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悼王十五年（前387年）
吴起入楚。悼王素闻其贤，任其为楚令尹，谋变法。
其变法主要内容是改革贵族子弟食税于公田的制度，而将贵族非嫡子弟迁往“广虚之地”去辟田垦荒。国家不再奉养独立的“武士”阶层，而招募游民设立常备军。
[《韩非子·和氏》：“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喻老》：“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来绝（裁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
（此与商君之法有所不同，商君募平民垦荒，立军功者赐爵（赐地），而吴起则外迁贵族非嫡子辟远地垦荒。）
[“于是南平北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而楚之贵戚大臣，多怨吴起者。”（《资治通鉴》）]
楚悼王二十一年（前381年）
悼王卒，子熊臧立。
吴起变法失败，死难。
[“楚悼王薨。贵戚大臣作乱，攻吴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肃王即位，使令尹尽诛为乱者；坐起夷宗者七十余家。”
“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必有伯主强国，不辞祸凶。”
“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欲，南攻扬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
楚宣王十一年（秦孝公三年，前359年）
秦孝公、商鞅定变法之令。
楚宣王十七年（前353年）[1]
正月初一屈原生于秭归。秭归，古称“归”，古夔国地。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史记正义》：“屈、景、昭皆是王族。”]
何按：屈当作“胐”。景、昭、胐（屈），皆以阳光为姓氏。王逸以为封屈邑受姓，臆测无据之说也。
[《水经注》：“江水东过秭归县之南。”注：“故归乡。”《地理志》：“归子国也。”宋忠曰：“归即夔，古楚之嫡嗣有熊挚者，以废疾不立，而居夔。为楚附庸，后王命为夔子。”何按：归、屈古音近，故王逸讹为以“屈”邑为氏。《水经注》明袁山松疏曰：“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犹保屈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2]]
屈原虽出自贵族，但非嫡子，而属庶族，早年身世孤寒贫贱。
[宋玉《九辩》说屈原早年，“坎廪（何按，即今语‘可怜’）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何按，即今语‘孤伶’、‘旷浪’，孤独也）兮，羁旅而无友生。”]
楚宣王二十七年（前343年） 12岁
卫鞅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商、於乃楚故地，失之于魏[3]。秦自魏夺之。[4]
楚宣王太子名商，即纪之不忘也。
楚宣王三十年（前340年） 13岁
秦封卫鞅商於后，南侵楚。
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
楚威王七年（前333年） 20岁
屈原弱冠，行冠礼（男子进入成年礼），作《橘颂》而自励。[5]《橘颂》：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6]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层枝剡剡[棘棘]，圆果搏搏（团团）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纭宜（秀），姱（华）而不丑兮。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7]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侍读楚太子熊槐于兰台（学宫）。
是年，越人伐楚。楚威王兴兵大破之，杀越王无强，尽取越及吴故地至浙江。越国以此散。诸王子弟或逃亡于海隅，或臣服于楚。[8]楚边界由长江中游拓展到下游长江口。
是年楚破齐军于徐州，威扬天下。
威王使将军庄蹻将兵循长江西进，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开边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之尽归楚。庄蹻以其众称王于滇，变服色，从其俗。今云南有地名“楚雄”，即庄蹻故地也。
《庄子》言庄蹻为盗于楚境，吏不能禁。杨倞注《荀子》以为庄蹻、田单、商鞅、乐毅（缪虮）为四大名将。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滇王庄蹻故事如下：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至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9]]
[此事后人有所异说。荀悦于汉献帝时奉命改编纪传体的《汉书》为编年体的《汉纪》，与《史记》中庄蹻故事有所不同：
“初楚庄王使将军庄蹻循江略地黔中，南以西。蹻至靡漠，地方三百里，其傍平地肥饶数千里。既克定之，会秦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蹻因以其众王靡漠，变服从其俗。”
荀悦改楚威王为楚庄王。战国文字，严、庄、威字通，故易讹乱。徐中舒以为：“荀悦所说的楚庄王即楚庄襄王的省称。楚顷襄王之顷原当作庄。古阳部字如享如印其后或转入耕部，楚顷襄王在《战国策·楚策》中亦得省称为襄王，此庄王为顷襄王的省称亦可无疑。”
荀悦此文除改楚威王为楚庄王外，又改庄蹻王滇为“王靡漠”。
常璩《南中志》：
“楚顷襄王遣将军庄蹻沂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王，椓牂牁系船于且兰。既克夜郎。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归。遂留王之，号为庄王。以且兰有椓船牂牁处，因改其名为牂牁。”[10]
《后汉书·西南夷传》分伐夜郎的庄豪与滇王庄蹻为二人。
“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椓船牂牁处，乃改其名为牂牁。”
《南中志》：“唐蒙为都尉，[11]开牂牁，以重币喻告诸侯王，侯王服从，因斩竹王，牂牁郡。”
何按：诸说悉不可信，仍应以《史记》为准。]
[苏秦说楚威王行合纵拒秦之略，曰：
“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郁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
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臣闻治之其未乱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故愿大王蚤熟计之。”
楚王曰：“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寡王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
楚威王采纳苏秦与齐魏合纵拒秦之战略，于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以苏秦为从约长，佩六国相印，联盟抗秦。]
秦王作《诅楚文》略曰：“今楚王熊相，康回无道，淫逸甚乱，不畏皇天。”相，商也，即威王。
楚威王十一年（前329年） 24岁
六月兵未起，楚威王卒。太子熊槐立，是为楚怀王。
楚怀王元年（前328年） 25岁
魏先违背盟约，趁楚丧，袭楚，破楚军于陉山、丹阳[12]（南阳）。
陉（荆）山、丹阳，乃楚先祖宗社所在地。魏惧楚报之，乃以所得地赂秦。
张仪出任秦惠文王相国。
屈原待职兰台。[13]
楚怀王五年（前324年） 29岁
屈原任楚“左登徒”，即“左徒”（登徒、升徒）。此官周制称“司徒”，位列三公。在楚国官制中，地位仅低于“令尹。”
《史记·屈原列传》：“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於治乱，娴於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14]
楚怀王六年（前323年） 30岁
楚使柱国昭阳将兵反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攻齐。
张仪初使楚，提出连横战略。楚怀王信之。
秦、楚、齐三国王共盟会盟于翟之啮桑。楚齐三晋连横拒秦之盟遂被张仪破解。
同年，魏相公孙衍（犀首）发起魏、赵、韩、燕、中山五国国君称王，会盟而连横抗秦。形成了两大联盟的分野。楚使柱国（大司马）昭阳[15]将兵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移兵而欲攻齐。齐患之，陈轸适为秦使于齐，乃往楚军见昭阳，说之以“画蛇勿添足”故事。昭阳乃撤兵归。
三晋为一方，齐、楚、秦一方。
楚怀王八年（前321年） 32岁
齐王欲与楚、燕、赵三王会盟于卫。不约魏，魏惧，命公孙衍使于齐。三国遂不信齐，约败。
楚怀王十一年（前318年） 35岁
秦攻魏。陈轸（异说为犀首或苏代）约楚、赵、魏、燕、齐五国共攻秦，楚为纵长，不胜而去。
《史记·屈原列传》：“王使屈原造为宪令，上官（昭滑）大夫（大司马）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疏，异本作流，流迁也。）
[何按：上官一名，不见其他著录。[16]应即楚怀王时大夫昭滑也。昭滑又记作邵滑。邵、上音近。滑音骨，与官音通。昭滑乃楚怀王时楚三大族中之重臣。贾谊《过秦论》云：“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昭滑盖与齐明等人同时。《战国策·楚策》云：“齐明说卓滑以伐秦，滑不听也。”可知昭滑为楚掌权之大臣。且为亲秦派，与屈原政见相异。《战国策·赵策》谓：“齐破燕，赵欲存之。”楚、魏“令淖滑、惠施之赵，请伐齐而存燕”。盖昭滑常主持楚之外交。]
屈原晚年南流后作《惜往日》怀思此际云：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日嬉。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
心纯厖（máng）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彻其然否。
