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荒田散文精选-旧金山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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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尔特的“破折号”

    华尔特死了,病死的。消息是2号工会即旧金山“餐馆和酒店业雇员工会”的人先传出来的。我所在宾馆宴会部的同事起初都不信,纷纷议论道,这家伙,说他横死,比如,半夜在下城的大街猎艳时给劫匪一刀捅死啦,让开车的醉汉撞死啦,吸毒过量死在急诊室啦,和人打架给掼在地上撞死啦,是可能的。这般的“正常死亡”,反而不大正常。他才五十多一点,身体似乎一直可以。同一天下午,2号工会在宾馆的常驻代表正式宣布:大前天,工会会员华尔特夜里上床睡觉,因心脏坏死,再也没有起来。接着,一张信纸大小的讣告贴在宴会部办公室的公告栏,说的是:星期六在奥克兰市郊一个教堂开追悼会,然后下葬。同事们有的叹息,有的若无其事,有的恶作剧地拿来开玩笑,说这家伙终于偿了心愿,不用上缴他平生深恶痛绝的联邦所得税了。

    追悼会很简陋,来了二三十个人,华尔特的独生女儿负责主持一切,幸亏她一直保持严肃,到关键时候能哭几声,算是报答了这位身份特殊的生父的养育之恩。穷社区教堂的牧师,在仪式中的敷衍是一目可见的,致辞特别简短,华尔特的生平毫无丰功伟绩固然是重要原因,此外,因为付给教堂的钱,无论是场地租金还是事后的“乐捐”,都离常规很远。末了,还是旧日的同事和工会代表掏一次腰包,才凑够葬礼的开销,把他下葬在奥克兰郊外一个小墓园里。

    墓园的新土上,华尔特墓上的碑石没竖起来,他走得太匆忙,没有谁能神速地替他作准备。棺木上方,零星的花瓣中,插了一个木牌,极其潦草地写着:“Walter Hall 1950-2002”。美国是讲平等的国家,碑石的刻字,绝大多数也都这样简单:姓名之后,是生年和卒年。讲究一点的,是墓碑上端嵌一张瓷照片。都没有铭文,没有衔头。连接生卒两个年份的,是直接无比的一根短线,囊括一切的破折号,饶你有多伟大的事功,多显赫的名气,多雄厚的财富;也饶你多放浪形骸,多不要脸,犯过多少恶行,都被它摆平了。

    华尔特,个子在黑人中属中等,约为一米七四,一直没发福,直直的腰板,一身黑得发亮的精肉,让他那些肥肉堆成众多小山包的女同胞们羡慕不已,在人少的场合对他动手动脚。毛孔粗大的蒜头鼻,肥厚但线条不错的嘴唇。从诸特征看,可以断定,美国虽然多的是黑白混血的“杂种”,但华尔特的血统极为纯正。不足处是邋遢,黑不溜秋的脸上,眼眶四周比皮肤还要黑,因为眼睛长年害过敏症,他有事没事爱往上面揉,便成这个怪诞的色地。胡子从来刮不干净,那是剃刀久久不换,变得太钝的缘故。作为制服的黑色裤子,老是不大合身。有一回裤子特别难看,一打听,是一位女同事过分发福以后,穿不下才送给他的,男裤女裤毕竟有差别,上了他的身,仿佛多了个屁帘儿。皮鞋太旧,也懒得上油。他为了自家这副尊容,常常挨宴会部经理的训,有时被勒令回家更换,他嘻嘻哈哈地打发过去。

    关于吊儿郎当的华尔特,我想得最多的,不是他的死因,而是他的生前。“破折号”对于这个人,有着双重的象征意义。一是它的短促,把荣辱、升沉、悲喜、希冀和幻灭,一股脑儿聚集在直接的“一横”之内;二是它的无情,一辈子就这般干脆地“省略”掉了。别以为一个生命被“简化”是天大的遗憾。对于这位毕生默默无闻的中年黑人来说,简单如果不是美,至少给社会学家提供了研究的方便。无论人还是物,“可见的”都是让人感到踏实的。他这个人,性格也是这样简单。这不是纯情,不是天真,举凡正直、诚实、厚道一类作为“公民”的美德,或者义气、同情心、慷慨、相知相惜一类作为“朋友”的条件,他无一具备。几乎没有秘密,一眼到底的生命轨迹,一览无余的生活道路,几乎一无是处,可爱处仅在于:坦白。

    饱经忧患的中国人如我,深深的城府见多了,阴谋和面具,皮里阳秋和袖里乾坤,检讨书和告密信,改革开放以前的岁月,从“向党交心”到“狠斗私字一闪念”,无所不在的阶级斗争,在所有人心中制造重重的藩篱,层层的警戒。中国人的内和外,言和行,知和行,动机和手段,是分裂的,有时候互相抵牾,有时候彼此引证。层次之多,关系之微妙,连我们自己也解不透。所以,我对于他的“坦白”的喜爱,往往压倒了对他品行的厌恶。此外,也出于写作人对于“人”的本能好奇心,我和华尔特成了谈话的对手。他也许把我当作推心置腹的朋友,但我从没接受过这份友谊。一些自命清高的同事,看到我和他侃得那般投入,难免投来鄙夷的眼光,有的扯扯我的制服的袖子,凑近耳朵说:“当心,他和你套近乎,是为了借钱。”我微笑点头,没有搭腔。

    不错,华尔特往往把和我的交往,当作借钱的铺垫。不是话音刚落就伸手,而是在当天下班后,他鹄候在宾馆侧门的员工通道前,拦住我,悄悄地问:“借二十块应急,行不行?”语气并没有丝毫的纡尊降贵。开头几次,我借了。区区小数,不还也没损失什么。他并不赖债,说好一星期后还到时准还。这是他的狡猾处:取得信任,以便再借。后来,便拖欠。我没追讨,亏去二十块,他不好意思再把我当“金主”,也是好事。久了,他装作忘却,又来告贷,我不客气地说:“上次的我还记着呢!”他搓搓酱黑的手,难为情地搔头,不敢借了。过几天,他乖乖地还掉宿债。然后,开始另一轮借债作业。别的同事,他不敢招惹,怕人家甩过去一句:“妈的你一年少说赚5万,脸皮干吗这样厚?”他就落荒而逃了,要借也是五块三块的。

    和华尔特同事这么多年,根据次数数也数不清的谈话,我约略晓得他的身世。1950年夏天,他出生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大城市曼菲斯。那地方,我1990年冬天到密西西比州访友时路过,它并没有美国都会的气派,建筑物破旧矮小不说,街上弥漫着灰暗,让你不敢从任何方面看好它,即使在艳阳的春日。我在一家中餐馆吃过一客日本酱油挂帅的“扬州炒饭”,味道的恶劣,前所未见。不过,曼菲斯的名气不小,一代歌星“猫王”埃尔维斯的故乡就在这里。华尔特在贫民窟里长大,家境贫寒,能读完两年初级大学已算得奇迹。我问过他,童年有什么可恋的回忆。他耸了耸肩,什么也没说。这也是美国人的天性:不爱怀旧。他成年后回过一趟老家,和老父团聚了几天,在派对中喝醉了,再上高速公路飞车,给警察抓着,查验他的驾驶执照,他这才晓得执照早过了期,他为此坐了几天牢。事后,提起曼菲斯他就骂娘。后来父亲去世,也没回去奔丧。越南战争期间,他刚刚从学校出来,进了海军陆战队,在西德的基地驻扎了几年,和东南亚的战火无缘。70年代初退了伍,也就失了业。他漫无目的地踏上车站遍布整个美国的“灰狗”长途巴士,走到哪算哪。

    二十啷当岁的家伙,糊里糊涂地到了旧金山。不是预先计划好的,巴士碰巧停在旧金山市场街的车站,他看钱用得差不多了,找个最便宜的客栈住下,打算找事干,赚点钱,再上路,到了东海岸的纽约再说。在旧金山各家宾馆和餐馆找工作,总是碰壁,他发誓,再找一天,如果还吃闭门羹,就卷铺盖走路。这天,他踱进纳山上一家五星级旅馆的人事部,胡乱填写了一张申请表。第二天,人事部主任打来电话,雇用他在宴会部当练习生。两年后,晋升为侍应生。这家酒店的宴会部,雇员共三四十位,如今只剩下他一个黑人。不是别的黑人不能干,不愿干,而是都干不长。有的中途给开除了,有的干了几年,辞掉工作到别的城市去了,有的死于艾滋病。他算得硕果仅存,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他一辈子不曾结婚,也从无固定的同居女友,但有一个女儿。这孩子,每个月到宾馆来找爸爸,少则一次多则几次。我初认识她时,十五六岁的模样,黑黑的,瘦瘦的,脸孔和步履与爸爸相像,但在眉宇间更多一点迷糊,什么都漫不经心似的。每次女儿离开,华尔特久久地看她的背影,眼睛眯着,十分地陶醉。同事们都晓得,她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讨钱。月初来,是讨法庭早就判定华尔特每月非给不可的赡养费。其他日子来,是为个别的事要求额外的支援,比如交学费啦,野营费啦,给朋友买生日礼物啦,毕业晚会租借晚礼服和买餐券啦。说起他女儿,也是一笔糊涂账。十多年前,他和一位贫苦人家的黑人姑娘,一次在同一家超市买食物,他顺手帮她提东西上车,彼此认识了,互相留下电话号码。这以后,他所用的,无非是用过几十次的“玩女人”老招数:约会,吃饭,进迪斯科,上床。两人才好了一两个星期,他玩厌了,把人家甩了,另找新鲜。不料几个月后,姑娘挺着肚子找上门,说怀上了他的血肉。华尔特当场开骂:“谁知道你他妈哪里弄来的?随便抓我当爸!”华尔特不是没道理,和这姑娘同时“玩玩儿”的,单算他偶然碰上的,至少还有三个。几个月以后,女儿出生了,姑娘没依没靠,向政府申请救济,社会工作者自然要了解生身父亲是谁。她咬定孩子是华尔特的。社工找上华尔特,威胁他说,如果不付赡养费,就得坐牢。华尔特不甘心,带上婴儿,到医生那里去做DNA血缘检验,医生宣布结果:女儿是他的,他才乖乖地认了。平心而论,华尔特不是不负责任的父亲,这么多年来,一直付足赡养费,孩子每月二百多,孩子的生母也是这个数。反正他干的差事,薪水很不错,每个月拿得出钱来。平时还给女儿买衣服,开学买书籍文具,圣诞节来了,不会忘记给孩子她妈送上一张签下姓名但不写金额的支票,随便她填多少钱。这对于一个和“信用”没多少缘分的人来说,不但极为罕见,在黑人堆中更是可歌可泣的“大度”。因为他晓得,这女人的老实近于傻,支票上的面额,饶她最大限度地发挥勇气和想象力,顶多填一百五十元,她知道写多了也兑现不了。

    华尔特在四十五岁那年,突然旷工,不知去向。几天后他从市郊的监狱,给宴会部的经理打来对方付费的电话,说要告长假。经理问他为什么,他说正在服刑。坐牢的原因,他老实地交代了,这样的:十年前,他在一个派对上喝醉,踉踉跄跄地出门,开车回家,在高速公路上,巡警见他的车子如蛇行,鸣笛截停,经检查,他体内酒精含量超出法定限量好几倍。他随即被逮捕,关了一夜,次日办好了过庭手续,给放了。他揣着巡警开的告票回到家,却没有在指定日期去法庭接受审讯,反而偷偷把家搬进另一家廉价客栈去,肇事的破车,也以三百块钱的贱价脱了手。这以后,他不再开车,也就不再违规,所以,人还在旧金山,警察却无法捉拿归案。隔了这么多年,他以为逃过法网了,这一次得意忘形,手痒起来,驾驶朋友的车子去兜风,被巡警截下,一查他的驾驶执照,早已过期无效,接着,从电脑中查出案底,嗨,还是逃犯哪!马上把他抓进市立监狱。幸好那笔老账怎么也不能定个重罪。法官只判罚款,数目不大,可怕的是十年利息得算,驴打滚竟要上万元。他在法庭上说,没这个钱,坐牢抵偿好了。于是他自愿进牢去,坐足六个月才出来。那段日子,几个同事看他无亲无故太可怜,曾去探监。这时候,他的女儿已读大学三年级,父亲坐牢她并不晓得,月初照样到宾馆找他要钱,才知道始末。她往监狱里打电话,说要去看他,他坚决不让。他出狱后,我问起他,亲生女儿去探望本是好事,为什么拒绝呢?他说:“让她看到父亲穿囚衣,自尊心受伤一辈子,我怎么忍心?”当时我大为感动,激愤地向取笑华尔特为“囚犯”的同事说:“你们怎么不让人保有一点尊严,他好歹是个父亲啊!”

    华尔特回来上班,宾馆也没对他怎样,都是过去的事了。自然,对落下案底的人,不是不作“区别对待”。极重要的宴会,比如中国的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一起亮相的场合,事前所有服务人员都要上报国家安全机关作背景审查,这一关华尔特就过不去。华尔特干活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谁问起坐牢的事,他不但十分的乐天知命,还以“资深犯人”的资格,口沫横飞地说牢房的规矩,各种黑吃黑的骇人故事,对牢饭中浇上浆汁的马铃薯泥尤其赞不绝口。

    牛事未了,马事又来。出狱才一个月,另一桩陈年旧案又缠上他。这家伙从来不向国税局寄上纳税表。交纳所得税,是联邦法律,美国人早就说,这国家有两样谁也躲不了:死和交税。他偏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一点税也没缴,宾馆在给他发工资前已经扣下了相当于总额30%的税金,上缴国税局。但这不够,个人还得自己填报,把一年的欠税缴清。4月15日是每年报税的截止期限,人们都怕迟了受罚,他却鼓吹歪理:“宪法没有列上‘公民纳税’的条款,凭什么政府强迫人破财?”他拒报了好些年以后,国税局终于采取断然措施,向法庭控告他抗税。他刚尝过铁窗风味,不敢再蹈覆辙,乖乖地和国税局达成和解:他分期缴纳欠税,国税局不予控告。从此,他每个月的工资给扣掉大半,偿还欠税,钱花光就到处告贷。

    这么一来,他反政府的立场更加坚定,到处宣扬怪论。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白人都不是好东西,艾滋病毒就是白人为了灭绝黑人而发明的。我自然斥为无稽,说是种族偏见。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艾滋病毒起源于非洲。何况,美国白人同性恋者死于这种“世纪绝症”的,按总数而言,也比黑人多得多。华尔特坚持说,白人先在监狱下手,阴谋使HIV病毒在黑人囚犯中蔓延,让黑色人种慢慢死光,再解决社会上的其他有色人种。我批驳他,他就反问:“坐牢的,黑人不是占了多数吗?”继而说,此论不是他的首创,而是有依据的—一本书曾这般揭露过。我拍了拍他瘦削的肩膀,说:“妈的亏得你没投错胎,你这般老和政府过不去,放在‘四人帮’时期的中国,成分再好也得吃花生米!”他说:“政府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纳税人养着的?我偏要反!”我只好耸耸肩膀。不过,他的这些“反动”言论,都是私下与朋友、同事聊天时漏出来的,平时上工,侍候白人顾客,倒不敢太放肆。

    有时他按捺不住火气,也捅点娄子。有一回,他侍候一群英国来的绅士吃午餐。先是沙拉,继而主菜,再是甜点,最后上咖啡。要咖啡的人不多,华特都满足了各位的要求。正待走开,一名绅士问:“请问,有红茶吗?”华特答:“有。”于是去给绅士泡上一壶茶。不料开了这个头,绅士们就先先后后要起“英吉利红茶”来,害得华特气喘吁吁跑了一趟又一趟,最后,他以为彬彬有礼的英国人好欺负,吆喝一声:“你们一起叫,免得我跑这么多来回行不?”永远不怒形于色的绅士们,霎时全噤了声。事后,华尔特当然没好果子吃。全国有名的五星级宾馆,容得侍者耍横吗?绅士们向经理投诉,华尔特受到停职两星期的处分。

    华尔特就是这般,小错不断,每年总被领班们开上几张警告信。有时候是上班溜号,躲到某个角落睡十分钟懒觉;有时是人家在干活,他却在职工食堂看美式足球大赛现场直播;有时是因分内工作不干,推给同事干,遭搭档投诉;有时是迟到半小时。有一回,他把《花花公子》杂志掖在屁股上的口袋,在宾馆大堂里招摇,让总经理看到了,又给记了一过。

    怪不怪,他在人事部的档案卷宗里,论警告信、投诉信之多,堪称“冠军”,二十多年下来,却没给炒鱿鱼。须知以高级宾馆的规矩之严,一错再错是免不了卷被盖走路的。同事们说,原因只有一个:他是黑人。按照加州的“平权法案”,少数民族受到保护。此说不无道理,华尔特在宴会部既是“唯一的”,又有多年经验,如果把他开除掉,酒店为了凑数,也得再行雇上个把黑人。既如此,不如把勉强算得规矩和卖力的华尔特保住。更重要的是,开除了他,代表工会权益的律师一定出面,控告宾馆“种族歧视”,无穷无尽的诉讼,够你烦的了。不过,华尔特有的是自尊,谁要当面说他因是黑人而受袒护,占上便宜,他非扯直嗓门,和你争个水落石出不可。

    以上所说的,基本上是我所目击的。所谓“眼见为实”,这些行迹当然可以视为组成“破折号”的“点”。不过,我对这个人永远不缺的是好奇心。他的坦率,为我观察全貌提供了绝佳的条件。我有事没事和他开玩笑,有时也严肃地探讨关乎人生和生命的题目。我渐渐得出这样的结论:华尔特是以“本能”生活的人。准确地说,他是对本能不加伪装的人。纯为满足本能而活,在婴儿时代,是生命的本色;成人以后还是这般,质量没有提升,一任原始欲望主宰,则只算低级的生命。然而,及时行乐,不是许多缺乏宗教情操的人的人生信条吗?华尔特因为独身,因为自由,走得更远,放纵得更彻底罢了。

