是无可挑剔的。她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全都有独到的、新颖的、精巧的、出乎意料的、富有内含的创造力。的确应该称她是有创造性的。从她那里以及像她一样的其他人那里学到：第一流的汤比第二流的画更有创造性。一般来说，做饭、做父母以及主持家务，可能具有创造性，而诗却并不一定具有创造性。
还有一名研究对象，献身于最好称之为最广泛意义的社会服务，包扎伤口，帮助那些被生活困难压倒的人，她不仅以个人方式而且以组织方式去做这些工作，这个组织能比她自己帮助更多的人。
另外一种研究对象是精神病医生，他除了治疗之外，从未写过任何东西，也从来没有创造出任何理论或研究过什么创造性项目。但是，他乐于从事帮助别人创造他们的普通工作。
这个治疗家，把每一名患者都看成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他没有行话、预期和先入为主，他具有道教般的单纯、天真和杰出的智慧。每一个患者对他来说都是独特的人。因此，他是以全新的方式理解和解决全新的问题。甚至在非常困难的病例上，他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证实了他做事的“创造性”，而不是墨守陈规的或“保守的”方法。
创造的内涵是相当广泛的，创建一个商业网点可能是创造性活动。另外，一名年轻运动员那完美的擒拿动作可能像一首诗那样美的作品，可以用同样的创造精神对待它。
马斯洛曾反射式地认为“有创造性的”、胜任的大提琴手，因为把她与创造性的音乐、创造性的作曲家联系起来了。实际上只是很好地演奏了别人写好的曲子，她不过是喉舌，像一般的演员或“丑角式人物”一样。而优秀的细木工、园林工，或者裁缝，则可能是真正有创造力的。在每一事例上做出个人的鉴定，因为几乎所有的角色和工作，都既可以有创造性，又可以没有创造性。
换句话说，“创造性的”这个词（以及“美的”这个词）不仅可以运用到产品上，而且可以以性格学的方式，也运用到人、活动、过程和态度上，而不再只用于标准的和普遍认可的诗、理论、小说、实验和绘画上。
其实，很有必要把“特殊天才的创造性”和“自我实现的创造性”区分开来。后者更多的是由人格造成的，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显露出来，例如，以某种念头表现出来。这种创造性，看来好像是创造性地做任何事情的一种倾向，如管理家务、从事教育等等。似乎通常是这样的：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的本质方面是一种特殊的洞察力，就像寓言中那个孩子能看见国王没穿衣服那样（这与创造力即产品的思想太抵触了）。这样的人能看见新颖的、未加工的、具体的、个别的东西，正如能看到一般的、抽象的、成规的、范畴化的东西一样。因而，他们更为经常地生活在自然的真实世界中，而不是生活在用词表述的概念、抽象、预期、信仰和公式化的世界中，而很多人却常常把这两个世界混淆起来。罗杰斯的“对体验虚怀若谷”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
所有的研究对象比普通人相对而言更自发，更倾向于表现。他们的行为是更“自然”而较少控制和压抑的，似乎是自如而自由地流露出来的，较少阻碍和自寻烦恼。这种无抑制地和不怕嘲笑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冲动的能力，是自我实现者在创造方面的本质体现。罗杰斯在描绘健康的这个方面时恰当地运用了“充分发挥作用的人”。
另一个观察结论是，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在许多方面很像单纯幸福的、无忧无虑的、儿童般的创造性。它是自发的、轻松的、天真的、自如的，是一种摆脱了陈规和陋习的自由，而且看来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天真的”自由感知和“天真的”、无抑制的自发性和表现性组成的。几乎所有儿童都能自由地感知，他们没有那里可能有什么、什么东西应该在那里、那里总是有什么等等的先验预期。他们一旦受到鼓舞，并不需要预先规划和设计意图，都能创作一支歌、一首诗、一个舞蹈、一幅画、一种游戏或比赛。
马斯洛的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创造性，正是在这种孩子般天真的意义之上的。或者，为了避免误解，因为研究对象毕竟不是孩子了（他们都是50多或60多岁的人了），请允许这样说，他们至少在两个主要的方面或者保留了、或者恢复了孩子般的天真。也就是说，他们是非类化的或对经验是尊重的，而且他们是自发的，倾向于表现的。如果说，儿童是天真的，那么，马斯洛的被试者则是达到了“第二次天真”，正如桑塔亚纳的说法那样。他们的天真感知和表现是和老练联系在一起的。
所有这些好像是在讨论人天生的、普遍的潜能，是人性中固有的基本特性。这些固有的基本特性，由于人适应社会上存在的文化，就被掩盖或被抑制而大多丧失了。
……马斯洛的研究对象在另一种特性上也使创造性更有出现的可能。自我实现的人比较不怕未知的、神秘的、使人不好理解的东西，而且通常是主动地进攻，从中挑选出难题然后全神贯注地思考它。不妨援引一段马斯洛对此的描述：
“他们并不忽视未知的东西，不否认它或躲避它，也不力求掩饰仿佛已经了解它，他们也不过早地组织它、分割它或对它分类，他们并不依赖熟悉的事物。他们对真理的探索，也不强求确定、保险、明确和有条理。正如我们在哥尔德斯坦的脑损伤者、或在强迫性神经症患者那里所看到的异常形态那样，当整个客观情境有这种要求时，自我实现的人们可能安于无秩序的、粗犷的、混乱的、混沌的、疑问的、动摇的、模糊的、近似的、宽容的、偏差的状态；在科学、艺术以及一般生活中的特定时刻，所有这一切是完全合乎需要的。”
因此，疑问、不明确性、不肯定性，以及作为结果的搁置的必要性就发生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很苦恼的；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愉快的激励性的挑战，是他们生活中的高潮，而不是低潮。
简单地说，我们都应该以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不能像心理学家惯常认为的那样，是直线理所当然的延伸。例如以困扰过我们的第一个二歧式为例，当你不能确定你的研究对象究竟是自私的还是不自私的（自然而然地陷入了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境地，这一个越多，另一个就越少，这就是马斯洛提出这种问题暗含的意思——编译者注）。她迫于事实的绝对压力，不得不放弃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
（从一种意义上说，马斯洛的实验对象是很自私的；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们又是很不自私的。二者溶合在一起，似乎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在一个合理的、动力的统一体或合成物中，这很像弗洛姆在他有关健康利己的著名论文中所描述过的东西。马斯洛的实验对象就是运用这种方式将对立的东西融合在一起的。因此，把利己和利他看成是矛盾的和完全排斥的，这本身就是人格发展水平低下的特征。同样，在马斯洛的实验对象身上，许多其他的二歧式也都转化为统一体了。——编译者注）认知和意动的对立（心对脑，希望对事实）变成了有意动结构的认知，像直觉和推理一样得出相同的结论。责任、义务变成了乐事，乐事和义务合为一体。工作和玩乐的差距也缩小了。当利他主义成了令人愉快的利己的事情时，利己的享乐主义怎么能够与利他主义对抗呢？所有这些最成熟的人，也就是具有最强烈的孩子气或天真的人，总是被描绘为具有最强烈的自我和最明确的个性的这些人，恰恰是最有可能易于没有自我、超越自我和以问题为中心的人。
能把不协调一致的、彼此互不相容的各种颜色和形式，融入一幅整体的画面中，这是最伟大的艺术家所做的事情。这也是伟大的理论家所做的事情，他们把迷惑人的、不一致的事实放在一起，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出它们实际上是统一的。对于伟大的社会活动家、伟大的治疗学家、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父母以及伟大的发明家来说，也同样如此。他们全都是综合者、都能够把分离的、甚至对立的东西纳入一个统一体中。
这里所讲的整合能力，是人体内部的反复整合能力，也是将他目前所做的一切整合起来的能力。如果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能依靠人的内部整合能力，那么它就成为建设性的、综合的、统一的、整合的创造性了。
如果要找出这种情况的根源，可能要归结于马斯洛的实验对象的勇敢品质。他们显然较少对文化有顺应态度，他们不太害怕别人会说什么，会要求什么，会笑话什么。他们不太需要依赖他人，因而也较少受他人控制，他们不太怕他人，也不大敌视他人。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自我实现的人不畏惧自己的内部世界，不怕自己的冲动、情绪和思想。他们比普通人更能接受自我。这种对自己的本性的赞同和认可，使他们更有可能敢于察觉世界的真正性质，也使得他们的行为更有自发性（较少控制、压抑，较少规划、设计）。他们不太怕自己的思想，即使这些思想是古怪的、糊涂的或疯狂的，他们也不惧怕。他们不怕被笑话，不怕被反对。他们能让他们的自我得到真情流露。相反，普通人和神经症患者积极地防御畏惧，他们的自我大多留在墙内。他们控制、抑制、压制、镇压他们的自我。他们非难自己的深邃自我，并且预期他人也这样做。
其实，我们所说的自我认可包含的意思就是马斯洛的实验对象的创造力仿佛是他们的更大整体和整合的副现象。普通人身上的那种固有的底蕴力量和防御控制力量之间的内战，在马斯洛的研究对象身上已经解决了，他们较少陷于分裂状态。对于享受和创造的目的来说，他们的自我大多也是有效的，他们用于保护和反对他们的自我的时间和精力也较少。
能支持并丰富着这些结论的是我们关于高峰体验的认识。这些高峰体验也是整合过的和整合着的体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与感知世界上的整合是同型性的。在这种高峰体验中，我们发现体验的坦率性增强了，自发性和表现性也增进了。同样，由于人的内部这种整合的一个方面是承认我们的深邃自我及其价值，这些深蕴的创造力就变得更有效用了。
创造力并非是天生的
