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您不唱？”他问道。

    “我正唱着呢。”

    “我没有发觉您在唱。”

    “那么我告诉您，我正唱着呢。”

    “那么我也来告诉您，我没听到。”

    “这就对了。”我说，“您听不到我的声音，因为我是用内心唱歌。”

    ——马莱尔巴《蛇》

    这天早晨，已经到了上班的时候，我仍然伏在办公桌上睡得扎实，可以理解的是，陪伴我的有个好梦。梦的内容美不胜收，可在这里我不想实录，我明白，诚实并不比撒谎容易。这么说吧，我做的这个梦跟性有关，以至于上班的电铃一把我叫醒，我首先发现的就是，我的阴茎已硬如梨木（我家墙上挂着一根精雕细刻的梨木拐杖供观赏用）。我知道觉中得梦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即使得的是春梦，也没什么不妥。我从报纸的科学版上看到过科学家的释梦文章，文章称，人在睡眠中都要做梦，只不过醒来后有的人还能记住，有的人已印象全无；文章还称，人在睡眠中所做的梦，一半以上有色情因素。我现在提到我做这个梦的意思是，办公室这种地方，实在不是理想的睡觉之处。不很规范的反定理为：家是理想的睡觉之处。

    一般来讲，正常的睡觉都该在家中进行，因为睡觉不仅和性事有关，而且经常就能指代性事，它属于一个人最不愿示人的隐私部分。有一本著名的书上就写过这样一个著名的事件，一个男人在向一个女人求欢时，他说的既不是学名“性交”，也不是说的土名“操逼”，他说的是：“我和你困（睡）觉。”也许有的人还能为在家里睡觉找到其他理由，诸如安全稳定肃静什么的，不过那都不足为训，在家之外，我也可以找到无数个安全稳定肃静的睡觉场合。我固执地认为，我的解释是惟一合理的解释。在家里睡觉，有着良好的私秘氛围，不管觉前还是觉后，解决起性的问题来都能随心所欲从容不迫（如果没有性对象，在家里手淫也比在别处手淫更理直气壮）。当然也有人是在酒店包厢野外草地或办公室的办公桌上睡觉性交的，但那大多是因为在家里做这样的事情有诸种不便，而不是他们喜欢酒店包厢野外草地或者办公室的办公桌的程度超过了对家的喜欢。至于那些愿意偶尔换换情调改改口味的人就另当别论了。比如我现在，如前所述，我已硬如梨木，此刻要是睡在家中，我会干些什么不言自明。可现在我睡在办公室里，别说我才硬如梨木，即使我已硬如铸铁（我家防盗门上那根又粗又长的铸铁门栓可以提高门的安全程度），我又能有何作为呢？此时，随着上班电铃声和走廊里杂沓零乱的脚步声把我从睡梦之中惊醒过来，我连再去重温一遍梦中所历的赏心乐事都顾不上了，我只来得及提醒自己一句，上班的时候到了——当然了，我说的是别人上班的时候。

    是的，说到这里，我得插上一句，我现在所说的这个上班的时候，是早晨，是别人上班的时候。我早晨不上班，早晨我下班，早晨是我下班的时候。属于我的上班的时候，是晚上。

    我从办公桌前的椅子里弹跳起来，顺手把一份什么材料杵到眼前，背对着办公室的房门左右滑步（这样，有人进屋就看不到我裤裆隆起的前边了。我牛仔裤里穿的不是厚厚的棉裤，而是贴体的毛裤）。报纸上的科学家还说过，刚睡醒时，不要立刻做出剧烈动作。应该先睁开眼睛躺一会儿，再慢慢起身坐一会儿，这样对心脑血管都有好处，尤其是中老年人。如果睡在家里，我总是用科学说法当生活指南的，哪怕房子着火了，睡醒后，我也要先睁开眼睛躺一会，再慢慢起身坐一会，然后才去救火或逃命。可你知道，我现在不是睡在家里，是在单位，在单位的时间就是工作的时间，工作的时间不允许睡觉。当然实在耐不住困倦小睡片刻，别人看见了也能理解；可如果不仅睡了，还用科学的方法去睡，那让人知道就未免过分了。所以，此时此刻我不敢科学，只能一惊醒过来就跳起身子，连眼睛是否睁开了都不去顾及：前述F问题中第六大点中的第四小点………我出声地嘟哝着手中的材料，既是做样给随时可能走进屋来的别人看的，也是用毫无色情内容的红头文件临时为我做阉割手术，帮助我软化阴茎那种不合时宜的硬度。

    其实我嘴里叨咕的是什么东西，我自己的耳朵也没留意。我的听力，全都集中在办公室外边的走廊上了，我所听到的，也只能是走廊里的脚步声渐渐逼近又渐渐远去。看来，走廊上的人是别的办公室的人。我吁了口气，伸手抹去头上的冷汗，重又坐回到办公桌前。