    孔子云:“食色性也”。说到吃,华尔特住在下城“田德隆”区的廉价客栈,没有厨房,他也从来不开伙。上班时在宾馆的职工食堂吃,不费一个子儿。休息日在大街上逛,饿了随便进麦当劳买个“大麦”汉堡包。口味并不精致,塞饱肚子就行。

    至于美国人最为注重的“色”,他倒是身体力行,乐此不倦。他并没有固定的性伴侣,女儿的生身母亲,他去探望女儿时总会见到,但自从女儿出生后,他没和她发生过关系。如果有机会,他也会勾引女人。他和宾馆里电话总机室当接线生的黑人小姐有过一腿,后来她断不了伸手要钱,他没法满足,才不敢溜进电话室去调情。他最大的兴趣是嫖妓。不过,他不是“约翰”—通常意义上的嫖客,而是敲竹杠专家,一些妓女恨他,又离不开他。

    华尔特居住在“田德隆”区边沿的跑华街上,到了晚上,便浮现许多特别的身影,她们以尽量暴露的超短裙和低胸衣,随街做出性挑逗动作,勾引男人。可悲复可怜的“性工作者”中,除了少数无家可归者外,还有以下几类:和丈夫或男友吵了架,离家出走的;有家庭和儿女但穷得没办法,来干点“副业”的;也有瞒着家人,来街上挣外快好满足毒瘾的。她们,都可能是华尔特的猎物。

    华尔特的日常作息十分奇特,如果不用上早班,每天凌晨早则两点多,迟则四点多钟,便爬起来,洗个淋浴,穿上厚厚的皮夹克,走进无论哪个季节都不算寒冷的大街。为了起早,他习惯了早睡,晚饭吃过,才七八点钟,夜幕未落,他已经把懒洋洋的身躯,放倒在嘎嘎作响的旧弹簧床上,反正除了看电视上的球赛,没有消遣。脑筋简单的家伙,从来不曾因心事失眠。一觉睡醒,才是半夜,街上有的是行人。他大模大样地在咖啡店附近游弋。他用不着和妓女套近乎,一成不变的策略是守株待兔。他装作漫无目的地东站站,西走走,口里叼一根万宝路,手里一杯冒热气的咖啡,白色的纸杯在夜色中颇为引人注目。这是他的道具。不要多久,妓女便趋前搭讪,首先是讨烟,他大方地送上一根,然后色眯眯地盯着她。那些兜客兜了一整夜,收获甚微或一无所获的娼妓,以最后的力气,把烦腻和疲倦收起来,向他献媚。随后的交谈总是开门见山的:“早上好,就你一个人?”“当然,你看不到吗?”“能不能请我喝一杯咖啡,加两个甜炸圈?”“可以是可以,你怎么报答我呢?我可不是慈善家。”“知道知道。”华尔特把妓女带进店里,掏出一元六角,让妓女买了东西,然后把人带进客栈的房间,春风一度。他代垫的钱,比起一般百儿八十块地付的恩客来,几乎是“吃白食”。

    娼妓之所以“不顾血本,清仓平卖”,不过是贪图华尔特有个房间。华尔特长住的廉价客栈,房租每月五百八十块,还是因了他是住了五年多的老房客才获得的优惠价。一个卧室,附厕所和浴缸。每星期有墨西哥来的清洁工清扫房间,换洗被单一次。于是,和他有过关系的妓女不时上门来,可怜的半夜游魂,央求进来洗个淋浴,在沙发上躺到天亮再离开,有时仅仅是抽他的一根香烟。除非华尔特心情特糟,她们大多如愿以偿。

    “白嫖”,似乎是华尔特最为骄傲的“优胜记略”。哪一天上班时,如果华尔特一脸得意扬扬,看到我这唯一“谈得来”的人在,就招手,把我拉到一个角落,那一定是要夸张地描绘昨天的“风流韵事”。亏得他和盘托出,我得以洞察他隐私的一面,从而较完整地作出他的“灵魂拼图”来。我由此发现,他的内心深处,是这般的空洞,又极为急迫地填补这空洞。

    “今儿个凌晨三点,我正要出门‘打野食’,一个女子来敲门。我开门一看,却不认识,问她怎么知道我住这里,小妞儿才二十岁,却会说话:‘哎哟,姐妹们都说华尔特待人最好嘛!’我问她想要什么,她声音抖索着说,外头太冷,这时辰做生意没指望了,只想找个地方歇到天亮,到地下铁头班车开了,便回对岸奥克兰市去。我说没关系,可是规矩你得懂。她连声说这是我的专业哩。我懒得动,就坐在沙发,拉开裤链,要她做。这妞儿是才下海的生手,一点技巧也没有。我一把推开她,骂她个狗血喷头,笨蛋,有这样干活的吗?纯粹是咬人!她可怜巴巴地说没经验哩,你教还不行吗?我教了,还是不会,我吼叫:不要了,笨到家了,怎么治?赶她出门。她乞求说让她再待一会,我不让,把她抓起来,扔到外面去,关上门,她的门外哭了一会,才走了。哼,活该。”他没说完,我指着他骂开了:“华尔特,你他妈是天下第一号混蛋,怎么欺负弱女子?还是你的同胞呢!”我这才发现,为了本能的发泄去嫖妓,未必是最卑污的;毫无怜悯心地向比他倒霉的人施虐逞暴,才是下贱之尤。这样的灵魂,岂止荒芜,还是十分的黑暗啊!为了这事件,我好长时间失去听他显摆的兴趣。我进一步探究,他的出发点,是不是低级的心理补偿?在宾馆当侍应生,因了本身的劣根性,出错特别多,受头儿的训斥自然频繁,吃够了苦头,如果不凌辱孤苦无告的“性交机器”,哪里去找沦丧的尊严?怎么“高级”起来?

    如果说华尔特在“性”上专捡便宜,也不全面,除了为“败火”而速战速决外,他也会慢工细活,享受他名之为“做爱”的乐趣,在那场合,他可舍得花钱。不过并非付“肉金”,而是买些毒品,和性伴侣一起吸食。我追问他,是什么毒品,他说是大麻,每一回顶多花个二十块(他每次借钱都是二十块,兴许是为了这笔开销)。不过,熟悉他的人说,这家伙,毒瘾才没这么小呢!大麻烟不管用,吸的是古柯碱,有时钱不够,就买“石头”,放进香烟里抽。“石头”(ROCK),是劣质的古柯碱制品,价廉,性烈,上瘾后更难戒掉。对此,我不置疑。这家伙的堕落,你怎样估计也不为过。他不作奸犯科,没抢劫杀人,在年轻时是胆量不够,中年以后有了不错的工作,才使沉沦不致带上侵略性。吸毒的开销奇大,这也恰恰说明了,他的经济状况何以从来没好过。

    三年前,华尔特终于被宾馆炒了鱿鱼,这回,黑的肤色救不了他,年资救不了他,工会也无法施以援手,为的是,他栽在“自家人”手里。事情说来也平常:一个纯粹由黑人组成的慈善机构,在宾馆开午餐年会。华尔特这人,说到底脱不了老祖宗所遗传的奴性,侍候同一种族的客人,比对白人还差劲,一副老大不情愿的傲慢相,餐盘不是轻轻放在客人面前,而是重重地一“摔”,把人吓一跳。这协会,去年开同样的午餐会,已经吃了华尔特的苦头,这回忍无可忍,多位客人联名写信,向宾馆的总经理告华尔特的状。事后,华尔特被招进人事部,主任摊开投诉信,说:“上次的警告信,你认了,签了名,当时你可是点了头,一旦再犯,甘愿给开革的。这回你看怎么办?”华尔特搔搔头,说:“我认栽就是,算清工资吧,我走路。”

    华尔特从此离开干了小半辈子的宾馆,好在工会没把他逼到绝路,让他到别家宾馆的宴会部打零工,亏这菲薄的收入,使他交得出房租,不必露宿街头。这光景,与过去没得比了,那时他一年收入五六万块,标准的中产阶级,在下层黑人中,简直算个“贵族”,怪不得他在同胞面前总是牛气哄哄。他离开以后,我遇到工会来干零活的伙计,问问华尔特的近况,他们都说:还活着呢。便没了下文。在人际关系如此疏离的社会,谁在乎这样一个潦倒的小人物呢!

    去年我在下城街上,走下缆车,迎面碰上他。两年不见,他老得如此不堪。他过去邋遢是邋遢,精神还在,“白嫖”之后尤其趾高气扬,如今却蔫了,一下子老了十多岁,脸上的皮肤挂在颈下,牙齿掉了几只,抿嘴时颊间深陷。我跨上前去,和他握手,凭过去的交情,我想邀他进附近的星巴克咖啡店,喝一杯意大利拿铁咖啡,再从他肆无忌惮的大嘴中“掏”出一些故事来。不料他闪开我的手,连说有事有事。溜之乎也。人毕竟有起码的自尊在,他是不愿意我看到他的熊样,一如他不愿意女儿看到他穿囚衣的窝囊相。

    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今年1月,地点在2号工会专供招募临散工用的大厅,他百无聊赖地半躺在长椅上,看来是在等活干。这回他竟没回避我,反而主动打招呼。原来是闷得过分,急于找人聊天。然而,像我这样“谈得来的”,最是难找。为生计忙碌的社会,不是谁都有这般的闲情的。我和他,一站一坐,聊得很热络,话题是:我所在宴会部的主任,也就是他过去二十年间的顶头上司,为什么毫无预警地开枪自杀?他提供了若干内幕资料。

    两个月以后,他过世了。没有遗嘱,没有遗产,几乎没有朋友和亲人。女儿从大学毕了业,有了工作,也结了婚,主持他的丧事,算是尽了最后的义务。默默无闻的人,满身毛病的人,靠本能生活、也最大限度地享受了本能和官能的人,溘然长逝。后来我听2号工会的人说,他心血管上的毛病,医生早已检查出,要他定期照心电图,戒烟,降低胆固醇,必要时做心脏搭桥手术,他却当耳边风,放浪的做派依旧。一次发生在半夜的心肌梗塞,因无人在旁及时发现送医,便把还在盛年的汉子收拾了。

    对于他的死,我没有伤感,没有惋惜,只有轻微的感喟和沉重的思考。不错,生命仅仅是过程,像华尔特这般极端的享乐主义者,和他谈奋斗目标、终极意义,自是对牛弹琴。然而,认定他从来没有过理想吗?又不见得。

    几年前,华尔特还和我一起干活,有一次同事们在工作之余,以“人生的追求”为话题,聊得很热烈。华尔特跃跃欲试,要加入“论坛”,话头却老被打断,因为同事们多半鄙薄华尔特,说他是混混,除了揩油,在电视机前为了他所效忠的旧金山“淘金者”足球队呐喊之外,没有思想,没有幽默感,没资格插嘴。谈下去,话题愈来愈严肃,一反过去嘻嘻哈哈的轻松气氛。吊儿郎当的华尔特,眼睛湿润了,更加起劲地揉,眼圈益发黑了。我力排众议,高声说:“让华尔特说说嘛!”大家静了下来。

    华尔特站起,激动地说:“我读小学、中学那阵,都迷上足球,最伟大的梦想,就是当足球明星,在全国足联麾下的海豚队啦、牛仔队啦打边锋,每年的薪水不说多,一百五十万好了。黑人嘛,能有多少出路?最红火的,不是当歌星就是当球星。可惜个子不争气,六英尺不到,连校队也进不了。”大伙哈哈大笑,潜台词是:凭你这副德性,还想在体育界“名人堂”留大名哩!

    华尔特正色道:“慢着,我的梦,如今由女儿实现了。她在戴维斯加大念电脑专业,快毕业了,成绩上等,还当上加州大学生女排代表队的二传手,嗨,都是从二十多所大学选出来的好手哪,去年参加了全国大学生联赛,得了第二名。不赖吧?每次比赛,我都去当啦啦队,看她在场上那个灵巧劲,多痛快!憋了大半辈子的鸟气,女儿都给我出了。”

    华尔特幸而言中,他的女儿,尽管也亏在身高上,没打进职业球队,但凭学士的学位,进了一家大型电脑企业,担任初级程式设计师,将来该比父亲有出息得多。华尔特的赡养费没白付,这是可以告慰死者于地下的。

    我想起最近在网上读到的一首英文诗,题目是“感谢,为了我‘破折号’中的一切”,可惜译不出铿锵的音韵来,大意是这样的:

    我读到一个人

    在友人葬礼中的致词他提及她的墓碑上所刻下的日子:从开始到末日

    他首先说起她的生辰

    然后,含泪说起她的辞世之日

    不过,他说,最要紧不是两个日子而是数字之间的破折号

    破折号代表

    她在人世的一切

    而今,只有爱她的人晓得这渺小横线的价值

    破折号,和我们占有多少无关:

    那些车子,那些房子,那些纸币

    它仅仅和以下事体相连:

    怎样活,怎样爱,怎样使用这一横线?

    对破折号,真该好好思量,苦苦探究哪些方面你要作改变

    你永远不晓得来日还有多少

    所以,能重新规划的须赶紧动手

    我们该不该把步子放慢

    好思索什么是真诚,什么是真实我们总该去努力理解

    别人怎样感受

    火气慢点上来

    多一点表达感激爱一起生活的人尽管你从来没爱过

    倘若我们互相尊敬

    倘若我们常带微笑

    记住吧,我们拥有的破折号随时可能变为句号

    那一天,当有人诵读对你的颂词(它免不了改写你的生命章节)

    你可会为他列数的往事自豪

    你该怎样书写你的破折号?

    2002.5

    死亡假面

    —我的顶头上司为什么自杀

    一、死,不过是开端

    2001年秋天,一个星期三,我的休息日,同事从上班的地方打来电话:“荷西自杀了!”我惊呆了,他又说详情没法了解,你明天上班也许能知道一些。我手握话筒,在家里的客厅发呆。

    Jose,荷西,是他的名字,姓Salasa,萨拉沙,南美洲尼加拉瓜国人氏,我所供职的酒店宴会部的第一把手—主任,今年五十八岁。我认识他已十七年。八年前,我从送餐部调到宴会部以后,他成了顶头上司。三个月前,他请了病假,到医院去做了更换左膝盖骨的手术,刚刚复原。前天星期一,是他恢复上班的头一天。早上,我进办公室签到,看到他有点紧张地坐在电脑桌前,无所事事似的,时而抬眼四看,一副渴望人家慰问的模样。我过去和他亲热地握手,寒暄,问手术的结果怎么样,他拉高左边的裤腿,让我看膝盖上长长的疤痕。我问:“走路没问题吧?”他微笑着摇摇秃了顶的脑袋,晃动肥阔的身躯,故作轻松地站起来,做出跑的姿势,活像一个吹得圆嘟嘟的气球,快要往天花板飘去,逗得在办公室的签到器前刷工作卡的十多位同事们哄一声笑了。这就是最后一面。

    次日我上班,急忙向同事打听荷西自杀的事。大伙不大愿意回答,说上头做了交代,不要乱说。我可不买账,对吞吞吐吐的南美洲裔伙计说:“怕个鸟?别忘记这是美国,言论自由有的是,偏要打听个水落石出!”干活的间隙,和我关系好的同事悄悄把事情的经过说了。荷西在前天,即星期二中午,独自驾驶心爱的“福特”牌四轮驱动敞篷越野车,行驶在马林县市郊外山区的盘蛇路上,在下坡的急弯处,左手操盘,右手掏出藏在前方右侧暗格的手枪,往右太阳穴开了一枪。后头车子上的人听到闷闷的一声“砰”,没醒过神来,便看到越野车笔直地向前冲,越过矮矮的护栏,凌空飞到山谷下。紧跟着的一辆车子,死命刹车,在悬崖旁边停了下来,司机和乘客惊呆了,慌忙拿起手提电话,拨911的紧急求救号码。高速公路巡警飞车赶到,步下谷地,只见多处凹陷的越野车趴在草丛间,引擎还在响着,车门被颠开,一个冒血的头颅垂在座椅上,人早已没了气。当天下午出版的地方小报《马林县时报》,在简讯栏报道:“一名拉丁裔男子,年近六十岁,在东行83号公路靠近林肯大道路段,因汽车失事身亡,死因正在调查中。”这位记者谨慎过了头,不敢披露细节。据警方的调查报告,荷西死后,手枪掉在座位下,右掌心留下了硫黄的痕迹,这是近距离开枪的证据—巡警当场在案情报告单上写下结论:自杀。

    宴会部主任死于非命的消息,在大宾馆的五百名员工中,自是一石击起千重浪,却不是一个“悲”字可以涵盖。只拿宴会部来说,这个负责大小宴会的部门,每年的营业额近两千万元,是最能赚钱的“精锐部队”,编制为主任一人,领班三人,侍应生四十人,练习生十人。平均工龄为二十年以上。员工的构成,极其鲜明地显示旧金山这个文化多元城市的特色,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秘鲁、德国、法国、菲律宾、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波多黎各、南斯拉夫、英国。绝大部分是第一代移民,这和本市各家宾馆宴会部相似。算得特殊的,是尼加拉瓜移民占了一半多,原因还是出自荷西—他在这里干了三十八年,从底层的洗碗工做起,然后是宴会部的练习生、侍应生、领班、经理,一步步地爬,在主任的位置,一坐就是二十年,一直紧握人事大权。他为了建立独立王国,侧重于招聘“自家人”,其中有他在老家的表兄弟、堂侄子、老朋友。老乡多,对他的直接好处是,可以支使他们干私事,比如,当练习生的堂叔,每天上班得代他到洗衣部拿洗烫好的西装;一位小时候叫荷西叔叔的小伙子,则把替主任大人找泊车位作为首要工作。好在,雇员有工会,宾馆有人事部,“自拉山头”犹可,“结党营私”却不能公开。一般地说,平时干活,极少发生抱团结伙,欺凌其他族裔的事件。我和各族裔的同事,一直合作愉快。