美国最成功的广告人之一S·肯尼迪说：“近20年来，我作专业演讲师，每年都可以获得几万美元的回报。但我小时候却结巴得厉害，我很害羞（其实到现在还是，我不善于与他人相处）。当我刚开始演讲时，我浑身不对劲，极不舒服。我早期录制的演讲磁带，有的声音十分糟糕，如果现在能在市场上发现的话，我都把它们买回来。我现在大部分时间靠写书维持生计。我出版过6本书。我自己出版的书籍、使用手册、课程等等，远销世界各地，每年赚钱超过百万元。每年大概有成千上万的人平均掏出199元订我的刊物。可是我还记得，当年我在学校里的写作成绩得的却是C，新闻学成绩是B。我在中学时，语文老师都建议我将来做个管道工人，后来也有人给过我类似的建议。我大概只能同意到这种地步，即我真的很怀疑我有写作的天赋，可是我绝对可以靠写作赚点儿钱。我想，所谓的‘天赋’这种想法和问题根本不相关，才华究竟是遗传得来的还是后天培养而成的，这一问题的争论也不相干。倒不一定是无稽之谈啦，只是不相关而已。如果你受限在某一领域中，如果你真的没有天赋，只要你肯干，还是有补救的机会。如果你很想在某个领域出人头地，又恰巧在该领域具有‘天赋’，那就太值得可喜可贺了。不管你身处哪种情况，你决心要做的事情，十有八九都能实现。”
难道有“天生的营销员”吗？还是有人天生就当不了营销员？如果你留意一下报纸上的出生启事，看到的都是许许多多的男婴、女婴出生的消息，绝对看不到什么“小营销员”出生的消息。齐格·齐格勒曾说，他在密西西比州亚素市出生时，当年的启事写的是“一位营销员诞生”，这是令人怀疑的，齐格勒虽然可称得上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有名的营销员之一，但在他光辉事业的背后，也有着鲜为人知的真相——他早年曾一败涂地，一事无成。
很多人固执地相信，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都天生就是这块料，一生下来就注定将来要吃这碗饭的。因此，他们的这种观点严重束缚了自己的选择，不知失去了多少自我发展的可能性。
当然，世上真有一些人，他们生来就漂亮，注定成为照相机的宠儿，因而当了成功的模特儿或男女演员。相反的是，传奇歌手托尼·本尼特曾经严重怯场，而不得不努力克服这一弱点。不过，也有人显然生来就要吃演艺圈的饭。有人生来具有运动天赋，比如迈克尔·乔丹及艾密特·史密斯。然而，就连我们心目中的“天生赢家”其实也不全是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他们数量太少、太罕见、太不合常理了。第二，他们也要勤奋工作，并努力运用天赋，把天赋变为优势。
大多数的成功人士尽管在各自的领域里表现卓越，看起来轻松自如，但他们绝对不是天生就做得到的。
如果你很想做某件事，却有人告诉你缺乏这方面的天赋，你不一定要信以为真。你不妨放开手脚去拼一把。你不去亲自试一试，怎么能知道你具备哪方面的天赋呢？
你过去对自己天赋及能力的看法，你过去发挥或缺乏天赋及能力的经验，别人对你的天赋及能力的意见等等过去的一切，都可能影响你的前途，你不应该任由这一切主宰你，你应该自己把握、决定你的未来。
每个人都应该去寻找并发现自己能比别人做得好的领域。打个比方，不是谁都可以当大企业家。有人觉得自己适合做企业家，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失业的缘故。不过，这并不能表示你就能做大企业家。要想做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你必须有远见、有抱负、不怕挫折，忍受孤独寂寞才行。这可不是每个人想拥有的性格。
有不计其数的人，还没有弄明白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一行，就急于培养自己在这方面成功的技能和特质。许多年轻人常常会问：“哪些机会抢手做哪一行好？”作为一个聪明的人要问的应该是：“对我来讲，做哪一行最好？”每个人得到的答案都大相径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倒不是因为某一行你不能做。其实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根据你个人的个性特点及想达到的目标，再决定你应不应该做某一行。事实上，有些关于工作的金玉良言，都是建议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再朝哪个方向发展。因为你的努力会促使你达到既定目标。
罗素说：“我发现，如果我要写一篇题目比较难的文章，最好的计划是努力加以思索——尽我一切可能努力思索，用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最后再让工作转入潜在状态。几个月之后，我有意识地再回到这个题目，发现工作已经完成了。在我发现这个技巧之前，我往往因为毫无进展而连着几个月忧心忡忡。解决问题并不能靠忧虑，那几个月的时间等于白费。现在我可以将这几个月用在其他的追求上了。”
如果我们想想那些作家、发明家和其他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他们的经验会告诉我们，创造性的观念并不是在大脑工作时产生的有意识的思维，而是在意识放弃所考虑的问题，并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地方时自动和自发地产生的，就好像晴空中响起的霹雳一样。这些创造性的观念也不是不经过对问题最基本的意识思维而突然降临的。这些证据只能导致一个结论：为了得到“灵感”或“预感”，一个人必须首先热衷于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或者寻找一个特定的答案。他必须有意识地加以考虑，收集与问题有关的一切信息，考虑一切可能的行动方案。最主要的是，他必须有解决问题的热望。但是，在他确定了问题之后，他就要在自己的想像中看到预期的结果，并且尽量收集一切信息和事实。这时，多余的挣扎、焦躁和操心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可能阻碍问题的解决。
著名法国科学家费尔说，实际上，他的一切有益的想法都是自己没有积极考虑问题的时候产生的。而且，当代科学家的成功与发现，也可以说都是在他们离开工作岗位的间隙完成的。比如：托马斯·A·爱迪生在一个问题上卡住时，总是躺下来打一个瞌睡，而不是一味地硬钻下去；达尔文曾经说过，有一次，他苦苦思索了好几个月，也没有整理好《物种起源》中需要表述的一些想法。忽然，有一种直觉在脑海掠过，“我现在还记得我坐在马车里赶路所经过的那个地点，当时答案一下子出现在脑子里，使我高兴极了。”
我们往往错误地认为，这种“下意识思维活动”仅仅是作家、发明家与“创造性工作者”才有。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创造者，不管是厨房里的家庭主妇、学校师生、推销员还是企业家。我们都具有同样的“成功机制”，用以解决个人的问题、管理企业、出售商品，就像创作小说和进行发明一样。罗素建议他的读者使用他的方法来解决世俗的个人问题。杜克大学的J·B·莱恩博士认为，我们所谓的“天赋才能”只不过是一种过程，是人的头脑以自然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但是我们错误地认为，只有这一过程应用在写作或绘画上才可以称为“天赋才能”。
你内在的成功机制在产生“创造性行为”和“创造性观念”方面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任何一种行为技巧，不管是体育、弹钢琴、谈话或是销售商品，都不是痛苦地、有意识地去思索每一个要完成的动作，而是在放松的情况下，让事情自然去完成。创造性行为是自发性的和“自然”的，没有自觉意识和钻研的性质。即使世界上技艺最为娴熟的钢琴家弹钢琴时，也不能有意识地考虑哪一个手指该触摸哪一个琴键——那样的话，他连一个最简单的曲子也弹不好。以前在学琴时，他曾经有意识地思考过这件事，但是后来在练习中，他的行为最终变为一种自动的和习惯性的动作了。只有停止意识的努力，使弹琴成为一种无意识的习惯机制（这是成功机制的一部分）时，他才能成为一名技艺高超的演奏家。
有意识的努力会抑制或“阻碍”你的自动创造性机制。有些人在社交场合自我意识过强而感到局促不安，就是因为他们过于有意识地、过于焦急地想做出正确的事。他们过分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每个动作都是“考虑好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再三权衡之后才说出来的。我们说这种人是“被抑制的人”，这句话一点也不错。但是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那个人没有“被抑制”，而是他“抑制”了自己的创造性机制。如果这些人能够“放得开”，不做作，不操心，对自己的举止行为不多加研究，他们就能有创造性地、自发地行动，“成为他们自己”。
莫抑制创造的根源
我们极少用到传统的弗洛伊德理论，我们的资料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反驳这种理论。他的理论本质上（或者说曾经）是伊特（旧）心理学，是一种对于本能冲动及其变化的研究，而且，最终是在冲动和防御冲动之间看到基本的弗洛伊德辩证法。但是，对于理解创造力（以及游戏、爱、热情、幽默、想像和幻想）的源泉来说，比压抑冲动更重要的是原初过程，这个过程本质上是认知的，而不是意动的。我们一旦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人的深蕴心理学时，我们就会立即发现，从心理的角度分析自我心理学，即克里斯米尔纳、埃伦兹魏格、容格的心理学和美国的“自我与成长”心理学之间，有许多一致的东西。
在通常情况下，能够不断从认知和意动两个方面成功地抵制许多深蕴人性的人——正常顺应或顺应良好的人。对现实世界的良好顺应，意味着人的割裂，意味着这个人把他的后背对着他的自我，因为它是危险的。
但是，现在清楚了，他这样做的损失也是很大的，因为这些底蕴也是他的一切欢乐、热爱和能力等的源泉；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也是创造的源泉。为了保护自己而去反对自我内部的地狱，结果也就把自己同自我内部的天堂割裂开了。在极端的情况下，我们就成了平庸的、封闭的、僵硬的、淡漠的、拘束的、谨小慎微的人，成了不会笑、不会欢乐和爱的人，成了愚笨的、依赖他人的、幼稚的人了。他的想像，他的直觉，他的温暖，他的富于感情，全都逐渐被扼杀或被歪曲了。
心理分析的最终目标是作为一种整合性的疗法，成就则是通过顿悟达到这种基本分裂的愈合。因此，遭到压抑的东西就变成意识到的或者前意识的东西了。但是在这里，作为研究创造性的深邃根源的结果，我们还可以做出某些修正。我们与我们的原初过程的联系，同我们与我们的不能接受的希望的联系，并不是在一切方面都是一样的。马斯洛认为，原初过程并不像被禁止的冲动那样危险。
在很大程度上，原初过程并不是被压抑或被潜意识压抑的，而是被“遗忘”的，或者也可以说是避开压制（不是压抑）的，因为我们必须顺应严酷的现实，而这个现实要求的不是幻想、诗意和欢乐，而是有目的和实用主义的努力。