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弗詹（订）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信谗谀之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
何贞臣之无罪兮，被离谤而见尤。”
此可与《史记》所记相参证。
越人反叛复起。
怀王疏远屈原，去其左徒，转任三闾大夫。[17]三闾大夫者，楚宗社之守、祭酒及学官也。“三闾之职，盖专守宗社之事，而以教胄子为主。”
[三闾大夫，乃宗社之官祭酒，宗教之官也。楚宗社在鄢陵/夷陵（今宜城），地在汉北。
鄢陵，即夷陵。《括地志》：“故城在襄州安养县北三里，古郾子之国，邓之南郢也。”“又，率遂县南九里有故郾城，汉惠帝改曰宜城也。”楚郢都在荆州江陵纪南。]
楚怀王十二年（前317年） 36岁
张仪复相秦。秦与韩赵战修鱼（今河南原阳），大胜，斩首八万。
楚怀王十三年（前316年） 37岁
齐攻莒。昭湣救莒。三晋、燕及匈奴共攻秦。樗里疾抚之，击败韩赵军，斩八万。
蜀内乱，司马错伐蜀。灭之。张仪入蜀，建成都。执巴王，置巴郡。
楚怀王十四年（前315年） 38岁
燕国内乱。
楚怀王十五年（前314年） 39岁
齐宣王伐燕，大国先之。诸侯救燕，齐退兵。
秦夺魏占商於。於中在今河南西峡县东，正当武关以东、楚方城以西地方，於中连同商密（今河南淅川县西南）一带合称商於之地。此处原为楚地。此时为秦所占有。
由此造成秦、魏、韩三国与楚、齐两国对峙之形势。秦所占有之曲沃与於中，成为秦从函谷关与武关伸向关东之左右矛头，对楚造成严重威胁。
怀王遣屈原使齐，欲与齐盟。
《新序·节士》：“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邻。”
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年） 40岁
楚欲收复商於故地。[18]乃命三大夫张九军，北围秦之曲沃、於中。齐出军援楚，攻克曲沃。
秦乃命张仪使楚。
[《史记·屈原列传》：“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
《史记·楚世家》：“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谓楚王曰：‘……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怀王大悦。”]
楚遣勇士宋遗入齐污辱齐王，与齐绝。齐王怒，遂扣留屈原。
屈原羁旅异域，作《抽（愁）思》。诗中云：
“有鸟自南兮，来栖（集）汉北。好姱佳丽兮，泮独处此异域。”“道迢远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
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年） 41岁
《史记·屈原列传》：“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
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命魏章、樗里疾发兵击之，大破楚师於丹阳。”
[《史记·楚世家》：“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19]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
《史记·张仪列传》：“秦齐共攻楚，虏首八万，杀屈匄，[20]遂取丹阳、汉中之地。”]
韩魏闻楚之困，亦南下袭楚，至邓。楚怀王大怒。乃悉出国兵以景翠率师围韩雍氏。秦袭楚，战於蓝田，楚军又大败。割两城请平于秦。
楚怀王十八年（前311年） 42岁
“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再命屈原使修好于齐。[21]秦知齐、楚将复盟，乃再派张仪入楚。
（怀王十八年，秦即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地易之。楚王曰：“愿得张仪而奉黔中地。”张仪遂入楚。）
《新序》：“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固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逐放于外，乃作《离骚》。”[22]屈原返楚，劝怀王杀张仪而绝秦。
[《史记·屈原列传》：“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
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张仪建议秦归还汉中给楚，为甘茂等反对。
《史记·楚世家》：“十八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23]
为哀悼纪念丹阳、兰田大战中死去的楚国将士，屈原作《九歌·国殇》。
楚怀王十九年（前310年） 43岁
秦惠王卒，武王立。
张仪、魏章皆去秦，入魏，张仪任魏相。（武王自为太子时不喜张仪。及即位，因张仪亲楚（欲归汉中之议），群臣多谗张仪者。张仪复与昭王母舅权臣魏冉有隙，遂去秦。）
秦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甘茂为丞相。（《六国表》）
楚怀王二十年（前309年） 44岁
《史记·楚世家》：“二十年，齐湣王欲为纵长（按：应为齐宣王），恶楚之与秦合，乃使使遗楚王书。
楚王业已欲和于秦，见齐王书，犹豫不决。昭雎曰：‘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于秦，而后足以刷耻于诸侯。王不如深善齐、韩以拒秦。’
于是怀王许之，竟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
[楚怀王]二十六年（当作二十年）齐湣王（当作宣王）欲为从长，恶楚之与秦合，乃使使遗楚王书曰：“寡人患楚之不察于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梁玉绳云：“当作‘秦武王死，今王立’”），张仪走魏，而楚事秦。楚必事秦，韩、魏恐，必因二人求合于秦，则燕、赵亦宜事秦。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矣。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魏、燕、赵，与为从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于天下？莫敢不乐听，则王名成矣。王率诸侯并伐，破秦必矣。王取武关、蜀、汉之地，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韩、魏割上党，西薄函谷，则楚之强百万也。且王欺于张仪，亡地汉中，兵挫蓝田，天下莫不代王怀怒。今乃欲先事秦，愿大王孰计之。”
楚王业已欲和于秦，见齐王书，犹豫不决，下其议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曰听齐。昭雎曰：“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必取地于秦，而后足以刷耻于诸侯。王不如深善齐、韩，以重樗里疾，如是则王得韩、齐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韩宜阳，而韩犹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阳，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赵攻上党，楚攻河外，韩必亡。楚之救韩，不能使韩不亡，然存韩者楚也。”于是怀王许之，竟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
张仪病死于魏。“张仪相魏一岁，卒于魏也。”
楚怀王二十一年（前308年） 45岁
秦遣司马错率水师十万，由巴进伐楚，欲攻取楚黔中地。
[《华阳国志》：“司马错自巴沿水，取楚商於地，为（图）黔中郡。”]
楚怀王二十二年（前307年） 46岁
以昭骨（滑）为越地监管，起兵伐越人叛者。“东取地于越。”
[《战国策·楚策》：“王尝用昭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
《韩非子·内储说》：“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乱而楚治也。”又作卓滑，《战国策·楚策》：“齐明说卓滑以伐秦，滑不听也。”又作淖滑，《战国策·赵策》：“楚使淖滑之赵，请伐齐。”（又作邵滑。）]
秦攻韩，拔宜阳城，斩首六万。
楚怀王二十三年（前306年）秦昭王元年 47岁
秦武王死，昭王立。昭王母楚人，芈氏，号宣太后。
楚与齐、韩缔盟拒秦。（《资治通鉴》）[24]
楚怀王二十四年（前305年） 48岁
秦内乱，魏冉平乱。魏冉，穰侯楚人也，乃宣太后同母异父之弟。秦武王后及惠文王太后及诸亲王死于乱。为巩固昭王地位，魏冉外结楚，约与楚盟及以楚女为婚。
秦昭王与楚婚。《史记·楚世家》：“怀王二十四年，楚背齐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妇。”
五月，韩求救于秦。韩使者冠益相望使于道。秦乃出兵于铕以救之。楚兵乃退。秦楚攻魏，围皮氏。魏遣使游说楚王，楚兵乃退。秦怒，乃与魏合攻楚。
[皮氏地在今山西河津，黄河龙门所在。]
楚怀王二十五年（前304年） 49岁
《史记·楚世家》：“二十五年，昭王入楚境，与怀王盟约于黄棘。”（黄棘，楚地，在今河南新野县境。）
秦还昔占之楚上庸地。楚怀王再度采纳亲秦路线。
屈原作《惜诵》、《抽（愁）思》，《怀沙》诸篇，抒写郁闷，讥刺小人，意在讽谏怀王。但怀王不听。
楚怀王二十六年（前303年） 50岁
齐韩魏共伐楚。齐相孟尝君主持。楚使太子入质于秦。
《史记·楚世家》：“二十六年，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质于秦而请救。”（楚太子名公子横。）秦出兵，三国兵去。
楚怀王二十七年（前302年） 51岁
秦、魏、韩三国君主盟会于临晋。秦采取新的路线。
《史记·楚世家》：“二十七年，秦大夫（反楚者）有（人）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亡归。”
楚怀王二十八年（前301年） 52岁
秦以庶长奂为将，取新城（今河南襄城，即“穰邑”）。
韩齐魏三国联军以齐章子主将，由方城攻垂沙。《荀子·议兵》：“楚兵殆于垂沙，唐蔑死。”
重丘，当作垂沙（在今河南唐河县境）。据新出秦简，四国伐楚兵分两路。
[《战国策·赵策》：魏攻楚，战于陉山，楚军大败。将军唐明（昧）被擒，死。（唐明，《史记》作唐蔑，《南中志》作唐蒙，又作“唐昧”。）
