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人臣之行，洁白清廉中绳，愈穷愈荣。
这句话出自《吕氏春秋·离俗》。布衣，就是平民百姓；绳，指规矩。意思是，老百姓和为人之臣的，如果行为符合规矩，洁白清廉，那就越穷越荣耀。
“越穷越荣耀”的前提，是为人清白，处世守矩，而对于官员来说，穷则意味着不贪不占，清正廉洁。换句话说，就是宁穷也有为人正派、为官清廉。
《国语》里有一个“叔向贺贫”的故事：有个叫叔向的人，专门去拜见韩宣子。韩宣子正为自己缺金少银而发愁呢，恨不能自己变出一堆银子来。哭穷的目的，本来是想获得叔向的同情，不料叔向却退立一旁，向韩宣子表示祝贺。
韩宣子给搞糊涂了：“按说我的官都做到卿大夫了，财产一定堆积如山，然而却徒有虚名，穷如老百姓；我都没脸跟其他卿大夫交往了，觉得丢人，你却来祝贺我，这里有什么说道吗？”
“当然有，”叔向笑起来，“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事例吧。从前，栾武子没有多少良田，家里穷的连祭祀的器具都预备不全；可是他能够传播德行，遵循法制，名气闻于诸侯各国。诸侯国都亲近他，敬重他，一些少数民族都来归附他。因此才使晋国安定下来，整个国家法度严谨，弊病不生，多少年也没有出现过什么乱子。到了桓子时，他的德性大打折扣，不仅骄傲自大，目无法度，知法犯法，而且奢侈浪费，贪得无厌，放利聚财，本来是应该遭到祸害的，由于依赖父亲栾武子的余德，国家才没有出现太大的笼子，他自己才勉强有个善终。可是，传到怀子时，怀子不随他的父亲桓子，而学习祖父武子，崇尚德行，按说可以免除灾难吧，只因他父亲桓子的罪孽太深，受其连累，还是逃亡到了楚国。晋国有一个郤昭子，家里出了几任大官，富得流油，财产抵得上晋国国家财产的一半，家的佣人抵得上三军的一半，然而，他依仗自己的财力和势力，过着奢侈的生活，最后被诛九族，尸体被当街未众，死后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们，这都是因为缺少德行的缘故！如今，你有栾武子的清贫，就有可能继承他的德行，所以我向我表示祝贺；如果你不忧愁德行的建立，却只为财产不足而发愁，我表示哀怜还来不及，哪里还能够祝贺你呢？”
韩宣子闻言，于是下拜叩头说：“我正处在十字路口上，差点误入歧途，全靠先生你拯救了我。不但我要感谢你的教诲，我的子孙也会感谢你，我的世世代代都会感激你的恩德。”
原来，叔向贺贫，并不是赞美一清二白，而是赞美人处在贫穷时所能焕发的那种操守和德行。同贫穷相比，操守和德行更重要。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以权谋私，不侵占百姓利益，两袖清风，这种穷是愈穷愈能显示其公正廉洁，所以愈穷愈荣耀。相反，身居官位而以权谋私，与民争利，这种富，愈富则愈可耻。
领导干部要乐做“贫官”，因为只有乐做“贫官”，才不会对钱财有非分之想；只有乐做“贫官”，才不会被钱眼套住而挖空心思去谋取私利；只有乐做“贫官”，才能无欲则刚，公正无私，无所畏惧。
要做“贫官”，就要在任何环境下都守得住清贫。守得住清贫，是领导干部首要做到的。许多干部的工资收入并不高，清贫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基层干部。许多贪污受贿的人，就是因为守不住清贫而动了“捞一把”的念头，从而走上了贪官之路。其实，很多东西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工资收入虽然有限，总算还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比那些偏远山区的群众要强多了。守得住清贫，时刻想着为群众谋福利，穷一点又何妨？
守得住清贫，才能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各种物质利益诱惑让人防不胜防，有多少曾经政绩显赫的优秀干部，由于没能经得住金钱美色的考验，倒在了贪图享受的迷途中，从人民的功臣，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了人民的敌人、国家的罪人。只有守得住清贫，不为清贫所困，才能脚踏实地、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人民谋福利。
守得住清贫，才能守得住自己拥有的幸福生活。随着反腐倡廉工作的日益强化，严惩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一些官员，甚至地位显赫的高官纷纷落马，受到了党纪国法的制裁；有的虽然畏罪潜逃，藏匿异国他乡，暂时躲避了法律的追究，却又惶惶不可终日，整天处在忧虑、恐惧的生活中，失去了过去拥有的那种幸福生活。为此，我们要以这些人为鉴、筑牢廉政防线。要常怀律己之心、常戒非分之想、常思贪欲之害，才能倍加珍惜眼前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守得住清贫，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只有守得住清贫、甘于奉献，才能做到清正廉洁，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迫切需要的。一个正气不张、腐败成风的国家，肯定是没有前途的。我们要有引领世风正气的魄力和勇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旗下，牢牢夯实自己的精神家园和理想信念。
神道有灵应识我，去时还似来时贫。
这句话出自明代胡守安的《任满谒城隍》诗。意思是，神灵如果有知的话，应该认识我，我走的时候，跟我来的时候一样清贫。
明朝官员胡寿安，历任信阳、获鹿等地的知县。每到一地，他总是深入田间地头，请地方父老相聚，了解当地的实情和存在的问题，耐心劝导群众以耕种为本，发展农桑。在生活上，他极为朴素，穿棉布衣，吃清淡食，卧室大小，只有一张床和一盘纸帐。纸帐上有他书写的自警诗，名为《题纸帐》：“紫丝步障最奢华，卧雪眠云自一家，雪又不寒云又暖，扶持清梦到梅花。”他的口头禅是：“穷不忘操，贵不忘道”。
任信阳知县期满离任时，他依然保持简朴清廉的作风，随身携带的，还是到职时的那几件行李，几个行李箱内，只有书籍和一些布衣。由于在当地口碑极佳，临行时，无数居民街头送别，哭声响成一片。一些好心的人，念他为官清苦，给他赠送了礼品，但被他一口回绝。只有两位好友的礼物无法推辞，但他也只是从一位诗友那里取了一只萝卜，从一位老人手里收下了一双布鞋。
据《信阳州志》记载，胡寿安在离开信阳前，曾去当地城隍庙拜神，写下《任满竭城隍神》一诗：“一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神道有灵应识我，去时还似来时贫。”他走后，续任知县读了这首诗，深为感动，决心效法前任，做一个对得起信阳百姓的好官，于是也和诗一首：“此来宣化布阳春，一念孜孜只为民。步武前贤宁敢后，等闲忧道不忧贪。”
永乐年间，胡寿安调任新知县后，为节约开支，闲暇时在县衙后院开垦一块园地，种了很多蔬菜，既可以供自己食用，也可以待客。他种的最多的是葫芦，生时可能当菜吃，熟时制瓢当礼品送人。当地老百姓称他为“青菜知县”。他的儿子曾千里迢迢来探望他，住了两个月，衙里人打算宰一鸡款待，被胡寿安制止了。
胡寿安做了多地知县，始终是一人去，一人回，没有一次携带妻室。有人劝他何不把家人带过来，也好料理生活上的事。胡寿安笑着说：“我怎么不想念患难与共的妻子、活泼可爱的孩子呢？有些人做了官以后，受钱财、声色的诱惑而丢官败家的比比皆是。妇女、孩子们的意志不坚定，容易受到钱财以及珍稀之物的诱惑，他们可能背着我偷偷地收受贿赂。我不让妻子和孩子跟着我，我是不让他们损害我清廉的节操呀！”