    我办公桌上东西不多，茶杯、剪刀、胶水瓶、墨水瓶、烟盒、打火机、烟灰碟以及稿纸、钢笔和文件材料，都井井有条各就各位，放置在一张足有十个米毛厚的玻璃板的两个宽边和一个长边上；在那张玻璃板的中心部位以及靠近我胸膛的这一个长边上，是空空荡荡不着一物的。不，我这样的说法不够准确。我要说的是，在玻璃板的中心和靠近我胸膛的这一个长边上，玻璃板的上边的确没什么东西，但在玻璃板下边，在绿色台呢的上边，也就是在玻璃板和台呢中间，是有位妖娆女郎在搔首弄姿的。当然那位女郎不是真人，只是真人被印在了纸上。她身着欲盖弥彰的三点式泳装，侧卧在风景秀丽的海边沙滩，像有情有意似的冲我媚笑。在她身体四周，有十二个方格框框包围着她，那些方格框框里是数字和英文，把一年十二个月的每周每日都标示了出来。在她身体的中央，交错着的大腿部位，一块湿痕在玻璃板上发出亮光。那是从我嘴角流出的口水，是刚才流的。我这样一说你也就想到了，刚才我睡觉并且做梦，就是趴在这位泳装女郎健美的身上。

    我顺手撕下两页稿纸，把玻璃板上的口水使劲擦去，同时还捎带着把整张玻璃板也擦拭一遍。玻璃板很凉，像导电那样把凉意传上了我的手指，又通过手指传遍我全身。我不由得打了个大大的寒颤。看来，冬天在办公室里睡觉又多了条缺点，虽然睡的时候能睡出汗来，可睡完之后，会感到冷，容易感冒。而在家中的床上就不会这样。比如在我家，我家的被子是一种档次很高的鸭绒被，床上还铺有电热毯，其温暖舒适是彻头彻尾的。也许，一个人要想在办公室过夜，还是通过待在照片上的方式更好一些，不论是不是和十二个月份的日历印在一起都行。穿少了不会冷，穿多了也不会热，最主要的是，也就不必因犯困而破坏工作纪律了。

    我对玻璃板下边的泳装女郎心生羡慕，下意识地又去俯身看她，结果，这回我看到的是我自己的嘴脸。由于玻璃板刚刚被我擦拭一遍，加之有铺在下边的绿色台呢作为底衬，它居然就像镜子一样锃明瓦亮，可以用来反光照影了。这时我看到，我的脸色比较憔悴，上下眼袋都有些浮肿，眼眶上就如同挨了一掌，有一抹浅浅的黑晕散布四周。我对我的扮相感到满意，我基本上还像是一个通宵达旦不眠工作的人。我揉去腮上被胳膊压出的红道，又把眼角的眵目糊一点点抠出，用刚才我拿过的那份红头文件把办公桌上的泳装女郎整个盖住，点了支烟，耐心地等与我同一办公室的人前来上班。

    我们办公室的人与其他办公室的人一样，也应该八点上班，据我了解，其他机关也是如此。可我们办公室里第一个来上班的人出现在门口时，我看一下表，都八点十五了。我没说什么，只冲他笑笑；他也冲我笑笑，但他同时还礼貌地冲我打了声招呼。你来得早呀，他说。我说早……我知道他搞错了，他忘了我是晚上上班，这个时间我应该下班。我说是早，我昨晚就来了。那个同事听了我的话，也意识到是他搞错了，他递我支烟（我拒绝了，因为我正抽着），歉意地晃晃脑袋说你夜班哈。我说是夜班。他说太冷了，都零下二十度了。我说怪不得屋里冷得都让人坐不住，我还以为光是暖气烧得不好呢。他说这么冷的天你熬了一宿，辛苦了，赶紧回家睡觉去吧。我啊了一声。其实除了冷点，我并没觉得有多辛苦。我曾经悄悄做过一个统计，夜里上班与白天上班相比，可以少说百分之九十七的话，少走百分之九十二的路，少接百分之八十六的电话，少看百分之七十一的文件，少写百分之五十的材料，还可以在电脑里玩游戏（白天上班的人是不敢玩电脑游戏的）。但我没说我不辛苦，我“啊”完之后，只说不急不急。本来我的“不急不急”只是客套，并没有为赖着不走找借口的意思。尽管我的确不急着回家，可通过前边对于睡觉的讨论，你也能看出我的态度，对办公室我也并不留恋。可我发现，我的客套一脱口而出，同事的脸色就不正常了，他开始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偷偷觑我。刚才他一边跟我寒暄客套，一边正拿出他的电话本往电话前移步，可一听我说“不急不急”，他就站住了，木然竖在他的办公桌与墙角的电话桌之间，像是某出现代京戏中踩了弹簧地雷的志愿军首长。那种当年被埋在朝鲜战场上的美国弹簧地雷，据说是踩上不响，挪脚才响。我不知道同事偷觑我是什么意思，但看到他忽然陷入踩了弹簧地雷的窘境之中，我还是赶忙掐灭烟头，离开我的办公桌，向办公室门口走了过去。