《史记·楚世家》：“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眛，取我重丘而去。”]
庄蹻于滇中叛楚，据地称王。[25]
[楚国西境早已达金沙江上游流域，有地下遗物可据。1975年云南楚雄万家霸墓葬遗物，具有滇池地区特征而较江川李家山文化更为原始，其年代经碳14测定约在春秋中后期。李家山文化现在我们都认为是战国至西汉时代楚人遗迹。据此，知楚人到达金沙江及滇池地区皆有地下遗物可征。]
怀王令昭雎将兵十万以拒秦。[26]
楚怀王二十九年（前300年） 53岁
楚围韩雍氏，以报韩与齐秦攻楚之仇也。（《韩世家》）
秦齐攻楚，大破楚军。杀景缺，死士二万。“齐秦约共攻楚。楚令（尹）景翠以六城赂齐，以太子为质。”（《楚策》）[27]齐退兵。
[“秦昭王七年击楚，斩首三万。”（《六国表》）
“楚怀王二十九年，秦取我襄（新）城，杀景缺。”[28]（同上）
《史记·楚世家》：“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太子横师傅乃慎到，与横同行。）]
屈原复被召用。
秦相樗里疾卒。以赵人楼缓继为相。秦王命泾阳君入质于齐，以换孟尝君入秦。
楚怀王三十年（前299年） 54岁
秦复伐楚，取八城。（《史记·楚世家》）
秦归新城于楚，约与楚婚。相约于武关和好结盟。
“楚王来，因留之。”（《六国表》）（楚怀王与秦昭王乃亲戚也。）“楚怀王入朝秦，秦留之。”
《史记·屈原列传》：“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
[《史记·楚世家》：“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遗楚王书曰：‘……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
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
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
于是怀王往会秦昭王。“（怀王）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
怀王远行，屈原悲痛而作《离骚》，寄情于怀王。[29]（骚，又作“操”（藻）、“辞”，古词赋之一体也。）篇中力劝怀王迷途知返，曰：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
秦遂复取楚襄城。泾阳君归秦，孟尝君田文入质于秦。
楚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 55岁
《史记·楚世家》：“怀王入秦，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
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
楚大臣（子菽等）[30]患之，乃相与谋曰：‘吾王在秦不得还，要以割地。而太子为质于齐，齐、秦合谋，则楚无国矣。’诸臣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怀王弟或幼子公子兰）。
昭雎曰：‘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
昭雎乃赴于齐，齐湣王谓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
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
太子横至，立为王，是为顷襄王。”
《楚世家》：“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
楚人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屈原作《思美人》，以美人寄托对怀王的思念。
“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31]
黄河，渭水绝流一日。孟尝君自秦逃归，任齐相。
魏、齐、韩共出兵击秦以救楚，欲令秦出楚怀王以和。
三国军破函谷关，秦王恐，乃割河东城与三国和（以襄城与韩）。
楚顷襄王二年（前297年） 56岁
闻怀王死，屈原作《离骚》。诗中讽刺公子兰。“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怒而迁之”，废屈原三闾大夫之守，而流放南楚洞庭。
公子兰，或谓即春申君黄歇。襄王之弟，时任左徒。考烈王元年任令尹。[32]
《史记·楚世家》：“襄王二年，楚怀王亡逃归，秦觉之，遮楚道，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
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与秦使复之秦，怀王遂发病。”
楚顷襄王三年（前296年） 57岁
《史记·楚世家》：“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威。诸侯由是不直秦。”
闻怀王死，屈原作《招魂》，招怀王魂。
屈原作《惜往日》悼怀王。其辞略曰：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嬉。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辞。心纯庞（敦厚）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彻其然否。
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惭光景之诚信兮，身幽隐而避之。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率没身而绝名兮，惜瓮君之不昭。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
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节兮，或弛漫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实兮，听谗人之虚辞。芳与泽其杂糅兮，孰申旦而别之。何芳草之早夭兮，微霜降而下戒。谅聪明不明而瓮蔽兮，使谗谀而日得。宁溘（可）死而流亡兮，恐祝殃亡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庸君之不识。”
篇中所责庸君，盖指顷襄王也。
怀王死，楚与秦绝交。齐、韩、魏，中山，五国共攻秦。到盐氏而止。[33]秦与韩、魏河北及封陵以和。
楚顷襄王四年（前295年） 58岁
秦楼缓免相，魏冉代相。[34]
赵主父（武灵王）死于政变。
楚顷襄王五年（前294年） 59岁
魏冉出任秦之相邦。起用左更卒白起。攻韩，取新（襄）城。《史记·秦本纪》秦命向寿攻韩伊阙。
魏襄王死，昭王立。韩襄王死，厘王立。赵与齐燕共灭中山。彗星见。
楚顷襄王六年（前293年） 60岁
伊阙久攻不下。魏冉乃荐白起伐向寿。大破魏、韩、周三国之师，斩首二十四万，拔五城。秦王封白起为国尉。破韩、魏后，秦移师向楚。
秦王胁楚，遗楚王书云：“楚背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旦之命。愿王之饬士卒，得一乐战。”
顷襄王大惧，乃复谋与秦和好。
楚顷襄王七年（前292年） 61岁
楚迎妇于秦，秦楚复平。
魏冉谢病免相。
楚顷襄王八年（前291年） 62岁
《史记·秦本纪》：秦昭王命“大良造白起攻魏、攻韩，攻垣，复与之。攻楚（韩），取宛”。
（宛，地在今河南南阳，古称丹阳，乃楚先祖兴国之地，宗社所在。原为楚地，时已为韩所据。（《六国表》及《资治通鉴》）
楚顷襄王九年（前290年） 63岁
魏献河东地四百里，韩献武遂地二百里入于秦。秦复攻拔魏垣（三年前已拔之，复予魏）、枳（枳，即轵，今河南济源县境）。赵与齐攻韩，至鲁山。
楚顷襄王十一年（前288年） 65岁
齐秦称帝。
[冬十月，秦称西帝。魏冉遣使劝齐湣王称东帝。约与楚伐赵、韩，中分天下。十二月，齐去帝号。秦王亦去之。]
秦攻赵，拔梗阳。齐、燕、三晋，五国共伐秦。
楚顷襄王十二年（前287年） 66岁
屈原屡作辞赋，讥刺时政。襄王怒，又欲再与秦和，遂再逐屈原。远迁屈原于洞庭、湘中。
屈原已老，而竟悲愤南下，作《涉江》。道过夷陵，谒楚先祖宗庙，见图壁画，乃作《天问》。诗中多有讽刺时政愤懑之词。[35]
楚顷襄王十四年（前285年） 68岁
齐灭宋，南侵楚。据楚淮北。
楚王与秦昭王会好于宛（楚之故邑，时已入秦），缔结和亲。
秦昭王与赵王会于中阳。约会共击齐。
楚顷襄王十五年（前284年） 69岁
楚与秦、三晋、燕共六国伐齐。
燕以乐毅为上将，乐毅率五国军伐齐，战于济西，大败齐师。燕军遂入临淄。
秦昭王与魏王、韩王会于京师（洛阳）。
楚收复齐所与淮北地。
楚顷襄王十六年（前283年） 70岁
春，楚王与秦昭王会好于鄢。
（鄢陵，楚故地也。）
秋，复会于穰。
秦王免魏冉相位。
楚顷襄王十八年（前281年） 72岁
楚复谋与齐、韩合纵伐秦。
时昭子（睢）为令尹，计中辍，未行。
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 73岁
秦将司马错伐楚，自蜀攻楚黔中，拔之。楚献上庸、汉北地尽予秦。
秦赦罪人迁之南阳。
楚顷襄王二十年（前279年） 74岁
“秦白起伐楚，取鄢、邓、西陵。”（《资治通鉴》）
[胡三省注：西陵即夷陵，属南郡。《水经注》：“江水东径夷陵县，又东径西陵峡。”应邵曰：“夷山在西北，盖因山以名县也。吴黄武元年，更名西陵，后复曰夷陵。”]秦王与赵王会于渑池。田单大破围即墨之燕军，杀骑劫，复齐国。屈原作《招魂》，“哀江南”。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 75岁
“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烧夷陵。”（《资治通鉴》）
“烧楚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史记·楚世家》）
“秦以郢为南郡，封白起为武安君。”（《资治通鉴》）
“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渚江南。[36]
荆王君臣南走，东伏于陈。”（《韩非子·初见秦》）