或者也可以说，在富足的社会中，情况会是另一种样子，即对原初过程的遏制必定要少得多。很少做减轻压抑“本能”的事情的现行教育，在承认原初过程并把它整合到意识或前意识中有很大的用途。艺术、诗歌、舞蹈方面的教育，从原则上说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动力心理学方面的教育，同样也大有可为；例如，多伊奇和墨菲以原初过程语言的方式说话的“诊疗交谈”，可以看成是一种诗作。米尔纳的非凡著作《论不能作画》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马斯洛试图概略分析的这种创造性，由爵士乐或孩子式即兴创作的画提供了最好的范例，而不是由称之为“伟大的”艺术作品证明的。
在前一种场合，伟大的作品需要伟大的天才；在后一种场合，伟大的作品不仅要求思想的闪光、灵感、高峰体验，而且也要求艰苦的劳动、长期的训练、严格的修改以及完美的规范。换句话说，继自发性之后是深思熟虑；继完全认可之后是批评；继直觉之后而来的是严密的思维；继大胆之后而来的是谨慎；继幻想和想像之后而来的是现实的考虑。继之而来的是这样一系列问题：“这是实际情况吗？这能被其他人理解吗？它的结构是健全的吗？它能经受得住逻辑的考验吗？我能够证实它吗？等等。”这时，推测之后的冷静思维、比较、判断、评价、选择或拒绝的时刻就到了。
我们如果说继原初过程之后感兴趣的是二级过程，继幻想主义之后感兴趣的是实用主义。那么，自愿复归我们的底蕴现在就结束了，必要的灵感或高峰体验的被动性和感受性，现在就必须让位给主动性、控制以及艰苦劳动了。在一个人的身上，高峰体验是偶然发生的，但伟大的作品却是由此而创造出来的。
严格说来，马斯洛所调查研究的只是高峰体验的到来。作为一个整合的人或这个人内部暂时统一的自发表现，这种体验是顺利的和不需经过努力的。只有当一个人的底蕴对他起作用时，只有当他不怕自己的原初思维过程时，高峰体验才会到来。
马斯洛将把那种出自原初过程，并且应用原初过程多于应用二级过程的创造力称之为“原初创造力”，而把那种多半以二级思维过程为基础的创造力，称之为“二级创造力”。后面这种类型包含着绝大部分的世界生产成果，桥梁、房屋、新的机动车，甚至许多科学实验和许多文学作品都在其中。所有这一切，本质上都是精练和延伸拓展他人的思想。
两种创造力之间的差异，类似于突击队员和预备役之间的差异，类似于拓荒者和移居者之间的差异。那种能以良好融合或良好交替的方式，自如而完美地运用两种过程的创造力，我将称之为“整合的创造力”。伟大的艺术、哲学、科学产品的出现，正是来自这种整合的创造力。
在创造性理论上，日益强调整合的作用充分概括说明了所有这一切发展的结局：使二歧式转化为更高级的、更广泛的统一体，也就是治愈了人的分裂，并使他更一元化了。由于在人的内部有我谈到过的这种分裂，所以就等于有一种内战，即这一部分反对他的那一部分。
总之，就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来说，更多地是直接来自原初过程和二级过程的融合，而不是来自镇压和控制被禁止的冲动和希望。当然，由于害怕这些被禁止的冲动而产生的防御，也可能在全面的、不加区别的、恐慌的战争状态中，把原初过程封锁到内心深处。但是，这种不加区别的战争看来是没有原则性的。
简单来说，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首先看重的不是成就，而是人格，成就充其量只是这种人格魅力闪现的副产品。因此，就成就与人格来说，成就是第二位的。
自我实现的创造性强调的是性格上的品质，如大胆、勇敢、自由、自发性、明晰、整合、自我认可，即一切能够造成这种普遍化的自我实现创造性的东西，在创造性生活中那些表现自身的东西，或者说是强调创造性的态度、创造性的人。
马斯洛也强调过自我实现创造性的表现或存在的品质，而不是强调其解决问题或制造产品的性质。自我实现的创造性是散发到或投射到整个生活中的，正如一个激动的人没有目的地、没有谋划地、甚至是无意识地“放射出”兴奋一样，它像阳光照射一样，它传播到各个地方，它使万物得以成长（那种能成长的东西），而且它也浪费在岩石和其他不能成长的东西上。
马斯洛试图推翻那种得到广泛承认的创造力概念，而又没能提出一个精密的、明确定义的、完全区别开的代替概念。自我实现的创造性是难下定义的，因为有时它正如莫斯塔卡斯已经指出过的那样与健康本身似乎是同义的。而且，由于自我实现或健康最终必须定义为实现最完全的人性，或实现这个人的“存在”。因此，自我实现和自我实现创造性，看来也几乎是同义的，或者说自我实现创造性是自我实现的绝对必要的方面，或是它的标志性的特征。
创造性人物的重要性
几乎所有人都对创造性有兴趣，而且这种兴趣不再局限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它已变成一个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政策问题。一般人，特别是军事家、政治家和富于思想的爱国者，必然很快都会认识到这一点。
世界上已出现一种军事的僵局，这种僵局还会继续存在。军队的任务主要是防止战争，而不是制造战争。因此，政治体系之间的不断斗争或冷战还将继续进行，但不是以军事的方式进行，向其他中立人民呼吁的体系将是优胜者。哪一种人最终能成为更好的人，更友善、更平和、不贪婪、更可爱、更值得尊敬？谁将被非洲人和亚洲人所接受？
相对而言，政治需要心理上更健康或更高发展的人。他必须成为一个不被仇恨的人，一个能和任何人深入友好相处的人，包括非洲人和亚洲人，他们对于任何恩赐态度或偏见或仇视是非常敏感的。可以肯定，要成为合格领导并取得胜利必须具备的特征之一就是不能有种族偏见，他必须有同胞兄弟感，必须有助人感，必须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领导者而不是一个受到怀疑的人。如果从长久的角度，他不应成为专制主义，虐待狂者，等等。
除此以外，更多的创造性人物，将是任何能长治久安的政治、社会、经济体所必须的。这种考虑和重视大工业的看法是同类性质的，因为他们都非常警惕可能出现的过时废弃。他们都警觉到，尽管他们现时富有并兴旺，明天早上醒来却可能发现有某种新产品问世，使他们成为昨日黄花。
想一想什么是汽车厂家的命运吧，假如某人忽然带着一种美观的、个人旅游用的工具在地平线上出现，他的售价只相当一部汽车的一半来作为这种考虑的一个后果。每一家有战略眼光的公司只要有可能都会提出很大百分比的资金用于新产品的研究和发展，以及旧产品的翻新和改善。国际舞台上的类似现象是军备竞赛。
的确，现在有一种关于威慑武器、炸弹和轰炸机的相互制约的平衡，等等。但是，假如将来发生了一件事，如同美国人发明原子弹时的情况那样，又将如何呢？
所以，关于国防和军事的大量的研究和发展也在所有大国的项目支出下忙碌着。每一个国家都必须争取首先发现那种能使一切现有武器报废的新武器。或许，强国的统治者们已经认识到，那些有能力做出这种发现的人正是那种罕见的怪人，那些创造性人物，那些他们总是以反射式的敌对态度相待的人。现在，他们将不得不学习管理创造性人才的方法，创造性人物的早期选拔，创造性人物的教育和培养，等等。
这才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领导人对研究创造性的理论感兴趣的真正原因。我们所面临的历史环境有助于在富有思想的人们中间、在社会哲学家中间、在许多其他类型的人们中间创造出一种对创造性的兴趣。社会流动性改变更加明显，更加频繁迅速，快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新的科学事实、新的发明、新的技术发展、新的心理事件、物质丰裕等等的加速度积累，已向每一个人提供了不同于任何以前曾出现过的情境。除个别的事情以外，这一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的新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缺乏已使各式各样的改变成为必要，那是许多人现在还没有认识到的。
随机应变的创造者
教育人才，比方说培养工程师的正确方法，就是将他们教育成为具有创造性的人，例如能够面对陌生情况和随机应变。他们必须不怕改变，必须能安于改变，安于新事物，而且，假如可能（因为那样最愉快，甚至能享受新事物和改变的乐趣）。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教育和训练的不是旧的和标准意义上的工程师，而是新的意义上的即有创造力的工程师。
同样，这种理论也对事业和企业中的领导者、管理者和执行者很有作用。他们必须是能够对付任何新产品或任何旧工作方法不可阻挡和迅速过时问题的人，他们必须是不反对改变而能预见改变的人，是能够以足够勇气接受它的挑战并从中寻求乐趣的人。
我们必须培育出一大批头脑灵敏的、适应潮流的创造者。我们必须以一种与惯常方式全然不同的方式给熟练的人或训练有素的人或受过教育的人下定义（即，不作为一个具有丰富经验因而能在未来事务中得益于此的人）。我们能称之为学习的许多作法已经变得无用了。
任何种类的学习只要是简单的应用过去于现在，或在现在情境中利用过去的技术，在许多生活领域中都已经过时了，教育不再被认为根本上是或仅仅是一种学习过程，也是一种性格训练，一种人格训练过程。自然，这不是完全正确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很有道理，而且它将变得越来越正确。
这也许是最彻底、直率而无误地畅所欲言的论断，而且在过去生活的某些领域中几乎一点价值也没有。过分依赖过去的人在许多职业中几乎成了废物。我们需要一种新型的人，他能同他的过去决裂，他觉得自己足够坚强、勇敢，能在现在情境中信赖自己，假如需要，能以一种随机应变的方式妥善处理问题而无须做先期准备。
这所有的一切综合起来更加突出了心理健康的力量。它意味着更加珍视对现实情况给予充分注意的能力，能注意倾听，能注意观察我们面前的具体的、直接的契机。它意味着我们需要那些非同寻常的人，而不是面对现在似乎现在不过是过去的重演，把现在仅仅当作应付未来威胁与危险而做好准备的时期，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在无准备的情况下应付到来的时刻。这种新型的人，即使没有冷战，即使我们都联合在一个种族中，也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他只是为了对付我们将在其中生活的新型的世界。
关于冷战和我们在世界中要不断面临的新情况，给我们对创造性的讨论提供了另外一些必要性。由于实质上我们讨论的是一种类型的人，一种类型的哲学，一种类型的性格，于是，着重点便从对创造产品的强调，从对技术更新和美术产品和革新的强调等等转移开。我们必须变得对创造过程、创造态度、有创造力的人更感兴趣，而不单单是对创造产品感兴趣。因此，我觉得更好的战略是把更大的注意力转向创造性的灵感阶段，而不是创造性的实施阶段，即转向“始发创造性”而不是“次级创造性”。
因此，不管这种随机应变的创造性是否重要，我们都必须集中注意而不是拿那些具有社会价值的艺术或科学成果作为经常性例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用已完成品作为一种标准会引入太多混淆，如良好工作习惯、顽强、训练、耐性、良好编辑能力和其他特征，它们和创造性没有直接关系，或至少不是创造性独有的特征。