    我记得晚报社会新闻版上曾登过一条这样的消息：在某单位，某男领导几乎天天待在女打字员的打字室里（那是女打字员自己的天地）。那男领导并无事情要向女打字员吩咐，也没有闲话对女打字员说，他只是坐在女打字员的侧后方，像只懒散的老猫那样无聊闲坐，连是不是在偷看女打字员的背影都不好肯定。因为每次女打字员心有余悸地回头看他，都发现他的目光是停在别处的，只是他口中的喘息声过于粗重。后来女打字员就精神分裂，发起疯来，一有男人看她她就说人家要强奸她。人们认为这和那个男领导在她屋中持之以恒的无事闲坐有些关系，于是男领导就被调到一个每个办公室里至少都坐两个人的单位去当领导了。我是男人，但我不是男领导，我没有权力让理应只身待在办公室里的人发疯。尽管我的同事也是男人，也不是女打字员，可从他偷觑我的目光来看，我担心他也有一根与女打字员同样脆弱的神经。我不是那种很愿意替别人着想的人，对我的同事是否会发疯并不介意；但有一个问题我不能不考虑，那就是，如果我的同事因我而发疯，我是没什么别的单位可以调动的，现在各个单位都在减员。这样，趁我的同事尚未发疯，我抢先离开办公室了。

    走哇，慢走。

    走啦，再见。

    在我的同事和我的道别声中，我走出办公室，来到走廊上。这时上班的人们已经各进各的办公室了，幽长的走廊里空旷安静，只有两个清扫女工在无声地擦地。于是我清晰地听到了我身后的关门声，还有与关门声同时响起的电话铃声。我对自己的当机立断感到满意，显然，我没在办公室里过久逗留非常正确（我也没兴趣在办公室里过久逗留）。从身后恶狠狠的关门声中我判断得出，我的同事也愿意独处，他像晚报上说的那个女打字员一样，不喜欢我待在屋里碍他的眼；另外，我早一步离开办公室也免去了一个接电话的麻烦，要不然，如果那电话是找我的，我还得与人费些口舌。现在好了，即使那电话真要找我，我的同事也会告诉对方：他下班了，你晚上再挂吧。而晚上，想找我的人很可能就忘记了还要找我这一码事。

    嗨——你的电话。我已经走到挨近楼梯口的拐角处了，我同事的喊声还是传进了我的耳朵。我回头，看到他身体的上半部分从办公室门里斜探出来，像一块被卷起来的门帘硬邦邦地悬着。我摇摇手说，就说我走了。我的同事说，是你妻子，我说你刚出门，能喊回来。

    我只能一溜小跑地回到办公室来。

    我之所以回到办公室来接这个电话，并不是因为我和我妻子之间有什么约定，或者是我怕她，妻子来了电话就一定得接。没有，我们没有约定，我们互相之间也不存在谁怕谁的问题。我回办公室来接电话，还要一溜小跑，是因为我不愿意为同事的胡乱猜疑留下把柄。如果我说妻子的电话也不接，你若是我的同事，你会怎么想？首先要想到我和妻子关系不好，吵架了，正赌气呢；再进一步会想到我有什么事情要背着妻子干，要回避甚至欺骗她；还能想到……我就不必多分析了，反正不接别人的电话还能找到理由，可不接妻子电话，至少在我同事面前是行不通的。

    我拿起话筒，说了声是我。你怎么还不回来呀，我妻子的声音传了过来，都快八点三十五了，今天又有事吗？我妻子说话比较好听，一是音色好，再一个是音调好。音色是天生的，音调则是后学的港台味，软软的，不像一般本地女人，吐字发音都又硬又侉。没事，我说，我这正想往回走呢。我妻子说，那你快点呀，半小时内必须到家。我听出了妻子话里耍娇的味道。我问，有事吗？我妻子说，你这人哪，都多少天没见面了（我夜里上班她白天上班，我们见不着面属正常现象）……我今天上午可以在家泡半天。泡半天？我疑惑不解，你不好好上班在家泡什么？我妻子哼哼叽叽地说，大傻子，你准备好钥匙进屋自己开门，这么冷的天，我可就不下地了。我说你还没起哪？她嘿了一声，是制止我继续说下去的意思。人家不是在床上等你呢吗，她小声说（即使她大声说我的同事也听不着），我今天可想你了……我这才反应过来我妻子为什么急着挂来电话催我回家。