胡寿安不仅自己廉洁自律，而且从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上训诫儿子；为了不让妻子、儿女利用自己的权力谋取私利，他就撇下家人自个独处，使他们无机可乘，让家庭远离腐败的机会，以保持自己清廉的节操。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县之长在升官发财、夫贵妻荣的社会环境中，尚能如此，实在不容易。
宋代的王炎，曾任湖州太守。他宁可清贫，也不愿非法敛财，在他五十岁生日这天，他没有通知任何人，而是独坐府中作了一首自勉诗，叫《留贫诗》：“卒岁一布裘，终朝一饘粥。此外何所求，吾生无不足。”明朝的吴中巡抚刘应麒，在告老返乡前写下了《题署中诗》，以此明志：“来时行李去时装，午夜青天一柱香。描得海图留幕府，不将山水带还乡。”清代郑履端，任职时政绩显赫，他的《自勉》诗也同样脍炙人口：“十载官箴懔素餐，本来面目改偏难。任他水尽山穷处，牢抱冰心耐风寒。”三国东吴的陆绩，曾任郁林郡太守，处事慎独，注重名节，为政清廉。他任满后经海道坐船返归故里，因实在没有可以运回家乡的东西，又怕船太轻，抗不住海上风浪的颠簸，只好请船夫搬来一块石头压在船头。陆绩回乡后，心生感念，便请人将这块石头运回宅院，并书“郁林石”三字镌刻其上。明朝弘治九年，监察御史樊祉把这块巨石移入城内官衙中，取名“廉石”，作为百官之戒。清朝苏州知府陈鹏又将“廉石”移至苏州况钟祠旁。从三国至今，时隔两千年，这块“廉石”虽历经风雨，却依然伫立，警示着世世代代的人们重名节、守清廉。
这些古代清官，无疑都是胡寿安式的廉吏，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的为人为官之道，永远是后世楷模。正因为有了这些官员的清贫如洗，才有了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廉洁，才有了王冕的“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口碑，才有了王维拒官场纷繁杂乱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豪气。
清贫处世、清白为官，不仅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也是一种战无不胜的力量，是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在秘密访问延安时，被共产党领袖的清贫、廉洁精神所感动，于是断言：这种作风会产生一种伟大的力量，他将这种力量称之为“东方魔力”。而1949年，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之时，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国民党军官说：“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而是廉洁，以廉洁换取了民心。”两相比较，说明的是同一个道理。
清与贫相比，清是第一位的。有了清，才能永葆“清贫”的本色、清白的风度、清风的美德。清，不仅是思想境界，也是守贫的基石。清贫，指的不是单纯物质上的清苦、清白，表明的是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坚强的人格形象，是一种政治态度，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传家宝。在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活中，清贫这种情操是纯洁人们思想道德的“净化器”、防止蜕化堕落的“防火墙”、治疗腐败变质的“杀毒剂”。只要有了“清贫”作底线、作支柱、作动力，就能克服任何困难，战胜任何敌人。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
这句话出自《论语·学而》。意思是：虽然贫穷，但不谄媚；虽然富有，但不骄傲。说明人贫而自重，富有而谦逊的高贵品格。
人们都想改变贫穷的面貌，但改变这种状态靠的是走正道。不能因为自己贫穷，就向有钱有势的人低三下四，求得他们恩赐；也不能枉顾国法，靠非法手段敛财。作为一位官员，靠自己正常收入，也许不会那么富有，也许有捉襟见肘的困顿，但改变这种状况的，同样需要走正道，而不能丧失人格和操守。
有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源于《晋书·陶潜传》。陶潜就是陶渊明，是东晋后期的大诗人，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大司马、开国功臣，声名显赫；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一任太守。然而，到了东晋末期，朝政日益腐败，官场黑暗，社会生产遭到破坏，国弊民穷。陶渊明中道中落，但他生性淡泊，在入不敷出的家庭困难中仍然坚持读书写诗。他胸怀天下，关心百姓疾苦，抱着“大济苍生”的愿望，曾出任江州祭酒。他的人品，显然与官场上的那一套恶劣作风相抵触，他难以容忍这些官场黑暗，很快就辞职而去。随后，他陆续做过一些官职，但由于淡泊功名，为官清正，不愿与腐败官场同流合污，最终与官场划清了界线。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因为生活所迫，加上朋友劝说，才再次出山，做彭泽县令。上任不久，碰到上司派的检查公务的刘云，刘去官职是督邮，贪婪成性，为人凶狠，年年以巡视为名向各地索贿，如若不从，就栽赃陷害。陶渊明的助手深知其事，提醒他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刘云。陶渊明性格刚直，看不惯这样的官吏，回答说：“我怎能为了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小人贿赂献殷勤。”说完，挂冠而去，辞职归乡。此后他潜心读书种地，不再为官。
陶渊明本可以活得舒适，荣华富贵，至少衣食不愁，但那是要以人格和气节为代价的。最后，他选择了虽然艰苦却宁静自由的田园生活。有失必有得，陶渊明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获得了人格的尊严，写出了具有独特风格并流传百世的诗文。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和精神财富。
人的一生因为人生观、世界观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局。有的人一生之中飞黄腾达，官位、财富辉煌显赫；有的人一生之中穷困潦倒，狼狈不堪，整个人生充满感慨和叹息。一个人无论身在何处，无论贫富贵贱，都应不断地完善自我人格。人的一生，人格最重要。
