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这片土地上产生的作家，我钟爱这片土地。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我以往的文学作品中，较多描绘的是农村、农民，而极少工业、工人，原因是我不熟悉工业和工人，这当然不能成为不写工业的理由。因为工业，特别是现代工业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也是现代文明的物质展示，尤其是对文登而言，更是十分重要，是立市之基、民生之本，是成为全国百强县的经济支点，又是诠释“文登学”内涵和文登精神的最好例证。不写工业，就难以描绘出当今这片土地上的迷人色彩。于是，历史和现实，良知和责任，都驱使着我的笔向工业逼近，向工人靠拢。2005年，我第一次写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讲述苏荣俊同志辞官经商，与文登皮鞋厂干部工人艰苦奋斗、共渡难关事迹的报告文学《责任与担当》；2013年又写了讴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殿太壮美人生的散文《仰望大师》，但这些作品都达不到应有的力度和厚度。时势已经迫压着我要写一写文登的工业了，我知道使命的特殊和责任的重大，我心里压力很大，力量也很足，兴头也很高。但从哪里切入，从哪里下笔呢？
我在思考，我在寻找，我在选择。
2013年7月份，在有关部门领导的支持下，我参与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殿太先生艺术展的策划实施并取得成功，在策划实施这个艺术展的过程中，我接触并结识了文登家纺行业的几位有影响的人物，王殿太、王忠胜、王钦忠、田世科等同志，他们都共同提到了一个人，并且在谈到这个人时都肃然起敬、钦佩有加。因为他们几个都是她麾下的人，这个人就是李国贤。
李国贤这个名字在文登可是如雷贯耳、赫赫有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就是原山东云龙绣品集团的老总、全国人大代表、文登家纺行业的重要创始人和见证人之一，一个工作能力和道德风范以及社会影响都非常好的人。关于李国贤，我当然认识，也久闻她的大名和久仰她的为人处世，但一直没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总感到她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人物，永远都在忙碌、奔走、高速旋转。再者，我原来在行政岗位上，客观上接触她的机会相对很少，是不是应该写写她了？
当我第一次向她提出这个想法时，她拒绝了。第二次提出时，她说等一等再说。第三次提出时，她说，要写可以，但不要写我自己，要写大家，要写同志们，写工人，写群众，写工厂，写文登，写历史，只要把我写入其中就可以了。她这话说得多好，这是多么高的境界和多么宽的襟怀啊！我被感动了。于是我决定，就写她——李国贤，以及她的工艺家纺团队。
而这必然涉及到一个深远厚重的历史文化问题，这里首先了解一下人类刺绣经历的历史和鲁绣文化的形成。
绣品，最早是人类手工刺绣的产品。其实，在文字还没有产生以前，人类就有漫长的手工刺绣活动，只是由于那时物质条件有限，刺绣实际上是一种编结，根据史书上说，早在四千三百多年以前的虞舜时代，就已经有了衣画而裳绣的章服规定。受奴隶制“礼制”的束缚和技艺所限，当时的衣绣只限于帝王和公卿等统治阶级享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22～247），社会发展了，刺绣品也由帝王公卿的章服发展到平民百姓的衣服。到了汉代（公元前206～219），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文化的提高，刺绣品已经成为了社会广为流行的装饰产品。特别是齐鲁（今山东）一带的文化最昌盛，刺绣业也特别发达。汉代王充在《论衡》里有“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目见而手狎也”的记载。意思是说，山东一带的民间妇女几乎人人都会刺绣，且技艺相当熟练，一见就会。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二百多件织绣品，其纹样生动优美，针脚细小匀密。足以证明距今二千一百多年前刺绣技艺的精湛和高度的艺术水平。到了清代，刺绣工艺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地方特色，发展成为刺绣工艺的不同体系。其中最早闻名的是顾绣，之后有形成了著名的苏绣、粤绣、蜀绣、湘绣四大名绣。此外，京绣、鲁秀、汴绣、瓯绣也颇有名望。唐诗人胡令能曾作诗《咏绣障》：
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
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
写得正是妇女绣品巧夺天工的观感。
