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鹤年的祖籍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他的父亲郭钦鉴于1909年出洋谋生，来到马来西亚。先是当店员，后来自己开了家咖啡馆，成了家。郭钦鉴的哥哥郭钦暖也在南洋，兄弟俩经过数年努力，共同创办了以经营大米、大豆和糖为主的东升有限公司，家境日臻富裕。
郭鹤年是郭钦鉴的幼子，上面有两个哥哥。他们的童年是幸福的，家境优裕，严父慈母，弟兄3个在新山市一家英文学校读书。郭鹤年自幼聪明过人，而且非常好学。从英文学校毕业以后，他考入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在求学期间，他刻苦发奋，博览群书，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他在这儿还认识了一位对政治颇为热衷的同学，即是日后成为“新加坡强人”的李光耀。
1945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入侵东南亚。马来西亚也被日军占领，并实行军管。郭钦鉴公司的大米生意被迫停止。祸不单行，不久，与郭钦鉴共同管理公司的侄儿郭鹤青又被日本宪兵扣押。公司只好关门，郭鹤年也被迫中途辍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郭钦鉴重整河山，再次开张。东升有限公司不仅恢复了生意，而且，由于他们的精心经营，市场不断扩大，发展得很快。然而，好景不长，郭钦鉴本来身体就欠佳，又因多年创业操劳过度，终于一病不起，于1948年病故。
父亲去世前不久，郭鹤年在新加坡独自创办了从事航运业的利克务公司。由于父亲的病故，他只好又回到马来西亚。
郭鹤年的母亲郑格如女士受过高等教育，是个识大体也很有眼光的聪慧女性，她不希望因为丈夫的死，使郭氏家族的事业分崩离析，建议郭鹤年与他的哥哥以及堂兄弟们互相帮助，大家拧成一股绳，联手重新创业。成功之后，郭鹤年说：“母亲对我今天的成就有很大的功劳，对儿子的管教非常严格，也是影响我一生最大的人。”
郭氏兄弟遵照母亲的意见，集中了各自所得的遗产，并邀请堂兄弟们来共同商量，各人入股，于1949年组建了郭氏兄弟有限公司。郭鹤年当时虽然才25岁，但他精明强干，博学多才，众兄弟一致推举他为公司的董事长。这样，年纪轻轻的他便挑起了重担，继承父辈开创的基业，继续经营大米、面粉、豆类和糖。
与此同时，郭鹤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利克务公司的业务也正常进行，而且越做越好，日渐红火。1955年，郭鹤年将该公司改成郭氏（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他同时兼管。
身居要职的郭鹤年深知自己的担子重，也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要进一步发展事业，还必须拓宽眼界。为此，他专程去英国做市场调查，并学习商务知识。
在伦敦，郭鹤年对英国人优秀的经营管理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认真的学习和调查研究，他发现了糖业的潜在能力。于是，他把精力集中起来，专门地对糖业的经营做了深入的调查，对糖业的贸易状况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当时，马来西亚人食用糖的大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本国制糖业极为落后。郭鹤年决心抓住这个机会，大刀阔斧地干一番。
欧洲之行不仅大大地丰富了郭鹤年的商业知识，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一个清醒的提示。1955年回国后，除了经营郭氏兄弟有限公司郭氏（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外，他又在新山市创办了明因私人有限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50年代后期，郭鹤年开始着手致力于糖业经营。
1955年，郭鹤年回到马来亚，他在柔佛新山成立民天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商品贸易的生意。
通过民天有限公司和原本已成立的郭氏兄弟有限公司，同时应用在伦敦学到的现代商业管理经验，郭鹤年大胆地改变营业方针，开始设法从泰国大量输入白米，分销至新加坡、柔佛及马来亚各大城小镇。这也是郭鹤年家族事业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该家族跨国化企业的牛刀初试。很快，郭鹤年在马来亚生意场上建立起知名度和信誉。同行都知道，新山郭家那个从英国回来的“罗拔”（Robert Knob）长袖善舞，不可小觑。
郭鹤年堂兄郭鹤尧在谈到郭氏发迹时指出：“郭氏集团能够今日在本地及国际上大展拳脚、一帆风顺，主要是郭鹤年的眼光及工商业才华造成的！”
郭鹤尧继而称：郭氏兄弟集团的真正盈利并不是来自米业，而是靠“工业”；首先是靠炼“糖”工业，而且郭氏兄弟集团的真正发迹期，前后只不过30年！
作为兄长评价堂弟的业绩，如非心悦诚服，郭鹤尧要说出这样的话是不容易的：“我应该很公平地指出，过去30年来，鹤年对工商业的许多准确分析、判断和决定，造就了郭氏兄弟集团今日的局面。”
1957年马来亚宣告独立。为了改变单一制的殖民地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多元化，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马来亚联邦以及稍后的马来西亚政府（新加坡独立后易名）基本上沿袭了英国统治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1957年的“独立宪法”默许非马来人在经济领域的活动自由，不受人为或法律上的干涉。从马来亚1957年独立后到1969，年“5·13”事件这段时间，被人称为“马来人的政治力量与华人的经济力量相结合的时期”。
马来西亚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相对稳定，为华人经济发展，尤其是向现代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在50年代初期从经营锡矿业、橡胶业以及商业所积累的资金，开始向工业制造业、建筑业、地产业、制糖业、金融业、航运业和旅游业等领域发展。在这遍地是金、充满机会的年代，不少马来西亚华人把握住快半拍商法，谱写了一篇篇多姿多彩的传奇故事。
就在郭鹤年在经营民天和郭氏兄弟公司的时候，发现糖价不断飚升，几乎使得每个经营白糖的经营者，都赚得盆满钵满。
一经了解，当时的食糖供应命脉，掌握在外国商家手里，主要依赖进口。食糖的价格一度涨得怨声载道，一磅树胶的价格竟然不敌一磅食糖的价钱。
郭鹤年在英伦学习、考察期间发现食糖交易和期货交易大有可为，心弦为之一动。
就在这一时刻，一位同郭鹤年有着广泛业务往来的日本商人找到他：“郭先生，炼糖业在马来亚很有发展前途，咱们联手一起干吧。”
这个提议，令郭鹤年怦然心动。
因为马来亚地处亚热带，具有种植甘蔗的优越条件。只不过没有自己的炼糖厂，不得不依赖进口而受制于人。
因为此际首相东古·拉赫曼领导的政府拟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力发展国内的工业。在这项计划下，凡是被列入新兴工业的领域，均可获得极大的奖励，其中包括免税优惠措施。
与此同时，曾一度控制东南亚糖业市场的黄仲涵家族已在下坡路上越走越远，逐步淡出这个领域，真空地带谁来填补？
于是，郭鹤年决定投资炼糖业。
但是，不要忘记，郭鹤年虽说20余岁就执掌家族经营的帅印，虽然他比家族其他成员见多识广，读过书，留过洋。华人家族毕竟有长幼尊卑的传统，而且郭家人多想法也不少；更重要的当时郭鹤年虽具备大手笔运作的筹划，但毕竟还没有拿出响当当的杰作来。
因此，他对炼糖业做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并同日本商家进行冗长的谈判，一个揭开郭家事业发展新篇章的主意就在心底拍板。
在郭氏家族董事会上，郭鹤年向家族成员端出他的全盘计划：将全部身家财产投资到“炼糖工业”上。
郭鹤尧是参加此次会议的成员之一。他在接受新加坡名记者冯仲汉的采访时是这样说的：
“我们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赞同鹤年的主张。当然大家都明白，那次的投资也是一个冒险，万一失败的话，所有郭氏家族累积了几十年的财产都会全部化为乌有。”
而另一种说法则是：郭鹤年话音刚落，就出现赞成派和反对派，而且势均力敌。
赞成者认为，鹤年计划缜密可行，跟着他走没错。更重要的是眼下大马商机难得，如不加以把握，郭氏家族难有出头日。
反对者则言之凿凿：投资炼糖业在大马史无先例，如今把全部身家都押在这上面，风险太大，这无异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万一砸了就“玩完”。
郭鹤年条分缕析，侃侃而谈：
糖，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之一。这些年来糖价一直飚升，而食糖供应的钥匙掌握在外国商家手里。如今大马政府鼓励国内企业界发展民族工业，并予以优惠，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不迅速捕捉，可能转瞬即逝。
所有身家押在炼糖业，正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兵法与商法同理，假如别人抢先从事炼糖业，我们随后跟进，即使没有风险，其利润必然大打折扣。
我们现在不是要求稳，小打小闹；我们要开创一个新世界。
郭鹤年不是滔滔不绝的演说家，然而他陈说炼糖业前景、风险结论有理有据，条条是道，极具说服力。
原来持肯定态度的家族成员更加放心，持有异议者也举手表决，全盘同意郭鹤年的决策，倾尽全力发展制糖业。
于是，马来亚第一家白糖提炼厂在1961年诞生了。
这便是建于马来亚槟城北赖的马来亚制糖厂。它是郭鹤年家族与马来亚联邦土地发展局、三井物产和日新制糖公司合资创办的。
郭氏家族为此注资60多万马币。用郭鹤尧的话来说：当时这个数字对很多大财团来说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可是对当时的郭氏家族，就非同小可了！我们当时只是一家米商。一家稍具规模的杂货铺而已。