在生活中，却有相反的例子。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一些领导干部不某贫寒，对有钱人毕恭毕敬，甚至官商勾结，成为不法商人的马前卒。有这样一个段子：几个老板在一起，议论本县谁最大，有人说应该是县委书记、县长最大，一个老板说：“这个县数我最大，不信我马上给他们打个电话，他们立马赶来。”说完就给当地县委书记、县长各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县委书记、县长分别赶来问有什么事。这个老板说：“没事，把你们叫过来，让他们看看能不能准时赶到，好了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这说明，领导干部巴结有钱人，已沦落为走狗的地步。一些领导干部到某一个地方一上任，便四处打听辖区内的暴发户、有钱人，以及有势力的人，找机会、找关系巴结有钱人，讨好有钱人，不顾自己的身份、不顾自己脸面、不分场合地乞讨有钱人的好感，与有钱人攀亲戚、称兄道弟，红白喜事便鞍前马后地为有钱人服务；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政治上讨好有钱人，安排其当一个什么什么代表，什么什么委员，什么协会会长，有的还将其一家人全部安排了政治身份，拿着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做人情讨好有钱人。讨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从这些人身上捞到好处，获取不义之财。
官商勾结害人不浅，当官的丢人现眼，甚至身陷囹圄自毁前程，官商勾结必定是披着发展项目的外衣为自己牟利，自然会损害群众的利益，障碍当地的发展，挫伤有志之士的雄心壮志，败坏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形象。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这是古人的谆谆教诲，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修为。如果你有幸成为富贵的人，就要做到对人对事自我节制，礼敬待人。千万不可对人骄狂傲物。有道是，“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如果一个人不幸家景贫寒，也要做到对人不谄媚奉承，对人对事也能够泰然处之，安贫乐道，贫而不失节。
其实，人穷并不可耻，可耻的是穷得没有骨气，以至忘记人格尊严。一个“富”人，如果能做到谦虚谨慎，不骄狂傲慢，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一个富有的人，在人生的旅途中，要经过多少奋斗拼搏才有如此的成就。一个人假如现在很富有了，认为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沾沾自喜，得意忘形，惹事生非，违法乱纪，必落到可悲后果。
人穷，不过是物质上的匮乏，但我们不能让心灵也贫乏、空虚，只要能在生活中安于清贫，淡泊明志，逆境来时也不怨天尤人，处事待人接物做到真诚恳切，平等清净。真正能够做到对一切人、事、物不卑不亢，那就真的正人君子。一个富人，若能不因富而贡高我慢，能够平易近人，和颜悦色，又怀有感恩之心，常常热忱济世助人，为人谦虚好学，勇猛精进，彬彬有礼，受万人尊重，也就是了不起的正人君子了。
做官之道又何尝不是这样。做人与做官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的官位很高，但道德败坏，修养低劣，终将是贪官劣吏，会干出不耻于人类的糗事，愧对自己和百姓。如果一个领导干部不能把遵守职业道德，不能有所作为，还不如一个普通人。
自问道何如，贵贱安足云。
这句话出自唐代白居易的《续座右铭》诗。意思是：应该问问自己的道德究竟怎样，富贵和贫贱有什么值得一说呢？说明人应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而不要总是关注富贵与贫贱。
东汉时期，平陵有个名叫梁鸿的书生，他家境十分贫寒，父亲死了都无力送葬，只用一领席子裹了草草了事。但梁鸿聪明好学，刻苦勤奋，通过层层选拔被保送到了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在太学里，他成绩优秀，精通经史典籍，人人都很敬佩他。
学成以后，梁鸿因为家世衰微，无人举荐，不能到朝廷当官，所以就自愿到上林苑去放猪。梁鸿是贫苦人出身，他没有因自己学识渊博就高高在上，而是和当地百姓相处融洽。
这个有学问而且又勤劳的人，口碑很好，当地人知道他尚未娶妻，都争着要把女儿嫁给他。可是梁鸿一直希望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人。
恰好，孟家有个女儿名叫孟光，生得相貌平平，但聪明贤惠、知书达礼，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孟家极其富有，孟老太爷什么都不愁，就是担心女儿的婚事。每次有人来提亲，大家征求孟光的意见时，她都不肯点头。这就把孟老太爷急得焦头烂额，因为女儿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别人家这么大的女子早已结婚生子。
一天，孟老太爷口气很生硬地质问女儿：“你都已经30岁了，难道就这样下去，一辈子不嫁吗？”孟光回答得更是坚定有力：“除非有像梁鸿那样的人，我才嫁他。”原来孟光看不惯一些富家公子们骄横奢靡的样子，她对梁鸿的品德修行非常欣赏，觉得那才是自己心目中的大丈夫。
梁鸿听说孟光的品行和愿望时，很是好奇，就央人上门提亲。孟家一看，这正合女儿的心意，就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不久，二人成亲，孟家大摆酒宴，高朋满座，可梁鸿却高兴不起来，并且娶新娘回家后，一连七天都未理睬。到了第八天，孟光觉得奇怪，便忍不住询问夫君为何对她置之不理。梁鸿直言不讳地说道：“我想要的是一个生活俭朴、粗茶布衣的妻子，跟我一起耕作织劳，过一种隐居避世的生活。而你现在却穿着绫罗绸缎、珠光宝气，并不是我所希望的那样啊。”
孟光听到这里，顿时恍然大悟。她微笑着对梁鸿说：“夫君莫急，其实我是担心夫君嫌弃我无所修饰，粗布衣衫，而且这又是我们新婚的日子，才刻意打扮一番。其实我心里与夫君的想法一样，早已将麻鞋布衣准备在身边了。”孟光随即进里屋换上粗布衣服。梁鸿大喜，他觉得孟光与自己是心意相通的，并且为孟光起名为“德瞿”。
从此往后，梁鸿和孟光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妻便隐居在罢陵深山中，过着耕耘织作、诵书弹琴、互助互爱的幸福生活。
每天，梁鸿从田里劳作回家时，孟光已将饭菜各好，并且恭恭敬敬地送到梁鸿跟前。为表示对丈夫的尊敬，孟光总是低着头，把放置饭菜的托盘举得和自己的眉头一样齐。梁鸿同样也是毕恭毕敬地双手接过托盘。这样，二人才愉快地共进餐饭。
宋朝史学家司马光在《训子文》里有言，“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这种重德行，而轻富贵的态度，表现了古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领导干部，在对待贫穷与富有的关系时，首先要把官德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对自己的收入和奉禄斤斤计较，甚至为了发财，收取不义之财，那就与为官之道背道而驰了。
