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治疗方法，精神分析法最初是在医学领域发展起来的。弗洛伊德发现某些精神性障碍，比如歇斯底里的痉挛、恐惧、精神压抑、吸毒成瘾、胃官能症等，并没有非常明显的身体上的病因，如果消除了患者的某些潜意识因素，这些精神困扰则可以得以治愈。类似上述这种精神性障碍，就是人们所称的神经症。

    在其后三十年中，精神病学者们又认识到这些明显的症状折磨着神经症患者，在处理生活的方式上，他们也有着相当程度的困扰。而且，有很多人患有人格紊乱，却不表现出神经症患者所具有的特定症状。也就是说，神经症患者的症状有隐有显，但是共通的是，他们都有人格上的障碍，这个事实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特征并不太明显的人格障碍组成了神经症最基本的核心。

    在精神分析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以上事实的发现起到了极大的建设性作用，精神分析学的范围得以扩大，其功效也得以提高。于是，一些明显的性格异常像严重的临床症状一样也被当作了精神分析的对象。比如不由自主的优柔寡断，在选择朋友或爱人的问题上不断犯相同的错误，以及在工作上表现出的冷淡和压抑态度等。不过，精神分析的根本目的是理解这些病症并最终将其消除，而不是研究人格及其发展规律。性格分析只是手段，假如这样的工作还能有助于患者全面而健康的发展，这应该算是意料之外的收获了。

    对治疗特定的精神失常来说，精神分析法无疑是一种将被人们长期应用的治疗方法，而且它还能够帮助到一般人的性格发展，这一事实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人们对精神分析法的关注和青睐，不是因为他们感到恐惧、精神压抑或者其他的精神紊乱，而是他们觉得自己缺乏妥善处理生活的能力，或者觉得他们自身有不足之处，对他们的发展造成了困扰和障碍，或对他们的人际关系造成了伤害。

    新的远景初显之时，人们总对它的价值抱有过于乐观的预期，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一种被广泛传播的观点认为，促使人格成长的唯一方法就是精神分析法。然而毋庸置疑，事实并非如此。对我们的发展最有裨益的，还是我们的生活本身。远离故土的困苦、身体的疾病、孤独的岁月等，这些生活赋予我们的重压；还有生活赐予我们的那些欢乐与美好，诸如真诚的友情，甚至只是与一个真诚可靠、值得珍惜的人相处，以及团队协作等，所有这些因素，都能对我们发挥自身的潜能带来帮助。

    但是很不幸，生活在给我们带来帮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好事并非总是能如愿出现，困难也不仅是对人们的积极性和勇气造成障碍，有时还会超越人们的承受能力而将他们彻底打垮，甚至人们最后还会深深陷入心理障碍的泥沼，而无法享受生活所带来的帮助。精神分析法却没有这些不利因素，尽管它也有其局限性。因此，在人格发展领域，精神分析法自然地占据了它应有的位置，并以其特殊的方式促进着人格的发展。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文明社会，情况复杂，困难重重，在这样的社会里，任何有助于促进人格发展的方法都显得格外重要。即使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专业的精神分析法都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帮助，但由于它并不能使所有的人都受益，所以自我分析就更有其必要性了。人们一直认为，自我分析不仅很有价值，而且在“认识自己”这一问题上具备可行性。当然，精神分析的种种发现也可以为自我分析带来极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它还能为人们揭示出以往没有认识到的自我分析的内在困难。正因如此，我们应该抱着谦虚的态度和美好的希望，来讨论精神分析中自我省察的可能性。

    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向读者严肃地提出这一问题，并对其中所涉及的困难给予全面而充分的考虑。我还将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提供一些自己的思考经验，但因为目前在这一领域里，还非常缺乏可供参考的实践经验，因此我不会在书中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我的目的主要是提出一些疑问，并鼓励那些具有建设性的自我省察的努力和尝试。

    对个人而言，进行建设性自我分析的尝试非常重要，因为他可以通过这样的努力，获得充分发挥其自身才能的机会。我这里所说的发挥才能，不仅指发挥其个人潜藏的独特天赋，更重要的在于摆脱种种类似于强迫症等易致残性神经症的困扰，发展其作为一个健康而全面的人的潜能。然而，自我分析还牵涉一个更为宽泛的问题：今天我们都在为民主这一理想而奋斗，而民主思想的基础部分就是相信个体（尽可能多的个体），应该全面发展其自身潜能。尽管精神分析在帮助个体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不可能解决整个社会的弊病，但它至少能够厘清既是这些弊病的起因，又属于其造成的后果的一些冲突、误会、仇怨、惊惧、伤害和弱点。

    在我之前出版的两本书中，我曾提出神经症的理论框架，在本书中，我将对其进行更为细致的讲述。我本想避免对那些关于神经症方面的新观点进行描述和解释，但对于那些可能对阐述自我省察有用的素材，我想还是有必要将其重新展现在读者面前。当然，在本书中阐述那些观点时，我会尽我所能阐述得简洁明了，而不对本书题材造成妨碍。心理学问题是极为复杂的，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一旦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会尽力做到不堆砌名词术语，以避免使这些本已复杂的心理学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伊丽莎白·托德小姐以精妙的见解，帮助我组织全书的材料；我的秘书玛利亚·莱文夫人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还有那些允许我公开发表他们自我分析经历的患者，借此机会，我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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