观察家认为，创办制糖厂是郭鹤年家族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分水岭便是建厂前后。在兴办制糖厂之前，属于郭氏蛰伏时期。而当他毅然兴办制糖厂并付诸实施，则是他朝着现代企业迈进的重要关头，为他日后糖王的企业帝国奠定了基础。
当第一批白晶晶的蔗糖从北赖制糖厂的流水线哗哗流出，郭鹤年随手将一把糖放进杯子里，冲进一杯水，微微地呷了一口。这时，他心里的感觉就跟口里的味道一样——甜极了。从此，郭鹤年确立了在世界食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此后的一两年间，郭鹤年在东南亚各地的食糖贸易异常活跃，常有大手笔表现。他向中美洲的古巴购糖，然后转手卖给印尼；从泰国买入原糖，经过制糖提炼后通过有关渠道倒卖给中国。他低进高出，左右逢源，赚得盆钵皆满。
这时，郭氏家族原来对投资糖厂持有不同看法的成员，都庆幸没有坚持自己的看法，庆幸遵从鹤年的决策，郭氏家族事业才能开辟出一条致富新路。
60年代的整整10年，是郭鹤年全力投入食糖生意的10年。
马来西亚在传统上是一个以锡矿和树胶立国的国家，至于食糖，一向是依靠进口，因为一无种植甘蔗的基地，二无炼糖厂，因此，食糖的供应权都控制在外国商家的手中。
郭鹤年投资搞炼糖厂，可以自己提炼白糖，然而仍需从国外进口原糖，仍然受到外国商家的控制。
要想在糖业上进一步发展，必须跨越这个障碍，自己生产原糖，郭鹤年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
况且，马来西亚本身并非没有种植甘蔗的条件，只是因为独立前殖民统治下经济畸形发展，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必须建立自己的种植基地，这个地方必须有大片的荒地待开垦，土地的价格又不太贵。
郭鹤年的目光落在马来半岛最北端一个不起眼的小州上。英国人统治时把它叫做“Perlis”，译音过来就是玻璃市，这“市”字经常给人误解，其实它并无市镇的意思。玻璃市州是全国最小的州，面积为795平方公里。它毗邻泰国，人烟稀少，经济不发达，有大片的森林地待开发，这是郭鹤年建立他的种植基地的理想地点。
1973年正是世界市场上白糖价格飞涨的时候。蔗园这个时候开始收获，无疑给郭鹤年的生意注入了一支兴奋剂。
在边建种植基地的同时，郭鹤年一边在世界糖业市场呼风唤雨，屡有上乘表演。
1970年，世界食糖市场酝酿着一场风暴。很多人看到的是歌舞升平的日子，以为糖价还是像以前那样小幅的波动，不以为意。而郭鹤年就像一只有着一双锐利眼睛的鹰隼，看到糖市上涨的先兆。
于是，他将在伦敦学到的期货交易的方法运用于实践中。他抢在世界糖价上涨之前，收购了大批原糖，并投巨资于白糖期货交易。随着糖价的上涨，人们发现“罗拔·郭”手中拥有大量的食糖。
据说，仅此一役，就为郭鹤年赚得600万马元的入项，令国际食糖交易市场的资深人士刮目相看。
到了1971年，郭鹤年家族已控制了大马来西亚（东、西马）原糖进口的80%。
1972年3月30日，郭鹤年领衔的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在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主要交易板挂牌上市。
1973年，郭鹤年的“糖王”地位得到真正的确认。他不但拥有自己的炼糖厂，而且有自己可靠的原料基地。
说来也巧，1973年正是世界糖市好价钱的时节，源源的甘蔗送到炼糖厂，然后变成白色的食糖，变成一捆捆马币、美元。
玻璃市种植园的收获的意义，还不在于为郭鹤年赚得盆满钵满。同时，它还有另一层的意义：以前从未大面积种植甘蔗的马来西亚，其食糖供应已经自给自足。
拥有自己的蔗糖种植基地和炼糖厂，郭鹤年在糖业界的发言权更大了。他成为伦敦糖业联合会的会员，同美国、古巴等国的糖商和机构也关系密切，往来频繁。他的名字，不仅为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商界和糖业界人士所熟悉，就是在国际糖业经济中也是大名鼎鼎的金字招牌。
70年代初期，郭鹤年不仅控制了马来西亚、新加坡80%的糖业市场，还把他的产糖业务扩展到印尼、泰国、菲律宾乃至中国等国家。
1979年9月，在印尼苏门答腊的楠榜举行了郭鹤年集团所属的石头山种植园的开业典礼。人们注意到，印尼总统苏哈托出席了这一典礼，并手持金剪刀为之剪彩。
郭鹤年在糖业界呼风唤雨、气势如虹可见一斑。
玻璃市种植园是郭鹤年“初恋”的一个重要结晶。这个宁馨儿，使郭鹤年在商界首度加冠晋冕。
1976年，郭鹤年通过玻璃市种植园有限公司发动了一场倒置收购行动，从而使马来西亚制糖厂成为玻璃市种植园有限公司的一家子公司。这样，玻璃市种植园有限公司就成为郭鹤年以糖业为主的商业舰队，其经营项目包括糖的生产、提炼以及销售等各个领域。
六七十年代，无疑是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糖业贸易的黄金时代。在这20年间，郭鹤年集团控制了马来西亚食糖市场份额的80%以上。
伦敦同业界估计，郭氏兄弟集团在全盛时期频频出击，风头强劲，在国际市场1600万吨食糖的交易中，该集团无论是现货交易还是买卖期货，乃至充作中间人抽取佣金，都能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并有效地控制了150万吨食糖的交易量。
有人甚至惊叹：糖业天下，郭氏几乎占了一成。
于是，“大马糖王”、“亚洲糖王”的封号，自然非他莫属。
跨越计划多元战略
从60年代开始，在制糖业称雄后，郭鹤年借助世界和马来亚经济发展良机，靠与政府、工商界的融洽相处，全面扩展他的经营领域。
郭鹤年并不仅仅满足米粮业及食糖业的发展，他将糖业收入作为资本多线投资，开辟了新的战场。创建马来西亚胶合板厂、联邦面粉厂、拉曼锡矿公司；受马来西亚政界与财经界之托，与他的知交共同组建国际船务公司。同时，郭鹤年敏锐地看到新加坡旅游业的前景，酒店成了他倾心的“新宠”。不久他就建立起梦想中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在创业期间，他也曾遇到过盛衰枯荣的危机，但他沉着应战，巧施“金蝉脱壳”，终于迎来光明大道。
郭鹤年在甜蜜事业中建立起他人生的第一块里程碑。但是，他同前辈不同的是，不仅仅局限在这一行当里打转转，就像钦字辈那样终其一生还是销售米粮、食糖。
郭鹤年在90年代接受记者采访时袒露其生意经：生意没有什么秘密，经济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所用到、所需要的。经济学是最简单的事情。
如果说有什么秘密的话，那便是郭鹤年自己所说的“我是拼命做”。
拼命做的结果便是，他把大部分资金投到糖业，喘过气来，便以“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态势，转向其他可望获得回报的领域。
1960年，郭鹤年在柔佛州建立了马来亚胶合板厂，生产三合板和胶合板。1965年，他又在MANGKIBOL设厂，扩大再生产。郭氏集团在板材方面的产品通过新加坡贸易商出口到欧洲、美国、加拿大和东南亚。仅1976年，他就从4000公顷木材中获利350万马元。
米粮，是郭家经营的老本行。1962年，郭鹤年创建了联邦面粉厂，其总部设在首都吉隆坡。1966年，设在巴生的面粉厂投产。在70年代，郭氏兄弟集团在巴生和柔佛州拥有6个面粉厂。这些面粉厂的年产量约22万吨，占当时马来西亚面粉市场的40%。
1982年，联邦面粉厂的股票在马来西亚上市。过了5年，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收购了联邦面粉厂。
要做就做最好的，也许郭鹤年从事哪一项事业都坚持这一理念。眼下，联邦面粉厂是马来西亚最大的面粉厂，其产品以各种不同品牌供应给众多的消费者，为面食、面包和饼干制造业提供原料。
同时，联邦面粉厂还是马来半岛最大的饲料制造商，在北赖、哥打京那鲁、巴生港、古晋等地拥有6家饲料厂。此外，它也拥有两家大豆碾碎厂，以确保饲料的原料供应充裕。
锡矿业，是马来西亚传统支柱产业。郭鹤年在采矿业方面拥有拉曼锡矿公司。该公司除了在霹雳州的仁丹采锡以外，在吉打州还拥有3571英亩的橡胶园。
庞大的产业，自然同资金息息相关。郭鹤年自然不会放过金融、保险业务。
1965年，马来西亚政府成立了土著（裕民）银行。郭鹤年受邀充任创办董事之一。这家银行是马来西亚第二大银行，其董事成员均为大马政经两界天皇巨星。
如执行董事为东古·拉沙里，还有此后的达因。他们两人先后成为马来西亚的财政部长，执掌金库的钥匙。
郭鹤年曾与达因合作收购马来西亚的法国银行，并译名为马法银行。
在保险业方面，郭鹤年与商业伙伴曹文锦于1971年联手创立了澄心保险（Jerneh）有限公司。其中股权分配以郭鹤年家族为主体，占50%，曹文锦15%，东京海洋及火险占25%，以及伦敦的汤姆士米勒占7.5%。
这家以吉隆坡为基地的保险公司，处理马来西亚国际船务大部分的保险投保业务。
1969年8月，郭鹤年同时受到马来西亚及新加坡政府的委托，出任马新航空公司董事部主席。
在新马的历史上，一位私人企业界人士能够获得两个国家的器重，并在一个几近国家机构的大集团充当掌门人，如非本身的良好形象和面面俱圆的为人、大刀阔斧的处事方式，简直难以想像。
在马新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部主席的虎皮椅上，郭鹤年并没有盯在一些所谓高贵客人的身上，而关注到本身并没有豪华的航机和酒店的普通旅客。尽管他们属于未受关注的一群，但在整个旅游业扮演着“盐和胡椒”的角色，毕竟不可或缺。
郭鹤年从管理马新航空有限公司中发现，旅游业是环球性以及超越国界的，每一个国家都可以从中受惠。
他进而认识到，现代商业社会同农业社会最大不同的是，以前人们只是耕种自己的田地，没有云游四方的梦想；而商业社会的节奏加快，几乎每一个人，包括乡下人家都会梦想在他的有生之年出外旅游，看看外面世界的无奈与精彩。
而这种发展趋势，特别当世界稳定和工商业飞速发展的时候，旅游业必定继续繁荣。航空公司便是这种大气候的直接受益者。
由于航空公司本身的垄断性质，其盈利是必然。郭鹤年认为，其实航空公司经营者不必做很多东西，以讨好旅客，只要随时随地付出一点诚意便足够了。
在郭鹤年精心调教下，马新航空有限公司的服务水准大为提高，效益也比以前可观。到了1971年3月，郭鹤年考虑到马新航空公司已走上正轨，而且由于马新航空分家势在必行，他大功告成，请准辞去主席职位。
当郭鹤年接掌马新航空有限公司帅位之际，马来西亚政界和财经界又酝酿把一个重任托付给这位被称为大马的“松下幸之助”和“亚科卡”了。
众所周知，马来西亚位于世界最大群岛的马来群岛间。它的国土四周，便是浩浩波涛，渺渺云雾。