考虑到这些，我们甚至更愿意将儿童而不是成年人作为创造性的研究对象。研究儿童能避免许多混淆和污染的问题。例如，在这里我们能不再强调社会改革或社会效用或创造产品。我们还能避开对先天杰出才能的专注，从而也避免了问题的混淆（天才似乎和普遍的创造性很少关联，后者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的秉赋）。
这也是马斯洛为什么强调非语言教育的重要性的原因，例如艺术、音乐、舞蹈教育。但他并不是特别对艺术家的训练感兴趣，因为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完成的。
对于儿童娱乐甚至对于用艺术进行心理治疗，我们可以留待其他场合讨论。我们真正关心的是新型的教育，那是我们必须发展的，这种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我们所需要的新型的人，发展过程中的人，有创造力的人，应变能力强的人，自我信赖、勇气十足的人，自主自律的人。
艺术教育家成为第一批沿着这一方向前进的人，不过这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这也能同样容易地应用于数学教育，希望有一天会是这样。
当然，数学或历史或文学在大多数地方仍然是以一种权威的、记忆的方式传授的（虽然这已经不适用于布鲁纳论述过的那种最新型的教育，那种有关随机创作、猜测、创造性、娱乐的教育，也不适于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为高中教育创造的教学法）。问题仍然在于如何教导学生正视现实，随机创作，等等，即如何变成有创造力的人，能采取创造态度。
新的不考虑客观因素、不包含是非观念的强调，也是一个通过艺术进行教育的运动。可以抛开正确与错误不去考虑，因而可使儿童面对自身，面对他自己的勇气或焦虑，面对他的旧框框或他的新鲜感，等等。说明这一点的一个好办法是，现实一经抛弃，我们就有了一个良好的投射测验情境。
这正是我们在投射测试和顿悟疗法两者中所做的，即，现实、校正、对环境的适用、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决定因素统统撤消，让心灵能更自由地裸露出来。
甚至可以说，从这方面考虑，艺术的教育是一种治疗和成长的技术，因为它能让心灵的深蕴层暴露出来，使之受到鼓励、培养、训练和教育。
趋向自我实现的创造态度
创造性概念似乎越来越接近健康、自我实现、丰满人性等概念，最终也许会证明这是一回事。
即使对已有的事实不完全肯定，但似乎有必要做出这样的结论：创造性的艺术教育，更确切地说，通过艺术进行的教育，它之所以特别重要，与其说因为能造就艺术家或艺术产品，不如说能造就更完美的人。
假如我们对教育人的目的有明确的认识，假如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变成人性丰满的人，能逐步发挥他们所具有的潜在能力，那么，能有这种作用的一种教育就是艺术教育了。
因此，之所以会想到通过艺术进行的教育，并不是因为艺术能产生美的印象，而是因为艺术教育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切其他教育的范式。那就是说，假如我们认真对待并尽力去做，使艺术教育能达到我们所期待的标准，而不是被认为是十分脆弱和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们终将有一天能依据这一范式教数学、阅读和写作。
我们所指的是一切教育问题，也是对于通过艺术进行教育感兴趣的原因——只因为它似乎是潜在的有效教育。
马斯洛对艺术教育、创造性心理健康等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深感历史的发展所引起的每一个变化。我们正处在历史上和以往任何时刻相比都是全新的一点。现在生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快得多地运转着。例如，各种事实、知识、技术、发明、工艺进步在发展速度方面的急剧增长。显然，这需要我们在对人的看法上、在对人和世界的关系的看法上有一个改变。
说得更直截了当些，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人。必须认真地看待赫拉克利特、怀特海德、柏格森的那种观点——世界是一种流动，一种运动，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止的东西。
假设真是这样，今天显然要比1900年或甚至1930年远更如此，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种不同的人才能在一个永远不断变化而不是静止不动的世界上生活。对于教育事业可以更进一步说：教授事实有什么用？事实用不了多久就变得过时啦！教授技术有什么用？技术也很快就过时啦！甚至工科学校也由于有这样的认识而弄得面目全非。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已不再把工程学仅仅作为一系列技艺来教授了，因为工程学教授过去所学的一切技艺几乎都已经过时了，再学习怎样制造马车鞭子还有什么意义？据了解，麻省理工学院某些教授所做的是放弃念过去的真经，宁愿尝试去创造一种崭新的人——他能随遇而安，能以变化为乐，能即席创造，能满怀自信、力量和勇气对付他生命当中的突发事件。
甚至一切都在改变：国际法在变，政治在变，整个国际舞台在变。人们在联合国中彼此从不同的世纪出发讨论问题。某人依据19世纪国际法发言，另一位依据某种全新的原则回答他，从不同世界的不同讲坛上发言。事情就是变得那么快。
言归正传，如何使我们自己转变为一种新人——他们不需要静化世界，不需要冻结它，使它稳定，他们不需要做他们前辈所做的事，他们能满怀信心地面对明天，虽然他们不知道什么将要降临，什么将会发生，但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念，相信自己能在从未出现过的情境中随机应变。这意味着一种新型的人。你也许会认为是赫拉克利特型，但请记住，能造就这种人的社会将生存下来，不能造就这种人的社会将灭亡。
但需要特别强调，这种随机应变和灵感，而不去探讨那些己完成的艺术活动和各种伟大的创造活动。实际上，马斯洛甚至不想从任何已完成的产物出发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因为依据我们对创造过程和创造性个体的心理分析已经相当明确地意识到，我们必须在原发创造性和次级创造性之间进行区分；原发创造性或创造性的灵感阶段应该和灵感的发挥和发展区分开。这是因为后一阶段不仅强调创造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单纯的艰苦磨练，依赖艺术家的日常训练，他或许要花费半生的时间学习使用工具，学习技巧，熟悉素材，直到他终于有了足够的准备，能够充分表达他的积累。
可以肯定，许多人曾在夜半醒来时有灵感的闪现，这灵感告诉他们有某一小说他们想写，或有某一剧本、一首诗词，或不论什么他们想做的事等待着他们去做，灵感是多得很的。而这些灵感的大多数从未达到过任何成就。在灵感和最终产品之间的差别。例如，在灵感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差别，是极繁重的艰苦作业，大量的训练、大量的修养、大量的实践和重复以及推陈出新的修改等等。那么，第二类创造性所需要的美德，和产生实际成品、伟大绘画、伟大小说、桥梁、新发明等等相连结的美德，这些美德对于其他德性——顽强、耐性和艰苦创业等等——的依赖程度如同对于人格的创造性的依赖一样。
因此，为了保持论述范围的纯净，你也许会说，必须重视这一最初灵感闪现时的即席创作，并暂时不去考虑它会产生什么成果，尽管我们承认它们当中很多都会半途而废。部分地因为这个原故，要研究创造性的这一灵感阶段，需要以幼童作为一部分最好的试验对象，他们的发明才能和创造性大都不能依据产品做出说明。当一个小男孩自己发现十进位制时，这可能是一个灵感的高峰、一个创造的高峰。我们绝不能因为某一经验的定义说创造性应该有社会效用，或它应该是新颖的，或应该是前人从未想到过的，等等，就把这一创造的高峰一笔抹过。
同样因为这个原故，马斯洛宁愿利用别的例子而不再把科学的创造性当作一种范例。现在进行的许多研究都是有关科学家的创造的，他们已证明自己是有创造力的，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大发明家，等等。
难题在于，假如你熟悉很多科学家，你很快就会知道这个标准有些不对头，因为科学家作为一群人通常并不如你期望的那样有创造力。这也包括那些曾经做出过发现和确实有过创造的人，那些发表过著述、促进了人类知识发展的人。实际上，这并不很难理解。这一发现与其说能使我们对创造的性质有所认识，不如说它仅仅说明了一些有关科学性质的问题。马斯洛说：“假如允许我更放肆些，我甚至要说科学是一种技术，利用它，没有创造力的人也能创造。这绝不是取笑科学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妙的事物，能迫使缺乏创见的人投身于伟大的事业，尽管他们自己不是大人物。”
科学是一种技术，是社会化和制度化的，以致并不具备创造力的人掌握了它也能在知识的进步中起点作用，这是马斯洛对它所说的尽可能极端和激烈的评语。由于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能脱离历史的怀抱，都只能站在很多前人的肩膀上，成为一个大型篮球队的一员，成为一大群人中的一员，因此他自己的缺陷可能也被掩盖了。他变得万人瞩目，值得大受敬重了，因为他参与了一项伟大而值得敬重的事业。因此，当他发现了什么的时候，这不过是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物，一种协作的产物。即使他没有发现它，或许其他人也会很快做出这一发现。因此，选择我们的科学家，尽管他们有过创造，仍不能作为研究创造理论的最佳对象。
另外，除非我们认识到几乎所有我们一直在使用的创造性定义和我们所使用的大多数创造性例证绝大多数都是男子的或男性的定义和男子的或男性的产品，我们就不能说是在彻底地研究创造性。我们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到妇女的创造性，仅仅因为那种简单传统上的定义只把男子的产品说成是有创造性的而完全忽视了妇女的创造性。通过对高峰体验的研究，马斯洛认为应该注意把妇女和女性创造性作为一个极有价值的研究领域，因为它较少涉及产品，较少涉及成就，较多涉及过程本身，涉及进行中的过程而不是明显胜利和成功的峰巅。
这是我们所谈论的问题的背景。
为什么有创造力的人，在创造激情的灵感阶段，会追悼过去、不思未来，而仅仅生活在现时之中？他付出了一切、深深迷恋并全神贯注于现在，沉湎于当前，一时一刻也不离开眼下的问题。或者引用阿什顿·沃尔纳的《老处女》中一句完美的话来形容这种情境。那位教师倾心于教授她的学童阅读的新方法，说：“我完全沉迷于现在了。”这是我们急需解开的谜。
