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立医院看病记

    文/章诗依

    半个月前胸前起了个包，自我诊断是火疖子。我没管它，后来开始红肿、流脓，自己用碘伏和红霉素眼膏处理了几天，包比以前小了一些，但并不明显，而且一触即痛。于是不敢再做“蒙古医生”，由老婆陪着去香港公立的邓肇坚医院看医生。

    医院并不远，按理早该来了。之所以一拖再拖，除了以为几天就会下去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不会讲粤语，怕沟通起来麻烦。这回是硬着头皮去的。

    不过，一个半小时下来，看病的经历堪称愉快，遂将一点体验和细节记录下来，以期对内地医院有所启发和借鉴。

    到医院的时间是2点多一点，先去普通科门诊缴费，也就是相当于内地的挂号。这道程序需要出示身份证、住家地址和电话等个人信息，因为香港居民在公立医院看病买药不花钱，所以需要验明正身。

    挂号费是45港币，不分内科外科或者更细致的科室。“4点钟行吗？”征得我的认可后，窗口里的工作人员递给我一个大约64开大小的浅黄色简易文件夹——一个有我姓名和条形码的“小黄本”，也就是一本医疗记录册。一张纸条上打印着如下内容：8诊室门就诊，序号为24，就诊时间是下午4点。

    我同时被告知，每次就诊都需要提供这个“小黄本”，不管前往哪家公立医院——这一点很好，不用换家医院就要重新建一个病例本，有利于节约资源。

    挂号时医院就会告知患者准确的就诊时间，这一点很贴心。知道了准确的就诊时间，就不用在医院苦等了，也可以分流就诊的人群。我们于是到附近的银行办了点事，约一个小时后，返回医院，坐在8诊室门前等候。诊室的门前有几排椅子，大概因为人人知道自己的就诊时间，没必要一直等，所以在我等候的时间段里，椅子上一直没坐满人。

    按医疗记录册上的提示，我在等候的时间里，用旁边的自动测压机量了血压、测了身高与体重，机器吐出的打印数据显示一切正常。整个缴费、候诊区约200平方米，有三处放置了自动量血压、测身高与体重的器械，足敷使用。

    候诊室的中间，坐着内地医院中没有的角色——身穿深绿色工作服的“业务支援”，其职能有点像“不管部部长”，专管与患者候诊有关的一切事情。比如我们刚刚交完费来到候诊区，一个“业务支援”立即过来看我们的单子，然后将8诊室的位置指给我们。再比如，向每个刚进候诊室的患者发放口罩。不仅医生，患者也要戴口罩。老婆的口罩戴反了，被“业务支援”看到，过来指点正确的方式。

    每个候诊室的门前，都有一个电子显示牌，按序号通知患者进去就诊，不用医生在里面喊，也便于患者清楚什么时候轮到自己。4点16分，显示牌上出现“24号”的字样，该我了。

    诊室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比较宽敞，要比内地大医院的医生诊室宽大不少。比较起来，缴费处工作人员与“业务支援”的空间要逼仄得多了。第二个印象是东西多：内地诊室除了一张桌子，往往四壁萧然，没什么东西。这个诊室可好，电脑、书籍、小器械等，还有一张供检查用的床，满满当当。医生叫护士，按右手边的铃即可。给我看病的十来分钟里，医生按了两次铃，每次，几乎都是手刚拿开，护士即推门而入。

    感觉得到，医生在这里处于相当中心与权威的位置。

    医生看了我的患处，认为不是大问题，开了一种抗生素药和一种消炎药，告诉我需要护士清洗伤口。这个环节中，印象最深的，是医生给患者的诊断意见即时输入电脑，当场打印出来，放在“小黄本”里，而不是手写。这样一来，患者就不用面对常见的医生那一手“金蛇狂舞”“蚯鳝暴扭”的字了。

    出了诊室，去清洗伤口。刚到清洗室门前，“业务支援”出现了，告诉护士：是说普通话的。护士有些歉然地说：我的国语说得不好呀。我说：挺好的，挺好的。

    清洗时，护士拉上一个布帘，与外面隔开，然后从架子上整齐码放的几摞蓝包中取下一个，打开，里面是一叠整齐的小块方形纱布、两个塑料钳子，还有一个蓝色的小托盘用来盛放药水。一个患者一个包。处理完后，将包打上，应该是消毒之后再用。

    至今，我已经去清洗了四次伤口，每次都是不同的护士，每次清洗时，都被问询“疼不疼”，声调均相当柔和、亲切。最近一次，还被护士问起这几天是否冲凉，并被告知可以在来换药之前冲凉，冲凉时用凉水对着伤口将浴液冲掉。为防我没听懂其意，这位护士还让我复述一遍她的话。

    最后一道程序是拿药。先到一个窗口递交药方，拿到一个号码，然后坐在大厅里等待叫号。这一点似乎与内地一般医院不同，显然，这样的安排，使每个患者不必直接将药方交给药房，然后站在窗前等待药房人员捡药。

    与在内地医院拿药最大的不同，是内地医院往往需要排大队。这家医院的药房则有一个独立的大厅，有约一百个座位的椅子。药房的窗口上方，悬挂着一个很大的黑色电子显示屏，上面一次显示十几个号码。患者的号码出现在屏幕上，意味着药已捡好，才起身去排队，其他的坐在椅子上等候即可。排队者站在一条绳子拦成的通道内，快到拿药的窗口前有道黄线，排到的人才能越过黄线，站到窗口前领药。

