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白经济学思想述评[1]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 李建勇教授

    刘诗白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40年代。1947年，他翻译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M.Dobb）所著《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一书。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并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出版了《原子能利用上的两条路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及其危机》等专著。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他的研究重心集中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改革开放以来，他以旺盛的激情投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理论的研究，先后参加了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资本论〉辞典》的编写工作，出版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若干问题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社会主义经济学原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专著和140余篇论文。在这些著述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事物、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实际经济部门的重视。他的著述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本文仅就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家庭联产承包经济和家庭生产方式、社会主义股份制与产权等问题的研究进行简要评述。

    一、提倡政治经济学要拓宽研究范围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国内外经济学界长期存在争论，刘诗白对这个问题的独到见解，引起了经济理论界的广泛重视。

    （一）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的区分

    早在50年代，刘诗白就倡导拓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他的基本观点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政治经济学必须拓宽研究范围，并提出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2]。他认为，科学的对象是科学所要探究其规律的客观存在的特定领域；由于客观事物质的区别，决定了各个学科的对象的区别性。但是，客观事物之间所具有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性质，决定了科学的研究过程，不仅要探索属于其对象的特定领域的规律性，而且还要对某些不属于其对象范围，但与研究对象有密切联系的事物加以考察。因此，研究范围总是大于对象范围。根据以上逻辑推论，刘诗白在肯定社会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对象的同时，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中应该包括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而不能像传统研究方法那样只研究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这个观点，在当时就引起了国内外理论界的关注。

    （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重视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

    刘诗白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需要把研究的范围拓宽，即要把生产力发展运动的规律和经济运行机制纳入其研究范围，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目标[3]。为此，就必须深刻地分析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的运动，要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具体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以指导经济活动的实践，不能把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和内容只限于几条抽象的“规律”。

    刘诗白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包括宏观、微观和中观的经济运行机制。宏观的经济运行机制是从国民经济总体上来研究社会再生产和各种经济活动；微观的经济运行机制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研究生产、分配、交换等经济活动；中观的经济运行机制是从一个城市、一个部门的角度来研究经济活动。他认为，只有通过对经济运行机制的全方位的分析与研究，才能更好地揭示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运动及其规律，从而更好地指导与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也要运用数量分析方法

    基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运行机制的任务，刘诗白十分重视并强调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加强数量分析[4]。他认为，要研究经济运行必然涉及具体的经济数量关系，如需求量、供给量、货币发行量、投资量、工资量等。因而，通过数量分析，才能阐明经济活动与经济过程之间量的关系，使人们可以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分离出若干独立变量，找出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区分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制定各种经济平衡方程式，建立起各种数学模型，从而利用它们来进行经济预测，制订经济计划。为此，他主张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对经济过程精确的数量分析与计量的基础之上，否则就难以避免决策失误和“瞎指挥”。他的这一见解，立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分析经济运行机制这一新的任务，同时也符合当代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一般趋势。这对于丰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四）提出人民财富的理论

    基于政治经济学必须拓宽研究范围的认识，刘诗白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应是人民财富学[5]。在他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原论》一书中，实际上把对“人民财富”的研究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这一构架的新颖独特之处在于：把人民财富的最大增值、合理分配与优化使用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把人民财富上升为一种理论形态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归纳和科学概括。他的这种人民财富观，体现了一种新观念和新思维，即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人民生活富裕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主轴，以富国裕民为要旨。这也是他关于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生产力的运动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思想的进一步具体化，为革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条重要思路。

    二、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多维分析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的研究，是刘诗白涉猎较多且颇有创新的一个领域。多年来，他发表了许多论文和专著，从不同侧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维的研究。

    （一）对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特征的概括

    长期以来，对所有制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理论禁忌最多的一个领域，但刘诗白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敢于大胆探索，是我国经济学界最早的研究者之一。1978年以来，他在一系列论著中论证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一种不成熟、不完全的所有制。1981年在成都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所有制理论讨论会上，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公有制具体形式内部的多层次性的新颖观点，受到了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也是他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刘诗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具有多元性，即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作为补充的各种非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将长期并存。因为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质变采取了“扬弃”的形式，即破坏了旧事物的基本结构而保存了它的某些附件，或者克服了旧事物的内在本质而保留了它的某些形式，这样，在过渡时期结束之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外，作为补充的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包括某些带有公有制因素的过渡性与中间性的所有制形式），仍将长期存在并会有较快的发展。

    刘诗白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具有多样性，不赞成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仅仅归结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观点，并根据近年来我国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形式和经济联合组织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相互渗透、交叉和结合中出现的多样化现象，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所有制还有多种具体形式或多种的联合所有制形式，例如“全民＋集体”型、“全民＋集体＋个体”型、“集体＋集体”型等。

    刘诗白较早地指出公有制的具体形式具有多层次性。就全民所有制来说，将会产生各有特色的若干具体形式。例如，在经营形式上将会出现国有国营、国有企业经营、国有集体租赁、国有个人租赁等具体形式；在资金结构与分配结构上，将出现吸收部分职工资金和实行按股分红，吸收集体资金、社会个人资金和实行按股分红，向其他企业进行投资和按股分红等具体形式。

    （二）主张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自负盈亏

    刘诗白基于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不成熟性的分析，把这种所有制的特点概括为：生产资料的全民占有关系与产品的企业局部占有关系，企业活动不是体现完整的全民利益，而是体现有部分企业局部利益；企业劳动者不仅要从统一的社会基金中取得收入，还要从归企业占有与支配的企业基金中取得一部分补充收入。他指出，传统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和国家统一分配，企业没有权、责、利的经营管理方式，其根源正是在于忽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这种不成熟性。

    依据对全民所有制特点的上述认识，刘诗白较早地主张全民所有制必须实行自负盈亏。1979年，四川省在全国率先实行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为内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他深入实际认真总结了实践经验，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理论论证。他认为，实行自负盈亏是改革我国经济体制、解决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的根本途径，不仅可以通过企业对国家上缴税金实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权利，同时又通过企业独立支配自有资金加强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经济激励。他还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自负盈亏是一个有弹性的范畴，可以有初步的、较充分的、完全的区别，国家可以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形式。改革的实践证明，他的上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三）对家庭生产方式的新论证

    鉴于长时期以来理论界对家庭生产方式的研究不够，对这种小生产的意义和作用估计不足，刘诗白在1985年发表了《试论农业家庭生产方式》一文（《经济研究》1985年第8期），从新的角度阐述了家庭生产方式的性质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

    刘诗白认为，家庭生产方式不等于家庭经济或个体经济，也并不必然就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家庭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之下，并采取过多种不同的形式，依存于各种不同的物质技术条件，依附于不同的所有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革命为家庭生产方式注入了新的活力。刘诗白不赞成哈佛大学帕金斯教授认为家庭经济增产效果只有7年的看法，而是基于家庭生产方式在发展生产力中具有弹性的认识，强调家庭生产方式能够吸收科学技术进步的果实以增强其适应性。他根据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认为家庭生产方式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体系中一个持久的组成要素，并将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复兴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探索

    刘诗白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研究独具特色，并以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一）坚持用“所有制论”解释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

    在刘诗白的一系列论著中，他对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商品性的各种观点，如两种公有制论、物质利益论、按劳分配论、核算工具论、社会分工论等，进行了认真而有说服力的评论，并坚持用“所有制论”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商品性的根源。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完全可以从社会主义主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占有关系和利益关系的特点中得到说明。由于现阶段全民所有制还不成熟，这种情况决定了企业不能把它的产品无偿地让渡给对方。它在让渡自己生产的产品时，不能不考虑与计较生产中的劳动耗费能否得到补偿，不能不关心它的生产与交换活动能否给企业带来物质利益，从而决定了企业只愿意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决定了产品的商品性质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6]。

    刘诗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物质的生产条件成为社会公共财产，劳动不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从属于社会共同利益！劳动力使用的结果不再是直接形成归私人占有的收入，而是直接形成社会统一分配的社会基金。这一切表明，劳动已具有了社会化的性质。但是劳动的社会化水平还不高，产品还未极大丰富，并且由于劳动还存在重大差别，人们还存在囿于个人利益的市民权利的狭隘眼界，因而对社会主义劳动必须实行物质鼓励，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劳动者天赋的或后天形成的不同等的劳动能力成为个人消费品分配中的某种特殊的占有权利。这就表明，社会主义劳动除了公益性外，还有一定程度的私益性。社会主义劳动的这一特点，要求承认企业联合劳动的质的差别，要求实行等价交换，多产多益。如果在企业的收益分配中不承认联合劳动的差别和贯彻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就不能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