这种“完全沉迷于现在”的能力，绝对在任何一种创造性中都是必要的。但创造性——不论在任何领域中——的某些先决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和这种变得无时间、无自我、置身于空间、社会、历史之外的能力有关系。
事情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这种现象已成为神秘经验的一种冲淡的、世俗化的、常见的变式，它那么经常地被描绘过，已变成赫胥黎所说的常存的哲学。在各种文化中，在各个时代，它染上了多少不同的色彩，而它的实质总是能认出的——那是同样的。
它总是被描绘为自我的丧失，或有时又变成自我的超越。有一种和被观察的“实在”的融合（和眼前的问题的融合，应说得更中性些），在两重性存在的地方浑为一体，一种自我和非我的结合。普遍的说法是有一种对隐蔽真理的觉察，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启示，一种面纱的脱落，而最后，几乎总是如此——全部的经历被体验为幸福、心醉、欣喜若狂、兴奋昂扬。
毫不奇怪，由于这一震撼人心的体验比任何可以设想为人间的事物要伟大多，以至它经常被认为是超越人类和自然的。这样的“启示”往往用来作为各式各样的“天启”宗教的基础，有时是惟一的基础。
但是，甚至这一在所有体验中最非凡的体验也已经被列入人类经验和认识的范围。对被称为高峰体验的研究，和称为心醉神迷状态的研究，完全是不谋而合地做出的，都证明这些体验是十分自然的，这是很容易调查的。而且，和问题直接有关的是，它们能向我们说明许多有关创造性的问题，正如也能说明人在充分发挥作用时的其他方面一样，例如，当他们在最充分地认识自己时，最成熟和最发展、最健康时，总之一句话，人性最丰满时。
这种充斥于现在、超越时空而使人完全着迷于此，正是高峰体验的一个主要特征。现在又觉得，这些高峰体验研究使我们懂得的道理也能十分直接地迁移到对现实的经验、对创造态度的丰富理解。
我们没必要受这些异常而不极端的体验的限制，尽管现在似乎已很清楚，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能否认出现过狂喜的时刻，只要他们进行了足够的深刻回忆而我们访谈的情况又很适当。我们还能提及高峰体验最简单的变式——入迷，集中注意，或沉缅于任何事物，只要它十分有意思，足以完全吸引我们的注意。这不仅是指伟大的交响乐或悲剧；这样的效果也能由一场扣人心弦的电影或侦探故事或仅仅变得专心于完成自己的工作。从我们都有过的这样普遍和熟悉的体验开始谈起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我们能得到一种直接的感受或直觉或移情，也就是能得到一种直接经验的知识，关于思想家“高级”体验的朴素变式的知识。起码我们能避免那种时髦的、空中楼阁似的、含有隐喻而极端晦涩的词汇，那在这一领域是很普遍的现象。
那么，什么是这些时刻中发生的事情呢？
放弃过去
观察当前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把手中的一切都摊开，研究它和它的性质，认识它的内部所固有的相互关系，发现（而不是发明）问题自身内部对问题的答案。这也是鉴赏一幅画或在治疗中倾听一位患者的最好方法。
另一种办法仅仅是咀嚼过去的经验，重复过去的习惯，品味过去的知识，找出当前情境在哪些方面和过去某种情境类似，即，对问题进行归类，然后把一度对于过去类似问题有效的解决办法用于现在。这就像一位档案文书的工作，我们曾称之为“成规化”。只要现在很像过去，这种办法也确实有效。
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后，这种办法显然就行不通了，档案文书“成规化”也就失灵了。他面对一幅陌生的画，匆匆回溯他的艺术史知识，想回忆起他的假想反应是怎样的，这时他自然很少注视那幅画，他所需要的只是名称或风格或内容以便他能做出迅速的推算。如果他假想过去也欣赏过它，于是现在也欣赏它。
在这样的人中，过去是一个毫无灵气的、未经消化的异物，是一个他随身携带着的但还不是他本身的东西。
确切而言，只有人类已被过去所改造，或已吸收了过去的经验时，才能利用它的积极性和活跃性。它不是或不应该是他身外的什么东西，和他相异的某物。它现在已经变成人体自身的一部分了，正如过去你吃的牛排现在是你而不是牛排一样。消化了的过去（经过吸收而同化）和未经消化的过去是不同的。那是莱温所说的“无历史的过去”。
放弃未来
往往我们处于现在却不是为了现在，而是为了准备应付未来。请想一想，我们在一次谈话中往往是假装倾听对方的样子而实际上在暗中准备我们自己要说的话，排练着如何措辞，也许是计划着一场反击。请想一想，假如你得知你要在5分钟内对我的意见做出评论，会出现何等不同的态度。要成为一个好的、充分的聆听者也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如果不为未来做准备，那我们就会充分地倾听和观察。我们不会把现在仅仅作为达到未来某一目的的一种手段（这样做就贬低了现在）。很明显，这种忘记未来的态度是充分关注现在的先决条件。同样明显的是，“忘记”未来的一个好办法是对未来充满信心。
自然，这只是“未来”概念的一种含义。我们自身内部的未来，我们现在自我的一部分，完全是另一回事。
单纯
往往认为，只有创造性很高的人，才具有这种认识和行动上“单纯”的品质。他们被描绘为裸露在情境中、无矫饰的、没有先验的期望，没有“应该”或“必须”，没有风尚、时尚、教条、习惯，或其他固有的模式认为什么是正当的、正常的、“正确的”等等，随时准备接受发生的任何情况而毫不惊讶、震动，毫不恼怒或排斥。
儿童更有能力以这种无所求的方式承受一切。现在，当我们处在特定环境下时，我们所有的人也都能在这样的方式中成为更单纯的。
意识的收缩
除了身边的问题以外，我们极少意识到其他任何事情。这里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减少了对他人的觉察。对他人对我们的约束和我们对他人的约束的觉察，对义务、责任、恐惧、希望等等的觉察。我们变得更多地脱离了他人，这又意味着我们更多地成为我们自己，成为我们真实的自我，成为我们真诚的自我，我们真正的本性。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脱离我们真实自我的根源在于我们和他人的神经症牵连，那是来自更年期的后遗症，是荒谬的移情。在这种牵连中，过去和现在混淆不清，成年人仍像孩子那样动作。一般地说，孩子有孩子般的动作是完全正确的。他对他人的依赖可以是非常真实的。但是，毕竟他会长大而不再需要依赖他人。成人再害怕爸爸要说什么或做什么肯定是不必要了，因为爸爸已经不再牵挂他了。
一句话，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变得更能摆脱他人的影响。因此，虽然我们的行为曾受到这种影响的波及，它们现在已不再起作用了。
这要求我们展现自我，不要再试图去影响他人，中止引人注意，讨好他人，成为可爱的，赢得赞许。可以这样说：假如我们没有观众，我们就不再当演员，没有必要去表演，我们将能忘我地献身于解决问题。
自我的丧失；忘我，自我意识的丧失
当你完全沉缅于非我中时，你会极少意识到你自己，缺乏自我感知。你不会像一位旁观者或一位批评家那样观察你自己。用心理动力学的语言说，你变得比平常更加完整了，不是分裂为一个自我观察的我和一个体验的我，而是更接近于成为全身心体验的我。你会失去少年的羞怯和提防，不再有被人观察的难堪意识，等等。这又意味着更一致、更浑然和人性的更高整合。
它还表示对体验少批评、少编排、少评价、少选择和排斥，少判断和衡量，少分割和分析。这种忘我是发现一个人的真正本性的途径之一，是发现他的真实自我、他的真诚性质、他的深刻性质的途径之一。它几乎总是给人以愉快和顺畅的感受。我们无须走得太远，像佛教徒和东方思想家那样谈论“万恶的我”，但在他们的说法中确实有某些道德。
自我的意识的抑制力量
在某种意义上，意识（特别是自我意识）在某些时候能以某种方式起抑制作用。它有时是怀疑、冲突、恐惧等等的所在地。它有时是自发性和表现性的抑制者（但自我观察对于治疗是必需的）。
也可以这样说，自我观察的我，包括自我觉察、观察和评判，是“次级创造”所必需的。用心理治疗为例，自我改善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一个人曾容许进入意识的体验进行批评的结果。精神分裂的人有许多顿悟体验，但不能在治疗上利用这些体验，因为他们太多“总体体验”而缺少“自我观察和批评”。在创造性的工作中，同样，需要训练有素的建设劳动接替“灵感”的阶段。
畏惧消失
影响我们的内心的畏惧和焦虑也是可以消失的。我们的抑郁、冲突、矛盾心理，我们的烦恼，我们的问题，甚至我们肉体的痛苦也一样，甚至我们的精神病和神经症也会暂时地消失，假如它们并非特别严重，不妨碍我们对眼前问题变得深感兴趣并流满其间。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是勇敢而自信的，无畏惧、无焦虑、无神经症、无疾病的。
防御和抑制的减轻
我们的抑制也会消失。我们的戒备，我们的（弗洛伊德所说的）防御，和对我们冲动的控制（刹车）以及对危险和威胁的防御也一样。
力量和勇气
勇气和力量是创造态度所必需的。大多数对有创造性的人的研究曾报告有一种或另一种勇气的变式：顽强，独立，自足，一种傲气，性格的力量，自我的力量，等等；受欢迎变成较次要的考虑。畏惧和软弱逐出创造性或起码使它较少光临。
只要我们把创造性看作是忘记自我和他人这一共同特征的一种表现，那它似乎就很好理解了。这样一种状态在本质上意味着较少畏惧，较少抑制，不需要防御和自我保护，较少戒备，不需要矫饰，不怕嘲笑、羞辱和失败。所有这些特征都是忘记自己和忘记观众的一部分，“专心”逐出畏惧。
甚至我们直截了当予以肯定的，变得更有勇气使一个人自己更容易受到神秘、陌生、新颖、分歧与矛盾、异常与惊咤等等事物的吸引，而不是变得多疑，顾虑重重，戒备森严，或不得不使用减轻焦虑和防御的手段。
接受肯定的态度
在沉浸于现实和忘我的时刻，我们又很容易在另一种方式中变得较多“肯定”而较少否定，即，我们倾向于放弃批评（编删、挑拣和选择、改正、怀疑态度、改善、质疑、拒绝、判断、评价）。这似乎是说，我们接受了，我们不拒绝，或不斥责，或不进行有选择地挑挑拣拣。
有些问题就摆到眼前，你不阻拦它，它就会冲进来影响我们。让它显露出它的意愿，让它走自己的路，让它成为它自己，也许我们很欣赏它的本来面目。
这样做，更容易在谦虚、放任、承受的意义上成为道家式的人。
信赖同考验、控制、竞争相对立
以上所说的一切包含一种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信赖态度，它容许暂时放弃紧张和努力、意志力和控制、有意识的对付和尝试。容许自己被眼前问题的固有性质所决定，当时必然含有松弛、等待和接纳。试图统治、支配和控制的通常努力和一种与材料的真正妥协或真正领悟材料（或问题、或人，等等）是对立的。特别是涉及未来的问题更是如此。我们必须信赖我们面对未来新事物时随机应变的能力。这样说，我们能看得更清楚，信赖包含自信、勇气、对世界无所畏惧。也很清楚的是，这种对我们自己面对未知世界的信赖是一种能力，使我们能完全地、坦诚地、全心全意地面对现实。