什么是官德？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领导干部担任一定的职务，掌握一定的权力，相应的也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官品如何，不仅是领导干部个人的事，也关系执政党的形象。然而，有些领导干部对自己的要求不严，缺乏就有的道德操守；有的懒于学习，头脑糊涂，不信马列信迷信；有的漠视群众利益，高高在上当老爷；有的贪图安逸，大搞奢靡之风；有的欺上瞒下，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有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有的沽名钓誉，跑官要官。正因为这些干部的道德操守不强，严重损害着党的肌体，损害了政府的威信。
讲官德，就要解决好“为什么参加革命，怎么样当干部”的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干部的道德核心。当好人民公仆，就要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人民群众身上。为此，必须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关心群众的利益和疾苦，多给群众办实事送温暖，做群众的贴心人。如果领导干部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亲属营私、谋利，而不去关心群众，这显然与“公仆”的职业道德和称谓相违背。
讲官德，就要廉洁自律。清官自古人人爱戴，只有做到清正廉洁，才能真正为民作主，为民办事，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不要被金钱所惑，不被美色所迷，不被人情所困，才能耐得住寂寞，管得住小节，守得住清贫。不能只想到贪图安逸，更不能利用手中权力满足私欲，以高尚的职业道德用好手中的权力。
讲官德，就要树立正确的贫富观。干部队伍中间也不是贫富均等的，有的家底丰厚，有的两袖清风。如果富者一掷千金，贫者心理失衡，都有可能走上错误道路。作为领导干部，要重精神上的富，轻物质上的贫。人生在物质上富有，不算真正的富有；只有在精神上富有，才算真正的富有。有的领导干部过分追求物质上的满足，搞攀比、摆阔气，于是网络上出现了天价烟、天价表、天价公车等热门词汇，干部队伍中出现了热衷于交往大款、大腕，出入娱乐场所等现象，这些现象对领导干部的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冲击。要树立正确的贫富观，就要解决好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杜绝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把物质享受看得淡一点，把精神财富看得重一点。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重业绩的“富”，轻个人荣誉的“贫”。沈浩、李林森式的干部之所以被人民群众缅怀、敬仰，是因为他们对工作孜孜以求，履职尽责，业绩卓著。而有的领导干部追求形式主义和形象工程，热衷于夸大统计数字，以数据的繁荣来显示个人政绩，以便获得更多的荣誉和更高的地位。如果脱离了实际，背离了人民群众的需求，再多的个人荣誉也如天下的浮云。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这句出自唐代李商隐的《咏史》诗。意思是，纵观历史，大到邦国，小到家庭，无不是兴于勤俭，亡于奢靡。
隋文帝在建立政权之前，深知暴虐是造成人民反抗的原因。做了皇帝之后，力防重蹈覆辙。为此，他依然保持过去的节俭作风，时刻警醒自己，谨慎地处理政事，反对挥霍浪费。他教训太子杨勇说：“自古以来，都没有听说过生活奢侈腐化却能保持政权长久的。你是太子，应当带头勤俭节约。”
隋文帝不仅要求身边的人节约用度，自己也身体力行，有时几乎达到不可想象的地步。一次，他配止痢药，要用一两胡粉，找遍宫中，居然也没有找到，还是一位大臣从自己家里捎带一两过来的；又一次，他想找一条织成的衣领，宫中也没有，有大臣给他送了一件，却被他退了回去。他乘坐的车马用具坏了，他派木工前去修补，特意吩咐不许重做新的。
由于农民的辛勤劳动，加上隋文帝的节俭政治，短短二十几年间，从四分五裂的小国统一起来的隋朝，经济很快得以复苏繁荣，国库里的粮食装得满满的。一直到隋朝灭亡以后20年，隋朝仓库的粮食还没有用完。
隋文帝作为一个开国皇帝，不仅自己带头节俭，更严格要求皇亲国戚节俭。这种提倡艰苦奋斗，崇尚辛勤劳动的作风，对隋初的政治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起了很好的作用。
然而，历史上也腐化亡国的例子。南北朝时候，南陈王朝的陈后主，也是一个有过之无不及的贪乐亡国的皇帝。当时，北方政治动乱，各个王朝相互攻打兼并，南陈王朝获得了一定的喘息之机，国家暂时安定，经济惭惭恢复，人民安居乐业。然而，当皇位传到第五代，即陈后主手里时，却因他荒淫无度而迅速亡国。
陈后主名叫陈叔宝，对国事一窍不通，只知喝酒享乐。为了尽情享受，他大兴土木造了三座豪华楼阁，里面住满了他宠爱的女色。有这样的皇帝，必有这样的臣属。他手下的宰相、尚书等人，整日陪着陈后主，国事不管，只是喝酒吃宴，一边喝酒一边赋诗，然后挑选人数从多的宫女，照着诗词演唱，君臣通宵达旦地享乐。
为了满足穷奢极侈的花费，陈后主则对老百姓极尽搜刮之能事，达到了非常残酷的程度。老百姓衣食无着，落得流离失所，当日一派繁华的江南沃土，如今饿殍遍野。
陈后主过了五年的荒唐生活，国力日渐削弱；而与此同时，北方的隋朝却渐渐强大起来，决心灭掉陈朝。隋文帝听从谋士的建议，为了麻痹陈国将士，每逢江南将要收割庄稼时，就在两国边界上集结人马，扬言要进攻陈朝，使得南陈的百姓没法收割。等南陈把人马集中起来，准备抵抗隋兵，隋兵又不进攻了。这样一连几年，南陈的农业生产受了很大影响，守军的士气也松懈下来。隋兵还经常派出小股人马袭击陈军粮仓，放火烧粮食，使陈朝遭到很大损失，国力更是捉襟见肘。
时机成熟之后，隋文帝建造了大批战船，派他的儿子杨广和杨素担任元帅，贺若弼、韩擒虎为大将，率领51万大军，分兵八路，准备渡江攻陈。告急的文书送到陈后主那里时，他正和宠妃和一帮文人喝得酩酊大醉，倒在床上呼呼大睡。一边多天，警报越来越紧了，他才想起召集大臣来议事。然而却为时已晚了。
陈朝亡国，从大趋势上来说，是历史潮流；但具体到陈后主身上，却地地道道是因为他诗酒误国造成的。一个整天花天酒地，专会吟诗做对，沉湎于笙歌之中，连敌军大兵压境都视而不见的昏君，如何能保存国家？一个老百姓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充其量误其一家；一个国君如此，就只能误国了。这就是历史教训！
纵观古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无不因节俭而昌盛，因奢侈而衰亡。商纣王骄奢淫逸，挥金如土，商纣终日饮酒作乐，奢华无度，导致商朝灭亡。唐玄宗李隆基登位之初，胸怀大志，励精图治，开创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鼎盛时期。然而，在成就面前，他贪图安逸，不思进取，沉湎于酒色，导致“开元盛世”走向衰亡。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是前人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留给后人的大智慧。作为领导干部，我们应当坚持“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思想，重温“两个凡是”的伟大意义，做艰苦奋斗的接力者。艰苦奋斗精神，不仅创业时需要，巩固胜利成果时也需要；不仅物质不富裕时需要，走向繁荣昌盛之时也需要。