    放下电话，同事问我出什么事了，一副寻根究底的表情，好像他又喜欢与我同处一室了。我说没事，我妻子让我——但话没说完我就停住了，我能告诉同事我妻子是让我赶紧回家和她上床做爱吗？照理说这样的事情家家如此，说也无妨。男人女人结婚成家，就是为了同房交媾，合乎法度地同房交媾，否则何必绑在一起。可遗憾的是，我的同事眼下没家，也就是说，虽然他也有过婚姻，可不久之前被妻子甩了。这样，我要是据实告诉他我妻子找我是为了什么，就好像是成心在刺激他。所以我停顿片刻又改了理由，我说我妻子要参加评副高的外语考试，让我回去当她导师。我熟练掌握英德两门外语人所共知，我以为这个理由能站住脚。可我忘了同事对我妻子的外语程度也有所了解，他立刻找出了我的破绽。你妻子英语水平不是也挺高嘛，还辅导什么？我一时有点张口结舌，只能设法把谎言编圆。是呀，她外语应该没什么问题，这回副高到手万无一失；可她，女人心细，总害怕这永远用不上的狗屁外语找她麻烦。同事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意思是外语的确等于狗屁，看来他相信了我的理由。行呀，可同事忽然又酸溜溜地说，你家一个个年纪轻轻地，却马上就百分之百高级职称了……听同事这样一说，我在心里叫了声不好，我知道我还是刺激了他。我这位同事，比我大两岁比我妻子大五岁，可就是因为不会外语，现在的职称仍是中级。看来我编出个评职称的谎来，并不比如实告诉他我妻子为什么找我更高明些。其实我妻子即使外语真过关了，什么时候能等到副高名额还不好说呢，现在我拎出了这个话茬，等于是提前伤害了同事。当然伤害同事的不是我和我妻子是否都有高级职称，而是评职称要考外语这项规定。可规定那东西大而无当，同事想冲它表示点什么也够不着，他便只能把他的“什么”表示给我。

    我能理解同事的心情，便没对他解释伤害他的是规定而不是我或我妻子以及我们略小于他的年龄，我只是安抚性地凑上去给他点烟，并使劲冲他摆手摇头，意思是我家都高级职称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我说，然后又调剂气氛地大声强调，我儿子还不是呢。在我后一句话说出来时，同事正把我为他刚点着的烟又重重按灭。他的本意大概是烦躁，可我理解错了，我理解成他是通过按灭香烟来抗议我说“我儿子还不是呢”这句话，因为我的话很容易被篡改成我是在拐弯抹角地占他便宜，尽管他并不是我的家庭成员。我以示歉意地又补充道，我说我儿子还不是呢，并不是影射你是我儿子……结果我话没落音，同事就变了脸色。刚才他脸上还有笑容，虽然那笑容酸溜溜的，但毕竟是笑容；可我一解释完，他脸上的笑容就一扫而光了，取而代之的是满面怒色。你怎么——你什么意思！没，没什么意——思——我说，我尴尬地冲他把两手摊开，我只是想说，我家，还不是百分之百，我儿子……得了得了，同事使劲摆了下手，像驱赶一只扑向他的苍蝇，怎么跟你说话这么别扭呢。我说我真的，同事截住我的话头说好了好了别再说了。我就不说了，只看着他。同事低头看他的电话本，我直着眼睛看他。这么静场了好几分钟，同事首先耐不住了，他说你怎么还不走哇。我说，我等你消气呢。同事哭笑不得地挥着手说，好好好，我不生气，你赶紧回家吧。同事显然说的是假话，我希望能看到他真的不生气了再与他告辞，便没动弹。这回同事真急眼了，他伸出双手往门外推我，把手里的电话本都压扁了。

    在我们单位办公楼里，一楼有个方形大厅，从楼梯上走下来，要穿过方形大厅后，才能走到大楼门口。也就是说，楼梯口与楼门口，是遥遥相对的两个口子，中间隔开这两个口子的，是一片名为大厅的开阔空地。一个人若在我们单位工作，不管上班还是下班，每天至少要被这两个口子吞吐两回（我们单位一楼没有办公室，所有的人都在二楼以上工作）。先被一只口子吞进来，再被另一只口子吐出去，反之亦然，一切都因直观而凸现出来。这种感觉非常不好，而造成这种不好感觉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厅。如果没有大厅，比如楼梯口与楼门口是保持恰当距离地连在一起的，你走过它们的感觉便只是通过；如果也有大厅，但两个口子能错开些角度，你的感觉也必然是更实用性的。可现在这种结构带来的结果是，一旦你来到大厅当中，也就等于是孙悟空置身于牛魔王的肚子里了，只是你无论如何也说不好哪个口子是嗓子眼哪个口子是屁股眼。现在我走到了办公楼一楼楼梯口处，意即刚刚被前一个口子吞进嘴里，待我走完直线穿过大厅后，就可以被后一只口子吐出去了。我的心脏提了起来，我担心面前的出口突然封闭。我情不自禁地看一眼毫无遮蔽的办公楼门口，用心地品味着被楼梯口吞进大厅里再被楼门口吐出大厅外的虚幻感觉。结果就是这个时候，我看到我面前亮堂堂的口子被堵住了半截，有一辆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办公大楼的门口。

