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人的优良基因是会被遗传的。我把父母给我买的精美文具、玩具都拿出来摆地摊开始大甩卖。上小学的我在当时应该算得上是摆地摊的鼻祖了，生意做得有模有样，一个星期下来也有十几元的收入，我全部拿去买了漫画书。对于收支状况我并不满足，于是开展了第二项业务，野心勃勃地搞起了无证抽奖。每天放学回家我就召集同学们去参加我的抽奖活动，我的忽悠能力不可小视。每天放学后我的摊位前几乎人满为患造成交通堵塞。五毛钱一抽，奖品种类繁多，钢笔，卷笔刀，不粘胶，变形金刚，还有爸爸从国外带回来的各种玩具和巧克力。终于这件事情被一个倒霉蛋给告发了，因为这孩子是冲着变形金刚来的，却连续三次抽到卷笔刀。老师没收了所有赃物和赃款，并把我遣送到父母面前。显然幼小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做生意要打点黑白红三道，而那倒霉蛋的孩子显然再次扮演了黑道勾结白道的角色，果不然第一次创业就被黑道给坑了。然而这次父母并没有给我一顿竹笋炒肉，这让我觉得尤为奇怪。大概父母终于在我身上发现了潜质，找到了对我的培养方向。
一开始我们住的是母亲学校分的房子，三室一厅，不大不小，生活安逸，之后父亲又在外面买了一套商业住宅。从这一点来说父母那一代也远比我们这一代要幸运得多，当我们考高中时，中考开始分流；当我们考大学时，高考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当我们毕业就业时，还没上岗就面临着下岗；当我们要买房结婚时，房价简直毁了我们这一代。这让我们这一代人不得不沦为世人皆鄙的“啃老族”，啃着啃着我们的心态就会越来越老，与置身死地而后生相反的是不劳而获，而不劳而获容易导致不思进取。这种状况很难得到平衡，儿子大了要买房子娶媳妇，女儿没点家底也逐渐沦为剩女。其实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尴尬，时代造就的尴尬让我们活得不够潇洒，活得拖泥带水。然而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说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我的成长有点离经叛道，母亲是做教育的，所以对我的管教十分严厉。父母和所有的家长一样望女成凤，儿时带我去学钢琴，我却把乐器室的架子鼓给敲破了；他们带我去学画画，我却把老师家鱼缸里的金鱼给弄死了；把我丢在家里，我溜出门自学学会了游泳，当我不小心掉进河里，以一种天性的狗刨式爬上河岸的时候，母亲闻讯赶来惊出了一身冷汗。我是阎王不要的小孩。当然也正因为我的种种恶行，父母搬出了清朝十大酷刑。我每周要饱吃一顿竹笋炒肉，边吃边掉着眼泪，嘴里还要喊着“打不疼，打不疼”。“打不疼”其实是一个病句，当时还没上小学的我却浑然不知。除此以外，家里的衣架也因为我的存在而更新换代得很快，我或多或少也为拉动消费、带动内需做出了一些贡献，不觉感叹一句：没有白活呀。
小学四五年级，我经常和小区的同龄的孩子打架，从A到Z打了一圈，打完了小区的孩子，又在学校的班上开战，我把同桌的男生打得他的母亲哀求老师要求换座位，我眼见着这位母亲差点儿哭出声来，猛生恻隐之心，此后我便收敛了很多。当我觉得自己正在由“假小子”向“淑女”蜕变时，在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看见两个校外小流氓欺负一个女生，过去就给那两个小流氓下身两脚，踢得他们疼得差点昏倒过去，我抓起那个女生的手就跑。就这样这次蜕变宣告失败。
“妈妈，我是见义勇为的英雄人物啊，为什么这么多年就被埋没了呢？”我常常感叹。
“你还说这个，那两个小流氓后来找了一帮小流氓去你们学校找你报仇，要不是我去你们学校给你们教务处说了这个事情，他们采取了安全措施，你还不知道被别人欺负成什么样了。你这孩子从来没让我们少操心，比养儿子还累。”妈妈呈咬牙切齿状。
我们家住的小区里，大约是把毛泽东思想贯彻到骨髓里去了，“修长城”的“修长城”，“斗地主”的“斗地主”，干得是热火朝天。母亲不喜欢麻将，不喜欢站在小区门口说三道四，她喜欢关起房门家长里短。她虽然喜欢唠叨却为人清高正直，她看不惯她们学校那些事。大学的职工家属也经常通宵打麻将，其实这也很正常，所谓大雅的背后都有大俗，站在讲台上吞食粉笔灰的灵魂工程师们在台下也要工程一下自己的精神和物质欲望。每个人都有卑微的时候，因为人本来就是卑微的。而这个世界也都是恶俗的，所以姑嫂们为了麻将那点破事而吵架也是家常便饭。桌头吵架桌尾和，总不能闹得个三缺一跟憋尿似的，憋出肾炎来如何是好。
母亲学校一位夜大毕业的女同事绿绿，从一名代课老师在短短两年内摇身一变成为行政部副主任，另一个电大的女同事红红也摇身成为了办公室秘书。而有师范正规文凭的母亲还在辛辛苦苦带着学生。这事很有趣，在一次全校老师聚会上，校长和相貌姣好的绿绿跑到隔壁小房间，也不知道是借着喝酒的那股劲还是利用酒的掩饰，总之在他们欲火释放的时候，红红从沙发后面跌跌撞撞地冒了出来，大约是喝醉了在这房间休息来着。这一偶然的剧目其实是上天安排给红红的鸿运高照。有时候天上真的会掉馅饼，这次掉下来的还是扭打在一起的开心麻花。于是她们两个就这样一上一下平步青云起来，关键在于这两人纯粹两个草包。母亲只有辛辛苦苦地埋头苦干着。