    （二）关于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

    1.正确地评价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

    由于囿于传统观念，我国理论界在一个很长时期对发展商品经济的意义和历史作用一直未能给予正确的评价。但是，刘诗白始终坚持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7]。这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商品经济促进了分工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刘诗白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社会分工的存在为前提；同时，商品关系又“通过促进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而成为促进生产社会化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杠杆”，“在发达的市场商品关系中……促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分工与生产社会化飞速地向前发展”。

    ——商品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仍未消失。刘诗白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是因为“商品经济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中的作用，在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尚未消失”，这些国家“在商品经济向更大的广度与深度发展的基础上，业已将生产专业化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把生产社会化提升到新的高度”。

    ——要充分重视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刘诗白指出，社会主义以前的商品经济都是与阶级剥削和阶级对抗相联系的，但更重要的是，商品经济在历史上也充分发挥了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社会化的作用，这是“商品经济这一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合理内核’”[8]。

    2.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为什么也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呢？刘诗白主要从下述几个方面做了论证：

    ——要发展商品经济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刘诗白始终认为，在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商品关系仍然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分工与促进生产社会化的重要经济杠杆”，“一切摒弃商品关系而在非等价的实物交换或无偿的活动交换基础上建立普遍的社会劳动的联系的做法，都是不成功的”，“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来促使生产社会化”[9]。

    ——不发达社会主义更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刘诗白认为，发展商品经济对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分外地重要”。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方面还非常落后，需要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更大规模的商品交换，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的商品率，需要通过商品关系来发展专业化协作，需要发展商品化、社会化的生活服务事业，需要通过商品关系来发展科技文卫事业，需要通过商品经济关系促进国际经济联系[10]。

    ——中国尤其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刘诗白强调指出，对于中国这样的“未经历完全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化，从而在许多领域还带有自给自足性质的国家来说，更要进一步发展商品关系”。“这个社会主义商品关系的发展可以说是一身二任的：一方面，它带有补课的性质，即通过它去完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化所理应完成的推动社会分工与生产社会化的使命；另一方面，它又是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向前发展所必需的。”[11]

    3.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要向纵深发展，形成发达的商品经济

    针对长期流行的“产品经济论”以及对商品关系进行限制的观点和传统认识，刘诗白较早地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使社会主义生产在更大范围表现为商品化。他指出，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本性上是排挤商品关系的，是束缚商品关系发展的枷锁；更不能因社会主义制度下某些方面商品关系的缩小而得出商品关系将全面缩小、不断遭到削弱和立即为产品经济所代替的结论。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的不成熟就包含着商品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广阔余地，特别是像我国这种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扩大和深化商品货币关系，更是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

    （三）认为市场调节是基础性的调节机制

    刘诗白在他的论著中，阐述了社会主义仍然要重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观点，强调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调节，必须立足于市场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基础之上。

    1.发挥市场的作用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关键

    早在1979年，刘诗白就针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市场问题研究得不够以及把“市场看作资本主义”的旧观念强调指出，“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最关键的是要充分发挥和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的积极作用”[12]。

    对市场机制作用的重视，以及对把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计划完全对立起来的观念的批判，在刘诗白于改革初始的一些论著中就有明确的论述。例如，在1979年的一次全国性理论讨论会上，刘诗白极力主张要改革排斥市场机制作用的中央集中计划管理体制，“正确利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固有的市场机制”[13]。这种把市场机制看作是内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机制的思想，这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

    2.社会主义计划调节要立足于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

    刘诗白认为，市场机制虽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的调节机制，但它并不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唯一机制，还必须发挥计划机制的调节作用，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他指出，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具有各自的特点，具有互不相同的和互相不能替代的功能，从而适用于不同的对象领域。人们应该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状况和要求，分别采用与之相适应的调节形式，使计划机制的调节与市场机制的调节各得其所、互相配合、彼此补充，使二者的调控功能得到充分地发挥。他强调指出，不管是计划万能论还是市场万能论，都是片面性思维方式的反映。

    刘诗白还强调指出，要实现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必须改变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直接调控，实行计划调节宏观经济，市场调节微观活动的分工。为此，他提出了“国家—市场—企业”这样一种调控模式，指出这是一种国家调控市场参数，把计划置于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基础之上的调控模式。计划化的全过程是：国家计划机制（国家用来贯彻计划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杠杆）＋市场调节机制，可简写为A—M—K。A—M表现为国家调控市场参数，属于计划机制。国家调控参数采取两种方式：一是用行政手段直接形成市场参数，二是用经济方法间接形成市场参数。M—K表现为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它表面上是市场调节，但实质上却是有计划调节渗透其中。总之，计划化全过程中的A—M，只不过是有计划的经济调节的初步，它还要继之以M—K即市场调节，而后续的市场调节则体现了国家计划机制的预期目的。上述计划化的全过程，体现了计划与市场双重机制的作用，是二者的统一和结合，但却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而表现为M—K的市场机制乃是实现计划的经济工具[14]。

    （四）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的设想

    1.构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的主要任务

    刘诗白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构建与确立，必须首先解决好微观基础重塑、市场体制完善与国家调控强化三大任务。

    ——企业经营实体化。刘诗白指出，商品经济中的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行发展、自主积累、自我约束、自我调整的机制与功能，对市场变动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能动性。按照上述原则改革企业体制和经营机制，重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微观主体，是构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最基础的任务。

    但是，在我国传统的企业体制下，国家直接插手微观经济活动，对企业生产下达指令性计划，对产品与物资实行统一调拨，对盈利实行财政统收，对亏损实行国家统负，企业缺乏明确的责、权、利，成为上级行政机构的附庸。这样的企业体制与机制决定了企业对于经营自然不会有物质利益上的关心，不可能具有对市场的自主的适应性，不可能有市场性的企业行为，不可能有价格→供求的市场效应。因此，为了构建能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新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就必须对传统的企业体制和经营形式进行改革。要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并在此基础上转换经营机制，从而构筑起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微观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建立。刘诗白指出，为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必须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中，市场是一个多样性、多层次市场交换的总和，它包括物质产品、精神产品、服务、信息、劳动力的交换等，因而市场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种要素市场形成的市场体系。

    完备的市场体系的形成，是以国民经济的商品化为前提的。作为商品经济最高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了社会生活诸领域全面的、无所不包的商品化，形成了商品、劳动力、资金、信息等要素市场组成的市场体系，使市场机制更加完善和充分，形成了由“看不见的手”灵活地进行调节的全面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也需要发展包括各种要素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因此，要建立起一个包括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劳务市场、科技信息市场在内的完备的市场体系，实现各个生产要素交换的市场化，这是市场机制起作用的组织基础。

    ——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形成。刘诗白认为，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微观经济活动毕竟是一种自发性的活动，会表现出盲目性，从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的要求相矛盾，这就需要形成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强化国家的经济调控功能。

    刘诗白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调控的特征概括为：把宏观经济作为国家管理的主要对象，而对微观经济实行放开；把运用经济杠杆，使用指导性计划作为国家调控微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建立起包括价格、信贷、税收、工资等组成的完备的经济调节杠杆体系并正确而有效地加以运用。为了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企业行为，还必须建立起一个完备的和强有力的法律体系，用市场经济的法规来约束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行为，逐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秩序。

    刘诗白认为，上述三项新体制的结构要素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互相制衡的。企业的活动是由市场导向和启动的；市场活动是由国家依据计划要求而加以调控的；国家调控作用的发挥，又是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条件和杠杆的；市场机制的得以发挥作用，又是以企业具有适应市场的功能为条件的。可见，企业自主、市场调节、国家调控三者互相渗透，相互促进，互相制衡，形成了一个能充分发挥计划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完善的内在机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运行中既能充满活力，又能有序地和按比例地发展。他指出，上述三大任务的完满实现，才标志着我国真正完成了由传统的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转换。

    2.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命题

    在刘诗白的理论中，他所设计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构架及其运行方式，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架与运行模式。他所理解的商品经济，就是把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的经济形式，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例如，早在1979年4月在无锡举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的理论讨论会上，刘诗白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带有市场经济性质”，“是崭新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命题，主张“彻底破除把市场机制看成与社会主义计划管理水火不容的传统观念”[15]。而在当时，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传统思想仍然是经济理论界不可动摇的信条。在这一背景之下，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的观点，确实是需要有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的。

    四、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股份制与企业产权的研究

    （一）认为社会主义股份制有其必然性

    在中国经济学界，刘诗白是较早地从理论上阐述社会主义股份制的经济学家之一。早在1986年，他就论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股份制出现的必然性，指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下，作为独立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的企业，其资金的形成将日益采取自主的资金联合形式。而实现资金的自主联合，股份制就是一种具有较高灵活性和较强吸引力的经济形式。股份制体现了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联合投资关系，能够高效率地把社会上分散的、闲置的资金融合和凝聚起来，因而是商品经济条件下有较强生命力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16]。