    我和那辆黑色轿车共处在同一条直线的两个点上，它在楼门口，我在楼梯口，中间隔着开阔的大厅。以前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不喜欢直线而喜欢曲线，因为我觉得，曲线能象征玄妙优美别致，而玄妙优美别致的事物，往往都是不错的事物。可此时我发现，直线其实也很不错，直线的简洁明晰具有更强的可视性，能让我迅速把停在大门外边的黑色轿车收入视野。当然了，停在楼外的黑色轿车与我无关，那是我们单位一位具体主管我那部门工作的领导上下班使用的交通工具。我现在夸讲直线也不错的意思，是说直线使我看到了正从黑色轿车里钻出来的领导，而我在他看到我之前就先看到了他，这为我及时躲开他避免与他走个顶头碰提供了机会。要不然，如果我们分别处于曲线的两端，彼此不能在最远点发现对方，走到了互相最接近的地方再行规避，就来不及了，也不礼貌了。

    不过了解了我这样的心理活动，你千万别误会，别以为我与我的领导不共戴天什么的。不是那么回事。我与任何领导都没有矛盾，我之所以要躲开他，只是我认为一旦与他走个顶头碰，就要多出许多麻烦。如果领导对我无暇顾及，那倒好办，交臂而过时我与他笑笑也就行了。即使他对我的笑毫无反应，让我热脸挨上他的冷屁股，我也认了，人家是领导嘛，领导有权牛逼哄哄。麻烦的是我怕我的领导对我有暇关心，那样一来，光是笑笑就说不过去了，我得与他打招呼说话。当然我们只是说句吃了吗早上好之类的废话，也还罢了，可万一领导要多说点什么呢？他想多说，我不愿多说，他会认为我架子太大又骄傲了（刚来这个单位工作时我曾犯过骄傲的毛病）；可倘若他想多说，我就也多说，要是言多语失说错了什么，岂不更糟（刚来这个单位工作时我也曾犯过言多语失的毛病）。比如他说你夜班怎么才走哇，我能说白班的人迟到了吗？我若那么说了，他很可能会联想到我在说他，说他上班也迟到了。甚至他会联想得更多，联想到我的潜台词是指责他坐公家的轿车上班还迟到。因为毕竟不是领导的人迟到还情有可原，不是领导的人使用的交通工具都是自家的自行车。若赶上骑的是辆中轴老化的自行车（比如我），蹬上几圈就会蹬空一次，那是根本没法骑得快的。所以，我想避开领导有正当理由。按眼下我目测出的这个距离，当我由楼梯口走到大厅中央的开阔地带时，领导恰好也能由楼门口走到那里。你想想吧，在那个空空荡荡的大厅中央，我和领导像电影里买卖毒品的黑社会头目那样四目相对地越走越近，我们若不交换皮包（那不可能），再不说点什么（也不可能），其情形将会多么尴尬。这样一来，我只能选择重新返身上楼。你知道的，我们单位大楼的一楼只是个大厅，没遮没挡，无处躲藏。所以我要避开领导，返身上楼是惟一的选择。那是不是说我选择了返身上楼就要无止境地上起来没完呢（我们单位的办公楼计有六层）？也不是的，甚至我都不必一定非返回到我工作的五楼去躲躲藏藏。我面对的毕竟只是一个简单事件，就近到二楼去躲避一下，也就可以了。一来是对于二楼我不陌生，二楼的格局与五楼一样，以楼梯为中心，左边是一串办公室，右边是一串办公室；再一个，我还有数，二楼的工作人员是比五楼的工作人员更低贱一些的工作人员（没人划分过等级，只是人们约定俗成的看法），在他们中间我能如鱼得水。而领导的办公室都在三楼四楼（眼前这位具体主管我那部门工作的领导的办公室在四楼），他们一般是不会在二楼停留的。

    可让我感到不巧的是，当我退着身子爬完通往二楼的楼梯，在二楼楼梯口准备朝一侧走廊挪脚步时，我听到一个女熟人在走廊的另一侧（不是我要去的那一侧）热情地叫出了我的名字，还问我来二楼有什么事。

    前边我说过，由于二楼的工作人员比五楼的工作人员要更加低贱，在他们中间我能如鱼得水。可事实上，我说的“他们”，应该不包括这个女熟人的。以前我也在二楼工作，女熟人是我的部门领导，可后来我到五楼去工作了，女熟人仍然留在二楼，她便把我看作了敌人。现在我不巧撞着她了，虽然她很热情，可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嫉妒死我了（像与我同一办公室的同事嫉妒我和我妻子的高级职称一样），所以我一时无话可说。同时，我的心中还泛起了悔意，觉得还不如硬着头皮走过大厅，去与领导打招呼呢。因为那样，至少我能早些离开工作单位，而一旦离开了工作单位，我尽可以只与我愿意与之打招呼的人打招呼，对那些我不愿意与之应酬的人，完全可以视而不见。可现在倒好，为了避免与领导打招呼，我必须来与一个对我心存敌意的女熟人打招呼，要是别人知道我是为躲避领导才来与女熟人打招呼的没准会认为我讨厌领导，而对这个女熟人怀有某种暧昧的情感呢（别人不会知道女熟人对我心存敌意）。可事实上，我对他们一视同仁，都既不讨厌也不喜欢。