郢城破日，屈原在湘中流放中，悲痛而作《哀郢》。[37]略曰：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何按：指楚王迁都东逃于陈事。]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心婵媛而伤怀兮，旷不知其所蹠。哀见君而不再得，上洞庭而下江。将运舟而下浮兮，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厦）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相接。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忠湛湛而愿讲兮，妒被（披）离而鄣之。彼尧舜之抗行兮，杳冥冥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38]
[何按：此为略引，原文见《楚辞》。]
周君入朝秦。
[此年屈原在避兵祸之中颠沛流离。郭沫若说，当年夏作《怀沙》，怀顾长沙。秋作《涉江》（戴震亦有此说）。]
（或说屈原悲夷陵楚宗社之毁，而作《天问》。）
秦王与楚王会襄陵。
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 76岁
秦白起拔楚巫山、黔中，秦初置黔中郡。
[何按：秦之进军路线自西陵峡沿江而下，先攻夷陵，再破郢（江陵），回兵沿江入洞庭，侵湘中。又回兵逆江复下三峡，入川黔，遂据有黔中。]
楚军兵败大散，国势从此衰微。顷襄王奔于陈（今淮阳），楚土分裂，裂为四五。
端午（五月初五），商历新年，楚俗祝融之祀节。屈原认为楚国宗社早失，国都沦陷破毁，国家亡矣！悲痛自沉汨罗而死，终年七十六岁。[39]
（《涉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说文解字》：古者“七十曰老”。屈原死时，七十八矣。）
《史记·屈原列传》：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囗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于是怀石遂自沈汨罗以死。”[40]
秦武安君论楚亡原因曰：
“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掠于郊野，以足军食。
当此之时，秦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战国策·中山策》）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史记·楚世家》）
楚顷襄王二十七年（前272年）
楚顷襄王使左徒黄歇侍太子，质于秦。
楚顷襄王三十六年（前263年）
顷襄王病，太子自秦亡归。秋，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为考烈王。
楚考烈王元年（前262年）
以黄歇为相（令尹），封于吴，号“春申君”。
《史记·楚世家》：以左徒黄歇为令尹，封于吴，号春申君。
楚考烈王十五年（前248年）
春申君请封江东，因城于吴故墟以为都邑，宫室极盛。
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年）（秦始皇六年）
楚考烈王从春申君计，去陈，徙都于寿春，亦命曰“郢”。春申君就封于吴，居相事。封地吴门，在今之苏州、上海之间。今松江县地名有春申浦。上海故名“申城”，当即本此。
楚王负刍三年（前225年）（秦始皇二十二年）
秦将李信攻平舆，蒙恬攻寝丘，大破楚军。
李信又攻鄢郢，不克。于是引兵而西，项燕将楚军尾随之，突袭李信，大破李信军，李信奔还。
楚王负刍五年（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
秦将王翦、蒙武破楚国，虏楚王负刍，以其地置楚郡。楚将项燕自杀亡。
此距屈原沉江时约54年。
[注释]
[1]关于屈原生年，异说殊多。参之余见各种史料及屈原著作，此从胡念贻、浦江清说。郭沫若说在楚宣王二十九年（前341年）正月庚寅（初七）。刘师培据王逸、顾炎武说推为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皆过晚。
[2]《永乐》本卷十三第15页。
[3]《水经·因水注》引《竹书》：“壬寅，孙何（魏将）侵楚，入三户。”三户在内乡，南阳丹水有三户亭。
[4]《地理志》：“弘农郡商县，秦相卫鞅邑也。”《集解》引徐广：“弘农商县也。”《索隐》：“於商二县名，在弘思。”《史记正义》：“商在商州商洛县，本商邑，周之商园。於在邓州内乡县东。”
[5]此用赵逵夫说。
[6]徕服，旧失解。古无轻唇音，服读为班。窃以为徕服即今语烂斑、斑烂、斑驳也。
[7]苏世，即逊世，逊，远也。
[8]清儒黄以周以为楚灭越年应在楚怀王二十二年。（《〈史记·越世家〉补并辨》）
[9]徐中舒谓：“《史记》此说有许多可疑之处：秦夺楚巴、黔中在秦昭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而楚威王的年代则为公元前339—前329年，早于秦夺楚巴、黔中60年左右，杜佑在《通典》中早已指出其年代的差误。”
[10]常氏此文乃据《太平御览》卷七七一所引，同卷一六六及《北堂书钞》卷一三八所引内容大致相同，《史记正义》及《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所引，以上唐、宋类书所引，应是常书《南中志》的原文。
[11]唐蒙即唐昧、唐明。威王、怀王时楚之名将，于楚怀王二十八年与秦战败被俘，被杀。故徐中舒、杨宽俱采纳《后汉书》、《南中志》注，认为楚之开滇，在庄襄（顷襄）王时，不可信。威、庄、严三字古文字中音近义通，隶变后常相讹乱。《汉书·古今人表》有“楚唐蔑”，梁玉绳曰：“唐蔑始见《商子·弱民》、《荀子·议兵》、《吕氏·处方》，又作唐昧据《楚策》、《秦策》、《六国表》、《楚韩世家》、《屈原传》。昧、蔑古通），又作唐明（赵象），亦曰唐子（《韩诗外传·四》），兵败见杀。”
[12]秦策：楚魏战于陉山，魏战胜，楚败于南阳。
[13]赵逵夫说。
[14]楚官制，以莫敖、令尹、升徒（左徒）为最贵。1978年6月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竹简，简文有官名左圱徒。圱即升，字古与登通。左升徒即左登徒也。（说译赵逵夫）又徒、尹古文字通。出土楚金文有“右升尹”，即右升徒。（同赵说）升徒，即汉官司徒。汉官多承楚制。楚承商制。即左、右尹，其官制乃商代官名。令尹即命印，即司印也。又，《左传》记季梁云：“楚人上左。”左徒，大司徒也。徒，土，坛，社也。
[15]1957年安徽出土鄂君启节，上有大司马昭阳名。怀王时令尹为鄂君启即《说苑·善说》之鄂君子晰。
[16]梁玉绳《史记志疑》：“王逸云上官、靳尚，盖仍《新序·节士》之误。考《楚策》靳尚为张仪所杀，在怀王世。必别一人。”钱穆以为上官大夫即公子兰，亦谬。杨宽已辨之。
[17]此用姜亮夫说。《离骚序》：“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王逸）子兰、子椒，应于此时为屈原学生也。
[18]《楚世家集解》：“商於之地在今顺阳郡南乡、丹水二县，有商城在於中，故谓之商於。”商城乃春秋楚邑，名商县，又称商密。（《水经注》）地在今河南淅川县，於中在今河南西峡县。
[19]丹阳异本作“丹淅”。《索隐》曰：“丹、淅，二水名也，谓于丹水之北，淅水之南，皆为县名。在弘农、所谓丹浙是也。”
[20]屈匄又作屈盖，与屈原为同族，又同为拒秦一派。
[21]姜亮夫说，屈原曾两使于齐，为楚结盟。
[22]《新序》此说非纪实，而是总括史事而概合之。《离骚》非作于使齐时，而作于楚怀王入秦时，详后。
[23]“秦取楚汉中，再战于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至邓，楚王引归。”（《战国策·秦策》）
[24]梁玉绳谓此事在怀王二十六年。本是信也。
[25]《荀子·议兵》：“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蹻起，楚分而为三四。”（垂沙，或作长沙。）《商君·弱民》：“唐蔑死于垂涉，庄蹻发（反）于内，楚分为五。”何按，时庄蹻已入滇，至此，乃反楚，称王于滇中矣。楚分为四五，在白起拔黔中后。
[26]楚免淖齿柱国，游腾谓楚王曰：“秦有上郡午者，重丘之战（‘丘’原误作‘兵’，从《渚宫旧事》卷三改正），谓秦王曰：‘必无与楚战。’王曰：‘何也？’对曰：‘南方火也，西言金也，金之下胜火亦必矣。’秦王不哦，其战不胜。今午又请秦王必与楚战，南方火，西方金也，楚正夏中年而免其柱国（‘正夏中年’，《渚宫旧事》作‘夏正’，疑有脱误），此所谓内自灭也。”（“内”，《渚宫旧事》作“火”，疑作“火”为是。）楚惧（“楚”下当脱“王”字，《渚宫旧事》作“王惧”），复置淖齿。（《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十引《战国策》）
案：上郡午当为阴阳家，或为尊信阴阳家言之史官。《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一载史墨曰：“火胜金，故弗克。”所谓重丘之战，秦战不胜，当即《楚策二》所谓“昭雎胜秦于重丘”。此事不见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谓是年“与秦击败楚于重丘。”（杨宽说）
[27]景翠为当时楚之柱国，统军作战在楚怀王十七年至二十九年间。楚怀王十七年景翠围攻韩雍氏，见于《韩世家·集解》所引《纪年》，秦因此助韩反攻景座，见于《六国表》韩宣惠王二十一年。景座即景翠，“翠”、“座”乃一声之转。楚怀王二十一年秦攻韩宜阳，楚使景翠往救，景翠待秦攻拔宜阳之后进兵，秦因而让以煮枣一地。（见《东周策》）
[28]襄城，又作新城，地在今河南伊川县西。垂沙之败，《战国策·楚策》误作“长沙之难”。
[29]时年屈原约54—55岁。“《离骚》中多伤老叹逝、缅怀往迹之语，非壮仕之年所当有。则《离骚》之成当在晚年无疑。”（姜亮夫）
[30]子菽应即子椒。赵逵夫谓子椒即唐昧，时唐昧已死，赵说不确。
[31]析，楚邑，地在今河南内乡县境。
[32]春申君，封地吴门，在今苏州。上海松江今有春申浦、春申塘地名，亦其旧封地也。姜亮夫说，春申者，春神也，东君也。兰亦春草。《韩非子》：“楚庄王之弟春申君。”顷襄王亦称庄襄王，省称庄王。
[33]“盐氏在蒲州安邑县。”（《括地志》）
[34]金文有：“十四年相邦冉戈铭。”当于昭五十四年任相邦也。
[35]《天问》从文体看非一时所作。其后部简文颠倒零乱，当作于郢都失陷后屈子颠沛流离之中。
[36]五渚江，即虎渡江，江在郢南。洞庭、虎渡江南，即今之湘西资、沅、澧、油道通黔中地。说详卞鸿翔《洞庭五渡江南考辨》。
[37]郢字从王从邑，即王邑之合文会意也。王邑即王都，凡楚王都所在皆称“郢”。楚先世居“丹阳”，“武王徙郢”。此郢即楚之中都，在今江陵。桓谭《新论》记：“楚之郢都，车毂击，人相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蔽。”可知当其全盛日郢都之繁华。