    言归正传,因荷西的死,受到最大打击的,是荷西的孪生兄弟罗勃,他在宴会部当领班,也已二十多年,是荷西引来的。兄弟俩共事,虽不免摩擦,但“打断骨头连着筋”。另一位也是当领班的中国人,叫彼特,他最强烈的感受,乃是“对不起死者”。为什么?说来话长。彼特幼时从越南移民,在美国长大,接受教育,别看才四十出头,在宾馆工作的年资已超过二十年,五年前从侍应生晋升为领班,和荷西兄弟的关系相当微妙,一边,他以亚洲人的世故,暗暗和这些栽培过他的前辈套近乎;一边却公开指责这兄弟俩的懒惰、不负责任,目的在于:向对荷西兄弟心存不满的下属表明,他和他俩并非同穿一条裤子。以上是远因。近因是,星期一,荷西回来上班的第一天,才干了两个小时,就被顶头上司—餐饮部主任召到办公室去,关起门来训话,此后不见了踪影,撂下一大堆活计,害得彼特加班好几个小时,为他善后。彼特平时老被摆架子却不干实事的荷西揩油,早已积下一肚皮怨气,这次更是火上浇油,他一边替荷西在电脑上开账单,一边高声咒骂:“你回来干吗?死掉不干净?省得拉屎老要人揩屁股!”荷西的死讯传回宴会部,他头一个接的电话,顿时目瞪口呆,喃喃自语:“我的妈呀,我可没真的要你去死的呀!”他老认为荷西的死,和他的“诅咒”脱不了干系,他成了间接的凶手。彼特脸色泛白,忙不迭地向同事们解释:“一时气话,不可当真。荷西的鬼魂可别来找我算账哟!”同事们呢,有的惋惜,有的悲伤,有的明里叹息,暗里欢天喜地。一位德国裔同事,作了这般的评论:“这么个死法,我为他难过;可是,这家伙完蛋,我毫不难受。”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可见十年来在荷西手下干事,积怨何其深。

    几天后是星期六。宴会部贴出布告,说今天下午在郊区一家天主教堂为荷西举行追思礼拜。我没有参加,一来因为路远且生,二来不巧有点家事,三来同事里头的中国人都没有参与的意愿。酒店总经理以及以下的许多头头脑脑,包括荷西的顶头上司,死前最后一个召见荷西,但对训话内容秘而不宣的白人餐饮部主任,都去了。宴会部的同事,大多数也在场。他们事后告诉我,参加葬礼的家属、亲戚、教友、朋友、酒店的新旧同事,共三百多人,场面隆重,气氛哀切。在这之前,荷西的遗体已经火化,骨灰瓮供在大厅前面,供着许多鲜花。也就是说,一般葬礼所不可缺少的仪式—瞻仰遗容,不得不被省略了。这是没办法的事,对非正常死亡,只好实行非正常仪式。一位同事说,这样做,原因在于,任是怎样出色的化妆师,也修补不好太阳穴中枪的脸,徒然让死者出丑。追思会上,荷西那已经迁到外州居住的儿子上台,作了感人至深的讲话,许多人低下头去,用纸巾擦泪。女人堆里传出低低的啜泣声。

    一个颇为标准的中产阶级分子,一个在少年时代从战乱频繁的南美洲贫穷小国来到新大陆,终于混到年薪十万以上高职的成功人士,一个无论在酒店,在拉丁裔聚居的社区,还是天主教会教友中,都算得举足轻重的人物,竟然在行将退休的年岁,果断地结束了堪称优裕和风光的生命,为什么?一个向来被他的同胞立为楷模的人,瞬间变成了家里客厅壁炉上方的小小骨灰瓮,为什么?

    一位哲人说:“死所以如此可怖,仅仅因为过于寻常,无一不是司空见惯。”看来,荷西不在此列。死亡,是他一个人的终结,却是事件的开端。对我,是对生命重新展开思考的契机。

    二、死亡,最后一张面具

    这家高级酒店,在S市的纳山顶屹立了接近一百年,历史最为悠久,名气也最大。我在里头当普通不过的侍应生,多年来和荷西只是纯粹的上下级关系。我对他并无恶感,因为他从来没有刻意亏待我,几乎没有过恶言;彼此也没特别的交情,毕竟有语言、背景和志趣上的隔阂。除了在工作上,我得服从他的命令,完成任务,别无瓜葛。我曾经帮过他的小忙,他患了坐骨神经痛,我给他推荐了中药“抗骨增生丸”,还到唐人街中药店代他买来十来瓶成药。偶尔,也和他谈谈针灸,谈谈以鳄鱼肉治疗他的哮喘顽疾。他高兴起来,也拍拍我的肩膀,彼此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

    可是,他的死,老盘踞在我的心头。他去世后,我每次走进办公室,都躲不开他。如果他的弟弟罗勃在座,孪生兄弟酷似的相貌—脸孔上的差别仅在于他留上髭而弟弟没留,尤其使我产生“他没离开”的幻觉。我觉得,死亡,无非是他的一张面具。他戴的面具从来不少,这是最后的一张。他企图以砰的一下的枪声把生命之门关闭,从此,躲在血淋淋的死亡后面。空谷里,随着枪声在风中飘散的硝烟,在假面上成了迷迷蒙蒙的雾,让人难以审视。可是,怎么也阻挡不住人们的寻索:关于一个生命的旅程,以及面具的隐喻。

    该怎样描述这个人物呢?荷西,亮晃晃的秃顶,脸膛偏黑,泛着养尊处优者才有的红光,面相不猥琐,也不英俊,显出与生俱来的精明和彪悍。一望而知是中南美洲人氏。平时穿戴,也是典型的拉丁裔生意人模样。谁都看得出,他是外国来的,不指望他说得纯正的英语。年轻时,这脸膛带着过分的自信,监督手下干活,挺胸凸肚,指手画脚,动辄骂人;在下属眼里,可畏也可憎。在上司和顾客面前,他的小心和谦卑却显得过分。为了和孪生弟弟有所区别而蓄下的上髭,总是修得很整齐,并且不忘染黑。托庇于胖所以不显露皱纹的五官上,论触目莫如这呈上弦月形状的胡子。脸部以下,则没有看头,肥胖到了无以复加的田地,个子才一米六八上下,肩膀不可思议的肥厚而宽,滚圆且前挺的大肚皮,活脱是早早完成长膘大业的超级巴克夏猪。肥胖而匀称,像乃弟还好;他不是,臀部以下,无论骨头还是肉,都很单薄,裤子松垮垮的。有时,调皮的同事偷偷拿他的体型开玩笑,打赌时下“赌注”:“我输了,当荷西的大腿行不?”意思是得承受不成比例的重压。有时他担任豪华晚宴的总指挥,穿上特别裁制的黑色“踢死兔”(晚礼服),威风八面地踱来,远看如黑色方块;近看,又像麻秆支撑着的啤酒桶。他每次经过宴会厅的侧门,都下意识地斜过身子,生怕门太窄过不去。二百七十磅的体重,不可理喻的赘肉,挤逼着、镇压着全身的骨骼和神经,是他好几种病的根子,如膝盖磨损、骨节增生,还有鼻敏感和哮喘。年纪越大,病痛越多,请病假越多,上班时躲懒也越多,怪不得酒店高层对他早已很不满意,必欲去之而后快。迟迟没下手,只因为他在这里根基深厚,又善作假,不容易抓到把柄。

    荷西死后一段日子,“他为什么自杀”成了酒店许许多多因族裔而划分的小圈子所争论的中心话题,莫衷一是,可是,在这样的结论上面,大家没有任何争议:这样的人,最不可能选择自杀。

    荷西,可说是现代“拉丁精神”的负面代表。他一以贯之地实行的,是盛行于中南美洲西班牙语系民族的人生哲学:及时行乐。所有的感官享受都不放过。先说吃,他酷爱一切美食,三分熟、血淋淋的牛排,整只从鱼缸逮上来的龙虾,阿拉斯加空运来的“帝王螃蟹”,蘸上薄荷酱的羊排。上班不许喝酒,他就喝糖分最高的古典“可口可乐”。多亏他的职位带来绝大的便利,无论吃什么喝什么,一个子儿不花。因为酒店为了笼络中层干部,多年来都开放厨房,无偿供给,他们爱什么就点什么,每一顿都是厨师像侍候客人一般即时烹调的。他从来不理会,不间断的高热量高蛋白食物,怎样教体重叠加上去。近年来,他眼看裤子的腰围一直放宽,到一百英寸仍旧扣不上扣子,改穿吊带裤,隆起的肚皮还是差点挣破了大喇叭形的裤腰,有碍日常生活。也觉悟过,隔三岔五地嚷嚷“减肥”,早餐从熏肉改为脱脂奶加麦片,饮料从“古典可乐”改为“减肥百事”,可是,嘴馋无法忍受,节食最长也就是两三天。

    再说色。十多年前,宾馆有过一档在本市成为街谈的“性骚扰案”,三个具相当姿色的拉丁裔小姐,年纪都在三十上下,在宴会部担任了几年练习生后,都被荷西以“违纪”或者“不适宜此项工作”的借口开革了。她们气不过,聘请律师提出控告,指荷西长期对她们性骚扰,以“升职”为饵,引诱她们上床,后来她们不甘受辱,拒绝荷西的性要求,这色鬼便给她们小鞋穿。80年代初期,“性骚扰”远不像如今这般风声鹤唳,雇员以这一罪名控告上司并不多见,所以开审时相当轰动。荷西多次上庭应讯,最后,宾馆与原告达成庭外和解,赔了每个受害者二十多万元了事。荷西这始作俑者,酒店的董事长没要他走路,赔款也不是出自他的腰包。个中原由,据说是总经理不但和他的私交非同一般,而且一起贪污过,耍乐过,把柄握在不乏阴险的荷西之手,总经理不得不手下留情。不过,这一“艳史”并不曾使他收敛,他一如许多拉丁男子一般,“有花堪折直须折”,视“偷腥”为平生最得意的事功,把握机会,嫖呀,勾引呀,只要不被老婆捉获,弄到手的愈多愈是光荣,在哥们中间愈受拥戴。有一次,在办公室里,一群常常一起喝啤酒的南美洲老乡聊大天,荷西抹抹小胡子,描述在拉斯维加斯一家赌场召妓的细节,说到金发碧眼的胖妞儿,怎样和他比赛胸部的尺码,淫邪的眼睛半眯着,乐呵呵地大笑。好在,他终于老了,到了哀叹“不中用”的时候。一位过去受过他欺负的练习生,常常幸灾乐祸地对别的同事说:“这淫棍,如今全身除了脂肪,‘一无长物’,连老婆也干不动,活该。”

    比声色犬马更加要紧的,自然是钱。荷西抓钱,向来只问目的不问手段,“过得海就是神仙”。当上宴会部主任之初,他发财的野心膨胀,思量自己干,80年代初在北湾的旅游区撒沙里图镇盘下一家餐馆,专营南美洲菜式,生意一直上不去,亏空没法填补,就来个“拆东墙补西墙”,从酒店偷东西去挹注,举凡葡萄酒、肉类、蔬菜、调味料、桌布、餐巾、碗碟、食物加热器用的酒精盅、桌椅、屏风,能搬得动、拿得走的,都不放过。以他的权力,自然不必亲自动手,一个电话,一声吩咐,就有信得过的手下办好。有时候,他连酒店的雇员也挪用。一些和他私人关系好的搬运工,先在酒店的考勤表上签到,然后到他的餐馆去,活干完了再回宾馆签退。上得山多终遇虎,荷西跋扈惯了,挨过他臭骂的下属,暗里盯紧他的一言一行。有一次,他又用老法子,让酒店出工资,从当班的搬运工中调遣一位老乡,去他的餐馆洗碗碟,被仇人逮个正着。仇人把考勤表影印下来,作为假公济私的罪证,交给上头。这回,和荷西多年来称兄道弟的犹太裔总经理也差点保他不住,把他召去,拍桌子教训一顿,声明下次再犯,必炒鱿鱼。总经理这阵子,也晓得养虎为患,不能再手软,便着手搜集他盗窃的罪证。有线索说,荷西的家,已经成了酒店的“小仓库”,总经理打算亲自出马,以“造访”为名,上门去实地查看。不料走漏风声,荷西和妻子忙了一夜,把所有赃物搬上卡车,次日大早运到临时租赁的仓库存放。总经理莅临,扑了空,一道喝了两瓶上好的纳巴谷红葡萄酒,回去向董事长销案了事。

    罗列他的劣迹,并不是指他“头上长疮,脚下流脓”,而是说,从一个道德规范远没有东方古老种族严谨的民族走出来的人,稍稍放纵,就难免荒淫和贪婪。此外,美国的中层经理人员,有一个共同的心理问题,他们不像下层雇员那样,有工会作为后盾,经理们普遍缺乏职业的安全感。这些企业的中坚,第一线的指挥员,处在上层、顾客与下属这三者的夹缝中,时常受气,却没有多少保障,犯一个错,遭客人一次投诉,也许就得卷铺盖。许多处于这一层次的经理人员,暗中所遵循的工作守则,不是企业规章所宣扬的“保证顾客满意,进而保证企业赢利”,而是:做错事做坏事,不能给逮着。不被抓获,刮到手算他有本领,露了馅算他倒霉。在这方面,荷西与相当部分流动性大的中层管理人,只有一百步和五十步的区别。他不过是因为在宾馆待得久,因公因私开罪的人多,底细被人收集得较为完整而已。旅馆业向来是经理层容易招惹麻烦的行业,荷西在几任总经理治下,屹立不倒,自然有他的优势在。他显著的长处,是大事不糊涂,善抓重点,在容易引起客人反感、被上级发现漏洞的关键所在,把关甚严,谁也难钻空子。在大问题上,从来不感情用事,遇事沉着,思考周到。尤其重要的,是他的经验极其丰富,再大的场面,从欢迎前苏联元首戈尔巴乔夫的数千人鸡尾酒会到美国总统出席的大型正式晚宴,都调度得井井有条,不出纰漏。而且,近年来,他的涵养比过去大有进步,不再那么骄横,对上级也好,同级也好,下级也好,多半友好随和,不逼人太甚,也不落井下石,一般来说,人缘还是不错的。参加他的葬礼的,数宾馆的人最多,就是证明。

    这种残忍的死法,使我老觉得,生存和自杀,在他身上,必有一方违反了固有的逻辑,以致让人误会,他的生和死,必有一样是假的:要么他压根儿没活过,酒店不曾存在过一个体形如陀螺的宴会部头头,要么他的自杀是请人代庖,一声枪响,是上帝布下疑阵,他在硝烟的掩护下出逃。

    三、死亡:众多的路径

    我多方面搜集材料,试图进入荷西生命终结的真相。

    荷西死后的第三天,白人同事班尼悄悄对我说:“昨天我到理发店去,遇到了久违的洛佩斯先生。”洛佩斯,我也认识,原先是我们宾馆人事部的主任,当了近二十年,尽管上班时道貌岸然,私德却颇受物议,例如吸毒,冒领非法移民的工资支票之类。他蹿升的轨迹,和荷西的前期近似。他后来离开酒店,却不是因为品行问题,而是因为提拔他的犹太裔总经理退了下来,新来的总经理带来若干心腹,在人事部这要害部门,当然任用信得过的人,便把洛佩斯调到客房部,贬为电话员。洛佩斯不甘受辱,愤然离开。以后,在另一家大旅馆任人事部头头。荷西和他都是拉丁裔,从前狼狈为奸过,近年来还是酒肉朋友。洛佩斯对老相识班尼说:“荷西走上死路,是因为老婆骗了他。”

    同一天,一位和荷西同乡的同事告诉我,荷西死前向宾馆里一些拉丁裔女工借钱,后来还了,支票却都是空头的,债主们兑现不了,正在向他追讨呢!我问数目多大?他说,每人借上一百块两百块。我说,算什么嘛?荷西每月的工资加小费,超过一万块,是酒店高层人士眼红的高薪族,手头再紧也是暂时的,为了赖那几百块钱的债不要命,岂不笑死人?这同事熟知本族裔男人的脾性,反驳我说:“小数目也还不起,正说明他的财产已见底。他呀,可能是被钱逼上死路的。”

    荷西死后一个星期,他的孪生弟弟,在宴会部当领班的罗勃,上班来了。他的相貌虽然酷肖乃兄,但体形远没那般臃肿,行事也低调得多,人缘比荷西好。荷西去世,使他趴倒了好几天。我看到他面容憔悴,便好言安慰,“老好人”努力地堆出笑容来。我对他哥哥的去世表示哀悼。他茫然地抬头盯着走廊的尽头,客气地道谢,不想多谈,让人觉得,其中有难言之隐。

    罗勃上班后,也许是他自己说出来的,也许是朋友传出去的,荷西自杀的细节,渐渐清晰了,是这样的。中午,荷西开车到罗勃的家,似乎是商量极其重要的事情。稍后,荷西离开,到天主教堂去找神父,要去告解,希望在最后关头,圣母玛丽亚拉他一把,不巧神父外出了。荷西万念俱灰,在回家路上,掏出手枪,消灭自己。罗勃是他最后所见到的人。按说,对哥哥的死,他最有发言权,他经不起人家的一再追问,才轻描淡写地说:“荷西不小心,车子摔在山谷里,人受了重伤,痛得受不了,所以自我了断。”同事们当面没和他争辩,私下却都说,普通的驾车人,哪有带枪上路的?子弹上了膛,一如上战场,肯定事先已策划好,下了这样的决心:如果和弟弟谈出结果,就不死;谈不拢,希望破灭,便死定。看来,焦点在于:兄弟俩谈的是什么?对此,罗勃讳莫如深。

    两个星期后,又传来一个说法:荷西手术后回来上班的头一天,中午时分,他的顶头上司—餐饮部主任把他召到办公室去,对他说,酒店业已掌握确凿证据,宴会部三个头头,包括他、他的弟弟和另一位拉丁裔男子,涉及几桩贪污案,荷西负主要责任,马上开革,其他两位,暂时留用,以观后效。这场生死攸关的对话的细节,除当事人外,谁也不知道。人死了,餐饮部主任更是守口如瓶。须知,涉及人命,代表荷西家人的律师,如果以“无理解雇,导致受害人精神崩溃”为由兴讼,少说也索赔几百万元。酒店岂会不防范?这天过了中午,也就是两人面谈之后,荷西一反早上轻松的神态,一脸愠怒,小胡子一耸一耸的,颊下的横肉挪了位置,巨大的身躯螃蟹一般,在走廊上缓缓移动,露出从来没出现过的、教熟人无比诧异的神情,那不是疲怠,也不是病带来的痛楚,而是极度的惊讶和沮丧的混合。然后,他甩掉手头必须完成的工作,没有督导正在进行的午餐会,连把数据输进电脑,开出账单,交给客人签名这样急逼的事也不干,不告而退。

    可是,据常识判断,这一传闻有几处漏洞。首先,不符合大企业开除管理人员的程序。对付资深的经理层人员,上层极其慎重,尽量避免走进“雷区”。什么“地雷”?一是歧视,包括“年龄歧视”“种族歧视”“残障歧视”,因为被开除者可以控告,说雇主嫌他年老而设局解雇他,进而索取巨额赔偿。说是三人“伙同贪污”,证据呢?证人呢?为什么别的两位留用,单单除掉他?还有,这是荷西病后上班的第一天,上层人士前来慰问有之,了解情况有之,但断然宣布除名,则太冒失,太不顾及后果。如果餐饮部主任行事这般鲁莽,他自己倒要小心乌纱帽呢!可以断定的是,两人谈得并不愉快,也许餐饮部主任很凶地训他,提出严厉警告。反正不是头一次,前任餐饮部主任,早已不满意荷西的表现,说这大胖子不干事,光会捅娄子,薪金却高于他这位顶头上司。前任是白人,在酒店业混了半辈子的油子,堪称老奸巨猾,尚且无从下手,那么,上任才一年、还属于“青年才俊”的新主任怎么搬得动笨重的石头?