    电子屏幕上显示取药号码的同时，广播里同步用英语、粤语播出排到的号码，语调极其柔和，近乎催眠，听长了也不觉得吵闹、心烦。

    这家公立医院规模不算大，但药房里人手很多，有七八个工作人员在捡药、发药。因此尽管有近百人在等候，但取药的速度很快。我注意到，各种不同的药都装在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没有五花八门的包装，也没有成分说明。袋子上贴有一张纸条，上面除了标示用法之外，还写有“小心放置，以免儿童误服”的字样。

    香港公立医院的药，除了价格贵者，一般不用患者掏钱，而所有的药由香港医院管理局统一采购，包装简单，药量不多。想起半个多月前在北京看颈椎，花了280元钱照了肌电图，结论是“在正常范围”。但医生还是相当豪放地一口气开了六种药，花去我近七百元钱，不禁唏嘘。

    值得一提的，还有医院的候诊室里建有盲道，方便盲人患者就诊。此外，医疗记录“小黄本”里夹有一张“重要通告”，也值得一记。通告的内容是告诉病人，医院的员工可能请病人提供个人资料，这些资料将用于健康护理，以及发生灾难的情况下提供给相关公共部门。这是出于对病人隐私的尊重而做的提醒。

    省时间、不累、被照顾得很仔细，是这次看病的主要体验。需要说明的是，从药房近百人拿药的事实推测，这家医院尽管称不上是大医院，规模也不算太小，但看病、取药过程有序、流畅，服务质量上乘。作为内地人，对其身为公立医院而有如此优良的服务，难免深有感慨。

    环视医院所有显眼的地方及角角落落，没有任何“以人为本”“患者至上”之类的标语口号，也没有什么承诺性的宣示。但每个环节和细节中，都最大化地体现了方便、体贴患者的原则，让看病不至成为一个疲惫不堪、充满挫折的过程。

    一项由国际著名调查机构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的公营机构和政府部门当中，香港市民对香港的医疗制度最有信心，信心指数高达72%，满意率更高达99%。

    这并非香港医护人员的道德水准先天地多么高尚。香港人能幸运地享受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服务，是锐意改革的结果。香港现行公立医院体制系于1985年由澳洲一家顾问公司设计，经过广泛公众咨询，于1990年正式成立医院管理局，接管所有公立医院和医疗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医院管理局并非政府机构，而是法人团体，是一个高效、专业的机构，其一系列制度设计与配套措施（如独立的投诉与调查机构）构筑了香港高效、公平的公立医疗体系。

    此外，政府充足的投入更具有基础性的作用。香港公立医院的费用92%来自于政府拨款，医护人员类似于公务员，有固定薪酬，制度设计中医生更没有以开药获得提成的可能。

    作为丰裕社会，香港有内地现阶段不具备条件去学习的地方。但是，许多技术性的细节，需要尽快“拿来”。

    三个香港人的十五年

    文/许骥

    写在前面：这是2012年香港回归十五周年，内地报刊邀我写的一篇稿子。然而写出来后，编辑认为过于“负面”，没有刊登。又一年过去了，我笔下的香港有改观吗？我当然希望，香港没有那么“负面”。可是，香港的贫困人口仍在持续增加。有的人眼中的香港，全是摩天大楼、有钱人、花花世界；但我眼中的香港，为什么总是所写的这三种人……2013年，正好是我来香港十年，人生中有几个十年？

    1997年7月1日，我捧着西瓜坐在电视机前看香港回归的报道。对我来说，香港回归是足以令我高兴的，因为那天放假。从电视里，我第一次看到末代港督彭定康──那张忧伤的脸，以及英国士兵奇怪的走姿。英国国旗和港英旗帜缓缓下降，中国国旗和特区旗帜冉冉上升。我不太能记得当时的心情。因为当时的香港之于我，只是个偏远的小岛。虽然常常看香港电影和听香港流行歌曲，但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切实和那个地方发生什么关系。

    可命运总是充满各种意外。2003年8月4日，我正式成为香港居民。拿到身份证的那刻，我感觉像是在做梦。当我走在中环皇后大道上的时候，就像置身另外一个星球一般。身边行过的都是中国人，却因为不同的制度，完全呈现出另外的面貌。他们的步伐那么快又那么有序，我生平第一次接受文化冲击。

    转眼九年便过去，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香港人。香港人从来不否认自己的中国血统，但他们中有的人，时不时还是跟我念叨英国统治时期的香港。开口闭口“以前唔系咁嘅”！就好像过去有的台湾老人总说北平如何如何一样。

    香港回归15年。15年是什么？想若笼统地说香港的历史，我们都会列举：亚洲金融风暴、SARS、金融海啸、双非孕妇……但生活不是个别名词或数字，生活是每天的24小时。你真的了解香港普通市民的生活吗？

    吴萍的创业

    吴萍女士正好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取得单程证变成香港人的。她是个生意人，20世纪80年代末只身闯荡深圳。她说，在生意最辉煌的时候，自己曾经是她那个行业里全国前三甲的人物，还立志要盖一座属于自己的国贸大厦。