2013年6月，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确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内容是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是这十分有意义的事件。反对奢靡不仅关乎党风政风，更关乎社会风尚和民族精神，关乎社会公平正义。
奢靡之风败坏政形象，危害社会风尚。奢靡之风同公款吃喝、公职人员腐败行为密切相关，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奢靡之风腐蚀国家德性，侵蚀民族精神风骨。奢靡是国家德性的腐蚀剂，它与高尚的情操和健康的趣味，与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背道而驰。历史经验证明，节俭往往和刚健质朴的民族精神紧密相连，而沉溺于骄奢淫逸，则会使曾经雄壮威武的民族变得不堪一击。
奢靡之风损害社会公平正义，不利于社会和谐。现在我们国家总体上还不富裕，有一些群众生活比较贫困，但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市场，令人瞠目的天价烟酒、豪车名表消费惊人。奢靡之风使不同群体之间产生消费鸿沟。长此以往，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不利于社会和谐。
奢靡之风的一个现象是公款消费，整治奢靡之风必须强化对权力的制约监督，严格财经纪律，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制度，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整治奢靡之风，需要我们加强自律。离开了自律，奢靡之风即使禁止一时，却难免死灰复燃。铲除奢靡之风，除了需要法律和制度建设，还需要将高尚的情操和朴素的道德植入人们的心底。有时，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建设更为不易。
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这句话出自《宋史·范纯仁列传》，意思是，只有节俭可以使人廉洁奉公，只有宽容可以使人养成好的品德。
廉是为官的本分，也是为官的大德。为官之廉，就是不贪婪，不苟取，不见钱眼开，不贪赃枉法。而廉之根在俭，俭含有约束、节制、节省、朴素之意。持俭才能守廉、兴廉。戒奢有助于戒贪，守廉必须俭约。
保持一颗廉洁之心，就要有一腔淡泊的胸襟。诸葛亮《诫子书》云：“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这篇家训，虽寥寥数语，却字字珠玑，含意隽永，掷地有声，读来着实令人动容，有谆谆告诫之语，更溢满殷殷期盼之情。从《诫子书》中，领悟到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人生真谛，感悟到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的至理名言。
所谓“淡泊”，就是指生活俭朴，所谓淡泊明志，意思是不追求名利才能使志趣高洁。许多人把“淡泊”当作自己的人生追求。淡泊明志，表现的是一种情怀，是一种重视治心修身、培养节俭好学的道德品质，目的是要克服荒嬉浮躁的心态，苦志成学，成就一番大业。
再往上追溯，“淡泊明志”应是儒家“安于贫而乐于道”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孔子的高足颜回，人称颜夫子。其家境贫寒，却乐于学礼习道，在贫困中修身养性，成天乐哈哈的，没有一丝忧惧之心。因此，孔子赞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而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不过，这种安贫乐道，苦中求道的做法，会使人产生厌世的情绪。而诸葛亮的“淡泊明志”说，则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仅仅要求人们做到不图名、不逐利、不贪享安乐，而且还要有远大抱负和政治理想，“淡泊”的目的，是培养自己的品性和理想，是为了实现宏大抱负服务的。
晏婴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字平仲，后人称之为晏子，曾在齐灵公、齐庄公时为官，在齐景公时任国相。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主贵族凭借其世卿世禄的特权，生活极端腐朽堕落，奢侈之风盛行。晏婴虽然身为齐国辅相，却大力倡导俭朴节约，并且身体力行，“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以清廉节俭为齐人所称道。
晏婴平时穿的是粗布衣服，即便祭祀祖先也不过把衣服和帽子洗干净穿上而已。一件狐皮大衣，也只是在出使他国或参加盛典时穿，并且一直穿了30多年。每日粗茶淡饭，正餐也不过是糙米饭，只有一荤一素两个菜。一天，晏婴正要吃午饭，齐景公派人来见他。晏婴因为对方是君王派来的人，所以给以特殊款待，当场把自己的饭菜分成两份，请来人共进午餐。景公知道这件事后，感叹地说：“相国家里竟然如此清贫，我一直不知情，这是我的过错啊！”说完，立即命人给晏婴送去黄金千两，以供他接待客人的开支。
不料，晏婴根本不愿接受，叫来人带回。景公命人再送，他还是执意不肯收下。当景公命人第三次送来时，晏婴对来人说：“请禀报大王，我并不贫困。大王给我的俸禄，不仅足够我供养家人、接待客人之用，还可以用来接济穷苦百姓。所以，我不能接受大王额外的赏赐了！”送金的人感到非常为难，对晏婴说：“相国，我也是奉命办事。您这次再不收下，叫我如何去回报大王呢？”晏婴想了想，说：“既然如此，我和你一起进宫，让我当面向大王辞谢。”
晏婴见了景公，首先感谢他对自己的厚爱，深怕景公再坚持，便先向景公说：“作为一个大臣，将国君的赏赐用于百姓身上，是以臣代君治理百姓，忠臣是不这样干的；不用在百姓身上而收藏起来，那就变成了一个装东西的箱子，仁义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上对不起国君，下对不起百姓，只干守财奴的事，聪明的人是不会干的。所以，请您千万不要再赏赐臣下了。”景公不解，问：“想当年，管仲不也接受了桓公封赏的500个村庄吗？你晏婴为什么要推辞呢？”晏婴便以“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的话相对答，并认为管仲虽然聪明，但在考虑这件事时有失误；而自己虽然愚笨，但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可能是正确的。景公见他把话说到如此地步，也只好作罢。