[38]《哀郢》云：“惟郢路之逐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郢都失陷时，屈原被放逐已达九年。（王夫之说）姜亮夫据《韩非子》：“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谓“此时屈子自沉长沙，亦入秦矣。”而疑王夫之之说不确。案，姜说谬。武安君先出西陵峡，烧夷陵，再袭郢，再沿江入洞庭，取洞庭、五湖、江南，乃一系列战役行动，非一朝一夕之事，无经年数月不可达目标也。此数月间，秦兵先破郢，毁楚先王故居庐墓宗社，屈原悲之而作《哀郢》，及秦兵向南逼近长沙，屈原遂于五月绝望沉江。姜说不足信也。
[39]郭沫若说死于前278年端午，终年62岁。似不可信。
[40]《水经注》：“汨水又西经罗县北。”注：“本罗子国也，故在襄阳宜城县西，楚文王亡此。秦立长沙郡。因以为县。”经：“‘汨’水亦谓之罗水，汨水又西经玉笥山”，“又西，为屈潭，即汨罗渊”。周圣楷注谓：“今湘阴县即古罗子国。汨罗一水，流经玉笥山下汇入湘潭，而以汨罗江名者，亦犹湘江之统称矣。其地在湘阴县北七十里。”
论吴起、商鞅、张仪与屈原
何新
一
屈原姓屈，旧说以封地屈为“氏”。不确。楚王族三姓昭、景、屈。《史记》说屈氏与楚王族为同姓。昭，明也。景，阴也。昭、景皆与日月光明有关。疑屈本字为胐，二字形似而讹。胐，初明也。[1]楚族以太阳神为高祖，故其姓氏亦用光明之辞。屈原名平，字原。号正则、灵均（君）。屈原是战国中期楚国人，约生于楚宣王后期（前340年前后）[2]。死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二十二年（前277年）楚国都郢城（今湖北江陵纪南城）被秦将白起攻破之后的五月端午。
他的一生，历楚宣王、楚威王、楚怀王、楚顷襄王四代。与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以及齐宣王、齐湣王、齐襄王同时。在战国著名人物中，他比吴起、商鞅、孙膑、庄周稍晚，和苏秦、张仪同时，而比荀况、公孙龙、邹衍稍早。从学术思想来讲，屈原的时代正是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从社会变化来讲，屈原所处的时代在战国中晚期，正是社会制度发生急剧转折激烈之大变革的时代。
屈原出身于贵族，受过系统而良好的教育。在他的时代，世官世禄的宗法制度已经没落。自春秋以来，各国社会制度发生的最重大危机，是宗法制度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各国政治中均发生了权力与财产的重新分配，集中反映于各国贵族中之“嫡”族与“庶”族之争。
根据西周宗法制，权力应集中于嫡长子，唯嫡长子可以有继承权。
然而随着人口自然增殖，到东周春秋时代，贵族中（包括王族中）之庶族，即非嫡“庶子”（庶即诸也，多也）数量必然大大增长。于是在列国政治中均发生了王权与庶宗贵族（任卿大夫及其家臣者）之间的激烈权争、利益之争。由此引发激烈的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导致各国政治结构的激变。
屈原出身于庶家贵族。与当时从贵族中由于无继承权而分化出来的众多游士一样，屈原属于寒族，只能依靠“修能”和“明德”去谋取个人的成功。早年的贫寒生活，使他了解民生的疾苦，所以他曾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屈原自沉后，他的学生宋玉作《九辩》为屈原鸣冤。篇中说：“坎廪（即今语“可怜”）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即今语“孤伶”、“旷浪”）兮，羁旅而无友生。”也表明屈原的早岁，曾是贫困而孤独的。
二
在战国时代，变法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在列国中，最早发起改革运动的国家，是魏文侯时代的魏国。魏文侯变法的实质，是削弱世族的世袭权力，给庶族、庶子中的“贤”者以地位。参与魏国变法的中坚人物之一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名将吴起。魏文侯死后，吴起失意。
战国初期，楚国领土虽最大，但惠王之后，简王、声王都没有大的作为，政治上落后，经济上委靡，北遭三晋侵伐，西北受秦威胁，公元前402年，声王被“盗”所杀，悼王继位，决心改变现状。
楚悼王十八年（前387年），吴起来到楚国，被任命为“令尹（丞相）”。
吴起认为楚国的弊端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这是“贫国弱兵之道”。在悼王支持下，他提出“变法”的主张。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五点：
（一）凡是封君的子孙已传三世的，收回世袭爵禄，取消其封君称号。国王的疏远亲族，一律取消贵族的特权。
（二）令旧贵族迁徙到地广人稀的地区，收回他们在原住地区的田宅，从政治和经济上削弱世袭贵族的势力。
（三）明法审令，整顿吏治。加强行政文官的力量（法家的政治背景来自文官制度），以文官法律抑制高踞法律之上的世袭贵族。
（四）凡是不称职的官吏和不必要的官职，一律裁汰，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训练军队。
（五）改革军制，把世袭贵族（武士）为主体的重装（车战）军队，转变成分，组成以农夫为主体的野战军队。严明赏罚，军队作战，“进有重赏，退有重罚”。
吴起变法，沉重打击了世袭贵族势力，使楚国面貌为之一新，国力大增。公元前391年，楚国打败了北方强大的魏国，恢复了被三晋占领的陈、蔡故地，并在西面打败秦国。“兵震天下，威服诸侯”，使“诸侯皆患楚之强”。“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使楚之领域直达南岭，促进了江南的开发。
然而，吴起的变法仅行了一年。由于全力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死去，楚国旧贵族发动政变，群起而攻吴起。吴起伏于王尸上被乱箭射死。[3]
结果，吴起的楚国变法运动由于触犯了世家贵族的利益而失败了。
三
《说苑·指武》记录了楚国变法时发生的一场政治辩论：
“吴起曰：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
反对他的贵族领袖屈宜臼反对说：
“吾闻昔善治国家者不变故，不易常。今子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闻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弃，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
屈宜臼明确地表白：他之所以反对吴起的“变法”——是因为“不变故，不易常”。“楚国无尚于举贤”——即反对弃世旧而举用“贤人”。
实际上，用贤与用亲的问题，乃是春秋以来政治中的第一大问题。用贤，就是对世亲世贵的贵族制度挑战。因为西周宗法制的核心原则是“世亲”即嫡长继承的制度。但嫡子未必皆贤才，贤才又未必是嫡子。随着贵族阶层人口的繁衍，有贤才而被弃置于庶民中的远支别庶日益增多，嫡、庶之矛盾日益突出。春秋战国时关于“贤”与“亲”之争，实际上是权力与资源的再分配与继承权之争。
《史记》记录了春秋时齐相晏婴为举贤而与齐景公的以下对话：
“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田穰苴曰：穰苴虽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穰苴曰：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
穰苴家族是齐国田氏贵族，“田完之苗裔”。但到他这一辈，由于非嫡派子，只是“庶孽”，因此已沦为“卑贱”。若非遇晏婴举贤，齐国又面临强大之外敌燕国的入侵，则尽管有才亦不得能重用。后来，穰苴被任为齐国大司马，成为春秋时期的一代名将。
屈原本人的身世处境，实际与穰苴非常相似。
四
楚国吴起变法失败后的第二十二年，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秦国也发动变法。与楚国变法不同，商鞅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功。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是加强王权（废采邑设郡县），改变贵族的世官世禄和改革土地制度。
土地是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在变法前，各国耕地虽名义上仍为君主所有，实际已被各国的世家贵族所占有。商鞅在秦立新法令曰：
“宗室（公族）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畎田）封疆，而赋税平。”
商鞅实施新的土地制度，将土地占有权由世家公族手中褫夺，而集中到国家手中。由国家重新分配，赐给有军功者（庶人）以土地，并且允许人民自行开垦荒地，而向国家上缴赋税。这不仅解决了当时最严重的人口过剩问题，也充实了国家财政力量。
战国时期中国人口急剧增殖。无土地、无恒产的游士、游民（即过剩人口）众多，社会贫富分化极其剧烈，导致当时各国内部的社会矛盾均十分尖锐。在中原各国，土地多为久经开垦的熟田或牧场，早已为卿大夫据有。采邑、熟田是重要的经济资源，贵族不肯轻易出让。因此变法会严重地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引起其阻挠和反抗。而改革前的秦国本来是一个半农半牧民族，其土地多为无主的旷野和牧场，因此推行这一土地制度的改革比较容易。
自春秋时代以来，在各国统治阶级的贵族阶层内部，都分化出大批没有土地继承权而又不能承继公职的游士。这些游士由主流（贵族）社会坠落到平民（庶人）地位，成为所谓“边缘人”。多数人平民化了，甚至“降在皂隶”；其中一些精英则往往成为依附于强宗巨子而为之效力的门客、食客及武士（游侠、刺客）。
人多官位少，导致游士们必须以学术或技艺为谋生进身之资，从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和辩论。这就是春秋后期以及战国时代私学兴起、游谈驰说风行的原因，也是张仪、苏秦一类纵横家兴起的背景原因，这也是战国时代出现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势的社会基础。
五
必须指出，商鞅的土地改革并未承认土地的自由私有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土地的自由私有制并不出现在古典历史的起点，而是终点，是漫长的经济制度演变的产物。但是，商鞅改革承认了井田制族社土地可以由私家、私族所占有的现实。
这一经济制度的改革，使秦国得以迅速地强盛起来。在经济实力上，改革后新政的成功，具体体现在“民足实、国足用、军兵强”这三个方面，秦国实力迅速地跨越于其他六国之上。为秦国后来击灭六国实施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正是由于国家财用充裕，国库遂有实力支持对外进行大规模战争。同时由于实施根据军功授爵及授田土的制度，立有军功的庶民可以由农奴地位得到解放并得到土地封赏和授爵，大大激发了秦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六