    初来香港时她意气风发，决心要在香港干一番事业。她说，当年的生意很好做，因为她比一般人都聪明。普通香港人，只知道从香港拿货；大不了去深圳、广州拿货到香港卖。但吴萍会去浙江义乌拿货，那里的货又好又便宜，种类还多。加上当时港币比人民币值钱，每次去拿几千块货，到香港就能卖几万块。在香港四五年时间，吴萍已经积累了不少财富，经营的公司已经开了三家分店。而且，她在深圳最热闹的步行街东门，还买了一间店面。

    2002年，吴萍40岁，决心把生意做得更大，离拥有属于自己的国贸大厦的梦想更进一步。在港五年，吴萍已经积累了一个很大的商户网络，不少香港的散户都到她这里拿货。于是她想，不如做批发。

    吴萍物色了一个很大的商铺，位置在中环。她把所有的储蓄都投入其中，还四处借了几十万，把批发总部开起来了，生意和想象中一样红火。

    但是，一场瘟疫不期而至。2003年，香港全面陷入SARS的恐慌中。电视里，不停播放着病人死亡的消息，淘大花园封楼隔离，甚至有医务人员因公殉职……SARS病毒像看不见的枷锁，把香港市民牢牢锁在家中。往日熙熙攘攘的商场里空无一人，原本十分嘈杂的酒楼里门可罗雀。倒闭，也像瘟疫般蔓延开来。商铺关门，房屋易手。莫说不敢上街，在对未来的恐慌中没有人敢随便花钱。

    就是在这时候，吴萍的生意一落千丈，经常一天下来分毫没有进账。每个月，电费、水费、房租、追债……各种催款单仍旧按时上门。不到半年，这家雄心壮志的大商铺，被搬得空空荡荡。吴萍不得不接受她人生中第一次，也是致命的生意失败。为了偿还借债，吴萍把位于深圳的店铺卖掉了。她不停地告诉自己：“没关系，可以从头再来。”

    很快，吴萍又全身心地投入到零售业上。她想努力维持住原来三家分店的局面，每件事都亲力亲为。因为要背沉重的货物，她的腰受过伤。因为要更换天花板的灯，她不慎从凳子上摔下，手臂骨折，白色骨头穿破皮肉暴露出来。她也想过依靠男人，但是或许因为不善相面，她找到的男人都帮不上忙，反而给她造成更多的烦恼，甚至花掉她更多的钱。

    生意要翻身，需要投入，吴萍需要钱。但是，由于之前在银行的信用记录不好，她无法向银行借钱。这时候，香港大量的借贷公司笑里藏刀地出现在吴萍面前。吴萍从这些借贷公司那里借了十几万，但她似乎没有计算过，要还清这笔钱，她需要再工作30年，每个月都要还近万元──其中9000是利息。

    这样的生意怎么可能做得下去？2005年，第一家分店倒闭。2007年，第二家分店倒闭。吴萍守着最后一家分店，支撑到2012年，终于在家人的劝说下，申请破产。收到破产管理署的来信，吴萍害怕地不敢打开。后来，她的儿子告诉她，她这宗破产案，已经是当年的第两千多宗。那时，才只是4月而已。见律师的时候，吴萍说不出话来，也听不懂律师说的任何内容。她只反复说着一句话：“我不是没有努力过，但努力了这么多年，真的太辛苦了。”律师没有理会吴萍，只问：“我说的你是不是清楚明白？”吴萍点头。律师说：“可以了，你现在去交钱吧。”吴萍拿出自己仅有的一万多元钱，交给律师。

    在这世上，你的不幸，总会成为别人的幸运。

    吕伯的退休

    吕伯接到一个电话，问他有没有时间开工。吕伯说：“唔去啰，你冇保险，又咁危险，唔啱我啲老人家做。”挂上电话，吕伯继续抽烟。

    吕伯今年61岁，是个资深的摄像师，过去在包括TVB等多家大型的电视台工作过。大约五年前，他供职的外国电视台撤出香港，于是他便不再上班，偶尔有活的时候接来做。

    如果换作在内地，吕伯或许已经可以拿着退休金颐养天年了。但是在香港，没有退休金制度，所以吕伯只能靠自己。香港有公屋、综援（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免费医疗等福利，但没有退休金。因此，香港人换工作很频繁，没有日本人那种在一间公司工作一辈子的习惯。

    1997年香港回归时，吕伯在新加坡。90年代初，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对香港的人才需求很大。当时，香港的专业人员到海外工作是潮流。吕伯也跟着这股潮流去了新加坡，在那里住了五年。到1997年，香港的专业人才在新加坡已经没那么吃香了，工资也不见得比香港高。这时有个香港朋友叫吕伯回香港做事，他便回到了香港。其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香港。

    世事变幻无常。在香港，你不知何时政府会推出怎样新的政策。从来在退休金方面没有作为的香港政府，突然在2000年底，推出强制公积金制度。这项制度，要求每个在职的香港市民购买政府基金。吕伯花了好久好久来研究这项制度，最后终于弄明白了。意思是，你每个月的工资中必须拿出一定份额的钱用于投资。投资的项目，可以是股票、基金、储蓄等等。当你年满65岁的时候，这笔钱才可以拿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赚钱，也有可能赔钱。弄清楚这项制度后，吕伯爆了句粗口……

    2001年，吕伯已经50岁。他觉得自己承担不起股票或基金的风险，于是选择了最保守的储蓄。一年后，受委托掌管强积金的公司给他寄来年度报表。告诉他，通过一年的投资，吕伯赚了四元钱。