晏婴平时上朝，总是乘坐一辆劣马拉的破旧车子，有时甚至步行着去。景公知道后，便派人送去新车骏马，可使者连续送了两趟，都被晏婴回绝了。然而，景公还是觉得晏婴乘坐的车马与他的身份太不相称了，所以仍坚持要送他一辆由几匹良马驾的好车，于是第三次派人送去，可还是被晏婴拒绝了。景公非常不高兴，责问他为何不收，晏婴说：“您让我管理全国的官吏，我深感责任重大。平时，我反对奢侈浪费，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以减轻百姓的负担。我若乘坐好车好马，百官们便会上行下效，奢侈之风就会流毒四方。假如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就再也无法禁止了。”
至于住的，晏婴的相府地处闹市，且阴暗狭窄。齐景公要为他修造僻静宽敞的新宅院。晏婴搪塞说，我家世代住在这个地方，倘若因为我的贪得无厌而迁移，未免对不起先人。况且房子虽然古旧一些，但它临近热闹的市场，交通方便，对周围的环境十分熟悉，日久生情，已经习惯了。但齐景公并不死心，趁晏婴出使他国之际，为他新建了一处豪华的相国府。晏婴回京之后，马上从新相府搬回了原来低矮狭小的住处，同时将新相府加以改造，分配给了原来住在那儿的人。
晏婴身居高位，却如此不贪享受，心系黎民，其高洁的情操，正是“淡泊明志”的生动体现。
古往今来，“淡泊明志”者层出不穷，不计其数。像魏晋时期的“建安七子”，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等等。这些高雅之士心里装的是天下和百姓，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因而人品高洁，英名永垂。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保持一颗淡泊明志之心，才能守得住清廉，才能建立自己的威信，赢得他人的信任。在现实生活的诱惑面前，领导干部能否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这对自己是一场大考验。如果整日大吃大喝，习惯了便会贪而不悟；如果整日追求锦衣豪宅，可能越陷越深。贪欲似火，没有节制就会燎原；贪欲如水，没有遏止就会泛滥成灾。人一旦贪起来，必然没有止境，甚至近乎疯狂，越贪越不知足，越不知足越是贪求，以至沦于万劫不复之中。解决贪的问题，就要淡泊名利、安于清贫、严于自律，做一个心有所畏、行有所止的清醒之官、明白之官、智慧之官。
淡泊是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和做人为官的操守。淡泊可以明志，能使人清醒，使人审时度势，自觉做到揽镜自照、反躬自省，经常查一查自己的问题、想一想自己的后果。淡泊是党员干部的价值观，领导干部只有看淡权力、地位、金钱，才能遏制过多的追求，坚守理性的底线，只有把名利看淡，才能做到心清气正、无私无畏，远离低俗与灯红酒绿的世界，不为金钱所动、不为美色所惑、不为名利所困。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于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上，把精力倾注于脚踏实地地干工作中。实干，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成就无悔的事业。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这句话出自北宋司马光的《训俭示康》，意思是，由俭朴变为奢侈容易，由奢侈变为俭朴则十分困难。
这句话是司马光写给儿子司马康的“家训”。司马光认为节俭是人的可贵品德，是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他还举了宋仁宗时的宰相张知白的例子。张知白虽位列三公，生活却很简朴，住房、衣服、饮食与当官前基本一样。有人见他的生活没有变化，就劝他说：“大人的月俸已经很高了，但生活却这么清苦，为什么就不设想改变一下呢？”张知白摇摇头，感叹地说道：“你说的没错，就凭我今天的俸禄，已经是朝臣中最高的了，即使按王侯的标准过生活，那是绰绰有余的。但是，你想过没有，我的宰相位置并不是永远不动的，也不可能长生不老，如果我的家人习惯了过王侯那样的奢侈的生活，一旦没失去了我的俸禄，他们就不能马上适应简朴的生活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还不如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一直过着这种平常的生活。这样的话，即使我百年归世了，我的家人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为什么说，“由俭入奢易”呢？因为过惯了贫穷的日子，一旦掉到富贵窝里，容易忘乎所以，容易被眼前的享受所迷倒。打个比方，一个叫化子突然拥有了一笔财富，第一个想到的是如何去享受，以弥补过去的苦日子。这是人的本性。
在历史上，明末李自成发动农民起义，率领将士身经百战，舍命拼杀，吃了不少苦。李自成本来出身贫苦，在长期征战中，提出了“剿兵安民”的口号。并且提出“杀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女者如淫我母”，严肃军纪，并且下令“三年不征，一民不杀”。因此受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的拥护。所以李自成的军队军纪严明，战斗力强，再加上百姓拥护，得以迅速的扩张发展，最终成为推翻明王朝的主力。然而，一旦攻入皇城，皇宫里的荣华富贵一下子全归自己的了，手上还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李自成和他的将士们开始腐化起来。进入北京后，将士们耽于享乐、沉湎酒色，士兵们目无法纪，肆意而为。特别是挖空心思地搜索财物，中饱私囊，严重地败坏了起义军的形象，丧失了民心。虽然李自城的失败衣多种多样的原因，其中没有严格约束军队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1949年3月23日，在毛泽东提倡阅读《甲申三百年祭》后的第五年，全国解放已成定局，当中央机关离开河北西柏坡，搬迁到北平的前夕，毛泽东临上车前，向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同志说：“我们是进京赶考的。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一定要考出个好成绩。”
为什么说，“由奢入俭难”呢？一个人过惯了富足日子，享受了荣华富贵，如果要勒紧裤带过日子，确实要经历内心的熬煎。举个例子，一个天天吃大鱼大肉的人，有朝一日让他吃菜咽糠，恐怕的确难以下咽。而避免这种尴尬局面的最好方法，就是自始至终要艰苦奋斗。靠着艰苦奋斗，共产党人率领全国人民夺取了政权；靠着艰苦奋斗，共产党人率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初步胜利。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仍然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继续过紧日子。
当然，过紧日子，并不是过苦日子，也不是该吃的不吃，该穿的不穿，像清教徒和苦行僧式一样。过紧日子，是说我们在物质条件得以改善时，仍要精打细算过日子，仍然发扬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不能放纵，也不能奢靡；是说我们在经济条件改善的情况下，仍然勤奋工作、勤勉敬业、无私奉献。