    这时女熟人已经朝我走来，嘴里又问了一遍我来二楼有什么事情，显然我再置若罔闻是不合适的。为了快些摆脱女熟人那种笑里藏刀的虚假热情，我只能即兴撒谎说想上趟厕所，并且还故意装得脚步匆匆。女熟人听了我的解释看到我的表现，果然没再上前纠缠，只是若有所失地停下了脚步。我一口气走到男厕所门口，犹豫着是不是应该进去，因为我的肚子里边没有屎尿。可女熟人的喊声却从我身后追了过来，嗨，别往前走了，女熟人喊，你忘啦，我们二楼和你们五楼不一样，女熟人强调了“我们”和“你们”，再里边就是女厕所了。我回头冲女熟人笑了一下，看到她还站在刚才她止步的地方遥望着我。

    我硬着头皮钻进了男厕所。照理说，钻进男厕所后，我是可以松口气的，毕竟女熟人不会跟我进来。我想我就在厕所门里站一会儿吧，片刻之后，我返身出来再下楼时，女熟人肯定已回到办公室了，而那个领导，他也能爬完楼梯的二楼部分了。可不巧的事情接踵而至，一进厕所，我就发现有一个年纪不小的老男人站在小便池边，吭吭哧哧地正在撒尿。估计他的前列腺有些问题，这导致了他撒尿也要像拉屡那样全力以赴，可即使他全力以赴地往外挤尿，他的尿路仍然不畅。我不认识他，不必上前和他搭话；可由于他的存在，我又无法就那么观光般地只站在他身后。厕所可不是鱼池花坛宣传橱窗，老男人也不是游鱼鲜花布告标语。如果我在厕所里只观光游览，年纪不小的老男人就有理由认为我心理变态行为下流，认为我进厕所就是为了看他的生殖器或者嘲笑他那种吃力的撒尿法。看来既然进了厕所，我就也应该有所作为了。可我绝不能拉开裤子上的拉链与老男人并肩站在小便池旁。我没有尿，站在那里也会全力以赴却尿不出来，也会让老男人多心生疑有意见的。没办法，我只好大动干戈地站到一个用于大便的坑位上，半脱了裤子，蹲下身去，摆出一副拉屎的样子。当然正如你知道的那样，我屎也没有。

    幸好那个年纪不小的老男人终于断断续续地撒出尿了，撒完尿后，他还痛痛快快地咳了两声。随着声道尿道的同时打通，他抖抖身子，一丝不苟地系上裤带，又一丝不苟地理顺领带，还在水龙头前洗手擦手，这才迈着方步离开厕所。我蹲得已经不耐烦了，听到他的脚步声响出了厕所，忙拎着裤子往起急站。可在我毛毛草草起身的同时，有一个什么东西砸在便池子上的当啷声，在我身下响了起来。我赶紧低头去看底下，却什么也没有，在我叉开的双腿下边，只有便池子上那个与我阴茎竖直相对的黑粗洞穴，像一只人的独眼盯着我裆间。我拎着裤子转过身来，再度哈腰往下细看，可还是看不出到底有什么砸在了便池子上。我断定是我的兜里的一样东西掉了出去。我的兜都浅，时常会有零碎掉到外面，最常掉出去的是烟盒、打火机、电话号码本之类的东西。我很想把头贴得离便池子更近一些，可这时，我身后又响起了一串脚步声，并且那乱七八糟的脚步声还越来越近，使我不得不立刻收回那个向下俯去的别扭姿势。但我的意图仍没逃过来人的眼睛，还没等我抬起头来，我就听到了身后的问话：嘿，找什么呢你？我忙回头，看到在我半裸的屁股后边，侧身站着个熟悉的男人，他的裤子也像我那样拎在手里，但屁股全部裸了出来。我冲他笑笑，不知如何解释，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找什么。写字不描，拉屎不瞧。他继续说，说着已经和我调换了位置，蹲在了刚才我蹲过的坑位上。一蹲下去，他就不再理我，只是瞪着眼睛憋气，使他凸出的眼球展示出甲亢病人的外观特征。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厕所，离开二楼，离开单位的办公大楼，站到冷嗖嗖的阳光下面。是的，阳光很好，但在冬天，只能给人冷嗖嗖的感觉。结果，是冷嗖嗖的阳光使我清醒过来，我终于意识到刚才我兜里掉出了什么。不是烟盒，不是打火机，不是电话号码本，而是我的自行车钥匙，从我裤兜里滑落出来，掉到了便池子的那个粗黑深洞里。