    2007年，吕伯供职的外国电视台撤出香港，他便不再是在职人员，于是没有再缴纳强积金。但之前缴的钱，要到65岁以后才能取回。这些年港币不断贬值。吕伯说，他看着一笔正在变少的钱，无能为力。

    香港的老人家都很勤力。你常常会看见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人，还在开出租车或者从事其他工作。香港人勤劳的本质固然是一回事，但没有稳定的退休金保障也是重要原因。你可以申请住公屋，依靠综援生活。但是，一个月两三千块钱的综援，在香港能干什么呢？香港一直强调自由，但自由的代价往往是缺乏保障。

    所以，我在香港常常会看到那些“想当年”的老人家。他们总是说起，早知道当年就如何如何，总是为自己年轻时错过的机会而懊恼不已。

    吕伯也一样，他说过好多次，早知道应该搬到国外去生活，要么欧洲，要么加拿大。原因很简单，即便不能赚很多钱，但那些地方的消费比香港低，福利也比香港好。可是现在，这些想法就只能沦为想法了。

    吕伯每天都要听香港电台的时政节目，对几个知名的评论员，还有立法会的议员都如数家珍。问他这15年来自己有什么改变？他说，最大的改变就是过去只关心赚钱，不关心公共事务；现在开始变得关心公共事务了，因为不得不关心。他很想希望自己的孩子出国念书，但他说：“我帮唔到手，只有靠佢自己。”

    李香的高考

    李香拿到高考成绩单，落榜了，并不意外。

    李香从来没有对2013年能上大学抱过什么希望。从小学开始，她的成绩就不好，缺乏自信。四年级的时候，班上来了个性格怪异的语文老师，专门欺负成绩差的同学，李香就是他的重点欺负对象，有时甚至是体罚。因为害怕那位老师，李香曾经多次逃学。后来母亲投诉学校，那位班主任被调离，李香才重新回到课堂。但逃学会上瘾。上中学后，李香只要一在学校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有时是和同学处不好，有时是和老师处不好，她就逃学。逃避，已变成她处理问题的思维模式。

    李香是个缺少爱的孩子，从小父母就与她形同陌路。所以，她比其他孩子显得孤僻。她不爱上学，考试成绩不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爱读书。实际上，她比同龄的很多孩子都爱读书。初中时，她就已经开始啃康德的著作。不过，没有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终究是李香的致命伤。她通过自己看书，语文成绩可以不错，但她的数学很差、英语很差。这些科目，都是要通过长期的系统训练才能学好的。高考前，虽然她努力了一段时间，但终于还是追不上。

    2013年是香港的第一次高考。以前，香港的中学教育是七年，大学教育是三年。数年前，教育统筹局规定从2006至2007年度学年上中学的学生开始进行改革，中学上六年，大学上四年，和内地一样。李香就是第一批接受教育改革试验的学生。2013年的升学考试，香港考生的压力特别大。因为旧体制的考生，和新体制的考生一起考，人数特别多。

    2011年时任副总理李克强访港时，曾经说过要帮香港缓解今年的高考升学压力。所以，2013年香港学生可以免试上内地多所大学。不过，免试归免试，还是要看高中三年的成绩。这让李香上内地大学的希望也落空了──高考奋力一搏还有可能，要是看平时成绩，那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香港的高考升学率是出奇地低。内地现在每年有超过80%的考生能够上大学，台湾的升学率更是高达99%。但香港的升学率，多少年来都保持在20%以下。大学教育至今还是“精英教育”，不是公民权利。

    在过去，不上大学也没什么大不了。过去的香港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可以通过做学徒的方式掌握一技之长。比如在过去，李香可以学裁缝，学好了本事，将来自己出来创业──在香港，工人的工资往往是高过普通白领的。

    但是，在“地产霸权”出现之后，这样的情况也渐渐消失了。因为你要创业，首先要租店铺，但地产商垄断土地。你生意不好，支撑不下去，倒闭；你生意好，地产商给你加租，你照样支撑不下去，倒闭。所以，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给别人打工。现在香港的小学生都知道，将来无论如何一定要考大学。因为即便是打工，也希望坐在有冷气的办公室，做个体面的打工仔。

    李香的一些同样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已经去便利店上班了，每个月能赚7000块钱。但李香很清楚，她必须要读大学。因为便利店或麦当劳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爱读书，还有作家梦，她多么想再要四年时间，可以安静地读书。李香决定了，重读高三，明年再参加一次高考。无论香港、内地或海外，她一定要上大学。

    香港，有700万人口。这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人。我见过《桃姐》里那样的老人，也见过《春娇与志明》里那样的年轻人。九年来，我找不到任何词来概括香港。因为她太丰富，一旦你尝试概括，便注定是错。

    回归15年，香港改变了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

    我经常去吃的一家食肆，是四姐妹开的。15年来，她们每天卖一模一样的鲩鱼饭。食客没有挑剔，她们的手艺越来越好。

    旺角的二楼书店，有的开了15年，有的早已不见踪影。那些不开书店的老板，有的现在已经是很知名的作家。

    将军澳的一间小学，多年前人丁兴旺。2013年再去看时，已经倒闭。由于香港出生率低，很多学校都被迫“杀校”。

    观塘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观塘。这里，正在进行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重建。老街坊不见了，很多熟悉的味道也不见了。

    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公屋大窝口邨，楼还是过去的楼。现在政府要重新粉饰它，让它从外部看起来焕然一新。住户说，这一刷，说明十年内不会拆迁。