能否过好紧日子，是领导干部从政能力的试金石。为此，领导干部要带头勤俭节约，花好用好每一分钱。要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严格约束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公务活动中，要杜绝大手大脚讲排场、比阔气、盲目攀比的恶习，坚决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当然，在攸关民生问题上，则不能缩手缩脚，为群众该花的钱，一定要花、该办的事一定要办。
古人说，“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过紧日子，领导干部就要带头以“俭”为先。持家也好，治国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俭”出了作风，“俭”出了效率，也“俭”出了精神。越是在困难时期，越需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勤俭办事，带头过紧日子。因为领导干部的作风本身就具有导向功能，群众从领导干部身上看党的形象，并以他们为榜样，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
要过紧日子，领导干部就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培养爱学习、爱看书的生活乐趣。通过看书学习不断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提高文化素质。养成勤于锻炼的健康方式，改变过去以车代步的生活状态，放下身段，在业余时间经常与群众一起参加体育活动，体验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融入到群众的生活，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走入群众中去，获得群众的认同。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
这句话出自《尚书·大禹谟》，意思是，在国家事业上要勤劳，在家庭生活上要节俭。
北宋杰出的史学家司马光，一生高官厚禄，地位显赫，却清廉自守，从不贪奢。当许多王公大臣们在京城里盖豪华的深宅大院时，司马光却在一个偏僻的陋巷里深居简出。有年冬天，一位客人前来拜访，竟然发现司马光的客厅里连个火炉都没有。客人冻得浑身发抖，司马光忙叫仆人端来一碗姜汤，客人喝完后才稍为暖和了一些。后来，司马光为了解决过冬时的寒冷问题，便想出了一个挖地窖的办法，因为地窖里冬暖夏凉，所以冬天他就在地窖里工作和接待客人。因为这件事，京城里就有了“皇家钻天，司马入地”的谚语，意思是说，皇帝和王公大臣的宅第越盖越高，可司马光的房子是往地下打窖越挖越深。这一谚语是对司马光俭朴生活的真实写照。
司马光的妻子因病亡故时，他连埋葬费也拿不出来，只得把三顷薄田都典出去，才换回钱来把妻子的后事办妥。司马光的俸禄和赏赐每年得到不少，但大部分都用来周济了衣食无着的贫苦人。其中，有个本乡人庞籍中年病故，留下孤儿寡母，很难维持生活。司马光见此情景，就将庞籍亲属接来同住，视为一家人。他每年还要拿出许多银钱去救济穷人。正因为这样，他常常人不敷出，致使家中囤无余粮，库无存银，一遇紧急用钱之时，也就只能典卖土地救急了。
司马光以仁为本，主张宽待百姓，尤其要宽待农民占他认为农民是国家的基础，无民即无国。因此，他一再反对朝廷增加农民的田赋徭役负担，主张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也富裕起来。司马光目睹那些王公贵族终日挥霍无度，声色犬马，而百姓却人不敷出，温饱都成了问题，不禁痛心疾首。有一年，许多州县发生灾荒，庄稼收成减半，百姓受饥挨饿，甚至卖儿卖女，而朝廷上下却仍然过着歌舞升平的生活。司马光敏锐地察觉了这一不正常现象，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的饥民随时可能暴动，他坚决要求朝廷罢赐罢宴，拿出钱粮，赈救灾民。
又过了些时候，宋仁宗将大批金银珠宝、丝绸绢帛掌赐各位大臣。众大臣看到眼花缭乱的宝物，都乐不可支。独有司马光并没有为之所动，他劝谏皇上应节省开支、舒缓民力，他还把所得的赏赐之物全部交给谏院，以充公用。由于司马光能够清廉自守，所以名震四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爱戴。史载，他担任宰相时，京城里欢迎他的人在街上围得人山人海。
北宋文学家苏东坡被贬官来到黄州时，生活十分窘迫。为了渡过难关，他订出了一套开支计划：把自己的收入分成12份，每月一份；然后又将每份分为30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为了严格执行这个计划，他把每月分好的份钱挂在屋梁上，每日清晨挑下一包来用，只许结余不许超标。剩下的钱，则装入竹筒保存好，以备不时之需。后来，他官复原职，又回到朝廷，但生活仍然十分节俭。他规定每餐只能用一饭一菜，有客留饭也只是另加两个菜，如果不违反规定，就宁可绝食。一天，一位老朋友久别重逢，请苏东坡请进餐。苏东坡特意嘱咐老友不可大操大办。可是，当苏东坡发现酒席准备得相当奢华时，立即婉言拒绝，告辞而走。这位老友感慨地说：“当年东坡遭难时，生活那么节俭；没想到他如今身居高位了，还是这样啊。”
在我国的公务接待中，有“四菜一汤”的规定。相传为明太祖朱元璋首倡，后来，由周恩来总理敲定成为公务接待，特别是国宴的标准。关于“四菜一汤”的来历，这里有一个传说故事。说是朱元璋的皇后过生日，各路人马都来贺寿。宴席开始时，朱元璋吩咐上菜：第一道菜是炒萝卜；第二道菜是炒韭菜；第三道两大碗青菜；最后一道是葱花豆腐汤。参加宴席的大臣不解，朱元璋解释道，“萝卜上了街，药店无买卖”，“韭菜青又青，长治久安定人心”，“两碗青菜一样香，两袖清风好丞相”，“小葱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洁如日月”。人们一听，这才明白皇帝的用意。接着，朱元璋宣布：“今后不管是谁请客，最多只用‘四菜一汤’，谁要是违反，严惩不怠。”从此，“四菜一汤”的规定传到民间，逐渐成了现代廉政的榜样。
眼下的奢靡之风，已经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虽然不能全部归结于领导干部的行为，但是领导干部的好恶对这种奢靡之风的蔓延，是负有责任的。有道是，局长敢吃一头牛，处长就敢吃一头猪，科长至少也敢吃一只鸡。要扭转这种不良风气，领导干部首先要带头。所谓“打铁还得自身硬”，不让大家干的事情，自己首先不能干。
其实，我们只要认真反思，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某些公务招待、大型会议、部门聚餐……不仅繁琐冗长，而且毫无必要，完全可以把这些活动的经费和时间节省下来，做更有利于民生的事情。这不仅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的呼声。
为此，领导干部要认真执行党中央一系列关于廉政自律的规定，持续开展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活动，坚决按照廉洁、勤俭、务实的原则，带头消除“舌尖上的浪费”，管住“车轮上的腐败”。让廉洁自律、勤俭节约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一是坚持一个“俭”字。孔子提出的“温、良、恭、俭、让”五大德目中，俭是重要的一目；孟子提出“恭者不悔人，俭者不夺人”，意为一个人倘若在为人处事方面做到恭恭敬敬、彬彬有礼，就不会去欺侮他人，倘若能在生活上保持俭朴，不贪嗜财货，自然就不会去掳掠他人财物。