商鞅变法与吴起变法，面对的问题基本相同，变法的内容也相似。只是商鞅改革是在一个落后的半农半牧的秦国进行，反对变法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够强大。所以可以借助王权的力量，“尊王抑藩（卿大夫）”，实施比较彻底的改革。世卿世禄的宗法封建制度，在秦国被商鞅改革彻底打破了。这样，秦国的国家性质也因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一变化的实质，就是由旧宗法形态的公族世卿采邑封建制，转变为国家主义、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以及井田族社解体后出现的私人土地占有制和国家赋役制。这种社会变革在政治上高度强化了以君王为中心的国家经济和政治力量。使国家政治形态由春秋以前的宗法贵族民主制（“共和”），转变为君权至上的王权独裁集中专制。
这种新的政治军事组织形态，使秦国得以实现军事、政令及国家资源的高度统一。这又奠定了秦帝国进行兼并战争取得胜利的政治军事组织基础。正是在这种新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上，秦国形成了咄咄逼人的强大军事力量。[4]所以，由秦国实现对六国的统一，具有一种必然之趋势。
七
在商鞅变法前，各国农夫作为野人是无资格成为士兵的。春秋以前，战争是贵族武士的专业，农夫无资格参与。商鞅变法后，改变依靠贵族的世袭武士制度，采用征戍代役的农兵制。于是，兵源大大地得以扩充，众多农夫成为士兵。
与此同时，商鞅又实施了军功授爵制。这一制度，使参与战争的农夫有机会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分享利益。依靠军功可以获得免除徭役的人身解放（赐爵）和土地资源。
加以国库由于新赋役制的实施而粮帛充实，可以从后勤上支持军队远征无虞。故秦国农人乐于对外作战而不惜用命，即使作持久战、恶战也毫无怨言，有乐于积极参与对外作战的自发动力。
故商鞅变法成功后不久，秦国先在北方打败了魏国，占领了魏国的河西地（陕西东边，黄河以西、洛水以东之地）。商鞅又从魏国手中夺取原属于楚国的商於地区，楚宣王二十年，迫使魏国都城由安邑（今山西邑县）迁到大梁（今河南省开封）。魏国攻占了楚国的这一要地，楚失商於也就是丢失了由中部江汉区域进入中原的根据地。
八
商於之地是由西南方进取中原的战略枢纽之地。秦楚要入中原及江汉地区必先据商於。
从此楚国的中央区域即时时受到秦国来自西面的威胁。秦国取得了极富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故司马迁后来曾指出：
自此之后，“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翼傅楚、鄢、郢，膺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囗，方三千里。”（《史记·楚世家》）
正是河西商於战役的结局，奠定了秦国日后侵略中原，击破楚国，进而并吞关东六国、统一天下的地缘战略基础。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即公元前316年，秦遣张仪、司马错伐蜀，灭之。接着挥兵北进，灭巴、苴。
“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张）仪城江州，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於地（今陕南，豫西南），为黔中郡。”（《华阳国志·巴志》）
入据巴蜀，从而窥伺楚之汉中，又打通了进入江汉平原的重要战略通道。
屈原早年生活于楚国历史上一个最强盛的时代，即楚威王的时代。而其盛年，则遭逢国家由盛转衰的大变动。
楚威王六年，楚击破越，使楚之疆域由中国中南部沿长江推向东南海滨。史载：
“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乘胜尽取吴故地，东至于浙江。越以此散，诸公族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海上。服朝于楚。国于海上者，汉之瓯越、闽越、骆越其后也。”
楚威王后期，派楚将军庄蹻循江西进，攻取巴中要地枳，又溯巴涪水，取黔中及巴之南鄙[5]。
楚威王采纳了苏秦建议，与齐国结成反秦的合纵联盟，准备攻击秦国，收复商於之地。此举大大震撼了秦国。
因此秦惠文王使宗祝于神前诅咒楚王，作《诅楚文》。文中所诅咒王熊相，即威王熊商，指责他要背弃秦楚数世之盟，祈求“克齐楚师”。
这个时期的楚国达到了历史上疆土最大的时期，楚国进入了历史中最强盛的时代。苏秦指出楚国已具有统一天下的实力：
“楚，天下之强国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郁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王之贤，天下莫能挡也。故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
九
从历史记载看，屈原年轻时代曾与楚怀王策划变法。其实楚怀王并非庸主，而一度也是一个雄心勃勃冀图继承光大乃父事业的有为之君。陈瑒《屈子生卒年月考》记：“楚怀王十一年，五国伐秦，而楚为从长。而秦患之。怀王初政，为列国所畏。”屈原在《惜往日》中云：“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嬉。”怀王登位之初，楚国在列国中还是十分强大的。
但随着秦国力量的发展，对楚国来说，严重的危机正在日益降临。屈原是一位先知者。自年轻时代，他已怀抱革新变法的壮志——“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离骚》）他有着强烈的入世之志和用世抱负。
《史记·屈原列传》说：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
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上官大夫，即时任大司马的昭骨（昭滑）。他是楚怀王非党倚重的掌实力的重臣。但是，太史公在这里将屈原的沉浮归因于一个上官大夫的嫉妒，未免失之浅薄。唐人陆龟蒙即有诗嘲此说：“《天问》又《招魂》，无由彻帝阍。岂知千百句，不敌一谗言。”
变法强兵富国的路线，与图安逸好财货美人，纵欲享乐的楚国贵族集团既得利益相矛盾而失败。这并不是怀王一人好此，而是当时楚国上层的整体文化风气使然。
十
屈原变法的主张涉及政治和宗教文化两个方面。
在政治上，屈原提出五大主张，一是尊王权，二是行法制，三是用贤人，四是富国强兵，五是主张联齐抗秦、远交近攻的外交路线。他的核心思想是倾向于加强君权、行政权而抑制贵族私权、世袭权的法家实用主义路线。
行法制的目的是要立新法，从而打破宗法礼制下不成文的习惯法。特别针对无法无天、予取予夺、世卿世禄的人治主义。推行法制必须要借助王权的行政力量，因此行法制的首要前提是尊王，即加强王权。
当时列国制度承继着周的宗法制，君主的政治权威来自于世族（世卿）元老集体的支持。加强王权，所谓尊王、明法、强兵，这种主张是对世家贵族制度的挑战，是侵犯贵族集体既得利益的。
在外交上，屈原试图继续楚威王的合纵战线，联齐反秦。楚怀王十四年至十五年，屈原奉使命入齐，与齐结盟。
秦于商鞅变法后，国力日升，疆土日大，上升为当世的超级霸权国家。当时的列国外交，面临着附秦与抗秦的两条路线之争，也就是苏秦的合纵与张仪的连横之争。
在列国之中，除了超强之秦为一极，还有两个强国，即齐与楚。如果齐楚联盟，列国附从，则秦军即不敢出函谷关东进，也就不可能完成扫荡六合统一天下的霸业。因此，对秦来说，战略和外交上的最大目标，就是必须打破齐楚联盟。
为达到这个目的，秦任用了当日最狡诈、最具实用主义精神的马基雅弗利式政治家张仪。
张仪对秦国的贡献甚大。秦惠文王二十七年，张仪与甘茂、司马错率兵灭蜀，张仪兴建了成都城。
楚怀王十六年，楚齐联军攻秦，夺取了秦之曲沃。曲沃战后，“楚使三大夫张九军北围秦於中”，准备进取商於。
面对这种情况，令秦惠王感到忧虑。于是，张仪放弃秦之相位入楚进行游说。楚怀王听说张仪弃秦入楚，非常高兴。
张仪巧妙的游说取得了成功，楚怀王改变了联齐攻秦的决策。屈原的政见被怀王背弃了。屈原后来悲哀地抱怨说：“初既与余成言兮，反悔遁而有他。”（《离骚》）“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叛兮，反既有此他志。”（《九章·抽思》）屈原在这些诗篇中，记录了这种政治的失意。
十一
张仪入楚后，用美人计、离间计，不择手段，利用楚国贵族中的亲秦派，成功地实施了游说的目标。[6]
张仪声称只要楚国和齐国断绝联盟，秦国就退还从前所占领的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为此欢欣不已，以为可以不费一兵一卒收复故地。立即派人入齐绝交，并要屯兵于商於的屈匄停止进攻，准备受地。
但是，当楚怀王愚蠢地与齐国决裂之后，张仪却改变了说法：“所许诺归还之地不是六百里，而是六里。”
楚怀王因自己被愚弄而愤怒，于是命令屈匄进军，武力夺取商於。
[张仪南见楚王曰：“弊邑之王所甚说者无先大王，虽仪之所甚愿为门阑之廝者亦无先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无先齐王，虽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先齐王。
今齐王之罪，其于弊邑欲伐之，而大国与之欢。是以弊邑之王下得事王，而令仪不得为臣也。
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齐必弱，齐弱则必为王役矣。则是北弱齐，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为利也，则此一计而三利俱至。”
楚王大说，宣言于朝廷曰：“不谷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乃置相玺于张仪，日与置酒，宣言吾得吾商於之地。群臣闻见者毕贺，陈轸后见独不贺。
楚王曰：“不谷不烦一兵，和伤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为智矣，诸大夫皆贺，子独不贺，何也？”陈轸对曰：“臣见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贺。”