    我想，15年来香港改变得太多了。孩子变成青年，青年变成中年，中年变成老年，老年变成骨灰；很多人迁入，很多人迁出；特首换了三位，官员换了无数；就业率上升，但基尼系数不断扩大；租金上涨，港币贬值……

    不变的也很多。香港仍旧是世界上摩天大楼最密集的城市，仍旧是奔驰车密度最大的城市；香港机场仍旧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香港人仍旧每天辛勤地工作；李嘉诚仍旧是首富，六合彩仍旧创造暴发户；大学升学率依旧那么低，香港仍旧没有出现令世界惊艳的作家……

    香港已成往事。何处不成往事？香港只有向前走，反正一直以来，香港都是个不断创造奇迹的地方。200年前，谁也无法想象今天的香港。所以，15年来究竟有什么不变？我想，唯一不变的就是香港一直在改变。

    总结？何必呢。香港人是不太有时间的。正如电影《岁月神偷》的主题曲《岁月轻狂》中的最后一句：“不回想，不回答，不回忆，不回眸，反正也回不了头。”

    左脑情色右脑保守——情色香港，保守香港人？

    文/严飞

    就城市而言，香港并不是很能发生情色的地方。虽然香港耳濡目染西方价值观念一百多年，可是骨子里的保守却更有甚于任何一个华人世界。

    自从2006年香港在中环举办了首届性文化节，到2013年已经是第六届（10月27日开幕）。从第一届的羞羞答答、观者寥寥到几年后的今天，香港人已经可以大度地接受在闹市区公开谈性，在布满安全套、情趣用品的会场里看一场商家组织的表演秀。不过大度归大度，心态的稍许接受却并不代表香港在性上就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或者说已经变成为了一座开放的城市。2013年8月底这里就刚刚举办过为期三天的Sexpo“性博览会”，是香港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不过规模和上海的相比就相差甚远，因为这是一次不能对外公开的展览，只准行内业者参观。而杜蕾斯在一项全球人士性爱趋向的调查中也发现，香港人的每周性行为次数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五，远远落后于内地和台湾。

    然而讽刺的是，在所有外人眼里，香港留给人的印象，却是一个“黄”雾弥漫的情色之邦。且不说港产的现代古装三级影片、扑满报纸的情色专版、坊间的“龙虎豹”“藏春阁”、独有的“青楼红粉”一楼一凤，单是那些封面激情裸露，充斥大小便利店的八卦杂志，其理直气壮的程度便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产生此乃“从来美人必争地，自古英雄温柔乡”的错觉。

    这种错觉的产生，离不开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叶香港三级片的贡献。虽然说亚洲情色电影一直以来都是唯日本独尊，但是在这段时期内，真正引领一时之风骚、大众之潮流的，却是港产三级片。由导演王晶带领，叶玉卿、叶子楣“双叶”领军对决，再加之接踵而来的香港小姐翁虹、玉女红星李丽珍、影视新人舒淇，一下子制造出一个情色救市的黄金年代。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带有情色成分的香港电影就已经登上大雅之堂。那个时候还没有“三级”的说法，所有艳情电影都被包装上“风月片”的美名。一直到1988年香港颁布《电影检查条例》，三级片才正式走入人们的视野。该条例为了保证成年观众在能够观赏更多影片的同时，又能保护18岁以下人士，遂依据观众年龄限制将电影划分为Ⅰ、Ⅱ、III三级。那些充满血腥暴力镜头、露骨床戏描写的影片一般会被评定为第三等级，禁止未成年人入场。由于香港采取分级制度后，只有过去被禁制的色情电影送检，久而久之，三级片便在人们心目中成为色情片的代名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正处于灰姑娘舞会时期。经济发达，市场活跃，楼市畅旺，整个香港充斥着一种纸醉金迷的大气候。这个时期的香港人，对于情色的追求较之于现在，无疑要来得更加表面化。而同一时期江湖黑帮片和赌片的式微，又间接助长了“养眼”色情片的繁荣。因此，每当有具号召力的女星上演三级片时，港人都会毫不吝惜地掏腰包捧场观看。

    然而时过境迁。在“入肺入肉”的日本AV电影于90年代后期入侵之下，内容单调乏味、暴露比上不足的香港三级片只能接受“沦陷”的事实。最近几年，本地影业虽又重新开始投入到三级片的制作，并投入了很大的制作成本，在广告宣传和抢占内地市场上下足了功夫，甚至玩起了3D科技的新卖点。从《金瓶梅》（2008）、《金瓶梅II》（2009），到《3D肉蒲团》（2011）、《蜜桃成熟时3D》（2011），每一部作品都在一定时期内带动起了大众的谈资，还引发起一股内地观众组团到香港观影“看波”的浪潮。不过从效果来看，这些电影都仅仅只是促动起了人们对现代科技之下到电影院里看大屏幕、高清度、3D渲染效果的情色镜头的好奇（当然还有早川濑里奈、吉泽明步等人的票房号召魅力），并没有真正挽救传统意义上的香港三级片的境况。倒反而是那些更加强调本土戏谑色彩，带有些痞气和咸湿气的港味对话风格的电影，比如彭浩翔的《低俗喜剧》，在票房和口碑上获得了双重的成功，并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扛起了本土电影的大旗。