独立之后的马来西亚第一个五年计划，便致力于发展新兴工业。它的经济属于出口型，许多货物都需要海上运输，而60、70年代之交，偌大的马来西亚却没有自己的船队，远东航线一直被别的国家所垄断。
当此之际，财富的代表不是酒店大王便是船王。拥有船队或酒店便成了人们艳羡的对象。
对于雄心勃勃迈向工业化国家的马来西亚，没有自己的旗舰，于理于情都说不过去。
然而，组建一支具有国家性质的船队，既需要雄厚的资金，也需要一个指挥若定的掌舵人——船务公司的老板。
沙场秋点兵，问谁来把舵？
马来西亚首任财政部长、华人领袖陈修信是提出建立马来西亚国际船务公司构想的第一人。他向大马政府权力推荐：非郭鹤年莫属。
算去算来，充当这一要职，郭鹤年无疑是一个适合的人选。
早在40年代末，郭鹤年在新加坡经营利克务公司时，除经营米粮等杂货外，船务以及与此有关的配套设备也在其业务范畴之内。
而在当时，船务生意就像航行在宽阔无垠的海面上，装载的是货物、阳光、希望和滚滚的财源。
这是一个群雄并起、争分大饼的时代。在行内人看来，眼下正是航运业发展的黄金岁月，所有先行一步的船东无不赚得盆满钵满。
当然，从事任何行当，既要争取未来尽可能多的收益，也要规避可能发生的风险，何况航运业的风险远比其他行业高得多。比如，它受到战争、经济荣衰等因素的制约，往往难以预测。
但是，权衡利弊，郭鹤年认为，无论前面风波蕴藏着多少险恶，但驶往胜利的彼岸毕竟可以预期。
因为组建大马船务国际有限公司是大马朝野的共识，“背靠大树好乘凉”嘛！
有一个资料来源说，大马国际船务有限公司草创之际，缴足资本后只有3马元，直到1969年末，在大马政府、朝圣基金局及私人认股后，资本才增至700万马元。
郭鹤年敢于应承组建大马国际船务有限公司，还在于他找到一个绝佳的拍档。
此人便是熟悉船务的曹文锦。后来，此君也成为雄霸一方的航运界巨子。
郭鹤年在若干年后回忆这次合作时感慨万千。他承认寻求策略性合伙人是他经商的成功要素之一。
他更举例说，当他要进军航运业时，连船头和船尾都分不清，但是他知道丹斯里曹文锦拥有丰富的航运业知识，因此就选择他为合作伙伴。
论从事船务生涯，曹文锦同董浩云、包玉刚难分轩轾。早在40年代末，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不久的曹文锦便南下香港，并选择了航运业。他挖掘的第一桶金，是在朝鲜战争期间靠一艘旧船运载大批化学物品、日用品、木材往大陆，并兼做进出口生意。
1953年，曹文锦就到马来亚进行投资。初时，大马政府以曹氏的生意同中国关系密切，拒绝了曹氏的申请。幸亏得到朋友的引荐，获得大马内政部长做担保人，曹氏终于成功地在马来亚设了第一家织布厂。
引荐的朋友是否为郭鹤年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大马政府要他组建国际船务公司时，曹氏已是他的知交。
有一天，郭鹤年与曹文锦在一家高雅清幽的茶馆里不期而遇。郭鹤年眼睛一亮，组建大马国际船务于今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曹君的出现不也是一股东风吗？
“来，来，曹君，饮茶饮茶。”郭鹤年热情地招呼。
曹文锦难得在此碰到老友，便凑了过去。当郭鹤年端出筹建公司的计划时，曹文锦猛一击掌：“好！咱们合伙干！”
于是，大马国际船务有限公司便从构想走向实施阶段。
郭鹤年以其惊人的魄力，招股筹资。由于郭氏事业有成，办事牢靠，振臂一呼，顿时应者如云，更兼大马政府“银弹支持”有言在先，资金问题当即敲定。在总共700万马元资本中，政府占了61%，郭鹤年家族占10%，曹文锦和日本公司各占若干份额，其他资金则由私人筹集。
大马国际船务有限公司成立，郭鹤年即出任董事主席，曹文锦则充任副主席。一文一武，如影相随。一个在决策和人事上担当主角，一个在船上全权处理。
大马国际船务就像一艘开足马力的巨轮，全速前进，乘风破浪。
郭鹤年和曹文锦联手的马来西亚国际船务有限公司开局也不错，从刚开始时的62247吨船位，发展到拥有30多条船，经营航运和租船业务。
在发展马来西亚国际船务有限公司业务的同时，郭鹤年仍采取“水银泻地、无孔不人”的策略，对航运以及相关生意做多线投资。
1970年，他在新加坡成立了Leo船务有限公司，其中日本MitsuiOSK航线占50%股权，他与曹文锦则各占25%。这家公司成立的本意，在于辅助郭氏兄弟集团国际商品贸易业务。
Leo的主要顾客是日本的Mitsui OSK航线和大马国际船务有限公司。但当大马国际船务加盟另一个国际船务联盟机构后，自然抢去Mitsui的一杯羹。Leo看到自己昔日的伙伴，投入对手的怀抱，一怒之下与郭鹤年分道扬镳。
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永远的敌人。面面俱圆的郭鹤年在这种关头，当然利字当头了。
1971年，郭鹤年即与曹文锦创立了Jerneh保险公司，主要处理大马国际船务公司的投保生意。其中郭鹤年家族占一半股权，曹文锦占15%。据称，70年代末，它一年1000多万马元的业务约70%出自郭氏兄弟集团。
1973年，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阿卜杜勒·拉扎克力邀郭鹤年创办马来西亚船坞工程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同样由郭鹤年和曹文锦联手，大股东是马来西亚政府，占51%，郭鹤年和曹文锦占四分之一，各占总额的12.25%，日本的Sumitomo占4.5%。该公司设在郭鹤年出生之地新山，占地约200英亩，耗资高达1.7亿元马币。它既为新山老家的百姓带来了就业机会，更响应了政府发展重工业的倡议。由于形成了航运、租赁船舶，以及处理船只维修及其他工程和船务保险一条龙的机制，再加上马来西亚在70年代新兴工业发展迅速，为郭鹤年领衔的大马国际船务提供了充足的业务。他和曹文锦可谓“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到了1976年，大马国际船务公司税后盈利达1850万元马币。其中郭鹤年家族约占一成。
当马来西亚国际船务有限公司平稳地行驶在规定的航线上，郭鹤年就主动请辞主席一职，由拉惹·莫哈末阿里斯接任，他只出任普通董事，而他的拍档曹文锦则仍担任副主席。
到1991年，这位大马国际船务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则连董事一职也拱手相让，由其次子郭孔演接替。
拉惹·莫哈末阿里斯在股东大会上说，郭鹤年退出董事职位，在于本身集团的业务越来越庞大，在时间和精力上已难以兼顾；更重要的是虎父无犬子，孔演对船务的经验足以胜任此职位。
郭鹤年萌发办酒店的念头，从他出任马新航空公司董事部主席时就有了。
1969年8月，他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的委任，出任马新航空公司的董事部主席。
郭鹤年作为一个私人企业家而能被两国政府接受，担当要职，足见他在两国的声望。
郭鹤年可以说是受命于多事之秋。他虽然原来没有涉足航空领域，但上任伊始，就全力投入了管理，并且怀着极大的兴趣。
他善于从一个普通乘客的角度来看问题，并提出一些做法，这些做法都相当有效。
他说，对于一个普通的班机搭客而言，他除了研究选择方便的班机和适当的价钱之外，更会考虑机上的清洁、有礼、服务效率及合理而又良好的食物。
他发现机场上所有的标志和报告都是英语和官方语，而这使一些只懂得母语的人往往不知所云。郭鹤年提醒公司的公关人员注意这些需要协助的旅客。
作为一个经常乘坐马新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来飞去的旅客，郭鹤年发现航空公司提供的菜单多年以来几乎没什么改变。他的脑筋又开始转了：搞些迷你型的东方名菜。这一招果然凑效，给旅客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郭鹤年担任马新航空公司主席的时间并不长，由于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马新航空公司也闹着分家，这也是形势的必然。郭鹤年担任了一年半主席的职务后，便因为要全力投入自己的业务而离开了航空公司。稍后，马新航空公司也正式分了家，分裂为马来西亚航空系统和新加坡航空公司。
郭鹤年管理航空公司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半时间，但是这段时期对他来说却很重要。他在这个时候加深了对旅游业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关于旅游业的看法，并且敏锐地意识到亚太的旅游事业将有大发展，这决定了他下一步经济活动的重点。
旅游业具有这样远大的发展前景，郭鹤年却离开了马新航空公司，不是让人觉得有些可惜吗？
郭鹤年是这样分析的：现代旅游业的三个主要工具是航空班机、旅游业以及酒店。当郭鹤年离开航空公司的时候。他的目光已经敏锐地盯在酒店上。
那么，把酒店设在哪里呢？
郭鹤年认为，太平洋区域，特别是西太平洋拥有促进旅游业成长的最大潜能。它拥有一切条件确保这项事业的成长和繁荣将在不久后实现。
在人口方面，它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而且，它的人民勤奋以及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本区域也拥有不少名胜，包括具有历史及考古价值的地方及博物院。除此之外，人民热情、美丽、友善，他们用微笑来奉献他们的服务，当这个区域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际，它的旅游业也随着增长。
这就是日后郭鹤年围绕着太平洋建立起他庞大的酒店业王国的原因。
在郭鹤年踏上船务甲板的同时，他又涉足其概括为“盛宴和饥馑”的酒店业。
比起糖业的“初恋”，酒店业是郭鹤年倾心的“新宠”，而且他对这“第二恋”的对象一经爱上，便难以自拔。而这“新宠”带给郭鹤年的是信心、勇气和多冕之王的一项璀璨的皇冠。镶嵌在酒店业皇冠上的第一颗明珠便是新加坡香格里拉。
60年代末70年代初，郭鹤年在马新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部主席虎皮椅上坐了一年半时光，他烧了“三把火”，使马新这架组合式的航空机翱翔在万里蓝空上，纵览山光水色。
就在这一任上，郭鹤年便敏锐地看到，太平洋区域特别是新加坡旅游业前景，就像圣淘沙岛那样迷人妩媚，那样前景光明。
当1986年4月16日太平洋区域旅游协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代表大会时，一向三缄金口的郭鹤年大谈其对旅游业、酒店业的认识。当然，他的发家秘笈也从中抖露出来。