王曰：“何也。”对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齐也。今地未得而齐先绝，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国？且先出地绝齐，秦计必弗为也。先绝齐，后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受欺于张仪，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必至矣。”
楚王不听，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无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绝齐，使者未来，又重绝之。张仪反秦，使人使齐，齐、秦之交阴合。
楚因使一将受地于秦。张仪至，伪称坠车，称病不朝。楚王曰：“张子以寡人不绝于齐乎？”乃使勇士往詈齐王（《史记·楚世家》作“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张仪知楚绝齐也，出见使者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
仪曰：“仪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报楚王，楚王大怒，欲兴师伐秦。陈轸曰：“伐秦非计也，王不知因而略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而取偿于齐也。楚国不尚全乎？王今已绝齐而责欺于秦，是吾合齐、秦之交也，国必大伤。”楚王不听，遂兵伐秦，秦与齐合，韩氏从之，楚兵大败于杜陵。
（金正炜云：“杜陵当作杜阳。”何按：杜阳即丹阳。）]
十二
秦楚决定性的大战在第二年（楚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发动，这场大战包括两大战役。
春季之战，战场在丹阳，楚军惨败，甲士死者八万，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被俘。此战失败后，威王时庄蹻所取得的汉中郡也随之被秦占领。
于是，“楚怀王大怒，乃悉国之兵复袭秦，战于蓝田”。结果楚军遭到全军覆没，这是在这一年的秋天。
这两次战争在秦楚关系史，以至战国历史上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战。此战奠定了秦国一极独霸的地位。同时也决定了楚国衰落为二等国的地位。此战以后，列国中可以与秦分庭抗礼的齐楚两国之联盟，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个孤齐，一个弱楚以及依违其间的三晋。
在蓝田大战后，楚怀王于洞庭山立“八节四仲”之祭，屈原为之作祭神歌——《九歌》献祀天地、山川十神，以求神佑。这就是词章美妙的祭神歌《九歌》的由来。篇中以《东君》的“射天狼”喻向秦复仇之志，而以悲愤的《国殇》纪念对秦作战中殉难的烈士。
这个时候，屈原已由制令立法的左徒，被贬抑为宗社之宗主持祭祀音乐的三闾大夫。三闾是楚国的宗社神宫，也是学宫。作为“三闾大夫”的屈原当时就是这个宗社神宫的司祭。
十三
楚怀王无疑是历史上最昏庸最令人诟病的君主之一，所以毛泽东曾蔑称之为“恶君”。
他的愚笨首先表现在他的轻信。再精明的人也难免有时会被更精明的骗子所欺骗。但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同一个骗子以相同的骗术所诱骗，直至死而莫悔，这种愚蠢实在是过于惊人！而楚怀王就是历史上的这样一位君王。他一次又一次轻易地被周围的谀臣和张仪一类术士所欺骗。
楚怀王三十年、秦昭王八年（公元前299年），秦昭王又设计诱骗楚怀王会盟于武关。刚刚遭受战争惨败的这位君主，竟轻易地再度受骗赴会。
怀王入关后即被秦兵劫持至咸阳，强迫他割地以换取其人身自由（这表明至此楚之国力已弱到何等程度）。楚怀王不诺，因而被扣留于秦。一扣就是四年，最后怀王困死于秦。
[《史记·楚世家》对此记述如下：
“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嫁女于怀王）楚往迎妇。（秦对楚先打后拉，打打拉拉，目的都是为了灭亡之。）
（怀王）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秦还与楚上庸地（上次战争中秦掠取的战利品中的一小块）。二十六年，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伐楚）。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亡归。
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我重丘（今河南泌阳西北）而去。
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将军景缺。
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
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
（秦看到齐楚还有可能联合，于是再行诱骗之术）秦昭王遗楚王书曰：
“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
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天下执事。”
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
怀王少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
于是往会秦昭王。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藩臣，不与亢礼。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到此怀王方悟受骗。）
顷襄王横元年（公元前298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今河南内乡西北）十五城而去。
二年，楚怀王亡逃归，秦觉之，遮楚道。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与秦使复之秦。怀王遂发病。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绝。”]
十四
屈原最初坚决反对楚怀王入秦赴武关之约。《史记·屈原列传》记：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
这是屈原对楚怀王的最后一次政治谏言。从《离骚》的内容看，有充分根据相信，正是在这一事件后，屈原才写作了这部近乎绝望而悲愤的作品。
怀王是否应入秦这个事件，导致了楚国国内亲秦派与抗秦派在政治上的一次大交锋。亲秦派的首领，是楚怀王的夫人郑袖和他的小儿子公子兰，[7]以及一些接受秦国贿赂的贵族（如上官大夫等）。
反秦而主张联齐一派的首领之一，正是屈原。由于屈原过去与楚怀王有特殊的私人感情，因此亲秦派对屈原离间构陷，致使怀王疏远屈原，决计采纳亲秦路线，以至最终驱逐屈原出郢都，不许参与国事。
刘向《新序·节士篇》说：“屈原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谗屈原。
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张仪因使楚绝齐，许谢地六百里。楚既绝齐，而秦欺以六里。怀王大怒，举兵伐秦，大战者数。秦大败楚师。是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屈原使齐。
后秦嫁女于楚，与怀王约为蓝田之会。屈原以为秦不可信，愿勿会。群臣皆以为可会。果见拘囚，客死于秦。
怀王子顷襄王反响群谗之口，复放屈原。屈原遂自投湘水汨罗之中而死。”刘向说屈原在怀王时曾被放逐一次（在齐国），随后复用；到顷襄王时又被放逐一次。
屈原在流放中，作《离骚》以抒愤言志，诗中指名责备曾作为公子兰：
“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
“椒专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帏（香囊）。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
《离骚》中被诅咒的美女“宓妃”，所影射即楚怀王宠姬南后郑袖。
十五
郑袖这个女人是个谜。她为什么会成为屈原的一大政敌呢？史有阙文，记载不详。《战国策》里记载到她的几件逸事：
“魏王遗楚王美人，楚王说之。夫人郑袖知王之说新人也，甚爱新人，衣服玩好择其所喜而为之，宫室卧具择其所善而为之，爱之甚于王。王曰：‘妇人之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郑袖知寡人之说新人也，其爱之甚于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亲，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郑袖知王以己为不妒也，因谓新人曰：‘王爱子美矣，虽然，恶子之鼻。子为见之，则必揜子鼻。’新人见王因揜其鼻。王谓郑袖曰：‘夫新人见寡人则揜其鼻，何也？’郑袖曰：‘妾不知也。’王曰：‘虽恶，必言之。’郑袖曰：‘其似恶闻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无使逆命。”（楚策四）
“楚怀王拘张仪，将欲杀之。靳尚为仪谓楚王曰：‘拘张仪，秦王必怒。天下见楚之无秦也，楚必轻矣。’又谓王之幸夫人郑袖曰：‘子亦自知且贱于王乎？’郑袖曰：‘何也？’尚曰：‘张仪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爱女而美，又选择其宫中佳丽好玩习音者，以欢从之。资之金玉宝器，奉以上庸六县为汤沐邑。欲因张仪内之楚王。楚王必爱秦女，依强秦以为重，挟宝地以为资，势以王妻以临于楚。王惑于虞乐，必厚尊敬亲爱之，而忘之，子益贱而自疏矣。’郑袖曰：‘愿委之于公，为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张子？张子得出，德子无已时，秦女必不来，而秦必重子。子内擅楚之贵，外结秦之交，畜张子以为用，子之子孙必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郑袖遽说楚王出张子。”（楚策二）