    幸亏自杀已成不可更改的结论,否则,太多的线索定教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干探挠头。不过,即便警方调查死因,只要收集到的材料足够证实他是“并非他杀”,便会结案。至于他“为什么死”,那是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专业。至于我这中文的业余作者,凭着工作的“近水楼台”,倒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到这境地,我可以归纳出荷西之死的四个可能:身体上的毛病,感情出问题,银钱上的纠葛,遭上司训斥。据好几位和荷西多年来关系密切的同事回忆,他死前几天,不断向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老婆有外遇,你怎么办?”这群喜欢吊膀子的拉丁裔男子,给予他的回答,自然是够潇洒的:“离婚嘛!”“让她寻快乐去,反正你自己也风流惯了。”“你老婆五十好几啦,玩个鸟?”他听了,都以沉默了事。据说,荷西死后,他的太太一直没流泪,私下如释重负地微笑。看来,夫妻俩早已是陌路人。这些情节,印证了前人事部主任的“妻子出轨”说。不过,即便所有可能都成立,以他个性的顽强,平生所经历的风险(包括桃色风暴)之多,老婆怀异心教他寝食难安,是说得过去的,“逼他走上死路”一说却难以成立。姑且说,各种各样的不如意、不幸,是加在骆驼背上的重压吧,那么,最后压断腰部的那一根稻草是什么呢?

    我走进了迷宫。自以为可以抽茧剥丝,理出一条主线,看一个享尽声色之娱、肉欲之乐的凡夫俗子,怎样走到绝路。可能吗,单单凭我的肉眼所见,凭与他共事长达三十年的同事们的描述,凭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传闻?何止我,他的孪生弟弟,他那同床共枕接近四十年的发妻,能说他们深入荷西的真实生命吗?极端言之,人之间的沟通,亲人间的相知,友人间的推心置腹,都是浮面的、暂时的。在“面子”“世故”一类外衣遮掩下,所掌握的,顶多介乎真假之间而已。而况,对荷西的研究,一般人包括我在内,致命伤在于,所遵循的只是僵硬、浅薄而笼统的“世俗常规”。实际上,这业已回归尘土的生命体,一如他生前为还债而开出的支票,支票是真的,签名是真的,却因无法兑现而成为悬案。

    四、谜底,谜底

    在荷西去世一个月后,一位同事以权威的口吻,对我说:“看来,我可以揭开谜底了:他患了艾滋病。他回来上班那天,刚刚接到验血报告,得悉自己是HIV病毒带原者。”

    我的心中蓦地一亮,各种解释,都比不上这一个!与其说它是谜底,不如说它让我获得了“终于到头”的踏实感。我怀着拨云见日的快意,和报信的同事坐在宾馆内的职工食堂里,沿“艾滋病”的线索讨论下去。这位阿根廷佬,老是心不在焉,转过头去瞟背后的电视机,看屏幕上公牛队对海豚队足球联赛的比分,我得不时干咳一声,把他的心神拉回来。

    我一本正经地推理:“老兄,这该是确实无疑的了。想想吧,一个在社区教会出尽风头的人物,多少年来,备受教友的尊敬。每个星期天,以模范丈夫、标准父亲、慈爱祖父的姿态,从容不迫地踱进教堂做礼拜,男女老少都站起来,亲切地和打招呼。得到尊重,是人生追求的目标啊,然而,落到最为教友所不齿的结局……”

    我的同事嘻嘻笑起来,笑声里含着讽刺。我纳闷地盯着他的脸,唇上那一把拉丁裔男子特有的浓密胡子,仿佛闪出亮光来。“说到教会,倒提醒了我。有一年圣诞节,教堂里举行晚会,荷西当主持人,带头捐出一部二十六寸大彩电,作抽奖的首奖奖品。怪不怪?偏是他女儿抽中了,把捐出去的电视机捧回自己的家。我在场看到,只觉得这家伙好运气。不料,几个月后他和我喝啤酒,醉醺醺地说漏嘴,原来他在宣读中奖号码时做了手脚,用女儿抽到的号码代替真正中奖的号码。当时大家光顾高兴,对他也太信任,竟没一个晓得。”

    我沉默了一会,以荷西的德行,干出这等浑事,倒是顺理成章。然而,它也从侧面反映出,他极其在乎在社区经营出来的人望。一位哲人说:“一个人如果丢失了好名声,那么,他生命在内部已经死去。”他的邻居、乡亲、朋友,要是知道这个“好男人”是艾滋病人还得了?这意味着,他要么曾经和同性恋者中的艾滋病患者有过一腿或者好几腿,要么嫖妓。极可能已受到传染的妻子,怎能原谅他?女儿、女婿和孙子们,怎么看他?何况,一旦他从带原者变为病人,那就进入比死还可怕的活地狱。这样的病例还少见吗?死前免疫系统完全失灵,形销骨立,活像一架骷髅。与其丢命丢得如此痛苦,不如早早自我了结。我把这个意思说给同事,他倒是专心倾听,没看电视,不料当即打断我兴奋的声调,说:“得了吧,人去了,还说他干什么?我和他原来是仇敌,记得吗?他被人检举派酒店搬运工去替他干私活那次,他怀疑我是泄密的内奸,老给我穿小鞋。可是,他的葬礼,我全程参加了。尘归尘,土归土,别提了吧!”我点点头,不再说话。看来,我可以把这案子封存,在卷宗面写下这样的结论:他因艾滋病而自杀。自然,并非没有疑窦,他是地地道道的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极小。至于他召妓,倒不奇怪,不过机警如他,岂会不加防范?想着想着,我自己也动摇了,不是不相信同事的情报,而是对这么一个太过顺溜、太过合理的假设,抱着戒心。

    荷西去世三个月后,酒店里没有人再提起。时光把他的痕迹冲刷着,他在任时给宴会部所定下的作业规程,已被新来的年轻有为的纽约人抛弃。他的亲弟弟罗勃,向酒店高层递交申请书,声明在年底前退休。他还不到六十岁,本来可以干到六十二或者六十五岁,好领取社会安全金。这是他的心机所在:自从哥哥去世,改朝换代已经开始,他作为前朝老臣,迟早会被淘汰,不如先发制人,凭着“触景伤情”的理由,体面地下台。

    意想不到的是,一桩消息从外头传进酒店:荷西的死因,是股海翻船。提供者在另一家酒店当着酒吧经理,自称是“十足的权威”,所持的理由是:他不但是荷西最亲密的朋友,还是炒股的老搭档。他讲述的故事,倒是很有说服力的。荷西在上世纪末开始炒股,那时股市长红,他赚了大钱。进入新世纪后,华尔街刮起一连串跌风,他的赢利全赔进去。到这一步,他还没完蛋。坏就坏在他做了换膝盖骨手术之后,三个多月的长假中,无事可干,这个在“找乐子”方面无所不能但内心世界污秽不堪的家伙憋坏了。放在过去,他会坐邮轮旅游去,加勒比海、波罗的海、黑海,哪里没留下他腆着硕大无朋的肚皮,躺在甲板上品香槟看海平线的镜头?如今腿脚不便,走路要拄拐杖,妻子对他早已冷落,在家谈话也不多,别说随他旅游,一路当仆人了。终于,他想到既解闷又来钱的消遣:炒股。每天大早,他坐友人的车,进城里的股票交易所。可惜来得不是时候,道·琼斯指数惨跌,他向来所热衷、赚头的最高纪录达五十万元的“纳斯特”各股,也熊市连连,他一败涂地,手头除了几种每股才值几分钱的垃圾股票外,一无所有。他在家算账,出了一身冷汗,多少年来减肥,从来没成功过,这么一折腾,倒使他的胃口全败掉,体重破天荒地减掉二十英镑,人家难得看出来,但吊带裤子松了几寸,他自己感受到了。然后,他铤而走险,瞒着每晚总找借口到外面幽会的妻子,把已付清抵押贷款的房子押给银行,换来四十五万块现款,买了比一般股票更加危险的期货,指望一锤子买卖,赚一次,清还欠债,从此洗手不干。可是失手了,他丧魂失魄,夜里噩梦连连。须知,这栋附设游泳池,面积达六千平方英尺的豪宅,是他唯一的依傍啊!他十六岁,高中没上完,靠嫁了美国人的姐姐的关系,和兄弟们一起踏上美利坚的大地,然后进夜校学英文,进酒店,从洗碗工做起,履险如夷,到了波澜不惊的今天,竟然回到赤贫的当初。如果不让银行没收房子,他得每月付高额利息,直到死也还不清。他决定,做平生最大的一次冒险:借高利贷四百三十万元,在期货市场孤注一掷。高利贷业者都是拉丁裔黑社会的活跃人物,岂是省油的灯?放出这样巨大的数目,到时还不了,拿命来抵!几天之间,荷西又是全军尽没。

    从这一故事,我们可以回到疑团:荷西临死前,找弟弟谈什么?谈借钱,他要弟弟解救燃眉之急。弟弟哪里能筹到四百三十万?荷西要弟弟像他一样,把房子押给银行,把所有股票、债券、首饰、家居,统统卖掉,能筹个一百万也好,至少能让他熬过眼前一关,以后再和高利贷主谈判,分期偿还。人命关天,岂可迟疑?可是,弟弟没有拉悬崖边沿的亲骨肉一把。能怪罗勃冷酷寡情吗?要援救,弟弟得付出“血本无归”的惨重代价,以后,他和哥哥一样,一无所有。即便他筹得一百万,剩下的三百多万,谁能提供?说四百二十万的巨款,是把骆驼的腰压断的最后一根稻草,太轻巧了些;以荷西教人羡慕的十万元以上的年薪,也得干四十二年才赚得来。近年来,栽在股市的人不知凡几,荷西比一般倒霉者走得稍远罢了。

    对于这故事的可信程度,我没有把握,便找一位同事,深入地谈了一次。这位每天一起干活的墨西哥女士,当侍应生的年资已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初来时苗条、性感,如今体形膨胀了一倍,几乎可以和上司荷西比美。她和荷西的关系非同一般,在第一次婚姻结束后,和荷西有过一段罗曼史。荷西曾经在酒后向别人大吹:“那阵子啊,晚上我在办公室写报告,她跪在桌子下替我‘服务’。”近年来,她和荷西两家人交往频繁,荷西平日的行踪和家事,多少知道一些。我向她复述过“股海溺毙”的故事后,她沉吟了一阵,点点头,说:“数目有没有这么惊人,我说不上,但肯定他是给钱害死的。”接着,她描述了荷西奢侈的一面:自用车每年换不说,还买了一辆专供旅游用的豪华露营车;在老家,前几年一买就是上百英亩带果园的地皮,接着建了大房子,说是为养老预备的。“这家伙,花钱可凶,薪水花光,还欠了信用卡公司的债务。”教我惊讶的是,这位同事,谈得愈深入语气愈冷漠,到最后,竟露出妒忌来—她眼红老相好走得这么干脆。

    这位女士的处境我是知道的,日子本来好好的,十六岁的儿子却在一次车祸中受了重伤,住院三个月,命保住了,神经却坏掉,疯疯癫癫的,见了女孩子就脱裤子,要和人家做爱,给少年法庭判了刑,如今还关在感化院。她忽然冒出一句:“你说,人欠债太多,怎么办好?”我还在整理思路,她说了:“死去,什么都了结!”她顿了顿,眨巴眨巴当年迷倒过多少男人的蓝眼睛,说:“要不,‘汉尼根’也行。”汉尼根,是美国最畅销的啤酒之一,产自荷兰,眼前这位“老娘”一气能喝一箱(二十四瓶)!我瞄瞄她的肚皮,其大足以把所有孕妇比下去不说,乳房和腹部也混成一团,这是女性的“啤酒肚”。

    倒也是,不是有一说:人生的责任在于负债吗?荷西前半生借债,向社会借,向别人借,向自己的心和身体借。到后半生,账单陆续来了,他耍赖,到最后一次还清,以生命。到这里,似乎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了—荷西是“黄金梦”的牺牲品。从各国涌来的移民,不都有以“发财”为核心的憧憬吗?发财为什么?享受。荷西就是沿着这约定俗成的路径走下去的。钱是一切—体面、地位、尊严,说形而下也够形而下了。他每年度假,独沽一味:坐邮轮周游世界各处风景胜地,因为搬动自己太艰难。“邮轮之旅”中,头等舱的华贵,帝王般的享受,是这梦的最佳诠释。后来他成为教会的中坚和领袖,虽然口口声声说要“救赎灵魂”,骨子里还是为了场面上、社交上的风光,远远不算虔诚的信徒。在最后关头,他去教会找神父,向圣母玛利亚求救,真诚是没有疑问的,可惜为时太晚。在接近中国人称为“耳顺”的六十岁时,荷西不曾意识到,“黄金梦”的背面,竟然是虚无的黑暗,黑暗的虚无。

    如果说他和大多数同等遭际的人(包括来自同一娘胎的弟弟罗勃)有所不同,那就是他的个性。他比我们,道德的约束少些,勇气大些,脸皮厚些。为了自己的利益,敢冒险,敢出头。也正基于这点,加上“从来没给抓个正着”的好运气,使得他拥有教新移民又眼红又敬畏的一切:高薪,游艇,附带游泳池的大屋,车库和门外停着四辆供不同用途的自用车,包括野营专用的大车,钱包里夹着各种高级俱乐部的会员卡。生性粗豪和勤奋的美国人,蓬勃的生命力,攫取利益的狠劲和个人生活的自由奔放,好歹有基督教精神作为“刹车器”,但拉丁民族中的一部分男人,只把信仰当作“招牌”而并不实行,他们“享乐至上”的本性便无可节制地奔泻,其终点只有两个:要么醉乡要么死地。在一个过分关注物质占有而忽略精神超越的所有移民群体中,荷西如果不走最后一步,便仍旧是好多同乡和同胞眼里的“厉害角色”“成功人士”。

    六、也不是结论

    时光流逝,对荷西的死,我的好奇心虽然没死透,但在获知颇可自圆其说的“因钱而死”说之后,淡了许多。连他的弟弟,也恢复了过去那稍嫌做作的玩世做派,谁提到哥哥的死,他嘴角就挂一个冷笑,平淡地说:“谁到时候不走呢?就他性急。”说遗憾还是有的,我老觉得,荷西的性格如此顽强,活得如此坚韧,在押下“死”这最大赌注之前,如此深思熟虑,那么,不但有“非死不可”的道理,还有“非在那天死不可”的缘由,谜底在哪里?

    今年1月,我因事到位于林肯街的“241号工会”去。“9·11”事件以后,作为本市命脉的旅游业,受到惨重的打击,我们所在的“旅馆与餐馆业雇员工会”的头头们,正忙于救济因企业裁员而陷入困境的会员。过去熙熙攘攘的“临时工招募厅”,这天静悄悄的。我路过时,意外地遇见一位过去的同事—黑人华尔特,吊儿郎当的家伙,在我们宾馆当侍应生当了二十六年,前年因为遭黑人宾客的投诉丢了饭碗。多时不见,如今又老又憔悴,可见到处打零工的日子不好过。他懒洋洋地坐着,看到我,却马上来了精神,略事寒暄后,他问:

    “荷西为什么自杀,知道不?”

    我不耐烦地骂他:“妈的,老掉牙的话题,亏你现在才说起。”

    “慢着,说点内幕消息,保证你不晓得。”

    我站在他面前,有点不屑地掀掀下巴,意思是:说吧,你这狗嘴能吐象牙?