    这背后的原因，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脱不开香港人保守的本性：乐见他人“三点毕现”，却难容自己“敞开心扉”。左脑情色、右脑保守，是“香港制造”中有趣味的精华所在。不过如若再深度剖析一下这一份保守的本性，又脱离不开香港独特的城市建筑逻辑。

    香港留给人的最大印象，莫过于那一排排高高耸立密密重叠在一起的建筑群，无论是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大厦，七八十年代的商住两用大厦，还是90年代的现代高楼，都逼仄而又混杂地拥挤在一起，让人沉重地喘不过气来。陈冠中在《我这一代香港人》里就说过，香港人一生都在处理拥挤。他就曾跟父母和姊妹一家四口住在堂楼的中房，房东一家住向街较大的房间，另有租客在最小尾房。“香港中产阶级再富裕，那住房仍是寸土必计算，惘惘然有挥之不去的拥挤意识。”

    在地少人多、寸土寸金的香港，高昂的地价烘托出的是一幅幅扭曲而异化的香港建筑空间图景。以大地产商为本，以经济利益为本，成为这份文化的核心代表名词。其结果，别说适宜的生活，就连拥有一份个人私密的空间都是一份奢侈。所以也难怪，2013年香港性文化节的主题就是“性与城市空间”，有好几位本土的艺术家在现场展出自己的艺术装置，譬如艺术家廖家宜的作品“香港连自慰的空间也没有”，以控诉香港的地产霸权令年轻人未能买楼，私人性爱空间受限。

    所以也别说香港人保守，资本垄断、地产霸权的影响无处不在，连普通香港人的私密生活都难逃其网，更别说都市生活中那些和文化、思想有关系的人性追求了。

    贫而不哀的深水埗（上）

    文/贾选凝

    从深水埗这三个字结连进我的香港经验起便相信，不懂得它的人，不会足够懂香港。这个全港民均收入最低的旧区，存在独居长者、露宿者、新移民等各种贫穷问题，也保留了街档的物价廉宜、小贩行人毗邻相安的社区关系。它以一种奇妙的包容，将种种矛盾纳入生活轨道，所以低薪、廉价、草根、混杂等字眼在这里更多指向人情而非悲情。深水埗很旧很穷，也因此成为旧物穷人在这座汰弱留强的城里最后的容身之所。

    这一区给我的冲击，始于采访一次爱心派饭行动（免费派发盒饭及其他物资给弱势长者及露宿者）。那天傍晚时分，和摄影师来到通州街桥底，现场已席地坐满了等候领饭的长者，义工过来千叮万嘱不要拍到他们的脸，其实这昏黄灯光下黑压压几百人的群像，在整个香港根本模糊得微不足道。玉器市场前的天桥底，在那刻像一片孤岛，围拢聚集的只有义工、贫困长者、无家可归者和外围的面目不清的游荡者。为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挤在水泄不通的人流里领上一个盒饭、一瓶水，绝对不是件秩序井然的事。尽管义工众多，现场仍然一团混乱、毫无通路。拥挤的人群让人感到无力，因为赤贫太过真实。

    退到外围来，紧贴桥底的长长一排地摊在分发其他物资，社工将收集来的旧衣物按需发予长者。一位坐轮椅不识字的露宿婆婆，连搬进公屋的按金也交不出，她话不多，但当义工从小山似的旧衣堆为她淘出一条尺码合身的裤子时，她缺牙的笑里却有满足。入夜之后，走进北河街上的北河烧腊饭店，这间饭店是出了名的“有情”，不但定期供应盒饭给贫困人士，平日的街坊食客里也有不少“老弱病”，衣着简朴乃至褴褛的，都在专注享用面前分量格外足、价又格外廉的餸饭。三教九流各色边缘人，果腹饱肚时同样生机勃勃。摄影师环顾四下，想拍一组环境照，斜对桌正吃碟头饭的中年阿伯赶忙开声，说自己绝对不能入镜，欠人太多钱，照片要是登上报纸就“大钁”了。

    形容底层的修辞和真正的底层生活相比，永远都缺乏想象力。深水埗就是这样，它的贫穷底色并未令生活在其中的人谈论它时抱怨重重，相反他们习惯了它，就看得到它的好。

    朋友里有个女孩，20世纪90年代末随父母哥哥搬来香港，当时家里穷，租不起别处，只有在深水埗2000多蚊（粤语“元”）就能租到100尺的单位，这一落脚就是15年，直到她后来大学毕业，父母都已不在身边，仍然和哥哥住这一区。如今兄妹两人共住一间300尺的单位，租金4800港币——还是全港望尘莫及的低价。偶然一次去深水埗找她吃饭，我说好像这边人口蛮复杂的，这个平日看来相当娇小的女孩轻描淡写地回应：“对啊，夜里回家时会被搭讪。”“你不怕？”“习惯喽。他们也没什么恶意，只是寂寞。”

    搭讪她的多是南亚裔人士，她早就习惯出门会见到这些深色面孔，并不以为奇。深水埗有为数不少的巴基斯坦和非洲人，他们在这里收购雪柜、洗衣机、电视机等大件的二手电器，运回家乡重新装配再卖。每天黄昏，北河街、桂林街一带，泊满他们的货车，破铜烂铁搬搬抬抬，拣货收货大声交谈，“大型货车党”在嘈杂声浪里买卖交易，也算深水埗独有的一景。白天没工开时，这些外籍人士会在周边街上无所事事地闲荡，有时五六个聚成一圈打牌，见到年轻女孩经过，出声搭两句嘴，但不会真的上前，也就谈不上是骚扰。