有些临床的例子可能有助于说明问题。分娩、小便、大便、睡眠、游泳、性顺从都说明，紧张、力争、控制不得不让位于松弛、信赖，相信应该让事情顺其自然。
道家的承受
道家的学说和承受两者的含义都很丰富，这些含义都很重要，但也相当复杂，除非用修辞手段，否则很难说清楚。道家对于随遇而安的创造态度有过一些精微的说明，许多讨论创造性的作者曾一再转述过，有时这样解释，有时又那样说。但每一个人都同意，在创造性的始发或灵感阶段，某种程度的承受或不干预或任其自然在叙述上是有特征可寻的，在理论上和动力学上也是必要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承受或“任随事物发生”和沉缅于现实与忘我有怎样的关联？
就像艺术家尊重他的材料一样，这种尊重眼前问题的态度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谦恭和敬意，也可以说认真对待。这等于把它作为一种目的，作为某物自身看待，承认它有自身的权利，而不是作为达到它以外的某种目的的手段，作为达到某一外部的目标的工具。我们对于它的存在的这种尊重态度含有它是值得尊重的意思。
在对待问题、材料、情境或他人时也可以用到这种谦恭或敬意。这种态度有一位作者曾称之为遵从（顺从、服从）事实的权威，遵从情境的规律。我能更进一步，从仅仅容许“它”作为它自己到一种亲爱的、关怀的、赞许的、欢欣的渴望，就像对自己的孩子或爱人或树木或诗词或宠物那样，渴望它作为它自己那样的存在。
这样的态度对于观察或理解现实问题的全部具体的丰富内容是固有的需要，有助于理解它自己的性质和它自己的样式，无须有意的努力，无须把我们自己强加于它，就像我们要倾听另一个人低声耳语时必须默不作声安静下来一样。
创造活动倾向于成为人的整体活动（通常如此）；他这时是最整合的、统一的、一体化的、统一指向的，全部组织在为热衷的眼前问题的服务中。创造性因此是系统化，是整个人的整体（或格式塔）性质；它不是像一层油彩那样涂在机体上或像细菌的侵入那样，它是分裂的对立面。这样的完整是较少分裂而较多一致的。
允许探究始发过程
人的整合过程的一部分是无意识、潜意识，特别是灵感始发过程的恢复，或诗的、隐喻的、神秘的、原始的、古代的、儿童般的东西的再现。
我们有意识的理智太极端地分析性，太理性，太数量化，太原子论，太概念化，因此，它丢掉了大量的现实，特别是不能领会我们自身内部的现实。
审美的观察而不是抽象
抽象活动是较主动和较多干预的（较少道学的），比审美态度较多选择和拒绝。审美是品味、享受、欣赏、关切，它的方式是不干预、不侵扰、不控制。
抽象的终端产物是数学方程，化学公式，地图，图解，蓝图，草图，概念，抽取的轮廓，模式，理论体系，所有这些都离原始的现实越来越远（“地图不是领土”）。审美观察的、非抽象观察的终端产物是知觉的总存货清单，其中的每一件东西都很容易受到同等的品味，其中重要性高低的评价是不受重视的。在这里寻求的是知觉印象的更加丰富多采，而不是更多的简化和节略化。
有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竟然糊涂地认为方程式、概念式或蓝图比现实的自身更具真实性。幸亏我们已能理解，具体的东西和抽象的东西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补充的，不再有必要贬低其中的一个或全部。我们这些知识界人士最好纠正一下天平，强调一下具体的、审美的、现象学的、非抽象的方面，认识到现象的一切方面和细节，现实的全部丰富内容，包括它的无用部分，因为我们在对现实的描绘中曾过于着重了抽象的方面。
最丰满的自发
假如我们全神贯注于眼前的问题，由于它本身的缘故而迷恋它，心中不再有其他的目标或想法，我们便更容易成为充分自发的，充分发挥作用的，任我们的能量从内部自如地流出，自动地流出，无须努力，无须自觉的意志或控制，就像一种本能一样，自动地、无思想地作用着；即，达到最丰满的、最少障碍的、最有组织的活动。
它们的有组织状态和适合于眼前问题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很有可能就是现实中的固有性质。我们的能力于是最完善、最迅速、最不费力地适应于情绪，当情境改变时能灵活地改变，就像一位画家持续不断地使自己适应他的发展着的绘画的要求，像一位摔跤运动员使自己适应他的对手，像一对舞伴娴熟地相互配合，像水流入缝隙和洼地。
对独特性最充分的表达
充分自发是忠实表现自由活动的机体及其独特性与风格的一个保证。自发和表现，都含有忠实、自然、真实、无矫饰、非模拟等等的意思，因为它们也含有非工具性行为的意思，没有有意的“尝试”。没有费力的争取或紧张，对于冲动之流和深刻人格的自由“辐射”表现为不加干预。
现在仅有的决定因素只剩现实中的固有性质和人的固有性质，以及两者之间起伏波动相互适应的根本需要，需要形成一种融合，一个单元，例如，一支优秀的篮球队，一场弦乐四重奏。这一融合情境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是无关的，这不是一种达到任何外部目的的手段；它的本身就是目的。
人与世界的融合
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人与世界的融合度也越来越高了，通过一个个创造性的例证，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也是先决条件之一。或许，这种融合是一个自然的事件，而不是什么神奇奥秘的东西。假如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同型现象，一种相互影响的铸型，一种越来越密切的相合或互补，一种融化为一体，它甚至是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
河库塞曾经说过：“假如你想画一只鸟，你必须变成一只鸟。”这有助于人们理解上述观点。
创造性达到最佳整合的途径
马斯洛曾对创造性领域的新的和古老的情况进行比较而深感兴趣。首先积累的资料总数——纯粹研究著述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了任何人所能想像的。
创造性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精巧测验技术以及纯信息量的大量积累相比，进展并不大。我想提出理论的问题，即，有关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概念化方面的一些什么问题，并说明这些概念化问题的不良后果。
创造性领域中的思考和研究大都太原子论、太特殊了，而不是像它能够成为和应该成为的那样整体论的、机体论的或系统论的研究。当然在这里并不想进行任何愚蠢的二歧或极化的争论，表示对整体论的任何虔诚或对解析或原子论的任何敌意。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它们达到最佳整合，而不是在它们之间进行抉择。避免这样的二歧抉择的一个途径是利用皮尔逊的旧分辨法，他曾在一般因素和特定或特殊因素之间进行区分，两者都进入了不仅是智力而且是创造力的构成之中。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虽然创造性问题没有被作为建立理论的一个基础，但它和精神病学的健康或心理学的健康之间有非常关键、非常深刻、非常重要和非常明显的关系。例如，在以心理治疗为一方、以创造性为另一方的两类研究中，我们可以说这当中很少有什么联系。研究生理查德·克来格曾发表过一项非常重要的证明材料，说明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
托兰斯的著作《主要的创造才能》中曾以表格形式列出全部已证明和创造性有相关关系的人格特征，这是我们大家都有深刻印象的。也许他认为有30个或更多的特征是充分有效的。克来格所做的是把这些特征记录在一栏中，然后在相对应的另一栏中列出那些我曾用于描述自我实现者的特征（这些特征和许多其他人用于描述心理健康的项目有相当多的交迭，例如，罗杰访的“充分发挥作用的人”，或荣格的“个性化的人”，或弗洛姆的“自主的人”，等等）。
两者几乎存在着普遍的交迭现象，一个表格中的三四十个项目中只有两三个特征用来描述心理不健康的人。没有一个特征是属于对立的方向的，结果是，让我们大致地说，近于四十或至少三十七八个特征和心理健康的特征是相同的——它们补充了心理健康或自我实现的综合性。
之所以引述这篇文章作为讨论的起点，因为创造性的问题是有创造力的人的问题，而不是创造产物、创造行为等等的问题。换句话说，他是一种特定的或特殊的人，而不只是一种老式的、平常的人，获得了一些外部的东西，学会了一种新的技巧如溜冰，或积累了更多的一些经验，它们虽然属于他“所有”，但并非他所固有，并非他的基本性质。其实，早在很久以前，马斯洛就对这一点有了坚强的信念。
假如你认为那种有创造力的人，才是问题的本质，那么你面临的问题就成为人性转变、性格改变、整个人的充分发展的问题。这又必然把我们带入世界观的问题中，带入人生哲学、生活方式、伦理准则、社会价值等问题中。这和那种特别的、因果的、压缩的、原子的理论概念、研究和训练，形成了尖锐的和直接的对照，这一类说法我们常常听到，例如：“创造力的起因是什么？”“我们能够做的最重要的、史无前例的事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课程表上添上一门三学分的创造性课程？”甚至很快就会有人问：“它定位在哪里？”或“试图插入电极促动它或抑制它”。在马斯洛和研究与发展中心的人商榷工业问题时，他也得到强烈的印象，发现他们总是寻求有什么秘密的按纽能发动创造性，像开关电灯那样。
很显然大概有成百上千个决定因素来得到有创造力的人。任何有助于人向更大心理健康或更丰满人性运动的事物都等于是在改变着整个人。这一更人性、更健康的人能产生和能发射出作为副现象，成打、成百和成百万各种不同的行动、经验、观察、传达、教导、工作等等，这种种不同的行为都将是更有“创造性”的。他那时将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会在各方面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行动。于是，作为一种替代，替代那独一无二的或将特定地产生更多特定的创造性的按纽或三学分的课程，这种更整体论、更机体论的观点将提出更有可能得出答案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让每一门课程都有助于培养创造性？”当然，这种对人的教育应该有助于创造一种更佳类型的人，能促使一个人长得更大、更高、更聪明、更有理解力（更敏感）——相应地，也自然会使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更有创造性。