    平常我的交通工具，与单位里大多数人的交通工具一样，是自行车。从家到单位或从单位到家，匀速蹬踏，一般需要二十五分钟。我这样一说你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我妻子那个催我回家的电话会在将近八点三十五时挂来，她细致地为我留出了五到十分钟的宽限时间。刚才，她一定是见我连宽限时间都超过了还没到家，才挂的电话。可现在我自行车钥匙掉厕所了，即使厕所的下水道也可掏可挖，我也是不能回去掏挖的。想想那个男熟人甲亢病人一样凸出的眼球吧，一个能被屎憋出来那种眼球的人，他会拉出些什么去覆盖我的车钥匙是可想而知的。我的意思是，本来我是希望按妻子的要求在半小时之内回到家里的，可现在自行车钥匙自己丢了，我的交通工具只是双脚了，这样一来，我无法正点回家便不该算作我的责任。当然也不是厕所的责任，也不是下水道的责任，也不是车钥匙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无需谁来承担责任。

    想到要步行走回家去，我挺兴奋。要知道，读大学时，我还是个业余马拉松选手呢。我走到为我们单位看大门的那两个军人跟前时，顺嘴问他们急行军的一般时速应该是多少，他们问我问这个干什么，我得意地宣称，我想走回家去。可两个军人掐着指头算了一会儿，并没算出急行军的时速应该是多少，这时我身后却有人说话了，还是两个声音。嗨，你自行车呢？是呀，你为什么不骑车走？不用回头，我就知道，跟我说话的是收发室的收发大伯收发大妈。这老两口，没事总趴在收发室的窗口向外窥视，要是有贼，就算能逃得脱看门军人的眼睛，恐怕也得被他们发现。我回头对这老两口点了点头，说我车钥匙丢了，想走回家去。可听了我的话，挤在收发室小窗口上的两张老脸眨眼之间就剩下了一张，另一张脸从收发室的门口探了出来，接着人也出来了，是收发大伯。不挺老远呢嘛，怎么能走呢。收发大伯一边往身上披外套棉衣一边走到我的身边，使用的声调表情是那种收了人家大礼后又埋怨人家太破费的声调表情。天冷路滑的，走什么走。听我的，打个车，花不了几个钱。我说不是钱的事，我想走走是为了锻炼。收发大伯说，得了吧，那你为那两个补助费常年累月地上夜班也是为锻炼……

    收发大伯的话让我无言以对。我上夜班，本来是出自领导的安排，有些人却总以为我图的是夜班补助，我多次解释也无济于事。这收发老两口就是这样，从我上夜班起就—直耿耿于怀，好像我不上夜班不拿夜班补助费，那笔外快就能落进他们口袋（那是不可能的）。我的脸子沉了下来，想抬腿走人。收发大伯大概觉出了他有些失言，忙递我支烟说，我知道你爹妈都在农村负担重，家里困难，可不能负担重就委屈自己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咱都是官家的人……收发大伯脸上的诚恳虽然无懈可击，我却仍然看得出他那种想唆使我多花点钱的狼心狗肺。可在这种时候，想不上当也很难的，面对别人的曲线进攻，我反击的手段特别贫乏，只能是把那个“当”一上到底。我推开收发大伯递烟的手，在两个看门军人的注视下，话里有话地回了一句，谢谢你老对我的关心，那我就打车回家，看看十五元的车钱能把我花穷不。收发大伯比我老练，好像听不出来我话里的意思。这就对了嘛，他指着门外不远处的出租车乘降站说，坐一回车是坐不穷的。

    街上的人流依然稠密，坐车的骑车的和步行的，都匆匆忙忙。看来上班的时段还没过去。在穿梭往来的人流之中，我不合时宜地站在路旁，当然为了和身后那个出租车乘降站的大白牌子相互匹配，我还吃力地站出了一种洒脱的派头。我知道我没必要别别扭扭地站在这里伪装忙人，我不该意气用事地和收发大伯斗气，和谁斗气我都必败无疑。可我又不好意思现在再抬脚离开出租车乘降站，我断定收发大伯一定没有回屋，而是缩脖端腔地隐在某一个角落里，冒着寒风监视我呢。我不想为他以后揶揄我留下话柄，我只能极目远眺，挥手叫车。

    一辆白色的拉达车，像从天而降的一袋大垃圾，稀里哗啦地停在了距我两步远的地方。

    这辆车实在是旧得过分，说它是垃圾绝不夸张。那个破破烂烂的车外壳上，油漆斑驳，坑坑洼洼，如同一条鱼被刮净以后，又披上了一层参差的鳞片。我厌恶地打量着它，犹豫着要不要开门上去。说实在的，百年不遇地坐一回出租车，却偏偏赶上这么摊烂铁，我打心眼里觉得窝囊。

