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午后的旧金山，极为晴好，令人觉得枯坐室内是浪费健康和自然资源的罪恶。出门，坐上29路巴士。穿过金门公园之前，乘客不多不少。这个时刻，上班的上班，学校放了暑假，坐公车的多半是闲人。路旁的细叶桉轻柔地拂扫车顶，过分活泼的太阳光，碎金似的撒在车内。心情宁静，没有什么值得忧虑，也没有欣喜。

    在加利福尼亚大道换乘开往唐人街的1号电车以后，情况却不同。涌上十多位小学生，一色杏黄圆领衬衫，那是制服，裤子则自由化，或长或短。该是二年级或者三年级的，童嗓浏亮，车内马上变为百灵鸟栖息的春天林子。看情形应该是学校组织的外出活动，可能去美术馆、展览馆参观，可能去养老院、医院探望，可能看表演，参加某项比赛。带队的老师一前一后压阵，领队的中年女士兴冲冲地高声吆喝，英语带点中国口音。在美国，把小学生带到校外可一点也不好玩，出芝麻绿豆大的事，摔跤啊，打架啦，损害财物啦（还没说到失踪和绑架），领队的担上无穷干系，轻则挨警告、炒鱿鱼，重则被检控。

    然而“人之患”理所当然地负担的忧患，和孩子们无关。看他们那高兴劲！排队进车厢，四散开来，找到座位，规规矩矩地坐下，好奇地东张西望。坐在我前面的女孩子是华裔，圆圆的脸，两只虎牙，笑起来特别可爱，忙于和坐在对面的同学用手势玩我看不懂的游戏。

    我扫视一张张小脸，不同的肤色，相同的语言—英语，尽管父母可能来自别的国家，但在有“大熔炉”之称的国度，这一代将无一例外地被铸造为“美国人”。

    左侧双人椅上的两个女孩，一个白种，一个黑种，紧紧地挤在一个座位，说不尽的悄悄话，不是座位不够，而是因为刚刚勾了手指，要做“最好最好的朋友”。我注意到，每个学生胸前，贴着纸做的名牌，上面打印的是校名和学生姓名，以及带队老师的联系电话。这是教务处的细心处，怕有人走散，找不到队伍。Sutro！校名为什么这么熟？不就是我的儿女上的小学吗？对哩，这队伍就是在第12街和加利福尼亚街交界处上来的。

    二

    Sutro小学，普通的公立学校，于我却有特别的意义。它负载的，不但是儿女的童年，也是家长的黄金岁月。三十年了！不满七岁的儿子，每天被妈妈送进学校，妈妈背上，是两岁的女儿。四年以后，从幼儿园毕业的女儿，也进了这所学校。那时，妻子上班，由我送儿女上学。或者牵手，或者紧张地跟在后面，目光追着奔走的身影，路旁是凶猛的车流，粉红的夹竹桃，灿烂的杜鹃花。这日常画面，也许当时一点也不在意，被生活压得喘气不赢时还抱怨。然而，到了垂暮之年，依恋不已的就是它。最近，每天大早出门买报，一个少妇送一儿一女上教会办的暑期班。这迎面而来的三个人，我见一次注视一次，被兄妹的笑闹吸引。我的驻足，回头，当妈妈的注意到了，投来疑问的眼神。我不好意思地报以微笑。年轻的妈妈当然不理解，我神思恍惚，并非图谋不轨，而是托“人”起兴，一首颂歌从心里飞出。

    年轻的家长和幼小的儿女，是人生最华美的乐段。老来未必记住“樱桃树下春衫薄”，未必记住第一首羞怯的情诗；花前月下的絮语，死去活来的爱，这些以“欲”为动力的感情，不复在夕照下的心海激起涟漪。两只被中餐馆厨房的洗洁精腐蚀过的年轻的手，各牵一个亲生骨肉，三个人霸占整条林荫道，在朝晖里欢快地走向校门，这镜头，却是终生珍藏的至宝。儿子上五年级以后，独立了，自己上学，回家，饿了，打电话到车衣厂请示妈妈：“能不能煮一个公仔面？”我仍得送女儿上学，五六个街区的一程，说了多少“狼外婆”和“大力水手”的故事。雨天，我要抱她跨过街上的水汪，她一年级上学期不抗拒，往后，得讨价还价，从“没人的地方才能抱”，到“进校门之前必须下来”。我三十七岁的生日，在日记本记下当天的一幕：儿女在吃晚饭前吵了一架，一个说“祝爸爸生日快乐”，另外一个非要废除老式称呼，叫“爹地”。

    想到儿子六年级的语文老师—管教严厉的黑人马林女士，她邀我进教室谈话，离开时，墙角里罚站的黑孩子笑着向我吐舌头。想到操场管理员约翰和汤尼，我和妻子下班晚，是他们替我们照顾儿女。想到租住的小单位，后院中央的冬青树，圣诞节前带刺的叶子裹着红嘟嘟的果子，在学校参加过化装游行的儿女，把玛瑙般的果子捡起，塞进客厅挂的白袜子里头，当圣诞老人的礼物。想到儿子的书包，女儿的花裙子。想起上初中的女儿在作文上的抱怨：“爸爸从来不拥抱我。”我低头揉揉老眼，怕泪水溢出。

    权且移情到眼前，我用尽可能慈祥的眼光，把全巴士的“杏黄衬衫”爱抚一遍，在心里说，孩子们，你们是我的儿女的校友，我爱你们，一如我爱我的儿女；爱你们的学校，那里的教室、操场、黑板，都是我曾熟悉的，尽管马林太太早已退休……