    后来，她告诉我，深水埗治安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差，因为住的人普遍穷，街上巡警又格外多。而夜里的“北河四街”（北河街、基隆街、桂林街及大南街）给人多事之地的印象，其实源于不少摆地摊的无牌小贩聚在马路中央，讨价还价扰攘到凌晨才散。当我们用对一座城市面貌干净整洁的要求去看待这些“夜冷档”时，它们是喧哗滋扰，但“维生”在深水埗的生态中却始终大过“企理”。但凡夜里拖着大编织袋来沿街摆卖的人，都是最草根的阶层。摊开一块蓝白相间的垫布，林林总总的二手生活就被倾囊倒出。旧衫裤鞋、玩具小电器、锅碗瓢盆、旧书碟片应有尽有，《晚娘》的DVD夹在老CD和情色片里，随手能淘出大把20世纪80年代女星的清丽容颜。一买一卖自力更生，赚点小钱做生活开支，贫者虽贫，至少还有这份生计里的尊严，所以食环署职员巡街时也是睁眼闭眼，说到底，何必和别人的生存过不去。

    论客观条件，其实深水埗远比天水围那种新移民特征的“悲情”更悲更贫，因为这里聚集的是以各种原因无法住进公屋的人：拿单程证的新移民、公屋轮候户、每月只拿1000元“生果金”“公共福利金计划下的高津贴”，公屋租金也付不起的长者；乃至捡纸皮的拾荒者和有精神问题的露宿者。但尽管贫穷，人气旺人情在。这一区的最宝贵空间是容人“生存”，板间房居民、新移民、贫穷户，都能在此一宿两餐、栖身立命。

    追求生活品质的年轻白领不太可能搬来深水埗，一来是唐楼残旧，二来车多人杂夜里也静不下来，但这样吵闹的生活质地，却恰恰能慰藉那些边缘长者的心灵。上了年纪又住惯这一区的人往荃湾或屯门搬并不现实（公屋多时会编配在那边），衣食便利丰俭兼容，是这份“廉价”生活里难以被取替的优势：一出深水埗地铁就是街市，北河街市的餸菜十八区最平，保安道街市选择多又新鲜。

    诊所就在附近，街口的休憩公园适合坐着发呆，买日用品时则可以和熟识的摊档小贩聊聊天。无儿无女的老人，觉得社区热热闹闹就不会太孤单。深水埗这一点最好，永远都是吵的，落街买餸、去街搭车，基层的嘈杂人声扑面而来，街也真的像街，容得下漫无目的游荡的人，各种食肆大排档均价又都低过外面。人与“地”唇齿相依，因为活在这里的成本，始终比别区更低更易。

    “有想过搬出去吗？”我那朋友歪头想想，答说：“居住环境的确没那么好啦，但也不是非搬出去不可呀。”15年，久到她真的习惯了。习惯了每天走在街上听到台山、潮汕等各种广东方言，习惯了它的物价、拥挤和底层，也习惯了它早就是自己唯一仅有的那个“家”。

    贫而不哀的深水埗（下）

    文/贾选凝

    透过电影去观照深水埗，能体味到一种独一无二的“情怀”。

    情是人情味，感怀从世间悲喜中来。深水埗的故事里，长者问题首当其冲。将其诠释得含蓄动情又哀而不伤的佳作，就像《桃姐》。暮霭之年的独居老人在这一区里司空见惯，戏里主仆二人吃桂花鱼的那间濠轩粉面茶餐厅虽搬离了顺宁道，但餐厅旧址对面的顺宁道游乐场却没变。公园很小，许多长者平日就坐在长椅上闲聊，或是晒晒太阳看看天光。附近几条街上，安老院招牌林立，几步一间。桃姐住的杏林护老院在医局街尾，白底红字的招牌和电话号码。周边有物流运输、胶皮轮胎、卷闸铁器和美容美发，一整条街都是斑驳老楼，有些楼外还搭着脚手架，似拆非拆。街上的老人院不少，有的就在垃圾回收站旁，更多的则和布行、工程公司、地产门面为邻。

    香港的老龄化问题正在恶化，2011年，老年人口占了整体人口的13%，预计到2041年，这个比例将高达30%。而其中独居长者的问题，放在深水埗这种旧区，又不可避免受到大规模市区重建的影响。旧楼地盘被陆续收购，打破了原有的基层社区网络，居民要面对的改变不单是迁出老屋，更有生活成本、工作机会、社群关系，乃至情感记忆的颠覆。尤其对于一世以此为家孑然一身的老人，“走出深水埗”意味着动摇根基的震荡与挣扎。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李慧莹博士说：“市区重建并不等同破旧立新。”新旧变迁既是势之所趋，就需要付诸更多耐心去安顿此地居民的生活转变。关乎“人”的问题无法大而化之，而势必精心去观照其中每个具体环节——楼宇整修怎样能将对住户的困扰减至最低？弱势群体在调迁政策面前怎样保护自己的基本权益？生活的习惯与便利被打破后如何重建？而那些要搬出深水埗的孤单长者，又该如何跟这一区说再见？