郭鹤年认为，在世界和平以及稳定的时候，旅游业将会继续繁荣。它作为一个环球性和超越国界的行业，每一个国家都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很多人都对郭鹤年的经营推崇备至，而我们看到的是他对人心的细微的观察、把握，并由此做出决策。他对比古代人和现代人的不同之处。古代的徐霞客少而又少。以前一般人都较为保守和吝啬，他们节省的作风直接使经济及社会呈现无生气的状态。但是，当今这个摩登时代，几乎是每一个人，包括乡下人家，都会梦想在他们有生之年，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
郭鹤年指出：这种新的趋势，是世界繁荣及旅游业欣欣向荣的征兆。
而现代旅游业的三个主要方面是航空班机、旅游业者和酒店。
他更看到，旅客会蜂拥到一个政治稳定、并且拥有舒适交通工具，以及体面住宿地的国家去。
郭鹤年在马新航空任职的这段时间内，似乎看到无尽的客流正涌向他拟建的酒店。他在心里说，是时候了，不能辜负这场盛宴。
当时的新加坡，已从马来西亚联邦中分离出来，李光耀领导的鱼尾狮国家正励精图治，努力改变依赖转口贸易的单一经济，逐步使殖民地型的经济结构转向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道路，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60年代末，新加坡重点转向发展炼油、电子等面向出口的新兴工业，同时把无烟囱工业——旅游业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修建码头、机场，围海建造楼房、厂房，商机无限。
天时，只是一个原因。
地利，也是无可比拟的。新加坡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的航道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是世界海洋交通中心之一。有人说，它本身就是一个用蓝色的海、万国旗的船以及爱喧闹的白浪花精心装饰的大花园。它生长在赤道，享有最慷慨的热和光。它八面来风，多种文化部落在这里发芽生根。
像这个不是坐在或躺在阳光下，而是悬浮在阳光中的大花园，有谁会无动于衷？有谁会不想到此一游呢！
促使郭鹤年在新加坡投资酒店业，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规避投资风险。
有华侨史专家指出，马来西亚独立以来，当局对华人为首的“非马来人”的经济政策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1957年到1969年，让华人继续自由地从事各种经济活动，限制不太严格；第二个阶段，是1970年“新经济政策”公布至今，重点扶持“马来人”，对“非马来人”既利用，又限制，而且因时因地决定利用与限制的倾斜度。
两个阶段的分水岭当从1969年的“5·13事件”算起。马来西亚马来族精英于是日发动了一场种族暴动事件，并称这是“马来西亚种族矛盾紧张化的结果。是马来人对华人控制马来西亚经济命脉不满情绪的表现”。
在打着“为争取马来族的民族利益”的大旗下，马来西亚政府第二天发表了《紧急状态宣言》。5月15日，拉扎克副总理代替拉赫曼总理掌握了政府实权。9月，拉赫曼总理辞职，拉扎克正式接任总理。
执掌总理大权的拉扎克宣布四个问题属“民族敏感问题”，禁止马来西亚公民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些问题是：一、马来人的特权；二、马来语为国语；三、马来苏丹的地位；四、公民权。随后，马来西亚政府又颁布实施“新经济政策”。
为维护马来族特权阶层的利益，实现拉扎克政府提出的“重组社会经济”、“消灭贫穷”、“实现国家统一”的“新经济政策”，当局采取了许多扶植马来人而歧视其他民族的强化措施。例如：设立各类由马来族党政军要员把持的“公共”机构，参与经济活动。如国家企业公司、联邦土地发展局、马来西亚国际船务公司等。
政府提供资金、给予专利，由这些“公共”企业出面对具有发展潜能的企业进行收购、兼并、参与和接管等活动。
继续推行“马来人土地保留法”，禁止“非马来人”租购马来人“保留地”；政府租让、出售国有土地，优先给予马来人及其机构，“非马来人”要取得一份土地，必须以付出1/3股权或1/3的市场或雇用半数以上马来工人作为先决条件。
虽然郭鹤年家族同大马精英阶层关系非寻常华人可比，虽然他已受任马新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部主席，并受委创办马来“公共”企业大马国际航务有限公司，虽然他旗下企业同大马“公共”企业联邦土地发展局等联手，但是，不要忘记，对华侨商法“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以及“狡兔三窟”的格言，郭鹤年心领神会，并知道在最佳时刻登台亮相。
在新加坡兴建酒店主意已定，那么，就像一个对即将出生并寄予厚望的孩子命名那样，郭鹤年冥思苦想，希求有一个“英雄配美人，好马配好鞍”的名字。
在新加坡郭氏兄弟有限公司办公室里，郭鹤年来回踱着步子。一个又一个的名字从他的脑海涌出，他又一一将它们否决。赤道的炎热，紧张的思索，令他有一种灼热和焦躁的感觉。他推开临街的窗户，一段熟悉的旋律像阵凉爽的风，灌进他的耳朵。
“有啦！就叫香格里拉。”郭鹤年用手猛击自己的脑袋，喃喃自语：“我怎么没想到啊！”
原来，一家零售店的留声机正播放一首华人社会所熟悉的老歌《香格里拉》。那是他年轻时就喜欢哼唱的。
香格里拉，取自英文SHANGRI—LA，其意为人间仙境，世外桃源。
据说，香格里拉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作家希尔顿所著《失去的地平线》一书，意指书中描述的永恒、和平、宁静之地。
这本纪实小说述说了30年代末，3名美国飞行员驾机飞越中国、印度航线时，因故迫降，飞行员降落在一个世外桃源似的藏族人聚居的地方。那里有雪山、草原、森林和喇嘛寺。有热情好客的藏族汉子，还有美丽动人的姑娘，飞行员遇救后曾度过一段难以忘却的好时光。当他们生还后重觅故地，就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书中明确指出迫降地点及获救地名叫香格里拉，且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当地的民俗风情及地貌特征。
这样的传奇故事，本身就很有吸引力。再加上版本不一，有的说香格里拉位于尼泊尔，有的说是西藏，更增其扑朔迷离的传奇色彩。
90年代，中国新闻社记者指称“香格里拉”真正地点是青藏高原南延部分、横断山脉西南腹地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及其州府所在地中甸县。据说，“香格里拉”一词，迪庆藏语的意思是“朋友，你来啦”！
显然，这是自天而降的美国飞行员由于语言不通，造成误解，以致将其当成地名。
无论是世外桃源，还是“朋友，你来啦”，对于一个酒店的命名都是再好不过的。更难得的是，这个名字，音节优美，朗朗上口，不管何方人士，对它都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讲，香格里拉酒店尚未建起，已占尽先机，翻开了郭氏“世外桃源”般如诗如幻的酒店王国的新的一页。
坐落在新加坡柑林路的香格里拉，当初兴建时客房只有520间。但时光荏苒，一晃20多年过去了，经过不断翻新扩建，客房已增至826间，并且成为一家蜚声国际的五星级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的标志，初看之下，仿佛英文字母“S”字形。但细细端详，可以发现它上下呈尖端模样，再加上对称的弯曲状，反映出东南亚特有的建筑构图。
此外，一条直线从“它”中间横穿而过，上连高山，下接流水，宛如高山流水千般曲，迎迓五洲众宾朋。明快简洁的构图，配以东西方文化的内涵，使香格里拉酒店更富有与众不同的传奇色彩。
同郭鹤年一道受委马化控股主席的树胶大王李莱生始终相信，大富由天，小富由俭，要想平步青云，成为亿万富豪，除了勤劳、诚实和忠心之外，还要有少许的运气。
看起来，对这种华人传统观念，郭鹤年也不会持有歧见。不过，作为一个在中英文学校打下基础，又到英伦广泛学习，继而又在马新航空有限公司这种位置指点江山的人，相信郭鹤年更懂得何时上场，何时享受“盛宴”。
对于管理，郭鹤年自然不会陌生。虽然隔行如隔山，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他要酒店管理层做的只有一件事：随时随地付出一点诚意便够了。
郭鹤年这句话的另一层面是：只要一点无礼、粗鲁举动、不够卫生的肮脏设备，都足以把客人吓跑。
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以别致动听的店名、豪华完善的住宿设备，以及优质一流的服务，赢得了众多宾客的好评。开业当年，虽略有亏损，可是到了第二年，便财源滚滚，在新加坡盈利酒店中名列前茅。同时，它也在此后的郭氏酒店王国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
1993年，郭鹤年又在如诗如幻的圣淘沙岛兴建一座香格里拉度假酒店。这家饭店依山傍海而筑，风景优美，身居是处，可以望见房外的山、水、树、花，更挟着一股股海腥味的气浪，让人仿佛有一种在香风中沐浴的感觉。显然，这同香格里拉标榜的“人间仙境”不无相通。
如果说圣淘沙这家拥有459间客房的度假酒店是着眼于都市中人“回归大自然”，那么，两年后开业的新加坡国宾大饭店则显然看中新加坡商机无限的成功人士了。
郭鹤年在新加坡一举兴办三家大酒店，证实了他的预言。太平洋区域，特别是西太平洋，拥有促进旅游业成长的最大潜能。它拥有一切条件以确保这项成长，以及它在不久后的繁荣，将会实现。
环顾世界酒店业，美国酒店大王克兰德·尼克逊·希尔顿是一等大力神。他以自己的履历，书写了一个白手起家、梦想成真的神话。
1919年，解甲归田的希尔顿来到当时人人都想靠石油发财的得克萨斯州。他没有开采“黑色的金子”，却以45000美元收购了一家小旅馆——莫希利旅店，开始“探索黄金”的旅程。
希尔顿以“让每一寸地方都产生出金子”的梦想，不断拓展自己的酒店王国。不仅美国纽约、日本东京、中国北京和上海、法国巴黎、德国柏林、意大利罗马、埃及开罗、泰国曼谷、狮城新加坡，就是古巴哈瓦那、波多黎各，都留下希尔顿国际旅馆雄伟堂皇的建筑。有人甚至说，除南极之外，希尔顿无处不在。
希尔顿的连锁做法，无疑为郭鹤年所乐于借鉴。