到了清末（约在公元1885年左右），随着外国帝国主义经济文化对我国的入侵，一种起源于意大利、法国、葡萄牙等国家的抽纱工艺开始传入我国沿海通商口岸附近的城市和乡村。其中北方烟台地区传入最早。1894年（光绪二十年）英国基督教女传教士詹姆氏马茂兰在烟台传授抽纱技术，1906年成立马茂兰公司，1907年开设“仁德洋行”，开始麻布绣花生产。到1912年，抽纱工艺在我国，特别是烟台地区的广大农村有了迅速发展。其中文登地区尤为兴盛。文登县最早经营抽纱刺绣品的是米山乡的山后村、铺集乡的院东等村。文城附近的村庄是西县人秦三在县城里开了个“和增”绣花厂才发展起来的。至1921年（民国十年）左右，抽纱业几乎遍及全县各个乡村，成为妇女重要的家庭副业。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战乱等多种原因，抽纱业受到严重阻碍和挫伤，大部分地区处于萧条冷落的局面。
解放后，党对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视，实行“保护发展提高”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使我国的抽纱刺绣事业得到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日趋发达，缝纫机进入千家万户，很快使千百年来的刺绣工艺由完全的手工业向半机械化和全机械化方向开始首次突破。机绣制品便由此而生，由于机绣工艺工效高，成本低，针法灵活，操作简便，深受广大农村妇女和手工业者的喜爱。特别是胶东地区的机绣十分省心，大有不会者为耻，不为者为怪的局面，且多属民间妇女自绣自用或个体经营，所绣品种也只限于童枕、小儿兜子、手帕之类的小件物品，从1951年开始，党引导手工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使机绣品这一新兴的民间艺术成为社会的一大财富而加以发扬光大，文登县建立了第一个以机绣品加工为主要经营方向的文登县实业公司被服厂（即后来的文登市绣品厂），1980年3月，被服厂分离了文登县机绣厂（即后来的文登市刺绣工业集团公司），1981年11月，刺绣厂又分离出文登县绣品厂，首次建立了文登县第一个机绣的专业加工基地。自此，文登县绣品厂以崭新的姿态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带领着文登刺绣事业，开始了它艰辛而宏伟的历程。
从历史的角度看，刺绣作为一种生产技艺式工业，就是这样一个漫长悠久的发展演变过程，在它的嬗变发展轨迹中可以看出这样几点，一是它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单一到综合，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由传统到现代，由手工到半手工、再到机械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另一点是，它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它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勤劳，它来自于民间，根植于民间，存活于民间，成长于民间，是从民间长大后才迈步走上上层社会的。民间性、民族性是它鲜明的特点。再一点是，它是与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而同步的，与时俱进，永不落伍。
从文化的角度看，刺绣又是一种文化现象，无论它的技艺或者工艺，还是它的产品，都带着浓重的文化色彩，具有浓厚的文化含量，它是一种刺绣文化，也可称绣文化。按地域上划分，它又归属于鲁绣文化。按中国工业美术大师王殿太先生的观点，鲁绣是中国百绣之母，而鲁绣的中心又在文登，可见文登的刺绣文化具有多么重要的位置。鲁绣，顾名思义是山东生产的刺绣品，是历史文献中记载最早的一个绣种，属中国“八大名绣”之一，它使用的绣线大多是较粗的加捻双股绣线，俗称“衣线”，故又称“衣线绣”。曾流行于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其绣品不仅有服饰用品，也有观赏性的书画艺术品。鲁绣风格较它绣不同，多以暗花织物作底衬，以彩色强捻双股衣线为绣线，采用齐针、缠针、打针、滚针、擞和针、镇绣（辫子股针）、插针等针法，选取民间喜闻乐见的人物、鸳鸯、蝴蝶和芙蓉花等内容，莲花为罕见题材。文登民间，绣花作为女人必学的功夫，被称为“女工”。农家大多有一种叫撑子的绣花架子，鲁绣工艺随着这种特殊的工具在民间代代相传。农闲时节，女子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在撑子上飞针走线。他们用不同的针法在衣裙、手帕、被褥、肚兜、内衣等各种布料上绣出各种美丽的图案。一幅幅栩栩如生美丽吉祥的绣品，伴随着女人们朗朗的笑声，跃然布面。当孩子蹒跚学步时，鞋子上绣的是虎头、猪脸、鲤鱼等动物图案，寓意有“健壮如虎”“肥猪进宝”“连年有余”等吉祥之意。她们把人间的美景，天上的彩虹，皆绣进了手中。无论春花秋月，还是夏雨冬雪，无论是林中自由自在的鸟，还是池中无忧无虑的鱼，或蓬勃如朝日，或灿烂如晚霞，她们都能将它绣出来，那是她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热爱，美丽的绣品，正是她们美丽的心灵，美好的愿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由于西方抽纱工艺的传入，古老的鲁绣吸收了外来营养后，又有所创新发展。一种通过抽、绣、编、锁、勒、挑、补、雕等技法，在白色亚麻或棉麻混纺布上，制作各种装饰纹样的抽纱工艺诞生了，它赋予了鲁绣以新的生命力，特别是赋予了文登刺绣花纹粗狂雄健、色彩富有变化的浓郁地方特色。鲁绣文化真正是一种魅力四射的文化。