    “这样的,大约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荷西最红火的日子,得意忘形,跟着酒店几个也当着部门经理的白人,吸起海洛因来。不但一起躲进办公室尽头的暗室含云吐雾,还捎带做拆家,为的是赚回吸毒的开销。有一次,团伙里一个成员从夏威夷运毒品来这里,在机场失了手。他们几个慌了,怕他当上地检处的污点证人,供出同伙,便暗里和他说好条件:罪名全由他背,他们出一大笔钱作为补偿。运毒者坐了十五年牢,去年刑满出狱,生活无着,便去找旧日的搭档们讨债。几个白人,搬家的搬家,死的死,就荷西在老地方没动。这家伙想到替他们吃够了苦头,出了狱一无所有,死死吃定荷西,非要他马上交出几十万块现款来,不然用命来抵。什么人物嘛,要杀人就杀人,怕个鸟!荷西在股市亏了,病休几个月,工资拿不到,手头正紧,交钱的期限一天天逼近,亲兄弟又见死不救。路全绝了,他的太阳穴,自己不轰上一枪,明天人家会轰上好几枪。”

    “哪里听来的?”我问,一边摇摇他的肩膀。

    他没好气地说:“不信拉倒,干吗把消息来源告诉你?”

    我捶了一下他,挥手告别。一路想,这个故事,戏剧性比所有的故事都多,活像好莱坞的惊悚片。而且,它最周到,几乎把所有疑团解了。这么一来,反教我疑心,它要不是完全的杜撰,也是添油加醋。

    死亡的假面后面,是性格的悲剧呢,是命运的戏码呢,是神秘的图腾呢,还是平庸俚俗的日常生活的一页呢?

    我的思考没有完结,问题的症结也许在这里:死亡是瞬间的事,是他缺乏灵性精神生活的一生中,最突兀的“神来之笔”。我却蹈袭“结局必须从伏线产生”的老套路,要从他并不曾潜藏丝毫自杀必然性的生命纪录中,推导出一个“合情合理”的结论。然而,所谓“性格即命运”,所谓“悲剧和必然性具有本质上联系”这类立论,本身就值得怀疑。如果死亡偏偏不是生存状态这树上所结的“逻辑之果”,而是他某时某刻的冲动,是死神的即兴创造呢?

    好在,我还在追寻。下一个课题:忧郁症。

    2002.5

    回头浪子朗尼

    一

    朗尼·阿塞罗,1960年出生在中美洲小国萨尔瓦多,十六岁那年全家移民美国。我在宴会部和他共事十六年,把他的底细摸得相当清楚。并非我有福尔摩斯的侦探长才,而是因为他找不到一个从头到尾听他说心里话的朋友,唯独我,抱着写作者特有的好奇心和耐性,当上“最佳听众”。

    这家伙,仪表相当出众,浓黑的头发,浓黑的小胡子加上鹰嘴鼻,显出男子的凛凛英气。个子不高,顶多一百七十厘米,肩膀宽,连带屁股也超乎寻常的宽广。这类体形的人控制体重特别艰难;换个说法,他的精神状态直接投射到体形上,哪段日子上进,肚子就不隆起,走路虎虎生风。哪段日子自暴自弃,大吃大喝,便臃肿不堪,从后面看,活像屁股特别触目的老番鸭。正应了英文谚语:“吃什么决定你是怎样的人”(You are what you eat)。在“决心做好人”时期,他一早起床长跑五英里,少吃肉,多吃蔬菜,看励志书籍,精研转世理论,下了班就回家陪老婆孩子。但做好人,特别是做好丈夫,他难以坚持三个月。

    朗尼在老家时,家境属中产阶级,父亲担任美国“好年华”轮胎总代理公司的总经理,朗尼上高中以后,就常常靠献殷勤取得父亲的好感,把父亲的座驾—八缸雪佛兰开进学校来,作为泡妞的重要工具。可惜,他家和拉丁美洲的所有家庭类似,从来不节育,兄弟姐妹八个,父母难以一一精心栽培。从少年时代开始,他就自立,连带地,“女色”成为生命的重心。

    “我读的是男校,高中毕业考试刚结束,我们班快散伙了。我和阿劳尔是正副班长,两人商量,得制造一个最有吸引力,让同学们一辈子记得的噱头。阿劳尔说,我们去省城弄两个妓女来怎么样?我想想,真不错。阿劳尔又说,他堂哥是妓院的经理,一个电话就行。我负责布置临时妓院和卖票。毕业派对开过,我向全班宣布,有两个漂亮妞专程来这里,为哥们‘献艺’,优惠价,每人二十披索。我把她们的照片亮出来,小公鸡们跃跃欲试,都买了票。我、阿劳尔作为经纪人,享受免费的特权,这是在电话中说好的。临时妓院设在校外一家俱乐部,凭票进场。我守住大门,一个完事,穿上裤子走出,再放一个进去。阿劳尔是急色鬼,挤进队伍里,说‘要先解决自己’。这些小伙子,每个顶多五分钟,唯独阿劳尔在里面待了十五钟,不见人出来。我敲门,他不应。我急了,吼叫着:‘阿劳尔,再不出来我踢门!’阿劳尔打开门,让我进去,又关上门。我问怎么了?他哭得一塌糊涂,原来他并没办事,见到大他十多岁的妓女,恋母情结发作,马上坠进情网,向妓女求婚,老于世故的妓女哪会动真?嚼着口香糖,笑眯眯地,爱抚他的脸。他急了,跪下,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说,都归你,你答应和我在一起就行。我知道原委以后,笑疼了肚皮,和妓女一起,架着阿劳尔的肩膀,把他挪到门外,吩咐大家看住他,毕业‘演出’才继续下去。”

    朗尼念完高中,被父亲送去军校,读不了多久,父亲的妹妹在美国申请,全家获得签证,来到旧金山。朗尼别的本领不怎么样,但英语流利,带点西班牙语口音,在任何场面都兜得转。由此,他获得的第一个好处,是娶了一位在美国出生的太太。太太是萨尔瓦多移民的后代,旧金山大学金融系毕业以后,在太平洋银行一家分行当经理。学历和收入,都比朗尼好得多,她愿意委身,一半是看朗尼一表人才,另一半是朗尼善体人意,把她捧上了天。结婚后,生了一子一女。连带的福利是,太太的西班牙语,终于被朗尼调教得顺溜。朗尼在旧金山几家大旅馆里当调酒师,虽然因为脾气冲,动不动和上司顶牛,多次被炒鱿鱼,但凭着经验和口才,很快在另外一家找到工作。

    他在我供职的旅馆,开头是仓库管理员。两年以后转到工资最高的宴会部,成为我的同事,那是2000年。到2007年,他四十七岁,结婚二十二年,儿子在大学念三年级,女儿上高三。他一手把婚姻摧毁了,仅仅因为它“陈旧”的缘故。

    我不是说,这天生以搞女人为最高娱乐的角色,到了中年才发“痒”,他婚后一直没断过偷腥,但讲分寸,一旦太太嗅出异常味道,马上缩回去。那一次,他大意从事,终于栽惨了。他头一回独自去墨西哥,太太没有疑心,就是那次,在墨西哥当地产经纪的朋友,和他在酒吧喝啤酒,介绍在酒吧当侍应生的艾米给他,“明天艾米休息,可以陪你到处逛逛。”朗尼看这女子,三十不到,很有姿色,心动了。第二天两个人玩了一天。芬妮是离婚的,有个八岁的女儿。朗尼为了玩得尽兴,骗她说他是单身。芬妮正在找门路嫁到美国去,好离开被毒贩搅得鸡犬不宁的鬼地方。她看朗尼出手豪爽,认定是金龟婿,当晚施展万种风情,让朗尼爽得死去活来。就此两人算是定了终身。芬妮没想到,朗尼搂抱着她时许的“结婚”诺言,用意不过是让她在床上侍候得更加卖力。一个月后,朗尼向太太撒了个弥天大谎:旅馆举行大型会议,每天都是三班倒,他要抓紧空隙,在旅馆里面的员工休息室睡觉,不回家了。太太半信半疑,没说什么。在这三天里,他乘飞机到圣地亚哥,租了一辆轿车,开过边界检查站,到了墨西哥的奇湾尼小镇。抵达时已是傍晚,他抱着对“销魂”的向往,给女友打电话,却没人接,慌了,给另一个朋友打电话,弄到艾米的地址。赶到那里,敲门敲了好久,女友的姨妈从隔壁出来,对朗尼说,艾米病了,正发烧,在床上起不来。朗尼这一回表现了侠客风度,把艾米抱上车,送到诊所看急诊,医生说是急性盆腔炎,朗尼付钱,拿了药,回到艾米的家。这一夜,当然什么也不能干。第二天,朗尼给芬妮留下四百美元,吩咐她好好休养。朗尼在归途上,狠狠嘲弄自己偷鸡不成蚀把米。飞回旧金山机场,把停在停车场的车子开出来,一路上一项项检查这次偷情作业,没有发现漏洞,放心了。到了家,对太太说,天天干十六个小时,累死了,倒头就睡。

    一个月后,他自认为“滴水不漏”的墨西哥之行,还是露了破绽,这要怪他堂弟的太太。朗尼网购机票,用的是信用卡,他知道信用卡公司每月要邮寄账单来,先把地址改为堂弟的家,吩咐堂弟收到以后,千万保密,代他保管。不料账单寄到时,堂弟开长途货车到洛杉矶去了。堂弟的太太看到这封信的收信人是朗尼,刚好要去朗尼家串门,便带去了。朗尼的太太是资深银行经理,这小伎俩哪能瞒过她?不声不响地打开,看了账单,再给航空公司客服部打电话,把朗尼坐墨西哥航空来回的登机卡也复制了。选一个深夜,待两个孩子入睡了,和朗尼摊牌。

    铁证如山,朗尼哪能赖掉?他拧一拧浓眉,干咳几声,想好了口供,镇定地说:“甜心,不要多心好不好?我确实去了一趟墨西哥,是老朋友维克多邀请的,他打算和我在布辣镇合股开装修公司。我去之前,他反复说做生意让娘们掺和,一定不成功,所以我不敢告诉你。可是,向天发誓,我不是去搞女人!不信你给维克多打电话查证。”太太哪里肯信,尽管没有证据。这事暂时冷藏,但不拌嘴则可,一拌太太一定拿来说事。有一回,朗尼的老妈八十大寿,全家大小二十多口聚齐,饱受精神折磨的太太再也忍不下去,当着全家老小的面,声色俱厉,一桩一桩地数落朗尼偷腥的劣迹。朗尼气炸了肺,连连摇头说她造谣,最后,狠狠地摔门,离开是非之地,到酒吧喝酒去。墨西哥的艾米,对这位有情有义的情郎当然不放过,天天打几次电话来,问什么时候能结婚,她女儿要来美国上学,吓得朗尼把手机换掉了。

    二

    2008年圣诞节临近,旅馆照例为全体员工举办晚会。盛装的男女喜气洋洋,互道节日的祝福。朗尼穿着全新的三件头西装,神清气爽地穿行在人群中,遇到我,往我手臂上捶了一拳,拉我走了十来步,得意地说:“我的新女友,看看,打多少分。”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是一位南美洲裔的女子,个头比朗尼略高,骨感型,三十五岁左右,模样粗看不算出众,但多看几眼,从不张扬但极为用心的淡妆、上衣和裙子的配搭,看出是有备而来的。只有下决心招引男人的女子,才有这样的功架。我点点头,夸张地说:“喔,美人耶!你他妈又交桃花运了!”他交叉着手臂,淡然说:“床上功夫才厉害!”他告诉我,这女子叫莉莉,前台服务员,上班不到一个月。去年离的婚,有一个六岁的女孩。教我惊讶的是,为他们撮合的,居然是莉莉的母亲劳拉—客房部清洁工。她知道朗尼有家室,却怂恿女儿去献身,冲着现成的利益。朗尼为了俘虏莉莉,在劳拉身上花的钱不少,她最近戴的十字架银项链,就是朗尼从“梅西”百货公司买的。

    2009年的4月,复活节将临,朗尼请了一个星期病假。那时,他和太太的婚姻已崩溃,起因是他和莉莉的奸情完全暴露,那是他故意的。这一回他并非单纯地以满足肉欲为出发点,而是经过仔细的权衡,下了“莉莉比原配好得多”的结论,因而制造矛盾,迫使太太下分手的决心。第一步是分居,但并不容易,太太在财产分割上的过分要求在其次,朗尼最疼爱的女儿为了父母走到这一步而精神分裂,住进医院,教朗尼失眠了好几天。不过,出于拉丁男人行乐的本能,美人到手,烦心事尽可抛开。

    这不,他把工资支票兑现了,还不够,便去刷卡,凑齐六千美元。厚厚的钞票,全交给“准太太”莉莉:“这回你当家,高兴怎么花就花,我不管。”一行四人—莉莉的女儿和老妈随行,本来,朗尼是要去度准蜜月的。莉莉说,一老一小撂在家里放心不下。为了表示出未来女婿的慷慨和未来继父的慈爱,朗尼把怒气吞回去,故作高兴地同意。他们去的是爵士乐重镇奥尔良市,不过不是出于对音乐的感情,而是因为那里有一家旅馆,和朗尼及莉莉供职的旅馆同属一个集团,按照集团的规定,所有员工入住都享受相当于原价30%的优惠。

    到了奥尔良,在旅馆登记时,前台接待员抱歉地说,两个房间离得远一些,这几天有大型会议,差不多住满了。朗尼问,隔多远。回答是在不同的大厦,一个在南,一个在北。莉莉的职业就是前台接待,理解人家的苦处,马上表示谅解。四个人拿着电子钥匙往房间走去,教朗尼扫尽兴头的是,莉莉居然和老妈、女儿靠拢,三个女人占一个房间,让朗尼独自睡觉。朗尼当着劳拉的面,不敢发火。他这次费尽心机策划的假期,是以“性爱”为主题的啊!朗尼气鼓鼓地进了房间,躺了一会,越想越气,独自下楼,去酒吧灌下三瓶百威啤酒。回到房间,洗了个澡,正在思量今晚怎么说服莉莉来和他共寝。电话响了,是莉莉的女儿梅宝打来的。小丫头来到新鲜地方,只顾乐:“朗尼,妈妈的洗面霜在你的行李箱里,妈妈让你拿来。我们的房间,看到一片树林,可美啦!”“叫你妈妈来拿,我要睡觉。”莉莉以为朗尼开玩笑,拿过话筒,命令道:“朗尼,怎么啦?拿过来吧!”“你自己来拿!”朗尼发火了。莉莉听出朗尼真的动怒,不敢勉强。

    莉莉走进朗尼的房间,朗尼不说话,躺在床上。莉莉看他胡子没刮,黑乎乎地长满一脸,忽然省悟,这男人,花这么多钱请一家人去游玩,不就图和自己做爱吗?马上放下身段,抱住朗尼的脸,不顾被胡子扎疼了,献上几个吻,心肝肉儿地叫。朗尼振作起来,和她缠绵了两个小时,兴尽以后,莉莉说要回去陪妈妈和女儿,朗尼不再在乎。

    第二天一早,四个人在餐厅吃过早餐,正要上街去玩。前台经理找上门,说,知道明天是朗尼的生日,碰巧总统套房空下来,它有两个卧室,还有私人泳池,请朗尼他们全搬过去。朗尼喜出望外,偷偷往经理手里塞上五十元,作为感谢。在总统套房住下来,朗尼的抑郁一扫而空,他至为得意的,不是拥有全是法国波普王朝家具的豪华之地,而是被经理百般逢迎,让莉莉母女见识了他的“够派头”。这一天,四口人十分和乐地逛街,小梅宝一路吃冰淇淋,和朗尼打闹,玩癫了。回到套房,两人淋漓地做了三次爱。这一天,算是值回票价。

    在总统套房睡醒不久,旅馆送餐部的侍应生敲门,送来一瓶冰镇加州香槟酒,附上经理写的贺卡。朗尼知道是昨天的小费起了作用,但不向莉莉挑明,以增加她对自己的崇拜。吃过早餐,临出门时,朗尼随口问了莉莉一句:“还剩多少钱?”莉莉用心算了一下,平淡地回答:“差不多三千吧?”朗尼从床上跳起来,吼叫:“不到两天,花掉三千块了?”“不,和我妈一起,买了些首饰……”朗尼暗暗叫苦,我的妈!一个月的薪水,税后不到六千块,这娘们,一眨眼工夫就能替你烧掉一大半!朗尼再也没心情去逛街,推说头疼。三个女人不管他,兴冲冲出门去。不久,朗尼的手机响了,是女儿从加州打来的,催朗尼替她付钱,买高中毕业舞会穿的裙子。朗尼正为钱心疼死了,没好气地说:“我不在家,找你妈解决吧!”女儿哭了,说妈妈付不起每月的房贷,正愁被银行扫地出门,全家要当流浪人,哪有心情去陪她选裙子。“爸爸,你不是最爱我的吗?怎么这样啦?”女儿的哭声,把朗尼震醒了。他挂掉电话。思前想后,狠狠地敲太阳穴,混蛋混蛋!亲生骨肉穷成这样,你却让这两个贪婪女人尽情挥霍!他大哭。哭完了,便下楼,去酒吧喝酒去。在关键时刻,他和其他拉丁美洲人一般破罐破摔。

    下午,莉莉她们提着一串购物袋,喜气洋洋地回来。半醉中的朗尼,脚步轻浮,嘴巴有点打结。莉莉知道,今天是朗尼的生日,不庆祝说不过去,但外出就餐不合适,朗尼的体重超过一百公斤,如果喝醉,两个女人搬不动,便自作主张,打电话给送餐部,点了一桌饭菜。末了特别说明,这是为庆祝男友生日点的。送餐部把食物桌推进来,两座银烛台,点上蜡烛。朗尼看到,激动起来,马上拨电话给送餐部,再要两瓶上好香槟。莉莉明知他已半醉,但怕搅坏好不容易才恢复的好气氛,不敢干涉。这个小规模的庆生派对,相当狼狈,牛排没吃上一半,朗尼已把两瓶香槟灌进圆鼓鼓的肚皮,然后,叉起腰发表演说,酒后吐真言,一条条数落莉莉,花光他的血汗钱,摆臭架子的婊子,居然想不和我睡!我睡了那么多美女,在乎你一个?滚回去!莉莉和母亲傻了眼,不知他是说心里话还是发酒疯。劳拉不敢招惹,拉孙女回房间去。朗尼趁莉莉进了洗手间,打电话给送餐部,再要两瓶香槟酒加一盘下酒的乳酪拼盘。那阵子,朗尼完全失控,把香槟倒进高脚杯时手发抖,一半洒在桌上,莉莉要把杯子抢过来,被朗尼挡住了。朗尼一边痛饮,一边胡闹,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指着莉莉臭骂。莉莉冒着被打的危险,把剩余的酒拿到洗手间,倒进马桶。最后,酒精完全制服了这个身心备受煎熬的男人,他瘫在床上,死猪一般,打起呼噜来,活像喷射机起飞。莉莉把沾上他呕吐的秽物的被盖、衣服和浴巾归拢在一起,打电话给客房部,请他们派人来收拾,换上另外的床单。从这时起,莉莉认定这男人靠不住,嫁给他以后好好过日子的幻想破灭了。