而希氏的宣言：“人的欲望，的确是无底深渊。不管怎样，我的欲望是想做饭店大王。”“登上饭店业的王座，才是我的战略目标。”不知郭鹤年是否听到，但他的血脉里流淌着的正是一股奋斗的激情，相信他感同身受。
当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每一寸土地和空间都给郭鹤年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后。他对酒店业的信心也陡然增长，豪气干云。
有人形容，郭氏在酒店业掘得第一桶金后，就像马来西亚华人先辈，一旦发现了一个锡苗蕴藏丰富的矿井之后，便期望好事成双，竭尽全力去寻找更多的富矿。
郭鹤年把目光瞄向他的出生之国——马来西亚。而马来西亚有关地方当局和商界对与有“金手指”之称的郭鹤年合作，当然十分迫切，热切邀请郭到他们的领土上开发。
况且，7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正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雄心勃勃要在工业化方面有所作为，堪称百废待兴，酒店业发展的前景无疑撩人心跳。
最有吸引力的当然是首都吉隆坡。
吉隆坡是马来西亚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商机无限。但是，进展并不十分顺畅，而槟城从新加坡方向，经柔佛、马六甲、雪兰获、吡力往北，即可到达。后来，马来西亚南北大道开通，自吉隆坡到槟城四五个小时便可朝发午至，便利得很。而槟城再往北走，便是郭鹤年蔗糖种植重镇玻璃市。
郭鹤年把酒店业重点放在槟城，自有其高人一筹的眼光。槟城向来有马来西亚的东方花园之称，华人所占比例在全马首屈一指，市区乔治街市建筑一如新加坡车水马龙。
槟城风景之美，难以尽述。那位生在南洋、婚在东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的一代怪杰辜鸿铭就对他的出生地赞不绝口。他告诉一代才女凌叔华说：“那是出产槟榔的小岛，可是有高山，有大海，风景好得很呢。”
山是那么高，水是那么阔，在落霞艳艳的海上，远远近近的还有三三五五轻如一叶的扁舟——舟上的人，是渔人吗？是游客吗？他们都是那么洽逸自然。这些风光却又似曾相识的引动旅人情思。这不是青岛的海上吗？那青黛的山峰不是南高峰吗？那绿醅一样的水不是西子湖一样醉人吗？
另一面望去是远远一抹斜阳笼罩着万顷烟波，水天之间，空明漾荡，紫色、灰色、金色，揉成一片片。海上错落的点缀着大大小小几个岛屿，浮着两三只舢板渡船，却又令人认作氓江夕照的风光了。
这种景致，不正是郭鹤年梦寐以求的世外桃源、人间仙境吗？更何况它同印度尼西亚棉兰老岛隔一条马六甲海峡相望，与泰国也只有咫尺之遥，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郭鹤年在槟城着力发展酒店业。而且一发而不可收。继1973年槟城沙洋大酒店开业之后，到80年代初，郭氏集团在槟城还拥有金沙酒店和沙滩酒店。
此外，郭鹤年在太平洋岛国斐济也发展度假酒店。在此期间，他拥有了客房436间的香格里拉斐济酒店和客房124间的蒙康波酒店。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斐济以种植甘蔗和制糖为主，有太平洋“甜岛”之誉。看起来，郭鹤年专注酒店业“第二恋”的同时，也不忘他的“初恋情人”——糖业所给予他的甜蜜回忆。
70年代，郭氏集团虽然在各个商业领域均有所斩获，但不难发现，郭鹤年对酒店业的兴趣，远远超过其他行业，甚至比他的“第一恋”糖业来得浓厚。
分析家认为，新加坡香格里拉旗开得胜，对郭鹤年大举进军酒店业至关重要。倘若当年狮城香格里拉落败，郭氏企业王国的历史就得改写。
郭鹤年以将近半百的年龄踏进酒店业界，但并不以酒店老板自居，而是一开始就把它当作企业来经营。他对一位好友说过，希尔顿关于“梦想是指人人可及，以热诚、精力、期望作为后盾。一种具有想像力的思考”，实在太精彩了。老希尔顿那种马不停蹄、永不言休的创业精神，值得从事酒店业的所有人仿效。
见贤思齐。郭鹤年对希尔顿连锁经营的谋略十分推崇，决心把自己的酒店王国版图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因此，在新马和斐济等地发展酒店业的同时，他的目光已掠过南洋群岛，注视着一个同他有着血脉相连的地方。
这便是被称之为东方之珠的香港。
在此后的20余年间，郭鹤年一些重大的战略决策都在香港做出，一场场气势恢宏的话剧都在此地拉开帷幕，并推向高潮。他通过香港这块跳板，在投资中国内地方面竖立起一根难以逾越的标竿，成为“抢先登陆”的“南洋帮大哥大”，并使他的身价节节高升，声名大噪。
继“亚洲糖王”之后的冠冕，诸如“酒店业大亨”、“传媒大帝”，郭鹤年也只有在涉足香港和中国内地以后，方能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郭鹤年是从南洋发迹的。所以，人们一提起郭氏，总称他是“大马糖王”、“新马大亨”、“亚洲糖王”。但是，从70年代末起，郭鹤年就长期驻足香港，并以“东方明珠”这块宝地为集团跨国化的指挥中心，演出了一幕幕恢宏辉煌的人生话剧。
郭鹤年有一段夫子自道足以说明他的浩瀚心绪：我1975年刚来香港，头三四年都是在马来西亚与香港之间来来往往，1978年起就长住这里，喜欢这里了。作为华人生意人，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跟香港比。这里真正是一个设立生意总部的地方。
在嘉里集团总部，郭鹤年发出企业发展的各种训令，一个个“作战计划”由此源源不断地传往“前敌指挥部”。
关于香格里拉酒店的连锁方式，郭鹤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按计划在兴建之中。在泰国，他也着手兴建曼谷香格里拉酒店。
在菲律宾，也许眼下条件不太成熟，但他的双眼在闪烁，寻觅着可靠的合伙人。
在香港，九龙香格里拉一炮而红，伴随而来的生意接二连三……
四面出击，使擅长搏命的香港同行，对郭鹤年的冲劲都十分佩服，称他“刻苦耐劳”举世无双。
郭鹤年自己也不只一次昭示其成功秘诀：“开始做生意时，是不够本钱的，靠着微小的储蓄，加上像超人般的勤奋工作。我们要成功，不得不比常人勤奋一倍——两年的工作一年完成。”
勤力亲为，是成功的一半。那么，另一半呢？他以为是要胸有宏图，眼光超群。
郭氏超人之处就是，在以香港为跨国企业指挥中心之际，向亚太地区所有可望发展的地方进发，然而他却有一个主攻方向——中国内地。
事实证明他的眼光确确实实是超一流的。
我们不妨把目光聚焦于70年代末的中国。
1978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北京接见华侨、外籍华人代表时说：“四人帮”破坏、改变了过去的政策，主要反映在国内的所谓海外关系问题上，连侨胞在国内的亲属都受歧视，来往受到阻挠。好多海外侨胞对这个不满意，是有道理的，应该不满意。这个很不对嘛！
同年，中国共产党里程碑式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完成了指导思想从剑拔弩张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转移，从而揭开了中国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帷幕。
号角已经吹响。但是，主攻方向在哪里？怎样杀出一条血路来？
世界注视着中国的选择。
中国在冷静地思忖。
在邓小平的总设计中，中国经济要发展，必须推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而这个开放，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开放，突破口则是以毗邻港澳、台湾的重点侨乡广东、福建，并在这两省设立四个经济特区。
于是，中国政府向生活在大陆以外的几千万炎黄子孙伸出了橄榄枝。
于是，一批又一批黑头发、黄皮肤的龙子龙孙，他们跨海踏浪而来，充当了勇敢的弄潮儿。
像白手起家的香港大亨霍英东在改革开放之初，便在广东建成中山温泉宾馆和白天鹅宾馆，就是一个例证。
在任何经济体系中，致富良机都不会让人视而不见。何况像郭鹤年这种深谙“快半拍商法”的商界巨星更不会置身度外。他坦言，70年代末就喜欢上香港，并且长期居住在此，除了生活上的便利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当是认真观察中国内地发展的动向。
香港商界和传媒界对郭鹤年这位低调大亨尽管所知不多，但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郭氏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大好友”。他在香港与中资企业光大集团、华润集团属下侨光公司做生意，明显是部署与中资建立长远关系，所图着实不少。
郭鹤年同中国商家合作历史悠久。早在60年代马来西亚白糖大战之后，他就同中国经贸机构“不打不相识”了。此后，郭氏集团作为中国照像机、颜料、电冰箱的马来西亚总代理，他的食糖、棕油业务同中国也互通有无。这种合作是愉快的，但在充满机会的改革开放年代，未免算是小打小闹。
郭鹤年充分看到中国内地遍地是黄金的良机。他已不满足在香港或国外同中资企业做做生意，而是要在内地大干一场。
做什么呢？郭鹤年的脑海里千万次地闪现着这个念头。
想来想去，他觉得还是做熟不做生——进军中国的酒店业。
郭鹤年一直这样认为：太平洋区域，特别是西太平洋，拥有促进旅游业成长的最大潜能。
在人口方面，它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而且，它的人民勤奋以及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
把这些条件置于中国内地身上，真是恰如其分。郭鹤年更看重于它的最大潜能，以及呼之欲出的“盛宴”。
80年代初，中国经济已连续几年以快速的步伐向前迈进，呈现百业兴旺的景象。很多外国游客纷纷到中国旅游、观光，要看一看推开尘封网结的东方文明古国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很多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出台后，也纷纷前来北京和中国内地考察、旅游。他们碰上的一个问题便是“住店难”。据一个材料显示，80年代初，北京旅游业的主体——饭店业还处于相当低下的水平。这个首都地区只有十大饭店，最好的是北京饭店，有900多个房间；再就是友谊宾馆稍大一些；前门饭店和民族饭店只有300多个房间；新侨饭店呢，只有200多个房间；而华侨大厦只有184个房间。偌大的北京城，大小饭店加起来，不过是5000多个客房。