可以提供一个有关这方面的例子。狄克·琼斯写过一篇博士论文，从哲学观点看是极其重要的，但它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他所做的是对高中生进行一种团体治疗，并在年终时发现种族偏见下降了，尽管一整年他都严守自己订立的规约避免提到这一类词句。偏见不是按一下按纽就能创造的。你无须训练人染上偏见，你也不能真正直接地训练他们“消除偏见”。我们曾经试验过，这些都起不到很好的效果。但偏见的消除像火花一样从轮盘上飞出，作为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的副现象、副产品而实现，不论是由于心理治疗或由于任何其他能改善人的影响。
马斯洛曾用不同于传统科学的方法对创造性进行过调配研究。他说：“我不得不发明整体论的交谈法。我试图一个人又一个人地去了解，尽我的可能进行深入、深刻、充分的了解，直到我觉得对于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作为独特的、个别的人）有了真正的理解。”这是在获取整个生活和整个人的非常充分的历史材料而不怀有特定的课题或问题，就是说，不是抽取这个人的某一方面而不涉及其他方面，而是在进行个案研究。
但之所以称之为法则研究也正因为如此，它也可以涉及特定的问题，在进行简单统计后得出一般结论。你能把每一个人都看作一个无穷大，而多个无穷大可以相加，百分数可以求出，正如超穷数也能运算一样。
如果你能用这种方式去深刻、深入和个别地了解人的样本，那么，就可以将某些典型传统实验中不可能的操作变为可能。马斯洛有一个大约包括120人的研究对象名单：“对他们每一个人我都花去了大量的时间——仅仅用于对他们进行一般的了解。这样做以后，我能再提出某一问题，回溯我的资料并得出答案，即使120人全都死了也能得出答案。”这和就某一单独的问题所做的特定实验形成对照，在这种实验中将变动某一变量，而所有其他变量假定“保持不变”，尽管我们自然都非常清楚，有成千的变量在经典的实验范式中只能假定受到控制而不是实际受到控制，更不用说保持不变了。
马斯洛曾非常坦率地坚信因果方式的思维在作为普遍的科学哲学时已经过时了。尽管它曾在非生命的世界中发挥大的作用，而且也曾在解决人的问题中因取得或多或少的成功而被学会。我们绝不能再这样做，因为它只能引导我们进入特定的思维，即关于某一原因引起某一后果和某一要素产生某一要素的思维，而不是使我们对那种系统的和机体的改变保持敏感。对这种改变，其中任何单一的刺激都可能会改变整个机体，而改变的机体又会引起生活一切部分的行为改变（这也适用于社会组织，无论大和小）。
例如，假定你想要得到身体健康，又假定你问：“你是怎样使人的牙齿好些的？你是怎样使他们的脚好些的？”或他们的肾、眼睛、头发等等。任何一位医生都会告诉你，最好的办法是改善一般系统的健康。也就是说，你要改善一般因素。假如你能改善他们的饮食和生活方式等等，那么这些办法将能一举改善他们的牙齿、肾脏、头发、肝脏、肠子，以及其他任何器官，即整个系统都得到改善。
同样地，按照整体论的看法，一般的创造性也是从整个系统中出发的，一般地改善的。而且，任何能产生更有创造力的人的因素也能使人成为一位更好的父亲，或更好的老师，或更好的公民，或更好的舞蹈家，或一位更好的什么人，至于达到和一般因素的增强相应的程度。当然，接着还要有特定的因素与此相加，才能把好的舞蹈家或好的作曲家和好的父亲区分开。这一点很重要。
葛洛克和斯塔克写过一本讨论宗教学的好书，可以作为一种对这一类型原子论的和特定的思维的相当高明而又合格的描绘，特定的思想家，刺激—反应思想家，因果思想家，“一因到一果”的思想家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领域，这两位作者可以做为先驱。首先，他们当然觉得必须给宗教下定义。当然，他们不得不下定义说宗教是纯粹的、分立的，说它不是任何别的什么，进而把它孤立起来，和其他每一事物分割开，然后开始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A”和“非A”绕来绕去：“A”是所有“A”，不是“A”以外的任何东西，它是纯粹的“A”；而“非A”是纯粹的其他事物，因此两者没有交迭，没有融合，没有结合，没有熔接，等等。这使他们能够继续前进并陷入一种绝对的、全盘的混乱——但这是从未见过的一种美丽的混乱。他们钻进了死胡同，停留在那里，使宗教行为和所有其他行为完全分开，以致他们全书所讨论的都是外部行为，去教堂或不去教堂，节约或不节约小片的木料，对某件事或另一件事表示或不表示敬意，这样便把我称之为宗教的宗教完全排除在全书以外，我所谓的宗教指那些有深刻宗教思想而又可能和宗教机构、超自然现象、偶像崇拜无关的人的宗教态度和情感、情绪等。这是原子论思维的一例，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在任何生活部门中，一个人都能进行原子论思维。
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一定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创造性。我们能把创造性弄成一种主日行为，它出现在一间特定的室内，一座特别的建筑物中，比如在一个教室里，并出现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如星期四。它只有在那间室内和那个时间内而不是在任何别的时间和地点才是创造性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且只有某些领域和创造性有关，如绘画、作曲、写作，而不是烹调或驾驶出租汽车或做管工。但还想提醒一下，创造性是几乎任何行为都包含着的一个方面，不论是感知的、态度的，或情绪的、意动的、认知的、或表现的。假如你以这样的方式研究它，你将能提出各式各样有趣的问题，如果你以另一种两歧化的方式研究创造性，将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如同你刚开始学习跳舞时一样，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大多数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都要经过亚瑟摩雷学校的训练，先出左脚然后迈右脚走三步，这样逐渐地你经历了大量外部的、有意的运动。有助于学会跳舞的心理疗法就在于使你懂得有成千的效果可以使你学会很好的舞蹈动作，就是说，要更自由地跳，更优雅、不拘束、不抑制、不自觉、不渴求，等等。同样，我想，好的成功的心理治疗（而我们都知道也有大量蹩脚的心理治疗）也能增进一个人的创造性而无须你有意去培养，甚至无须你提及这个词。
另外，有一些完全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被一个学生的一篇论文揭示出来。它的开端是关于生孩子的高峰体验，来自母性的欢乐等等。但它接下去转了话题，因为谭泽夫人曾发现，当生孩子是良好或伟大体验的时候，会有各式各样其他奇妙的改变发生。那时，许多事情在那位妇女的一生中都将改变。它可能有宗教转变体验的一些味道，或有类似伟大启蒙的效果，或类似伟大成功的体验，它强烈地改变了那位妇女的自我意象，因而也改变了她的一切行为。
另外，这种一般的研究在谈论“气氛”时肯定是既高明而又富有成果。由此我们可以制定非线性系统组织的体制并找出这种组织中出现一切良好效果的原因。
那么，这种创造性气氛是由整个社会环境造成的。我们不能拣出某一种主要的原因盖过其他。有一种一般性的自由，像大气一样，弥漫全身，无所不在，而不是如同你在星期二做的某一件小事——一件特定的、可以和其他事件分割开的什么事情。能增进创造性的正确气氛、最佳气氛将是一种理想王国，或优美心灵的组织。那将是一种社会，它是特地为促进所有人的自我完成和心理健康而设计的。在此范围内并以此为背景，我们然后才能用一种特定的“轮廓”，一种特定的格局，用特殊因素使某某人成为一位优秀的工匠，而另一个人成为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但没有那个一般的社会背景，在一个不良的社会中（这是一种一般的制度论述），创造性就会较少可能出现。
我们也需要治疗方面的类似物的帮助。我们从那些对这一研究和思想领域有兴趣的人那里可学到很多东西。例如，我们必须正视他们提出的什么是同一性，什么是真实的自我，什么是治疗和教育，在帮助人趋向同一性时应该做的等等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关于某种自我、某种特征的模型，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设想为生物性的，它是体质的、气质的“类似本能的”。我们是一个物种，我们不同于其他物种。假如是这样，假如你能接受这一模型而不是“白板”模型，不是把人作为纯粘土可以铸造或强化成为任何预先设计的形状，像某一专断的控制者所要求的样子，那么你也必须接受作为揭示、解除束缚的治疗模型，而不是作为铸造、制造和塑造的治疗模型。这对教育也适用。由这两种关于人性的不同概念所构成的基本模型也是不同的——在教育、学习，在每件事上都不同。
那么，创造性是否是一般人类遗传的一部分呢？它确实经常会丧失，或被掩盖，或被歪曲，或被抑制，或受到任何可能的阻碍，那么任务就在于揭示什么是所有婴儿与生俱来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深刻、非常重大的问题，一个我们必须讨论的基本哲学基础问题。
最后，再说一点，一个特殊问题，而不是一个一般问题。问一问，什么时候我们不想要创造性？有时，创造性能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它能成为一种麻烦的、危险的、混乱的事情。马斯洛曾从一位“创造性的”研究助手那里理解到这一点，她把他曾研究了一年以上的课题搞乱了。她变得“有创造性”了，中途改变了全部事务，甚至连个招呼也没跟他打。她搞乱了所有的资料，浪费了他一年的时间，把工作弄得乱七八糟。我们要求火车基本上正点运行，要求牙医一般不要发挥创造性。一个人有一次要动手术，还记得当时他一直感到不安和担忧，后来他见到了他的外科医师。很幸运，医师是一位精细专心型的人，非常干净利落，一丝不苟，这显然是一位十分正规、有节制而清醒的人。这个人宽慰地长出了一口气——这不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这是一位能进行规范的、惯常的、平凡手术的人，不会玩任何花样或试验任何新方法或进行任何新的缝合手术实验等等。
这不仅在我们的社会中是重要的，我们的分工要求我们听从命令，执行计划，不出意外。而且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不仅就我们作为有创造性的工作者来说是如此，而且作为研究创造性的学者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我们都有一种神化创造性的一个侧面的倾向，神化热情、顿悟，神化启示、高明的主意，神化夜半灵感的来临，并往往会低估随后几年的艰辛劳动，那是任何美妙想法要成为有用的东西都不可缺少的。
