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从现在起，以后的感恩节和圣诞节我都要和爸妈一起过了。妈妈每年都会把那棵撒满霜花的假圣诞树放在墙边，缠上泡泡糖颜色的彩灯，除此之外便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喝的只有澳大利亚黄尾袋鼠西拉红葡萄酒。对这样的生活，我早有心理准备。
我不记得坐车回哈里森家，不记得收拾行李，也不记得我们登记住进了渡口附近的一家三星级酒店。我吃了内尔的一颗药，它把这些事从我的脑海中统统擦掉了。
推门走进我们的大床房时，已经过了午夜。我的肚子仿佛已经瘪到了后腰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起电话，昏昏沉沉地拨通了客房服务电话。“尊敬的客人晚上好。”居然是自动答录机，“本酒店仅在上午八点至晚上十一点之间提供客房服务。早上我们将为您提供免费早餐，欢迎——”
“已经下班了。”我本想把听筒猛挂在机座上，却不小心挂偏了。听筒直接摔在地上，像具死尸一样一动不动。“我快饿死了。”我有气无力地说。
“好吧，鬼家伙。”内尔脚下仿佛踩了轮子，行动起来平稳、优雅、从容。她打电话给前台，好声好气地提出了我们的要求。随后她点了芝士、鸡爪、薯条、冰淇淋三明治。后来那些东西全都进了我的肚子。我怀疑最后我睡着的时候，嘴里还衔着一根薯条呢。然而这一晚我睡得极不安稳，就像沉在水中一样，时不时地醒来就需要把头伸到窗外的黑夜中呼吸新鲜空气，最后是内尔的药让我重新回到了水底。可不管怎么说，我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
纪录片不得不重拍一部分。做出那个“会让我后悔终生”（妈妈的话）的决定之后，我和亚伦以及他的摄影师在洛克菲勒中心以东几条街开外的一个小录音棚里又见了一次面。
我还有了份新工作。如今我是《光辉》杂志的专题总监。职位虽然够高，但这本杂志的影响力却远远不及《女人志》，而其名气更是无法与《纽约时报杂志》相提并论。至于后者那个机会，洛洛说我们只差一步，但她想不通的是我竟然放弃了。
“他们开出的薪酬比那边要高出三万多呢。”我晃了晃光秃秃的无名指，“我需要钱。我欠了一屁股债要还，等不及啦。”
“真舍不得你。”她最后说，“但我理解。”我清理办公桌那天，她对我说总有一天我的名字会再度出现在她的刊头。我感动得眼泪都涌了上来。她连忙安慰我说：“还记得你写的那篇文章吗？永远不要在办公室里哭泣。”她冲我眨了眨眼，随即大步回到走廊里，喊着数媒总监把她要的封面编号送过去。
我以为，手指上失去了那神奇的重量我定会非常不习惯。它是我与外界沟通的重要渠道之一，是我俯视他人的资本，因为有了它的存在，才能证明我的人生目标都已经实现。如果我说我一点都不怀念那闪着诱人光芒的绿宝石，那肯定是撒谎，但我确实并没有像我原本设想的那样对此耿耿于怀。当有人邀请我共进晚餐时，我心里也会暗暗期待，也许这次遇到了对的人，他会不折不扣地爱上我，爱上我的一切，就像在盖瑞特和其他许多人眼中卢克爱我那样。也许他不会惧怕我的疯，我的傻，我的怪；也许他能无视我浑身扎人的刺，发现我的温柔与可爱。他一定是个心胸开阔、善解人意的男人，懂得勇往直前并不意味着不能谈论过去，不能为过去流泪。
“你还记得该怎么做吧？”亚伦问。
“说我的姓名，片子播出时我的年龄，以及当年事件发生时我的年龄。”上一次面对镜头自我介绍时，我用的是阿尼·哈里森那个名字。当时的我信心十足地认为，纪录片播出时我肯定已经嫁入了哈里森家。现在我不得不重拍第二遍好纠正这个错误——穿上和当初一模一样的衣服坐在镜头前。他们会把所有的镜头拼接在一起，看上去就像一气呵成的一样。我的过去和现在就像地震中的大陆板块一样碰撞在一起，它制造出的裂缝重塑了我人生的过程，但这些已经不必提及。我已经无法从《女人志》借到那些衣服，而它们每一件都价格不菲。
亚伦向我竖起大拇指，并朝他的助手点点头。现在我已经能看懂他的手势了——亲切，没有半点虚情假意的逢迎。
如果一切都没有改变，按照原来的计划，亚伦给我打电话时，我本该在某处海滩上晒太阳，惬意地享受我的蜜月假期。他的电话改变了一切。
“你说得没错。”他告诉我。
当时我正在咖啡店里排队买咖啡，不过为了保留一点隐私，我让出自己的位置，来到了一条走廊上。
“片子我看过了。你和迪恩当时都戴了麦克风，摄影机把你们的对话全录下来了。”
我把手机紧紧贴在耳朵上，长长舒了一口气。我很高兴迪恩用了“强奸”那个词。它的治愈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但那不是我让他如此说的唯一原因。我为《今日秀》拍过不少片段，知道只要嘉宾戴了麦克风，摄影机几乎能录下一切：于是无意之间就爆出了某人对萨凡纳粉色连衣裙的恶毒评论；某人因为紧张，在上镜之前去洗手间尿尿。迪恩如今也是个名人，他对此应该心知肚明。我并不是非要逼着他坦白那天晚上的事，我也没有打算在他的话上大做文章，我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我担心自己忽然之间可能会无视卢克的劝阻，毅然谈起那天晚上的事。如今既然我和哈里森家再无瓜葛，那我自然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这么说，我们可以用上咯？来证实我的话？”
“我不得不承认，作为导演，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兴奋，因为这绝对是谁都搞不到的独家新闻。”亚伦这样说，“不过作为你的朋友——”朋友，为这两个字，我曾经嘴角上扬。“我觉得这也是个意外之喜。你有权利让公众知道真相。只是——”他叹了口气，“这样做势必会招致很多人的反对，有些人恐怕会非常愤怒。我不知道你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
咖啡店的后门打开了，一名员工将一袋垃圾扔进了垃圾桶。我等着他重新回到厨房里去。“愤怒是正常的。”我尽量用宽宏大量的语气说，“毕竟他们对我做了那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说的愤怒不是对他——”品出我话中的讽刺味道后，亚伦的话戛然而止。“没错。”他说。随后他又用充满理解和义愤的声音代表我说：“没错。”
打板器咔嗒一声响，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可以说话的人只有我。亚伦冲我点点头：开始。我坐直了身体，面对镜头说道：“我是蒂芙阿尼·法奈利，今年二十九岁，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事发那天，我才十四岁。”
接着亚伦说：“再来一次，这回只说名字。”
打板器最后一次响起。
“我是蒂芙阿尼·法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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