    这次度假,连机票,房费加上给莉莉的六千元,朗尼的一万两千元打了水漂,结果却毫无建设性。朗尼请病假,不在家治病,而去入住同一集团的旅馆,享受从住到吃的优惠,这是有悖于常理的。人事部主任请他去作解释。他承认所有作为,但不认为有错,“我请病假,是因为我没有能力上班;可是,这不等于我没能力去度假。两回事,明白吗?”人事部主任和“人”打交道二十年,没听过这样的理论,摇摇头。“比如,肩膀韧带受伤的人,托不了二三十公斤重的食物盘。可是,我度假并不用干体力活。”朗尼开导主任。主任问:“那么你是什么病?”“我对此保密,你没有权力问。”主任说,按照资方和工会签订的合约,我们当然可以问。“你信不信我去请律师控告你侵犯隐私权!”朗尼怒气冲冲地走了。主任无计可施,只好通知宴会部经理,给朗尼一张书面警告,放进档案。莉莉还在试用期,由于表现差劲,不到期满就被辞退了。失业以后的莉莉,和朗尼维持着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朗尼需要她的肉体时,便大献殷勤。莉莉要钱付房租时,就向朗尼施展媚功。

    朗尼和莉莉的孽缘,在一年五个月后彻底结束。导火线是朗尼发现莉莉和别的男人约会。开始时,朗尼通过劳拉劝说莉莉回头,展开多次鲜花攻势。后来看难以挽回,便实施报复,半夜里把莉莉的车子和她住处的窗户的玻璃都砸烂了。莉莉不是省油的灯,她和朗尼同居时偷偷打了一套后备钥匙,如今派上用场。一天趁朗尼上班,开车到朗尼的公寓,把抽屉的锁撬开,拿走朗尼的护照、信用卡、驾照,并把电脑搬走,只留下电视机,那是三手货,值不了二十块钱。

    朗尼回到家,一看就知道是莉莉干的,打电话去质问,莉莉不正面回答,只说,你赔偿我的车子和窗玻璃,我就把这些还你。“为这个臭娘们,我负卡债四万五千元。”朗尼在感情的狂潮静息以后,对我说。不过,对这笔害得他每月支付五千元本息的债务,他并不痛悔,有的是夹着得意的自怜。

    没有了莉莉,他改变了猎艳的方式,从网上找。有一次,他动情地告诉我,他和一位利比亚裔的美国女子陷进情网,她在东海岸的费城,干的是行销,可惜不愿意飞过来和他见面。两人在网上聊天室卿卿我我一个月,终于因为远水救不了近火,散了。“栗色头发,奶子很好看,可惜。”朗尼看过她的裸照,谈起时舌头不自觉地舔着嘴唇。

    为了救近火,他浏览网上的广告,选那些头像中看的妓女,先打电话谈价钱,谈拢了再开车上门,两百至两百五十元一次。多数是欧洲来的,他说意大利的最浪。有一回,他找上一个埃及的,时间预先约好,他进了门,说要验货,吩咐女子脱光。女子照办,朗尼看到她的奶子差点触及肚脐,倒尽胃口,说不合适,不做了。妓女吐出口香糖,狠狠地说,这一个小时是留给你的,你不要我,也得付钱。他当然不肯。妓女拨了手机。他知道她是在找打手。他马上闪人,好在他没沿原路走,打手的车在前头的路口等着。

    他又去了一次墨西哥,这一次没老婆监视,大摇大摆地过境,女子在海关那边迎接。这一位也是网上认识的,二十八岁,从来没结过婚。拉丁美洲人早婚成风,三十岁能当婆婆,这一位是有硕士学位的,高不成低不就,拖到现在。模样可以,但太胖,一百六十厘米身高,体重七十五公斤。朗尼找女人,相貌第一,莉莉这样的俏佳人才教他死心塌地,但怎么能空手而回?他在那个晚上全力以赴,教担任室内设计师的女子高潮连连。第二天,上午一起游玩。下午,朗尼开车回到圣地亚哥,乘机回旧金山。平心而论,这位花花公子还是有点男子汉的担当的,从来不骗女子的钱,和女人上餐馆、夜总会,都是他付账。这回,也以豪爽的风度迷倒对方。但朗尼回来以后,不再上网,和她的关系断了。

    朗尼离婚以后,在欲海里沉浮了三年,停止支付抵押贷款的房子,退给银行。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子女,都已成年,对荒唐父亲极为反感,朗尼打电话来也不听,只差断绝关系。这段时间,朗尼获得彻底的自由,嫖妓不算,上过床的女友如莉莉一类,有八九位。结果是欠了一屁股债,加上感情一次次受创。

    他终于回头了,让他惊醒的是这样一次艳遇。一位老乡带朗尼去参加烧烤派对。二十来人参加,其中一位女子,三十出头,身长一百八十五厘米,还加上高跟鞋,拿着“卡龙那”啤酒瓶在院子里鹤立鸡群地招摇。老乡介绍朗尼和她认识,她自称丽莎,对朗尼格外热情,握朗尼的手时伸出中指在朗尼的掌心画圈,这可是露骨的信号,意思是:我想睡你。平时只有花花公子敢冒这个险,弄不好是会吃对方一巴掌的。朗尼当时心猿意马,但人太多,不敢过分,拿一张餐巾,写上手机号码,在角落塞到丽莎的手上。丽莎以富于磁性的嗓门,对朗尼说:“太喜欢你了,我的王子!”当晚,丽莎发来短信,算是谈情的开端。一个星期以后,朗尼到了丽莎的家。丽莎穿丝绸睡衣,给朗尼递上一杯红葡萄酒,边喝边说火热的情话。朗尼和丽莎碰杯时,看得仔细,丽莎有男人的喉结。朗尼轻轻把丽莎涂着红蔻丹的手指挡住,不让它碰自己的裤裆,掉过脸,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把呕吐的感觉压下去,笑着说:“丽莎,我可得坦白说,我不是同性恋。”“哎呀,我也不是,我是女人,喜欢男人的女人。”朗尼大笑,一口酒喷了出来。丽莎知道朗尼看穿了,不好意思地说:“不勉强你,替你口交,就这样,谁叫我喜欢你!”朗尼说,不不!狼狈逃出。这一回,他突然发现,单纯的性,是这般无聊。他想念家了,从前的家,在威利贺镇,一只叫“幸运”的狗,两个孩子,一个老婆。那房子,被银行贴上拍卖的告示,从前,举凡油漆,竖栅栏,装修厨房,哪一样不是他干的?

    三

    朗尼和前妻复合了,他为了取得她的谅解,买了多少玫瑰花,送了多少礼物,打了多少请求宽恕的电话,他记不起了。不过,起关键作用的,是儿子和女儿替他向妈妈求情。一句“这个家,没有爸爸就是不像样子”教她心软了。两口子去婚姻顾问的诊所,充分沟通,在获得博士学位和行医执照的医生指导下,就“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定下了许多条规矩,朗尼抄下来,贴在家里的电脑桌旁边。

    浪子回头以后,和我谈的,不再是女人、性,而是家庭生活的幸福。他又读起《心灵鸡汤》一类书籍,和我交流东方和西方哲学的异同。

    不过,我知道这个人,在性荷尔蒙的分泌量减少到可以控制之前,是不可能改掉偷腥的习性的,但他不再张扬,戒掉的是外遇,至于嫖妓一类纯然为疏解性苦闷的勾当,他还维持着,不留下痕迹就是了。

    2012.5

    登徒子奥兰多

    旅馆的宴会部,顾名思义,是为大小宴会提供服务的,常常是团队作业,几十位侍应生一起摆位,准备饮料、食物,闹哄哄的。绝大多数是男性,一起干活十多年,乃至三十多年,熟得不得了,开玩笑在所难免。有一段时间,南希成为宴会部男人们的热门话题。南希是旅馆内唯一一家花店的老板。花店叫“毋忘我”,她在里头干了不止七年。从前,“毋忘我”的执行长是同性恋者安东尼,生意兴旺时雇两三个伙计,南希是其中之一。安东尼在旧金山住腻了,失恋以后干脆搬到纽约去,南希把花店接过来。花店位于旅馆大堂的一侧,前面是门市部,一块屏风隔开,后面是工作间。生意有两大项,一是卖给入住的客人,二是为宴会部的餐桌提供插花。金融海啸以后,宴会部生意变差,害得南希也没多少订单可做,只好辞退工人,自己包办一切。每天开门营业时,独自在屏风后摆弄花草,有客人进来便出去接待。

    南希和我的同事奥兰多谈了一场流星式的爱,我是始作俑者。有一次,南希和往常一样,不声不响地推着小车走进宴会厅,把一盆盆插着郁金香、康乃馨、马蹄莲和衬叶的插花,放在每张餐桌中央。她的周围,宴会部的侍应生们把刀叉、碟子、酒杯、餐巾放在桌上,手在动,嘴也在动,没遮拦地开粗野的玩笑,因为无聊,也因为客人没进来,不存在顾忌。几乎谁也没有注意到南希,她的年龄很难揣度,属于很早出现老相,老来容貌固定,不再变化的一类,至多五十岁,典型的高加索种白人,浅蓝眼珠,头发先前是金色,中年以后由于过分节食导致营养不良,变为褐色,稀疏且欠润泽,脸蛋嫌过于苍白,额头散布浅浅的雀斑。可是,她放置插花,腰部微弯的刹那,我意外地有所发现。于是,走向奥兰多。

    在近四十位每天混在一起干活、休息的同事中,我爱和这位萨尔瓦多出生的男子谈较有深度的内容。我佩服他的洞察力。比如,就在上星期,我们一起替一个五百人的鸡尾酒会服务,在捧着托盘,把盛上葡萄酒的高脚杯递给客人的间隙,他小声告诉我,看,那男子,又矮小又丑陋,却偏爱高谈阔论。他指出,一般而言,大凡外貌上和普通人相差颇远的男女,爱以古怪言行引起众人的注意。我细加观察,果然,小丑般的绅士正在手舞足蹈,竭尽出位之能事,十多位女宾被逗得乐不可支。

    我对正为了缺乏聊天对手而发闷的奥兰多说,南希,其实是蛮性感的。何以见得?奥兰多反问,顺手抚摸每天极用心地修饰,且引为骄傲的络腮胡—他的骄傲是有理由的,无论近看还是远观,唇部被乌黑的矩形围住,为稍嫌发福的圆脸平添雄性的霸气。我详细说了理由,要点是:南希的身段婀娜,被衣服裹着,似乎偏瘦,但该有的还是有的;更要紧的,她是“纯天然材料”,全身没加任何修饰,脸部不化妆,也不穿稍为抢眼的衣服,拒绝以鲜艳、暴露的外在物陪衬自己。“这种女性,只要巧加发掘,美就出来了。”我刚说完,奥兰多闪身不见,原来和南希套近乎去了。我看他俩谈得兴高采烈,暗暗高兴。

    几天以后,又是大型宴会,南希以及满载鲜花的手推车,出现在被专业公司布置的大厅里面。奥兰多在我旁边。我煞有介事地走近南希,故作神秘地说:“甜心,告诉你一个秘密。”南希晓得我惯于开玩笑,并不当真。“干脆和你说了吧—一位绅士对我说,这里有一位女士,富于吸引力,他十分欣赏。”奥兰多知道我在演戏,投来神秘的微笑,表示鼓励。南希好奇地盯着我,意思是:你指的是谁?我把奥兰多拉到南希跟前,“我的朋友对你产生十分的好感,你们该好好谈谈。”南希的脸红了。奥兰多是情场老手,逢场作戏的全套本领娴熟之至,趁机和南希打起哈哈来。这是开头。

    往后三个月里,我把撮合奥兰多和南希作为第一兴趣。每次见到南希,都大夸奥兰多。看到没?宴会部第一号美男子,风度没得说的。他确实对你有意思呢!南希对我的话,从来不反驳,只微微露出贝壳般整齐而小巧的牙齿,笑,然后是嘴仗:“喜欢他的是你吧?”“我当然喜欢他,兄弟嘛。”在旧金山,同性恋司空见惯,男子喜欢男子,不是见不得人的。这一点,我和南希都明白。

    2010年夏天,奥兰多回老家萨尔瓦多去了,因为老爸摔断了大腿,要动手术。南希多天不见奥兰多,牵挂着,偷偷问我。我吓唬她:“还好意思问!人家天天想你,想病了,在家躺着呢!”“是吗?对不起。”南希转身走了,脸色有点异样。我注意到,她在穿衣上大有进步,以前天天不离的灰夹克,换成浅花衬衫,细腰和丰臀若隐若现。

    奥兰多不在,和南希的罗曼史不得不中断,让我趁机回过头,说说奥兰多其人。奥兰多出生在故国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九个,只有他来了美国,其他的都在老家,多数当教师或公务员,一位哥哥一门心思求学,成了大学教授。奥兰多是祖母带大的,他常常对我谈起这位肥胖、快活、掌管全部家政的老人家,怎样以绝对权威的口吻教训他,那就是令他至今回味不已的童年记忆。“宝贝儿,你长大了不要娶屁股小的媳妇。”“奶奶,为什么呢?”“不为什么,我不高兴看。”“在山上走路,迷路时要向左拐。”“向右不行吗?”“我怎么说你怎么听,问什么!”“你摸过小鸡鸡的手,不要碰母鸡的羽毛。”“为什么呢?”“不生蛋。”奥兰多还说,祖母死前来过旧金山探亲,他载着胖得挪不动腿的老人,沿海岸缓缓行驶,让她见识蔚蓝的海面和无数白天鹅般的私人游艇。祖母拍着大腿,哈哈大笑,说:“笨呀笨到家了!家里暖洋洋的,靠着壁炉打盹多舒服,他们居然在海上吃冷风,看嘛,他们在发抖!”我问,奶奶,这么远,你看到谁打寒战啦?她说,指的是帆。奥兰多出生于1960年。十六岁那年,被一位叔叔作为养子,带来美国,这是当中学校长的爸爸的主意,他要其中一个孩子拿到美国名校的学位,光耀门庭。奥兰多在旧金山上中学,以勉强合格的成绩拿到高中毕业证书。他死也不愿进任何大学的大门,嫌太枯燥。凭着一口顶呱呱的英语,他在旅游区渔人码头最有名气的西餐馆“蓝帽子”当侍应生。那时才二十岁出头,每天赚的小费,塞满了夹克的口袋。和一般连合法身份也拿不到,只能躲在厨房打下手的同胞比,他是阔气的天之骄子。二十一岁那年,他和一位墨西哥裔女孩谈恋爱,搞大了人家的肚子,只好娶回家。两年以后,难以忍受她的火暴脾气,把全部家当留给母女,从租赁的公寓出走。两年后,他第二次结婚,太太是在旧金山出生的萨尔瓦多裔,在大学读的是金融专业,毕业后进大名鼎鼎的摩根股票行担任交割员,矮胖,脸上有黑痣,她喜欢奥兰多的潇洒,奥兰多看中她的平庸—别看他年轻,但交的女友超过一打,知道“玩伴”和“老婆”有根本的差异,他要一个安稳的家,何况她的薪水比奥兰多多很多。结婚后,生下两个孩子,加上两只狗,家庭是幸福的。奥兰多最得意的,不是自家地道的西班牙语,“没有人知道我是在美国长大的!”而是在他调教下,原先只会说些西班牙语单字的太太,差不多可以被误会为“南美洲游客”。

    和绝大多数拉丁裔男子一样,奥兰多栽在拈花惹草上。我见识了那个族裔的众多案例以后,不能不叹服美国著名谐星罗宾·威廉的惋叹:“男人的血液一旦输送给阳具,使它勃起,脑袋就因缺血而停摆。”奥兰多彻底失手那次,发生在四十五岁那年,他被太太逐出,只好在廉价客栈租单房住了一个月。最后被姐姐押着,回家向老婆大人请罪。由姐姐作保,才获得最后一次机会。奥兰多蛰伏一年半载后,静极思动,但极为小心。明显的例证是,旅馆的男性员工更衣室前的公共电话,从前使用者不少,自从人人有了手机,这投币一次从二角五分涨到五角的玩意,一个月也没人碰一次。唯独奥兰多,天天用它。他不是没有手机,而是不愿在手机上留下任何可疑的记录。

    不过,奥兰多和许多拉丁裔男子有一不同处,他把偷情的核心内容—性爱,当作一种“终极艺术”。有一次和我深谈,他说过这样一席话:“我恨死了粗鲁男人的做爱方式,那简直是糟蹋生命!上个月一个黑妞和我分了手,不分不行,她男朋友在她身上嗅到另外一个男人的味道,追问她,她当然不说。她是梅西百货公司男装部的售货员,我去买衣服勾引上的,请她上酒吧喝三杯马丁尼,她便和我去时钟旅馆。上床第一回,她死鱼一般。我教她怎么刺激自己,迎合男子的进攻。当然,关键性技巧是我的技术。我的妈,她高潮一次又一次,最后瘫在床上,昏了过去,我以为出了人命。她缓过气来,眯着眼,亲我亲不够,‘宝贝,我到今天才真正成为女人!’在床上,我的第一条原则是:女性没有高潮,是男子失职。我务必让她到达目的地,然后才轮到我。”说到这里,四十八岁的男人在原地跳起探戈来,对自己外表与魅力的自信,对操控自如的性能力、鞭辟入里的性技巧的得意,尽在轻快的舞步里。我在旁抱臂大笑,复杂的感受难以言表,我差点对他发问:性,难道是生命唯一须在乎的元素吗?