二是抓好一个“节”字。毛泽东提出“节省每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现在，党中央更是倡导“厉行勤俭节约”，从总书记，到国务院总理，他们每到一个地方调研，吃简简单单的饭菜，穿大方朴素的衣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领导干部只有保持厉行节约、勤俭办事的工作生活作风，把心思用在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上，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才能更上一层楼。
勤俭节约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必需、是持家之本、是安邦定国的法宝，有利于防止腐败，能大量降低社会生产的成本。每一名领导干部都应当始终牢记“富民之要在于节俭”，要常常读史书、读典故，在历史、榜样的力量带动下，努力做一个人民群众所喜的人。要努力贯彻党中央有关改进作风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把认识统一到十八大精神和八项规定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这句话出自宋代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意思是，忧患劳苦，可以使国家兴盛；一味贪图安逸享乐，就可以葬送自身。
在清代，有个“天下第―廉吏”于成龙的故事。他历任知县、知府、按察司、大学士等职。在20年的宦海生涯中，他以不凡的政绩和清廉的生活作风，深受老百姓的好评。1661年，40岁的于成龙抛妻别子，千里迢迢到广西罗城任知县。罗城县地处偏远地方，时遍地荒草，经济落后。城内只住着六家居民，和数间茅屋，所谓县衙门，也就是三间破茅屋。于成龙无处落脚，只好寄居在关帝庙里。由于缺衣少食，和他同来的五名仆人要么病死，要么逃跑了，只留下一个铁杆仆人跟着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成龙仍然以坚强的意志，抱病公干。在任职期间，除了朝廷给的俸禄，他从不动用官银一分一毫。他的饮食，是早晚喝粥，中午吃碗面饭，几乎见不到肉。老百姓见县令这么清苦，就凑点钱物给他送去，可被他谢绝了。老百姓们跪着恳求他收下，仍然被于成龙好言好语退回去了。
有一次，于成龙的儿子从山西老家来看望他。老百姓知道后，又决定凑些钱让他儿子拿回去补贴家用。于成龙面对百姓的一片盛情，深受感动，可就是不收大家的银子。他一边给送银子的百姓作揖致谢，一边恳切地说：“大家的心意我领了，但我为大家办事，是奉朝廷之命。朝廷已给了我奉禄，希望大家不再给钱了。”儿子临行前，于成龙将一只腌鸭割了一半让儿子带回老家，民间因此传道：“于公豆腐量太窄，长公临行割半鸭。”
于成龙为官清廉的事迹传开以后，有人举荐他担任了四川合州的知州，后又做了福建按察使、任直隶巡抚、江南总督，成了管辖一方的封疆大吏。于成龙的官越做越大，生活上去越来越简陋，廉洁之气不减当初。为扼制朝廷官员的腐败奢侈风气，他带头过着俭朴生活，日子过得极为艰苦。到直隶任职时，他以糠杂米为粥，和仆人同吃，在江南他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佐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老百姓都叫他“于青菜”。
节俭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共产党人战胜艰难困苦的精神动力。胡锦涛同志曾经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节俭意识，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带领广大群众不断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例如，在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严格厉行“务实高效、勤俭办会”的会风，会场布置简洁、大方，没添置新的办公设备，照明采用节能灯；代表桌面上摆放的是环保笔、再生纸；从人民大会堂到驻地，代表乘坐的是国产车，活动安排事项则用短信通知。
领导干部奉行节俭，既是一种生活处世的态度，也是一种从政道德和智慧。它是党中央提出的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也是我们党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反腐倡廉的根本需要。然而，随着经济条件的提高，在生活中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风气，也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例如，网上曾传开的一个福建闽侯县某酒店的菜价，是大花蟹每斤188元、河豚每斤188元、大九节虾每斤388元、澳洲龙虾每斤388元……当地一位从事接待工作的人员透露：这个装潢得金碧辉煌，里面布置的豪华气派，菜价十分昂贵的酒店，是该县的公务接待的定点酒店。县里的交通局，县计生办、建设局、政府办、机关局等政府部门，都是在这家酒店消费。此事在网上一公开，立即引来强烈的反响。
与此相对应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节俭。2012年12月2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驱车300多公里来到地处太行山深处的河北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并在宾馆里吃了晚餐，餐单有“四菜”：红烧鸡块、阜平炖菜、五花肉炒蒜苔、拍蒜茼蒿；有“一汤”：猪肉丸子冬瓜汤；有“主食”：水饺、花卷、米饭和杂粮粥。
公款吃喝已成为社会公害，这一突出问题已损害了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造成社会资源和国家财产的巨大浪费。诚然，如果在节日里，大家聚会，推怀换盏“奢侈”一把，也无可厚非。但要有节有度，不可大肆挥霍放纵。
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和物质条件的改善，节俭的意识和节俭的行为会发生一些变化。于成龙吃糠咽菜为节俭，如果我们也回到那样的生活，肯定是不实现的。无论如何，即使“节俭”的标准“提高”了，节俭意识仍然要加强。在任何层面上，无论是在家庭、企业，还是社会、公共财务等各个层面，如果我们缺少这种节俭意识，大量浪费社会资源，那么这个社会是不能做到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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