据说，有一回，来了个日本旅行团，因为实在没有饭店可以安排，只好请客人到莫斯科餐厅的地板上过夜。
还有一次，到了半夜一点，客人的住宿还没着落，只好请示国务院，最后调专机送客人到南京过夜。
更让外国游客和港澳侨胞这些统称外宾啧有烦言的还有：不仅高级酒店寥寥无几，设备还老掉了牙，服务质量也差了不止一个档次，很难适应他们星级服务标准的要求。
饭店奇缺的冲击波不仅冲向旅游行业，甚至冲向北京市政府、国务院。
人们议论纷纷：北京饭店业紧张，卡了旅游业的脖子！
北京饭店业紧张，卡了全国旅游业的脖子！
饭店问题已成为矛盾焦点，众矢之的。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央提出，要解决旅游者的吃住问题。
于是，便有了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北京建国饭店。它同时也是中国第二家合资企业，在其注册商标批号上醒目地标着NO：002。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郭鹤年听到这些信息，真是百感交集，难以尽述。他对一位朋友说：“这里遍地铺满黄金。我为什么不能俯身去捡一块呢！”
后来，郭鹤年在回顾投资中国内地历程时说：“海外华裔也好，港澳居民也好，投资中国大陆，我觉得将是一件最好的事情。因为中国大陆经过‘文革’后，人民都知道，原来那条路是跑错了。回过头来搞经济，资金不足，管理技术也不够，所以海外这些华人参加过去，对国内是非常好的事情。而国内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经济要跑得快的话，海外华人的推动力是相当有效的，能够早日促成国内高级领导人的愿望。”
他列举了一定要到国内投资的三条理由：
第一是显示资本家不一定都是不好的商人，有的也有可取之处。
第二，这样投资，真正对中国有些贡献，把他们从旧时代环境推动到现代世界。
第三，因为帮助国家经济繁荣，大陆会一天天改良，变得更好，更进步。
基于这种想法，当然还有“有利可图”的原则，郭鹤年于1983年便进入中国内地投资酒店业。
据一位知情者称，郭鹤年每到一个国家投资，总要寻找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由于同中国经贸部及其下属机构有过合作关系，他首先同中国土畜产总公司接洽，遭到婉拒。后来，这家公司的老总连称自己“跌破眼镜”。
而后，郭鹤年找到了经贸部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双方一拍即合。
选择什么地方兴建饭店呢？他们相中了北京西郊紫竹院公园往西500米的一块地方。这里毗邻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展览馆以及此后兴建的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是一块位置不错的风水宝地。
这样，郭鹤年麾下的香格里拉饭店有限公司和五矿进出口总公司又把这块土地的拥有者——北京四季青公社拉进来，组成了三手联弹的搭配。
郭鹤年兴建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时在1983年。那时，北京建国饭店已在1982年开业，而霍英东领衔的广州白天鹅宾馆，也于1983年2月开业迎宾。然而，这时中国国门毕竟打开不久，同外商合作还得有一段磨合期；而郭鹤年涉足内地投资，也是大姑娘出嫁——头一遭。中间难免会有些磕磕碰碰，从具体运作到观念上都是如此。
郭鹤年回顾那段难忘的岁月感慨万千。他说：“1983年开始进入大陆时，谈合同是最困难的。我们的做法是一直冲、一直冲。第一，我们找合作对象，比较慎重，研究他们的背景，觉得可以的话，就一直冲。”
占地面积3.7万平方米的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在当时是个相当大的项目。但是，当时给郭鹤年的合作期限并不长，从签合同、设计、施工、建筑到由中方接管，只有短短的13年。
不过，郭鹤年并不介意，还是坚持把它建好。当然，后来增加5年，变成18年期限，另当别论。
1986年，楼高24层、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的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对外试行营业。
这家拥有657间客房的五星酒店，在强调香格里拉豪华尊贵的同时，注重中国建筑风格的相得益彰。他的饭店大厅以白色大理石为主调，令人感觉柔和、舒适；传统的中国水墨画装饰与奥地利水晶灯及木装饰珠连璧合，色彩、光线、景致的和谐营造出一种宾至如归的氛围。
从大厅放眼望去，是一座典型的中式园林，一道7米高的玻璃幕墙将其与室内大厅隔开。园中游廊曲折，溪水潺潺，鸳鸯与野鸭嬉戏其间，一派鸟语花香、生趣盎然的景象，让人恍若置身于“人间仙境”之中。
1987年8月22日，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正式开业。这在当时京城算是最奢华的五星级饭店之一，同时更凭借香格里拉酒店传统——温暖亲切的优质服务成为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饭店。
从北京香格里拉饭店获得的荣衔，便可知它不让内地以外的香格里拉连锁酒店。这些荣誉有：
1988年5月，被中国国家旅游局授予全国旅游优质服务先进单位称号。同年10月，在世界权威杂志《商务旅游者》举行的全球高级饭店评比中位居世界最佳新饭店第四名。
1989年10月，在《商务旅游者》评比中位居世界最佳新饭店第五名。
1990年在第11届亚运会期间，被北京市旅游局授予最佳总机服务、最佳环境饭店奖。
从1993年起，连续数度被美国最负盛名的旅游休闲杂志《康德纳斯特旅行家》评为中国最佳饭店。
1994年，它还被美国《成功会议》杂志评为世界最佳会议场所。
也算一则佳话，董建华获委为香港首任特区行政长官曾两度莅京公干，均选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作为召开记者招待会之所。由此可见香格里拉金字招牌之光彩照人。
在郭鹤年积极兴建北京香格里拉饭店的过程中，郭氏集团又在素有“人间天堂”的杭州登陆。
1984年，杭州香格里拉酒店挂牌开业，这也是香格里拉集团在中国内地首家开业的饭店。
1985年，郭鹤年再出“大手笔”，与中国经贸部在北京兴建有“城中之城”美称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总投资逾5亿美元。
这一浩大工程跨越80、90年代，集办公、会议、商住、饭店、展览、商场、娱乐于一体，中间又遇上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波。然而，从这里不难看出，郭鹤年一旦看准目标，就会像他一贯的做法，一直“往前冲、往前冲”。
因为他深知，在中国内地投资不会像在香港、东南亚那么快收回本钱，就像种一棵榴莲树，要等六七年，才会第一次看到水果。
因为他深信，中国政府是真心实意要把经济搞上去，他的投资虽然收获期要长一些，但是，水果之王届时会源源不断地为他提供味道独特的果实。
财富王国谁承大业
21世纪来临之际，选定郭氏企业接班人问题，成为郭氏集团的首要任务，这项任务甚至比扩充企业版图还要紧迫。郭鹤年不想看到下一代对簿公堂、四分五裂的局面。他选择了长子打前站，其他子女及亲戚各掌家族企业要柄的做法，这也许就是他巧布企业传承大局的一种演练。
郭鹤年擘画未来、世代交替的一招棋还可在他近期谈话中见出端倪。
1996年9月，郭鹤年在接受马哈蒂尔首相之子米占尔的访谈时表示：他的商业集团在朝向21世纪的时候，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寻求合适的接棒人。
郭鹤年对与他熟稔的首相儿子推心置腹地谈到，他与集团内的高层人员在过去3年至5年来，都一直在讨论接班人的问题，并把这个问题作为该集团在迎接21世纪来临时的首要挑战。
也难怪，中国人向来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在纵横商界几十年的生涯中，郭鹤年看到很多老一辈胼手胝足，最终创下一份家业，但后辈不知爱惜，或者时运不济，把好端端的企业王国丧失殆尽；抑或为了争夺股权或者经营权而兄弟阋墙、家族纷争，乃至被第三者鲸吞的故事。
像与他一样以糖王名世的黄仲涵家族，企业版图曾经扩展到亚欧及美国等地，堪称富可敌国，仅继承者未能适应新的挑战，企业帝国有如建在没有地基的沙土之上，一下子坍塌了。
黄宗诒是黄仲涵的第7个妻子何金华娘（露茜·何）的长子。他在其兄宗孝去世后，担任了黄仲涵总公司的掌门人，并为马来西亚银行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他在谈到继承产业时说：“在华人企业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创办了一家大企业，但是到了第三代，一切都缩小了。在黄仲涵总公司问题上，确实在我这一代，即第三代，发生了衰退。为什么呢？问题不仅仅在于平均的所有权，而且在于还健在的9个或8个股东中间，没有关于各自权力的明确规定。”
作为新糖王，郭鹤年无疑对老糖王黄仲涵的兴衰予以更多的关注。
如果说黄钟涵的兴衰史不足为凭，那么，另一个叱咤东南亚的上市公司杨协成由盛而衰、乃至被收购的一幕幕，就更叫郭鹤年触目惊心，不敢对接捧之举等闲视之。
1938年，祖籍福建漳州的杨天恩在新加坡创办了杨协成酱油厂，生产和经销酱油。尔后杨天恩的四个弟弟也参与家族生意，并在1969年将杨协成有限公司上市，1974年该公司还夺取百事可乐在新加坡的经销权，几十年间从一家小小的酱油铺子，发展成为产品多样化、业务遍五洲的著名上市公司。
从杨天恩五兄弟的“天”字辈，再到杨至耀（1985年起任杨协成公司主席兼总裁）、至超、至恒等“至”字辈，再到杨为理、为亨、为典等“为”字辈，企业家族的传承经历了很多不平凡的历程。到了90年代，杨至祥、杨至超等杨氏家族成员反对杨至耀继续担任杨协成控股主席，而引起杨至耀的反弹，最终闹到对簿公堂，杨协成落入黄廷方家族手中。
这种结局，是否续写“富不过三代”的老掉了牙的传奇我们姑且不论，倒是“天”字辈的八旬老人杨天华在法庭作证时的一番话耐人寻味。
杨天华在回答辩方律师的追问时说：“孩子已经长大了，得让他们自然发展，这是没有办法的。”他伤心而又无奈地表示，既然家庭成员无法和气相处，在毫无选择下，只好要求解散控股公司。
在争夺杨协成控股公司时，新马两大家族远东机构的黄廷方和丰隆集团郭令灿曾进行一场旷日持久而竞争激烈的收购战。郭令灿为首的柯麦林公司还包括林绍良等大亨和胜宝旺、虎豹兄弟国际等上市公司参与角逐。