鲁绣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产业。先知先觉，勤劳智慧的文登人是较早认识这一问题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登已经有了正华、华艺、群力三处松散型的绣花合作社。1958年3月合并为文登县手工业联合社加工厂，6月更名为绣花合作工厂。1972年更名为文登县绣花厂，文登县绣花厂成立。文登鲁绣不再只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项产业。建厂的第一年，就在文登数万绣工的巧手里，诞生出两千多套雕平绣等平绣工艺品，使鲁绣在文登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雕平绣在平面技法的基础上，博彩众长，独创一格，以图案美观，色调素雅，创造出独特的地方风格，倾倒了无数国内外友人。
关于文登家纺行业萌芽时期的一些情况，我有幸找到了部分历史见证人。2014年3月27日上午，在云龙集团6楼会议室，李国贤安排我会见了一个人，一个外号叫“资本家老太婆”的女人王爱华，现年79岁，精神矍铄，面目红润，十分福态。她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她的老家是威海环翠区羊亭镇南小城村，原来就是一名普通姑娘，1955年左右，烟台的资本家老板来羊亭教绣花，那时羊亭已经成立了振华绣花社，王爱华就在绣花社学绣花，和她一起在绣花社学绣花的还有田翠兰、田小荷、黄秋芳。因为她的老师是资本家老板，所以就称呼她“资本家老太婆”。
1958年，文登绣花厂成立，王爱华坐着一种称作大轱轮子的马车从羊亭来到文登绣花厂，做技术骨干教授绣花技艺。1965年，李国贤招工分配到绣花厂，王爱华就做了李国贤的老师，李国贤虚心向王爱华请教，很快成了一名技术熟练的绣工，同时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师徒情谊。直到现在李国贤对王爱华一直敬为上宾，老人十分欣慰。最令王爱华自豪的是她教出的这位徒弟，后来竟成长为声名显赫的企业家。当王爱华老人知道我要写云龙集团和李国贤时，这位79岁的老人哭了，她说谢谢作家，我早就盼望有人为李国贤写部书，但一直不敢想象，没想到你来做这件事，你真是好人呐。我代表绣品厂老一辈工人谢谢你！说到这里她又哭了。这时在场的公司党委书记孙宗祥同志也激动万分，他当场作了一首诗《赞李国贤》：
呕心沥血创天地，千辛万苦如卷席。
培育绣工千千万，心有大家无自己。
两届代表献国策，共谋发展抓机遇。
开花总有结果时，采得硕果谁人知？
作完诗后他说，只有你这样的作家，才是我们老百姓欢迎的作家。
在我第三次采访李国贤的时候，她说出了自己心中最隐秘的话。她说，那时候，我吃饭总是望着别人的脸色，我也看够了别人的脸色，我发誓自己长大以后要努力奋斗，挺直做人，独立做事，不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同时，童年的不幸，还冷冻了我的情感世界，不能说我一点不懂爱情，但这两个字在我的心中占得位置很小、很轻。大概人们都这样议论我，说我身上缺少女性的温柔，而多了点男性的刚强。这一点我认为是存在的。每一个女人都是富有人生梦想的，感情最丰富、最浪漫的时候我都在全力打拼自己的人生。说句实在话，在结婚之前，我甚至从来不知道思念谁，追求谁，怀恋谁，钟情谁，特别是男女之间的那些感情纠纠葛葛，我一点也不懂，一点也不去想，说句开玩笑的话，迷恋和失恋一类的事找不到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欢乐与痛苦。我一心一意想的是工作，是事业。我几乎是一个钢铁人。说完，李国贤又对我说，作家，这些话最好不要写进去，以前我可谁都没有说呀。我说我不写，但今天我还是写出来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是完人，都不是理想中的那种完美无缺的人，包括伟人，包括圣人，包括哲人。
孔子当年游说讲学的时候，还被人赶得到处跑，列宁那种讲话的姿势，虽然缺少稳重，但却十分可爱，觉得这就是列宁。毛泽东喜欢吃红烧肉，周恩来喝酒偶尔也醉，邓小平公开场合手中夹着一支烟，普京在郊外展示他的肌肉，有谁能说他们不像伟人吗？何况李国贤作为一个基层的女企业家，她又经历了那么多辛酸与不幸，她有那么点情感上的缺失，而且她今天如此坦诚地说出来，有谁还能去挑剔和嗤笑她吗？我相信不会有，我更相信读者不会由此而看轻李国贤，反而会因为她的坦诚、真挚而对她产生更多的敬意。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所以我才把她的这段话写出来，希望李国贤女士谅解。