    刘诗白还从更深的层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股份制的出现，将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财产占有形式和所有制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股份制不仅是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而且也是一种新的占有形式。部分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是微观经济基础的重大变革，它使原有的单一国家所有制或单一的集体所有制转化为“一企三制”，从而产生交错的和联合的所有制形态。在实际上是把集体所有制要素引入传统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之中，把全民所有制要素引入传统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之中；与此同时，把私人个体占有要素引入公有制企业之中。这样，企业的所有制不再是单一的，而成为多元的结构。这种多元的所有制把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二）对企业产权问题的研究

    刘诗白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家》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企业产权问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产权经济理论[17]。

    1.认为明确企业产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的法权基础

    刘诗白指出，产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是法律赋予的社会权力的所有、占有、使用、处置关系。作为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权形式，产权是特定的生产方式下人们用来硬化一定的所有制关系，约束人们的经济行为，维护与稳定一定的经济秩序的法权工具。产权关系的复杂与明朗，乃是发达的商品经济的特征，也是发达的商品经济顺利运行的法权基础。他批判了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旦建立，国营企业在财产关系上就只表现为单一的国家财产，不再存在具体的产权和产权矛盾的“产权消亡论”，认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中，仍然存在着十分复杂的财产关系，存在着诸种产权的矛盾，因而仍然需要明确的产权规范来指导和约束自然人与法人的经济活动。他指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应该拥有自己的企业财产即企业产权。这种企业产权，是作为法人的企业对企业营运资产所拥有的实际的占有权，对企业资产的支配使用权、处置权和一定的收益分配权，亦即法人产权。只有赋予国有企业充分的企业产权，才能真正使企业成为独立自主经营、能够自负盈亏、具有法人资格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微观经济细胞。

    2.认为企业产权不等于企业所有制

    在阐述社会主义企业产权理论中，刘诗白指出，企业产权与企业所有制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概念。他认为，企业产权或法人产权，是指作为法人的企业对国家财产的实际占有和直接支配。这种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并不等于企业所有制，而后者表现为一种财产的终极所有权。他不赞成把企业法人财产权等同于企业所有制的观点，认为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概念并不意味着企业中的国家财产性质的改变，更不等于实行所有权企业化和放弃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对于上述企业财产，国家仍然将通过利润和税金的上缴而得以实现。他的这种观点，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国有企业产权的基本方向。

    3.对企业产权转让与企业兼并的论述

    刘诗白深入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企业产权转让与兼并的重要性与积极作用。他指出，产权转让是一种财产占有关系的变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营性的产权自主转让，即产权的商品化和市场流动化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这也是发达商品经济中产权的特征。他认为，产权之所以能自主转让，在于产权所具有的商品性质。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的性质，使它们不能接受产权转让的无偿调拨形式，而产权作为商品，作为自主的、有偿的、等价交换的对象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促进生产要素的全面市场流通，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必要的经济机制，也是企业增强自我调整功能的内在契机与必要条件。而为了实现产权自主转让，其重要途径是企业兼并。因此他指出，兼并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特有的现象，而是发达商品经济中企业扩展的一种方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出现企业的兼并，它是促使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优胜劣汰的重要机制。

    五、严谨切实的治学精神

    刘诗白在经济学这个园地里，辛勤耕耘了50余年，不仅著述宏丰，而且取得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这与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是分不开的。在笔者看来他的治学之道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强烈的时代感与实践性。刘诗白的主要著述无一不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实践性。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家，刘诗白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实践经验相结合，强调根据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他不是学究式的书斋学者，而是从现实经济生活中寻找思想源泉的经济学家。几乎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个重大时期，他都提出过具有时代气息的新观点，许多观点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并对实际经济工作发挥积极影响。

    第二，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刘诗白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造诣，与他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扎实深厚是直接关联的。他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经济学、哲学著作，特别是对《资本论》炉火纯青的研究，对《资本论》中的科学方法（特别是抽象法）有独到的理解[18]。因此，他熟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现实经济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由于他善于把科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之中，所以他的论著不是对经济现象概念化、模式化的浅层描述，而总是透出一种令人折服的哲理性与逻辑性。

    第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刘诗白敢于探索，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讲真话，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是他的学术思想的生命力的源泉。比如，在50年代末期，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唯意志论”“共产风”、否定家庭副业和个体经济、违反价值规律等错误倾向曾盛极一时，他敢于冒着政治上的风险，对这些错误倾向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批判。这在“左”倾思想盛行的当年，是难能可贵的。

    第四，勇于自我否定的治学精神。刘诗白的治学精神令人钦佩之处，还体现在他对自己既有的认识和观点，敢于自我否定和修正。由于认识和时代背景等诸种因素的限制，他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并不是没有反复的，对某些问题的最初思考也不像后来那样清晰和明确。宏观背景的变动也曾给他的某些论述打下烙印。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始终坚持不渝的信条是：理论必须通过实践检验与修正，思维必须创新。在1992年7月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年会上，他在阐述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观点时提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先要敢于自我否定，在自我否定中自我修正，自我完善；要真正形成一个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要敢于摆脱囿于本本、囿于他国模式、囿于传统做法的老框框。抱残守缺，故步自封，只能窒息学术研究。这种坦诚和执着的学者风范，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佩。

    与时俱进、颇具历史责任的研究

    ——学习刘诗白教授学术研究成果的体会

    中国人民大学 李义平教授

    我尊敬的导师刘诗白教授虽然已经80高龄了，但给我的感觉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一直充满活力。刘老师学贯中西，功力深厚，他的研究并不拘泥于经济理论本身，而是用他所掌握的理论去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并在研究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中发展经济理论。刘老师的研究是和着时代节拍的研究。

    一、改革开放起始阶段的研究：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们今天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享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社会繁荣，是与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孜孜探索分不开的。刘诗白教授就在其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其中的佼佼者。

    长期的计划经济使得我国的各种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经济效率低下，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崩溃的边缘，这一切直接导致了中国的改革。改革最初必须回答社会主义应当怎样认识商品经济，怎样面对商品经济的问题。针对这一挑战性的问题，刘诗白教授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观。刘老师首先从理论层面回答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存在着商品经济。他指出：产品成为商品，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社会分工的存在，二是当事人是具有特殊经济利益的占有主体。由这样的前提出发，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品性，完全可以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占有关系和利益关系的特点中得到说明。他指出：“尽管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生产资料属于全民所有，但企业产品却不是归全民完全占有，而是存在着企业的局部占有；企业的活动不是体现完整的全面利益，而是体现有部分的企业局部利益；企业劳动者除了从全民所有制的统一的社会基金中取得收入，还要从归企业占有与支配的企业基金中取得一部分补充收入。”至此，刘诗白教授证明了社会主义必须存在商品经济。刘诗白教授这一新的论证相对于传统计划经济拒绝商品经济，认为商品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突破性的飞跃。

    然而，社会主义毕竟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毕竟有着自己的特点。刘诗白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点一是它以公有制为基础，二是它的计划性。刘诗白教授强调，把“看不见的手”说成万能的调节者是不对的，特别要重视计划的综合平衡功能。[19]中国面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并迅速走出危机，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功不可没的，证明了刘诗白教授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的观点的正确性。

    历史在前进，人们的认识在发展。伴随着历史的前进，到了20世纪90年代，刘诗白教授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相对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个更加伟大的飞跃。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刘诗白教授相继发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我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多篇论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了细致的探讨。

    刘诗白教授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括为：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有效的政府调控，能充分发挥计划作用的市场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表现为：（1）说明我国的改革，是引进市场的全面改革，明确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有利于彻底实行微观主体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全面发育市场，形成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有利于认真实行机构调整，转换政府职能。一句话，有利于深化体制改革，使我国经济真正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2）说明我们要建立的是现代化基础上的发达的商品经济，不搞小商品经济和半商品、半产品经济。（3）能形成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和市场标准，摆脱一切来自企业和来自政府的干扰和破坏平等竞争的因素，例如对企业的政策按所有制画线等。（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概念上明确了计划与市场二者中，市场是基础，价值规律这一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自然起着重要的、核心的作用，计划是立足于价值规律作用之上，立足于对各种经济杠杆——价格、利息、税收等的自觉利用之上。这样，就要求人们不再去搞那种违反市场作用和价值规律要求的计划，使人们更加明确，只有在充分利用市场作用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计划与市场的最佳结合，从而有效发挥计划的作用[20]。刘诗白教授在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既强调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又阐述了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现在看来是十分高瞻远瞩的，充分显示了刘诗白教授的理论逻辑功力。此外，刘诗白教授还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建，探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有着极强的实践性。