    然后，是悲哀。突如其来的伤逝，教心堵得慌。我老在问：为什么好东西都属于过去？随着年华老去，“今天比明天好”，变为和“任何照片都比此刻年轻”一般坚硬的真理。是啊，人生无论多么贫困卑微，只要拥有两样：健康和年轻，而人间并无战事和政治运动一类人为灾难，那么，总归是可恋的。好在，这两个前提不必量化为胆固醇、血糖、肾功能的读数，而可以像聪明人跳高，按照自己的能力降低横杆。可惜，好的都在后面，这一条实在叫人沮丧。即如今天，死死抓住以“Sutro”小学为名的救生圈，在回忆之海里载浮载沉，难以言状的今昔之慨；这样的日子，在将来依然被贴上“好”的标签，供我低回。问题在无休无止的“今非昔比”之后，前面怎么对付？一路给自己的生命做减法，减到临终，岂非负数？

    我彷徨于无地。小学生们众多的迷人笑脸退隐在朦胧之外。我奇怪，邻座的老者，比我老得多，却如此安详。难道只是我，自贴“斯人独憔悴”的标签？

    三

    我来不及针对“如何活下去”的大哉问，展开深入的思辨，巴士上却发生了新事情。日头变毒之时，上来许多乘客。其中，至少五位是老人。老人们面对出奇的拥挤的车厢，安分地站着。一位白人老太太，一手挽白色手袋，一手握着头上的横杠，站在带虎牙的小女孩跟前。我以为孩子会干脆地一蹦，把位子让出来。不料她看了看白人老太太，并无动作。再看前面，没有一个学生给老人让座。这些老人的老，是彰明昭著的，有两个拿着拐杖。为什么可爱的孩子们，没有表现常见的、带点调皮的同情心？

    忍不下去，我要行动。简易的做法是自己让座。可是并非良策。我比最靠近我的白人老太太老。我让，于她可能是灾难—她将得出“这个中国老头认为我比他还老”的可怕结论，轻则拒绝，重则反击。那么，只好提醒小女孩。我尽可能慈祥地说：“请你把座位让出来。”小女孩看看我，再仰看白人老太太，并无动作。白人老太太是彻底的慈祥人，她轻声对小女孩说：“不用，谢谢，我站着蛮舒服的。”女孩子难为情地扭了扭身子。就在这时，车子刹了一下，站立的乘客都晃一晃，哐啷一声，有拐杖倒下。

    我开始冒火，哎哟哟，我的儿女的学妹不像话！我尽可能和颜悦色地对小女孩说：“请你读读背后的贴纸。”她扭转脸，读了。那是：“据联邦法律第49章第37条167款，必须给年长者和残障者让座。”“明白吗？”她点点头。“该怎么办？”白人老太太先向我点头致谢，再对女孩说：“不要动，我不坐。”女孩果然没动。唉，你是中国裔，中国人最能领会暗示，就你悟性低！我只好挑明了—“请你站起来，让人家坐”（我不用“老人”这一敏感词汇）。终于，女孩站起来，白人老太太如释重负地落座。

    上来的老人更多，除了我“摆平”的一位，别的小学生压根儿没让的想头。我只好向老师求援。大嗓门的领队在巴士后部。我从人缝里找到她，向她打了几次手势，她终于挪到近前。

    我先尽可能礼貌地问好，再指着车的前半部。“请看，有什么不对劲呢！”我微笑着，但不满是抑制不了的。“怎么了？”她反问。“你的学生把老人座位全占了！”我指着车上的贴纸和座位。老师终于看清，一排老人可怜巴巴地被罚站。

    她如梦初醒，连说“对不起”，直起脖子吆喝：“孩子们，站起来，快！到后面去！”学生们齐刷刷地离开座位。老人们坐下。车厢回归宁静。我的邻座，从头到尾，没发一声。所有乘客亦然，愤世嫉俗的，只我一人。

    四

    一件现实事件，尽管小之又小，但有正面作用—我不复纠缠于形而上的伤感，而专注于眼前。不错，眼前是败兴的。当然，不能就此指美国的年青一代没有敬老的观念。我坐了这么多年巴士，所见的学生，让座的和不让的，比例约为二比一。中学生放学时，巴士上常常发生怪现象，空座位尽管多，但学生们宁愿站着。后来我才琢磨出，他们不想频繁地起立，所以预先放弃。

    那么，为什么我的儿女的校友们成为例外呢？我越往下想，越觉得不宜作轻率的判断。并非说他们不让有理，而是情有可原。可能出于以下原因：一、年纪太小，伸手够不着横杠。站立时遇到车子急刹会摔倒，为安全计，老师要他们“不站”；二、他们上学放学，都坐校车。校车上没有老人，他们的意识中，还未建立“让”的观念。老师方面，认为为时太早，没有教“敬老课”；三、外出是特例，带队的老师如临大敌，要求学生服从指挥。而座位，是老师上车时分配的，老师没吩咐站起来，他们只能乖乖地不动。

    思维一旦细化，我的大咧咧的“道理”便给颠覆了。也许，较为理性的做法，出自白人老太太，她和颜悦色，让孩子坐着，这里面充满的是理解，爱护。而我，太粗糙，太没风度了。

    这么一来，我也部分地化解了由伤逝而来的沮丧情绪。在“一天不如一天”的岁月，既然“好”不可挽回，那么，就加强反省，努力建立一个“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的人格，自我完成是没有止境的，如此，我的晚年有得忙，庶几可甩掉徒然增加负能量的思绪，直到最后，平静、满足地翘辫子。

    2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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