    “旧区情怀”的背后，往往有对社区历史与人情何去何从的困惑。2013年在香港亚洲电影节看到的《小学鸡大电影》也是一部“情怀之作”。虽然只是演艺学院硕士毕业生制作成本极低的毕业作，却是2013年最感动我的电影之一。它令我再一次看到深水埗的好。剧情不复杂：一位拿过金像奖的大导演，人生低潮遭遇中年危机，沦落得去教几个“小学鸡”（小学生）怎么拍电影。“小学鸡”们所拍的主角是从《天水围的日与夜》里走出来的陈丽云——只是这次，她是演一个从住了一辈子的深水埗孤孤单单搬去天水围的独居婆婆。题材很写实，戏里的陈丽云，戏外就是深水埗的常见个案。

    写实，是因为编剧对旧区有情。他告诉我，剧本里对旧区的情怀来自他所成长的牛头角。他记得当自己最初想去创作一部电影时，脑海里浮现的就是牛头角下邨即将清拆时的景象。后来拍毕业作品，学校选了他的剧本大纲，他写第一稿，虽然以牛头角为背景，但下邨当时已经只剩一片空地（因重建规划，牛头角下邨一期与二期，历时近十年，2012年初被全部清拆）。剧本写完，筹备开拍去选景，大家都心知，这样一个关于旧区的故事，已不可能在牛头角拍摄，那里所有旧楼，全部荡然无存。那么，去哪里拍？

    他们唯一的选择，只有深水埗。于是，主景选在了石硖尾。

    两三年前，这位编剧在石硖尾JCCAC（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有间工作室，所以接触到一些深水埗当地的街坊和商户，片中出现的凉茶店、伞店、音响店，都是他建议制片前去借景。虽没有牛头角的屋邨邻舍，情怀却是共通的。又有金像奖最佳女配角陈丽云和当年抵押过房子去拍戏的高志森出演，深水埗的街与铺，就萦绕着粤语老歌《红豆相思》，道出了一则关怀旧区与旧人的香港故事。“相思何时了，触景更神驰。”深水埗的旧，让人触景感怀。

    而旧区重建最让深水埗人忧心的，是重建后的楼宇租金上升，不但无法改善他们的生活质素，且未来更会出现两极分化：除了破落旧楼就是昂贵新楼，他们在这一区的选择空间就被挤压得更小。贵价屋苑与周边生态格格不入，而重建也同时带来大量被弃置浪费的建筑废料。实际上，深水埗的许多危楼、唐楼并不一定要被推倒重建，而应首先进行修缮、维护、保养和翻新。低收入居民们并不需要一幢幢漂漂亮亮却永远负担不起的新屋，与他们每日起居直接相关的诉求，是老屋不再渗水、残破得到修补，以及拥有更好的防火设施。

    有形的新旧交替是楼宇重建，而无形的则是已在发生变化的生活质地。后来我读到深水埗区议会赞助进行的《108个深水埗人访谈启示》，一位在深水埗26年、从摆地摊到搬进楼上铺、经历了鸭寮街变迁的商户说，鸭寮街从前有卖毛巾的、有粉面店、有汽车维修，甚至有人租了铺做货仓，如今则几乎全是电器，不再有什么商品适合长者。旧铺虽然开在后楼梯肮脏的旧楼里，卖的却全是新潮玩意。他心底怀念着60年代那个和九龙塘一样安静的深水埗，但时光无返，便只能望着旧楼单位里60年代的“窗花”去回忆。

    食价的提高，更只有区内人体会得到。相比区外自然还是便宜，但和自己的历史比，不知不觉价就涨了一大截。从前西九龙中心顶层的Food Court十蚊能吃饱，15蚊有烧味双拼饭，如今早已重新装修，每餐均价20以上。变得不多的，大概是旁边阿伯隔着桌子和人大谈政改的市井人气，或是街坊熟客所得到的更大份一点的例汤餸菜——社区还有这份人情味，就还是那个心安之处。

    如果一定要我讲出深水埗最珍贵的特色，我反而会绕开情怀，谈谈它的“功能分明”。这一区诚然混杂，却又非常生活化。确切来说，它是香港唯一的街档分工明确、条条街加在一起就能满足居民生活各方面需求的地区。没有大商场少有连锁店，但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小物件，却应有尽有。鸭寮街是电子产品集中地，汝州街又叫珠仔街，各种制作首饰或公仔所需的串珠都能在这里找到，大南街则以布疋店和原材料铺为主，极长，一路延伸到太子，一网打尽了做衣服、被子、皮革背包的布料原料。福华街多食肆小店，可以大饱口福，长沙湾道有时装街，基隆街上卖花边纽扣——每条街都有自己的功能，即使生活中最不起眼的部分，在深水埗都拥有自己的位置。

    这是只有旧区能够安然包容的琐碎生活，非常细枝末节，也非常实在。无论贫奢，人的生活永远需要这些基本内容，所以我一直觉得，深水埗能让你看得到坐卧行走在其中的“人”，以及他们在怎样过活。

    而新与旧，从另一个意义上又一直在这里奇妙共生着。那样传统陈旧的地带，却又是电子产品的销售腹地，“黄金”与“高登”两大计算机商场，往来水客络绎不绝，最新一代iPad mini和“土豪金”在这里被炒卖交易，鲜明对照着旧区居民的节俭度日。矛盾吗？也不，想一想区内的噪音与居民、行人与小贩、贫穷与人情……或许这也正是深水埗值得珍视的一份生活价值吧。走进深水埗，也就走入了一段介于怀旧与潮流的香港岁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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