    奥兰多度假回来了。这一趟,他以功成名就的金山客的身份,在出生和长大的城市里,为父亲奔走,由于给了主刀大夫三百美元的红包,还给护士长送了礼物,父亲的手术获得成功,留医期间受到类似政府部长级的超级照顾,因此,他被全家视为英雄。回来以后第二个星期,他在员工食堂喝咖啡,和我坐在一起,告诉我:“知道不?我办了。”指的是他和南希。

    经过是这样的:昨天我休息,没什么乐子,便开车回到旅馆,走进“毋忘我”。南希看到我,先是一惊,再是恨恨地白我一眼,说一句:“你好。”便埋头修剪一束玫瑰花。我不迭地道歉,甜心,走得太急,没机会和你说一声,老爸的事,原谅我行不行?摆平女人,表白的作用有限,我从背后搂住她,在耳边吹热气,她就从心到身子都软下来了。我邀请她外出吃晚饭,作为赔礼。她答应了,锁上门,坐上我的车,经过金门大桥,在洒洒利托镇一家临海的意大利餐馆,美美地吃了一顿以一杯纳巴谷红葡萄酒打头、包括恺撒沙拉和烤小牛肉的全餐。饭后送她回家,她邀请我进去坐坐。求之不得!她一个人住在马林区公寓大厦的小单位,看家具,旧是旧,但干净,陈设清爽,一看就晓得她是认真过日子的,而且,没男人很久了。她倒了两杯梦露葡萄酒,和我并坐在起了毛的沙发上。起先是聊天,她告诉我,她三十年前从费城迁来时,是和男朋友一起的。后来男朋友和一个萨尔瓦多女孩好上了,把她撇掉(南希说到这里,轻轻捶了我的臂膀,说:“我和你好,报了这个仇,哈哈!”她在玩幽默,腔调却像哭)。打这以后,她就没能耐和任何一个男人维持长久关系,和好几个约会过,多则一两年,少则几个星期,不明不白地断了交往。我和她越靠越近,我拿着她的手,看了看,小小的,莳弄花草多了,有点粗糙,可是白得像玉。我把她的手放在唇上,她没反对,我把她的手指放进嘴里,舔了舔,她用身体顶了我一下,讨厌!把手缩回去。我笑着,盯紧她的浅蓝眸子,她的脸开始泛红,眼神迷乱,喃喃地说,没做五六年了。我说,宝贝,我会小心的。她闭上眼。我和她接吻,显然,她并非内行,笨拙地应付着。我的手放在娇小的乳房上,继而,把手伸进奶罩里面,她慌乱地抗拒,把我的手抽出来(后来我才省悟,她不是不让我爱抚,而是难以接受这个速度。这株紫罗兰,受不了稍为急骤的风雨)。我的兴致顿时冷下来,装作没事,说,时间到了,我得回家。站起来,穿上外衣。她急了,说,这么快,干吗?我说,赖在这里有用吗?你不愿,我硬来不成?她说,你慢点行不行?我说,听你的。把外衣挂回衣架上。她牵着我的手,走进卧室。往下的细节,奥兰多不想说,千篇一律的“活塞运动”,谁都听腻了。他对第一次的结论是:她床上功夫一般,但久旷之后的疯狂教他吃惊。他这个惯于操控全局的高手,这次取的是守势。

    接下来的两个月,在公开场合,比如南希给宴会厅放插花时,奥兰多和南希之间,不再打情骂俏,差点没话说。不明就里的同事像过去那样起哄,我暗暗制止了。我知道,他们已经进入性爱频密期。南希陶醉在奥兰多的甜言蜜语中,点破会使女士尴尬。

    奥兰多这一场艳遇,在距离第一次上床一百天的日子宣告了结。奥兰多怒气冲冲地对我说,这女人不识好歹,居然动真的!她和我谈判,要和我去纽约度假,连机票和旅馆都订了。我对她说,一开始我不就说清楚了吗?我是有家庭的,老婆儿女不能丢,能给你的是性,让你快活,我做到了。让你每次都满意,就这么多!她说不能这样下去,她需要归宿,爱她,就得和她在一起!我说,那就算了!

    不过,我很快从不止一位拉丁裔男同事口中,听到另外的版本。原来,奥兰多每次和女性约会,都有相同的大段开场白,内容是抱怨现任太太,说她的种种不是,丑陋啦,抠门啦,啰嗦啦,声言结束婚姻是迟早的事。然后才是“爱死你,你是我全心全意地迷恋着,疼着的情人”之类的肉麻话。他知道,有了“将来可能结婚”的暗示,女性容易产生幻想,去掉顾忌。对南希,他也实施这一个屡试屡验的程式。不料,奥兰多的太太,这被丈夫无数次偷腥训练得机警无比的股票行交割员,这次还是察觉到蛛丝马迹,凭的是奥兰多从家里打出去的电话。那天是奥兰多的休息日,他趁太太在厨房里做菜,给情人打个电话问候,太太看他举动有异,趁他上厕所,查看他手机上的号码记录(奥兰多上班时常常花钱用公共电话,原因在这里),把唯一的陌生电话记下来。她回到办公室,回拨这个号码,知道是旅馆内“毋忘我”花店的座机,接听的是南希。她以亲戚的身份,订购一束玫瑰花,要送给某房间,信用卡号码给了,一切办妥帖了。一个小时后,再打一个电话,把订单取消。往下发生了什么,无论消息灵通的同事还是奥兰多本人,都没细说。一个传闻是:奥兰多的太太走进“母忘我”,和南希面对面谈了一个小时,最后南希哭了。

    这么多年,奥兰多对我坦白的艳遇,少说有十宗,都是故作平淡地描述追求人家或被人家追求的种种,但从来没有透露,他以最高的效率把对方弄上床,秘诀是:开头必表示“即将离婚”。其实,他何曾想过抛弃太太?她是年薪十五万元的高级白领,模样抱歉一点而已。他知道这种虚伪的“衷情告白”,虽然次次得逞,但后患无穷,不但收尾时格外吃力,而且有失男子汉的尊严。在这方面,我无意厚责,多数名人传记不也这样?再高贵、伟大、纯洁的记录,损招、阴招是没有的。打这以后,南希和往常一样,给宴会厅送花,衣着又回复从前的土气,见到奥兰多,两个人都扭过头去。我可不敢乱开玩笑了。

    奥兰多每天轻松地回家,看来太太没有把这当作“最后一次”,她自欺欺人地认为,奥兰多和南希之间,没有“偷”的确凿证据。

    2012.6

    唯钱是问的詹姆斯

    2012年的5月,旧金山可爱的太阳照耀着日落区的街道。一个在这里消耗了整个中年的垂老者,在第25街独行。他何其钟爱温煦的天然光线和蓝天。寂静的柏油路,偶尔有斧斤的响声,坚定而锐利,似金门公园里的啄木鸟在橡树的主干工作。他走过犹太街,电车隆隆向他开来。他走上人行道,一户人家,车库门洞开,他在不经意间瞥了一下车库里头,一个老头低着头往外走,人中上的一撮胡子,白得触目。老头背后,是一片耀眼的橙红色。他顿了顿脚,要往这个车库走去,大叫一声:“詹姆斯!”但克制住冲动,继续往前。

    他不愿在这个时间见老朋友,没有任何理由。若非要找一个不可,那就是“想不到”—想不到他住在这里,想不到这个时间见到他,想不到自己没有心理准备,想不到事前事后都找不到不见的理由。走过半个街区,脑际那团橙红色清晰起来,那是詹姆斯的心肝宝贝—1960年出厂的八缸老爷车“卡米罗”。只是,连招呼也不打,说不过去呢!这房子,詹姆斯住了四十年,三十一年前他已来过许多次。可惜太迟了,身后,车库的大门隆隆响着落下,周遭又进入安宁。

    ……

    写下以上一段时,感觉是相当幸福的。为的是一篇记人散文有了轮廓。这几个月,我在断断续续地写的《旧金山人物》系列,最近遭遇瓶颈。并非没有题材,而是找不到一根把凌乱的材料串起来的线。和詹姆斯打的这个照面,教思绪打个激灵,意思出来了。

    一

    人对“第一次”的印象总是特别深刻的,第一封情书,第一次上班,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热吻。对于记忆来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一西洋谚语可以改为“任何一个新的开始都可能成为全部记忆的一半”。我想起詹姆斯,一个画面必然插入,栩栩如昨。那是1981年的春天,在旧金山蒙哥马利街44号富国银行大厦地下室的“马车餐馆”。我是被唐人街职业培训中心派来实习的,平生第一次在人人说英语的地方上班,干的又是从来没干过的活计,说不紧张是假的。这地方,上星期五下午来过一次,被当调酒师的中国人带去见老板。这位调酒师待人极好,可是他在酒吧忙着。我先进办公室见了老板杜贝先生。喜怒无常的杜贝先生此刻心情不错,他把我领到餐厅,高声叫:“詹姆斯,过来!”詹姆斯正在厨房里搬运银器,听不到,老板提高嗓门吆喝:“你躲哪啦?给我出来!”待在餐厅的,只有一个侍应生—南斯拉夫移民巴比,他刚刚侍候完吃早餐的客人,看老板急了,赶紧跑进厨房,把詹姆斯叫出来。

    詹姆斯愣头愣脑地走来。老板的怒气还没涌上脸,便被詹姆斯压下去:“杜贝,别嚷,我忙着呢!你知道,我这阵子事情最多,你雇我,可不是要我站在这里等你吩咐的。”“就你多嘴。”老板笑了,看出来,詹姆斯并不怕老板。老板拍拍我的肩膀,对詹姆斯交代一句:“你负责教他。”回身走了。詹姆斯追过去,要贴在老板的耳边说私己话,可是太矮,踮起脚也够不到耳边,只好大声说话。他们的对话我约莫听到,詹姆斯向老板提出,新来的跟他学,可不能分掉他的小费。老板呵呵笑着回答,小伙子是不要钱的,放心。

    詹姆斯回过身,和我握手,说地道的广州话。我那时没有英文名字,他叫我的姓“阿刘”。他姓蔡。他领我到更衣室去,拿了一件酒红色夹克,让我穿上。这就是练习生的制服—白衬衫在内,外加夹克,戴蝴蝶领带,黑裤子和皮鞋。

    “我该干什么?”我站在餐厅,看着忙个不停的詹姆斯,胆怯地问。他不耐烦地说:“我事情多着,你先看我干,什么时候有把握了,自己动手就是,收盘碗,还用教吗?”我不敢多问,跟在后面,看他去厨房后面的仓库,把桌布和餐巾放在小车上,运到餐厅的工作间,在餐厅忙活—铺桌布,摆银餐具,按下大型咖啡机的开关,制午餐用的咖啡。我这跟屁虫显然妨碍了他的手脚,他不时白我一眼,或者没好气地说,让开让开。

    说话间,餐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大西洋当美国海军驱逐舰舰长的杜贝先生恢复了指挥官的雄风,站在离门口不远的登记台后,五位练习生站在他两旁。这家餐馆的老规矩,开门的头半个小时,侍应生要侍候落座的客人,而练习生暂时没盘碗可收,便担任带位。我站在詹姆斯的后面见习,五位未来的同事都是中国人,年龄和我相仿,都客客气气地和我握手,但没机会彼此介绍。在发起火来当众痛骂太太的老板的眼皮下,谁敢说悄悄话?

    第一次在西餐馆干活。如果这就是高尔基式的“大学”,我修的第一个学分叫“紧张”。我的天!当客人潮水般涌进来时,侍应生们穿行于人丛,在酒吧、餐厅和厨房三点之间冲锋陷阵。打下手的练习生要么听从侍应生的吩咐,为客人送面包,倒冰水,递咖啡,要么把客人业已埋单、离开的桌子清理干净,重铺桌布,摆银器。一切都在默契或低声的争吵中进行,节奏极紧凑。我不敢随便,先看詹姆斯干活,第一拨客人吃过,脏碗碟一一放进工作间里的塑料盆,由我搬进厨房。詹姆斯的机敏,我算是见识了。这家伙,身高才一米五七,在人群中闪转腾挪,特别灵活。遗憾的是对我不友善,动不动就呵斥。我心里窝着火,想不到一进来就受这小个子欺负!忙乱了两个小时以后,客人们回到各个大厦里头的办公室去。只干午餐的侍应生们和收款员结好账,下班前要给练习生付酬劳,按规矩,要付他所赚小费的15%,但由于客人付的小费多半是现款,难以查核,因此尺度各别。具体到詹姆斯,因为他不但资格最老,是练习生们拥戴的头头,而且干活卖力,更要紧的是,侍应生不给足,他敢于撕破脸和人家吵,所以多拿到几块钱。这阵子,詹姆斯紧张地盯着他辖区的侍应生们,生怕他们“忘记”付钱,逃之夭夭。南斯拉夫移民班尼,已把制服换下,大模大样地走过,詹姆斯打个眼色,班尼停下,从西装口袋掏出五块,詹姆斯接过,没说话,看得出并不满意,但班尼是明星侍应生,客人多,老板也让他三分,詹姆斯不敢抗议。希腊移民汤尼在远处,被詹姆斯叫住,汤尼“哦”了一声,连忙掏腰包,只塞给詹姆斯三块。詹姆斯把他的手推开,说,你敢剥削我?瞎眼了!汤尼说,今天我才侍候了十二个客人,两个不给小费,拢共赚了二十二块。汤尼装出可怜相。詹姆斯说:“你连我都敢骗?10号台的小费八块,9号台五块半,15号台账单二十四块多,给你三十块,声明不必找。你今天的小费如果少于四十块,我当你的狗!”汤尼尴尬地苦笑,给了詹姆斯加上三块。詹姆斯一边数钞票,一边对我说,“看见吗?这混蛋,不使劲榨,油水出不来!”

    餐厅的事情,最大的好处就是,时间过去,一切归于宁静。到高峰期,侍应生在厨房可能为了客人抱怨牛排太生而和头厨大吵,侍应生之间也为了把出手阔绰的客人抢到自己的“领地”而钩心斗角,客人离开以后,都和好如初。

    打仗似的午餐期过去,詹姆斯的脸部松弛下来,领我进厨房,介绍我和厨师认识,请二厨尤金给他分午饭时,捎带给我一份。我顿时对这小个子感激涕零。两个人坐在厨房后面的长桌旁边,边狼吞虎咽,边拉几句家常。詹姆斯原来是我的小同乡,老家是山下的小村庄,村名我知道。然而,詹姆斯对老乡没有套近乎的兴趣,旧金山的台山人太多了。这次短暂的交谈,并不热络,却教我对他增加了敬畏:啧啧,标准的家乡话,标准的广州话加上略带口音但流利无比的英语,不简单的矮子!

    二

    我跟随詹姆斯当见习生才一个星期,就因为一个练习生请长假,空出一个位置,由我递补。我由此获得拿小费的机会,干一场午餐拿到十块,够买一天的菜有余。新移民是容易满足的。詹姆斯也为摆脱了我而松了一口气,身为餐厅最低级的练习生,拥有跟班,一如家丁坐上老爷的专用轿子,并不舒泰。

    我慢慢发现,十八岁从香港来旧金山的詹姆斯,早已彻头彻尾地洋化,表征之一,是“我的就是我的”观念异乎寻常的牢固。练习生的职责之一,是替侍应生摆位。我是新手,怕动作慢,提前上班,从厨房洗碗槽附近的储物架,把刀叉、碗碟、咖啡杯运到所负责的“马鞍厅”去。看到一辆手推车,拿过来,把餐具放上去,正要往外推,詹姆斯进来,一看,皱了眉头说:“车子是我的,你最好自己找一辆。”“行,我把餐具放好,马上还你。”“不行,我这一刻要用。”他毫无通融余地,把我放上去的餐具全卸下,推走车子。我摇摇头。心里说,来这个国家找“人情味”,难啊!