    二、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不能不探讨所有制和产权问题，刘诗白教授浓墨重彩地探讨了所有制与产权问题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说明，一旦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接下来就必须探讨所有制问题。实际上，刘诗白教授对所有制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他在陕西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相应的学术专著，在《社会科学战线》《经济科学》《经济研究》《光明日报》《改革》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探讨所有制问题的文章。

    1985年，刘诗白教授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论社会主义所有制具体形式的多样性》。文章指出，由于生产力水平总体不高且不平衡，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具体形式应当是多样性的，不仅有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作为补充的个体所有制和过渡性所有制（如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并存，而且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具有不同的形式，不仅有全民所有制，也有集体所有制，还有社会主义联合所有制。刘诗白教授进一步从概念上把全民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具体形式区别开来，认为全民所有制也只是一种模式。从生产力水平出发的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

    在讨论所有制问题的基础上，刘诗白教授顺理成章地探讨了股份制问题。在1986年，刘诗白教授在《经济研究》第1期上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股份制》的文章。刘诗白教授认为，股份制是市场经济下企业的重要组织形式。他指出，股份制是19世纪中叶以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企业的典型组织形式。原因在于：（1）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这样的大工业的融资需要社会化。（2）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经成熟，闲置资金大量存在。（3）信用制度的确立。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股份制。应运而生的股份制有如下特点：（1）在股份制下，企业资金以股票形式公开筹集，易于广泛筹措资金。（2）按股分红。（3）股份公司的股票不能还本，但却可以在证券交易市场流通和转让，投资者不存在货币兑现困难的问题[21]。

    在探讨了股份制的优越性，并且认定股份制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经典的企业组织形式后，刘诗白教授认为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他说，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前要以发展和完善股份制为切入点，并为此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探讨。

    20世纪的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刘诗白教授还集中研究了产权问题，先后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家》《天府新论》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探讨产权问题的文章。当要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在不进行产权改革的情况下就可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

    刘诗白教授在他的论文中首先明确了产权的含义，认为产权的含义不仅仅是财产所有权，而且也包括财产支配权，或实际占有权。产权的功能在于：（1）保护占有主体利益。（2）规范、约束主体经济行为。（3）保护资产高效利用[22]。刘诗白教授提出的产权理论，为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刘诗白教授从我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深入研究了所有制理论和产权理论，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把传统国有企业改造成现代企业，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微观主体，这正是刘诗白教授研究的目的。

    三、现代财富论——刘诗白教授的又一卓越贡献

    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认为市场经济是人类富裕的唯一康庄大道。21世纪的今天，刘诗白教授敏锐地察觉到了高科技以及先进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撰写和出版了《现代财富论》。

    在《现代财富论》中，刘诗白教授首先提出了财富多样性的命题。他说，当代世界正处在一个社会生产全面发展的时代。首先，物质生产在高技术基础上迅猛发展；其次，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已经成为最大产业的服务业由于信息技术的引进，获得了新的发展势头；其三，高技术经济固有的科技创新机制，促进了科学知识产品的扩大再生产。同时，由文化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推动了文化品、艺术品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兴起。由物质生产、服务生产、知识和精神生产三大部分组成的三级产业结构成为现代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于是，物质产品、服务产品、知识和精神产品等三大产品已经成为现代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23]。在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上，刘诗白教授认为人们应当确立一种全面的财富观念，即要统筹商品财富和产品性财富二者的共同增长和谋求物质财富、服务财富和精神财富三者的结构协调和优化。刘诗白教授关于财富多样性的命题，完全符合我们时代的特征，没有这样的认识，就很难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区分了传统的粗糙的产业和现代产业，认为传统产业是以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为载体的，而现代产业则是以人力资本和日益发展的高新技术为比较优势的。无独有偶，刘诗白教授同样认为不断产生的新技术对经济发展，对财富的贡献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刘诗白教授在回顾了中国的历史和西欧市场经济的历史后，认为只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促进技术的进步。刘诗白教授进一步指出，市场所以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原因在于：（1）市场需求是技术进步的前提条件。在市场经济下，不断扩张的需求是市场经济下技术进步的经济动因。（2）在市场经济固有的营利极大化的企业体制下，使用新技术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手段。（3）市场经济固有的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机制，是促进技术进步的强有力的内生力量。（4）技术进步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市场经济的股份制企业和信用、金融体制，为技术进步提供了必要的金融支持[24]。刘诗白教授的这些论述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三次伟大的工业革命都发生在市场经济国家，就是刘诗白教授这一判断的生动证明。

    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刘诗白教授进一步细致地论证了适用于创新的经济体制，认为其主要环节包括：（1）现代企业制度与竞争制度。企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体，要在激烈竞争中谋取最大利润，只能是付诸技术创新为特征的全方位的创新。可见，科技进步的关键和根本，在于形成和培育出营利性、竞争性、创新型的企业经营机制。（2）科技精神产品的商品生产制度，即科技产品和精神产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这样既激励科技精神产品的创造，又激励了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有利于激励科技精神产品的生产。（3）专利制度。（4）科技创新和经营创新拉动股权制度。（5）科技市场制度。（6）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体制。坦率地说，我国经济发展中至今创新不够，大概正是缺少这样的体制和机制。为了真正提高我们的创新能力，切实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笔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创新，是由产业链的低端上升到产业链的高端），我们必须努力促成刘诗白教授所倡导的制度安排。

    四、我的感受

    我是刘诗白教授的学生，虽然毕业多年但一直和刘老师联系十分密切，经常会聆听刘老师的教诲。通过上述的阐述以及我长期和刘老师接触，我感到刘老师的学术生涯或者研究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刘老师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研究的都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时代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如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他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计划经济的认识，充分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历史责任感。

    第二，刘老师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他学贯中西，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然而，他的研究并不拘泥于理论本身，而是用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发展理论。

    第三，刘老师学以致用，作为经济学家努力帮助政府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为四川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很多有成效的、建设性的意见。

    第四，我始终认为大学应当走在时代的前列，刘诗白教授就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典范。他不仅接受而且创造着前沿的知识信息，力图从深层次上回答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阅读他的《现代财富论》我们可以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感觉到这部学术著作的前瞻性和洞察力，作为一个年事已高的经济学家，这是十分宝贵的。

    我们衷心地祝愿刘老师身体健康，学术生命长青！

    刘诗白教授经济思想与学术贡献述评

    西南财经大学 王雪苓副教授

    我国著名理论经济学家刘诗白教授的理论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40年代。1947年，他翻译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所著的《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一书；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并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出版了《原子能利用上的两条路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及其危机》等专著；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他的研究重心集中在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尤其是自1978年以来，经过对历史的反思，他更加重视把马克思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并致力于经济理论的创新。他在近60年的学术生涯中有大量的著述，出版20余部专著（不包括合著），发表了数百篇学术论文。

    在这些著述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出现的许多新事物、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引起了国内外经济部门的重视。并以其涉猎广泛、思想活跃、理论深邃、善于创新，在学术界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尊敬。

    作为一位理论经济学家，刘诗白教授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长期致力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探讨。他的研究从学科体系到基本范畴、从基础理论到现实问题、从世界经济到国内动态，涵盖了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劳动价值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所有制结构与形式、分配方式、商品经济、市场机制、产权制度、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社会财富等政治经济学的众多领域。本文仅就他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产权改革，以及近年来对转型期有效需求不足、对现代财富等问题的研究作简要述评。

    一、关于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从1961年发表在《经济研究》第10期上的《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到1993年发表在《学术月刊》第3期上的《面向21世纪新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之我见》等文章，以及收录在《刘诗白文集》第2卷的未发表过的25万字的《〈资本论〉研究》文稿，都论及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这一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从中也可以领略到刘诗白教授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国内外经济学界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刘诗白对此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对正确理解该问题极具启发性。

    早在1961年，他就在《经济研究》杂志发表的《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一文中提出，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研究范围总是大于研究对象。他在肯定社会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对象的同时，指出科学的对象乃是指科学所要去反映、认识和探究其规律的客观存在的特定领域；由于客观事物质的区别性和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各个学科的对象的区别性。而客观事物所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影响的性质，决定了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过程，不仅要研究属于其对象的特定领域的规律性，还要对某些不属于其对象范围，但是却与后者密切相联系的诸现象与事物，也要加以考察和研究。所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中要包括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25]，而不能像传统研究方法那样只研究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理论界的关注。

    在80年代发表的论文中刘诗白教授又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把研究的范围拓宽，要把生产力发展运动的规律和经济运行机制纳入其研究范围，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目标[26]。在社会主义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经济组织、经济发展的内容等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只是局限于生产关系而应有更广阔的视野，要拓宽研究范围，使政治经济学真正成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27]。

