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不说话？”老姚受不了他的这种沉默。
“你让我说什么？”邱云峰反问道。
“你总得表个态吧。”
“那是你自己的事，我表什么态？”
这时，邱云峰眼前不停地闪回着肖金花小心地托着一个瓮形的搪瓷饭盆，给老姚送饺子的那个情景。情不自禁地悲伤起来。小人物都活得很不容易，都很可怜。
老姚苦笑了一下：“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去派出所了，是杀是留，有个交代，免得心里凄惶。”
邱云峰露出轻蔑的表情：“你最好别这样。”
“为什么？”
“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自私了？”邱云峰懒洋洋地说，“你冷静地想一想，发生了这样的事，谁是最大的受害者？不是小冯，更不是你老姚，而是人家肖金花。没那个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你搞什么第三者？现在，你只图自己解脱，把所有后果都推给人家肖金花，你还讲不讲道理，你还算个男人吗？！”
“那我该怎么办？”
“没办法，只有承受。”
“你怎么会这样？”
“你说我该怎么样？”
分手之前，邱云峰郑重地对老姚叮嘱道：“你且记住，对你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说。”说完这番话，他意犹未尽，又补充道：“你还要记住，再找女人的时候，千万别再找爱记日记的。”
离开了面色阴郁的老姚，邱云峰散步街头，居然感到一身的轻松。
原载《当代》2010年第1期
原刊责编谢欣
本刊责编吴晓辉
作者简介：凸凹，男，本名史长义，北京房山佛子庄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北京文联理事、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北京作协签约作家、房山区文联主席。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在《中国作家》《当代》《十月》《花城》《收获》《北京文学》等百余家报刊发表作品550余万字，已出版著作20余部。作品获省级以上文学奖30余项。
创作谈：
凸凹
记得是三年前的一个中午，与一个做着刊物主编的朋友喝酒，因为趣味相投，喝得无拘无束，两个人便都喝得烂醉如泥。友人在醉倒前的一刻，竟吐出了一句这样的话：凸凹，长篇小说你已经写了八部了，但茅盾文学奖，还没有向你招手，所以，我建议你不如先搁下不写，写一些中短篇。我问他为什么，他呜哝道，写作无非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长篇小说的成功，基本上是取决于“写什么”，靠题材取胜，而中短篇才接近于深度写作，靠“怎么写”立身。“怎么写”，是技术含量，是艺术品质。
他的酒话，让我动了真心思，开始潜心于中短篇创作。
我发现，中短篇小说写作，比写长篇的难度要大，长篇可以泥沙俱下，只要整体有个浑然的样相，就可以了——它可以藏拙。而中短篇不成，要处处精致，要笔笔不苟，马虎不得。因为些微的一丝杂色，就格外显眼；屑小的一点不周，就使通篇摇摆。若不想败下阵来，就需要十分的谨慎，反复斟酌，准确落笔。所以，进行中短篇创作，实在是作者被“怎么写”提升的过程。
至于《同谋》，其题材无非是一个“第三者”的故事，是个流俗而陈旧的话题，要写出新意，真的要借助“怎么写”。
有了这样的意识，思维的路径就变了，情感故事仅仅是载体，它所承载的是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和生存困境，老问题，新内涵，即：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
现在好像是已进入了个人社会，个人空间和个人自由好像有了历史性的大，“自我”之树可以无拘无束地生长。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就像丛林之树，株与株之间虽然疏离而独立，但地下却盘根错节，纠缠不清。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
再私密的生活，也有公共性质；再社会化的环境，也有个人的生存方式。我、他人、环境，互为条件，互相依存——情感的生成，事件的发生，是共同作用的结果，均是“同谋”。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不可能的。这在鲁迅那里，早有幽光照眼，“窗外的一切均与我有关。”还有，“兔死狐悲”这样的“宇宙伦理”（或曰“大地道德”）是永恒的存在，不会因社会与时代的变迁而改变。
这就是说，再开明的社会，也不能缺失一种最古老、最传统的东西，即：责任意识。在享受个人自由的同时，不能忘了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放纵与冷漠，最终受到伤害的，往往是我们自己。
这就又衍生出一种东西，即：自律。
他律，是环境秩序；自律，是内心秩序，与我们自己心灵的安妥和生活的幸福有关。
再回到写作。我真切地感到，“怎么写”，真不是简单的艺术技巧问题，它体现的是思想纬度、心灵境界。
2010年2月6日于北京石板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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