“张仪之楚，贫，舍人怒而归。张仪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欲归，待我为子见楚王。’当是之时，南后郑袖贵于楚。张子见楚王，楚王不说。张子曰：‘王无所用臣，臣请北见晋君。’楚王曰：‘诺！’张子曰：‘王无求于晋国乎？’王曰：‘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张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张子曰：‘彼郑周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衢闾，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国也。未尝见中国之女如此美也。寡人之独何为不好色也？’乃资之以珠玉。南后郑袖闻之，大恐。令人谓张子曰：‘妾闻将军之晋国，偶有千金，进之左右，以供刍秣。’郑袖亦以金五百斤。张子辞楚王曰：‘天下关闭不通，未知见日也。愿王赐之觞。’王曰：‘诺。’乃觞之。张子中饮，再拜而请曰：‘非有他人于此也，愿王召所习而觞之。’王曰：‘诺。’乃召南后郑袖而觞之。张子再拜而请曰：‘仪有死罪于大王！’王曰：‘何也？’曰：‘仪行天下遍矣，未尝见人如此其美也！而仪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释之。吾固以为天下莫若是两人也。’”（楚策三）
由此可见，郑袖是一个异常美貌的妇人，但是为了擅贵固宠，可以交通敌谍，竟至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短视。屈原《离骚》说“闺中邃远”，似就是指的这个妇人。说“哲王不寤”，似就是指怀王一直甘受这个妇人的愚弄，至死而不悟。
十六
楚怀王赴武关的这一年秋天，屈原离开郢都，沿洞庭东行，入汉江，溯江水北上，最后到达当时的国防最前线汉北。据王逸说，在舟行路过春秋末年楚昭王所立的故都鄀城（今湖北中部宜城县东南）时，屈原参拜楚先王宗社，见壁画有感而作《天问》。这就是哲理及历史诗篇《天问》的由来。
楚怀王被骗至秦，拘困无辜而死，是楚国之大耻，也是战国末期政治上的一件大事。直到秦末反秦起义时，楚人还念念不忘此耻，而以此为复国之号召。《史记·项羽本纪》记：
“居巢（今安徽巢县）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
楚顷襄王当政之初，一度试图采取与强秦对立的路线，甚至与秦绝交。屈原这时又被召回到郢都。
楚顷襄王三年，秦又采取赂楚欺诱策略，归怀王之丧于楚。楚新王不久就落入绥靖以求偏安的圈套中。
怀王归丧之际，屈原为之作《招魂》（《大招》），以悼楚怀王之魂。在《招魂》中，屈原再次呼吁富国强兵，选贤举能，罢免冗官小人，甚至勾画了一个由楚国来统一中国的政治美梦。这篇《招魂》不如看做屈原的绝望之声！
顷襄王六年（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伐韩于伊阙（今洛阳龙门），大胜，斩首二十四万。战后秦昭王写信致楚王，称：“愿王之饬士卒，得一乐战！”这实际又是一道心理战的最后通牒。楚新王哪有勇气对抗强秦？只能向秦委曲求和。
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二月初，秦起强兵大举攻楚。白起一举攻克楚之国都郢城，楚襄王失国而东逃于楚故邑的陈（今河南淮阳）。次年春，白起兵南下巫山，入黔中，直迫湘南。
郢都城陷后，正在流放中的屈原悲愤地作《哀郢》。秦兵乘战胜之势一路向南，兵锋直逼湘鄂。屈原在这个时期由洞庭而南迁湘西，渡沅水，入涂浦，过汨罗江。
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夏历五月五日，在对国家命运彻底绝望而无比悲愤的心情中，屈原投水自沉而死。死前绝笔之作是《怀沙》。
十七
失掉旧都的楚国仍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又苟延残喘了八十年，才最终为秦国所吞灭。屈原的一生始终怀抱着理想主义的热情，早年励志，中年行志，晚年殉志。屈原是楚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见证者，而他的诗篇既是楚国之运的悲歌又是不祥的预言。
屈原无疑是当时楚国在文化上最具开放态度、最博学的人。他与怀王似乎具有特殊的感情关系（在诗篇中甚至流露出同性恋和单恋的倾向）。他在政治上抱负远大，试图复兴楚国，由楚国来统一天下。
但是，从屈原一生的表现看，他绝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缺乏现实感，不懂得政治需要忍耐和等待。他在心理上有严重弱点，不仅有洁癖而且有过深的自恋情结，因此孤独少友。这种弱点导致他在政治上最终必然难以成功。
战国时期，武力最强大的是秦，但当时文化上最先进强大的则是东方的齐鲁和楚。在人类历史中，战胜者未必是文化的先进者。秦之灭六国，以及后世五胡乱华，蒙古亡宋，李闯亡明，等等，都是例证。
战国后期，齐学满天下。战国学术，号称百家，计其大者，则无非道、法、儒、墨、兵、阴阳六家。法家源于齐之《管子》。儒家源于孔子，而春秋之鲁地至战国已并入于齐。道家源于楚，阴阳五行家盛于齐。兵家起于孙武，亦为齐人。齐国之稷下，当时为一代学术之总汇。屈原两次使齐，深受齐学影响。在《离骚》、《远游》中表达的出世求仙、导气服食思想，以及在《九歌》中以阴阳五行系统整合楚之神祇系统，都表现了这一点。
十八
对楚来说，秦近齐远。联齐抗秦，会使楚国陷入与强秦政治对峙和军事作战的形势。楚国虽富，但财富集中在贵族手中。国帑并不富，民众也不富。如果陷入持久的战争，会打破贵族骄奢的生活，损害其财富。因此，联齐抗秦的路线在楚国贵族中得不到多数人支持。上官（邵骨，昭滑也）大夫、公子椒、郑袖、公子兰之所以主张对秦绥靖妥协，甚至不惜割地捐帑的方针，正是体现了楚贵族集团的这种眼前利益。
所以，尽管屈原忧思深远，所谋图的是为楚国长治久安的强国之策，但是在当时的楚统治集团中却得不到积极的回应。
就个人人格来说，从辞赋看，屈原年少志锐，恃才傲物，政治智慧缺乏成熟性和机谋策略（表现于他诗赋中反复申说的种种“吾不能……”），所以难免限入孤军而战以至孤芳自赏的孤立境地。
但屈原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鸿篇巨制的个性化诗人。他的诗篇在体制上创生了新类型，而且他所采用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和幽兰空谷的存在主义感受，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模拟的文化原型。
屈原绝不是杰出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活动史是由失败走向失败的历史。这种失败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君主之不善或政治环境的不利，同时也兼有作为政治家的屈原自身素质与性格的原因。人们可以热爱他的诗歌，但是不能接受他的政策，这种失败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政治生态的不利。犹如生物遗传史上那些绝灭的动物（如恐龙）无权抱怨环境的恶劣（如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其灭绝一样。因为在同样的大生态背景下，毕竟仍有存活下来的物种。先求适应，在适应中求变易，图发展，这种政治的现实主义是任何政治家追求实现其抱负的第一要义。
总体来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类被历史留下名字但毕生从政失意的文人的先型。这一类人中，还包括不久后的宋玉，其后的贾谊，以至身为王子的曹植，唐宋的李白、苏轼、陆游、辛弃疾，以至晚近的康有为、柳亚子、梁漱溟等等。文学与政治，道义的抽象价值与历史中的现实宿命，在本质上毕竟是全然不同的。
2000年
端午记于沪上
2005年
修改于云间水庄
[注释]
[1]昭，大明。景，晦明。《尚书·召诰》孔传：“胐，初明也。”《淮南子·天文》：“日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为胐明。”楚祖高阳、祝融皆为光明之神，故王族以光明辞为姓氏。胐，古音从出，胐明即初明。今音读若费（弗），拂晓。后世音变也。胐、屈小篆及隶书形近，音亦近，故相混讹。包山、云梦楚简楚月名二月称“屈夕”（月），屈，亦当即胐也。疑屈、胐二字在楚文字中音近通用，形亦相近。
[2]关于屈原生年，诸家说法大异。有前365年、353年、351年、343年、340年、339年等诸说。比较可信之说应在前351—前340年之间。死年在郢都破城之后，秦之兵锋直下洞庭之际的顷襄王二十一年（王夫之、郭沫若皆有此说）。
[3]吴起在楚国进行变法的内容是：
“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必有伯主强国，不辞祸凶。”
“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之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
“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欲，南攻吴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功已成矣，身卒支解。”
“吴起谓荆王曰：‘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
由此可见，这一改革针对并触动了楚国贵族世家的利益，于是引起了贵族激烈的反弹：“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
“既葬，肃王即位，使令尹尽诛为乱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
[4]秦国建立了先进于各国的军事组织，并且较早地改革了以车战为主的春秋战术，而采用了步、骑兵和强弩兵的混合兵种。其陆军包括步、弩、车、骑四大兵种，极为奋勇和锐利，当时就有“锐士”、“虎贲”、“奋击”的美称。所以《荀子·议兵》云：“魏之武卒不可以敌秦之锐士。”军制及战术的改革，是秦军战无不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5]至怀王初年，庄蹻再度西进，又克且兰，降夜郎，进入云贵，直至滇池。为楚国自中南向西南开疆万里。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今云南有地名‘楚雄’，即庄蹻故地也。）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欲，以长之。”
[6]《史记·楚世家》：“秦王欲伐齐，患齐、楚之从亲，乃使张仪至楚，谓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嫁女娶妇，长为兄弟之国。楚王悦而许之。”
[7]异说以为怀王之幼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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