    近年来，刘诗白教授针对当代文化、科学活动领域商品关系大大扩展的新实际，强调政治经济学还应研究精神生产。基于20世纪末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出现的这些新的变化，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范围应当从物质产品领域扩大到服务产品领域，进而扩大到今天的知识（信息）产品领域；而在当代发展生产则应由着眼于发展物质产品生产到同时着眼于服务产品生产和知识产品的生产，而搞好物质生产、服务生产、精神生产，即加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最大限度地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28]。

    在研究方法上，刘诗白教授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方法体系。他认为唯物辩证法是《资本论》的基本方法，同时它还有其特殊的方法，即科学抽象法。此外，还有历史的方法、归纳法、演绎法，甚至采用一定程度的数学方法。可以说《资本论》中存在着以唯物辩证法为“纲”，以科学抽象法为主干，以其他的方法为“目”的多层次的方法论体系[29]。刘诗白教授认为，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除坚持科学的抽象法之外，还应加强数量分析方法。该主张的提出主要是考虑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些实际需要：（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的规律性，只有在对生产关系的定性分析中辅之以定量分析，才能真正最完备地阐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运动规律[30]；（2）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应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就是要揭示共同形成国民经济活动的各个不同种类与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31]；（3）把数学分析应用于经济学之中，体现了经济学与数学的交叉和融合，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也是经济学进一步科学化的必然发展趋势[32]。基于此，刘诗白教授主张把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相结合，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当代实践，充分汲取中外经济学积极成果的中国经济学。

    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

    1979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新经济理论的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学界思想解放，研究气氛十分活跃，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取得巨大的发展和突破。刘诗白就是社会主义新经济理论的积极探索者之一。

    （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证

    刘诗白教授在学术界较早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在其理论中，他所设计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构架及其运行方式，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架与运行模式；他所理解的商品经济，就是把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的形式，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并且，早在1979年4月，在无锡举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的理论讨论会上，他所提交的论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正式提出了两个明确的界定：市场经济具有一般经济范畴的性质；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带有市场经济的性质，不过，它是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3]。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文章中，他进一步地阐述了市场经济“不是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范畴，而是几乎存在于人类社会各个不同经济形态中的一般性的经济范畴”，“社会主义经济仍带有市场经济的性质，不过它的社会本质、范围、机制、作用都有新的变化”[34]。“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旧观点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主张“彻底破除把市场机制看成与社会主义计划管理水火不容的传统观念”。这在当时经济理论界仍然坚信“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可动摇并对市场经济讳莫如深的背景之下，尤其凸显其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刘诗白教授又连续发表两篇相关文章，进一步阐述自己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见解。他把市场经济概念划分为广义的市场经济和狭义的市场经济两个层次。认为“广义地讲，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经济”；“狭义地讲，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商品经济，是市场充分发育，表现为完备的市场体系，市场调节作用充分得到发挥的商品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35]。显然，诗白教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市场经济概念指的就是狭义的市场经济。基于此，他定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内涵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实行有效的政府调控的，能充分发挥计划作用的市场经济”[36]。

    2008年，在美国爆发了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危机后，人们开始反思和审视市场经济的本质，甚至在某种层面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倒退。诗白教授在此期间先后发表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战略决策——论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上、下）（2008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不断的理论探索》（2009年）等；并于2008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体制转型论》[37]一书，收录了刘诗白1978~2000年间发表的有关体制改革的14篇论文，它们是从180篇中精选出来的。

    他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为了有效利用市场作用来发展社会主义，这就更加需要人们在引进与利用市场时，采取兴利除弊的理性态度。一方面，充分利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积极功能；另一方面，致力于创新市场体制与机制，克服和缓解市场经济的缺陷与不足，使其“为我所用”[38]。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及其特征，他认为：（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它决定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同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能防止财富占有中的私人垄断，从根本上保障分配公正；能有效利用公共资源，加快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发展；富有竞争力的公有大型企业是实现科技进步的带动力量；公有制经济具有启动快速和对国民经济实施强拉动的功能，特别是公有金融体系本身具有宏观调控手段的性质，而一个保有恰当的公有制的经济结构，则能成为强化宏观调控能力的体制保证[39]。针对市场机制与传统公有制模式的不兼容性，要花大力气、深入进行和搞好公有制具体形式的创新。增强公有制经济内生发展能力，形成市场体制下经济发展与公有制经济壮大和控制力、影响力增强相并进[40]。（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强调效率，鼓励先进，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并允许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但是，针对市场机制固有的拉大收入差距效应，特别针对转型期体制缺损下的收入分配畸化，国民收入再分配时应强调公平，国家通过各种调节机制和社会政策切实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关系和保障分配公正，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以及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3）在宏观调控上，经济体制越是市场化，越要求对宏观经济运行实行调控，特别是针对发达的市场化、金融化与全球化条件下经济运行的不稳和高风险，需要以构建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机制为目标，着力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寻找有效的宏观调控方法，使经济运行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调控互相补充和互相促进[41]。当然，诗白教授也看到，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在十四大之后经过十几年迅速变革所形成的，因此还存在着多方面需要完善的问题。譬如，在当前经济生活中有许多突出的矛盾：过度的经济扩张和平稳增长要求的矛盾；数量扩张型的增长和发展方式转换的矛盾，快速工业化与资源、环境、生态的矛盾，城乡、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公共部门的改革、发展滞后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上述矛盾和问题有其多样的成因，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市场缺陷”，而且，从本质上看，正是全面改革尚未到位造成的体制、机制缺损，促使许多矛盾凸现和深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也只有通过推进改革来解决[42]。这些都说明了诗白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时刻关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坚守在改革开放实践的前列，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生事物，都提出了有很强洞察力和说服力的见解。而这种根植于实践的理论也因此体现出了极大的活力、创新和发展。

    （二）关于所有制的探索

    刘诗白教授是我国较早试图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学者之一。所有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产关系的核心，也是长期以来研究禁忌最多的一个领域。刘诗白教授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大胆探索，为打破所有制研究禁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79年，针对当时刚刚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和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刘诗白教授敏锐地认识到这一改革关系到所有制的调整，关系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他在年初一篇关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的论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存在一定的产品占有权与收益分配权，是“不完全的”的新观点，从理论上阐明了把统收统支、吃国家大锅饭的国营企业改造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并且指出：“全民所有制经济改革实质上是所有制关系的调整”，“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具体形式，必须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不能“把全民所有制的具体形式凝固化和绝对化”[43]。他认为只有从完善全民所有制的理论高度来认识企业改革，我们才能认清改革的性质与方向。

    刘诗白教授还较早地论证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在1981年成都召开的首次全国所有制理论讨论会上，刘教授在他的论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公有制具体形式的多层次性的“三性”观点，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上述“三性”观点是针对长期以来流行的社会主义“纯公有制论”“单一公有制”以及“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的观点而提出的。他认为，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将长期并存，其具体形式，除全民和集体外，还有“全民＋集体”“全民＋集体＋个体”“集体＋集体”等多种联合所有制形式。“联合化必然要引起公有制关系的再调整和重新结合，导致全民所有制具体形式的变化”。公有制在经营形式上，“全民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具体形式这两个范畴区别开来”，同其他社会一样，“社会主义所有制也具有多样的具体形式”，“也存在许多各有特色的具体形式，如像它在经营形式上，有国有国营，国有、企业经营，国有、集体租赁，国有、个人租赁，等等”，“如果把全民所有制桎梏于僵硬不变的模式之中，全民所有制经济就会失去其生机”；在资金结构与分配结构上，将出现吸收部分职工资金和实行按股分红形式。上述观念，可以说是对20年后我国所有制形式发展做出的理论预言。

    三、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研究

    刘诗白教授从1986年开始产权理论的研究，1993年以前陆续在《经济研究》（1986年第1期、1988年第3期、1988年第9期）、《改革》（1988年第3期）等权威刊物发表论文19篇。1993年专著《产权新论》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12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30多万字的《主体产权论》一书对其社会主义产权理论作了更加系统的阐述。以此为标志，刘诗白教授建构了社会主义产权理论的系统体系，同时因其在产权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新鲜见解，被称为中国三大产权理论流派之一。

    虽然产权理论在国有企业改革初期是个敏感的课题，但刘诗白教授认为，自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后，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以来，国有企业承包制缺陷和股份制试点提供的新鲜经验都表明，国有企业改革不可能绕过产权制度的改革而取得成功，相反，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因此，面对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不能因为有些人认为产权改革就是搞私有化而放弃研究，同时，也明确提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不是实行财产制度私有化”[44]。