站在时间的角度上，那些美妙的想法其实占有我们的时间是很少的，我们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艰苦的工作。马斯洛认为：“我们的学生不懂得这个道理。这些麻木的孩子更多出在我们的门下可能是因为我的学生常常同意我的某些看法，因为我写过有关高峰体验和灵感等等的文章，他们就觉得这是惟一的生活方式。生活没有每日或每时的高峰体验就不能算是生活，因此，他们不能做任何枯燥的工作。”
“有一个学生告诉我：‘不，我不想做这件事，因为它不能使我感到愉快。’于是，我涨红了脸，怒气上升：‘什么话！你干，不然我开除你。’然而他认为我在践踏我自己的原理。我也认为，要对创造性进行更有分寸和更平衡的描绘，我们研究创造性的人必须对我们给予他人的印象负责。”
显然，我们给人造成的一个印象是，创造性像闪电在某一伟大而光荣的时刻击中你的头脑。能创造的人也是优秀的工作者这一事实往往被忽视。
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某种程度上，循规蹈矩的存在并不是企业内特有的一种特征，也不是任何大的群体所特有的领域。可以说，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和什么规模的组织，内部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循规蹈矩的现象。大的企业总是能够给每位员工的个性留有更多的展示机会，它所要求的循规蹈矩比任何其他一类组织要少得多——其他组织比如政府部门、学术领域或者是在军队中。
相对而言，循规蹈矩的现象至少是容易或者说更容易在一些小的组织群体中出现。在一个只有10位员工的小组中与一个上千人的组织中改变一种已经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具有同样的必要性，它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小群体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出现的偏差上。众所周知，在一个小城镇里人们在约束一个与众不同的异端人士时所花费的精力比一个大城市要多得多。同样的道理，我大胆地认为，与一个庞大的企业相比，在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企业里循规蹈矩会更加引人注目，因为原因可能会是在一个有10000人的群体中人们的容忍度会比10个或是12位员工的小群体的容忍度更为博大一些。
然而，事实似乎是循规蹈矩这种现象在大企业里更加引人注目，而且企业里都有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那就是，企业中存在着一种固定的模式，任何一个希望得到提升、得到发展的人必须遵守这些固定的模式，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什么样的衣着打扮，什么样的政治观点，所有这些你必须同大家保持严格的一致。这个总体的印象看起来可能相当的奇怪。有一些流行的杂志甚至不停地向人们灌输这样奇怪的说法，说所有企业主管的妻子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作为这些人能否被提升的一个参考标准。一大批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里面也都曾经有过类似的论调。
强调习惯和习俗中一些无关紧要的因素或者是强调各种职能特征只会让事实变得更加模糊不清，而事实提出的挑战却没有任何不合逻辑的枝枝节节。反应迅速、管理有序的组织会充分意识到这种将员工埋没的紧密相关的危险。组织内取得的进步与这个团队中员工所具有的行为上的思想自由是成正比的。任何大的组织内不会存在一种固有的倾向，会将鼓励充分发挥员工才华的大门紧紧关闭。相反地，组织规模越大，就会越积极地让自己内部对员工的鼓励和承认的渠道开得越大，让这些渠道越发地通畅。
成人跟儿童一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容易迷失自己前进的方向。处于组织里的人会被慢慢淹没、会有强烈的挫败感，或者被忽视；有时候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有时会受到侮辱，有时别人对他的诺言会突然变成了空头支票。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确保这一切不要发生，确使每一位员工的才华和潜力都不会淹没在周围的人群里。
一个组织如果在成功的光环里对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像一个自恋的人一样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一切东西并陶醉其中，这个组织就处在了十分危险的境地。我可以大胆地假设，我们中的每一位员工，无论在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肯定都经历过类似不愉快的阶段，即使我们的脑海里有更简单易行的方法，老板也一定要坚持让我们按照他的方式去完成任务。
我们社会都十分重视培训，尤其是在无数个被称为行政主管进修的领域。但是，在培训程序中，太多条文化的东西导致人们的思维模式如同复制出来的一样刻板、生硬、僵化。系统的培训毫无疑问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要时时牢记并不是组织塑造了人，而是人塑造了组织。正是由于千差万别的员工所具有的不同性格和他们的适应性，以及他们头脑中新的思想，组织系统的血液才得以丰富起来，组织的寿命才得以维持和延长。
如果人们将自己的特性和身份都牺牲在平庸这个阴暗潮湿的洗衣店里的话，不仅组织，连社会本身也要遭受损失。优秀的领导者会竭力将这种危险减至最小，当然，凡人都会有缺点，在这一方面不可能做得尽善尽美。遗憾的是，人与人之间很少能够找到可以进行直接横向比较所依据的有效标准，而在同一个组织内每位员工对组织的功用和能够得到的机会都会因为他们的一般能力与特殊能力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同样，每一位员工对组织所做的贡献的种类和重要性也有千差万别。而具有独创性的想像力也会以不同的比例和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有些人所做的贡献是以绚烂多姿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有的人则通过孜孜不倦地工作或者是日复一日地机械地工作表现出来。对于组织来说，重要的是要让组织内的每一位员工都能够有机会以最适合自己个性的方式，充分挖掘自己的潜力、展现自己的才华。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组织才能够将比较出色的优秀人才筛选出来提拔到高层，尽管大多数的一般人才都有一定的才华，但准确来说组织甚至社会本身真正最为关注的却是那些处于最高层的人。普通人的角色和作用在不断地扩大和加强，以各种有效的方式发挥着作用。而真正不平凡的人的作用在这个年代或者说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地位可以用一句特别的话表达出来：
所有人的贡献和成就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限的少数人的作用和贡献却是极端重要、无法忽视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在任何一个领域内，总得有人是领导者，有人是跟随者；有的人会获得非凡的成功，有的人成绩平平，而有的人却没有任何成就。所有人的贡献都大致是中等水平，而在各自领域内处于高层的极少数人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些巨大的个人成功正是在许多其他人一定程度的成功的基础上才能够获得的。
个人的成就只标志着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开始，这个连锁反应会将它波及得越来越远，范围越来越大。这种个人成就成为一种催化剂，它唤起了其他人心中的渴望，唤醒了在别人心中仍然休眠沉睡的热情与激情。
我们所说的梦想是指创造性的天赋，无论是科学、企业、教育，还是人类活动的其他任何一个方面，它们的任务都是要探询、发掘和保存人类这一无价的品质。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留给后人的就只是一些沉闷乏味的遗产。
每个人都具有创造力
很多人坚决相信，人类的创造力主要是先天生成的，每一个时代里，仅有极少数人才有独到的创造。达文西、莎士比亚、贝多芬、贝尔和爱因斯坦都能充分地运用创造的天赋，并且发挥了超常的想像力。
创造性的心灵，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应该选择方向，确定目标。其次是找出问题，并寻求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法。然后，选择最好的解决方法，有计划地执方。如果问题一时无法解决，或难以摆脱错误的束缚，就得暂时把问题放下。
所有的人都具有创造力。我们天生就具有创造性的本能，指引我们迈向成功。以写字这样简单的例子来说，当我们掌握了正确的持笔姿势时，就会忘记儿童时期拙劣的样子，而在“心灵录像机”上，录上这种正确的姿势以备日后使用。抽象地说，这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努力。
我们都能够有所创造，因为我们都具有想像力。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情不自禁地使用它。例如，当我们烦恼时，就是在以消极的方式运用想像力，创造一些莫须有的苦闷。我们的脑海中浮现着以后的景象，因为我们害怕失败。由另一方面来说，当我们快乐时，就是在以积极的方式运用想像力。回想曾经取得的成功，即能获致现在的快乐，从而构思目标的实现。
我们都将经历失败和成功，为了运用创造的思考能力，我们必须摆脱往日错误的束缚，而树立成功的自信心，运用于现在的努力奋斗中。
在下面这些状况中，我们都能有创造力的思考：
我们对问题考虑得十分清楚；
我们考虑到所有可能的解决方式；我们接受并执行最好的方式；
如果问题一时无法解决，就得暂时搁置一旁。心灵的自动控制系统，会利用曾经积累的成功的经验，自动地替我们做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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