    我从职业训练中心毕业以后,“马车”旋即雇我为全职员工,中午当练习生,晚上当清洁工,职责是把所有餐厅的地毯都吸一次尘。这家餐馆位于金融区中心,和别的餐馆不同,它的生意主要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午餐,尤其是下雨天(写字楼的白领无法到外面去,只好涌进这里),以及每天夜晚八点前的酒吧。夜间极少客人进来吃饭,但它有的是名气,不敢不聊备一格。晚餐期间只留下一个厨师,一个侍应生和一个练习生。练习生还有一项特别差事—为喝酒的客人准备免费的下酒小食。这个练习生,就是詹姆斯。晚班的侍应生,本来是澳大利亚移民查理斯,一辈子干这行,精通顶级法式服务,詹姆斯向他学到不少独门功架。不过查理斯上班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请病假的理由是:参加韩战时腿部中弹,现在又发作了。詹姆斯则说这家伙是酒鬼,口袋里有点小钱,买醉去了。查理斯不来,老板也不雇人代替,由詹姆斯唱独角戏。好在吃晚饭的人极少,詹姆斯胜任愉快。我晚上八点回到餐馆,开始清洁地毯,看到詹姆斯侍候客人的全过程,由此,发现他“洋化”的第二个表征:彻底的务实。说白了,就是极端爱钱。

    那一次,灯光暗红的餐厅里头,只一张雅座(半圆形沙发围着圆桌)有两位客人,是一对从俄亥俄州来看旧金山金门大桥的老夫妻。我一来出于好奇,二来也想学习(总不能来了美国当一辈子下手),隔着屏风观察詹姆斯的举动,从头到尾,大开眼界!他先上“马丁尼”(美国流行的鸡尾酒),再推荐给客人几种精致的前菜。客人点菜的当口,詹姆斯淋漓尽致地发挥口才,把店里最昂贵的“惠灵顿式烤小牛肉”大吹特吹,教客人觉得如果不点它就是和看不到金门大桥同等的遗憾。再就是怂恿人家喝一百二十元一瓶的加州红葡萄酒,最后,以激将法让饱嗝连连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和妻子,都吃下“烤阿拉斯加冰淇淋蛋糕”,这种甜点是本店的招牌。只见詹姆斯把小车推到客人跟前,在蛋糕上浇上干邑白兰地,用打火机点着酒精,蓝幽幽的火苗映照着三张脸。吃完晚餐,客人拍着肚皮作出评价:不但在旧金山属于最好,在他所流连过的全球所有城市,也是顶尖的。晚饭后,站在雅座前的詹姆斯,和缓缓品味龙舌兰甜酒的客人闲谈,以旧金山最热闹的渔人码头为话题,詹姆斯把古今逸闻肆意渲染,一口英语,那流畅,那准确,那谐趣,在非美国土生的中国人中,绝无仅有。

    这一晚,我在一个不开放的餐厅吸尘,詹姆斯进来,他心情好得无以复加,急于宣泄。“阿刘,猜猜,刚刚和我握手告别的客人,给多少小费?”我说:“你把他们当成国王和王后来侍候,能少吗?”他料定我这刚刚进城的“大乡里”没有想象力,抢先说了:“72.39元!”“干吗带零头?”“账单是227.61元,客人给我三张一百元钞票,说不用找了。”“厉害!我干一天也赚不了这个数。”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的时薪是四块五毛,八个小时下来才赚三十六块,加上午餐所赚的小费,一共不过四十多块,还要纳税。“论服务水准,你超过大多数侍应生,可是你当练习生当了十年……”“唉,我这么矮!我好几次要向老板提出,让我升职,走到办公室门口,就是没勇气进去,算了,别自讨没趣。阿刘,你个子高,学好英文,将来一定行。”我连连点头,来到这个国度,得有一个终身职业。练习生毕竟是过渡,侍应生或者调酒师却可以干到退休。

    詹姆斯本来在八点下班,但为了这对被自己的即兴笑话逗得笑疼肚子的夫妻继续愉快,延迟半个小时,这属于自愿,并无加班费。好在损失有所补偿。厨师已下班,厨房由他主宰,他旋开煤气炉,把头厨预先为他留下的大号牛排放上煎板,料理出口感恰到好处的美食。他把盘子端到餐厅一角,洒上胡椒粉,有滋有味地嚼着。他又叫我过去,说:“不急,聊聊天嘛!你这活我从前干过,一个小时就搞定了。”难得这小子这般友好,我坐在他对面。他说,为什么我喜欢干餐馆这一行?爱吃。看,一天下来吃多少,喝多少?一个子儿不花。晚餐嘛,趁老板不在,头厨每天靠我去酒吧给他拿啤酒,当然要互惠,下班前一定给我留下好东西。

    詹姆斯吃饱了,该回家了。最后一桩事是数钞票,这是一天所赚的小费。原来,心甘情愿地当练习生是有理由的,他的赚钱门路硬是比一般侍应生多。早上,餐馆所在的富国银行大厦,共四十二层,银行本身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企业,它们举行餐会、生日庆祝会、迎送同事的派对,往往要“马车”送食物和饮料,这差事一直由詹姆斯包办。此外,午餐,晚餐以及给喝酒的客人送下酒小食,侍应生们要给詹姆斯付酬。这个晚上,把堪称记录的七十多元算入,詹姆斯赚了一百二十块左右。我在旁看着,没在意数目,他的神情太吸引人了!只有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葛朗台,才这般陶醉!他摩挲着俗称“绿背”的钞票,点了两遍,发出细雨般的簌簌声,他嘴唇间随着发出近于欢呼的啧啧声,满得要溢的成就感,花一般绽放在脸上。他把数目记下来,用橡皮筋扎好钞票,出门前到酒吧去,请和他熟得不得了的调酒师米基,把几沓一元钞换成二十元钞。我手拿着吸尘器的长柄,看他穿着厚夹克的背影,在玻璃门后消失。忽然想到,这种人活在美国社会,是最为得宜的。

    三

    我在“马车”干了两年以后离开了。和詹姆斯不再是同事,但有来往。我的第一辆车—八缸雪佛兰,是从詹姆斯的幺弟贝得那里买的二手货,成交后,车子换油、换刹车器之类,还得请贝得做。贝得为了方便,让我把车开到詹姆斯的车库。我由此发现,詹姆斯修车是把好手,伴了他大半辈子的“卡米罗”,是他花五百元从白人邻居手里买下的,本来破烂不堪,他换掉引擎,把车壳的旧油漆磨掉,重新喷一次,由黑色变为耀眼的橙红色。在单身汉时代,车就是他的情人,只有在心情特好的休息日,才开到海滨的加州1号公里兜风。如今,这辆够老的座驾自然升级为古董。修车的全副本领,兴许是从贝得那里学的,怪不得哥俩特别热乎。去詹姆斯的家多了,还发现这小个子是万能工匠,他家车库中央有一根直立的支柱,为了能在车库珍藏宝贝卡米罗,把它锯掉,换上一根工字铁作横梁,这工程,是他自己用修车的千斤顶完成的。

    既然成为朋友,少不得一起吃午饭,喝咖啡。詹姆斯坚定地实行一个原则—AA制,他不揩朋友的油,你也别指望他请客。他替朋友修车,劳务费必定是一个子儿也没少要。“亲兄弟明算账,彼此不吃亏,交情才能维持。”这是他在分摊账单时道出的理由。

    马车餐馆里的半工练习生,一共五位,都是中国人,年龄也相仿。只有香港来的比尔和詹姆斯过了三十还是单身。后来,比尔娶了“过埠新娘”,我们都参加婚礼。詹姆斯也收到请柬,不但来得晚,而且穿邋遢的衬衫和带油污的牛仔裤,在一律西装的宾客中格外刺眼,他不在乎。我们和他开玩笑:“下次该是你了吧?”他苦笑不答。

    我了解他的心态,在平日的闲谈中,他几次对我说,成家是肯定的,但先要攒够钱,“老婆进门,一看你是穷光蛋,还看得起你?”我开玩笑:“妈的,你只吃不拉,百分之百的守财奴,天天光小费存下来也够瞧了。”他得意地嘻嘻笑着,说:“有是有点,三十好几,还没和女人睡过呢!舍不得,太贵。”“那总得解决吧?”“在洗澡时,干干这个。”他做了手淫的手势。

    詹姆斯在三十五岁那年,给我们送来婚礼的请柬。娶的是广州移民来的姑娘,比他小十岁,个子比他高。是詹姆斯的母亲托媒婆介绍的,两人见过一次面,连约会一类预热也没有,一步到位。詹姆斯说,我没意见,她要是愿意,过门得了。女方看在钱分上,果然应允。詹姆斯唯一的弱项是矮小,房子车子存款,要什么有什么。务实的广州姑娘倒干脆,先结婚再恋爱。这姻缘,却出乎意料的美满,两个儿子如今都已二十出头,一个从大学毕业,一个在上大四。

    詹姆斯思考和行事彻底西化,尽管只在美国上过一年社区大学,并不懂哲学。美国流行的“工具理性”,他是这样理解的:只有钱是值得追求的。他从来不谈女人,更不追女人,一半出于对身高的自卑,一半出于不愿花钱。不过,在家庭生活方面,他表现出东西方式交混的复杂态度。他的父母是上世纪20年代出生的,在台山老家养下五个儿子。上世纪50年代初,出入境管理依然宽松,母亲以“父母从美国回到香港,要求她去见面”为理由,申请获得批准,带着次子詹姆斯以下的四个孩子到香港去,父亲和长子留在家乡。母亲在九龙旺角当摊贩,70年代初,在美国开餐馆的外公怜惜独力撑持家计的女儿,为她以及孩子申请移民,从此詹姆斯一家五口在旧金山落户。滞留家乡的父亲,当小学的体育教员,长子当农民。1980年,父亲和长子成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移民,被拆散的家庭终于团圆。可是,长达二十八年的分离造成了致命的隔阂,母亲和父亲合不来,并没有同床共枕。在西餐馆当厨师的长兄,和在香港长大、在美国受教育的四个弟弟也形同陌路。詹姆斯对母亲孝顺,对父亲和哥哥却没有感情,极少来往。即使一起长大的四个兄弟,成家以后也分为两派,老二詹姆斯和幺弟一派,当印刷工的老三和当邮递员的老四一派,除了母亲生日这一类不能不坐在一起的场合,便不再来往。不但平日没来往,还搬弄是非,发生摩擦。

    然而,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詹姆斯对孩子的态度。他的太太一气生下两个儿子,长子的满月酒,我们参加了。次子满月时,詹姆斯因父亲去世,无法如期举行。拖了三个月,他在家里为小儿子张罗了一个派对,把我们这些旧同事都请去吃红鸡蛋。他神情凝重地对我们解释,这个派对万万不可省略;如果不举办,小儿子长大后,知道自己满月,父母没做庆祝,光庆祝哥哥的,可要恨死我们。我哈哈笑起来,去你的,孩子将来计较这个啊?他说:“一定会,养孩子,可不能偷工减料!”

    四

    从第一次在“马车”餐厅见面,到今天,其间相隔三十一年。如今我们都进入暮年。路过詹姆斯的家门,只是打了一秒钟的照面,从前他那么生猛,如今一头灰白。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我见到他的次数不多,好在每次都有那么一点儿“意思”,教我想到一个稍带哲学意味的问题:在美国怎么活较为快乐?

    头一回是在1994年冬天。那时,我早已离开“马车”,在旅馆当全职侍应生,并在下城的“铁马”意大利餐馆当半工。一个晚上,我从“铁马”下班,拖着奔波了一整天的沉赘的双腿,口袋里塞着一百来块小费,走进地下的电车站。N线电车开到,我踏进去,空荡荡的车厢里,一个戴鸭舌帽的小个子,裹紧晴雨两用夹克,坐在门旁的双人座上,是詹姆斯!我惊喜地打招呼。他依然叫我“阿刘”,尽管他早已知道我入籍以后有了洋名字Ray。两双中年的手相握,他的手极为粗粝,而且有力,连我这等粗人也差点受不了。我知道,他在餐厅收拾碗碟不消说,在家里,修汽车,建栅栏,换便盆,铺水管,安装热水器,使用的工具从扳手到电钻,不爱戴手套,练就了金刚不坏之掌。“还是老本行?”“当然啰,你知道我爱吃,还爱数现款。”他知道我早已是侍应生以后,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我不早就说过嘛,你行!谁说企台下贱?发了,人家还蒙查查。”

    “嘻嘻,今晚我小有斩获。”詹姆斯的眉毛竖起来,笑使皱纹更加明显,他的脸相提醒我,当年过了二十五岁乘巴士还因为“长得嫩”而买半票的小个子,早已到了中年。“赚多少小费?”我知道,他的“好事”肯定和钱有关,一如花花公子的“韵事”必带脂粉味。

    “今晚淡得要命—你知道,大罢工以后,马车的生意更糟,只差关门了。好在来了五个律师,也许是赢了官司吧?落座时说好要喝个痛快,我反正没别的事,便盯紧这一桌,一个劲劝他们喝,三个小时下来,一个个大男人的舌头打了结。我去酒吧结了账,一看,才消费两百五十块,按15%算,只拿到三十来块,不过瘾。我做了点小手脚,先把包括小费在内的总数写上,这是试探。这些家伙,是全世界最狡猾的,万一给他们识破,一个电话打给老板,明天我在家等候开除的电话得了。付账的老先生仔细地看了账单,没说什么,把万事达信用卡甩在桌面。我暗说,成了!这样,我才正式开单,以原来的总金额为基数,再加上15%的小费。这么一来,在几乎没有希望赚到十块钱的晚上,弄到五十五块。关键是这个—”他从口袋掏出一支铅笔,告诉我,第一次填账单,要用它;第二次,用橡皮擦擦掉,重新填一个“总数”。“做这一行,脑筋要活泛,铅笔要有一支。”他教训我。我说,我那里最近开始用电脑开单。我又一次被他的陶醉震撼。只有这样疯狂地热爱数目微小的金钱的人,才容易满足。在电车上碰面后不久,他终于离开供他白吃白喝二十多年的餐馆业—“马车”宣布清盘,关门了。他转到一所小学,担任电工。天晓得他什么时候考到电工的执照。

    第二次是在我的家。那是美国房地产市场进入另一个高峰的1998年。他拿着工具箱经过我住的第44街,我把垃圾桶推出门时碰见他,又是一番惊喜。请他进屋,在客厅对喝咖啡,聊了个把小时。这次,詹姆斯一个劲地谈房子。他到这一带来,原因是去年在离我家一个街区的45街买了一栋房子,出租给一对医生夫妇。医生最近买下房子,搬走了,他来油漆,做点修补,好再次出租。他手舞足蹈地向我陈述买房子的经过,怎样出低价试探,怎样还价,怎样趁检验房子再榨卖方五千元。我并不十分在意他叙述的内容,着迷的是他的激情。一如从前激赏他在餐厅面对为数极少的客人作的即兴脱口秀。房子的买卖、修理、出租,这类干巴巴的过程,经过他的如簧巧舌,变成了生动无比的博弈。我问,你买了几栋房子?他强忍着富于成就感的笑意,躲躲闪闪,在追逼之下,默认,最近几年买了三栋,两栋是单家庭住宅,一栋含两个单位。“妈的,悄悄发大财啦!”詹姆斯搔着钢刷似的短发,谦虚地说:“你说得轻巧,我得供房呢,一个月非得这个数,地产税没算。”他伸出九个手指,我猜是九千元。我约略算了他和太太的收入,凭那财力不可能实现这样大的飞跃。我后来向詹姆斯的一位朋友打听,他告诉我,詹姆斯前几年中了六合彩的二等奖,奖金接近二十五万元,纳税后剩下十八万,他拿来当头款,在三个月内买下这些房产。发下这笔相当于他夫妻三年净收入的横财以后,他严格地对包括母亲在内的亲人保密,生怕兄弟来打秋风。不过,他太爱说话了,有一次,和不算亲密,没有资格向他借贷的普通朋友胡吹,说漏了嘴,传了开来。

    最后一次,是1999年,我为了修房子,要去“家居总汇”买一些长达十二英尺的木料,需用货车运载。我给拥有小货车的詹姆斯打电话,先说好,报酬和汽油钱照付。和他打交道,必须采用明来明去的美式。他干脆地答应了。约好早上在我家和他家之间的咖啡馆碰头,出发前先一起喝咖啡。他先到,只为自己买一杯。我进门,也给自己买一杯。换上别个同族裔的朋友,请客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国人的客套,不宜施于这位纯粹的美国人。在咖啡室半个小时,我倒是有了额外收获—领教了詹姆斯的权威。原来,这里是建筑工人(广东人称为“三行佬”)每天上班前的聚会场所,不知从哪个年月开始,聚会成了讲习班,詹姆斯是当然的主讲人,主题是市政府所定的建筑条例。建筑工都是新移民,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手艺顶呱呱,英语“鸦鸦呜”。詹姆斯精通双语,如今是持有牌照的电工,说起建筑方面的个案,以广东话解释英语的条文,流利无碍。詹姆斯演讲完,几位听众提问,他一一作出解答。八点半钟,建筑工们上班去了,我们也离开,坐上詹姆斯的货车。我对詹姆斯说,你说得真好,我听得津津有味,你开班讲课,我报名。他说,才那一点货,怎么卖?我说你该收费。他说,我才不要那钱,过过干瘾不好吗?

    五

    从詹姆斯的家门经过之后,能够回忆起来的情节,大略如是。如果把“记人”这一宗旨稍作提升,面对“在美国怎样处世”的严峻问题,我以为,詹姆斯的生存方式,是具有相当代表性和实用性的一种。叔本华在《论心理》中说及:“很多人需要外界的活动,因为他们没有内心的活动。相反的,凡是后者不存在的地方,前者便可能是一种非常讨厌的东西和阻碍物。”詹姆斯是极端实际的人,他天然地继承了中国农民的传统基因,在美国这个个人自由受到最大限度尊重的社会,他一辈子极少遇到“钱摆不平”的难题,安定和极少外力干预的生活,使他能够完全地贯彻“钱就是一切”的主义。这个人,是标准的劳工,尽责的丈夫,上班时把分内事干得漂漂亮亮,但别指望他帮助别人,他不会干没钱赚的笨事,“不来钱”的荣誉,他是绝对地排斥的。所谓诗情画意,风花雪月,生与死,精神寄托,灵魂的上升与沉沦,如此这般的玄虚问题,从来不会浮现在他塞满数字与工具名称的脑瓜子里。只要不生病,他就是行动家。走进他的家,你马上感到,男当家了不起!厨房是他装修的,所有金属把手都擦拭得闪闪发光,所有器具的摆放都有章法。后院的栅栏,不像别的人家一般,不是木料腐烂就是有了缺口,一色的红木,还涂上红油漆,阳台和楼梯,每年涂上一层防水漆。车库更有看头,橙红色宝贝车旁边,是中药铺一般的格子柜,各类工具,钉子,螺丝,管子,无不井然有序,看着舒心,干活时伸手就拿到,这经营的苦心与奥微的学问,越是行家越能体会。

    詹姆斯的年龄和我近似,可以预期,他的晚年是充实的,只要手脚能动,他都给自己找到事情,从为三辆车子换油到给儿子的房间加一个书架;是愉快的,他太容易找到乐子了,发闷时走进那家咖啡馆,粉丝们又要围着他,问:怎样申请加建许可证?水管系统是不是一定要附带排气管;而且,是底气充足的,奋斗了一辈子,成果教他满意,单是名下的房屋,不会少于四栋,价值超过三百万元。我还没说到他的退休金以及其他来钱的门路。

    叔本华把构成“每一生物内在中心”的东西命名为“生活意志”。大略而言,詹姆斯的生活意志,就是“向钱看”,倒也活得有滋有味。

    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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