    刘诗白教授关于产权理论研究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理论上阐明企业应该是独立的产权主体，以及企业产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的发展基础的命题。作为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权形式，产权是特定的生产方式下人们用来硬化一定的所有制关系，约束人们的经济行为，维护与稳定一定的经济秩序的法权工具。产权关系的复杂与明朗，乃是发达的商品经济的特征，也是发达的商品经济顺利运行的法权基础。他指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应该拥有自己的企业财产，即企业产权。只有赋予国有企业充分的企业产权，才能真正使企业成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微观主体。他还指出，“在国有企业中，建立股份制企业和完善其主体财产权，包括实行主体多元化和产权流动等，都是旨在加强公有经济的控制力。即使在股份制的公有企业中引人私人产权（外商、个人、私营企业等的出资），也是为了改善股权结构，转换企业运行机制。可见，提出主体财产权构建，是着力进行国有企业的深层次改革，搞好多形式的公有经济，真正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之途”。

    第二，企业产权不等于企业所有制的命题。企业产权或法人产权是指作为法人的企业对国家财产的实际占有和直接支配。而企业所有制表现为一种财产的终极所有权。他不赞成把企业产权等同于企业所有制的观点，提出构建和明晰企业产权并不意味着企业的国有资产性质的改变，国家仍然将通过经营者选择权、重大决策权以及利润和税金上缴等形式实现所有者权益。

    第三，构建产权明晰的股份制度。刘诗白是我国较早地从理论上阐述社会主义股份制的经济学家之一。早在1986年，他就明确指出：“股份制乃商品经济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即联资经营制。股份制的概念，作为商品经济的企业组织形式，因而不能把它理解为所有制，更不能将它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下，作为独立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的企业，其资金的形成将日益采取自主的资金联合形式，而实现资金的自主联合，股份制就是一种具有较高灵活性和较强吸引力的经济形式。股份制体现了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联合投资关系，能够高效率地把社会上分散的、闲置的资金融合和凝聚起来，因而是商品经济条件下有较强生命力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45]。在股份制的理论研究论述中，他介绍了许多当时对国人尚还陌生的名词、概念和基本内容，特别是关于股份公司的地位、作用、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更重要的是他还提出了利用股份制改造我国国有企业的基本思路。在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之后才逐渐为人们所了解的企业资产多元化的概念和思路，刘诗白教授80年代中期在研究股份制时就明确提出并加以运用了。

    四、关于经济转型期有效需求不足及其治理的研究

    刘诗白教授是较早从本质层面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我国转型期国民经济运行中内需不足的理论经济学家。

    1998年以来刘诗白教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述了经济转轨期有效需求不足这一命题。其中1999年发表在《宏观经济研究》上的《论经济过剩运行》一文，还被《新华文摘》等转载；2000年8月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我国转轨期经济过剩运行研究》一书；2004年1月，由刘诗白教授统一筹划、拟定整书主旨和框架的、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最终成果——《中国转型期有效需求不足及其治理研究》一书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刘诗白教授关于转型期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研究，从马克思经济学的再生产基本原理出发，结合当代科技进步的新发展，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生产扩张和总量均衡的一般原理，并结合当代市场经济中总量运行的态势，对我国转型期的“转型综合型”有效需求不足的性质、成因以及运行特征和变化规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首次遭遇的经济过剩运行、通货紧缩等一系列导致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新问题的实质和根源在于内需不足，并且，内需不足正日益成为制约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扩大内需是今后20年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前提条件。

    刘诗白教授关于转型期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科技进步引入再生产的分析，对现代市场经济的生产扩张和总量均衡的一般原理做了有深度的理论创新。首先，从再生产诸要素的组合入手，阐述了现代扩大再生产中的科技生产力倍数作用的论题。其次，阐述了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扩大再生产的主要形式以及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扩大再生产的特征。再次，揭示了科技进步和科技生产力倍数作用增强条件下实现总量均衡的机制。最后，提出了反映科技进步条件下总量均衡的数学模型。刘诗白教授指出，尽管科技进步改变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再生产模式，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中制度性的有效需求不足仍然客观存在。这些分析深化了人们对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扩大再生产的主要形式和特征的认识。

    第二，从制度的角度对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性质和特征作了全面的理论研究，揭示出我国转型期有效需求不足的实质是市场化进程中制度缺损条件下的体制性和机制性有效需求不足，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的变迁与各种矛盾积累的综合反映。因此这种与供给结构失衡相互交织并存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在转型期市场疲软和繁荣交替的周期循环中，还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存在于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成为市场供求约束经济增长的一个具有常态性质的经济现象。这一判断对把握我国转型期经济发展的周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第三，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治理内需不足，是促进中国新时期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主要途径。刘教授指出，治理转型期体制性和机制性有效需求不足，保证中国未来20年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其关键环节在于把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投资拉动型转化为内生力量推动型。内生增长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兼顾社会经济目标的制度性安排，应当通过种种制度上的创新撬动各种潜在的内生力量。刘诗白关于优化宏观经济政策、撬动各种内生力量、启动社会投资、推动消费增长、实行制度创新等治理措施的设计和阐述，均具有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价值。

    刘诗白教授的我国转型期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内需不足）理论紧扣我国的经济转型背景，从制度的角度对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性质和特征作了全面研究，揭示出我国转型期有效需求不足的实质是市场化进程中制度缺失条件下的体制性和机制性有效需求不足，建立了“转轨期体制综合型”有效需求不足这一理论体系。

    五、关于现代财富性质和源泉的研究

    早在1992年，刘诗白教授就在《社会主义经济原论》一书中提出，人民财富的最大增值、合理分配、优化使用，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主题，为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出了一条重要思路。今年出版的、作者经历7年心血所完成的《现代财富论》这部学术专著，更以理论经济学家广阔的历史与现实的视野，以深厚的理论功底，抓住“财富”这一基本的社会经济范畴，以“财富创造”这一人类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为主体，以推进人民财富丰裕化、实现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为基本宗旨，对现代财富的性质、结构、源泉和加快财富创造的经济机制和规律，特别是发达市场经济和高科技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创造的新情况、新特点，坚持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精神，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经济学、社会学和科学学的理论思考与分析。

    （一）对社会财富的形式和结构的分析

    在1776年出版的影响深远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探讨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财富形态和财富生产，认为物质财富是基本形式，而分工和交易，可以极大地增加社会财富。250年后的今天，当代人类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相伴随的财富形式、结构、形成的深刻变化。刘诗白教授认为从财富的社会经济性质着眼，现代社会财富在市场经济形态下主要表现为商品财富，但是不从属于市场机制的产品性财富也是社会财富的组成部分[46]。所以，现代社会财富包括商品财富和非商品财富两大类别，是生产品拥有的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有用性。

    结构的多样性从来是社会财富的特征，更是现代财富的鲜明特色。现代财富结构的多样性表现在四个方面：（1）物质财富、服务财富、精神财富的三维结构日益凸显；（2）服务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快速增长及其逐渐成为社会总财富主导形式的趋势；（3）知识和科技密集型的现代财富的出现、大规模生产和对传统财富替代的加强；（4）对自然资源、生态财富的维护和创新愈加成为财富生产的重要内容。这样的概括，远远超越了物质财富的范畴，是当代财富状况既鲜活又生动的真实写照。

    现代财富结构的多样性是由生产力、社会生产的状况和产业结构决定的。刘诗白教授认为，当代世界正处在一个生产全面发展的时代。从产品的性质及其功能的角度出发，物质产品、服务产品以及知识文化产品等三大类产品成为现代社会财富的组成要素。

    基于对现代财富结构多样性的理论阐述，刘诗白教授提出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物质产品、服务产品、知识和精神产品三大类产品已成为现代社会财富的组成要素。在进行社会主义生产的人们应该确立全面的财富观，特别是整体的财富观，即统筹商品财富和产品性财富二者的共同增长和谋求物质财富、服务财富和精神财富三者的结构协调和优化，谋求多样财富形式的协调发展和互相促进。这一理论概括，无疑有助于我国当前正确处理三大生产部类的关系，优化产业结构和人民财富的创造，同时也将为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拓展出一个新视野、新领域。

    （二）对现代社会财富源泉多样性的论述

    刘诗白教授将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财富生产的理论和分析方法运用于现代，分析了劳动是社会财富的始源，参与生产过程的工具和自然对象——从广义的土地（地表、地下）到被使用的宇宙——也是财富的源泉；并指出人类社会发展中生产方式的进步，实现了社会财富新源泉的开发和富源的多样化。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和高技术经济的生产过程中呈现出生产要素的多维化，除了劳动力、工具力、对象力之外，科学力（知识力）、管理力、环境力等也成为生产过程的有效因素且对产品使用价值和社会财富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强调了科学知识在现代财富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显然，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创造、开发社会财富的能力也日益增强，社会财富的结构及其源泉将日益多样化。刘教授正是着眼于此，与时俱进，不断深入探讨社会财富的新要素及新源泉，将经济理论研究推向了时代的前沿。