我的父亲是做钢材生意的，据说父亲对母亲是一见钟情。当年学校文艺演出，正逢父亲去学校跑业务，看到在舞台上跳舞的母亲，就傻了眼。母亲年轻的时候也是美女一个，追求者也是可以列队阅兵的。在父亲每天爱心午餐的疯狂攻击下，我的出生有了契机。他们终于结婚了。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每天下班回家，还要做家务，任劳任怨，总是把我和父亲照料得很好，她的婚姻生活也因此而幸福美满。一个会赚钱的老公，一个漂亮的女儿，衣食无忧的生活，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还有什么奢求呢？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幸运女神也总是那么吝啬。父亲因为生意经常出去应酬，到了我上初中的时候，几乎一个月看不到父亲，每天我还没起床父亲已经出门。而父母的争吵也在与日俱增。直到有一天一个女人跑到家里来和母亲谈判，我才明白，原来父亲在外面有了其他的女人。母亲因此和父亲大吵一顿，带着我回了娘家。其实在当时，上初中的我并不太明白所谓背叛家庭的真正意义，即便我已经到了发育的年龄。在当时，中国青少年的思想与其身体的发育并未同步，而是滞后的。以至于当我听说我的好朋友和她的双胞胎哥哥睡一张床的时候，突兀地冒出这样一句话：“那你搞不好会怀孕哦。”那女孩听罢急得哭起来，叫我陪她去医院做检查。
因为这样一件事情，父母的感情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但是在当时他们考虑更多的是我的未来。等到我上高中以后，为了让我考上重点大学，父母为我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这位家庭教师名叫方月亮，是南京大学大二的学生，从云南的一个小镇考到南京来，是当年他们县的高考状元。由于家庭贫穷，向学校申请了助学金，家里也向乡里乡亲借了不少钱作为学费，所以大一便出来当家教打工赚钱。
这位家教姐姐说话特别温柔，这就是我当时对她最强烈的印象。正是基于这种温柔，我特别能够接受她的辅导。有了家教的辅导，我高中一年级的成绩在全班一直保持前十名左右。因此母亲跟这个家教签了两年的合同。我的成绩上来了，父亲出去应酬的次数也在与日俱减。母亲似乎看到了从前那个幸福的自己。其实人从一降生就开始走向死亡，这是由时间的单向性决定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却有很多个轮回，幸福当然也是其中一种元素。就连往年被父亲忽略的结婚纪念日这次也准备得很精心。父亲亲手下厨做了一桌子美味，买回蛋糕红酒，来庆祝这样一个十几年才庆祝一次的结婚纪念日。父亲让我这天住表妹家，说是要和母亲过二人世界。我开心地点点头。晚上母亲逛街回来，推开门一看，房间没开灯，客厅点着几根蜡烛，随口便问道：“今天家里停电了吗？”正在这时父亲捧着一大束玫瑰走出来，对她说：“老婆，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你忘记了吗？”母亲顿时被此时此刻的场景吓住了。十几年都没过结婚纪念日了，突然来这样一个惊喜，还真让人接受不了。
鲜花，红酒，蛋糕，烛光晚餐，除了甜蜜还是甜蜜。母亲觉得自己十八年的煎熬终于熬出了幸福，就仿佛一道熬了很长时间的高汤，味美而营养丰富。烛光之间，恍如隔世。时光仿佛将自己带回了十八年前的热恋中。而恍如隔世的感觉也只是因为时间在作怪吧。也正因为时间的作怪，我眼见着自己的家庭老师变成了自己的继母。在那个结婚纪念日的当晚，母亲不仅收到了鲜花美酒，她还收到了离婚协议。在一个惊喜之后再来一个重创，这不是对一个女人的补偿，而是对自己良心的安慰。这种对自己良心的安慰其实加剧了对方的痛苦程度。一个人从平地掉到谷底受的伤比他从云端掉到谷底要轻很多。在法庭上我被判给了母亲，从此我们娘儿俩相依为命，相濡以沫。
离婚，如今几乎成了一种常态。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无法把握的是人。爱情不是静止状态，是一个流动状态。婚姻似乎成了流动爱情的容器，而这个容器在时间的洪流里变得越来越易碎。都说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没错，如果只是一个人的事就好办了，因为你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在这样一个流动状态下，能保持类似静止的状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一种智慧，一种很高深的智慧，为什么人人都在为爱情苦恼伤心难过之后，又再去寻找，因为人们需要快乐的感觉。如果你拒绝痛苦，你也就拒绝了快乐，拒绝了爱。如果你能一直拉着你身边这个人一起，像车子的左右轮胎一样一起前进，那么这样长久的事倒不是不可能。只是你也许能拉住对方，但是最后却是对方没有拉住你。所以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好友问我对未来有信心吗？我的回答是事业上有信心，爱情上没有。好友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我的眼神却持续迷茫。
然而在那个年代里，离婚并没有现今这么普及，所以不仅母亲，就连我自己也是遭受到一定打击的。高三时，老师要求写作文“我的爸爸”，我在那一节课上一直把头埋在臂弯里。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只知道当时的自己是痛苦的，一种背离幸福的痛苦。
一年以后，我对男欢女爱的事情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这种了解是带着偏差的。某天母亲对我说：“你父亲要来看你，你自己去见他吧。”我记得那天我在书包里放了一把小刀，母亲问我为何。我说：“只要是个女人他就有兴趣，所以我要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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