郭鹤年这次没有卷入杨协成收购战的漩涡，是不是也发出“创业容易守业难”之浩叹？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郭鹤年绝不愿意看到杨协成的一幕在郭氏家族中重演。
所以，郭鹤年在90年代初期就开始擘画接棒的蓝图。他曾夫子自道：所有公司的创造人、国家的创造人都一样，像李光耀先生，他若不退下来，他的接班人谁能站起来发挥呢？
注意到这一问题，郭鹤年便运筹帷幄，巧妙布局。现在他的子侄“孔”字辈已在家族的企业担当重任，他的女婿、侄女婿也在企业的旗舰里充当“大副”等要职。
以郭鹤年注巨资入中信泰富为例，他即委任郭孔丞及李镛新出任中信泰富董事局董事，这无疑是把他们推向第一线去“淬火”。让其百炼成钢，而重臣李镛新当董事无疑有辅助少主之意。他的左膀右臂且为侄女婿的柳代风也曾出任恒昌企业总裁。所有这些，都说明郭鹤年仍然不能摆脱“打仗仍需父子兵”的模式，同时也可作为他迫切希望下一代经风雨见世面的一个佐证。
郭鹤年的父辈创业，走的是家庭式兄弟联手生意，东升粮店是郭家的第一个桥头堡。别人买卖粮糖，可能只会在糖米油盐方面钻牛角尖，但在郭家鹤字辈手中，却变成一支魔幻无穷的魔术棒，幻化出商业王国，而且依然保持“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传统。郭家旗下的不少公司，董事均由郭氏家族不同的成员和其他专业人士出任，而且都合作愉快。这种状况同杨协成家族不可同日而语。
郭鹤年同发妻谢碧蓉结婚于50年代初。两人婚后生下两男两女。两个儿子为孔丞和孔演（有的写作孔炎）。
不幸的是，郭太太在小女儿幼年之际撒手而去。郭鹤年随后再娶何宝莲。
何氏英文名字叫Eileen，曾在新加坡航空公司任职。她常常陪伴郭鹤年出席一些社交场合。但因郭鹤年的低调，不喜曝光，何宝莲比起一些富豪的太太也罕为人知，有的甚至以其外貌酷似菲律宾女郎，认定她不是华人。其实，何氏乃出生于南洋的华人家庭。
郭鹤年同何宝莲婚后再得一子二女。儿子叫郭孔华，女儿叫郭惠光、郭燕光。
郭鹤年的长子孔丞生于1954年，早年毕业于新山英文书院，毕业后负笈澳洲，攻读企业管理课程。
学成归国后，郭鹤年即让孔丞走上第一线，出任香格里拉集团董事，充当巡回大使，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飞来飞去。当他的胞弟孔演学成归国后主理新马业务，孔丞则随父长居香港，打理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生意。
郭孔丞起初在香港声名大噪还不在于他的业绩，而在于他曾同台湾歌坛红星邓丽君的一段恋情。据称，70年代进军香港发展九龙香格里拉的郭鹤年，其为公众所熟知还缘于他的大公子与邓丽君拍拖，进而谈婚论嫁而引起坊间的关注。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绿草凄美，白雾迷离，
有位佳人，靠水而居，
我愿逆流而上，依偎在她身旁，
无奈前有险滩，道路又远又长……
70年代后期，一位台湾歌星的声音回荡在香港的大街小巷，人们对这位“玉女歌星”如痴如醉，她就是邓丽君。
邓丽君，原名邓丽筠，“丽君”是她的艺名，原籍河北，1953年1月29日在台北出生，童年时表演欲就特别强，12岁那年参加台湾中学广播电台举办的《黄梅歌曲》比赛，以一曲《访英台》名列前茅，被台湾报纸称赞为“神童歌女”，从此踏足歌坛，加盟台湾电视公司主持的《每日一星》节目，载歌载舞，引起广泛的注意。1969年她高中毕业正式加入乐坛，演绎台湾电视剧“晶晶”之同名主题曲《晶晶》而一举成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在东南亚地区和日本获得成功。70年代后期，她已成为华人女歌星中无人可与之比肩的“天皇巨星”。
邓丽君的歌声也飘进了香格里拉，一直飘到香格里拉一名年轻的董事郭孔丞的心里。
郭鹤年的大公子郭孔丞1954年出生，洋名为Beau，和父亲一样，郭孔丞也是毕业于新山英文书院，毕业后他负笈澳洲，攻读企业管理课程。
回国后孔丞帮助父亲料理业务，成为父亲的好帮手。他担任了香格里拉集团的董事，经常在香港与马来西亚之间飞来飞去，并代替郭鹤年出席不少会议。
当郭孔丞的弟弟郭孔演加入郭氏集团服务后，孔丞便长驻香港，处理当地的郭家事务。于是才演绎出了和邓丽君之间的一段情。
郭孔丞很喜欢听邓丽君的歌。70年代后期正是邓丽君红透香港的时候。1976年她首次在香港“利舞台”举行个人演唱会，并成立了“邓丽君歌迷会”；1977年她荣获“香港第一届金唱片颁奖礼”金唱片奖，不久又举行第二次演唱会；1978年再度获得“香港第三届金唱片颁奖礼”金唱片奖。整个香港都被邓丽君迷住了。
1978年8月，香港余仁生的一位少东请郭孔丞到一家夜总会吃饭，一起的还有这位少东的太太。这位太太是属于在社交场上很活跃的人。三人正在亲切地交谈时，忽然这位太太惊喜地叫了一声。
原来，邓丽君也碰巧在这时进到这家夜总会吃饭，而这位少东的太太又跟邓丽君很熟，此刻她一面叫着邓丽君的英文名字，一面亲切地把她拉到自己的饭桌前，邀她共进晚餐，自然也就介绍了郭孔丞和她相识。
两人四目相对，都感到有一股奇妙的电流穿过心里。
郭孔丞说：“邓小姐，你比电视上更美，声音也更甜美。”
邓丽君也对眼前这位英气勃勃、谈吐幽默的青年产生了好感。
这顿晚餐吃了很久，分手时俩人似乎都有些依依不舍。
郭孔丞很快又给邓丽君打了电话。俩人开始了一些交往，但并没有立刻坠入爱河，而很快邓丽君就离开了香港，这段情似乎要不了了之了。
这之后，人们发现一向不看娱乐新闻的郭孔丞也开始留意起娱乐版来了，而他的房间里也经常回荡着邓丽君的歌声。
1979年邓丽君首次赴美参加个人巡回演唱会，其后在美国定居，在洛杉矶UCLA修读英文。其间传出了与正在美国拍《杀手壕》的成龙的绯闻。不过这段情是短暂的，感情的火花只一闪便归于沉寂，来得快，去得也快，俩人却在这半真半假的恋情中最终成为惺惺相惜的好友。
直到1981年，郭邓之间的感情才有了新的发展。是年4月，邓丽君来港做个人演唱会，反应极度热烈，加演两场，门票又于两小时内全部售光，创下当时香港个人演唱会场数最多的纪录。
这自然成为传媒报道的焦点，然而传媒最感兴趣的还不是这个，因为那些无孔不入的记者发现邓丽君身旁有一位男伴。
他是谁？竟能独占花魁？他中等身材，皮肤黝黑，下巴上蓄满了浓黑的胡子，从长相上看，大概是位马来贵族吧。
这位神秘人物的身份很快被查清了：郭孔丞，英文名Beau，27岁，香港香格里拉集团董事，其父为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
一时间，郭孔丞成为各个新闻媒介争先报道的新闻人物，香港人还是通过这件事才知道本地还有个叫郭鹤年的超级巨富存在。郭鹤年觉得有些好笑：老子沾了儿子的光出了名。
有一个时期，郭孔丞和邓丽君的新闻经常出现在报纸娱乐版的头条位置上。据这些报道称，郭孔丞招待邓丽君在香格里拉酒店居住，一住就是1个月，而在另一个场合中，邓丽君还亲自下厨为孔丞煮饭。
郭孔丞对这段恋情并不否认，他甚至很乐观坦率地对新闻界说：“进一步的消息，相信在明年即可宣布，（婚期）大概在明年也差不多了。”
邓丽君亦在公众场合大方地谈及男友，这和前几次秘而不宣的恋情很不一样。
邓丽君情场得意，事业上又获丰收，在1981年的“香港第六届金唱片颁奖礼”上，她所灌录的五张个人大碟同时荣获白金唱片，成绩骄人，亦勇破历届金唱片纪录。
一曲《心中喜欢就说爱》也许能代表邓丽君此时的心情：
花儿美而有蝴蝶采，
姑娘娇媚等郎来看。
花儿美丽不常在，
青春一去不回来。
心中喜欢就说爱，
为何不敢说出来。
公众都热烈地关注着这段罗曼史的进一步发展。邓丽君也许很快就要披上婚纱步入教堂了吧，邓丽君的崇拜者甚至暗暗心中感伤。然而这段罗曼史的发展却恰似一部没有结尾的电视剧，正在高潮的时候突然没有了下文。
人们并没有见到邓丽君披上婚纱，她仍然在歌坛上唱着缠绵的情歌，而她的身边再也找不到郭孔丞的身影。这颇令人感到意外。
原来，据圈中人讲，郭邓确实打算在1982年结婚，甚至婚期已经定在3月17日，许多好友都已经收到他们的结婚请柬，然而这些请柬却突然在婚期前5天内被收回。原因是邓丽君闯不过郭老太太这一关。
当郭邓之恋发展到谈婚论嫁的阶段时，当然须征得家人的同意。郭鹤年对儿女的婚事是比较民主的，但家里人的事一向还须郭老太太做主，所以当长子为这桩婚事来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便顺水推舟地告诉孔丞，他的婚事要通过祖母这一关。
郭老太太，也就是郑格如居士，一向非常钟爱自己的长孙，视其为掌上明珠。她总是亲切地称孔丞为“胡须佬”，对孔丞和邓丽君的恋情，郭老太太早有耳闻，也早就有些不快。她倒不是认为邓丽君不好，只是不想有一个抛头露面的歌星来做她的孙媳妇。因此她每次见到郭鹤年，都免不了要唠叨几句。
郭孔丞听了父亲的话，就在1982年3月，也就是预定婚期的那个月，携邓丽君返回新山，去见郭老太太。
郭老太太一见邓丽君，便与其约法三章，她表示，如果邓丽君嫁给孔丞，成为郭家媳妇，就必须答应她三个条件：一、婚后洗尽铅华，脱掉歌衫；二、从此不得再抛头露面唱歌；三、断绝和娱乐圈一切朋友的联系。
当时，邓丽君在歌坛声望正隆。她的名字之响亮，华语歌坛还没有能出其右者。唱歌是她的所爱，也是她的事业，郭老太太开出的条件，对她而言，显然是难以接受的。
邓丽君表示为了爱情她可以舍弃歌唱事业，但要她断绝和娱乐圈的一切联系，这委实太难，因为如果不再唱歌，她就想以后学做曲。
郭老太太并不是一个封建的人。其实，她受过高深的教育，思想开明，即使孙儿娶外国人她也不在意，但她坚持郭家媳妇婚后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再和娱乐圈有任何瓜葛。
结果，由于双方各持己见，意见达不到统一，这段情最终没能开花结果。
其实，当郭孔丞热情地追求邓丽君的时候，有一个姓潘的香港钟表业富家子弟也正拜倒在邓的石榴裙下，但她却对孔丞情有独钟。她认为他虽然出身豪门，却并没有富家子弟的习气。可惜邓丽君最终闯不过郭老太太这一关，这段恋情最终是一场“无言的结局”。
这件事对邓丽君打击很大，甚至改变了她的人生观。似乎为了远离喧嚣的尘世，她远赴欧洲，学习声乐，增进个人修养，而社交圈子亦起了很大的变化，暂别爱情道路，转食素菜，甚至出现严重的洁癖，经常戴手套，并享受单身贵族的生活，圈中好友亦以女性为主。外界甚至传闻她与女导演麦灵芝有不伦之恋。
与邓丽君分手后，郭孔丞亦有一段时间陷入苦闷，这种情况一直到一次日本之行后才有所改变。
那一次孔丞飞往日本洽谈生意，日本商家介绍了一位叫裕见子的日本姑娘和他相识。
郭孔丞一见裕见子就立刻对她产生了好感。裕见子曾留学美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郭孔丞对她一见倾心。