    （三）对自然财富在社会财富形成中功能的阐述

    刘诗白教授将自然财富源泉确立为经济学范畴，提出了自然财富是社会财富形成的物质基础（物质源泉）这一命题。然而，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来说，在特定的生产力水平下，能实现参与财富生产的地球自然资源，总是表现为一个有限的存量，社会生产也总是存在着财富生产与自然物存量耗损的一般矛盾。基于此，他提出自然财富边际有限性的命题，要求大力寻找和实行节约自然资源的经济模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和发展模式，把经济高增长和自然资源节约，环境的维护和优化相结合，以保持人和自然相协调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自然财富有限存量的命题显然是以现有生产力水平不变的假设为前提的，但是在社会生产力提高、自然开发在广度深度上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可利用的自然财富也就会相应扩大。基于此，他提出自然财富存量的界限或边界可扩展性的命题，提出了科技将开发不竭财富新源泉的乐观主义发展观。

    由此可见，自然财富不仅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基础，而且其本身也是社会财富、人民财富的一部分。自然财富边际有限，但人类社会借助于知识、科技、文化的发展，超越了自然财富的有限性，展示了无限美好的前景。因此，刘诗白教授提出在社会主义中国，实行一种理性的、社会与自然相协调的世世代代造福于人民的持续地扩大再生产模式，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

    （四）对当代高科技生产方式的经济分析

    财富的内涵和结构、源泉乃至自然财富边界可扩展性及其在社会财富中功能的变化，无不是由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引起的。刘诗白教授指出，当代世界出现了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升级，这一新的生产方式就是在《现代财富论》里称为高科技的生产方式或高科技经济。高科技的生产方式正在带来一系列变革，包括生产工具革命、现代使用财富的创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效需求的扩大、企业组织的重构、宏观调控的加强和完善等，对人类的经济、社会变革发生着深刻影响。

    他进而认为，物质财富生产和知识财富生产并举并以知识生产促进物质生产，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形成了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这里，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都得到了拓宽甚至进一步形成新的经济理论构架。换言之，基于20世纪末以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出现的这些新的变化，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范围应当从物质产品领域扩大到服务产品领域，进而扩大到今天的知识（信息）产品领域。而在当代发展生产则应由着眼于发展物质产品生产到同时着眼于服务产品生产和知识产品的生产，而搞好物质生产、服务生产、精神生产，即加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最大限度地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

    （五）对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促进技术进步功能的分析

    刘诗白教授指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是推动科学知识产品转化为科技财富的有效手段。因此，当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及其制度创新（包括知识产权制度、风险资本、文教体制创新等）构成了一整套制度体系，使效率更高的新技术在产权明确的条件下，经过商品化、市场化，被合并于生产成为提高效率、增进产品附加值，从而产生净收益，即超额利润的新手段。特别是高科技经济的体制，使知识、技术转化为资本，在资本市场上得到评价和增值，从而带来资本收益。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启动了为追逐超额利润的技术不断创新。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机器工业技术进步的加速，当代高科技经济中技术的不断创新，无不是以新技术产生净收益的经济机制的作用为基础的。对科技进步的经济机制的阐述，旨在强调在我国当前需要以改革和制度创新来推动技术创新。

    （六）对现代知识生产及其经济、社会功能的理论分析

    马克思曾提出物质（产品）生产、服务（产品）生产、精神（作品）生产以及人的生产，即四类生产组成“整个世界的生产”的经济学命题[47]。刘诗白教授认为，当代发达的知识生产，是立足于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大知识生产机器，既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知识生产，还包括文化、精神生产。他认为，在当代，上述生产是创造商品性知识产品的市场性知识生产，带有鲜明的营利特征。传统政治经济学将精神生产劳动视为一种完全摆脱了物质利益动机的“纯洁”劳动，无须经济利益的驱动。显然，当代部分精神、知识劳动已经从属于商品机制和经济利益，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与变迁。

    在市场性知识生产领域，商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恰当引进，能对知识生产产生利益激励功能，促进知识劳动分工的功能、科学活动导向和资源合理配置的功能，以及知识生产企业化组织形式解放和发展强大知识生产力的功能。当然，市场性知识生产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失灵，也会出现市场驱动知识生产畸化、知识垄断、商品性知识生产中固有的分配与财富占有不公[48]，以及在作为公共产品的非商品性知识生产领域（尤其是科学基础知识生产）的低效率。

    在此基础上，刘诗白教授还阐述了商品性知识生产基本矛盾的命题，指出商品性知识生产中固有的分配与财富占有不公，源于商品性知识生产的基本矛盾，即参与科学产品使用价值形成的社会化劳动和参与科学产品价值创造的直接生产劳动（以及有偿原则中体现的劳动）的矛盾[49]。

    这一分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知识生产体系过程中如何兴利除弊，有效发挥商品关系和市场机制促进知识财富生产力的功能，如何正确处理市场性知识生产的矛盾，以及如何处理好市场性知识生产和作为公共产品的非商品性知识生产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七）对现代文化生产的性质、机制以及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文化生产体制的分析

    在经济不发达的社会里，文化对经济是疏远的。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又留下了一些带有计划体制特征的文化观念，如笼统地认为“文化是事业而非产业”“文化是花钱的，经济是赚钱的”“文化靠国家投入，不能进入市场”等。刘诗白教授一扫这些观念，明确地指出，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文化正在被大规模地合并、嫁接于生产，商品性文化生产成为当代社会大生产的新组件，文化产品成为现代国民财富的重要内容，文化产业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值的支柱产业。这意味着文化已经具有了生产力的性质。

    然而，进入市场的文化、精神产品是具有意识性和商品性的特殊商品，所以刘教授强调，文化生产，特别是商品性文化生产，它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规制和制度的约束，有调控的、完善的市场体制。为了求得文化财富又多又好地创造，以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在商品性文化、精神生产领域，应该实行政府主导和有规制的商品生产模式，实行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和先进思想指导作用相结合。

    （八）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新探讨

    2001年5月以来刘诗白教授发表了有关《论科技创新劳动》《论服务劳动》等多篇论文，提出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劳动价值论的新观点。首先，他认为社会财富其根本规定性是劳动生产物，即劳动财富。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是价值实体，形成价值的劳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实物形态的劳动”，而应当按照马克思理论的本义，理解为“对象化劳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精髓不仅在于把对象化的抽象一般人类劳动看成价值的唯一源泉，更在于把价值看成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

    其次，在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对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形成的重要变化做出了新的理论解释。他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众多的商品生产部门，无论是物质、实物产品生产部门还是商业、金融及其他服务部门以及科学、文化产品生产部门，其从业和职能人员都参与了商品使用价值的创造。那么，是否所有劳动都无不具有生产性呢？刘诗白教授指出，流通部门的劳动具有创造使用价值为价值以及价值实现的双重功能；还明确界定，只有必要流通劳动才创造价值。同样地，金融劳动有积极性劳动和消极性劳动的区分，指出只有积极性金融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这种区分也完全适用于商业领域。在商业领域的假冒伪劣、以次充好、坑蒙拐骗乃至于贩黄贩毒等活动，不仅具有消极性，甚至可以说是具有破坏性的。在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制度以及监管制度、调控措施都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这部分活动的分量并不轻。经过缜密、辩证的分析，流通领域劳动的生产性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有了一个比较合乎实际而无片面性的结论，这无论在理论建设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应该说，《社会主义经济原论》一书所作的理论阐述和创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努力，从而增强了马克思科学理论和方法对现代经济诸多新事物、新现象的解释力。

    在对刘诗白教授经济思想与学术贡献进行梳理和述评的过程中，笔者深切感受到刘诗白教授在65年的学术生涯中著述宏丰，并取得如此多的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是与他严谨的专业精神、深厚的理论功底、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断否定超越自己的治学精神，以及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分不开的。

    方法论在经济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读刘诗白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

    傅红春教授 朱胜良博士

    刘诗白教授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下称《探索》）一书，已于1987年8月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汇集了他的论文共28篇，时间跨度正好是28年（1959~1986年）。在这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刘诗白教授从来是勤于笔耕，写了大量的论著，纵览《探索》，可以大致把握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脉搏，28年来是如何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的，看到一个理论工作者是怎样听从“不停顿发展的生产力的呼唤”[50]，在经济理论领域不懈地探索所留下的足迹。《探索》中几乎篇篇都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再生产、商品经济、经济运行机制、物质利益、经济效果、经济规律、农业经济、地区经济、企业体制等方面。其中不少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和赞赏，可以说是为经济学增添了一份思想财富。《探索》只是刘诗白教授累累学术硕果中的一颗。本文不准备详尽地介绍《探索》中28篇文章的全部学术思想，只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述评《探索》一书对经济科学的贡献。

