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提出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出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国家摆脱贫困陷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进入增长停滞以及不能进一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原因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随着劳动力成本相对于低收入国家的上升，在出口市场既不能在制造业上与低收入、低工资的国家相竞争；与此同时，在创新技术方面的能力并未得到显著提高，进而导致该国家又不能在高技术创新产品上与发达国家竞争，出口竞争力下降。这样就会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甚至经济的倒退，导致该国家不能发展为高收入国家。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

    1.绝对标准

    世界银行按照人均收入水平进行的国家分类基本上趋于稳定，主要划分为四类，包括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

    2.相对标准

    2012年，世界银行与中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展开合作研究，该研究利用Maddison数据库，基于世界各国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百分比划分为三类国家，即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其中，中等收入国家为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5%—40%的国家，低于这个区间的为低收入国家，高于这个区间的为高收入国家。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分类标准定义为国家收入组的相对标准，即人均GDP（PPP，购买力平价方法）相对于美国的相对水平。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东亚和拉美的比较

    1.亚洲国家或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比较

    日本和韩国的人均GDP超过美国的40%以后，又实现了进一步追赶。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只有实现更高程度的追赶，才能说明已经稳固地超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相对水平，中国人均GDP在2008年首次超过美国的20%，相当于日本1950年的水平。这也表明，中国在未来仍旧具有巨大的追赶空间。

    除了东亚国家以外，很多东南亚国家也曾经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卓越的表现，例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其中，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1976—1996年期间经历了长达20年的较高速增长，三个国家在此期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6%、4.6%和5%。虽然这些国家也曾经历过快速的经济增长时期，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因而没有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

    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并没有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想当然地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是本国经济发展的良方，而不是通过深化改革主动地解决本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修补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导致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不断累积，最终演变为货币的大幅度贬值，资本市场的剧烈动荡，企业大规模破产，失业和通货膨胀急剧恶化，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直接诱导因素。

    此外，在这些国家发生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面临着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是这些国家政府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忽视了社会进步的建设，在推进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忽视了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导致社会稳定的脆弱性不断加大。

    2.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国家也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需要指出的是，阿根廷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按照不变美元价格计算，阿根廷人均GDP在1960—2015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1%。从长期来看，这个增长速度属于低增长速度，导致阿根廷未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阿根廷长期的低速平均增长率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增速波动，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差。

    对于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要有一个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且经济增长要保持相对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行稳”才能“致远”。

    3.两类国家的比较

    从根本上讲，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前提是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根据经济增长核算，经济增长率是要素投入的增长（包括劳动力和资本）、人力资本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结果。

    从经济增长核算上，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性增长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中等收入国家上升到高收入国家的主要驱动力。进一步地讲，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长期的、稳定的、高质量增长的必然结果，这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重要性上。

    四、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经历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是从低收入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阶段，也是经济起飞阶段，总体上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表现为要素高投入、空间低集聚、贸易低附加值、自然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

    2.第二阶段是从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为转型期，这时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或经济起飞，进入上中等收入；如果转型不成功，则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潜在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并持续低迷。这一时期既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期，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战略机遇。

    3.第三阶段的发展取决于第二阶段的经济结构转型。如果第二阶段的转型成功，则进一步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如果第二阶段的转型失败，则继续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现象是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以一种固定的经济增长模式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在不同收入水平时期，经济发展基础条件（包括优势条件和制约因素）不同，外部的机遇和挑战也不同，因此经济发展模式也应该相应调整。对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经济发展模式不能顺应内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必将导致原有增长模式潜在的风险不断累积放大，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甚至形成三者之间的恶性循环，使得经济进入持久性的停滞以及衰退。

    即使一个国家处于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时期，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以及维持国家的政治稳定，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刹车器”。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非经济的因素往往是导致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原因。或者说，单纯的经济增速下滑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更为本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一系列阻碍增长以及造成经济增长不稳定的各种内部和外部挑战。

    当然，最关键的是，中国如何创新自己的发展道路，按照邓小平同志所构想的中国式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构想，不仅能够成功跨越“贫国陷阱”，还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来还要迈向高收入水平，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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