我认为人的性格都不是单面，而是双面，甚至是多面。人性更是复杂的，混合的，这样的人才是真实的，才是符合生活规律的。多年前曾有一段时间，社会一度倡导的文学创作原则，特别是人物的简单化，好即十分，非十分即不好。那是不正确的，那既不符合生活的规律，也不符合艺术的规律。在我以往的文学创作中，我笔下的人物就比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他们身上既有可学的东西，也有可爱的东西。我今天写李国贤，不想把李国贤写成一个神话中的李国贤，一个离群众、离家庭、离人民、离社会很远的李国贤，而是写一个真实的，可爱可敬，可以对话，可以交流，可以触摸，可以亲近的李国贤，让读者读了以后，感到李国贤并不陌生，并不遥远，并不高高在上。李国贤就在他们身边，就在他们眼前，就在他们生活之中。在写李国贤的同时，我也要写更多的人，特别写更多的普通人，平凡的人，默默无闻的人，因为这些众多的、普通的、平凡的人，众星拱月般地聚拢在李国贤周围，与李国贤一起，用他们的智慧和勤劳，用他们的汗水和心血，辛勤耕耘，默默奉献，支持辅佐了李国贤的事业，书写了文登家纺产业的传奇，创造了社会的财富，增强了文登的经济实力，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同时，我还要写文登的历史，文登的文化，文登的土地，文登的精神，文登人民的传统美德，高尚品格。因为李国贤在文登这片土地上，实现了她的人生梦想，成就了她辉煌的事业，她离不开文登，文登也离不开她。
2013年10月份的一天，一本厚厚的普通厂志摆在了我的案头。这是一本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甚至有些陈旧的厂志，纸已经发黄，封皮已经破损，我家属用胶带小心翼翼把它糊起来，整个本子是用线绳装订起来的，里面的表格是用老式打字机打印的，而文字则全部是手写的，但字迹非常清楚，字体非常工整、娟秀、漂亮。我不知道文登别的企业有没有这样的厂志，反正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东西。虽然原始、古朴，但十分珍贵、重要，给人一种亲切感，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这本厂志就是《文登市绣品厂厂志》。我轻轻地翻开了它，我感觉不是在翻动书页，而是在翻动历史，在翻动时，我感受到了纸页的沉重。
厂志的第一页，在《文登市绣品厂厂志》审阅意见中，赫然写着李国贤的审阅意见。她写道：粗阅，1985年改革是绣品事业关键年，应注重详细记。在第19页中，关于咱们厂向外县发展绣品加工点，是从1986年上半年开始，在乳山大固（孤）山乡。1991年6月，现任中层干部一表中关于鲍金明任职时间更正为1988年10月份，1981年11月建厂时全体职工名单，是否有郑建利同志……再翻一页，是王隆庵的审阅意见，再翻是《文登市绣品厂厂志》编纂委员会名单。主任：李国贤；副主任：王隆庵、邵术礼；委员：徐海波、于新录、曲国防；主编：于新录；审稿：王殿太（技术）、孙宗祥（经营）、王夕岐（生产）、王隆庵（党政）、邵术礼（工会）；主审：李国贤。再翻是前言，前言写得很好，很别致，今全文抄录如下：
人的头脑再怎么聪明，也记不下大千世界的时时事事，即便是记住的东西也不一定真实可靠，而且时间一长也容易淡忘。也许有一天人类具备了特异记忆功能，也总不能在古往今来世世代代都能亲自去经历吧。然而，过去的事情又不可不记，因为那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主要依据。那么，这些依据如何去取得和保存下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编写史志。就说现在流传的那些大量的历史故事吧，当初并不是什么人口中得知的，而是从大量的史记材料中挖掘和整理出来的。这种对历史的总结和回顾，也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其实，早在远古时代文字还没有产生之前，人类就用结绳和刻木的办法进行记事活动，这足以说明，史志在人类活动中的重要性。千百年来，人类社会通过大量的史志，了解过去，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丰富改造社会和自然的实践经验，不断地推动社会发展，史志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文登市绣品厂，对整个社会来说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可她也有自己的历史，虽然建厂只有十年（这本厂志是1991年写的——作者注），却发生了从35名职工、2.8万元全部资产、年产值76万元的无名小厂，到拥有1700余名职工、1100多万元资产、年产值3000万元的全国同行重点骨干企业的巨大变化，这期间，有着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说起来也真有点话长。为了详细、全面地把绣品厂十年来方方面面如实地反应和永久地保存下来，我们也学着社会史志那样，编写了这部《文登市绣品厂厂志》，作为献给“十年厂庆”的一份厚礼，为全厂干部、职工以及社会和后人了解绣品厂、研究绣品厂和发展绣品厂的重要资料。
厂志是从1981年写起的，那么我们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也从1981年写起吧。
为什么从1981年写起，因为文登市绣品厂从1981年成立，这一年，李国贤走上了绣品厂的领导岗位。
文登市绣品厂是怎样一个厂子？生产什么产品的？文登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厂子？这不是三句两句话就可以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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