    一、区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范围和研究范围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理论界历来有争论。如果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争论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那么以后的争论则关系到它如何为现实服务朝什么方向发展。刘诗白教授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的观点和方法，集中体现在《探索》的《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再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两文中。他明确地提出应该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范围区别开来。

    科学的对象范围是科学所要反映、认识和探究其规律的客观存在的特定领域。由于客观现象和事物具有质的区别性和相对独立性，从而决定了各门科学的对象的区别性与排他性。同时，由于客观现象与事物又具有普遍联系性，决定了各门科学不能将作为其对象的特定领域孤立起来，与外界绝缘地进行研究。因而，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过程不仅要探索属于其对象范围事物的规律性，而且对于某些不属于其对象范围，却与它密切联系、相互制约的现象与事物，也要加以考察和探究。任何科学的研究范围，除了作为其唯一主体的对象范围，还要以与这对象范围有密切关联的诸现象与事物作为必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对于研究范围中所要包括某些对象范围以外的现象和事物，只是属于用来完满地阐明对象范围事物的规律性所必要涉及的从属性的领域，对于从属性领域的规律性的揭示，不是这门科学的任务。

    基于这种认识，刘诗白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范围是社会生产关系，研究范围则还要包括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政治经济学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着眼来研究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但是，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揭示它们的规律性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这种区分对象范围和研究范围的方法，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也是科学发展中的本来情况。早期科学的发展，有一种“简化”的趋势，对象划分很细，学科间“老死不相往来”，“隔行如隔山”。现代科学则出现“泛化”的趋势，即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但是，“泛化”并不是对“简化”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简化”的基础上，在方法论上的突破。对象仍然是“简化”的，但方法却可“泛化”。

    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范围和研究范围的区分，有助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使一些人误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应是生产力。这就有意无意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或者说只承认它是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对社会主义不适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的研究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比如，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涉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涉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经济学仍然要采用通过物的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的方法，只不过这种研究要在范围上拓宽，要把视野扩展到一切可以影响到生产关系的各种事物和更广阔的领域。这种关于区分对象范围和研究范围的论点，体现和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的差别性和联系性、矛盾和统一、一般和特殊以及扬弃等范畴，从而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二、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方法

    区分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实事求是，根据中国国情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所必需的。认识社会主义不同阶段的差别，具有重要的科学和实践意义。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讨论现在十分活跃。党的文件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刘诗白教授在1979年《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利用市场》一文中，对这个问题有所论述。他写道：我国是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以后，还处在不发达或不完全的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初始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还存在广泛的商品经济。

    刘诗白教授这种将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区分开来的方法，使他对于近年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较早、较自觉、较准确的认识。早在1962年他就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1979年，他在文章中写道，要加快现代化的步伐，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他认为，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在根本上一致的同时，存在着差别和矛盾，必须承认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生产具有普遍的商品生产的性质，这是社会主义的初始发展阶段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要求在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中，在组织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中，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应大力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利用社会主义市场，充分发挥商品交换对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他特别批评了“恐商症”，指出“恐商症”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曾长期存在，并在两个特别的时期格外突出。其病症是谈到商品经济就色变，见到商品经济就要“割尾巴”，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自然经济。患“恐商症”的人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十分欣赏，即使它引起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也仍然墨守成规，安之若素。这种意识上的顽症是我国这样的由原先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经济上、思想上的残余的必然表现。他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度出现人为地破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在原先经济落后、小资产阶级占绝大比重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要十分注意克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和小生产的自然经济的思想与习惯，要与排拒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思潮做斗争，特别要警惕林彪、“四人帮”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以极左面貌出现煽起恐商思潮来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近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证明，刘诗白教授的见解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在1986年的《论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一文中，刘诗白教授论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计划机制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具体形式将在新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我们应该谈论的不是抽象的计划性和计划机制，而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计划性和计划机制。这种计划性就不能不受商品经济的制约。商品经济所固有的市场作用要贯穿于整个计划机制——中央计划的制订，中央计划的组织实施落实到地方、企业，计划的修订、调整——之中。这样，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计划性就表现为，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互相结合和互相渗透。这二重机制有机结合，意味着一方面有企业和个人从属于市场作用的自主活动，另一方面又有国民经济全局的基本比例的协调，既有商品生产者生机勃勃的、独立的经营活动，又有宏观经济的大体按比例、有秩序地运行。固然，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和实现计划机制的要求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但是这一矛盾并不具有对抗性，完全可以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借助一种完善的商品经济体制的新机制，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同有效地发挥计划机制的作用，增强国家的间接调控力统一起来。

    三、区分再生产类型的一般标志和特殊标志的方法

    再生产理论是经济科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中外学术界对之进行了广泛、持久、热烈的讨论。刘诗白教授的方法和观点是颇具特色、颇具科学价值的。1962年的《关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提出，社会生产过程，不论它是在哪一种社会形态下，总会以一定数量的产品或使用价值作为其结果。不论对于哪个社会形态，如果某一年的生产较之上年度提供了更多的总产品，那么这便是表明实现了扩大再生产；如果它提供与上年度同等的总产品，那么这便表明生产规模不变，只是简单再生产。正由于社会生产是以提供使用价值为一般的特征，因而决定了作为生产的结果的使用价值的数量，乃是区分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一般尺度。

    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下，生产的目的与社会内容不同，因而各种不同社会形态的再生产也就具有不同的目的、形式和特征。同样地，在各个不同社会的再生产中，测度生产规模大小与划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一般尺度必然会有一定社会历史的形式与特点。就前资本主义诸社会形态来说，由于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测度生产规模与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一般尺度与社会尺度是相一致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实质是社会资本价值的再生产。对于旨在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来说，即使生产的使用价值增大，但如果没有垫支资本价值的增值，也是没有意义的事。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测度生产规模从而划分简单与扩大再生产的一般尺度与社会历史尺度发生背离，不再是使用价值而必然是资本价值。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目的是为了最充分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生活需要，因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使用价值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实质，主要不是为谋求价值的增值，而是为了使用价值的扩大，是为了真正意义的国民财富的最迅速增长。因此，在测度生产规模及区分简单和扩大再生产时，要以使用价值作为尺度，但是由于社会总产品具有价值形式，因此还必须运用价值作为尺度。

    刘诗白教授还对宏观的再生产与微观的再生产作了区分，提出了“社会再生产”与“个别生产单位再生产”这两个范畴。他指出，作为总体的社会再生产，正是那些互相联系、互为条件的个别生产单位再生产的有机总和。没有个别生产单位的再生产，便不可能有作为总体的社会再生产。个别生产单位的再生产是反映再生产的实在关系的范畴。

    在任何时候，社会再生产都会有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并存与交错运动。宏观上是扩大再生产，也会有微观的简单再生产，反之亦然。个别生产单位再生产的状况，会影响其他生产单位，激起连锁反应。社会再生产的类型是由占主导地位的个别生产单位的再生产类型所决定的。

    刘诗白教授在1963年的《试论社会主义农业扩大再生产的形式》一文中，对不同产业的再生产类型也作了独到的划分。他指出，农业再生产的特点是社会劳动过程与作为农业劳动对象的有生命的动植物的自然生产过程的统一，这与工业生产过程基本上是单一的社会劳动过程有所不同。制约农业再生产扩大规模的，一是技术条件，二是动植物的生长与产量的固有自然界限及同有的生产周期。由于这种特点，刘诗白教授提出了几个新的概念，以说明社会技术条件与自然条件对农业再生产的不同影响。农业扩大再生产的实现形态，分为超出常规的表现，一般常规的表现，低于常规的表现。农业扩大再生产未获得实现的形态，表现为简单再生产或萎缩的再生产。此外，还有扩大的外观的简单再生产，萎缩的外观的简单再生产，等等。

    四、多学科交叉的方法

    经济科学的研究，需要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此作为经济科学描述或探索的借鉴。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会看到大量的这种例子。目前中国的经济学界，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对其他学科不了解，不感兴趣，从而影响了对本专业的深入研究。刘诗白教授对于其他学科的兴趣研究，拓展了学术视野，也增强了论文的魅力和说服力。在《探索》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诗白教授许多运用其他学科的例子，如涉及哲学、美学、文学、工艺学、气象学、地质学、天文学、生物学等。

    五、注重务实的方法

    经济科学是最重要的社会科学，也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最密切的科学。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刘诗白教授没有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而是对实际的经济运行表现了极大的关注。比如他对于企业自负盈亏的研究，对于我国苏南模式、温州经济格局等的研究，对于民族地区经济的研究，等等，都表现了他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对社会的责任感。

    我们这篇短文仅从方法论角度，谈些读《探索》一书的肤浅体会。我们深信，每一个读者都将得到比我们远为广泛深刻的收获，都可以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从而有助于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思想水平、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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