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枕在我的右肩膀上，黑发披散四周，热气轻轻呼在脖颈。我抱起小宝贝，缓缓地在客厅绕圈子。窗外是旧金山郊外的午后。住宅之间的距离超宽，大白天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偌大居民区，不变的基调是静。树木茂密绵延，屋宇反而成了绿色的陪衬。静被碧绿包裹着，张力甚大，仿佛有什么随时像蓓蕾一般爆开。我这一迹近诡异的想象，容易获得印证—捅破寂静的，要么是狗叫，要么是婴儿的啼哭。深秋以后，氛围稍变，静被红虽不如北方同类的炽烈，但胜在浑厚的枫叶烛穿少许，秋气坦然弥漫，别具成熟的爽利。院子内的草地，因连年大旱，自动喷灌器被关，好在晨露丰沛，足以滋养，依然扬扬得意地绿着。早上带外孙女去溜草地上的滑梯，她站在草地边沿，用中英双语说“湿湿”，只好撤退，把地盘让回给麻雀和尾巴大而无当的松鼠。
外孙女睡得多甜。我不敢乱动，惊醒她可没好果子吃，发脾气，闹别扭。若然，“孺子牛”的辛苦不下于拉犁耙的。只是，肩膀上的分量，愈来愈有点儿那个。
难怪，肩膀没负重有些年了。在故国，肩膀可是货真价实的“如牛负重”。磨破多少层披肩布和包裹肩胛的皮肤，肩膀的肿痛消长多少回，才练就挑一百三十斤柴担走二十里崎岖山路的功夫。三十多年前离开故国，一百一十多斤的移民行李，是肩膀最后一次和扁担的因缘。
以后，肩膀之为用，似乎仅仅是供女儿和女儿的女儿搁上熟睡的头颅。第一次，以逃难的急切离开国门，乘坐从香港飞往旧金山的越洋飞机。不满两岁的女儿，非要我抱着。我让她坐在怀里，半夜，她伏在我的肩膀上入睡。舷窗外，是十万米高空上静穆的云絮。三十二岁的新移民，被向后的乡愁和向前的梦同时拽扯、绞扭，好在，肩膀上的分量在不断提醒我，作为父亲的责任。为后代争好一些的前程，无疑是此行最重要的宗旨之一。
在旧金山定居十二年，才有了余钱和闲暇，了却一个心愿：把孩子带回故乡，让他们拜祭祖先的坟墓，告诉他们，矗立着碉楼的村庄，就是他们出生，学步的人生出发地。让憨憨的牵牛，这最普通也最美丽的篱上花，和乡愁一起栽在他们的心田。那一年，儿子十八岁，女儿十四岁。机上，女儿坐在旁边的座位，深夜，又一次，靠在我的肩膀上沉沉睡去。我从行李袋拿出笔记本，写下一首诗。其中有句：“少女的梦境升上数万英尺的/高空，可是宇宙中一颗新星/是在中学的礼堂朗诵诗吗/是在电话中和伙伴说悄悄话/约定在耳垂锥上更大的孔/好戴上更巨大的耳坠吗/看，她在梦中笑了，迷人的笑纹/漾至我的肩头，我的心头”。
岁月并非一味流水落花似的冷酷，它偶尔也眷顾马不停蹄地老去的人父，此刻不就是多情的回放？我回到负重而倔强的青春，我又回到拖家拉口而兴致勃勃的壮年。从我的肩膀上醒来的女儿，揉揉眼睛，她面对着人生，不论在异乡还是故土，只要有父亲的肩膀（哪怕并不宽厚）在，有无所不在的母爱在，她就有底气，有勇气。
如今，三十六岁的女儿光荣地成为两个女儿的母亲。我无非极为普通的男人，唯一庆幸的，是从来没有逃避责任，和妻子一起，在另外一个国度，以“一世祖”的卑微和勤俭，履行家族传承的义务。一年年，抱着，背着，牵着儿女，从上幼儿园的路，到上学的路。然后，他们学会独立，离巢，完成大学教育，进入职场，建立家庭。我们顺理成章地变为云淡风轻的老人。
小外孙依然酣睡，微汗从额头沁出。老妻怕我惊醒她，把手巾抢过来，替她轻轻地擦，一边像赞美出自自家之手的最美艺术品一般，说着：“啧啧，看这眉毛，小嘴撅起，多像她妈妈小时候……”然后，怀着喜悦和些微醋意问：“干吗靠着你的肩膀，睡得这么久？”
二十二年前还乡时，在越洋飞机上为在我肩膀上入睡的女儿写的诗，最后是这样的：“故乡近了，亲爱的女儿/你说得颇笨拙的家乡话/该派上用场了。你还在/沉睡？好吧，且把你的梦境，移到故乡的溪畔/在捻子花的香气中睡吧/做第一个带蜜味的乡梦吧……”同是睡着我的肩头，女儿这一代属于移民“二世祖”；至于第三代，“乡愁”进一步淡化，不复成为话题。再想，脚下的新大陆就是她的家乡，“无中生有”再造一个并无必要。这么说来，如果非要注入诗意，那么，我的肩膀要努力变为“爱的支撑”。
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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