    我正迟疑着上不上车，司机满脸堆笑地扭过了身子，去哪呀大哥？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去——尽管司机的态度让我感动，可对是否上这辆拉达我仍三心二意。回家，我告诉司机，但我并未立刻哈腰钻进车门，而是探头审视车内的清洁程度。司机笑得更甜蜜了，大哥真有意思，我怎么知道你家住哪呢。我说噢，我家住在——可我话没说完，身子却猛地被两个香气袭人的年轻姑娘给拱开了，她们拱开我后，就往车门里钻。哎哎哎，我把着车门叫，讲不讲个先来后到，我可已经等半天了。也许这就是竞争的意义。本来我并不情愿坐这辆破车，可现在，一见有人对这辆破车如此钟情，我也就觉得它值得一坐了。一个姑娘赖叽叽地说，我们有急事。我对她这样讲话很不满意，说，你以为我是闲着无聊要兜风玩去吗？另一个姑娘态度挺好，大哥，你行个方便，我们真的非常着急。我说不行，我先等的车，为什么要给你们方便让我自己不方便。前一个姑娘说，车不有的是吗，你为什么非坐这辆？我说，你这话说的，那你们为什么非坐这辆？那姑娘说，这拉达车太破了，你这么有风度的先生，应该等一辆桑塔那。我说我就是想坐这破拉达，你们两位漂亮小姐等桑塔那吧。说着我也去拱她们，往车里钻。可另一个姑娘忽然用挺上来的胸脯把我截住。大哥，她挤眉弄眼地说，要不让你摸一下，她指点着她那高高的前胸，你就把这辆车让给我们吧。我一下被她说愣住了，继而满脸通红地后退一步。

    照理说，我应该把车让给她们，因为我已看出来了，她们是妓女。要知道，妓女的工作比较特殊，不像我们坐办公室那么轻闲，时间就是金钱这样的话，用在她们身上才更准确。再说了，她们穿的也实在太少，瘦瘦的毛衣短短的皮裙，严格说来只能算夏装，是夏初夏末时节的装束。可我偏要斤斤计较，是觉得她们不懂礼貌。照我理解，从事妓女这样的职业，绝不该蛮横无礼，若想提高服务质量，必须有意识地从小处做起。这时前一个姑娘口气也软了，摸两下大哥，她转眼之间就温柔多情了，摸她一下摸我一下，说着她还捉住我的一只手，直通通地朝后一个姑娘的胸前杵去。我挣扎着把手抽了回来，嘴里嘟囔着别这么客气。结果，她们利用这个空档，钻进出租车，将车门从里边重重关死。我只看到，那个被我摸了胸脯的姑娘从车窗户里探出头来，笑嘻嘻地冲我招手并说了句什么。我有些慌乱。我光顾担心收发大伯会不会躲在暗处目睹这一幕了，没太注意那个姑娘说的是什么，等我意识到她在问我是不是摸得舒服时，出租车已经跑出去了。假的！我气愤地高声喊了一句，还抬脚向前追了两步。你让我摸的是海绵！我站在出租车的尾气里叫。可叫完我又想到了收发大伯，闹不好的话，他躲藏的地方能听到我的叫声，如果他凑过来问我什么是假的，那我可就不好解释了。我忙把脸上气急败坏的表情收了回来，把指点前方的手臂软软地举起，冲出租车开去的方向挥了两下。我希望能留给收发大伯一个我在欢送熟人（临时遇到的熟人）的印象，希望他能把我的吼叫理解成再见有空去我家玩一类的话。

    下一辆红色出租车停到我身边时，我仍然能回味出手掌中的柔软——不是人体的柔软，而是海绵的柔软。红色出租车是一辆桑塔那，干净、华贵，在灰蒙蒙的天光里分外鲜亮。我高视阔步地坐了进去，还下意识地扫了一眼单位门口（收发大伯有可能藏在那一带）。司机长得五大三粗，一边发动汽车，一边问我去哪。去——哪？我张了张嘴，望着司机，没发出声音。司机扭头疑惑地看我。回……去大东区……我说，去大东区的……司机不耐烦了，大东区大了，具体地方？我抬头看看车窗外边，这时车窗外又站过来两个打车的人，指手画脚地问我走不（他们以为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我是押车的呢）。我冲他们摆了摆手，又对司机说，先走吧，开起来再说。出租车缓缓开了起来，把另两个要打车的人留在了出租车乘降站。这时司机又问我去大东区的什么地方，口气更加不耐烦了。我让司机这种糟糕的态度搞得也很不耐烦，觉得把钱花给他心有不甘。我想都没想张嘴就说，那去八一公园吧，北门……可我话刚出口，司机猛地就把车又停下了。你说——去哪？八一公园呀。八一公园？是八一公园呀。你他妈，耍我呀！司机把他粗壮的手臂向我杵来，我以为他要行凶打我，本能地把身子缩了一下。可司机到底是个还懂职业道德的人，他要挣钱，不愿惹事，所以他的手臂只是横过我前胸，将我这侧的车门一把打开。下车！他喊，你他妈别处扯王八犊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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