有趣的是，裕见子脸型的侧面特别像邓丽君，这大概是孔丞最初喜欢上她的原因吧。
双方很快坠入爱河，当他们的爱情成熟时，孔丞又带着日本情人回去见祖母。
郭老太太对这位日本姑娘显然是满意的。这次会面非常愉快，只是因为语言上的障碍使得谈话有些不尽兴，因此临别时，郭老太太还嘱咐裕见子说：“你必须尽快学会广东话，以便能在香港立足，并能与我交谈。”
孔丞和裕见子最终于1986年7月30日喜结良缘。一向低调的郭鹤年在长子的婚事上也未过分铺张，只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自己的酒店里各摆了20桌酒席。
孔丞和裕见子的婚姻很美满，裕见子也很喜欢听邓丽君的歌，因此他们家里还经常回荡着邓丽君的歌声。
而当邓丽君得知旧情人的婚讯后，依然说：“我祝福他。”其时她虽然继续穿梭于香港、台湾、美国及法国等地，但已处于半退休状态，除参加慈善义演外，很少于公众场合露面了。
郭孔丞也衷心地希望邓丽君能够幸福，却不料多年以后，邓丽君仍是孑然一身，更在1995年5月猝然逝世，留下无尽的遗憾。
1995年4月，邓丽君携男友到泰国清迈度假散心，并下榻当地的梅坪酒店最高层的502房，她曾数次来清迈，每次都下榻这家酒店。
5月8日下午，一名男服务生经过邓丽君的房间时听到有人用力敲门，便前往开门，他看到邓丽君趴在门口上，气喘得很厉害，地上散落着治哮喘的药和器具，样子极痛苦，口中不断地喊着：“妈！妈！妈！”
因邓丽君多次到梅坪酒店投宿，服务生对她的情况很熟悉，遂将她扶到阁楼咖啡座，为她捶胸、按摩，并拿出她自备的急救器材急救，但邓仍未好转，服务生于是将她送往曾就医的清迈兰朗医院。在离开酒店时，邓丽君气喘加速，抚着胸口，眼睛向上翻，不断叫喊：“妈！妈！妈！”5时30分她被送到兰朗医院急诊室，正好是去年12月30日为邓丽君急诊的苏密医生值班，他马上为邓丽君急救，但急救无效，1小时后他宣告邓丽君过世。邓丽君去年2月30日也曾发病一次，同样是非常紧急，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
“邓小姐如果能早20分钟送到医院，获救的机会会多些，我们已经尽力了。”苏密医生感伤地说。
邓丽君生前的最后一任男友是法国人保罗，这是和郭孔丞分手后她身边惟一出现的男人。保罗比邓丽君小10多岁，据称那天保罗与邓丽君发生口角，一气之下与友人出外购物以冷静一下，所以邓丽君发病的时候他不在身旁。假如他当时在场的话，邓丽君可能会得救。
邓丽君曾透露打算在42岁披婚纱，43岁以前生子，因为过了43岁生育便很困难，可惜终未能如愿以偿。
邓丽君之死立刻成为传媒争相报道的热点。一些当年和邓丽君有过一段情的人自然也就成为记者的追踪目标。曾和邓丽君传出绯闻的著名艺人成龙坦然承认当年的恋情。成龙说：“如果世上真有天堂，她必定是上天堂的那种好人。她甚至善良得连一只蚂蚁都不忍踩死。作为一个艺人，她红足多年实在难能可贵……当时她喜欢浪漫，如烛光晚餐，但我却是个工作狂……我们之间，爱过亦恨过，亦和好如初过。分手后多年曾在酒店碰过面，我们当时擦身而过，最后我还是转过身向她打招呼，以前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爱恨都过去。”
报纸上没有出现郭孔丞的消息。
其实，邓丽君的身边虽然出现过许多男人，但是真正谈婚论嫁的却只有郭孔丞一个。邓丽君歌迷会长Poly还追忆邓丽君当时宣布婚讯的情景：
“她如沐春风，开心之情表露无遗，说话时经常露出甜甜的笑意，一副幸福的样子。”
“当时她还戴着订婚钻石戒指，我们说想看，她就笑着说，不给我们看。”
“我还记得当时他们要在酒楼宣布这件事，已经是10几年前的事，她开心到几乎由心里笑出来。”
也许郭孔丞才是令邓丽君抱憾终生的男人。
GOODBYE MY LOVE，我的爱人，再见，
GOODBYE MY LOVE，相见不如那一天，
我把一切给了你，
希望你要珍惜，不要辜负我的情意。
GOODBYE MY LOVE，我的爱人，再见，
GOODBYE MY LOVE，从此和你分离，
我会永远永远，爱你在心里，
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
当年新闻界为郭邓的事热闹了半天，最终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最终归于沉寂。郭家又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很少有人提及了。
成家之后，郭孔丞在立业方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1988年，郭鹤年购入香港无线电视三成股权之后，他和父亲进入董事局任交替董事。
1993年，郭鹤年在上海出席不夜城中心奠基典礼后透露，他已逐步淡出商界，让其长子郭孔丞出任嘉里集团董事总经理一职。他对这个郭氏企业王国的当然继承者之一的“王子”，寄予厚望，认为他以前负责管理酒店业务成绩很好。郭鹤年还让堂兄郭鹤瑞的女婿也就是他的堂侄女婿洪敬南出任嘉里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让年轻一代主理郭氏的商业重镇香港，并进而拓展他的商业发展的“要冲”——中国内地。
1995年国庆期间，国务院侨办等有关单位邀请港澳和海外华人富商巨贾来北京参加庆典，以及参加三峡工程投资洽谈活动，知名华商谢国民、陈有庆、陈永栽、吴家熊、黄鸿年亦参与其盛，而一个家族能有两个代表的也许就属郭鹤年家族——其子郭孔丞和侄女婿洪敬南均列席其间。
这些嘉宾下榻之地便是郭鹤年控股的中国大饭店。
在钓鱼台国宾馆，当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邹家华接见与会代表时，魁梧威武的郭孔丞同洪敬南悄声交谈，不像另外一些企业家频频抢镜头，俨然“神秘大亨”低调风格之再版。有位记者想为他照一张相时，郭孔丞摇手婉拒。
郭鹤年早几年就讲过要退休，希望接班人能发挥作用。他回忆做出这种决断时说：“突然间，公司在中国大陆的生意发展很快，去中国大陆要讲华语，我16岁的时候读了18个月的中文，中文有限，但与国内沟通方面还可派上用场。”因此，他这匹“识途老马”再一次担当向导的职责。而近些年来，郭孔丞已经在内地、香港扮演十分活跃的角色，“接棒”只是时日问题了。
郭鹤年的次子孔演在1991年即代其父担任大马国际船务董事。时任董事部主席的拉惹莫哈末曾同郭鹤年探讨其子出任董事事宜，并称“后者对船务的认识与经验足以胜任这一职位”。
拉惹更称，这可能是华人的一个优良传统，所谓虎父无犬子。在事业上，第二代的人才辈出，可以掌管上一代创下来的业务。
郭孔演还是新加坡太平洋航运有限公司的掌门人。在《世界华商500家》中，太平洋航运名列317位，比曹文锦的万邦航运高97位。
从这一点上看，郭鹤年教育子女也如他的经营之道那样出神入化。孔丞、孔演各据一方，为着郭氏集团的发展作出自己的重要贡献。他们并不像一些口含银匙出世的阔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是像鹤字辈超越钦字辈那样，默默地努力着。
有消息说，郭鹤年不但两个儿子事业红红火火，他的乘龙快婿在马来西亚工商界也是一位威震四方的翘楚。
郭鹤年女儿郭璇光的夫婿拉昔胡申（Rashid Hussain）是一位马来人。马来西亚企业界对这位以自己名字命名公司的最大股东兼首席执行官的拉昔胡申，一点不陌生。
这位证券业巨子与郭鹤年同为柔佛人，不过他却生于新加坡。早年，他赴英伦攻读法律，后来转入伦敦一家大规模的证券经纪行接受训练，并通过了伦敦交易所的考试，在这一行当长袖善舞。
1976年，拉昔胡申返回马来西亚出任一家证券银行投资顾问，两年后升为投资经理，1982年再高升至副总经理。
1987年，拉昔胡申与华族伙伴蔡马友联手创立拉昔胡申期货私人有限公司。1988年，该公司改为拉昔胡申股票经纪私人有限公司，并于同年12月9日在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上市，成为最早上市的证券公司之一。
1989年，拉昔胡申同郭鹤年之女郭璇光缔结秦晋之好。这一大马华族超级企业家与马来人证券业巨子联姻之举，一度成为马来西亚商界热门话题之一。
不过，郭氏家族从福州盖山出发，已从福州子民衍化为世界著名商业家族。家族中有华人，有日本人，有马来人，有欧美白种人。联姻，不仅仅着眼于政经的利益，还有心与心之碰撞。只不过拉昔胡申确非池中物，而是一飞冲天。在1997年，拉昔胡申与大马银行签署买卖协议，收购广益银行的75%股权，成交价21.6亿马元，即每股8.80马元。
《远东经济检讨》杂志把拉昔胡申集团列为大马具有领导地位的企业之一。《欧洲货币》杂志更是连续4年将它选为大马最佳证券行奖项。
郭鹤年的子女、快婿搞得有声有色。郭家鹤字辈的后一代同样了得。1997年，嘉里建设同中国辽宁省本溪水利供水有限公司签署2.28亿元人民币合作合同，合建一个年储水量7400万立方米并可供水供电的水库。出席签字仪式的是嘉里建设副主席郭孔钥。孔钥乃郭鹤举的次子，在嘉里大举入股中信泰富时，孔钥与孔丞及李镛新曾一道出任中信泰富的董事。
至于香格里拉主席柳代风则是郭鹤年的元老重臣，又是他的侄女婿，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熟悉郭家的人都会感觉到，郭氏集团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家族企业，举凡香格里拉、玻璃市种植、太平洋船务、南华早报等几大上市集团，都有郭鹤年的子侄分关把守，而在它的背后，又有一群专业精英辅助少主。他们之间达成一种默契，让郭氏旗舰劈波斩浪超速前进，同时又不致引起太大的喧嚣，一如郭鹤年惯常的风格。
郭鹤年事业一再不断冲向新的峰巅，有人称他乃以身作则，亲力亲为所致。而郭氏则向马哈蒂尔首相之子米占尔坦陈，自己的最大挑战之一，即在向21世纪迈进之际挑选好接棒人！
但细心人不难发现，郭鹤年依然风尘仆仆地辗转世界，不过他难得的曝光率又在进一步地压缩。而他的子侄如郭孔丞、郭孔钥以及侄女婿柳代风、洪敬南等则在各自的领域时有亮相。
特别是“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会”20名信托人，郭孔丞成为其中之一员，令人不免揣测郭鹤年已有意让孔丞接掌号令三军之“虎符”。尽管郭鹤年曾一再声言：“接班人还在看，我的孩子都在公司里帮手，未来的事情还没有真正的决定。”人们依然有理由相信，郭孔丞在擘画未来中将占有更大的发言权。
1992年5月，郭鹤年宣布退休，将其事业交给他的儿子孔丞和孔寅。不过事实上，他是退而不休，仍然拥有郭氏集团的最高决策权，尤其是对中国大陆与香港的投资方面。可以预见，在郭鹤年的指挥下，郭氏集团将继续活跃于亚洲的投资舞台上。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